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一不留神就可能错过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置身于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建筑中。李成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中英文资料，这位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显然，他仍保持着上海人的温和、严谨和精明。在这间略显逼仄的办公室里，他注视着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的政治风云。

　　过去的一年，李成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习近平的文章，延续着他对中国领导人长期的研究与观察。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在一个初春的下午，笔者对这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安然：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一直对他予以强烈的关注，主流媒体对他做过很多报道。您在2014年对习近平领导团队的研究中，梳理了习领导班子的构成。从对政治人物领导力的研究来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形成有哪些特点?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很敏感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未来政治走向、中国领导人作为个人的作用，以及他和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互动。

　　习近平作为中国新的政治领袖，他走向最高领导职位的过程有几个特点：

　　第一，相比较而言，他准备接班前在中央最高层呆的时间要短于其前任。习近平之前做了五年常委，而胡锦涛经历了10年的时间为接班做准备。江泽民则在邓小平掌舵的情况下，从1989年接班到1997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江有一个在“大树”下面学习、了解的经历，以及巩固权力、酝酿人马的过程。

　　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在十八大上成为一把手以后才开始真正建立自己的人马的，在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的官员中，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寥寥无几。需要注意的是，自己提拔的人和政治盟友是不同的。比如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的同盟可以是肯尼迪家族成员或约翰·克里，但是他们只是政治盟友，和自己提拔的人是两码事，后者一般都与自己有很长的渊源。对于奥巴马而言，他自己的人包括他在哈佛的同学、在芝加哥的同学和同事。在这方面他和习近平是相像的。

　　第三，虽然如此，但习近平有几个政治渊源，这对他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和上海三个地方总共呆了长达22年，沿海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熟谙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有在内陆地区的资源，其中包括他在陕西的家庭渊源和插队经历，所以他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就打通了，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一些和他在北京一起成长的红二代，以及一部分海归的好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具有一个比较全面、广阔的权力基础。

　　安然：从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几十年成长的脉络来看，中共干部选拔的组织制度其实是一套庞大并且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看到，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磨练与筛选，以及经过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最终才能够一点点脱颖而出。那么，这个体系和西方的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相比较，它的合理性、效率、风险如何?我们是否可能用比较超脱的眼光来评判一下这么一个体系?

　　李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或者说，比较合理的精英转型途径。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完善的。例如，从2012年期间发生的很多特殊事件来看，也暴露了这套机制中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裙带关系、派系林立、买官卖官等等。那么，据此我们就很难讲这个机制完全公正、合理。

　　当然，除了这些弊端，它仍然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外界又不是很了解。比如，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周期要大大快于美国国会议员的轮换，后者轮换的比率大概是20%，而中共中央委员会每五年的轮换率是65%左右，因而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比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此外，中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领导，这种集体领导制度的好处是权力的平衡，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党分成两派或者两个同盟，比如 “江体系”和“胡体系”，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而各自影响政策的制定。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很多规章制度或惯例，包括任期制、退休年龄制度、避嫌制度、地方代表性、差额选举，习近平是利用这些制度进行管理，还是脱离这些制度或者引进若干新的制度?很多方面他需要开创新的途径，同时还要在党内形成共识。近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成熟，对于这一点，未来几年将会是一个考验。

　　安然：因而可以说，目前并不能完全否定中国的这一套政治精英选拔体系，因为按照您的这种分析，它实际上在现有情况下，可能通过逐步完善而进化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有可持续性的政治制度。

　　李成：完全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忘记基辛格博士经常讲的，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多年，虽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它是最有延续性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延续必然有其道理。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就包括它的精英选拔、社会治理的一套体系，比如科举制，当然，这些都有弊端，但是它可以不断地演进、延伸为其他形式。目前来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最近经常讲，中国是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它进行的政治制度上的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都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安然：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角色及演变，那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您多年前所描述的技术官僚有什么不同?

