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凯悦  来源：政见CNPolitics

【精彩观点集锦】

◆ 香港政府可以在高等教育和房地产两方面来缓解一些紧张关系，但是基本的社会分歧不会消失，香港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也将会只增不减。

◆ （评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具有丰富的戏剧性，那我给大概 9 分。（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展现了邓以及改革开放的精神，我还是会给大概 9 分。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如实展现了邓做的事情，那我会给 5 或者 6 分，因为它并没有试图严格展现出邓所做的事情。

◆ 尽管我试图保持客观，但我个人相信邓小平对中国成功的贡献要比毛泽东要大得多……我的确相信邓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做出的贡献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多。

◆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继续打击腐败、遏制未来的腐败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不能使得太多领导人感到害怕。

◆ 在我看来，“习大大” 是一个类似于 “叔叔” 的词。它表示了善意。实际上，习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是他仍然希望人们对他感到亲切，所以他试图让公众知道它是一个容易相处的试图倡导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的人。

◆ 我的一个同事曾说，我没有对社会学理论或研究方法做出过任何贡献。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允的，我的确未曾提出原创性的社会学理论，而是试图运用我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地域。所以我倒是为增进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理解做出了贡献。

去年，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的著作《邓小平时代》简体版在国内出版，引发高度关注。今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傅高义对这部剧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对于香港的抗议行动，他会作何解读？作为熟悉中国领导人的美国学者，他又会如何评价 “习大大” 的施政？10 月 27 日，政见CNPolitics 观察员在傅高义家中采访了这位 84 岁的社会学家。访谈内容经傅高义本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邓小平没有预见到香港的现状

【政见CNPolitics】您在《邓小平时代》中写道，“他（邓小平）无疑会为自己在创立 ‘一国两制’ 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国两制”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意涵是什么？其意涵在三十多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傅高义】一国两制的意义涵盖了宽广的视角：香港可以在接下来的约 50 年内（邓小平没有具体说明是 50 年，也许更久）继续保持原有体制不变，这包括了香港的资本主义体系、外国公司、立法会，以及各种行为方式。（中央）甚至允许外国人在政府部门任职。中国将任用香港人为香港统治者。邓小平认为，50 年后，香港和内地都在变化，那时让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将更为容易处理。1982 年，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时非常希望，中国在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后能留用其英国官员。邓小平不想看到英国人治理香港，但他同意 “港人治港”。

现在香港的情况是邓小平没有预见到的。没有人能预见得到。1984 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达成 “一国两制” 的共识后，他认为香港将保持其作为活跃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当 1997 年香港回归时，香港人更加富有、更有见识了。如今的情况是，一些极为富裕的中国内地人来到香港买下大量房地产，使香港的房产价格上升。另外许多十分聪慧的内地学生希望在香港找工作。所以当他们来到香港寻找工作时，香港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就更加紧张了。由于许多公司希望在内地发展商业，自然内地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香港的年轻人感觉到内地的金钱控制了他们，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许多内地人说普通话而不是粤语，而有时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十分粗鲁。比如说有一张众人皆知的照片里，一位内地母亲抱着宝宝在香港街头撒尿，这成为了在香港举止不当的内地人的标志性符号。有时候内地人还购买大量必要物资，比如说香港奶粉一度因此紧缺。所以许多香港人对内地的控制十分不满。

但目前的关注焦点是政治性问题，关于 2017 年如何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问题。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找到在香港维持和谐的途径，但是中央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对香港作出妥协，内地人也会示威来争取更多自由以及要求政府妥协。但是北京可以从小细节入手。比如说，当他们与学生对话时，官员使用的是粤语。这是十分有策略的做法。他们没有使用普通话。这意味者香港政府的官员的确是来自本地的公民。他们用这些细节来表示他们确实是关心学生的。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认为使用粤语是中国政府有能力灵活对付危机的一个体现吗？

【傅高义】在那个特定时刻，在对话进行之时（是的）。当然，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普通话在香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但在那个关键时刻，使用粤语能展示确实是港人在治港。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这种策略的确能起作用吗？

【傅高义】我认为这能起作用。在早期处理这类问题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没有展现出他们对香港人的关注。他们还可以开始着手处理深层的社会问题。因此香港人会认为中共（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是与资本家站在一边的，而不是与普通大众站在一边。

【政见CNPolitics】耶鲁学者 Juan Linz 和 Alfred Stephan 在 1996 年《民主的转型与巩固》（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书中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具备民主的条件（市场经济、法治、公民社会、政党与选举制度、廉洁有效的公务员系统），政府如果仍然抗拒民主，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正是香港目前的处境。您如何评价这样的政治体制？

【傅高义】在 1997 年之前，香港是英属殖民地。香港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健全法院系统带来的许多优势，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定期投票选举高级领袖的权利。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具有许多民主特征，包括言论自由和健全的法律系统，所以，当面对很多内地人大量购买房地产和争抢工作机会的社会现状时，许多香港人自然而然会感到他们并未被代表。但实际上现在对 2017 年选举的计划是迈向民主的一步。许多香港人希望加快这个民主化进程。但实际上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直接投票的体系。因此，2017 年（的选举方案）已经是朝向民主的一个进步了，因为，尽管提委会的 1200 人或者更多的代表将挑选行政长官候选人，公民大众还是能够参与到最终选择上。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限制性的民主，是迈向民主的一步。

香港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级官员、商界和知识分子、学生、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同意见。前者对与北京的联系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后者并没有这样能够从中获利的联系。而且，1200 人组成的负责挑选候选人的提委会中大部分是与北京有良好关系的富裕商人。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这种社会分歧会持续存在吗？

【傅高义】我认为基本的社会分歧会继续存在，因为有更多的内地人想去香港购买地产。香港房地产市场可能不会好转。但是我认为香港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做法来试图控制中产阶级房价，他们可以通过对非香港居民的征税方式来对非香港人的购买行为做出限制。所以我认为香港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缓解紧张关系的。香港的大学也需要决定，是录取所有想入学的内地学生，还是只是一部分比例的学生？比如说，香港大学就是录取一部分比例的内地学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 20%，但那就是所有能被录取的内地学生了。这种（设定一定比例的）做法能够保证香港本地人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所以（香港政府）可以在高等教育和房地产两方面来缓解一些紧张关系，但是基本的社会分歧不会消失，香港对内地人的吸引力也将会只增不减。

