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比如马航事件，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惯性思维。”在《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

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bias。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对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他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谈论这件悲剧时，彭凯平与其他中国学生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已经就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迈克尔·莫里斯(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它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心理学测验中接受测验的对象)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面对几何图形之间的无规律互动，人们都试图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埃里克·诺勒斯(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缺乏教育。”彭凯平如此认为。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比如，《货币战争》的作者，他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拿这个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国人挺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我的单位为什么不能有两个领导?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你讲完阴谋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

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什么是阴谋论，阴谋论的可信度怎样判断?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实验心理学硕士迈克尔·舍默就此归纳出了阴谋论的十个特征。

1.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如果我们有一个证据确凿、非常显然的解释，那么阴谋论的解释一般不足为信。比如，当水门事件的策划者坦白了他们的窃听，亦或者本·拉登在吹嘘“9·11”事件的“伟大胜利”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事实。同理，当一个现象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解释时，阴谋论也一般都是错的，有时仅仅是机缘巧合而已。

2.当阴谋事件的主角被拔高到拥有超能力的时候，这个阴谋论往往都是假的。人们的行为总是漏洞百出，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断犯错，大多数所谓的“强人”、“超人”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3.如果阴谋论里所描述的阴谋越复杂，涉及的元素越多，可信度也就越低。

4.越多的人牵扯到这个阴谋中来，所谓的惊人秘密就越不可能存在。人们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5.如果宣称的阴谋涉及范围广，动辄“控制了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命脉、整个政治格局”，特别是所谓“全球最重主宰，幕后控制全世界”，那么一般都是假的。

6.有些阴谋论偏好无限拔高，明明是一件小事，却硬要把它往大了解释，什么惊天大阴谋，往往都是扯淡。

7.越是喜欢把一些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事往“不祥之兆”、“厄运将至”方面解释，这样的阴谋论可信度越低。

8.倾向于把事实和猜测不分青红皂白地搅和在一起，而且从来没有概率这样的概念，这种阴谋论往往都不是真的。

9.有些阴谋论者的不靠谱还体现在，对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私人组织的一切机构都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怀疑。

10.如果某些阴谋论者对自己的论调深信不疑，拒绝一切其他可能的解释，对他不利的证据就视而不见，大肆地去搜寻只对他所谓的事实有利的证据，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错的，而且这所谓的阴谋也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阴谋论不为解释别人，只为说服自己

《新周刊》：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实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和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肯尼特·莱贝托，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他说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也是抄袭的，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新周刊》：如果你不赞同一个阴谋论，阴谋论者也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他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多少年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新周刊》：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凯平：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他们的信念太坚定了。

《新周刊》：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根据你的文章，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彭凯平：“信念固执”的人大脑前额叶的内侧前扣带回发育有问题，灰质容量比较小，无法处理复杂的矛盾信息，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产生“信念固执”的倾向，并非一定会“信念固执”;更何况，有的人的“信念固执”是装出来的。

《新周刊》：这样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脑残?

彭凯平：过分相信阴谋论的人有时候是脑残引起，有时候是别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义上的脑残，但说出来就显得政治不正确。

《新周刊》：有没有可能，社会上会出现对阴谋论者这一群体的歧视?

彭凯平：前扣带回不足，可能没法处理矛盾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接受阴谋论。阴谋论或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是我们选择的结果，那就不是简单由生理结构决定的。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视，比如作为河南人被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法选择。但如果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你还选择做了，那就可以批评。所以，我们不是歧视脑残的人，而是歧视脑残的人群中选择相信阴谋论的人。

不管如何做知识传播的工作，阴谋论肯定还会在中国存在下去，总会有人相信阴谋论。很多所谓的“大V”也没有科学素养和经验，就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并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辩证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民主的辩论机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其他听众，那些没有鲜明意见的人，希望能从双方辩论或者沟通中来了解事情真相。不论你是阴谋论，还是反阴谋论的人，都可以来讲是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做判断，但如果你还没让人说话，就先扣帽子，别人就没法开口了。(采访/杨杨)

来源时间：2015/3/28 发布时间：2015/3/16

旧文章ID：2863

“一带一路”缺了香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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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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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风哥来源：观察者网