　　李成：这一代领导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多了。虽然有些高级官员声称具有法学学位，而实际上他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党务或政治学，但其中也有很多人不仅学过法律，而且过去的职业都在法律相关领域。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对于促进法治建设会有明显的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真正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的比例将会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两拨人，一是学法律的，另一部分是学金融的，此外还要加上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所以，中共政治精英组成的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中共的草根领袖到技术官僚、自然科学人才的改变;现在则在演变为法律与金融界人士成为政治家。此外，现在多数的中国高级政治家都是从省部级官员升上来的，那么，将来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是否会有更多元的途径?包括来自智库和企业界的精英，这些途径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将更加有利于政治体制向健康、完善、更具有代表性的方向发展。

　　安然：实际上，眼下有很多新出现的趋势，我们的确很难做出判断。例如，最近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反西方化、去西方化的声音，我们无法理解这是在什么层次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比如说，它所代表的，是党内一种较主流的意识，还是仅代表一些偶然性的、个别的声音?

　　李成：我觉得，这些声音并不代表党内的主流，可能的确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另一种可能是，有人利用这样一些动作，来有意贬低或为难新的领导层。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难理解，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多元化必经的道路。

　　习主席最近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智库，其中提到要走出去，与海外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西方。所以，这些具有冲突性的信息的传达，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对当前中国政治包括领导人本人较全面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but”，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在充满矛盾的情况下发生的，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很多东西都是在尝试、在探索、在定位。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它和世界的交融，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当然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来讲，中国社会毕竟将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有太多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发展的力量、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上升不会是直线式的，它在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或价值观的过程中，会有反复、曲折，但是海内外有些观察家根据当下出现的一些现象，就认为中国会回到文革，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安然：习近平目前还处于其执政的初期阶段，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对他个人的看法和判断，还是出现了很多差异的，有些不同的认识甚至呈现出一种撕裂，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群体对领导人认识的冲突?

　　李成：从习近平执政至今，他得到三部分人的广泛支持，第一是中国的基层民众，第二是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第三是军队当中的中下层。当然，对他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的批评。

　　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并且没有走过头。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大方向的把握是对的。当然，在巩固个人权力和决策的过程中，有人认为权力太集中了，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不论经过怎样的过程，一旦最终结果是好的，并且有利于制度化的建设，大家的看法也会改变。例如，一旦法治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当中就会赢得赞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年中，习近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着眼于如何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较大意见分歧的社会，能够重新得到更多的调和与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确立一个更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环境，但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道路，以我的管见，还是他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一个惊喜。

　　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巩固他的权力，从而获得新的认可、新的合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在十九大上要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做出选择，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很多政治资源，如果他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就会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并得到历史的认可。我对此抱有良好的希望。

　　安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发起的各种政治行动中，反腐可以说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在政治上也是一张很成功的牌。

　　李成：我同意，但实际上也有人认为反腐“做过了”。首先，利益集团对反腐就不能认同，并且会有反弹，因而反腐也有它的危险性。有人认为反腐是选择性的，这当然是一种观点，但是把反腐说成是派系斗争的工具，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反腐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党，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只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那么，反腐到底针对的是哪些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岐山显然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同时也是党内的一个行动派，中共在反腐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应该是有考虑的。王岐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他的早期经历使得他对国际事务比较了解。实际上，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很多都在西方受过教育，甚至可能在西方社会工作过，他们会在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想办法来更好地改变中国。西方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西方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不想学习别人。王岐山是依法治国的推动者。我个人觉得，到2017年的一、二月份会有更多的重心转移，例如会更加大力地搞法治建设。

　　安然：那么，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一党体制下，能够让执政党找到一种制度，使党有相当程度的自净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整治腐败，并且能够保持持续性。

　　李成：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作为一种过渡。我们知道，新加坡不是两党制，但是它在反腐败方面做得是成功的。中国香港也是同样。而反过来说，两党政治当中也会有很多腐败现象，所以哪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与是否杜绝腐败划等号。问题是，对中国目前这种腐败，必须要引进一些机制，这个机制不能只是依赖于党内派系的互相牵制，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依赖法治和党内民主的逐步引入。最近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巡回法庭的建立，这样的机制就可能杜绝像薄熙那样，把地方法院当成了他自己的法院，当然，在这方面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有一些悲观的看法，就像多年前对中国经济的态度一样。而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这种改变应该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有时候，政治变化看起来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发生，它有时候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突然出现变化。

　　安然：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通常被称为政坛“第五代”，也有人将其认定为“知青一代”。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念是能够被公认的吗?他们有何特点?

