作者：李家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3月，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支海上力量联合制定并公布了最新版的《前沿、介入以及准备：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Forward Engaged and Read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这是美军近八年来首次对其2007年版海上战略进行修订，以应对地缘政治、安全和财政环境以及技术形势中的新近变化，回应包括《2012国防战略方针》、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土安全评估》在内的新战略指南的更新要求，指导未来美国国家海洋战略和政策，继续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该海上战略刚一出台，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海内外学界、政界和军界的热议。

　　亚太海洋战略新形势与美国海上战略新动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安全环境日益面临复杂多变和相互联动的地缘政治变化以及不断增长的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多重挑战。海上领土争端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来自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的持续威胁不断扩大，对海上商务尤其是能源运输的威胁也在增大。此外，在西太平洋地区，中日钓鱼岛及东海划界之争与南海岛礁归属争端屡屡激化。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重要性日渐增长。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离海洋不到几百公里的区域内，而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就囊括了世界10个人口大国的8个。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同途经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大量贸易息息相关。这片广袤海域的地理显著性、经济重要性以及安全攸关性，决定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和维护该地区安全、稳定以及繁荣将日益依赖海上军事力量。美国认识到，海上军事力量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美国国家力量与安全及国际威望的关键基础。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美国新版海权战略筹划在该地区推进前沿军事存在和伙伴关系，打造可靠、灵活、机敏和常备不懈的未来海上力量，以履行如下海军使命：保卫国土、促进稳定、遏阻冲突、慑止战争、危机反应、击败进犯、保护公海、保持行动自由、加强伙伴关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实现全球经济体系的长期安全、开放和自由。为了完成这些使命，美国将增加部署在这一地区的舰船、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部队。美国海军还将为该地区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现代化的部队。到2020年，美国海军将拥有一支超过300艘舰船的舰队，其中包括11艘航母、33艘两栖攻击舰和1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前沿地带部署的舰艇将从2014年的97艘增至120艘，到2020年时，美国海军将把60%的舰艇和飞机部署到印太地区。可见，美国海洋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处于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全球军备竞赛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亚太地区。

　　除了增加在海外前沿基地的驻军、强化战区内的军事存在以及依靠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基地网等手段以外，美国海上军事力量还通过与全球海上盟国和伙伴国培养和维系海洋合作关系、扩大海上安全合作行动、共享海上领土意识、开展更一体化的常规联合行动及更长久的建设性多边参与等多种方式，力求组成一个可以使海上军事力量变得更强大的“全球海军网”(global network of navies)。美国希望汇集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海上国家和组织，特别是在亚太国家之间深化安全合作、参与东盟等多边机制，应对共同的海上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并促进全球安全和繁荣”。

　　长期以来，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一直在强化组织、训练和装备，以便履行四项基本职能：威慑、海上控制、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由于使用全球共同资源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份最新的海上战略还引入了第五个职能：“全域进入”(All Domain Access)，并将其列为美国海上力量五项基本必备能力之首。这项职能确保在任何领域都拥有适当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些领域包括海上、空中、陆地、太空、网络空间以及电磁波谱等六大空间。为了获得全域进入能力，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长期盟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合作，并继续培养同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的伙伴关系。

