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尽管已经从位于北京西部的看守所获释，但是在警方和中国司法系统眼中，这五名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广泛支持的年轻女权活动人士仍然是犯罪嫌疑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和其他政治领导人都对她们表示了支持。

　　她们的律师表示，在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她们外出都须事先通知警方。警方可以随时再次羁押她们，或者把她们传唤到公安局进行问讯。

　　参与任何进一步的维权活动，或者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都可能导致她们被关押更长时间。周二，其中一名女性武嵘嵘的丈夫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不知道武嵘嵘将如何处理她在东部城市杭州成立的维权组织。

　　她们之所以得以取保候审，是因为检方并未像警方希望的那样对她们提出指控。但她们的行动持续面临的压力和遏制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手下的安全部门，再次加强了对公民话语和行动的控制，即使对那些不会公然威胁共产党的问题也是如此。

　　与习近平2012年下半年掌权以来的其他任何事件相比，被称为“女权五女”(Feminist Five)的维权人士遭受的磨难，最能体现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那种焦躁而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一事件也表明，这些官员为了压制草根活动愿意费多大周章，即便影响友好的国际关系也在所不惜。

　　美国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对她们被拘一事发表了公开谴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层做出了让她们取保候审的决定。但是，北京警方极力推动对她们提起刑事指控，而且尽管国际社会表达了强烈不满，她们还是被关押了五周。学者和人权倡导人士称，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为代价，向中国活动人士传达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

　　“由于她们的行动如此成功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并影响了公众政策，现在给这种运动贴上‘敏感’的标签，这很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女权运动，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亚洲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可悲的是，这五人的获释并没有表明，政府对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仍然把这些人视作罪犯，而不是一道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伙伴。”

　　这五名女性——25岁的李婷婷、25岁的郑楚然、26岁的韦婷婷、33岁的王曼和30岁的武嵘嵘——是推动性别平等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当中，崭露头角的领导者。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仍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目前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其他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是否会出于害怕而克制自己的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名女性受到公诉的风险可能很大。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正式提起公诉能达到双重目的：一是阻挠人们采取行动——不论这些行动多么合法、多么温和，也不论官方媒体是否讨论过相关问题;二是让人们思索，挑战政府的红线究竟在哪里。这与习近平政府对独立公民社会的强烈敌意是一致的。”

　　数月以来，活动人士愈发感到焦虑。中国官方即将通过公安部提出的一项法律草案，该法将对外国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官员们怀疑，此类组织传播的思想，正是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国家引发所谓的颜色革命，近几年又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民变的那些思想。

　　警方突然搜查了一些民间组织的办公室，其中包括益仁平中心。这个全国性组织倡导让肝炎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残疾人享有平等权利。几名被拘留的女性与该组织关系密切，尽管偶尔会受到当局的刁难，但官方多年来对该组织持默许态度。周二，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益仁平“涉嫌违法，将予以处罚”。警方3月底搜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带走了该中心的文件、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这次益仁平办公室被查抄我本人觉得非常意外，”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说。“很明显当局的政策在近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陆军表示，被拘留五周的女性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从3月6日起，其他一些女性因为计划开展行动抵制性骚扰而被拘留，但之后很快获释，她们都不是此类组织的成员。

　　他还表示，这五名女性被捕一事并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大约一年前开始加强的压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中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将打压女性活动人士的行动，与压制新公民运动的举动做了对比。新公民运动是由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发起的民间运动，要求政府透明，但最终遭到习近平政府的打压。2014年1月，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获刑四年，警方希望检察机关以同样的罪名对这五名女性提起公诉。

　　在香港工作的王松莲表示，这些案件说明，即便活动人士争取的政策变革与中国高层官员公开支持的变革一致，官员们也希望确保，他们才是唯一能够设定议程的人。

　　“领导层并不希望看到它无法控制的任何公民运动，”她说。“至于改革，当局希望由自己把控。换句话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改革，无论是法制改革、经济改革、反腐运动等等。自下而上的行动会遭到极大的怀疑，现在更是如此。”

　　由于民间活动人士能够利用社交网络工具和手机应用，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迅速组织民众，官员们对他们的态度更为警觉。比如，女权五女从2011年开始组织具有戏剧性的街头活动，如通过占领公共男厕所，来为女性争取更多公共厕所，再如身穿沾有假血的婚纱来反对家庭暴力。她们利用广受欢迎的通讯应用微信，组织民众参加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对性骚扰的活动。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历史和妇女研究副教授王政表示，她是在微信上第一次看到有关此次行动的消息，女权主义者利用微信建立了很多群组，微信可以被用来动员群众。

　　一些人从这五人被捕一事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王政就是其中之一。周二，她在一系列电子邮件交流中表示，她们获释而没有受到刑事指控的事实“显然说明，体制中有一些官员极力推动，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案”。她还表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涌现出了一个年轻活动人士的核心群体，他们具有领导能力、笃定地维护社会公正。”