二、从 “小平你好” 到 “习大大”

【政见CNPolitics】您看过关于邓小平的那部中国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吗？

【傅高义】我看了一部分。我会把剩下的看完。但是目前我只看了一部分。

【政见CNPolitics】这部电视剧主要展现了邓小平一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您如何看待这种展现角度？

【傅高义】我不认为这部电视剧仅仅是为了展现邓小平一人；相反，它展现的是改革开放以及相关政策。 比如说，它提到了高考、恢复大学入学考试。这展现了邓小平是如何恢复高考体制的。这部 48 集的电视剧并非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它是一部经过戏剧性处理的关于邓和改革开放的记录片。它是在事实基础上加工后的故事，并没有严格展现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政见CNPolitics】如果满分是 10 分的话，您会给这部电视剧打多少分？

【傅高义】这取决于评判标准。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具有丰富的戏剧性，那我给大概 9 分。（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展现了邓以及改革开放的精神，我还是会给大概 9 分。如果标准是它是否如实展现了邓做的事情，那我会给 5 或者 6 分，因为它并没有试图严格展现出邓所做的事情。

【政见CNPolitics】您在《邓小平时代》中多次提到他人对邓小平的批评，但是您很少鲜明地表露自己对邓小平不足的看法，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其它场合。您是否对次此有所顾虑？您如何看待邓的不足？您对这个话题的少言是否与中国不真正欢迎和鼓励批评有关？

【傅高义】在读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书评时，我发现绝大多数读者对我试图使用多种消息来源来确保客观全面地展现邓小平的努力表示赞扬。我在书中尽力客观公正地展现他做的事情。如果读者仔细阅读的话，他们能发现邓的确有不足。他本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做出更多努力。当我在中国时，我同时遇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对邓持批评意见的观点。左派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毕竟还是有太多缺陷。（他们认为这种体系下）人们太自私自利。有些人变得太过富裕而对社会传统和他人失去尊重，（社会）十分不平等，但是邓还是允许这种体系发展起来。在邓小平之前，社会更平等，人们对集体更加关注、不那么自私。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支持毛泽东。（不过）我还没有遇见过任何认为 “大跃进” 或者 “文化大革命” 是好事的人。在我印象中，很多人都承认毛的政策有非常严重的不足。但我认为，有些人认为邓开创的体制的确导致了自私自利和腐败，而邓在打击腐败方面并没有做出足够努力。那些批评邓的某些政策、赞扬毛的精神的左派人士就体现了这种观点。

站在右派的角度来看，包括许多知识分子、有思想的记者以及一些持自由派观点的官员，邓并没有为自由和民主做出足够的努力。（他们认为）别的一些人，比如胡耀邦，本可以为倡导自由讨论和民主做出更大贡献。如果邓在这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中国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我认为，如果读者仔细阅读我的书，他/她能够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些结论。我试图（不带偏见地）写下他做的事情、为读者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使得读者能够对他实际做过的事情形成一个有依据的理解。不论他做得是好是坏，那些事读者自己能够评判的。

但是，左派和右派人士都希望我在书中能展现出他们（对邓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个事实反映了这本书客观详尽地描述了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他们可以依据这本书来找出邓的所想所为。

尽管我试图保持客观，但我个人相信邓小平对中国成功的贡献要比毛泽东要大得多。当我想到他所做出的成就、他的见识谋略、他的灵活管理时，我的确相信邓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做出的贡献要比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多。

【政见CNPolitics】您如何看待习近平这一轮改革中确立的政策框架的影响力？改革会不会像 1980 年代邓小平的那些政策遗产一样，决定以后三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

【傅高义】邓小平掌权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在继续从事革命。邓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这个政党的性质，是它变为一个主要目标不再革命的执政党。邓结束了阶级斗争。他对领导人任期作出了限制。他允许（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他开创了官员选拔的精英制度，不再依靠政治背景或社会阶级来选择官员。他开放了市场，并且消除了公社。这些都是基本的、根本的、对整个体系的大变革。

而习近平是在这个体系内改革的。他不会对整个体系进行根本的改变。习会试图对这个系统进行小改动，使得它运行得更好。现在的中国要比邓掌权时的中国要强大得多，所以习希望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国内事务，他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他明白他必须控制腐败。尽管邓在法治上做出了一些进步，习近平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他希望能成为一个跟邓一样强硬的领导人。他不能像邓一样对基本体系做出根本变革，他是在体系内运行的，试图在体系内做出改变。

【政见CNPolitics】现在西方媒体对于习执政风格评论比较多，您如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习近平上台时，很多高层领导人，尤其是老一辈的领导人，都认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强势一些，他们认为胡锦涛带领下的领导层并没有对摆脱腐败做出足够努力。尽管胡的确试图帮助中国内陆的贫困地区，但在某些问题上推进得仍不够深入。许多高层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领导人来解决腐败问题以及赢得公众支持。所以我认为习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由于他是 “红二代”，在北京长大、是中共领导层精英的儿子，他有许多的关系以及享有名声。他的父亲曾是副总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中国）有一种普遍感觉是习近平拥有能力和关系使得他能为政府做出别人做不了的贡献。现在虽然许多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习必须打击腐败，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担忧他们会成为打击目标，因为很多领导人拥有与商界的联系并得以买下公司的一部分（股权）。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继续打击腐败、遏制未来的腐败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不能使得太多领导人感到害怕，否则他们能联合起来反对他。这是个非常微妙而艰难的任务。

【政见CNPolitics】80 年代时很多人管邓小平叫 “邓公”，现在管习近平叫 “习大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或者反映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些特点？

【傅高义】当一些别名流行起来时，它们当然是反映了公众心态。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时，他们常说 “毛主席”，当 1984 年邓小平十分受公众欢迎，人们说 “小平你好”，这说明他们对他感到十分亲切，能够直接称呼邓的名字。在我看来，“习大大” 是一个类似于 “叔叔” 的词。它表示了善意。实际上，习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是他仍然希望人们对他感到亲切，所以他试图让公众知道它是一个容易相处的、试图倡导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的人。