　　李成：领导人的代际划分是政治性的。“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概念的建立，海外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把这一代定义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了解知青一代。他们显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很多特点，这些特质都是在他们的知青经历中得到的。

　　文革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当时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是有冒险精神的，是曾经沧海的一代，你骗不了他们、讹诈不了他们，对外界来说，你只能用很多道理，再加上自己的实力——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对他们有说服力。所以，在国际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国这一代人领导人打交道，是不灵的。

　　知青一代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体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代，如此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他们非常复杂的特质。

　　安然：钱理群对知青一代有一个评价，从他的这个评价来看，似乎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而且他所谈论的知青，重点涉及其中的红二代这一部分人。实际上，对于知青一代的认识，钱理群所表达给我们的感觉，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李成：是的。钱理群对这一代人有一些担心，他的这种担心是很重要的。但习近平作为个人，他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突破中国社会的分离感，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这是了不起的。当然，应该说钱理群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有勇气的，但是我个人在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整体评价上，还是更多地看到积极方面的。

　　安然：上山下乡运动所造就的知青一代，实际上在不经意间得到了一个经历草根生活的机会，这样罕见的经历，对他们的成长来讲，具有很不平常的意义。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转换通常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完成。比如，从毛泽东时代转换到邓小平时代，是用陡然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急剧的政治变化，使得每一代人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环境反差巨大。因而，每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执政理念就会处于很大的变化当中。这种情况对国家的治理来讲，意味着什么?

　　李成：对未来一代人而言，中国现在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人，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代人，比如在台北、香港、伦敦、东京、纽约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很相像的，这种相似度远远超过他们前辈的经历。现在，很多精英后代包括所谓“红三代”，在国外学习或工作以后都会回到中国，而且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现，当然，也会有一些草根经过自我奋斗脱颖而出，这就会在未来中国出现像布热津斯基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经描绘的场景：再过几十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可能就是同学——这是一个乐观的愿景。

　　任何社会都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精英与民粹的竞争，这在各个社会环境中都是经常性的。当年的红卫兵一代如今掌权，类似这样的反转现象现在被掩盖了，在未来还会再度出现。虽然精英阶层占有很多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占有和使用的程度假如太过度了，会引起草根阶层的反弹，这种草根的逆袭非常厉害。比如在台湾，陈水扁、蔡英文就是这样赢下来的。假如一个社会没有好的制度框架，草根的逆袭则可能是非常暴力性的，这种可能性会存在。西方社会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那么，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可能具有的弱点就在于，他们可能缺乏与草根的结合与理解，就对整个社会指手画脚。他们所经历的“洋插队”，和其父辈当年真正的插队是不能相比的，这方面他们缺乏磨练。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具有所谓“镀金”的经历，但是仅仅通过留学来“镀金”，并不代表他们具有了作为国家治理者所需要的真正完整的履历。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目前来看，还需要我们持续的观察。对代际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政治走向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但无论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原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有删节)，此为全文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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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海军探讨意外相遇：美舰长喜欢制造小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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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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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人民日报

　　2月1日至6日，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对美国海军进行交流访问。这是中国海军首次派出大规模一线指挥员赴美，与美国海军一线指挥官交流。代表团共29人，绝大部分为80后。代表团先后访问华盛顿、纽波特和纽约，参观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海军水面作战军官学校、海军战争学院等3所院校，并与海军水面作战军官学校舰艇长班学员进行专题研讨、座谈。在交流中，团员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有什么体会?

