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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防长谈中美关系:可以是竞争者绝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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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济日报  来源:新浪微博

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中美有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管控好分歧,避免危机和冲突,在中间地带找到合作机遇。我们时代的一个新特征,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开启一种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记者孙璇)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1

旧文章ID:2735

【“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战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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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制日报  来源:新浪微博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今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变革世界中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工具,不针对谁。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符合本地区国家的需要,对国际和地区金融的有益补充。via人民网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1

旧文章ID:2734

【基辛格:中美两国应当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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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评论通讯社  来源:新浪微博

中评社北京3月21日电/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21日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时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两国应充分认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华社报道,基…http://t.cn/RAzacsI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1

旧文章ID:2733

【专家:美国军力几乎每个指标都遥遥领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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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年福电视频道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州立波特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梅尔·格托夫称,中美关系的第五个障碍是军事力量不平衡。虽然有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正赶超美国,但事实上,几乎从每一个军事力量指标来看,美国都遥遥领先于中国。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1

旧文章ID:2732

【基辛格:中美应共治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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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文匯報  来源:新浪微博

92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昨日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展开一场公开对话。基辛格提出,美中两国需要在一些问题的中间地带找到合作领域,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共同治理国际秩序。http://t.cn/RAzETAW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2

旧文章ID:2731

【亚投行公演中美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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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早报网  来源:新浪微博

受访学者分析认为,欧洲大国加入亚投行,无疑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让中国所倡导项目的国际威望得以提升,但随着更多西方国家的加入,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权将被冲淡,这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来源时间:2015/3/22   发布时间:2015/3/22

旧文章ID:2730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今天如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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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来源:文汇报

  从 2005 年被布鲁金斯学会任命为客座研究员,到今天执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智库街耕耘了近 10 年的李成见证着美国智库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体现在他供职的布鲁金斯学会之中: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中心,同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分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个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中心,是布鲁金斯学会尝试打开全球视野的一个表现;之后布鲁金斯学会又陆续在中东、印度建立了中心,学会的视野从美国本土逐步延展到全球。李成说,如今的布鲁金斯学会更为关注全球变化,这一点从其领导构成就可窥见。“我们的领导层都有海外工作经验,其中一些还是外籍人士:一位副总裁是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 另一位副总裁来自土耳其,总裁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是印俄问题专家,这些人员构成反映出了智库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李成说,在全球化时代,布鲁金斯学会希望成为一个全球智库,为全球服务,这是他到布鲁金斯学会以来感受的一个重要变化。

  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影响着这个老牌智库。“我们必须保持与社会、政界同步,而不是闭关自守在象牙塔里作研究,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我们最具深度的研究能力。“李成说, “学会今天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通信网路革命的冲击下保持学会的领先地位,在此过程中,及时评估问题与深入研究价值不可偏废。“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有120 个研究员,大多是教授级别的高级研究员。“供养120个研究人员的开销非常大。不同于高校,我们没有学费收入,因此维持我们的经费一直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智库在美国的生存没有固定模式,更多是关注实际、适应环境变化。“李成说,用人的成长轨迹来比喻美国智库并不合适,已有近100年的发展史,但布鲁金斯学会并未“老朽”,相反,百年积淀形成了学会的传统价值,促使学会不断往前走、不断去适应多元的社会文化,使得学会的研究更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全球性,其中一个具体表现是目前学会中的女性以及少数民族研究员开始增多。

来源时间:2015/3/21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729

美国智库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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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力源  来源:文汇报

  智库数量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美国智库已是业界翘楚。在借鉴美国经验的过程中,学者们认为不应把对方想得过于理想化和神秘化,许多人赞誉的美国智库优势,中国也具备或正在形成,中美智库的差异日后会越来越小。在中国背景下,中国智库的发展应追求多元。

  华盛顿麻省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有一个别号“智库街”。这条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的大 道上,聚集着美国的“最强大脑”,“从杜邦转盘往南,顺着大道的几百米距离,基本没有八层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坐落着几乎所有能够孕育美国经 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智库”(王文《中美智库比较:差距?差异?》),这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界“大佬”。

  2015年1月20日,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向更加明朗。在谈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时,大洋彼岸的美式 经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智库数量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的智库数量是中国的4倍。

  近似的发展背景

  谈智库,提美国,这是许多人很容易产生的联想逻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智库经历100年左右的发展,已相对成熟。另外,中国智库发展的大背景,与当年美国智库的发展极为相似。

  “智库是20世纪初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王文说,美国智库大发展的前叶,这个建成100多年的国家内部处于混乱的状态。19世纪 下半叶的媒体“扒粪运动”及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推动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力出现了更多的制衡,于是,一批专门为两党、政府出谋划策的 知识专业生产学者也应运而生。“可以称他们为智库学者”,王文说,“智库学者”与高校学者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他们直接产出政策效益。一战后,美国GDP高 歌猛进,“智库学者”中有人为政策机构出正向的主意,有人则专门负责“挑刺”。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第一批智库建立的大背景,“美国最成功的智 库,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大体都诞生于那个时期”。

  王文认为,促使美国智库大发展的另外两个条件是,20世纪以后,美国社 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慈善家,“他们财力雄厚,希望为国家做贡献,囿于自己的知识能力,愿意出钱请专业人士来为国家出主意。他们的投入正是第一批智库建立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卷入全球化,作为一名国际新手,美国在塑造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政策失误多在所难免,急需有专业的团队 对政策进行评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当时有个著名案例,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之前听取了几个智库的意见,兰德公司出具报告认为,发动 此场战争对美国并无裨益,“中国将出兵救朝鲜”。历史的发展与兰德公司的预测近乎一致,后悔没听智库建议的美国政府后来仍高价买断了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 在美国塑造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二代智库诞生了,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等。