三、广东地方主义的起伏

【政见CNPolitics】上世纪 80、90 年代的广东领导人是中央元老，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敢开创许多新做法。相比之下，现在的广东领导人大多是中央派来 “锻炼” 的，并非广东人、也不会留在广东，这对广东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广东的改变是否是习执政时期中央集权加强的体现？

【傅高义】相比于其它地区，广东在 1950 年代有非常浓厚的地方主义。广东的许多领导人曾经参加过 1949 年以前中国南部的游击队。但在 1952 年，毛泽东想确保广东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所以他派出一小群人，包括陶铸等，那时赵紫阳还是个年轻人。那一小群人在 1952 到文革期间一直掌权。然后，在 1980 年代，北京的一位领导人叶剑英是来自广东的。他成为了 1949 年到 1952 年广东的本地领导人。在 1978 年后改革开放期间，叶鼓励被派往广东的广东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来充分利用当地干部，跟人民保持更好的关系。习仲勋、杨尚昆、任仲夷（1980 至 1985 年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对地方干部表示了大力支持。这些地方干部中很多都曾感到他们被忽略了，在 1952 到 1978 年间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

任仲夷之后的广东最高层领导都是像林若这样的本地人。那个时候，广东的地方主义已经不足以成为严重问题了，所有人都忠于北京。所以，与 1952 年的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无需再为地方独立而担忧，因此在最高层任用本地人成为了可能。

更近一段时间来，中央决定将广东作为实验场，测试可能跻身北京更高层，晋升政治局的领导人选，让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在上海或广东这样最大、人口最多、最为开放的省份任职，考察他们，赋予他们在北京担任更高领导职务的经验。如今地方主义已不再成为问题，虽然它没有完全消失，但这种势头的强劲之时还属上世纪 50 年代。广东的本地人可以升职至更高层级。现在所有的本地领导人普通话都说得很好。所以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已经不明显了。

四、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和日本

【政见CNPolitics】您如何评价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和人气？

【傅高义】我的一个同事曾说，我没有对社会学理论或研究方法做出过任何贡献。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允的，我的确未曾提出原创性的社会学理论，而是试图运用我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地域。所以我倒是为增进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理解做出了贡献。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一本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在日本成为了畅销书。就我所知，写日本的书在日本畅销，同时写中国的书在中国畅销，我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西方人。

我能说汉语和日语。在中国我用中文演讲，在日本我用日语演讲，所以在我这一代人里，（我的语言能力）赋予了我一种特殊的机遇，让我得以在中日两国拥有众多听众，讨论美国和中日的关系。

而在哈佛，在整个美国，我帮助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和日本。我曾经在哈佛开设了一门名为 “工业化的东亚”（Industrial East Asia）的核心课程，内容追溯了日本以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工业社会发展。我安排了（哈佛的）东亚研究专业，许多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这一专业项目。我还在政府任职了两年，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利用自己对东亚的理解向与东亚国家打交道的官员提供背景信息。

【政见CNPolitics】您可以推荐几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或者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吗？

【傅高义】在哈佛，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在共产主义阶段的问题上，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做了许多优秀的研究。Dwight Perkins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社会运动问题上取得了创举。江忆恩（Iain Johnston）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政治问题学者。怀默霆（Martin Whyte）领导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凯博文（Authur Kleinman）研究了中国的心理健康问题。此外，Tony Saich、Bill Alford 和萧庆伦（Bill Hsiao）在我们的职业学院都起到了领导作用。我们还有许多其它教授（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学的学者。其他大学也有诸多杰出的领导人才：哥伦比亚、密歇根、加州伯克利、斯坦福、加州圣地亚哥、约翰・霍普金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和东亚研究系都非常出色。此外，在华盛顿特区，我们有一流的智库。

（政见观察员曹起曈对本访谈有研究贡献，并翻译了采访稿的部分内容））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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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财经内参

    很少有人能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讲清楚，不信你把外交部长请来，看能不能说清楚。这两国的关系不是一句“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就能说明白的。但是我敢说，一个小时之后中美两国关系一定会在某一方面发生变化，因为这两国的关系正处于动态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变化莫测。为什么呢？因为你面临的是一个世界老大。这个老大有当大哥一百年的经验，还有此前他的娘舅亲大英帝国一百多年当老大的经验，用二百多年的经验来对付中国，该有多得心应手？你中国才有多少年经验？三十多年。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有两千多年当大国的历史，还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你怎么说是三十多年呢？没错，这话不假。但我说的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从改革开放算起，也就是三十多年。而开始具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大国意识，我们才觉醒不足十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在此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国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当年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其中不是包括了大国关系吗？这也没错。但那个时候毛泽东是关起门来搞世界政治设计，他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的“造反”理论的确可以越出国界，影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甚至在法国也引发了“五月风暴”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激起了相应的回声。但中国当时的国力却不足以与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也就谈不上与他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使打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即使打了一场对印战争加上一次珍宝岛战斗，我们也只是让美苏两国懂得了中国不好惹，但你同样也惹不起人家。准确地说，中国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纵横，不到15年时间。而这十五年，我们可以说是一边做大国，一边学习如何做大国。而我们实际上能够学习到的东西也十分有限。因为这期间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清理我们外交思维中那些过时的或者不符合现代国家交往的陈旧观念。改变自己有时候比改变世界还要困难。现在我们终于懂得了，大国外交非常复杂。光靠怀着与他人“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去搞大国外交，是远远不够的。大国外交，是博弈，是对赌，是言行信果，又是心口不一，更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美国在跟中国进行外交游戏的时候，明面上道貌岸然，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私下里却可以跟你做政治交易。看一看希拉里的回忆录，她在讲到为了把某个跑到美国使馆的所谓中国维权律师弄出去，如何与中国政府私下里谈交换条件，把美国式的实用主义表达的淋漓尽致。