　　从“你舰打算何时就位”看思维差异

　　长岛船航海长曲志栋

　　此次活动对中方和美方均为首次。美方选派与我们交流的是28名两栖战斗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预任副长。通过在水面作战军官学校的两天交流与互动，我们加深了对美国海军舰艇运作的理解，也感受到中美思维差异下的海军行为方式。

　　美方非常重视研究我方的思维方式。交流中，美方预任副长对诸如我们的军官培养路径、培训教育体系、军官士官关系等一些传统与习惯做法很感兴趣。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美方派出最为精锐的中文学员团队与中文教员团队，安排20多名熟练使用中文的海军本科学员“一对一”陪同。美方中校教员马伟宁专门教授语言文化类课程，他告诉我，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为他所在的系开设了5门外语课程，其中阿拉伯语与中文属于二选一的必修课。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招待会上，院长霍韦在致欢迎词后，对照代表团名单与几乎每一名中方成员都进行交流，并根据我们的具体职务向我们提出问题。以上两例可见，美方对此访的确非常看重。

　　美方军官与我们交流非常坦诚，我们感觉更多像是海军舰员与舰员之间交流，一种从事相同职业的同行交流——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都是水兵。在座谈中，我就美国海军标准组织与条例手册、舰队戒备训练手册、舰艇戒备评估手册中的疑难问题与对方进行探讨，大部分都得到满意解释。其中，美国军官理查德还就其日常组织、战斗组织中战术执行官、值更官、舰桥指挥官、主要责任军官等岗位之间的关系、权限的界定、隶属的层级画图予以解释;对于我提问的航母与其配属舰艇如何协调维护、训练、部署的周期同步问题，其训练部长也给予了较好回答。

　　美方在介绍其做法之后，往往接着询问我方做法。当说到中美做法相同的时候，他们会说“same”(我们也是这样的);当说到不同之处时，美方一般会说“nice”(你们的做法也很好)，可见美方对我方的理解与尊重确在加深。当然，现场仍能从诸多细节中感到两军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更多来自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与美方进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分组讨论时，一名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DDG111号)的预任副长向我提出问题：“若中美海军使用CUES进行海上联演，你方为指挥舰，向我舰发出了‘占领我舰右舷正横1000码处阵位’的信号指令，而我舰接到指令后始终在指定阵位上超前或者落后，你方如何应对?”我回答说：“我会重新发送一遍指令，并提醒美舰检查阵位。”这名预任副长回答道：“这样也可以，但不是最巧妙的方式。美国海军在与其他国家海军演习时，其舰长往往喜欢给对方制造一点小麻烦，以表现自己的不同与个性。按照美国海军的方式，这时你若能发出‘你舰打算何时就位’指令，我们会认为你非常专业，值得与你们共同配合，后续指令便会严格执行。”

　　这虽是CUES运用的一个小例子，但由此延伸思考，作为一线舰艇长，我们在海上与美舰不管是意外相遇还是联合行动，难免会因为习惯不同、语言差异、思维差异而产生一些小的摩擦与误判。美方可能视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玩笑或正常;而对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挑衅或非善意。海上意外相遇时，如何避免误解误判，需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美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既避免事态升级，将不利局面变为有利局面，还能赢得美方的敬佩与认同。

　　重视继承海军历史和传统

　　某新型导弹驱逐舰实习舰长赵岩泉

　　我感到，美国海军十分重视发挥历史和传统对培育、树立军种文化和激励自豪感的作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和海军战争学院都是百年名校，校区内历史传统氛围浓重。在海军军官学校内，不仅海军名人或著名校友的纪念像随处可见，主要建筑物也是以海军名人命名。例如，该校内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宿舍楼，就是以该校缔造者、1845—1846年的美国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的名字命名。在该校的纪念堂内，保存着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旗和战旗，特别是在纪念堂正中悬挂的美国独立战争伊利湖之战中佩里舰长使用的“Don’t give up the ship”(不要放弃舰船)的战旗十分震撼。虽然海军水面作战军官学校的校史不如另外两所学校悠久，但在该校的校舍内，也张贴着优秀学员的照片以及在“9·11”五角大楼被袭击时遇难人员的图片。

