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桥

2022-11-13

11月14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将参加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会议，并在此期间举行会谈。

在中美建交之后，拜登总统应该是美国领导人里与中国领导人交往最多的人。《纽约时报》报道说，“据前美国官员表示，自2011年初开始的18个月里，两人在美国和中国至少见了8次面。他们举行正式会晤、一起散步、在一家中国乡村学校投篮，在仅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

比如，2011年6月30日，习近平和拜登在意大利“邂逅相遇”，就中美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重要的共同责任。发展中美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世界。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表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您同他一道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为扩大两国对话、交流与合作作出了贡献。”拜登表示赞同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美中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认为中国是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之间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2011年8月18日，拜登副总统访问中国，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拜登副总统长期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认为中国的成功、稳定和繁荣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同样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美拥有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也都要承担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为中美两个伟大国家的发展做出共同努力。” 拜登表示，他一直钦佩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作出的重要贡献。1979年以来，中国取得的进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美国要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一关系对两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之后，习近平陪同拜登到四川访问。

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作为副主席到美国访问，拜登是东道主。两人当天就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在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也会不时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双方应有充分信心、持久恒心，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不要让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左右中美关系大局，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拜登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举世瞩目。奥巴马政府团队始终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认为一个繁荣、稳定和经济不断增长的中国有利于美中两国，也有利于世界。遏制中国不是美国的政策，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2013年12月4日，习近平又在北京与来访的拜登会面。习近平对拜登说，“当今世界并不安宁。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方面肩负共同责任，加强对话与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双方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不动摇，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积极拓展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分歧，确保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拜登说，“美方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印象深刻，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建设伟大强国的进程中不断迈上新高度。中国保持发展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美方愿同中方完善各种机制，保持经常性对话和交往，加强务实合作，加强两军交流与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排除各种干扰，不使其影响两国整体关系。”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拜登副总统在美国国务院七楼为其举行大型招待会。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与即将卸任的拜登副总统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见面。拜登转达了奥巴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拜登说，美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21世纪，美中两国的增长和繁荣对世界都至关重要。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习近平积极评价拜登为促进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所做贡献，并请拜登转达对奥巴马总统的良好祝愿。习近平还说，三年多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两国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存量、人员往来均创下历史新高。

202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拜登与习近平有过五次视频或电话交流。

2021年2月10日，就任美国总统三星期之后，拜登与习近平通话。

2021年9月9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进行了“广泛且策略性”的讨论，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布公地接触。

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与拜登举行视频峰会，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习近平对拜登说，中美应该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2022年3月18日，两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通话。

2022年7月28日，在美国议长佩罗西访台之前，两位领导人第五次线上交谈。

11月14日的“习拜会”全球瞩目。

拜登在1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与习近平就台海问题“进行对话”，同时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完全没有变化”。白宫的官员还说，拜习峰会还将讨论乌克兰战争、朝鲜近期的导弹和核武活动、抵御气候变化的努力以及其他双方可能可以合作的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也是世界各国期待。我们希望美方真正本着相互尊重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这次见面会有什么看点呢？

首先，这是老朋友再度相会，不是陌生人首次相逢。然而，在他们过去的互动和今天的再聚期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他们百感交集之时，不知会不会反省各自对下滑的双边关系所负有的责任。

其次，这次“邂逅”发生在两国刚刚经历的一次国内大事之后，及中国的“20大”和美国的中期选举，“20大”确定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连续性，中期选举稳定了民主党继续执政的局面，两位领导人大概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心情好，也许更容易谈出一些具体内容。

第三，虽然从2021年2月到2022年7月起，两位领导人平均每个季度就有一次联系，但因为不是面对面，他们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对双边关系的真实看法。这次会面是他们“交换底牌”或者“划下红线”最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也必须“谈心”和“交心”，而不是照本宣科。