　　即使像WTO谈判这样的事情，美国可以反反复复的讲这是最后一次，只要答应这个条件他们就立刻签字。结果，等中国官员在请示总理后答应让步要签字的时候，美国又食言了，告诉你这点儿让步还不够，你看看美国的报纸，全都是如果让中国这么便宜加入WTO，将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我们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尊重民意。所以你们还得继续让步。结果，中国为了尽快加入WTO，只能一次再次地让步。让美国人折腾一溜够，才算如愿以偿。除此之外，还有“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让我们渐渐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大国关系。但这距离熟练运用大国关系的技巧还差得很远。因为你不光是技不如人，更重要的是实力不如人。没有实力，技也无法运用自如。比如说最近我们提出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在看，这还是你的单边愿望。因为美国至今不肯接招，不理睬你。

　　原因很简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的是实力，那么，中国今天没有实力吗？当然有实力，中国今天的实力其实已经重到、大到足以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人就是不理睬你，因为这里头除了我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让美国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今天的份量。但更多的，还是美国人头脑中残留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印象。这有点像物理学上或者生理学上所说的视觉残留。今天，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不少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一点，并且还想千方百计掩盖这一点。所以，尽管美国人知道，接受中美大国关系这个提法是迟早的事，但他现在就是不肯放下身段。这里面有美国人的面子问题，也有他自恃国力军力比你强，何况他眼下经济从数据上看正处在“复苏”阶段。

　　从美国经济近来的表现看，我认为短期内看好美国应没有问题。但从大趋势看呢，美国正走在下行线上，却是谁也无法逆转的事情。前几天，在《环球时报》的年终论坛上，我讲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说美国正处在下行线上，不是重复那些已经被东西方喊了四十多年的美国衰落论，不是。我说美国把中国做为主要挑战者进行打压，是选错了方向，也选错了对手。因为在不会太久的将来，真正摧毁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是美国的靠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能量耗尽、红利吃尽了，金融帝国的正能量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这才是美国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红利即将消失？很多人今天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看看历史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把人类历史的走势看清楚过！如果人类能真正看清楚历史运行规律的话，那将会避免多少次造反、战争乃至革命。因为当一个社会没有真正出现导致社会更迭的要素条件时，也就是没能到达社会变革的真正临界点时，仅仅依靠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造反、战争，都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基本属性。这个最重要的引发社会更迭的要素，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想一想，中国从远古到今天变换了几次社会形态？其实也不过就变换了二、三次。原始社会，采集和狩猎，这是先民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然后是农耕社会，垦殖耕种，从以物易物到使用货币媒介进行交换，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秦统一之后两千年的中华帝国。这期间中华大地上出现过无数次的揭竿而起，朝代更迭，但却始终未能改变农耕社会的基本属性，也就没能改变从封建到专制社会的基本属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模式，没有新的产业模式也就不可能带来新的交换方式。因为你没有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也就生产不出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出现资本和资本家。所以你即使一次次造反，一次次战争，一次次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你就迈不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门坎。这就是中国历史自秦二世之后，就开始楚汉造反，一直到满清，最后的结果全是改朝换代，而不改变社会本质的根本原因。因为你从未改变生产方式和交换模式。

　　其实中国如此，外国何尝不是？拿破仑怎么样？应该说很了不起，他用战争把欧洲几乎所有帝国的帝王们都干掉了，但他却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一个新的社会。滑铁卢之后，欧洲的帝王们一复辟，一切照旧。把欧洲带进新社会形态的是大英帝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带来了产业模式的改变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一个新的社会就诞生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切，我们就应该知道人类在自以为是中已经顽固了多久。美国人至今还没能明白这个道理。他还在像所有那些老帝国一样，以为把可能挑战自己霸权的对手打压下去，自己的霸权就可以千秋永固。他从未意识到，正是美国自己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他主动放弃实物生产，用高杠杆的虚拟资本主义，已把资本主义自身的潜能和红利吃得所剩无几。

　　看看阿里巴巴带来怎样一种崭新的模式，当然这不是阿里巴巴一家做到的，这些东西美国也有，甚至更早，但是中国规模更大，这些东西才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新的生存方式，把人类引入到一种新的社会中。而美国人所习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靠着资本、靠着美元去获利的这一套非常成熟的盈利模式即将过时。在电子商务面前、在互联网面前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所以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新的产业模式和交换模式即将诞生。美国认为是中国的挑战有可能威胁美国，所以美国千方百计要打压中国，这是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的迟钝。正是这种迟钝，使美国误把中国认作对手。对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就是不肯接招，当然在两国的新型关系上，不能说都是美国的错，中国也有错，中国没有很好的抓住机会。比如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有人提出要搞G-2，我们不是也没接招吗。当时的领导人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中国绝不称霸，我们不会和任何国家结盟，这等于是间接扫美国人的脸。于是美国人决定改换策略，或者说是改换另一种战略遏制中国，名曰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洲，最后改为亚太再平衡，由此，美国人重新确立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

　　其实从里根上台就已经把中国确认为美国的对手，可是后来发现不行，美国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其实还是前苏联，所以说一马放了中国十年。到了老布什的时候，算对中国比较好，起码表面上没有公开提出遏制中国。克林顿上台后再次声称要把中国确认为对手，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克林顿也顾不上打压中国了，欧盟正在崛起，欧元正在诞生，为了打压欧元不得不去打科索沃战争，再次放过中国。到小布什时期，又一次确立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敌人，但9·11使小布什手忙脚乱地去反恐、打伊拉克战争，再次放过中国。直到奥巴马上台，中美成为世界老大老二，格局已明朗，美国才下决心这次决不放过。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这回看来是要跟中国动真格的了，所以一口气在中国周边做了这么多手脚，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中国和越南981平台上的争夺，背后全都有美国插手或支持。但美国做的比较隐蔽，它想让中日、中菲、中越之争，看上去是双边关系恶化所致，而不是美国在背后插手，因为美国现在已无力与中国公开翻脸，只能跟中国玩阴的。