　　一次交流中，我问身边的泰德中校，美国年轻人这么追求自由，你们是如何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水兵的?泰德告诉我，海军传统文化的作用十分巨大，除了严格执行纪律外，海军历史人物和海军传统文化也是激励自豪感和培育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他说，他们会在过赤道时举行传统仪式，并把这作为新水兵的“成人礼”;他们还会在舰员晋升、退役或延长服役时举行隆重仪式，表示对这些舰员的祝贺和工作的肯定。这些历史、传统和仪式，发挥着黏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使得美国海军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得到继承与发展。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并经过多次战争实践的检验，美国海军军官培养体系已比较完备。不仅军官有清晰的职业培养规划，而且重视不同岗位之间的轮换。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军官一般先分到相应学校或训练机构进行数月至两年不等的岗前任职培训，以适应第一任职的需要。分配到舰艇工作后，基本上以两年为周期进行岗位轮换，而且每次晋升必须进行相应的培训。从少尉晋升到上校的过程中，一般安排至少两次到国防部、参联会、舰队司令部等岸上机构任职。同时，美军鼓励军官在岸上任职期间接受研究生教育。经过现场统计，参加交流的美军舰长中有2/3取得硕士学历，而且大都是人文、管理、政治类专业，校长韦尔奇上校自己就取得了艺术硕士学位。

　　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两国舰艇长就2014年4月在青岛举办的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进行现场讨论。这些年来，我们与美军舰机在南海的海上相遇是经常的。我们在讨论中，都坦诚表达了各自的理解。这个“规则”是指导海上正常交往的文件，对于地区海军加强沟通交流、减少误解误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与美国一线军官的交流，我感受到两国军人间的异与同。作为专业军人来说，工作性质、道德准则往往是一样的，对家庭、对生活的一些理解也是一致的。访问交流中，我们双方一线军官间结下的友谊也为中美海军增进了解和信任打下了良好基础。

　　友好合作之旅在路上

　　辽宁舰副航海长韦慧晓

　　从华盛顿、安纳波利斯、纽波特，到纽约;从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水面作战军官学校，到海军战争学院。美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元素凝固在一座座建筑、雕塑中，融汇在美国军人的言行举止中。5天时间的看、听和交流，我们逐渐感受和理解美国人为什么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是这样做的。

　　在华盛顿五角大楼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与我们逐一握手，回答我们的提问;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里，在听取对方介绍学校教学体系、进行教学设施参观前，中文流利的美方学员陪同我们在4000多人的大食堂里一起就餐交流。同桌就餐的一名美方大四学员用中文讲起他在北京进修中文，把“两个月”说成“两月”，把“两年”说成“两个年”，就如同我们说英文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小瑕疵一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愉快交流。在纽波特水面作战军官学校里，28名美国预任副长与我们进行为期两天的同桌研讨;校长进行开场讲座后，两天时间里全程陪同并推进研讨进程。双方就两国海军培养体系、舰长一日工作生活、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进行比较、分析、研讨，甚至争执，根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认真地进行“互致问候+互通航行意图+联合演练+互相道别”的模拟演练。课下，我们就近年来中美舰机危险接近事件交流自己的观点。课间，一名美国预任副长还拿过珍珠港的海图，给我们指出他家的位置并讲述他的生活……

　　止戈为武。不同国家的军队有着相同的存在意义，那绝不是为了战场上兵戎相见，而是为了共同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为了这一共同的存在意义，各国军队加强沟通，减少误解误判，共同加强应对传统、非传统威胁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此次中美海军舰艇长交流是一次友好合作之旅。中国海军第一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舰艇长代表团访美，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海军的相互了解和互信，加深了我海军青年指挥军官对美国国家、军队和海军的认识，同时积极展示了中方形象。

　　道别时，中美一线舰艇指挥官们笑着说：期待下次海上相见!短短行程虽然已经结束，但中美海军友好合作之旅会一直在路上。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与中国海军交流