第四，拜登是自50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总统中对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最烂熟于心并对美国介入台海冲突表态最为决绝的总统。与此同时，拜登也一直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并要为中美竞争加上护栏。中国领导人可以当面请拜登就美国对台海问题的底线做出清晰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外部势力介入两岸的统一大业就意味着战争。对拜登来说，他也可以让中国领导人解释北京将会如何在国内和国外推进人类的共同价值。

最后，两位领导人在就台海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后应该讨论能否落实中方提出的双边关系的三个确定性，即中美必须和平共处、共同致富和一起应对全球挑战。这三个确定性与美国提出的“可以合作、敢于竞争和不怕冲突”有本质不同。如果中方坚持双边合作必须以华盛顿放弃围堵为前提，而美方则认为合作与竞争、围堵可以齐头并进，那目前已经失控的双边关系会继续恶化并可能滑向武装冲突。两位领导人在峰会之后应该任命各自的特使就中美在今后几年如何相向而行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谈判，并确认下次举行首脑峰会的时间。

相对来说，中国在今后五年不会发生太大的政策变化，而美国再过两年又会有一次确认下任总统的大选，“鹿死谁手”不得而知。因此，今后两年是稳定双边关系、捍卫印太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决定性时段。

巴厘峰会是两个大国彰显自己负责任风范的开始。

作者：cameron-b-mill

2022-11-13

虽然我习惯用数据和图表来印证看法，但是，偶尔我们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下，做一些主观的长期判断。这种判断好听一点叫洞见，通俗一点就是假设。当然这些假设都是基于我们每天对中国经济数据，新闻，金融市场的观察和感受后形成的。限于篇幅，我只能简要的阐释我的看法，更细致的看法，希望将来有时间可以形成专门论述。

一、历史上中国经济成功的基本范式

关注中国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可，中国自秦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儒法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上的特征是：政府控制了经济中最为关键的资源，比如土地、盐、铁等大宗商品和基本生活物资，很多所谓大商人都是依靠政府获取垄断性资源致富。同时，传统中国缺乏法治，官民矛盾冲突中，民间资本很容易被官方没收。所以，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民间财富很容易就被掠夺或者毁掉，中国商人阶层始终没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有学者研究发现，近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依然相当部分是依附于政府和国有的经济体系，虽然他们获取了相对较高的收入，但是无法形成类似欧洲在11世纪以后，逐步成型的教会、行业工会、商业流通中心等小共同体，有独立的利益主张和抗拒国王的能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团体和近现代的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并不具备独立的利益主张和政治主张。

但是政府对经济控制和汲取的力度是不一的。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历史上有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经济繁荣的根本是政府被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民间经济自由，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统一的市场，在稳定的前提下，往往容易出现经济繁荣。汉初、唐前中期、宋代、明代中晚期、清朝前中叶、1937年以前的中华民国、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盛世，也就是人均GDP和人口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历史研究发现，中国所谓的盛世，往往都非常短暂。比如，中国人喜欢讲的开元盛世，总共也就30年时间，而形成开元盛世的前提之一，恰恰是当时刚经历过一次政变，新皇帝更多任用有才干的官僚，减少对民间的经济汲取。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基本模式。

所以，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成功，并没有特殊的地方。所谓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指放开更多的经济管制，让更多的企业家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把时间花在考取功名和做官上面；所谓开放，就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产业分工链条，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容易培训的工人，和最关键的是，政府几乎可以随意控制的土地，形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这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成功中相对最突出的一点。当然，现在的历史研究也发现，中国自古以来都一直是全球制造业和商品出口的中心，在唐宋的经济繁荣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现在关于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表明，中国东南部一直与外部世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1949年大量上海商人到达香港，创业积累财富，60和70年代几次大规模的逃港事件，这些到香港的商人后来成为中国开放第一批的投资商。这是1979年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后广东和福建率先经济起飞的基础。只不过，过去40年的融入，是在新的技术和金融条件下的融入，其深度和广度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全球关于正义和价值的话语体系，在1945年以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面并没有跟上全球变化的节奏。总之，过去40年中国繁荣其性质依然与传统中国无异，依然是在政府有意无意向市场放权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机会，只不过这一次正好碰上了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高潮。