　　有专家提到美元指数上升的问题，对美元指数的强弱，很少有人懂得它是美国重要的获利工具。现在回过头去看，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指数已走出几波大的行情。每一波行情大约是上行6年左右，再下行10年左右，依此循环，呈现出明显的美元指数周期律。从1973年美元开始走弱到1979年美元开始走强。与之相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阿根廷从一个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一下子变成资不抵债的国家。为了自救，阿根廷总统愚蠢的发动了马岛战争。战前他还先征求了美国总统的意见，里根告诉他这是你们和英国的事情，我们没有态度，我们不持立场。结果他误解了或者说他错误的理解了里根总统的表态，他以为这是里根总统对他即将进行的战争行动的一次默许，于是他发动了马岛战争。结果，战端一起，全球投资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第一个行动，就是撤出资本。而这时美联储则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全球的资本尤其从拉美撤出的资本迅速向美国云集，给美国的期市债市股市带来了一个全面的大牛市。等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又回过头去把赚到的钱重新投回拉美，去剪拉美的羊毛，全是些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使美国从这次危机中大获其利。如果这样的事情只此一回，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还会发生第二回，那就可能是规律。十年后，当美元指数出现由弱转强的第二波行情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了。与上一次拉美金融危机一样，走强以后的美元同样需要一次地区性的危机与之配合。但这次不是战争，而是由于美元走强后，美联储开始减少美元的供应量，导致依赖美元流动性的东南亚经济恶化，这时候索罗斯率领全球的对冲基金，对泰铢发起攻击，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从泰国逐次传导，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最后一直北上传到俄罗斯。

　　当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美联储又做了同样的事，那就是又一次加息，吸引从东亚撤出的资本全部再次回流美国，给美国带来第二个大牛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在十年走弱之后，正在走出第三波强势行情。眼下已突破90点大关。现在问题是美联储迟迟没有吹响加息的号角，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美国人在之前随着美元指数走强已经完成了布势，比如让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上发生争斗，只要擦枪走火，地区危机出现了。黄岩岛，仍然没有擦枪走火，美联储还是没有机会。然后就是981平台，最后还是条件不成熟。于是最后香港占中开始了。不管怎么样，美国人一定要让中国及其周边出现一次地区的危机。然后我们将在明年看到美联储在适当的时机，当地区性危机出现的时候，美联储会加息。最后这一次剪羊毛就剪到中国的头上。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怎么会愿意跟中国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呢，眼看着他所做的局、所做的功就要实现为什么还跟你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与虎谋皮，美国人不会理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们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好时机。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几乎在对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给我们设局，都在跟中国作对，比如说APCE，这次我们在APCE上可以说给足了奥巴马面子，接着G20的会议上，我们再次跟美国显示出我们的善意和友好。但是我们仍然达不到目的，美国人认为他煮的一锅饭将揭锅。没有必要去理会你的建议，中国要想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唯一要做的，就是让美国所有的这些做法、所有的愿望一一破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目前中国政府所做的战略选择完全正确。就是提出一带一路，这是真正的中国大战略。当然，有很多官员说，我们搞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一个是让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是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还有一个是让中国的产能过剩，通过一带一路去消化。但是如果一带一路完全没有政治考虑，肯定不会成功。

　　怎么去认识一带一路，今天很多从事经济工作的官员，把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这是一个错误认识。说成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包括中国。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化，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一带一路并不是和美国推动的美元全球化的衔接，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有全球化的过程。有西方的经济学者说全球化从罗马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全球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每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随着他的实力，或者是经济的扩张，他一定会推进与他相关的全球化。古罗马时期有古罗马时期的全球化，由于实力和运输工具所限，古罗马的全球化只能覆盖地中海。中国的秦王朝统一七国，这是秦帝国的全球化。大英帝国有自己的全球化，它借助工业革命推进全球贸易，就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轮到美国的时候，最初的一段延续了大英帝国的贸易全球化，然后在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实现了美国的全球化，我们一带一路并不是对接美元的全球化。很多人以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潮流。这不是历史必然要如此的趋势，而是一个大国必然要推进的趋势。所以中国一带一路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化，这是我们必须清醒的定位。

　　但是今天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全球化，就不得不面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要给中国设置障碍。因为美国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霸权地位。在美国每件事都为你设置障碍的时候，你要去搞一带一路，就要防止一个最大的风险。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下围棋最忌讳的就是铺一条大龙，最后被人家全部斩杀，想想一带一路将来的形势，多像一条大龙，人家走一个子你就跟一个子，最后你接出一条大龙来，让人家把你一口全部吃掉。这才是最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官员讲我们搞一带一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意识形态输出的需求，我们就是要搞经济，我们就是要跟沿线的国家互利互惠，这个故事如果只是讲给别人听，没有错。假如这个说法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基本认识，则一定会出大错。一带一路，其实是在中国和美国还无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今天，既战略又策略的一种选择。美国它要战略重心东移，中国人采取避其锋芒向西走的策略，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对抗性选择，是一个对冲的战略。这是反向对冲，背向美国与其进行对冲，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选择，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和美国对撞，这也是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一定要扎牢阵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就像当年蒋介石围剿苏区一样，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去拉，最后如铁桶般把你围住。看了那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解读，完全不提美国。既然我们明明白白说要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什么一带一路要排斥美国？相反，一带一路要想成功，就不能排斥美国，一带一路不是说一定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才能成功。但是我们可以以吸引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为名把他拉进来，这就让它搞起破坏来很难下手。如果美国在一带一路没有一家企业进来，更没有一点利益，它破坏起你来就会毫无顾忌、毫不手软，所以一定要吸引美国的技术、美国的资本进来，完成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利益捆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的，也是建立起我们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步骤。更进一步说，我们不但不能在一带一路上甩掉美国，我们甚至不能甩掉日本，我们只要把这些国家都拉进来变成利益的捆绑者，困在一起才有可能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无法在打压中国的时候痛下杀手。

　　另外还有俄罗斯，有人谈到俄罗斯油价大跌，很多人想看俄罗斯的笑话，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俄罗斯，中国在这样的时刻无论如何要向俄罗斯伸出援手，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绝对不是几千亿美元的事情，如果俄罗斯能够扛住，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的将是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远比我们签几个上千亿的大单重要的多。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喜欢俄罗斯？是我们忘了俄罗斯历史上占领我们领土最多？当然不是。我们要挺俄罗斯，挺普京，只跟一样东西有关，就是今天我们需要俄罗斯，这就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考量。当乌克兰事变爆发，俄罗斯切回克里米亚之后，中国的压力迅速减轻了，这就是俄罗斯的存在对我们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不能手拉手也要背靠背，这是一种彼此的战略需要。