  “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 越战后,国内参政议政文化日益凸显,政府公信力有所下降,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参政意识加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列举的美国智库发 展背景,许多在中国已显现端倪: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关“中国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国内,官员更多地表现出倾听民意的意愿。“信 息爆炸时期声音多元而复杂,需要有职业化的政策研究者参与其中,辨别真伪,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动力所在。”王文表示。

  在中国,智库背后的慈善 家也开始出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由人大著名校友、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捐资两亿元人民币资助的主要项目,“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开 展了‘一带一路’、G20等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的项目研究。”王文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都愿意为国家效力,希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得越来越好,国家 如何吸引他们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种变化在李成眼里也是如此:“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是以最初的捐助人命名,我相信不久以 后,就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学会’。”

  除此以外,李成眼中的中美智库发展还有一个近似的背景——有着国外背景的学者的冲击。“美国智库的产 生受外籍人士影响很深,二战后很多欧洲的犹太学者到美国避难,他们中的很多优秀人士后来进入美国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是借助这一股外来力量从名不 见经传的学校变成知名学府;与此相似的是,中国目前有着大量的海归学者,同时还在吸收外国学者作为技术顾问,有助于智库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伴随“下海潮”,中国的智库曾出现短暂的繁荣期,而与美国相似的背景条件或许可以解释当时那批智库夭折的原因:时机、市场都尚未成熟。

  为影响政策而生

  智库(thinktank)的叫法起源于一战中被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而从之后智库的表现来看,这架“坦 克”确实表现出了惊人的威力。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中使用的“巧实力”外交(smartpower)是2007年CSIS提出的概念;阿富汗、伊拉克撤军方案 等重大决策都曾经过智库的讨论和谋划;一战结束后建立国际联盟、二战后分区占领德国等想法都来自于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主任 詹姆斯·麦甘曾说: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李成接受采访时表示:“两 党政治背景下,有的学者以批评为主,有的以咨政为主。对政府的态度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表现也不一定一样。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 起,所以学者的表达方式尽管不一,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能影响政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曾在美国老牌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供职, 从他对美国智库优势的总结中不难看出智库影响力背后的因素:“其一是较高的研究质量。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因而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普遍具有较扎实的研 究能力,一些转行做研究的前政府官员也有较好的研究素养;其二,美国智库独立性强,他们的工作不是简单地给政府做背书或做政策解读,而是针对政策提出有操 作性的建议,有时对现行政策的批判性还比较强;其三,美国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促成了人员在智库与政府之间流动,退休官员对政策和人脉的熟悉 程度直接影响着其智库影响力。”

  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美国智库与政策决定机构的沟通交往方式有借鉴价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谈起 智库也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与智库关系密切,有人员互换的“旋转门制度”,也有定期通报重大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制度。这种亲密度王文曾近距离 接触过:“有次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拜访某学者,遇到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演讲,虽然当时也去了许多媒体和听众,但该智库与安全研究无关的大多数雇 员仍照常工作……内部人员说美国高官来这些大智库演讲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足以大惊小怪。”

  王文在其智库专栏《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 门”》一文中专门“解剖”过美国的“旋转门”中蕴藏的裨益:退休官员具备对政策的敏感度,有规划、制定、执行相关政策的经验,也知道政策运行的困难和障 碍,更能理解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最佳时间点,这便于他们选择研究课题及推进时间点;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送到最合适的决策 者手里,而退休官员背后的高层关系网为此打开了沟通渠道,可以说,“(他们)为智库提供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有效的智力支持”。王文曾就此访问过10多位 美国智库学者,他们的共识是,有政府任职尤其是高层次职位的官员,是非常合适的智库从业者。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智库中退休官员的比例看出,以CSIS为例, 其50多位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在政府中任过副部长级以上职位,13名顾问委员会成员全都是前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席贸易代表或参议员 等前高官。成立或加盟智库,已成为西方国家高官退休后的主流去向之一。退休官员的“旋转门”给中国智库的聚贤引才提供了一些启发,事实上有一些中国退休官 员已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

  对于美国的“旋转门”的借鉴,达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美国‘旋转门’存在隐性腐败,人员进出政府寻租空间较大,尽 管美国也有法律管理这种情况,但法律仍有漏洞可钻。”在达巍看来,中国国情现状并不适合照搬美式“旋转门”,比如说中国现行的人事制度,医保、养老等社会 保障还未完全实现并轨,若按美国“旋转门”操作,人员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来回转很难操作。他觉得,更好的方式是由政府借调智库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工作几年。 “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在这样做,比如一些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副主委’等经常由来自高校或智库的学者担任,他们工作三四年再转回学校,这种操作方式在目 前的中国人事制度下是可行的。”至于退休官员到智库任职,达巍也有担忧:“效果不一定好。除了隐性腐败之外,我国高等教育对政策研究能力的训练不足,不是 所有退休官员都有能力做好研究工作。”

  达巍认为,美国的智库差异很大,除了一些顶尖智库,绝大多数智库的研究其实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我曾与 美国智库学者交流过,他们认为,可能与中国的体制有关,很多中国智库相比美国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渠道来影响政府。”王文也曾在报告中 提到,从单个智库讲,过去二三十年,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重要智库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美国任何一个智库无法比拟的。