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的特点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5年中国股灾和812汇率改革，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的黄金15年。中国本土和国外的观察家开始用类似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开始采用全球通行的经济数据统计和发布规则，一些独立的经济分析机构也开始出现，这让国外的观察家可以更好地观察和了解中国经济现象。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比如1998年就有一次关于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国际争论。但是总体上，随着越来越细的分工，专业化的经济资讯和分析机构，提供了足够多的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分析。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一度对外合作，包括与高盛公司合作开发中国经济周期景气指数。这一切，都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透明度，方便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认知。

这个时代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经济特征。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即政府高度介入经济过程，与民间经济力量共同创造新的财富。中国的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即最终消费和服务等实现了完全的市场竞争与定价，但是，生产要素中的土地、资金、基础设施等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却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国央行做为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从法理上不具备独立性，中国央行与财政部一道，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抓手。而中国特有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则成为经济结构性政策的总设计师，他们制定各种市场准入规则，投资规范和审批等，这是完全市场经济体系中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也与日本二战后大藏省与通产省影响日本企业有本质差别。

这种混合体具有高度的迷惑性，因为即便是高度垄断的中央企业，也依然在市场中以独立的身份出现，与民企看似相同地从事经济活动，很多分析师不假思索的把他们的行为跟民企的行为一起分析。

这些国企不仅在市场准入、补贴、融资、司法、土地获取等方面享有独特的优势，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需要按照市场的规则强调利润和股东回报率；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完成政府的指令，很多大型国企的领导人本身就是中央委员。对于他们而言，沿着官僚体系上升比经营企业更加重要，中组部的重要性远大于股东和债权人。

但是这15年总体上还是维持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框架，因为政府的力量是相对克制的，民间和跨国企业的力量在经济过程中占据主导，尤其在早期。这个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尽可能向透明化和规则化发展，比如人民银行和统计局会提前公布经济数据的发布时间，也开始学会与市场沟通。在这个时代，全球分析者形成了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固有看法，主要包括：

1、政府始终以经济增长率为优先目标。政府综合利用结构性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经济决策中不重要，中国的经济政策具备相当的灵活性；
2、政府实际的决策目标是盯住经济增长率、新增就业岗位和通胀；中国政府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式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在经济增长率和通胀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3、中国的经济管理部门是一个高效的职业官僚体系，很多人在西方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
4、经济体系中，市场化的力量依然是主导，国企控制的自然垄断等行业，不会对经济周期本身带来冲击；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有充分认知，不会允许房地产危机发生；
5、中国不会放弃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而且会尽可能在产业链上面向上发展，很多人认为全球产业链分工不可能脱离中国而存在；
6、中国的政治周期会影响经济周期，但是，重大政治会议以后经济会回到常态。

这是过去中国经济分析中一些默认的假设，应该说在2016年之前，这些假设大体上都成立。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就真的是一个跟美国可以类比的经济体系，那就太天真了。同时，很少有观察家意识到，中国经济政策，正如其政治制度一样，是非常脆弱的。

三、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索罗斯先生提到，中国目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灵活性的丧失，我非常认可这个结论。这里我稍微展开一下，总结前面提到的六个方面是如何变得僵化的。根据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市场交易经验，我认为目前中国存在六个经济方面的政策目标，正是这种相互冲突的多政策目标，正在让中国经济失去原有的灵活性和应对变化的能力。

首先重要的是，指令经济正在取代市场经济，成为驱动经济行为的一种模式。所谓指令经济，就是政治领导人从自身偏好出发，可能是为了实现某种梦想，或者是为了进行某种准备，例如战争，用强制和诱导的方式，影响经济过程。为了让指令更加顺畅，政治领导人往往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经济力量，国有企业就成为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工具。指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异是，指令经济更加依赖领导人的随意性。在指令经济下面，最重要的是管理层的经济目标，而不再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下面就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六个指令方向。

第一、供给侧改革。最初想法是提高中国的生产效率，向产业链上游转移，但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打压民营企业，产量压缩和市场份额的转移，让国企获得了超额利润；