　　所以今天中国绝对不能看俄罗斯的笑话，有一个美国学者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你们中国怎么那么信任俄罗斯呢，我说这不是信任，这是需要。他又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俄罗斯一定不会帮你们。我说你说错了，当然我们不希望中美兵戎相见，但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俄罗斯一定会像铁杆一样死撑中国，这同样不是因为俄罗斯信任或喜欢中国，而是俄罗斯一定会支持我们削弱你们，这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就是中俄关系。不是我们看不透，而是美国自己看不透。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让他看到很多事情，一个是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中越和981让美国人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得逞，这是让美国开始清醒的第一步。同时我们告诉美国人，有一个学者叫福特，写了一篇文章《自由主义神话的过程》，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中国人不可信，从上世纪8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只要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经济发展，就会向美国靠拢，结果中国人一次一次玩了美国，美国和西方一次一次把资本投向中国，中国却并没有像美国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奉行普世价值观的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神话的破产，从此以后不会信任中国。

　　而美国有一个战争学院的教授，声称找到了致中国于死地的办法，只要四两拨千斤，干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就是必要时封锁海上通道，封锁马六甲，因为资源和能源，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瓶颈，封锁海上通道，就能让中国所有的资源和能源统统无法获得，就能让中国屈服。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战构想，叫空海一体战，有人说这是美国人拿来吓唬人的，未必如此。如果他说就是吓唬你，你不理睬他有可能变成真的。如果真对付他，他就会告诉你我其实只是一个说法。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既不能够完完全全不跟他走，但是又不能不理睬。空海一体战，中国的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的一句话，后来我发现有一位学者注意到了，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空海一体战构想”中，提出要通过这一方式，把中国拉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消耗中国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这位作者看到这一点，呼吁中国绝不能跌进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陷阱。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在一次媒体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我说这个能够看到这一点并提醒中国已经难能可贵，但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你提醒中国人绝不能跌进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陷阱，却没想到还应提醒国人，如果我们不与美国军备竞赛，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就跌入了美国人设下的第二个陷井，也就是说，放弃军备竞赛的同时就跌入另外一个陷阱，自废武功。这是美国人布的一个双重陷阱。首先他在构想中公开告诉你要把你拉进军备竞赛，结果你会千方百计的躲避这个军备竞赛，所以中国人既不能跟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又不能自废武功，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今天的中国经济在下行，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而美国的数据看上去比我们好，给世界带来一些亮点，这也是我们都看到了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为什么？不管美国数据多好，都无法改变根本一点，它无法真正恢复实体经济。它的好数据仍是虚拟经济的好转带来的，而虚拟经济救不了美国，只能让美国在其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直至没顶。今天中国的经济正面临转型的阵痛，但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国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经济实体会烂掉，但实体经济国家的好处就是，它不可能全部烂掉，总会在大浪淘沙后留下有生命力的东西，成为拉动你经济增长的亮点。在今天这个不是比好，而是比烂的全球经济过渡期，我们和美国要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烂的慢一点，谁比谁先倒下，谁先倒下去另一个就会站起来。美国要先倒下去中国就有机会，如果中国先倒下去美国的梦还会延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经济比美国烂。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光要在经济上努力自救，更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挺住。决不能在经济上还没垮，政治上先被“颜色革命”搞垮了，或者在军事上重蹈120年前的甲午败绩。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希望之路，政治稳定和军事强大，是一带一路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而只有中国不在这一轮大国竞赛的长跑中倒下，你才谈得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否则，一切免谈。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0

旧文章ID：2740

作者：庞中英  来源：观察者网

【一个由中国发起、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本文作者庞中英坚持认为应该叫“新亚行”），在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的几天里，竞引得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的热闹相应。一时间，西媒中那些热衷于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敏感心灵又开始躁动了，这“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亚洲世纪的开端”；“中国正在体验自己的布雷顿森林时刻”。西媒的想入非非，部分国人也难免当真，频频以中国挑战国际金融秩序立论评价亚投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专为观察者网撰文，客观冷静分析认为，中国并不是通过“新亚行”，以及一带一路来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在金砖银行诞生之初，中国官方就曾明确做过表态，这与中国一贯的“不外交”，不重走美国的霸权外交一脉相承。欧洲加入，救了中国的急，解决了AIIB的国际正当性问题；美国也乐见欧洲的加入，缓解了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担心。庞中英认为，AIIB尚未正式成立和运行，就过度政治化，会加剧“出师未捷”的风险。】

以下为庞中英教授的自问自答：

叫“新亚行”名正言顺

问：为什么简称“亚投行”，而不叫“新亚行”？

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成了“亚投行”，叫人哭笑不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社会层面，不仅是金融行业，人们都知道了投行是干什么的，其本质是什么。这是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主力，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元凶。在美国，危机导致人们对投行的态度是人人喊打。人们开始反思泡沫的虚拟的经济、金融的无穷创新的后果，开始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要求“再工业化”。

投行最大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投机”。而AIIB本意正好是为了加强实体经济，支持基础设施的，这里可能不仅是一个中文简称的问题。

AIIB是投行，或者真要按照投行来办？现在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人可能想在筹集起了各国的公共资金后，按照市场的投行来办理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许多分析家把AIIB比作世界银行（WB）的竞争新对手，如果AIIB是投行，就与世界银行风马牛了。

世界银行是促进发展的全球公共财产（即普遍翻译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象征，不是金融市场上的私人行为体。看来，这些视AIIB为WB对手的观察者，是想错对象了，真是可惜。

假如中国要让AIIB成为一家投行，或者中国按照投行的标准和方式运作这家银行，那么，AIIB失去了其国际公共财产的属性，其使命和原初的承诺将大大质变、异化。

中国必须放弃“亚投行”之容易引起误解的简称，并严肃、负责声明AIIB与WB一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其资本来自成员国政府的公共资金，属于公共部门，而非市场上的资本投资的新牟利、投机机构，是新的真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而不是金融中心（市场）上的属于私人部门的投资银行。因此，笔者认为，区别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叫“新亚行”可谓名正言顺。