　　“但我也充分意识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她说。“只要非政府组织倡导、贯彻涉及性别平等或其他议题的相关法律的行动被界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女权主义者，以及在其他领域争取社会公正的活动人士，就没有安全区域。”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旧文章ID：3194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7.3%回落至7%，创出六年新低，前次低点为2009年一季度的6.6%。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引美媒热议，有声音危言耸听称，中国经济前路艰险，北京泰山压顶。有媒体认为，投资放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美联社4月15日在《中国经济放缓持续施压北京》(China’s slowdown deepens, stepping up pressure on Beijing)的报道中称，由于中国制造业和零售业遇冷，中国经济愈放愈缓，为了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重回正轨，北京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报道称，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依靠投资和贸易成功使中国经济爆炸式扩张后，中共试图把经济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引导，通过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但过去一年经济的大幅下滑引起民众对失业的担忧，造成社会紧张。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分析师瑞弗提(Tom Rafferty)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幅度可能已经使北京感到不舒服。

　　惠誉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分析师柯奎翁(Andrew Colquhun)称，中国经济正在适应投资的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方向的转变需要内需予以支持。但目前严重的是，中国经济太过于依赖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创造工作岗位。

　　李克强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

　　报道还表示，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将致力于经济增速放缓后的“新常态”。中共高层表示，当前要务是确保经济更加高效且更具有生产力。但是支撑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贸易、建筑业、工业意外的疲软预计将促使北京再次降息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称，他预计在该季度，北京将至少降息一次，如果第一次降息结果不乐观，将会有第二次降息。

　　《华盛顿邮报》4月15日在《中国经济增长创六年来新低，前路荆棘》(China’s economic growth hits six-year low; tough times still ahead)一文中称，中国经济传统上靠出口业推动，但在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更加依赖信贷推动消费以及基建投资。但北京意识到这种经济模式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并开始试图推动消费。随着“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下滑的背景下，与危机开始斗争。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中国经济学家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永久性放缓。房地产业不会崩溃，但显然已经下滑，对整体经济有明显的冲击。虽然在消费领域，房地产业的进账很惨淡，但它没有完全与其它的经济领域绝缘。

　　《世界经济展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最新一期的刊物中表示，对中国来说，主要的风险在于未能完善应对金融风险、“经济在平衡”以及发掘新经济增长点的改革议程。由于没有改变增长模式，经济漏洞将继续增加，可用的政策空间将缩水。

　　《华尔街日报》4月14日在《中国投资放缓的新常态》(China’s New Normal of Slower Investment)的报道中表示，当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于，中国如何适应所谓的“新常态”。出于政治原因，北京没有透露GDP的具体数据，资产投资也肯定不可靠。中国政府还没有成功的“经济再平衡”，目前还很难想象内需的“爆棚”是否能填补投资放缓留下的空缺。北京永远不会承认经济会有停滞的危险，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停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许多经济分析师也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浦瑞兴金融集团(PNC Financial)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叶文斌(Bill Adams)称，正如市场所料，中国房地产市场下滑以及重工业增速迟缓继续拖累国内需求。第一季度中国的名义家庭支出增长也相对缓慢，尽管名义消费者支出增长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汽油和柴油价格下降影响。

　　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中国的决策者可能会将这些并不令人意外的疲软数据视为对他们当前政策立场的确认。在2015年剩余时间里，中国将逐步降低借款成本，但不会迅速扩大信贷总规模。我们继续认为未来几个季度人民币兑美元会小幅下跌，波动区间也将较前几年扩大。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首席亚太宏观策略师比彻(Annette Beacher)表示，中国3月份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额弱于预期，抵消了第一季度GDP增长7.0%(符合预期，并好于一些分析师私下所作的增速可能低于7%的预期)带来的任何安慰作用。然而，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5.2%)，这只能表明增速在下滑。有关(降准)和降息的呼声将加大，对于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以便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呼吁也会升温。

　　和其他全球主要央行不同，中国央行还拥有大量政策工具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引导体量庞大的中国经济在2017年/2018年实现5%-6%这样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速。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7%，而上季度为7.3%。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中国政府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为7%。虽然这一增幅属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最大之列，却是中国多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15日针对这一数据表示，经济增速减缓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4日称，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衔接期”，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但目前新旧产业与动力转换还没有衔接到位。

　　(雷晞 编译)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旧文章ID：3193

作者：黃育川  来源：FT中文网

　　鉴于迄今已有50余个国家申请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人们对该行的关注重点已从担心该行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参与者、以便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可信的地位，转变为担心该行的参与者可能过多、以至于无法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现在说说最困难的部分：创建一家开发机构，既要顺应其亚洲借款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要顾及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出资国对治理问题的关切。

　　对华盛顿方面来说，考虑到美国国会的负面情绪，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具备加入亚投行的政治可行性，但美方传递出的信息已变得更富建设性——美方原来是坚决反对亚投行，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高官发表的声明已表示美方愿与亚投行合作。但这些声明依然提到了一些关切，比如意向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能否遵循“最高标准”，该行与项目层面上的社会环境影响有关的保障政策也引起了关切。部分稍晚申请加入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即以这类保留意见为由，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一开始对加入亚投行没有那么积极。