　　中国海权发展战略与中美海上安全的竞争与合作

　　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日益频繁、彼此间的合作日趋增加，不过部分美国政界、军界人士和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的认识还是有一些偏差，比如说他们认为：中国军力崛起并超越日本、中国军事开支的日益增长、中国海上力量的井喷式发展、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和中国在周边海域展现出“咄咄逼人的示强行为”、中国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国海军巡航大洋成新常态、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先进反舰导弹、094型核潜艇、“巨浪-2”潜射导弹以及“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等一系列尖端武器入列服役等一系列的事例(其中不乏主观臆断)，对美国海洋权益和当代海上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这种错误的认识可能导致战略误判甚至冲突发生或升级，最终破坏全球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制衡中国海军的海上伸张，美国全面介入亚洲涉华海上领土纷争，与争端当事国开展军备合作、共同训练、联合军演，共同遏制中国。美国一方面纵容日本扩军、修宪、解禁自卫权，大搞夺岛军演，鼓动日本巡航南海;另一方面积极游说韩国同意在韩部署“萨德”(THAAD)防空导弹系统，旨在削弱中国的对美军事威慑力;美国增兵澳大利亚，监控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此外，美国还准备忘记旧仇宿怨，向从前的敌人越南示好;美国驻军新加坡，可以随时封锁马六甲海峡，从而切断中国的能源来源;美国积极拉拢印度，使其作为主要盟友，欢迎印度进入太平洋和南海。这一系列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不过，美国和中国在海上安全领域也有着积极合作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有助于对冲和消弭上述对未来海洋和平不利的诸多负面因素。同中国一样，美国也在力图避免同海上强国交战。限制地区冲突，遏制地区动荡，阻止大规模战争，以防其危及全球体系的稳定等也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不难看出，美国海上力量将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甚至前者要更为重要。为此，中美两国在集装箱安全倡议、打击海盗、海上反恐、海上人道主义行动、海事合作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合作进展。美国海上军事力量希望通过与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性互动，减少误判的可能性，试图将中国视为海上合作伙伴，将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之中，促使日益强大的中国融入全球海上伙伴关系。而中国的海权发展战略的转型也为中美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权发展战略正在进行六大转型：由过去将海权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而转变为现在可以利用的和平发展的保障;将海上安全哲学由“为了生存”转变为“确保发展”;将海上安全重点由狭隘的国土边界安全转变为广泛的利益边界安全;将近代“消极防御”的“海防论”转变为现代“积极防御”的“海权论”;将“无限海权观”转变为“有限海权观”;将马汉“海权论”思想中的“权力”色彩和“强权扩张”思想转变为“权利”观念和“国权伸张”意识。中国海权发展谋求的是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海洋权益，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实现中国的海洋强国梦，完成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大转型，进而促进亚太安全乃至世界和平，构建“和谐海洋”，建立国际海洋新秩序。中国既不会排斥他国追求各自的发展权利，也不会谋求成为称霸海洋的海上霸主。

　　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转型诉求、中国对全球海洋公域的依赖以及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促使中国海上力量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不断扩展。中国支持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护航行动、利用医疗船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使命、参与多国大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与美国海军一道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签署《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并且布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行动充分显示出中国愿意接受国际规范、制度和行为标准的意愿。并且，中国一直极力避免与美国在海上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防止自身崛起进程为战争所打断，这成为中国亚太战略的底线。

　　毋庸置疑，面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交织的国际时局，构建中美海上安全伙伴关系是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美国海军战略正处于转型的新阶段。对此，中国也应当由海上军事力量联合制定海上战略，为中国的海外军事活动指引航向。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海权、打造蓝水海军、成为海上强国。在海上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应当减少冲突，增加共识，共同建构一个稳定的海上安全秩序，以维护国家海洋安全、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国家海洋生存空间、促进全球海事共同利益。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将依然是“美国世纪”，而21世纪下半叶将有可能进入中美共治亚太的时代。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时间：2015/4/21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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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节大磊  来源：澎湃新闻

　　“在平衡强政府和法治与问责方面，美国的制衡体系比起议会制稍逊一筹。议会制国家不会如此频繁地以官司来代替治理，不会如此扩张政府机构，其立法工作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也较小…… 美国的政治制度逐渐衰败，因为其传统的制衡体系愈发强化并日益僵化。”

　　“就目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而言，它因为分权而缺少力量，因为多重权威而行动迟缓，因为程序纷繁而举步维艰，因为责任不清、行动缺乏方向性而效率低下…… 他们(英国领导人——笔者注)有明确的权威和权力用来掌控政府。他们的任务就是制定政府的政策。他们在整个国家面前，在议会内外，都是为自己政党负责的领导人。”

　　以上两段文字，第一段是弗朗西斯•福山于2014年所写，第二段为伍德罗•威尔逊于大约130年前的1885年所写。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之一，福山最近关于政治秩序演变和美国政治衰败的论点较为众人所熟知，以上文字出自其刊于《外交》杂志的《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失灵的根源》一文。威尔逊的话则出自其《国会政府》一书。此书以威尔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那篇论文使当时年仅28岁的威尔逊在学界暴得大名。《国会政府》也成为了研究美国政治发展的必读书目之一。

　　两位相隔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学者，不约而同地对美国引以为傲的分权制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对以英国和一些欧陆国家为代表的议会制不吝溢美之词。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山最近的论点只是重复前人而了无新意。事实上，威尔逊的著作局限于狭义的政府——国会两院和行政部门，而福山着眼于更广义的政治运行。一百多年的沧海桑田也使得美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大为不同。但是，在对分权制衡的弊端痛心及诟病这一点上，两位几乎如出一辙。相对来说，福山风格略为含蓄，而当时年轻气盛的威尔逊的措辞则近乎革命者。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分权制衡的种种问题伴随着美国政治的成长，或许根本就没有“体制内”的解决方法。