美国人对中国想多了

问：“中国控制”AIIB掀起了与美国控制WB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之争”？

答：这个显然是夸大其词。中国没有也不能控制AIIB，尤其是，当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国进入AIIB后，中国更不可能控制。即使有中国控制的想法，也不会落实到控制之实的。

中国只是“发起”了AIIB，而发起AIIB，并不等于就想、就能控制AIIB。发起是充当了一次国际领导，是做好事，增加“软实力”，而控制是关于霸权、主导的。

中国的外交仍然奉行一系列的“不”字，我把其叫做“不外交”，而不是重走美国的霸权外交。（见庞中英：《中国外交：从“不“外交到“有”外交？》，2014年12月20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新中国外交史研讨会”的发言）。

中国在一系列场合，包括“金砖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中一再说明，中国并“不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全球机构（尤其是IMF和WB）。言外之意是，“不挑战”美国和欧洲在这些机构的主导地位（primacy）。

最近，包括2015年3月王毅外交部长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其实又重申了中国的“不”原则，即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作为外交研究学者，我的观察是，王毅部长的承诺是严肃的、认真的。中国确实并不是通过AIIB以及“一带一路”其它经济项目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中国过去并不是“国际”（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和贯彻者。中国真的想通过建立和运行AIIB改写国际经济规则，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

实际情况是，如同许多有抱负的国家，中国确实想不仅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参加者、接受者和服从者，且想在制定国际规则时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正常性格和行为。也就是说，谁不想在制定共同规则上有发言权，即使做不到一言九鼎的霸权地位，也能说得上话？

但想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并不是意味着要大张旗鼓高调的宣称自己要做国际规则制定者。愿望是一回事，最终能不能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另一回事。

AIIB能否协助中国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我的回答是不会，不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通过此规定国际规则的高度。AIIB，如同中国要求在IMF改革中提高其“投票权”一样，在目前阶段，仅仅是增加中国的贡献，而不会增加中国的权力。贡献和权力不匹配，尽管我们不愿意面对，但这是现实。

日本和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过去也遇到如此情况。直到现在，德国还在被要求增加国际贡献，但德国在增加国际贡献时十分小心，每一个贡献都不要引起别人的过度、不合适、错误联想和判断，这是因为在欧洲内外，人们仍然认为德国要谋求在欧洲的霸权。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常见的心理和行为。如有英国著名学者Timothy Garton Ash在2013年写下了《新的德国问题》（The New German Question）的影响很大的文章。而德国在乌克兰和希腊问题上进退两难，希腊为了赖掉债务，甚至公开撕破旧日与德国的伤口。

假如，AIIB真的是要按照金融（银行）市场上的投行运行，就是受到现行国际金融规则（全球金融治理、政府间国际合作）调控的对象了，何谈改变国际规则？

我一直认为是，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想多了”，即想入非非了，以为大势不好，狼来了，中国要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如最近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包括此次外媒认为多个西方国家加入AIIB，就是“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而中国一些人也信以为真，认可了美国的这种想入非非，觉得中国就是在，就是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

实际上，中国在孜孜以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到底什么是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许多人以为是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要成为如同美国那样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只是想让美国更平等地、更合理地对待中国，这如同日本政府要求美国签订一个个的《日美安保条约再定义》一样的诉求啊，根本谈不上是要挑战美国的地位。

反而，自从2005年美国提出要求中国成为现存的国际体系（即美国秩序）的“负责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以后，中国在2015年以实际行动成为了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发起一系列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就是在践行”负责的利益攸关方”。那些说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人，没有搞清情况，就发表议论，且给中国扣上“反美”的大帽子。

欧洲加入是帮了美国

问：欧洲国家为什么加入AIIB？欧洲国家真的冒着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不惜得罪奥巴马政府，支持中国发起的AIIB？欧洲的加入，真的对美国不利？美国在AIIB问题上陷入孤立，更加感激日本对美国的忠诚？

答：简单地说，关于欧洲加入AIIB，中国不要想多了，也不要想入非非，上述问题中概括的时下流行的、欢呼欧洲加入AIIB的各种评论，其实十分肤浅。

欧洲加入AIIB，有其老谋深算的考虑。在经济上，AIIB对欧洲也有利，欧洲不放弃AIIB！在政治上，只有加入AIIB，才能够消除欧洲与美国一样的对AIIB可能由中国控制的忧心。选择加入，即合作，而非对抗，是明智的。但是，难道选择对抗就不明智了?非也。美国选择批评AIIB和不加入AIIB，对美国也是明智的。

中国建立和运行多边机构（AIIB是多边金融机构），正中欧洲的下怀，欧洲联盟就是一个多边机构，建立在共同意志和条约基础上，欧洲主张通过多边机构的全球治理。中国发起AIIB，走在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不管对多边主义理解的如何与欧洲不同，但欧洲人认为这是同道人。

欧洲担心的不是中国搞多边主义，而是担心搞中国控制的多边主义。为了不让中国控制，欧洲就加入进来。大家不要忘了，欧洲国家都是金融强国，控制着IMF时长70年，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等，甚至只有中国一个小县人口的卢森堡，都是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中心。欧洲加入，即使有些人梦想“中国控制”，也做不成了，中国只能让AIIB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的、新型的国际金融机构。

AIIB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难道对美国不利？非也，华盛顿其实乐于看见AIIB中有这么多西方国家。相信美国一定会公开的高兴，是欧洲国家的加入，帮助美国解除了关于AIIB可能要挑战美国霸权的担心。毕竟，骨头连着肉，欧洲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包括德国，在可见的未来，都依靠美国，也不会脱离美国。德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不会由此伤害德国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由于欧洲加入AIIB实质上帮助了美国，预计美国对AIIB的态度也会逐渐发生变化，甚至180度的转变。将来唯一不加入AIIB，陷入真正孤立的可能就是日本。

不能过度政治化

对中国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欧洲加入，救了中国的急，解决了AIIB的国际正当性问题。自从AIIB提出，中国面对着很大的国际压力和国际担心，这些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但欧洲加入以后，AIIB的情况更加复杂（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不是那些欢呼欧洲加入的人们想的那么简单。

