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蕴岭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件大事。这种发展正在改变着中国本身，也改变着世界。由于这种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的调整。如何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这是一个新课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反应
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与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相伴而行，成为一个综合国力和影响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一，中国因素放大，其二，中国被多面解读。中国一方面被认为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个“非正常大国”。因为，虽则中国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规模和影响力超常，但是人均财富却排在世界后位;中国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制度不同。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外部世界似乎认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其内部存在诸多的矛盾、困难和制约……于是，出现了一些“悖论”：比如，经济上，在中国成为头号出口大国的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出口扩张产生更多的抵触，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的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资源需求膨胀与海外开发产生更多的疑虑和非议;安全上，尽管中国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还有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军力的提升产生很大的战略疑虑，防范中国的意识增强;在形象上，尽管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外部媒体仍然充满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但不管怎么说，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世界各国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做出认真评估，而且纷纷制定应对之策。
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其反应是最强烈的。尽管中美之间发展起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在诸多方面有着共享的利益，但是，美国也深感中国崛起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和威胁。面对一个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美国政界、公众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与一个发展的中国相处，开展协商与合作是有益的，也是必须要做的;另一方面也感到实力上升的中国对其带来的竞争与挑战，尤其担心中国会威胁到其霸权地位和利益。为此，美国在与中国保持与发展关系的同时，在战略上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极力把防范中国、限制中国获取优势、遏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扩张作为行动指南。这样，就使得中美关系充满风险。
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反应也是很矛盾的，一则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可以从与其发展经贸和其他关系中受益，但对来自中国产品和投资的竞争却感觉受到威胁，尤其是在本身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竞争更是频繁采取单方制裁措施;二则面对“非正常大国”中国的成功，深感对其传统价值及文化形成挑战，似乎难以接受。
当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大大推进了其与拉美、非洲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不过，这些国家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同时，也深感中国对其形成的竞争性挑战，担心中国会掘尽其资源，忧虑其投资会引入大量的移民，以及中国会利用自己的实力影响其政治等。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周边近邻国家，尽管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也担心中国会对争端诉诸武力，会利用自己的实力确立强权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猜疑，甚至不满也随之增加。尽管中国提出走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倡导构建和谐世界，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但外部世界很多人还是不放心、不信任，他们还要观察，还要应对不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宣誓，他们还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中国如何用实践证明自己。
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来说有些预想不到。当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真心欢迎，希望中国摆脱封闭，融入国际社会。而如今，中国发展强大了，却突然发现，形势似乎变了。的确，现在发生的一些争端和问题，有中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背景。过去，人们似乎没有想到中国会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形成这么大的冲击力。应对崛起中国之策各种各样，有敌对性的、限制性的、遏制性的、防备性的、竞争性的等等。因此，中国的对外关系和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了。这是必须要面对和应对的。
需要推动良性互动
从中国方面来说，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对自己重要利益的诉求增强，维护力度加大，对有损于自己利益的行为所作的反应与应对也更为强力。由于利益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人、财、物对外部世界的参与越来越多，因此，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和保卫诉求也大大提高。中国这样做也属必然。其实，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都会是这样。面对这样一个更自信、更坚定、更决断的中国，外部世界往往不适应，为此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武断”(assertive)，具有“进攻性”(aggressive)的“超级大国”。
这样的判定，让中国难以接受。因此，中国往往认为这些说法是故意曲解，是别有用心，是人为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结果，必然会增加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唤起人们的“受害者情结”，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事实上，中国自己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安全，都没有置身事外。“各国共处一个地球”，这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文件里写明了的。中国提出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要使其“更加公平、合理”，更能反映后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更能运行畅通。同时，中国也是要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努力，因为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反映了多数国家的意愿，需要凝成多数共识，需要众多国家一起努力。对于争端，中国一向主张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并没有主动诉诸武力。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各国都会坚持，但是解决争端也需要双方表现诚意，创建协商谈判的气氛和环境。
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都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中国和世界才可以受益。当然，实现良性互动，中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一，首先是办好自己的事情，这包括，经济上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实现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政治上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制，建立廉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样，外界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疑虑就会减少;其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动摇，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随意诉诸武力、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以诚意构建基于协商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以诚意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改革，以诚意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其三，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负责任的大国，这包括多个方面，比如，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立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在节能减排上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贡献;在参与国际治理中提出并主动实施有助于国际经济体系有序和有效运行的方案;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符合国情，有利于可持续、包容发展的技术、资金援助等。
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路还很长，转变充满挑战与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首先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没有现成模式，只有靠摸索和创新。很难说这个进程没有波折，一个是本身的内部问题，另一个是外部的环境，二者相互影响，这需要中国把握。今后一个时期，对中国还是重要的和有利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从中国本身来说，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外部来说，开放发展、和平发展仍然是主流。中国本身发展的稳定、顺利、成功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前提。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能否审时度势、头脑清醒、把握大局，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能否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大方向。