　　这是因为，分权制衡是美国政治制度的DNA，也是美国宪法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福山和威尔逊的最终矛头其实是——美国宪法。当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有一些代表建议由总统由国会选举，并向后者负责。如果此建议成真，那么美国的制度从一开始就会像是英国议会制的翻版。这个建议遭到了以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一种美国特色的“选举人团”制度被写入宪法，并沿用至今。尽管“选举人团”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总统直选，但却奠定了一个具有权威性及合法性的行政首长的基础，也奠定了三权分立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政治制度的分权制衡并不仅仅限于三权分立。约翰•亚当斯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上还有比我们的宪法更复杂的制衡体系吗?首先，十八个州制衡全国政府…… 其次，众议院和参议院相互制衡;再次，行政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立法部门;第四，司法权制衡众议院、参议院、行政权和各州政府;第五，参议院在公职任命和缔结条约方面制衡总统…… 第六，人民通过两年一次的选举制衡民意代表;第七，州议会通过六年一次的选举制衡参议院(参议员最初由州议会选出，直到1913年全部参议员才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笔者注);第八，选举人团在选择总统问题上制衡人民。”

　　然而，在威尔逊眼中，分权制衡使得权责不清。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权力集中的担心截然不同，威尔逊认为权力赋予掌权者一种责任感，而权力在被分散的同时也削弱了这样一种责任感。在书中，他感叹道，“在我们的政府，每个官员都可以谈论其他官员的责任，却对自己逃避责任绝口不提。”在1912年当选总统之后，威尔逊决心担负起民选总统的责任，重振他认为被国会僭越的行政权。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广播讲话的总统，也是第一个举办正式记者会的总统。他亲自撰写自己的所有讲话，亲自到国会做立法说明。在威尔逊的努力下，美国“进步时代”在关税、货币和反垄断方面的几项重大立法得以完成。很多时候，威尔逊表现得更像一个立法主导权更大的议会制首相。

　　在历史上，美国主流精英对宪法的激烈批评并不多见。1913年，与威尔逊同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诠释》中，他认为，在制宪会议上的众位开国之父的主要动机并非政治理念和联邦福祉，而是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宪法也只是他们用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工具。如此惊世骇俗的观点迅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致了后世学者和政客的猛烈抨击。

　　对比尔德观点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宪法在美国被奉为圭臬的神圣地位。对此，威尔逊说道，人们对宪法的忠诚和崇拜程度超出了很多的所谓神授君权;福山也认为，宪法对于美国人而言是半个宗教。近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还称宪法是美国最重要的知识资产。毋庸置疑，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自有其伟大之处。在两百多年里，美国从一个不到四百万人的农业共和国成长为一个三亿人的超级大国，其间伴随着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宪法却始终屹立不摇。唯一一次没有能够在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是美国内战——战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主权是属于各州还是联邦政府的问题。

　　如前所述，威尔逊和福山认为，分权制衡和美国宪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多重权威，责任混淆，否决至上，治理为下。威尔逊借由两任的总统任期努力实现自己对于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责任感的期许。福山则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甚为悲观——也许只有某种外来冲击才能带来改革的契机。但是，麦迪逊如果在世，他同样可以问：真的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吗?宪法还是那个宪法，分权制衡甚至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扎根于美国政治文化。

　　事实上，就像福山在文中提到的，不是分权制衡本身，而是分权制衡加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和妥协精神的缺失，才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议会制国家并非不存在非此即彼、互不妥协的政治分野，但是它们提供了一种让不同政治势力一决高下的机制。对于美国而言，既然根本性的政治革新既难行，又不知当不当取，则应该在缓解政治两极化和恢复妥协精神上下功夫——在选区划分、政党初选、政治献金等一些技术性的改革应当能够带来一些改变。

　　谈及妥协精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极端保守派人士在摆出一副毫不妥协的姿态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念兹在兹的是美国宪法，是开国之父的精神。可是他们忘了，美国宪法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妥协的产物。1787年的制宪会议几度濒临破局，正是开国之父们坚持不懈地讨论再讨论，相互让步，相互妥协，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才最终诞生了美国宪法。

　　最后，福山也许低估了自身的力量。正是像他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不吝惜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最致命性的批评，才推动着美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他们自身也是美国民主自我纠错能力的一部分。

来源时间：2015/4/21   发布时间：20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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