　　纽波特海军水面作战军官学校学员大卫·维尔驰亲身参与到这次中美海军舰艇长交流活动。他说，培训海军军官是一项复杂的责任，如何专业地处理海上相遇是此次交流的共同目标。很荣幸，他所在的学校参与了此次与中国海军的交流活动，双方在互动中建立了互信的气氛。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与中国海军交流。

　　美国海军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是此次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美舰艇长交流活动是两军建立信任和扩大未来两军海军领导层交流的举措。交流活动是由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和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共同提出的，给了双方在专业上互相学习的独特机会。双方参与人员就海上相遇问题进行了交流。霍金斯认为，此次交流是积极的，为两军未来的交流打下了基础。

　　霍金斯说，美中共同的目标是避免危险事件，因此双方都鼓励在军事上进行交流，增进了解，促进互信，提升透明度以及减少误判和误解的危险。美国海军将继续与中国海军合作，努力坦诚解决分歧、减少误判风险、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

　　(本报记者倪光辉、本报驻美国记者李博雅采访整理)

　　链接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首先提出，在2000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会议上正式公布。2014年4月22日，该规则在中国海军承办的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获得通过。

　　海上意外相遇是指一国海军舰艇和飞机与其他国家海军舰机偶然或不期而遇。制定《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为海军舰机在不期相遇时，提供安全措施和手段，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方便舰机之间通信联络。《规则》对海军舰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以及海上意外相遇时的海上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等做了规定。《规则》借鉴和参考了1972年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及《国际信号规则》等国际规则，符合国际法。

　　《规则》虽然不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其阐述的也绝不仅是舰船相互打个招呼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安全规范，对于海上舰机安全航行、操作和防止与他国舰机发生碰撞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意义。

　　专家表示，《规则》的通过将进一步促进各国海军间的交流，有效管控海上危机，减少和平时期各国海空军事行为的误解误判，避免在公海活动时发生相互干扰、碰撞等事件，有力维护地区海上安全与稳定。

　　(本报记者倪光辉整理)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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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领导人深知需要做什么中国将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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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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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最佳赌局：对改革而非刺激双倍下注

　　上月，李克强总理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中国2015年的增长目标定为7%——这是25年来的新低。但李还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更缓慢增长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倘若正如北京承诺的那样，伴随放缓的将是打开新增长机遇的切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那么中国仍将继续强劲增长，原因在于中国正进行历史性转变。无论如何衡量，使如此庞大的一艘船转弯均绝非小事或轻易之举。因此，改革不可或缺。

　　随着增长放缓，北京其实有3个选项：通过又一次的大规模刺激助推增长;试图摸索前行;或者对改革双倍下注。第一种选择将加重中国经济的失衡和扭曲状况，延滞不可避免的“惩罚”并促使北京快速奔向经济悬崖。第二种选择将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于险境，因为改革太慢比改革太快更危险。因此，第三条路是中国的最佳甚或唯一的前进方向。

　　最后是我为何对改革前景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需要做什么。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将用多快的速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有利于国企的规定和补贴，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关键领域。

　　中国领导人会这么做吗?我觉得会。但在许多既得利益已根深蒂固的中国，他们需要使这个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相信市场能发挥奇妙的作用。中共也已宣称希望依赖这种奇妙力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数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称，市场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若中共希望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领导者，就必须致力于解放(本国)经济。(作者亨利·保尔森，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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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发涉港报告中国回呛：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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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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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时隔7年，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香港政策报告”并对外公布，分析自2007年来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对此表示，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官方媒体也发文回应。

　　综合媒体4月14日报道，美国国务院网站近日发布题为“香港政策法报告”(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香港问题报告称，美国在香港地区拥有相当长时期的利益存在，美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合作仍然十分广泛高效、互惠互利。并称“香港积极参与在一系列多边组织，诸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并与我们单独调整贸易政策目标，而被美国公认为是一个单独的关税领土。”

　　报告指出，自2007年发行的上一份报告至今，香港一直保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高度自治模式足以证明可以持续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并会计划进行下一个高度。2007年后，香港与中央政府都热烈讨论民主和选举改革的性质、范围和步伐。