不幸的是，AIIB尚未正式成立和运行，就被过度地政治化、国际政治化了。这可能会加剧“出师未捷”的风险。中国政府目前明智做法是“去政治化”，在外交上不得不再次重申“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外宣布，AIIB不是许多人“想的那么一回事”。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中国将在AIIB、一带一路等问题上，进一步向美国增信释疑，加强战略对话。目前的欧洲国家进入AIIB，相信会大大地帮助中国政府“去政治化”，即要让欧洲国家亲自告诉世界：不要误解，中国的贡献应该受到表扬。

AIIB就是一个支持全球经济增长改善亚洲地区，和全球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能力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对改进全球经济治理有很大意义，其潜力很大，我们期待AIIB能够成功。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739

作者：吉姆·奥尼尔  来源：观察者网

当英国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同意成为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时，大多数新闻标题关注的不是该消息本身，而是这一决定所导致的美英之间的摩擦。

白宫发布声明，敦促英国政府“利用其影响推动采用高标准”。据报道，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谴责英国“一直迁就中国，而这并非是与一个崛起大国接触的最佳途径”。而事实上，主张错误途径的正是美国。

美国应明智地停止抵制世界在变化这一事实。美国国会尚未批准2010年达成的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给予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更多投票权的协议。同时，该协议已经过时；自协议达成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翻了近一番。

美国——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愿在老牌国际金融机构中给予新兴国家适当发言权的态度适得其反。这促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的平行机构的成立。

未来几天，我将以英国政府抗生素耐药性评估组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还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这是类似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我希望说服中国决策者在2016年担任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席团时把抗生素耐药性作为一个重点议题。虽然我不是英国驻华大使，但我会很乐意表达我的观点，即英国政府加入亚投行是明智之举，而美国政府表示反对是不明智的。

中国经济规模为10万亿美元，超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即使中国的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今年中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仍将达到7000亿美元左右。日本的经济增速必须达到14%左右才能对世界产生中国那样的影响。

因此，对于任何想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来说，确定中国想要什么都至关重要。至于英国，这显然包括金融（以及体育、音乐、时尚，或许还有医疗保健）。英国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推进自身的利益，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

2008年金融危机为数不多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提升了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地位；大体上来说，与七国集团曾经的作用相比，二十国是更有代表性的国际领导层论坛。然而，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存在一个缺陷：数量众多的参与者使它难以达成一致并推动任务的完成。

有必要在二十国集团内部成立新的七国集团，从而向中国提供体现其经济实力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比例全球责任的影响力。如果欧元区国家表明对共同货币的支持，同意放弃单独席位以换取代表整个货币联盟的一个席位，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获得在新七国集团中的位置。美国最终也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全球地位提升的现实。

今年晚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调整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目前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几乎所有经济和金融标准，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现在都应包括人民币。如果美国不反对这一举措将是明智的。否则，美国将冒加速老牌国际金融机构衰落的风险。

同样，美国国会应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通过的管理改革方案。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已经通过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表明，它们不会等到发言权得到提升之时。英国——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决定表明，它们并不孤单。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0

旧文章ID：2738

作者：鲍盛钢  来源：共识网

    近日先是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接着是德法等欧洲国家也决定加入，如果接下来更多的国家也选择紧随其后，那么美国无疑将陷入自我孤立与自我边缘化的困境。但是，这又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美国自己不合时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没有领悟时代精神，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且执迷不悟，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25年前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国家是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但是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与美国化，进而达到历史的终结，显然是一个战略失误。随后，美国与西方退守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TTP与TTIP重建世界贸易体系，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认为既然能够打开全球化大门，自然也能够关上全球化大门，又是一个战略失误，因为这无异于闭关自守，逆世界潮流而动，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

　　25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2年曾经宣称：“在这个崇尚自由而不是专制的世界里，对纯权力政治愤世嫉俗的盘算不可能成气候，它不适合新的时代。”21世纪的地缘政治必然是“开明的利己主义和共同的价值观将驱使国家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界定自己的伟大，并将驱使我们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合作。”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以全球化为核心的全面推进战略，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被打开，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其中中国崛起最引人瞩目，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根据统计在全球GDP中新兴经济体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每年都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4%，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无疑，经济全球化的逆转显然出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们开了一个玩笑。于是它们转而趋于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闭关自守，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写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而美国试图通过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规则，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再有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全球经济问题正在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问题，崛起和发展中国家与衰退中国家的矛盾正在激化，其中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回顾冷战结束25年，第一个10年可以说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全球化全面推进的10年，而所谓全球化就是民主化与市场化，就是美国化与西方化，这10年历史处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单极时刻。但是，第二个10年是经济全球化逆转的1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所谓逆转是指全球化偏离了美国与西方国家设计的轨道，不再是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而是去美国化和去西方化。美国与西方国家失去了对全球化的控制，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反过来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25年中最后近5年则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5年，一方面美国与西方国家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美国，所谓全球化再逆转目的就是再美国化与再西方化，显然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另一方面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顺势而为，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且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约瑟夫·奈曾经写到：“现在流行说冷战后的世界从权力政治时代向地缘经济时代发展。这种陈词滥调反映出分析的肤浅。政治与经济相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依赖于国际政治秩序。”显而易见，其意在于既然美国能够打开全球化大门，自然也能够关上全球化大门。那么到底是地缘政治决定地缘经济，还是地缘经济能够改变地缘政治呢?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并决定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目前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而中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经济;美国的优势在于政治与军事，其外交目的在于维护已经过时的霸权体系，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经贸，其外交目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是顺势而为，并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推动者，而美国则是逆势而动，试图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阻止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辆列车或者便车的话，那么显然美国的这一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则是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25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一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的衰退已经无力承担再次冷战的成本，二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全球经济连成一体，很难再次分开，所谓再次构筑冷战铁幕，准确地讲也只能是竹篱笆而已。所谓以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排挤在外，也只是一厢情愿, 搞不好无异于自我边缘化。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不过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全球化推动了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发展，但是，民主化与市场化不是美国化和西方化。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越来越民主化，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对此美国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错误显然在于他们在冷战后打开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现在想关上它，但是已经为时过晚。当然，目前依然执迷不悟的也许只剩下美国了。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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