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媛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访谈嘉宾】苏长和，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访谈动机】

　　今年年初，中外舆论场悄然掀起了一股讨论“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的热潮。

　　这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上发表的《中国世纪》一文，施蒂格利茨写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中国世纪”替代“美国世纪”了吗?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无疑反对施蒂格利茨的看法。“人们很容易忘记美国如今依然是全球巨擘。”约瑟夫·奈说。

　　日前，这位美国“泰斗”级别的政治学者出版了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他在其中表示，虽然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美国的产出占全世界GDP的比例已大幅滑落，但这不过是全球回归正常的表现。别忘了，跨国企业500强的近一半属于美国，全球20个最强品牌中有19个是美国的。

　　他在评价中国时表示，中国虽然在不断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将取得更大空间，但北京面临的严峻内部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可能会干扰它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移民不具有像美国这样的开放态度。因此，“中国有13亿人的智慧可利用，美国则有全世界70亿人的智慧可利用。”

　　那么就此话题，中国学者又怎么看呢?日前，国内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

　　★先驱语录

　　★“中国世纪”如果真的来了，它也不是建立在“美国世纪”衰落的基础上，是靠亿万中国人民勤劳奋斗来的。同样，“美国世纪”真的黯淡了，也与中国崛起无关。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本身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国际体系做了许多制度创新，也在倒逼美国对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作改革，这是好事情。

　　★美国还没有从心理上适应过来，说白了，美国习惯了“自己出主意，别人出力”的国际关系思维，这次“中国出主意、大家一起来出力”，它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如果中国像美国用主导思维来发起成立世界银行那样，设计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亚投行就成了世界银行的翻版，这还是一种过时的霸权思维，不会是制度创新。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不是因果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随着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世纪”到来了吗?这同时意味着“美国世纪”将结束?

　　苏长和：我觉得人们需要换个思维看世界，所谓“中国世纪到来了就意味着美国世纪结束”这个判断，本质上是你输我赢、“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对立思维。这种思维不是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思维。美国学者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国和平发展为美国带来收益来看中国崛起，可能就不会产生中国崛起意味“美国世纪”终结这样的判断来;再比如，媒体和学术界可以探讨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美国是否衰落的更快?我认为，这样看中美关系，就是一种和谐共生思维，而不是零和思维了。现在人们受到美国教科书中强调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思维影响较深，所以需要共同学会用新型国际关系思维看世界。

　　“中国世纪”只是一个名而已。历史上东亚长期以来有多个中国世纪，当然那时候我们不用这个西方外来的名。我认为“中国世纪”即使来了，中国人也会以平常心和“来之而不觉”的坦荡心理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外媒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到处解释自己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世纪”对美国来说含义就不一样，美国建国历史短，只经历过一次“美国世纪”，容易产生历史只有上坡没有下坡的认识心理，因而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对中国来说，中国“世纪”是复数，但是对美国来说，美国“世纪”是单数。

　　从民族精神、价值理念、制度力量、国际意识、制造能力等指标看，中国确实是一个欣欣向上、活力迸发的大国，说“中国世纪”也不为过。但我不同意在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之间形成因果认识。“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它也不是建立在“美国世纪”衰落的基础上，是靠亿万中国人民勤劳奋斗来的。同样，“美国世纪”真的黯淡了，也与中国崛起无关。在21世纪，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很可能还有其他巨大经济体的崛起，或者其他经济体的世纪，“非洲世纪”、“印度世纪”都有可能，更多地区的崛起让世界政治更精彩。

　　不要把中国创新简单解读为挑战美国

　　Q：那么“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讨论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到底是美国的焦虑，还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越来越过时?还是确实到了一个全球权力交接的拐点?

　　A：“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话题的讨论，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特点的变化。这次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变动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而是和风细雨式的，由一系列看似孤立实际上是一连串重要事件组成的。我不太使用“权力交接”这种带有刺激别人的词语，宁愿用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发展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本身确实到了该改革的时候，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国际体系做了许多制度创新，也在倒逼美国对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作改革，这是好事情。

　　中国不会陷入与美国争夺世界政治主导权的争霸之中，我们外交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标准就是不与别人争霸，但会坚决维护国家权益。媒体不应该学西方媒体那样，把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做的许多创新，都简单解读为是挑战美国、与美国争夺世界政治主导权。比如最近的亚投行，这明明是中国为国际关系所做的制度创新，为国际体系改革做了极大的增量，增益其所不能，但却被部分媒体视为是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难道国际体系进步不应该鼓励像中国这样的制度创新吗?如果不鼓励各国在国际关系中进行制度创新，国际关系怎么能进步?