第二、金融去杠杆和房住不炒。刘鹤先生对于美国两次金融危机的反思总结，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潜在的黑天鹅，控制房地产价格和杠杆水平是核心金融政策之一，但在执行中变成了对民营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打压；

第三、共同富裕。本意是降低社会不公平，但在执行中变成了压制资本和各种行业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教育培训行业的任意监管，这种监管，本质上是政府控制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取缔非官方教辅产业；

第四、双碳减排目标。想法是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但在执行中变成了对产量的缩减，比供给侧的覆盖面更广；同时，对能源结构的影响是全方面的；

第五、硬科技。对具有军事前景的硬科技的倚重。想法是全面提升中国的军事制造能力，但在执行中变成了对政府引导方向的企业的扶植，但是负责这种扶植政策的执行者是政府主导资金，这种引导基金已经暴露出巨大的贪腐行为，比如中国正在进行的对国家芯片大基金的调查；

第六、国家安全。想法是保证中国在极端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包括粮食、能源、数据等，但在执行中这几个部分差别很大，数据安全率先破局，粮食和能源提了多年，但是进展不大，因为太难执行。

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多重目标，经济增长率不再是唯一的目标，而这些经济政策目标，破坏了原有的中国经济过程，尤其是非市场化因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因为是最高领导人提出，在政治正确的时代，变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区，违背了中国经济的现实。从而，在2015年之前因为市场体制产生的经济灵活性正在全面走失。

四、中国经济会重复1990年代的日本吗？

这里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做一个简短的展望。在中国，很多人都喜欢讨论日本1990年代的经验。但是实际上，中日可比的部分很少，比如中国2021年人均GDP1.2万美元(全球排名58)，远低于1991年日本的2.9万美元，日本当时是全球人均GDP第六的国家，而美国当年是第13。人均GDP意味着经济成长的机会，所以，中国从理论上，跟1991年的日本并不能简单类比。

所以，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理解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政府追求的多重经济目标和抗疫的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影响巨大，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持续的经济下行期。

第一、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在于僵化的多重目标严重挫伤企业家精神和营商环境，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快速下行；

第二、抗疫清零政策是历史上与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背道而驰，它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当下中国经济周期下滑的速度超过了2020年3月份，这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同时，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对受损的消费者、中小企业主补贴最少的经济体，导致了大量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

第三、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风险正在蔓延，金融危机的概率正在提高。对地产的信用政策和抗疫疫情政策是引发中国地产危机的真正推手。疫情从两个方面加速了房地产危机的爆发。疫情期间居民收入下降，导致购房能力下降；同时，收入预期的变差导致了居民更低的购房意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强力收缩了对开发商的信贷政策，大量民营开发商债务违约，无法按时交付住房。这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第一步，房地产相关贷款是中国金融业资产构成的主要部分之一，中国一些村镇银行目前暴露出来的兑付危机只是冰山之一角。我们预期，接下来会有更大一些的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出现违约风险，最后有可能出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危机。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会避免发生，但是，在越来越僵化体制背景下，这一切正在成为现实。

第四、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布局，而中国会逐步与全球经济体系脱钩。特朗普时代曾经希望美国企业离开中国，但是收效甚微。正是中国的抗疫清零政策，让大量跨国企业、国际贸易商，甚至中国本土企业，已经或正在准备离开中国。比如，苹果公司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转移出中国。之前很多中国观察者认为，产业链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抗疫政策让全球很多国家都切身感受到一个不稳定地区带给生产、通胀的巨大负面冲击，从而使得产业链的转移很可能比预期更快发生。这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前景，因为这意味着上千万工作岗位的丧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这些工作岗位丧失后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中国不会简单重复日本的故事，中国有自己的节奏，这个节奏是一个悲剧，虽然中国自身的潜在经济增长前景依然良好，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悲剧正在发生。这个错误的经济政策是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而全世界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准备还非常不足。

（作者是在中国的一名全球宏观交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