各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大戏还没唱完，博鳌论坛隆重开幕。本届论坛最热的词无疑是即将揭开面纱的“一带一路”，英国《金融时报》预言：“种种迹象表明，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将意义非凡。”

从丝路基金到亚投行，面对中国政府实实在在的“大手笔”，不管是哪个国家，都要认真思考自己在这一大框架中的定位。

国内各省市，更是积极研究各自的比较优势，力争在地方竞争中占得先机。

香港也不例外。27日下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亲自出席分论坛“一带一路：跨国公司的机遇与香港的角色”。

香港的优势显而易见，从分论坛议程的设置上就可见一斑：

-“一带一路”将给跨国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机遇，香港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 供应链在区域融合的过程中不断重塑，香港的贸易与物流行业如何升级转型，以在新的商贸格局中把握先机？

– 随着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香港的金融产业和专业人士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三个问题涵盖了总部经济、贸易物流与金融三大方面。

在香港设有区域总部、办事处的海外公司有数千家，非常便于跨国公司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扩展业务。由于已有总部经济的大盘子，集中了很多熟悉国际规则的会计、审计、商业管理、商业法律人才。

贸易与物流则是“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香港依然是内地与其他国家的重要中转站，2014年的年吞吐量排名全球第4。

金融更为港人津津乐道。根据卡塔尔金融中心委托英国Z/Yen咨询集团所做的最新研究，香港依然是全球第3大金融中心。

梁振英也在昨天的论坛上强调，“在一国两制的战略之下，香港有独特的地位，我们保留了自己独立的金融系统，和中国大陆的金融系统是分离开来的，同时，我们也有港币，而且港币在全球是自由流通的，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对贸易和人民币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多。香港拥有高效结算的系统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

凭香港的特殊性和既有优势，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发挥作用原本完全不是问题，放在以前，甚至都不应该问“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但近年来越来越走火入魔的激进政治，似乎就是要把香港从中国的经济快车上拉下来，就是要把它从中国对世界开放的方便窗口变身为外国颠覆中国的理想基地。

“占中”闹了许久，政改仍在博弈，“反水客”走样，排斥内地言行时有耳闻。客观地说，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很多内地民众对香港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企业家的选择。

香港的负面事件不断冒出来，同时优势却在衰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作为中转站的地位在不断下降。香港虽然还是全球第4大港，但看看前3是谁？上海、新加坡、深圳！这三港将自然而然地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主站，香港夹在其中，地位愈发尴尬。

即使在最需要“软件”积累的金融领域，上海也已经攀升至全球第16位，如果香港不能尽快解决自己的弱点，在最强的金融领域被上海赶超，恐怕在几年内就会成为现实。

更令人担忧的是，优势衰减为香港戾气的生发提供了土壤，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极易产生新的风波，进一步恶化香港的内部环境。如果陷入恶性循环，是香港的大不幸，也会给内地带来相当的困扰。

港内激进反对派却视此为“机遇”，全然不顾香港700万同胞的福祉。两年前推出所谓“占中”猜想的戴耀廷，近日依然在鼓吹“中国崩溃论”，发表的文章通篇充斥“港独”思维。

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自然是最佳结果，但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缺位，一再丧失机会、越来越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最终将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香港同胞都应当深思的问题。

分论坛议程的设置，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政治，希望“在商言商”，用心良苦。但政治本身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那里，回避不是办法。

好在有中央的支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是清醒的、有底气的。他21日在礼宾府新春茶话会上谈及“占中”问题，直指外国有势力希望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强调香港作为国家的南大门，港人有为国家守住门口、守住制度的历史使命。

有这样的守门者，相信香港能把握住机会，在“一带一路”中焕发活力，如梁振英昨日所言，扮演好“连接器”与“转换器”的角色，进而成为“一带一路”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智力官”。

来源时间：2015/3/28 发布时间：20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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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亚洲五强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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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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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来源：共识网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外交的转型：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乃至奋发有为。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超过了对美外交。于是，如何确定与建设周边外交中的“支点国家”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支点的潜在含义有两重，第一“靠得住”或“使之变得靠得住”;第二，有一定力量但通常不是某个次区域综合国力最强国。按照这种标准，中国周边的一些中等国家可以被归入支点国家，一些小国家也可以。西南部的巴基斯坦、东北部的韩国、东南亚的柬埔寨与新加坡、西部的土库曼斯坦，在经济上、战略上都需要中国，属于中国现实或潜在的支点国家。