  今天考量中国智库的影响力问题,可能需要换个角度。达巍说:“现今我们智库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研究质量需要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决策体制需要改革, 要给智库更多发挥作用的平台,使智库在与政府的互动中提升研究质量。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怎么用好智库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王文则从三个层次对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影响力的提升路径作了思考:“首先是针对政府的话语权,智库的话要让政府听得进,这就要求智库应有扎实的研究,对政策充分了解,而这也寄望于政府能 多给智库一些基本信息;而对于媒体,中国智库目前还缺乏对媒体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智库有着较强的议程塑造能力,他们可能背负着某些政策诉求,经常抛 出一些smartpower、G20等概念,吸引媒体围着他们转,在民主进程加快的时代,这种概念会借助媒体影响大众,进而借助大众呼声影响政府修改政 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跟社会大众打交道,因此也有求于智库,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至于国际话语权,现在国际上的主流论坛基本上都由欧美智库撑场,比 如达沃斯的背后是瑞典的智库,而香格里拉论坛则是英国智库主导,而在这样的全球性论坛上,欧美智库作为主角,其建立的主题很容易就能引起全球参与讨论,这 也值得我们关注。”

  “美国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力是否能定量化衡量值得商榷。”李成对智库“影响力”的看法则谨慎而客观,“政府政策中多少意见来 自于智库我们很难测定,而且有时会受决策者风格影响,我们不做影响力研究。有时与其说是智库影响政策,不如说是政府、党派想要通过智库使政策得到民众认 可。”李成认为,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关键还是专注于研究能力,出具高质量的报告,这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得以常青的秘诀之一。“在中国积极投身全球事务的 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桎梏不能简单归结为缺少宣传包装、改变形象的手段,中国智库要争取话语权,中国财力上升只是其实现的第一步,接下来中国智库需要不断 地学习、了解世界,‘走出去’用西方接受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需要一个过程。”李成强调,对于中国智库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靠在政府身上做命题作 文,将研究能力用于为一个政策题目作论证。

  彼处并非乌托邦

  美国智库的生态圈到底长什么样,每个人心中自有一番景象。

  王文的印象是,“随便走进智库街的某家餐馆、咖啡厅都有可能遇到某位著名智库学者”,这是王文数十次去“智库街”留下的印象。他在这条街上他偶遇过的人 物包括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李成等,甚至还有许多欧洲、亚洲的著名学者,学者之间的高频率接触让他惊讶。

  在其中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达巍觉得,那段工作经历与现在相比,有时错觉“做的不是一份工作”。“那边相对轻松,研究中主要依靠那些‘明星学者’,智库研究团队内部等级挺森严的。这里更讲究团队合作,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但是‘明星学者’也要少得多。”

  发展到今天的美国智库有着许多中国学者向往的特质,比如较充分的资金支持。在美国,一流智库的年均经费支出为2000至3000万美元,佼佼者如兰德公 司2012年预算约2.6亿美元,资金的丰厚保证了美国智库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实际调研机会和保持一定的宣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智库至今依然可以 通过社会捐款来维系强大的“金融蓄水池”,如布鲁金斯学会80%的捐款都来自于社会,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可以通过社会捐赠来避税,而捐赠“减税”正是在第一 批智库背后的商业巨贾推动下写入法律。由于避税的激励,美国捐赠多来自于个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捐赠。

  再比如,智库中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待 遇水平以及包括学术自由与机会自由在内的职业性激励。王文发现,美国智库中相当于教授级别的高级研究员年薪大概为15万美元甚至更高,相比高校一般教授的 7、8万美元的年薪,高出不少。其次,“旋转门”为怀抱政治理想的人进入政府提供了机会,而对于一些有着现实主义情怀的学者来说,打交道的都是议员、外 长,讨论的都是事关国家的政策,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影响现实,这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同时由于常与媒体打交道、善于社会活动,美国智库学者的社会地位也较 高,能与官员平起平坐。而进入这些顶级智库的门槛却并不是一刀切的“高标准”。“比我们想象得更实用,没有一味强调高学历。”王文介绍,美国智库在聚贤引 才时更看重人的研究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强等特质。

  尽管向往的内容很多,但学者们对“取经”一事还是十分审慎,一来美国智库个体差别很大,就算 是一家智库,受资金影响表现也时好时坏;更重要的是,临摹“美式经验”,不能不考虑美国智库发展的政治背景。美国智库业的特性正是由美国政治制度造就,其 政治社会土壤就是两党制。“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多元,互相竞争,每个政党都需要由游说集团通过国会去影响政策、理念,各种声音在这种竞争博弈中达到平衡, 这也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达巍介绍,目前美国智库分为几种类型,质量最好的几家大型智库还是近100年前成立的那几家研究型智库。在数量上更多的美国智库是倡议型、鼓吹型智库,这种智库往往受命于特定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比如保守派支持的智库会大量发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声音 等。“他们有很多的研究设定,一开口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研究质量。”达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库很多都是鼓吹型智库,中国智库在向美国智库汲取经验时,要避开这类智库。”

  李成赞成不要把美国智库想得过于理想化和神秘化。他认为,许多人赞誉的美国智库优势,中国也具备或正在形成,中美智库的差异日后会越来越小。“目前中国智库有着发展的绝佳时机,中国尤其是经济表现在世界上举重若轻,中国政府重视支持发展智库、 研究人员日趋成熟、企业壮大、公众愿意参与政策制定,都为智库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国的智库要达到全球一流智库标准需要一定的成长周期,这个周 期不会在十年内完成,但照目前的发展环境看,三五十年的预期也未免太长。”

  对于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趋势,李成赞成多元发展。“我们常用‘独立 性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来表达我们对独立性的看重,布鲁金斯学会忌讳其学者为政府站台,因此我们获取任何政府资助时都极为谨慎,这有着西方的政治背 景。而在中国背景下,中国智库的发展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应是多元的,在保持专业客观的同时为政府、社会团体多出谋划策。”