　　争霸思维是美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思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思维是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中美应该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真正造福世界和平的事情。美国还没有从心理上适应过来，说白了，美国习惯了“自己出主意，别人出力”的国际关系思维，这次“中国出主意、大家一起来出力”，它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翻版

　　Q：在约瑟夫·奈看来，未来亚投行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空间的表现，但不足以体现中国的主导力。是这样吗?

　　A：“主导”这个词都是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的惯用词汇，用“主导”这个词是看低了中国智慧。如果中国像美国用主导思维来发起成立世界银行那样，设计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亚投行就成了世界银行的翻版，这还是一种过时的霸权思维，不会是制度创新。而亚投行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创新，中国也不会像有的国家那样出的钱多或者利用关键少数股份一定要去控制它，与其讨论谁来主导亚投行，倒还不如认真讨论亚投行如何对亚非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发挥作用。所以，志同道合最关键。我认为，亚投行会更多体现中国制度中协商民主的成分，形成协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真正主导亚投行的不应该是某某国家，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这样亚投行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道路在此方面有很多好理念。

　　假设中国来管理这个世界

　　Q：在您看来，与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相比，中国还有哪些差距?

　　A：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中国与美国相比有差距，美国与中国相比也有差距。双方各有比较优势。就中国与美国差距来说，我挑一个人们不太重视的一点，就是语言使用市场规模。英语在世界使用范围广，这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知识收益，美国从中可以汲取外部脑力资源。美国互联网企业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得益于英文的使用范围，相反，法国、德国、意大利就不可能出现世界性互联网巨头，语言限制摆在那里，同样，中国近年来涌现出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得益于国内近14亿使用中文的语言市场规模，但是，中文互联网走出去就很难，因为外部世界没有像英语那样的中文市场规模。

　　设想一下，假设中国来管理这个世界，中国很可能用的国际“官文”是英语，即将开业的亚投行，很快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中国届时组织大家来开会，工作“官文”只能是英语。这会非常尴尬。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补足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中国一定要有百年之志，将中文变成国际语言，这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此事很艰难，需要多代人接力做，不可因此之难而不为。所以媒体一定要多鼓励孔子学院，不要简单跟着外媒批评和否定孔子学院。

　　中美两国存在“改革竞赛”

　　Q：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还没有一个切实的对手。中国自身面临内部的严峻考验：比如污染、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才流动封闭等等。您对此怎么看?

　　A：奈不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关于中国的判断可能只是从英语媒体上看到的。例如，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个判断就很轻率，说到国有企业就想到效率低下，确实值得商榷，再比如人才流动封闭，中国的人才流动机制相对很活跃，我周围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都是靠勤奋和努力晋升起来的。当然，他指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内部考验，美国族群分裂问题、南北矛盾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军工企业尾大不掉问题、军事联盟负担问题，等等。总之，大国都有大国的难处。因此，中美两国存在改革的竞赛，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奥巴马竞选时提出“改变”的口号，其实想做的也是改革。

　　Q：美国为了延续“美国世纪”，会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吗?

　　A：要说不遏制那是假的，关键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从美国来看，问题是遏制战略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哪个更能延续“美国世纪”。如果总是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坏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当然会选择前者，如果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好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就会倾向于后者。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和矛盾，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我认为，世界要支持美国国内的和平发展力量。同时，也要逐步通过话语和议程设置，让美国了解与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延续“美国世纪”。

　　“一带一路”对美国有启发

　　Q：约瑟夫·奈在新书中表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仍然领先于世界。中国现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如果落实，会不会打破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

　　A：我们换个思维，不要总是从“挑战”、“打破”看这个问题。无论“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可能都需要依靠“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最终可能带动整个沿线国家发展的世纪，也就是一个“一带一路”的世纪。这样包容性地看问题，大家就能携手合作起来。过去一百年，少数国家发展富裕了，将来一百年，更大多数国家发展富裕了，所以，“一带一路”意义在这里。

　　“一带一路”对美国搞好周边外交也有启发。美国两面靠洋，可谓有“两路”，但是一直缺乏与拉美的“一带”。所以，中国参与到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对美国是机会而不是挑战。

　　Q：所以您强调还是应该以客观、理性的“平常心”来看待“美国世纪”与“中国世纪”这样的话题?