　　确定与建设支点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全球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是全球中小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地区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也是地区中小国家所不能取代的。政治性的区域或次区域是历史地形成的。就中国周边而言，区域性大国有：北边的俄罗斯，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印度，东南部的印尼与东北部的日本。这四个国家就与中国一道，构成笔者所说的“亚洲五强”。一些学者常说，中日关系搞好了，亚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这种说法在过去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乃至未来，单单靠中日两国已经无法协调亚洲大局，亚洲的格局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这五强的影响。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塑造支点国家的同时，推行“亚洲五强外交”，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

　　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并且与中国一样属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又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因此，俄罗斯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

　　东北部的日本，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的地位仍将保持，如果中日化解争端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对于亚洲一体化将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不大，“通过强化日美关系推进正常化国家目标”将是日本的中期国策。而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之前，日本作为“亚洲英国”的定位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日本独特的“以他者为中心”的哲学观，决定了其几千年来的生存哲学是“与最强者为伍”：强盛期的中国、二战前的英国、二战中的德国、二战后的美国。中日政治关系难以大幅度改善情况下，中日自贸区也难以指望很快实现。因此，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对日关系的着眼点将是贸易、投资、技术交流、人文交流等。中国东北亚外交的重点是朝鲜半岛：继续深化与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中韩自贸区建立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或将成为下一步推进双边经济关系的重点。“防止朝鲜进一步推进核计划的同时，保持朝鲜的稳定，鼓励朝鲜以各种方式发展经济乃至实现对外开放”或成为中国对朝外交的指导原则。

　　东南部的印度尼西亚，拥有2.5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近年来经济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照此下去，未来可望成为东盟强有力的领导者，印尼对实现这一目标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信心。中国乐观印尼实现这一目标，但希望印尼同时成为自己的支点国家，为此过去几年大力强化与印尼的关系，尤其是在经历领域。2015年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布局年，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必然会强化与印尼的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印尼的投资，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轻重工业、信息产业等众多领域。但是，对于可能的支点国家，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关系，政治、安全、军事、文化等关系都应该成为发力点。军事领域的联合军事演习或可提上议事日程。安全领域，可以考虑让印尼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议题，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短板，明显妨碍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提升，有必要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印尼说服东盟声索国，效果优于中国直接出面。

　　南亚的印度很难放弃“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雄心，从不希望被任何国家所左右，因此，不大可能放弃坚持了大半个世纪的不结盟外交，也很难成为中国周边的支点国家，但印度无疑是亚洲大国之一，对中国的“亚洲大国外交”来说，印度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超过了日本。边界争端牵制着中印政治关系的大幅度深化，这种争端的解决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意愿，但中国南亚研究界普遍认为短期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中国在对印度关系中，所能做的主要是经济合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等是主要领域。众所周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落实是重头戏，而且，中国对此的热度明显高于印度。

　　值得提到的一点是文化或曰文明。与其他几个国家相比，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朋友，但两国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与印度则是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而印度对自身文明的自豪感不会逊色于中国，如果不说更强的话。历史地看，中华文明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印度文明的明显影响，佛教是其中的代表。现实地看，印度文化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明显超过中国文化。中国对印度关系中，应该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尊重与感激，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中国希望从日本获得的文化敬重与感激那样。这不容易，可对于推进一带一路以实现文明复兴的中国，却属必须。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面积最大、经济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而且与中国接壤。综合而言，哈萨克斯坦无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地区的头号目标国，中哈双方可以开展安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其中经济合作无疑是重心，对中国而言，可以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厂以生产轻重工业品，可以进行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进行电网、通讯网、油气管网等互联互通项目。但是，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产量已经占到该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油气开采方面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该国人口不到2000万，石化工业也难以大发展。文化方面，哈萨克斯坦属于相对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具有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安全合作更是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安全合作应该进一步强化。与那因在于，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中哈两国拥有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推进亚信机制方面两国也有共同语言。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物，曾经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有力竞争者。苏联解体后，继续担任哈萨克斯坦最高领导人，致力于国家建构与经济发展，使得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而且保持了社会稳定。同时，他还具有战略眼光，1992年倡议建立亚信，旨在构建亚洲集体安全机制。接着于1994年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建立欧亚联盟，是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