　　美国在报告中强调，美国很久之前便按照香港基本法支持香港民主发展。美国和香港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尊重法治和公民自由。美国的利益是由香港的持续自主，稳定与繁荣加强，保护公民自由。而对于法律的统治下，香港的尊重保鲜“一国两制”。

　　报告中列举了2013年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香港避难事件。报告中指出，由于香港政府拒绝了美国遣返斯诺登的请求，使得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并称由于外交事务和安全性等其他问题，揭示了限制了香港自治的执法合作。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在2014年6月份发布的在香港政策的“白皮书”强调北京对香港实施“全面管辖权”，并通过相关法律对香港地区的行政长官选举进行干涉。报告表示北京干预了香港的司法主权，干预香港主权，引发了之后香港爆发的“占中”事件，并解释到，“虽然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字面上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要求，但是在香港被很多人批评为这违反了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对香港特区所做的承诺，并限制了其他候选人竞选行政长官”，妨碍了香港的民主选举。

　　针对美国涉港报告中国表示美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报告中还针对中国政府对香港在媒体自由，出口限制以及双边协议及多边论坛等方面的限制性条件提出批评，指出中国政府严重干预了香港的自治。

　　针对美国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13日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美方恪守向中方所作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以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外交部的表态之后发文称，美国的涉港报告死灰复燃是因为美国不愿放弃就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文章称，从中国开始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美国一直干涉香港事务。并称报告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企图干涉香港事务的产物。美国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要插手香港事务的苗头，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表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大有在涉港问题上超越英国、走向前台的劲头儿。进入新世纪以后，美方年度报告不断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指手画脚，批评中国。

　　文章中提到，随着香港特首普选日益临近，美国及香港的一些政治势力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影响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几名长期跟中国过不去的议员牵头，酝酿重新通过立法手段，强化美方介入香港事务的手段和工具。

　　美国的香港政策报告死灰复燃表明，美国不愿放弃就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香港发生的“占中”显示，美国卷入香港事务的程度很深，已经成为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的最大外部因素。

　　文章还引用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话称，“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据悉，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就香港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在该法案2000年到期之后，国会又通过修正案将该法案的有效期延长至2006年。美国国务院根据上述法案的要求，分别于1993年以及1995年至2007年向国会提交了“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

　　(乐昌综编)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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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北京玩危险游戏将激怒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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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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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海军情报署近期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迅速扩张海军力量，美国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媒14日表示，解放军海军在亚洲的扩张将使中国与邻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Business Insider)4月14日撰文称，中国在亚洲正谨慎地实行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战略。一方面，北京在南海甚至印度洋建立军事据点，向邻国表明中国统治亚洲的时代已经来临。同时，中国领导人又非常谨慎，他们希望在亚洲实现中国霸权，但又不希望引起严重危害中国国内稳定和国际声誉的危机。

　　美国海军情报署(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近期发布的一项报告解释了中国如何运用海军来达到目的。北京希望在不升级当前政治军事局势情况下，获取更多自然资源，保护航线，对领海主权合法化和应对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增长，所以海军对于中国的计划来说极其重要。中国的答案就是一支有能力在远洋执行任务的现代化海军。

　　该报告称，“从长期来说，北京希望海军能够保持远洋作战能力”。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解放军海军发展装备时特别针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海军。中国明白它无法在短时间建造5艘超级航母来对抗美国海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但中国能研发摧毁美军航母的反舰导弹，这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中美军事的巨大差距。

　　辽宁舰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副教授戈尔茨坦(Lyle J Goldstein)表示，在过去，中国得到过俄罗斯提供的反舰巡航导弹，而今，中国正在国内制造这种导弹，并且进行大批量部署。“这种导弹和从空中发射的鹰击-12导弹，对美国海军构成了重大威胁。”戈尔茨坦说：“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得这种导弹更难拦截。”

　　美国海军情报署的报告还说，中国海军正“逐步在2020年前大幅提升作战能力，手段是快速采购装备，并提升行动的熟练度”。对美国最具威胁的导弹，这份报告同样给予了重点关注。