　　A：外媒讨论“中国世纪”，有赞许的，也有高捧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要有谦虚和自知之明，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有自己的智慧对待这个问题。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29

旧文章ID：2893

作者：陈如为  来源：《秘书工作》2015年01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研究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最多，为1828个，中国智库数量居第二位，为426个。

　　从综合影响力看，目前，全球前十名顶级智库中，有六个是美国智库。综合影响力主要看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创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议;二是为政府输送了多少专家型官员;三是举办了多少高级别的研讨会;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五是在帮助政府官员调解和处理冲突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主要来自智库

　　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

　　例如，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Government Research)。它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它立即提出对外施行“马歇尔计划”“制裁流氓国家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又如，二战刚爆发，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先后向美国国务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备忘录，其中“占领德国”“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政策建议，均来自上述备忘录。

　　再如，冷战结束出乎美国预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应对。对苏联研究极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兰德研究院(RAND)很快提出“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构想。大学里的知名学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他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成为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对策研究的基础。

　　二、智库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家型官员

　　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所谓“旋转门”的良性循环，对美国智库的发展、对政府尽可能正确地决策都起到积极作用。

　　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不再空怀壮志、纸上谈兵，而是一展抱负、实现理想，而且他们从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听取智库的意见。

　　另一方面，回到智库的前政府官员，由于在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再研究问题时，其思路和提出对策的针对性更强，更易被决策者采纳。

　　据统计，频繁出入“旋转门”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等智库。

　　他们当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则不胜枚举。统计数据显示，仅在里根总统任职的八年中，应邀走出美国智库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竟多达150余人。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2014年11月3日辞职，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接任总裁。

　　三、美国智库影响力超群的主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智库影响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美国智库敢于进行创造性思维，且美国社会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优越条件。

　　(一)美国智库赢在教育起跑线上

　　1998年4月，我作为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采访加利福尼亚州哈岗拉朋特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诺曼•徐、教育总监约翰•克拉马，以及副总监加里•马楚莫托。我问他们：在世界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美国学生成绩往往是倒数，而美国的科技发明却领先世界，原因何在?

　　他们的回答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美国整个社会都忌讳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美国的老师欢迎学生怀疑、反驳、否定前人的理论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师甚至向专家提出挑战，但必须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美国老师给学生打分和评级的依据是：答案有没有道理，是否合乎逻辑。因而美国学生勤于动脑筋和善于动脑筋，富于创造精神，虽然他们参加现行的考试不一定得高分，但是就业后适应能力强，发明、专利多。

　　(二)美国智库得到民间资助和支持

　　美国文化崇尚“强”，认为“强”即是“美”，瞧不起“弱”，认为“弱”即是“恶”。所以，强者应当更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民间基金会慷慨支持各领域的前沿研究。

　　例如，美国第一个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捐资建立的。此后美国铁路大王亨廷顿、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资帮助各行各业的智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信息网络工业在美国西海岸异军突起，微软、惠普、英特尔等公司的老板们在暴富之后成立的“盖茨夫妇基金会”“戴露普家庭基金会”“穆尔夫妇基金会”等，依然是美国各类智库的资金重要来源。

　　戴露普家庭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捐款五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支持和奖励各行各业已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支持和奖励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二，要有长远的眼光，发现和支持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独特贡献，或最有可能作出战略性贡献的个人、组织、项目等。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目前的研究经费为2.63亿美元，其中包括34个基金会的捐款和35个企业的资助。有些企业的资助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的。民间的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美国智库植根于相对包容的体制

　　智库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如果不能传播开来，其影响力就会非常有限。美国在言论和新闻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为提升美国智库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舆论影响，而舆论则主要受媒体影响;不言而喻，智库要影响到决策层，首先要影响媒体。所以，美国智库千方百计通过媒体兜售自己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早期美国专家学者主要在报章杂志的言论版上发表新见解，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现在主要在电视台、因特网直播节目里接受访谈。为了更及时准确地发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电视台和电台，由有关专家学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以举行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形式，直接向大众传播最新研究成果。

　　相对包容的环境对美国智库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的最重要贡献是，宽容它们提出的“标新立异”的想法乃至“异端邪说”。在美国境内举行的各种研讨会上，主办者往往刻意聘请意见对立的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通过激烈辩论判断谁是谁非。

　　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前的候选人辩论演说，可说是美国智库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庙会”，促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一次次达到高峰。因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候选人都到智库里物色与自己执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对策，武装自己的头脑。

　　美国选民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自己有利，从而决定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谁。有经验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洞察美国思想界的激烈交锋。他们观察研究美国总统大选，重点不是看谁胜谁负，而是看哪些新思想占上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新政策，将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四)美国智库善用外脑和异见