　　中国的周边外交除了按照区域划分外，还可以按照领域划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并可进一步区分为功能领域：农业、交通、人文、教育，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到某一个议题，如反恐、反走私，等等。由于“四强”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关注这一环节。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在经济方面，尤其是互联互通。为此，中国或许可以倡导召开“亚洲五强经济论坛”，在几个国家间轮流举行，以此强化亚洲几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

　　不过，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显然不会仅限于经济。这五个国家代表了亚洲的几大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考虑到亚洲文明的多样性与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因此，还可以考虑举行“亚洲五强文化论坛”，或者创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过去，文化的多样性通常被视作亚洲整合进程中的不利因素。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也可能转化为有利因素。在实现几大文明的共存共荣方面，全球几大洲中亚洲可能是最好的试验田，而一带一路战略为此提供了播种的契机。

来源时间：2015/3/28 发布时间：20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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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宣布加入亚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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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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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若愚来源：《北京青年报》

韩国政府26日宣布，决定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因为这“最符合”这一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国家利益。

现有机构难满足

韩国企划财政部当晚发表声明说，韩方经过相关政府部门间协商后，决定加入亚投行，已经以书面形式通知中国方面。

声明说：“亚投行正式启动后，将很可能刺激亚洲地区出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韩国企业在基建、通信、交通等领域经验丰富，有望借此扩大市场份额。”

声明强调，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将使韩国扩大金融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企划财政部说，对亚洲地区不少经济体而言，开展经济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项目非常重要，韩国加入亚投行，也是希望更好地帮助地区经济体获得这方面急需的资金。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现有金融机构没能完全满足亚洲地区的资金需求。

亚洲开发银行公开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今后每年将达到大约7300亿美元，这一需求规模将至少维持到2020年。韩国联合通讯社说，世行和亚行的确提供了许多资金，但是，因没能迅速、有效地回应亚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基础设施相关需求，过去一直受到批评。

决策过程很纠结

韩联社说，韩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在“意料之中”，缘由是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是主要的商业投资目的地国；中韩已经敲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正努力在今后几年成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之一。

不过，韩国决策过程却颇为纠结。

一些韩国和国际媒体指出，韩国被挤压在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陷入两难”。韩联社分析，韩国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复杂的外交考量，一面是韩美超过半个世纪的同盟关系，另一面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说，如果不是美国施加影响，韩国8个月前就可以决定加入亚投行。

美国以世行、亚行“高标准”自诩，最先拿亚投行的治理水平、与环境和社会保障议题相关决策的所谓“透明度”说事。尽管如此，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最近纷纷宣布将加入亚投行，卢森堡、瑞士等国也提出申请。韩联社说，这令一直劝盟友和贸易伙伴旁观的美国很烦恼。日本共同社18日援引一名国际金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不惜利用国家威信试图阻止欧洲各国，但没能成功。”

面对这一形势，美国的立场只得软化。英国《卫报》16日援引美国外交官的话报道，“虽然我们表示忧虑，但加入与否由各国自行判断决定”。韩国媒体同样报道，美国对韩国“松口”。

美国在亚洲的其他主要盟友中，日本虽然继续持谨慎态度，但政府内部出现认可加入亚投行的意见，担心陷入被动；澳大利亚则表示正加紧考虑是否加入。

文/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来源时间：2015/3/28 发布时间：20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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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中美掰手腕韩国自嘲“夹在鲸鱼间的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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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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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参考消息来源：新浪微博

“鲸鱼打架，虾背开花”这句谚语常用来指世界大国围困下朝鲜半岛自身的困境。韩国发现自己正身陷中美战略斗争的中心：前者是其最大的经济伙伴；而如果没有后者的军事支持，它将为抵御朝鲜付出沉重代价。（《金融时报》）http://t.cn/RAywPKF

来源时间：2015/3/28 发布时间：20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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