  王文认为,欧美智库提倡的“独立性”,指的是基本立场相对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独到观点。智库不 会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有的资金大量来自于政府,比如CSIS2012年年度预算中21%来自于政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 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

来源时间:2015/3/21   发布时间:2015/3/13

旧文章ID:2728

严格审查下的中国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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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endy Leutert  来源: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博客

  在2月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了习近平主席强化反贪腐运动的下一目标。不像在2014年将反腐矛头指向军队和共产党核心机关,今年瞄准的是53家重要骨干央企及其由中组部任命的高管。

  第一批被关注的企业涉及中国最大的石油、汽车、电力、轮船和通讯公司。不过,对这些核心央企进行高调的腐败调查并不能解决它们最根本的问题。更重要的应是颁布被一再推迟的必要政策以落实改革议程,这项议程公布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彼时,中国领导人曾郑重宣告要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和透明度,并加强公司治理制度的建设。然而,改革的最大障碍不在于中央政府,而在于央企自身。考虑到中共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以及对其高管的控制,这一说法初看之下似乎矛盾。的确,国有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总经理——都直接由中组部任命。此外,一位高管往往同时占据这其中的多个职位,尤其是在战略性产业,例如国防和石油。

  但是,中央国有企业领导人也绝非被动的中共代理人。他们拥有副部级或部级头衔,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与他们的监管部门同等水平的职权。高管们还可以利用其深入的关系网来拖延改变。少数几个幸运儿甚至拥有涉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家庭或政治关系,这使他们进一步减轻政府压力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有些高管缺少将党的命令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动力。在胡锦涛时期(2002年至2012年),超过半数的53家央企高管任职于其职业生涯的后期,并且在任期结束后立刻退休。由于没有政治晋升的前景,许多高管无意进行改革以改变其既得利益——合法地或以其他方式­——的现状。

  此外,薄弱的治理机制也难以约束央企及其高管。中国的标志性企业文化是所谓的“一把手现象”,即一个强势的领导发挥主导性作用。建立国资委监管国有企业应当能推动央企公司治理制度建设而改变此现状,但成效有限。同时,尽管董事会在53家央企中已十分普遍,董事长人选却几乎总是与党委书记重合。因而可以看出,董事会的建设对现有的决策机制影响并不大。

  错综复杂的企业结构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监管的难度并阻碍改革的努力。高管游走于庞大的企业集团之中,有些集团甚至拥有超过200家子公司。巨大的公司规模创造了相当大的瞒报和违法活动空间。这些复杂的结构或许会使高管们感到头疼,但亦会帮助他们避开监管。

  中国的头号反腐人物王岐山曾经警告说,他将在国有企业之上悬挂一把寓言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引发了对于政治清洗即将加剧的猜测。不论动机如何,起诉腐败的高管是关键的一步。但这不能取代迟来的改革——这一改革应该真正赋予监管者以权力、提升董事会外部成员的地位,以及澄清哪些部门将会向市场竞争开放。若缺乏这样一个政策路线图,无论落下多少把利剑也是枉然。

来源时间:2015/3/21   发布时间:20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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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中亚安全战略规划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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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全英,江淑娟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4年第 1 期

  一、美国中亚安全战略的背景

  冷战结束,美国重返亚洲,看上去似乎是重返东亚而不是中亚。中亚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似乎处于并不重要的位置,但是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对中亚地区事务的认识,也使美国军事力量有机会进入中亚地区。阿富汗战争十多年来,美国力量已经深入中亚地区,也逐步形成一个美国的中亚边疆战略规划。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的斯塔尔曾说,“自2001以来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地区战略”①,实际上,国家战略都是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中亚是亚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任何力量进入中亚,犹如控制了一个通向东西南北的战略通道。中亚的东部与中国相邻,是中国经中亚到伊朗、土耳其通向欧洲的陆路贸易通道,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中亚的北部是俄罗斯的南高加索地区和里海,是俄罗斯经阿富汗、巴基斯坦通向南亚印度洋、波斯湾最直接的通道。在历史上,中亚地区曾是帝国主义(英帝国和沙俄)争夺的势力范围。冷战后苏联解体,中亚国家获得独立,但是俄罗斯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今天中亚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曾有一段话:“美国现在是亚欧大陆的主宰者,亚欧大陆的任何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美国如何操纵和调和亚欧大陆这块棋盘上主要的地缘战略玩家,怎样控制亚欧大陆上几个关键性地缘政治支点,对于美国居于全球首位的时间长短和稳定性都非常关键。”①

  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对中亚区域地缘政治战略的基本论调。美国重返亚洲,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重点是贸易关系与自由市场问题。美国认识到太平洋对岸的东南亚区域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积极倡导该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且实际上成为了环太平洋经济体的引领者。这里有一个与当年欧洲一体化的比较问题。美国当年失去了倡导并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构建领导者的机会,没有能够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区域的经济贸易组织。

  今天美国面对着一个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欧洲联盟”实体。因此,针对环太平洋经济区,克林顿总统时就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计划,逐步引导发展为今天的“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对东盟一体化构成压力,实现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太平洋区域一体化。通过在环太平洋经济一体化组织推动自由贸易,扩展着美国的太平洋边疆。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另一端在中亚。从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看,实际上美国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中亚战略规划。美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说:“俄国和中国各自对中亚地区采取基于零和博弈思想的共产主义计划。而美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却相隔万里的国家,与中亚地区没有共同的边界,可能会对中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自2001年以来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地区战略。只有日本制定了新的‘日本和大中亚’计划,与中亚地区的平衡政策一致。”②