　　这份报告显示，按照中国提出的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拥有一支更加强大、作战范围更广的海军，还将拥有多艘航空母舰(中国目前只有一艘航母)，以及弹道导弹核潜艇，可能还会有一艘大型两栖舰艇。

　　该报告总结称，中国将会继续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这将令中国的邻国非常不舒服。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国家都和北京有领土争端。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认为，中国海军寻求增兵太平洋和印度洋，迫使日本、菲律宾、美国和该区域其它国家接受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例如强占在东海和南海的岛屿和油气资源。但中国不可能避免所有地缘战略性风险，也不可能进军邻国后院的同时不造成任何实质性的风险。中国或许不希望制造冲突，但解放军海军如若继续在亚洲横行，冲突或许不可避免。

　　(吴攸编译)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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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不称特使中美鸿沟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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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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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禺阳来源：多维新闻

　　根据新华社和中国中中央电视台消息，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13日晚接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出的总统代表、商务部部长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和她带领的首个“总统贸易代表团”。从中国方面公布的信息看，这是美国总统代表半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长雅各布·卢3月30日刚刚访问过中国。奥巴马如此密集派特使访华相当罕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历次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访华前中国外交部都会提前公布行程不同，中国外交部此次并未提前公布美国商务部部长作为美国总统代表访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甚至没有刊登李克强会晤普利兹克的通稿。

　　李克强会见普里茨克

　　尽管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布，至少在一周前，也就是4月7日，白宫就宣布将派遣商务部部长普利茨克和能源部部长莫尼兹(Ernest Moniz)率领“总统贸易代表”访华(Presidential Trade Mission)，白宫方面并没有任何表示特使的词。同时，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于4月12日称美国商务部部长和能源部副部长和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开启总统指定贸易代表团赴华访问(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Penny Pritzker and U.S. Deputy Secretary of Energy Liz Sherwood-Randall Kickoff Presidential Designated Trade Mission to China )。行文中也并没有总统特使一说。这就说明美国商务部部长此次访华，中国方面称其为总统代表，而美国方面并没有这方面的表述。

　　同样出现中美表述差异的还有，上次被中国官方称为总统特使的雅各布·卢在美国方面的官方表示是“代表总统”访华，美国方面并没有特别代表的说法。

　　无论是雅各布·卢访华谈论人民币亚投行问题还是奥巴马首次亲自制定贸易代表团访华，美国在经济问题上与中国频繁的沟通态势已经表明了中美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奥巴马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但是既然如此重视，美国为何在措辞上极力撇清特使和特别代表，明明身为奥巴马左膀右臂的财长雅各布卢和率领着“总统指定贸易团”的商务部部长普利兹克前后脚访华，频率如此之高，中美两国又为何在两人的头衔上大做差异文章?

　　一方面，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需求量之大是可以预见的。此次总统指定贸易团访华也显示出了中国作为世界上电力基础设施发展和智能电网技术的最大市场，为美国企业在清洁和高效节能技术方面提供了庞大的商机。美国频繁派经济代表访华，除了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多方诉求，还试图掩饰自己在亚投行上的阵脚大乱。

　　雅各布·卢作为财长，替奥巴马出头是常事，不仅是经济问题，就连外交上也是频频打头阵。前两次都受到习近平的接见，但3月30日不仅没有受到习近平的接见，李克强的会见也是草草了事。此次商务部和能源部带领总统指定贸易特使访华实际上也是为了谋求习近平的接见。访问和总统有关但却并不是总统代表只是一种幌子，为了掩饰美国对习近平拒绝接见的不安，此次打着总统名号的访华团实际上是对习近平态度的再次试水。

　　另一方面中国频繁用特别代表和特使的措辞意在营造美国特使频繁访问中国的氛围，营造奥巴马频繁问计北京的小心翼翼感。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北京在亚投行问题上对美国的不满和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信。

　　这种措辞分歧的态势也表明中美在经济上的鸿沟越来越深。习近平将在9月份访美，今年中美还将进行战略经济对话，如何确保访问成功和对话成功恐怕是中美都将深思的话题。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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