　　这类告诫可谓不得要领。亚投行在新闻发布会上已暗示，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复制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机构的所谓“最高标准”，而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树立“正确标准”。

　　上述机构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已展开认真的努力来建立效率和响应度更高的准则，但其进展缓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作为一名曾在世行任管理者、负责过俄罗斯、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中国等国情迥异国家业务的人士，我可以证明，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作人员，都觉得世行要求的标准以及许多操作流程太过官僚、成本高、不适合应对借款客户的实际需求。其原因是，治理结构陈旧，另外世行和IMF的一些大股东都不愿减少发达国家在董事会的投票权、以反映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更重要地位。

　　那么，什么是“正确标准”呢?以下是三个关键要素。

　　首先，世行等多边机构都有一个常驻董事会，包含20名乃至更多的执行董事，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假如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或大型跨国公司，每天在业务和政策议题上不仅要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还要向在这些议题上代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另外20名权威报告，这家银行或公司还能高效运行吗?答案是不能。其结果是，工作人员和管理层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准备多如牛毛的冗长报告、以待董事会审批或问询，操作流程极其曲折，很难找到重点，项目准备成本过高。亚投行董事会应该像所有大公司和大银行一样，只定期开会盘点政策和提供指引。

　　其次，发展业务已越来越注重将工作人员派驻到业务所在地。世行和亚开行等机构在所有经常借款的国家都安排了常驻代表，而派驻100名或更多工作人员到一些国家工作的成本十分可观。亚投行的目标更侧重基础设施建设，较少参与教育和卫生等与消除贫困直接相关的发展活动，可能要依赖其他机构来撰写宏观经济报告，因此亚投行或许没必要安排大规模的实地工作。相反，亚投行可考虑派遣几名核心人员到世行或亚开行现有的地方办事处工作，这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融汇各方经验。

　　最后，那些旨在避免或减轻发展项目负面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保障政策引起的关切，理应获得关注。亚投行的目标不应是降低标准，而应是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即使是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中，也有共识认为开发银行需要采取新的策略，而且很多人已思考过如何制定更好的指导方针。大原则是逐渐告别需要遵守过于僵化的规则的法律框架，转向一种考虑结果的、更加基于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项目危害社会和环境的风险是有限的。现在这种对所有项目都采用同一指导方针的趋势不必要地增加了成本，让人们更难以把必要的关注投向切实存在重大风险的地方。

　　亚投行的建立不应被视为对达到高标准构成了威胁，而应被视为一个帮助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制定正确标准的难得机会。如果IMF、世行和亚开行的管理层能发表支持性的声明，阐明它们与亚投行合作的兴趣，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建设性一步。

　　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行亚洲和欧洲业务局局长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旧文章ID：3190

作者：邵进  来源：新华国际

    中国潜逃美国贪官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中美执法部门高层近日就追逃追赃与遣返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包括，美国方面向中国承诺，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中方已向美国提供一份追逃“优先名单”。

为何中国贪官愿往美国跑，并能在美国逍遥法外？

去年有媒体报道说，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美国以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排名靠前的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美国成为中国外逃贪官首选地，是因为它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些中美专家都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这成为中国追逃追赃以及美国遣返的一大障碍。没有引渡条约就意味着美国无法逮捕那些在中国已经触犯法律的罪犯。在这一情况下，只有违反美国法律，才能成为贪官被遣返的唯一理由。 

现在，中美之间通过司法协商，让逃往美国的贪官有了“福音”。

半个月前，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透露，中美将就海外追逃加强合作，中方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份追逃“优先名单”，请求美方协助追捕，据信名单上的人都藏匿在美国。中国官方还准备启动法律程序，没收贪官海外资产。

来自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说，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近日举行了两部第一次部级会晤。美国国土安全部11日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美方同意精简遣返中国贪官的流程。

中美合作追逃贪官有什么新的特点？

首先，中美双方强化了执法部门联合惩治贪官的工作效率，强调办大案，中美有望跨越没有引渡条约这一障碍。

今后，双方将就追逃与遣返案件加强信息分享，就证据充分的重点案件定期交流工作进展，就遣返逃犯、核查非法移民身份积极开展合作。美国国土安全部声明说，约翰逊与中方官员同意精简遣返收到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的流程；

还有，美方表示积极支持中方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和公安部“猎狐2015”专项行动。  

已于４月１日启动的“猎狐２０１５”专项行动，是“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腐案件外逃人员；

    

另外，美方有和中方一起行动的具体措施：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鉴于中美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以往双方的合作多按一事一办的原则来处理。中美会晤成果声明的出台，有望提高中方追逃追赃与遣返腐败分子的效率，斩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一位知名中国专家认为。

据悉，郭声琨将于今年年内访美。这表明中美执法部门交流级别日益提高，逐步走向机制化。（编辑：闫亮）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2

旧文章ID：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