  美国进入中亚地区,一开始把美国利益明确在反恐安全与能源合作方面。这是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缘起,今天能源问题仍然是美国中亚安全政策关注的关键问题。美驻阿富汗大使罗丝·威尔逊大使和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主任迪努·帕特里丘2012年7月24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及欧亚小组关于美国介入中亚的听证会上说,“一年前我在该委员会讲亚欧能源时,就呼吁国会议员到中亚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民众及当地问题。这对增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价值至关重要,这是个弱势地区但也是世界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前,中亚五国首次赢得了现代史上的国家独立,这是始料未及的。尽管此间曾出现艰难困苦和社会动荡的局面,但是所发生的一切确实为这一地区未来的积极发展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打开了一扇门。”③

  自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十分重视里海油气管道的走向问题,因为“能源管道不仅仅是一项油气交易,也不仅仅是线路选择的问题,而是能够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法案。”④通过在中亚建立能源合作关系可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阿富汗和中亚恐怖主义同时是危及美国能源安全利益的一个关键要素。英国记者卢茨·克莱维曼在他的《新打牌局:亚洲腹地大国角力内幕》一书中尖锐地提到:“为争夺石油而展开的新大牌局,已经蔓延到中亚的边境流入伊拉克,同时也进入了它自身的关键阶段。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真正目的,显然是想把该国变成美国经济的战略性石油供应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新盟友,使其成为沙特阿拉伯的替补国。这一点他怎么极力否认都无济于事。隐藏在武器和人权花言巧语背后的,不过是对地球上剩余石油资源储备控制权的争夺,切尼在2001年5月关于美国能源政策的报告中就是这样构想的。”⑤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军队就把占领保护油田作为伊拉克战争的头号任务,并制定了伊拉克石油开发的相关计划。所有这些在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中都得到证实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2020年趋势的未来预测也提示了与卢茨·克莱维曼几乎同样意思的评论:“随着商业网络在全球化的继续深化,美国经济将更加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变动的影响。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也使它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它对获取能源的安全渠道的竞争和供应方中断供应的危险性都在增长中。”①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先后提出“大中东战略”和“大中亚战略”。这是美国针对从西亚到中亚的伊斯兰文化区域所拟议的战略规划。“对中亚地区的政策而言,美国决策者和一些政客,对于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适当方法和程度深浅,各持己见。一些人认为与‘能源巨人’哈萨克斯坦绑定,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才是该地区的关键。位于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于该地区合作的规模与范围有重要影响;美国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乌兹别克斯坦上。一般都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援助和投资的目的是加强中亚各国的独立性,以防俄国、中国、伊朗或其他国家试图推翻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这些论调的拥护者认为,政治动荡和中亚日益增长的恐怖组织基地对其邻国和全世界都有溢出效应。”②

  “大中亚计划”是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后果提出的,是意图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的民主、繁荣的中亚安全战略规划,又称“新丝绸之路远景规划”。美国中亚高加索研究院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对“大中亚”概念解释说,“美国使用‘大中亚’这一短语试图摆脱原苏联提出的关于该地区狭隘的地理概念。2000年来新疆和阿富汗与原苏联五个成员国相同,已经成为该文化区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中亚’一词接受了这一事实,也承认大中亚的范围或许更加广阔,即该地区还包括伊朗的霍拉桑省、巴基斯坦北部、蒙古、鞑靼斯坦共和国甚至包括印度北部。”③

  “大中亚计划”以经济为重点,近期目标主要是帮助中亚国家相互降低贸易壁垒,实行提高边境开放的运输协议,实现大中亚地区经济与贸易合作,推动中亚五国与其临近地区的经济关系的深化,促进中亚地区同全球经济的整合,实现中亚与国际准则、规范和惯例的接轨,以促进大中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④。

  美国反恐政策扩展到阿富汗北方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并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亚国家。美国意识到,阿富汗反恐安全政策需要中亚国家提供合作,共同参与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由此,逐步形成了美国的大中亚反恐联盟的合作格局。这是美国九一一事件后,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反恐战略的调整。

  为此,近年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首先,美国积极与中亚国家分别开展各领域的关系,改善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经济与贸易、高等教育、环境问题、妇女儿童问题、打击毒品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促使中亚国家加快市场开放和民主化的进程。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说,“2009年,为进一步加强一系列双边问题的合作,如安全与人权问题,美国开始与中亚各国召开年度双边会议。年度双边会议使双方得以重温关系的进步,讨论互相关切,并采取行动拓展共同利益。同美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相同,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在塔什干期间,我衷心感谢乌政府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支持,尤其是北方道路问题上的支持,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军事物资进出阿富汗的关键中转路线。我们还讨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包括贸易与投资、科学与技术、人权、安全以及文化与政治交流。年度双边会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提升美国的商业影响,瞄准增加贸易与投资的商机。通用汽车已成为乌国最大的外国投资商之一,我们相信该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为配合此次会谈,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商会邀请了50位来自25个公司的美国商人,组织了一场商业论坛。”⑤

  其次,密切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构建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大中亚”战略,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策逐步调整为以振兴阿富汗经济的综合性政策转变。这是美国在中亚地区实施的能源开发、贸易合作与反恐联盟相结合的中亚地区安全基本战略政策。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斯蒂芬·布兰克说,“出于这个原因,中亚智囊团和分析师们敦促华盛顿采取不同的策略,强调的不是民主促进,而是中亚各国及邻国如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地区经济一体化(McDermott,2006)。很显然,新的北方分销网络道路穿过中亚通往塔吉克斯坦,这充分体现了一个策略:可以给予更大的动力来重视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如由外部提供哈萨克斯坦和邻国不能自给的商品。没有这个策略就无法延续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存在,这不是可能会发生的,而是必要的。”①