　　不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少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少在智库领域，美国智库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多于中国智库对美国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智库大量吸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参与研究相关课题。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它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进修后，部分人留在美国工作，也有不少进入美国智库。现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亚太和中国的项目中，有不少华裔面孔。他们的加入，对于美国智库了解亚洲和中国帮助非常大。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智库欣赏挑战和批评，大批外脑特别是华裔学者加入后，不断帮助美国智库纠正以往的研究盲区和认识盲点，使得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全面、深入。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美国人对我(华裔学者杨恒钧)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他们请)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国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中，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韩国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存在认识误区，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将直接导致他们在整个模拟战争中向错误方向发展。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

　　就在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可是，我现在心里慢慢明白，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效劳呀……”(摘自《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作者杨恒钧)

　　四、美国智库的基因缺陷

　　智库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级载体。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基因缺陷，也体现在智库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过分崇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导致美国智库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极端自私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甚至不惜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对策，导致很多本来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的国际国内问题，长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智库曾就如何防止美国卷入危机有一场大辩论。东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加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上;西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跨太平洋经贸关系上。我曾就此询问过几家美国大企业的老板：美国智库都说自己的研究是独立的、客观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东西部智库的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如此泾渭分明?他们的回答一针见血：你得看看他们的研究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智库纷纷开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连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在其网站上招募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帮助它寻找遏制乃至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我所在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申报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浏览这批课题后，决定不申报。因为美国国会研究局对有关研究有个要求：不要从美国方面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也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要求与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论恰恰相反。

　　我此前在中东地区做过四年常驻记者，后又在美国做过四年常驻记者。我的结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决议，导致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铤而走险。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一环，显然是美国应改变其极其不公的中东政策。不让研究这个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想，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迄今未找到解决国际恐怖主义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文化中极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问题时，美国智库还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

　　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152个国家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带头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冷战结束后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同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研究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美国甚至用“多重标准”对待189个国家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朝鲜、伊朗制裁、封锁、武力威胁，但同非条约签字国(印度)开展核合作，对非条约签字国(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些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对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影子。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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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s Hutzl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勾勒了有关亚洲安全和经济新秩序的构想，提出要把中国的繁荣与合作惠及整个亚洲地区。

　　习近平上周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愿意“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他重点提到了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多项举措，这些举措旨在向铁路、港口等开发项目提供数千亿美元融资，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长达3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中国的这一构想虽然以亚洲为中心，但也欢迎全球各国的参与。他很小心地没有把中国放在新秩序的中心地位，尽管一些亚洲政治家和安全专家此前警告说中国可能这么做。

　　不过习近平表示，鉴于中国的体量，中国自然会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博鳌亚洲论坛由中国主办，每年一度在中国海滨小镇博鳌举行。

　　习近平在博鳌的演讲再次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计划利用中国的崛起重塑亚洲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而这将改变最近几十年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内行事的状况。

　　中国重塑亚洲计划的重点是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计划受到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和企业的欢迎，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需要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美国政府担心亚投行的运营方式，但美国的亲密同盟以及其他多国政府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

　　中国官员称，亚投行将于今年开始运营，预计将拥有大约40个创始成员国。

　　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周六在博鳌宣布俄罗斯将加入亚投行。中国财政部周六在其网站公布，荷兰、巴西和格鲁吉亚也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澳大利亚官员周六证实，该国将作为意向创始国参加成立亚投行的相关磋商。

　　聆听习近平演讲的贵宾包括印尼、斯里兰卡、赞比亚、亚美尼亚和奥地利等15国政府领导人，中国上述计划所涉及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但坐席中并无高级别的美国代表。

　　博鳌论坛被视为亚洲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一般关注商业和经济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的演讲涉及了安全问题，尽管他并未谈到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

　　习近平并未直接提及美国，不过他暗示了对那些加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角色的安全同盟的反对意见。习近平称，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他表示，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习近平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尽管在放缓)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机遇寄予希望。他表示，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

　　北京更广阔的经济计划也引发这样一种担忧，即中国可能寻求通过慷慨解囊来达到政治和其他目的。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Mari Pangestu)在博鳌论坛上周五一个讨论会上称，目前担忧主要围绕中国的支配地位，这是应引起注意的一点。中方表示亚投行是开放的，她认为需要确信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官员们和企业高管们称，为了实现其愿景，中国将需要私营企业和其他贷款机构的协助，比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中国拟议的亚投行资本规模将达1,000亿美元。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之一胡祖六(Fred Hu)称，如果得到适当的利用，亚投行可以提供1.3万亿美元的融资，但这仍低于数万亿美元的预估基建融资需求。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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