  二、美国中亚安全战略政策的主要趋向

  2012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签署《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罗丝·威尔逊和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主任迪努·帕特里丘2012年7月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及欧亚小组会上比较清楚地描述了当前中亚地区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美国应对中亚的政策措施。他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就内部而言是管理质量低劣、高度集权。自由理念和公众责任度低。尽管机遇增多,但经济仍然滞后。种族纷争、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等依然问题严重。就外部而言是毗邻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担心美国的放任不管。三个中亚国家毗邻阿富汗,另外两个也不足300公里。对于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毒品泛滥、塔利班及其他极端分子、内部民众种族间的争端也令我们担忧,毕竟它与中亚几乎一步之遥。展望未来,我们在中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美国应该继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介入。其次,我们需要重新平衡和更好地协调与中亚各国的外交关系。第三,我们应该首先搞好贸易才能继续倡导民主、人权和法治。第四,我们要高度重视丝绸之路,它有助于改变中亚地区,并且其地理优势可以成为连接远东、南亚和欧洲的重要桥梁。第五,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对中亚地区的管理。”②

  这是美国应对中亚地区采取的主要政策思路。他们的这些意见基本反映了美国政府今后的中亚安全策略的主要趋向。

  (一)投资基础设施,建立北方交通网

  美国以阿富汗为中心建设北方交通网,提出重新恢复阿富汗作为连结中东、中亚、南亚及欧洲的交通枢纽地位,目的是加强与中亚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关系,确保阿富汗美军的交通线,该交通线在中亚经过的关键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9月4日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说:“美国与乌国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在塔什干期间,我衷心感谢乌政府对于阿富汗问题的支持,尤其是北方道路的支持,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军事物资进出阿富汗的关键中转路线。”③

  美国将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与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作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交通网络的依据。美国的玛·布·奥卡特在《中亚的第二次机会》一书中指出,“只要美国和国际社会在阿富汗有大量驻军,并有美国在中亚的两个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卡纳巴空军基地———提供后勤援助,即使卡尔扎伊的政府垮台了,阿富汗对邻国的危险也会减轻。”④

  这样,美国进一步将阿富汗反恐战争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美国将此计划题名为“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的罗·威尔逊在《美国对中亚政策新视角》一文中指出,“我们要高度重视丝绸之路,它可以帮助我们转型并发挥地缘优势———使得远东、南亚、欧洲联系在一起。总统需任命一名高级特使,积极筹备政治、地缘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得丝绸之路在21世纪成为现实。我们将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包括俄国、中国、欧盟和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在该区具有重要领导地位的机构。”⑤

  通过国际金融组织来实现融资任务,实现该计划。美国提出并实施的“新丝绸之路,西起汉堡、摩洛哥,东止河内、孟买。然而,这是一项宏伟工程。该工程的关键目前在阿富汗,阿富汗仍像“瓶中之塞”一般阻碍了陆地运输,如公路、铁路、油气管道以及电力传输线路,而且没有起到战略性交通枢纽的作用⑥。这是以阿富汗为中心的美国中亚新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实施区域贸易合作,推进丝绸之路贸易复兴

  中亚计划的倡导者斯塔尔2008年在《保卫大中亚》一文中提出发展中亚地区贸易对中亚地区内部安全的重要性。他说:“2000年来推动中亚各国内部交流的重要动力是陆上贸易。当然,此类贸易沿着各个丝绸之路展开,也将中亚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大部分贸易商只对远距离运输中的部分路程承担运费,因此各个方向的贸易成为了大中亚地区内部互相影响、互惠互利的强大动力。”①

  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协议早已签订,但因多方面因素始终没有得到实施。当前,美国关注中亚的区域贸易问题,以加强阿富汗、中亚国家相互间的贸易关系。罗丝·威尔逊大使提出:“我们主张民主、人权、法治,但首要的是搞好贸易。美对中亚和阿富汗的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尚未实施,不管是这里还是该区域。我们应该将其纳入世贸组织体系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欧盟等其他高级别体系。世贸成员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可以增强内部实力、法律效力,财产等权利将更受尊敬,边境社会等将更加开放,信用体系也将更加健全,从而促使国家多元化。”②

  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回顾2011年度美国在南亚和中亚的外交时同样说:“阿富汗邻国响应了美国务卿的号召,加强区域经济和运输纽带的建设,建立‘新丝绸之路’,向本地区每一个国家开放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等新来源。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北方补给网络这一新协议有助于完备这一方案,并且更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各国与阿富汗的经贸往来。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欢迎阿富汗加入其跨边境运输协议,这为两国增长的贸易和交通打下了基础。一个印度财团成功中标哈吉加克铁矿,加之印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也为实现这一区域的经济愿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③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美国中亚安全战略的核心。通过优先发展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等交通设施,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连接起来,复兴大中亚区域贸易,使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的农产品、矿产品、天然气等丰富资源通向外部市场,也使美国反恐军事力量能够充分利用交通线,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得到改善,进而美国力量在中亚的存在得到中亚区域民间大众的认同,抵消如“大中东计划”那样的民间激烈的反美。这是中亚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构造类似于美国在东亚的形象。

  (三)建立项目与援助,实施反恐安全援助政策

  自2004年以来,美国对中亚地区反恐安全主要措施之一是建立援助项目,主要措施是安全与执法项目的培训。美国安全援助政策在实施中发生着变化,虽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有所增加,但此援助相对于美国对欧亚的援助已有所减少,期间由于美乌关系降温,2004年,美国停止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援助。自2002年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和执法援助占欧亚援助经费的比例为31%,约合1.88亿美元,但2010年降到了18%,约合2.47亿美元。尽管在安全援助经费中总比例减少,但是安全援助经费实际增加。1992年至2010年间,所有对中亚的财政援助中,安全和执法援助占到了1/5多。2010年11月,据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大卫·塞尼证实:“近期,美国国防部在中亚的重心是,通过直达中亚的陆上和空中航线,运送物资,设备和人员。但是,除了所关注的在阿富汗的近期目标外,美国在中亚也制定了长期的安全援助目标。我们的安全援助目标注重军队,边防军,缉毒部队以及反恐部队的专业化训练。在描述这些目标时,他提到,1000多名安全人员曾在美国-德国马歇尔中心接受过训练,美国警卫队曾在中亚地区接受居民关系训练(不是作战训练),是国民警卫队国家关系项目的一部分,由和平伙伴关系和中央指挥部拨款资助。例如: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训练哈萨克的现役和预备役军队,机构间的合作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路易斯安那州的国民警卫队训练乌兹别克斯坦的参与者;蒙大拿国民警卫队训练吉尔吉斯斯坦的参与者;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训练塔吉克斯坦的参与者;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训练土耳其的参与者。”2010年,美国国防部宣布支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培训机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培训中心,计划建在巴特肯地区,预计花费1000万美元。据称,美国军队将不会驻扎在此。机构将训练军事人才以保证地区安全,抵制非法毒品买卖和恐怖主义。由于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动荡不安,建设巴尔肯培训机构被迫推迟。2010年6月末,美国国际反毒品和执法事务局(INL)助理部长威廉·布朗菲尔德宣布启动一项新的420万美元的中亚反恐计划(CACI),为中亚的各个国家建立反毒品武装力量进行训练,提供设备。该计划还旨在通过任务鼓励地区合作,包括通过美国所支持的中亚信息协作中心,还有同阿富汗,俄罗斯现有任务部队的边境合作①。其中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美财政预算对哈援助中,2011财政年度的预算援助为1760万美元,据估计2012年为1880万美元。2013年申请援助的金额是1490万美元(后两年的数字包括国会对外关系预算资金,不包括国防、能源部门的资金)。美国政府要求2013年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尽管2013年申请援助的金额少于2012年),包括外国军事融资(FMF),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ET),反恐训练以及通过训练和更新设备来加强边境管制。”②

  (四)实施巴尔干模式,建立大中亚多边安全体制

  美国积极促进大中亚多边安全战略体制,使更多国际组织力量来参与该地区安全工作,减轻美国单方面承担的压力,实施巴尔干方案。巴尔干计划是1999年6月在科索沃战争之后,针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及其科索沃问题由欧洲和美国共同制定的《东南欧稳定公约》。核心内容有:帮助巴尔干地区重建。重建工作包括:(1)为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基本的食物、药品、衣服和住处;为当地居民供水供电,以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建立新的法律和商业体系,同时制定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帮助这些国家加入全球和地区组织,加快一体化进程。(2)巴尔干国家要相互承诺尊重边界和主权,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同时承诺加强自身间的相互合作,特别是政治改革、经济往来和地区安全三方面的合作。美国当时称在《东南欧稳定公约》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还宣称,将同其他援助者协调合作,以便确保这一地区的援助具有最大的效益。巴尔干计划实施的宗旨是,欢迎欧洲联盟启动稳定公约的倡议以及欧盟在与其他参加国、赞助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协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③。对美国来说,巴尔干方案创立了将某一地区安全问题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体制共同实施的可行模式。巴尔干计划涉及周边8个国家,今天,亚洲的大中亚地区如欧洲的巴尔干地区。美国力图在中亚建立巴尔干式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大中亚多边安全合作计划,涉及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7个国家。

  美国中亚安全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一项作法是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引入中亚地区,与中亚国建立关系,促进更多中亚国家成为欧安组织的成员国。美国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总监S.EndersWimbush在美国众议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小组委员会“美国介入中亚”听证会上说:“我们应当思考美国在这个区域如何继续存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美国的利益是什么?中亚不再位于西方边远的外围。当欧洲向东扩张之时,中亚将慢慢成为欧洲新的边疆。哈萨克斯坦在2012年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中亚的能源脐带喂养着欧洲、土耳其以及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市场。因此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远征的开发项目,而应该更多地将其看作是稳定越来越靠近我们的边境。”④

  阿富汗大使罗丝·威尔逊(2012年7月)就主张,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中亚的力度。对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应在中亚实施,积极解决其内部种族纷争、危机处理、贸易与经济发展等,这也将促进中亚各国内部间的合作。“建立在民主、市场调整、贸易、能源以及区域合作基础上的综合处理方式,而这也是中亚要想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避免成为另一个阿富汗。”①

  在中亚实施巴尔干计划旨在培育中亚国家的亲西方倾向,2010年哈萨克斯坦被推举成为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哈萨克斯坦总统也称此为哈国实现通往欧洲的道路。欧安组织设立专门中亚事务特别代表,主要工作是监督中亚国家的民主、人权事务。可以看出,欧安组织在替美国分担中亚事务,推进民主化工作方面似乎主要由欧安组织来实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2010年6月举行的外长非正式会议上,决定派遣一支由52人组成的治安顾问团,执行初步为期4个月的协助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和平稳定的任务。据悉该项任务可能延长,并且会有另外50名顾问加入。基于对奥什市市长和其他吉尔吉斯斯坦极端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拖延顾问团的部署工作的考虑,2010年11月18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常务理事会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协议,可选择实行为期1年的警察培训项目。”②

  有评论说,“近几年来,西方组织在同中亚地区的联系遭受了很多阻碍。特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竟然因为支持民主和尊重人权被一些中亚国家政府非难。”③特别是,“在2012年3月上旬,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评一些未具名的国家在欧安组织使用选举监督‘压迫’其他欧安组织成员,并威胁说,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独联体成员国可能会停止邀请欧安组织监督选举。”④

  三、美国中亚安全战略政策几点评析

  第一,中亚地区安全的三个国际组织问题。威胁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中亚国家内部,但是,在中亚各国的内部安全问题又有不同。目前,中亚安全问题与三个国际组织紧密关联,分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中亚四国,2012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国、欧洲国家、中亚五国)。这三个组织均涉及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的功能。中亚五国都是欧安组织成员国,近年来美国加强欧安组织在中亚安全事务的功能,将中亚国家纳入欧安组织,即意味着中亚地区已成为欧洲最东部的边境了,也同样意味着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可以选择适当时机更名为“欧洲与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目前,美国在中亚地区加强欧安组织的活动,俄罗斯在加强集体安全组织的活动,中国在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美国、俄罗斯分别构成目前在中亚地区安全的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并把中国视为在中亚地区的经济、能源开发领域的竞争者。美国欧亚事务专家吉姆·尼科尔撰文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此我提出第二点。它已经不是当年中亚对其言听计从的强大帝国。中国才是主导中亚的强大力量!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表现,尤其是经济上的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中国的政策是复杂而又统一的。实际上,人们在形容俄罗斯在中亚的行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把其概括为拖延战术,而中国则是处在一个‘大战略’的水平。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此获得中亚地区富饶的能源,同时保护中亚跟中国的陆上交通不会被轻易阻断。如今任何一个在中亚旅行过的人都能见证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占据,这种策略试图使正在式微的俄罗斯边缘化,也使得中亚另外一个大的势力———印度的雄心遭受挫折,因为印度想要征服它的北方边境。中国的势力在中亚越来越强大,也提高了它在长期竞争中的地位,最后它们要看到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区域最后落在俄罗斯手里还是中国手里。中国对中亚的策略可以在它特意设立的组织中体现出来。这个组织由1996年的上海五国发展而来,2001年改为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是第一个探讨中亚经济和政治现状及未来的组织。”⑤

  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导着“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相反,在中亚地区,美国还缺乏一个能够由其主导的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是美国大中亚地区战略规划的不足。美国外交界表达出担心,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贸易领域已经成为主导该地区的区域经济组织,认为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利益和能源安全将产生冲击。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蒂芬·布兰克的观点证明我们的判断。他说:“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组织并联系该地区支持美军基地撤出中亚,防止任何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组织在中亚成立。上合组织第二个明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论坛,因为其成员国意见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干涉他们的内政……中亚各国政府也在有关事项如外界呼吁自由和民主方面表现出了跟随俄罗斯和中国相当大的意愿,因为它们视来自华盛顿的促进民主的呼吁为现状的外来威胁。他们依然把现状归结为一个在他们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选择。出于这个原因,中亚智囊团和分析师们敦促华盛顿采取不同的策略,强调的不是民主促进,而是中亚各国及邻国如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地区经济一体化(McDermott,2006)。很显然,新的北方通道穿过中亚通往塔吉克斯坦,这充分体现了一个策略:可以给予更大的动力来重视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如由外部提供哈萨克斯坦和邻国不能自给的商品。没有这个策略就无法延续美国在中亚的长期存在,这不是可能会发生的,而是必要的。”①

  因此,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竞争,该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中美在能源、国际商品方面的竞争成为美国和中国外交政策关注的长期问题。有专家提出,希望美国通过加强中亚—美国的贸易合作而与中国开展竞争,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寻求成员国身份②。

  第二,中国参与美国大中亚计划,实施新丝绸之路合作战略。从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看,中国新疆与阿富汗接壤。从目前中亚地区反恐安全区域看,阿富汗的安全是中亚地区安全的关键,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将有利于其周边国家,也包括中国新疆在内。中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与阿富汗的贸易合作将有利于中国新疆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使新疆南疆地区跨境贸易活动丰富起来。我们已经认识到深化与阿富汗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利益攸关。2012年9月22日周永康对阿富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1966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阿富汗,双方签署了安全及经济合作协议,并表示中国是阿富汗可以信赖的邻居和朋友,阿富汗正处于过渡期,中国愿为阿富汗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周永康说加强两国在经贸包括承包工程资源开发农业基础建设以及反恐方面等合作,卡尔扎伊欢迎和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③。美国大中亚新丝绸之路规划从欧洲北方通向亚洲的南方,是连接全球南北区域的一条重要的贸易交通线,其中的关键线路在阿富汗境内。而东起中国的丝绸之路从东亚通向欧洲西部,是一条陆路连接太平洋到大西洋区域的一条重要的贸易交通线。美国大中亚概念地理上包括中国的西部新疆。如果中国新疆南疆铁路由喀什能够通过瓦罕走廊地带,实现与阿富汗交界,使丝绸之路的东西线与美国人的南北线在阿富汗境内汇合实现连接,实际上解决了中国从西部陆路通向西亚的交通问题。这条交通线是中国直接通向西亚地区(波斯湾)的一条关键的交通线,连接了中国西部(新疆、青海、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区通向西亚地区的贸易,从战略上对中国非常有益。因此,我们是否考虑如何参与到美国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利用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临的财政困境,成为今后分享这条交通线的参与建设的伙伴国,目前日本在新丝绸之路战略中投入最多。通过参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合作关系,对中国西部边疆外部安全环境的建立符合我们的利益。

来源时间:2015/3/2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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