如何与中国相处，说到底，是一个外部世界如何对待崛起中国的问题。外部世界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做出错误判断，甚至采取不适当的政策，那就不会实现良性互动，甚至会出现恶性互动的风险。中国希望外部世界善看、善待中国，理解、相信中国，为中国提供发展、调整、转变和发挥作用的空间，与中国共处、共谋、共利、共赢。然而，外部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和变化的。各国均有不同的利益，一国之内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政策，必然是多样的：有善意的，也会有敌意的;有理解的，也会有不理解的;有合作的，也会有不合作的。
外部世界与中国良性互动需要把握三个变化：其一，面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和世界力量(power)结构的转变，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世界在变，影响最大的变量是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他们在世界总体实力格局中的分量显著提升，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二战以来美欧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把持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消费世界绝大部分资源。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实力的提升，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际市场结构与规则，均应适应和应对这种转变。发达国家应以积极的姿态接受并且支持力量结构的调整。其实，这种转移不是现有体系的终结，而是对其进行调整改革，不是转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而是构建更加均衡的共治体系。其二，世界政治发展呈多样性，对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和发展应该给予理解，推动相互借鉴与学习。二战以后东西方两极对立、政治二分法，冷战结束以后东方体系崩塌，有人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认为世界从此会由西方政体主导。然而，中国没有改弦易辙，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人对此不容，认为是集权专制，有悖于主流，这样，必然会加大与中国的政治鸿沟。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没有照搬美欧政治体制，大都实行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特色政体。中国政治不是封闭的，是在不断改革中加以逐渐完善的，乐于借鉴吸收外部世界(包括西方政治)的优秀成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大趋势，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应能够相互借鉴、吸收与学习，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对立、对抗，形成良性互动;其三，对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应该给予支持。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调是协商合作，而不是对抗，新型大国关系既包括中国与现有大国的关系，也包括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需要共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现有大国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新型关系。美国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这是至关重要的。对美国来说，要在战略上信任中国有困难，但并不是不可以与中国寻求利益共同点，减少对抗性，增加协商性。如果美国能与中国一道，共同探讨与努力构建以协商合作为主轴的新关系，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结盟遏制中国的崛起与影响提升，那么，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就大为增加了。在新兴大国中，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具有挑战性。两个国家都是人口超大型国家，都处于崛起上升的进程中，但两国打过仗，存在边界争端，存在战略不信任。对印度来说，重要的是减少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多层对话合作机制，与中国发展基于共同发展利益的新关系。中国对印度的崛起和相关利益诉求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这样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中印新型关系，对世界来说，具有榜样的力量。认识变化的世界，把握发展大趋势，采取新的应对措施，构建新型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良性互动需要新观念、新认知、新对策，中国需要这样做，外部世界也应这样做。
把握大局，创造新局面
对中国来说，一个重要的考验是如何把握周边关系新变局，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新关系。中国有着众多的邻国，形成特殊的周边地区关系和利益框架。中国的复兴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向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影响极大，反过来，周边国家的发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自近代中国衰落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周边国家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而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力增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几经反复，直接的安全威胁和冲突(包括战争)多来自周边地区。
重要的转变发生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重视构建和平、合作的周边环境，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中国从划定边界、实现关系正常化着手，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联合开发”，“友邻、安邻、富邻”与“和谐地区”等新的理念，务实地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如中俄边界划定，中越陆上边界与北部湾海域边界划定，与东盟就稳定南海地区局势发表联合宣言等等。中国主动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如率先提出倡议，与东盟构建自贸区;以反恐为契机，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主动倡导启动“六方会谈”;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等。
上述这些努力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周边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中国同周边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周边地区发展起了平等参与的合作机制;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密切的经贸联系，建立了基于共同发展的利益基础。其中，中国成为区域生产网络的链接中心，成为各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然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由此带来的影响提升，也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因素，使之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军力提升感到担忧，因此，对中国的防备增强，特别是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海域争端的国家，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动作，致使一些争端升温。美国通过“重返亚洲”防范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实力与影响扩张，对争端升温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作为一个实力上升的国家，中国面对涉及主权、领土、海域等的争端升温，必然做出强力反应，表现出捍卫主权、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的更大决心，这是必然的。然而，对中国来说，面对新的复杂局势，一方面要守住自己重大或者核心利益的边界，以很强的能力来应对挑战;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新的思维和应对方式冷静处理矛盾，避免走对抗的老路。这需要对形势保持客观、全面的分析，面对变局，保持冷静淡定，能够很好地把握住大局。面对争端突起，外部世界对中国多有责难，把争端升温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进攻性政策”，由此，呼吁遏制中国的战略野心。国内一些人对形势做出了过度负面的判断，认为周边形势全面恶化，中国面临着严峻威胁，因此，要求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对抗，甚至进攻性举措。在这样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确有进一步升级和恶化的危险。
尽管周边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热点问题升温，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发展与合作的大局仍然是主流。争端升温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争端，二是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岛屿与相关海域的争端激化。中日钓鱼岛争端升温有中国力量上升、日本进行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中日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地区层面上共处合作机制，因此，争端和战略竞争不会阻断全面的联系。两国都避免发生全面对抗，特别是尽可能避免发生武力冲突，因此，中日关系尚有改善和发展的空间。领土争端是最难解决的，各方都不会轻易让步，只有通过谈判解决。特别是像钓鱼岛问题，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历史，涉及到复杂的二战后秩序构建，又有着新的战略背景，打一仗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回到协商谈判的轨道上来。目前日本领导人尚不愿意回到协商谈判的轨道，中国还有诸多手段让其回归正途。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无常，中国拥有相当的主动性。在南中国海，中国与东盟四国在岛屿和海域上有争端，目前只是与越南、菲律宾的争端激化。
所谓南海争端，涉及到多层关系和利益，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直接争端国家，二是整体东盟，三是外部势力。关于争端解决和与争端国家的关系，就像所有的领土、海域争端一样，解决需要时间，冲突有时也难以避免，但是，如今为争端而要打大仗者不多。中国不希望这样，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如此，回到中国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原则还是上策。当然，这需要各方有诚意，有创造性。整体东盟的利益是保持本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因此，整体东盟对争端是一个缓冲因素，也是一个稳定因素，利用得好有助于良性互动。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起了多层利益和合作关系，发表了稳定局势的联合宣言，还在商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这个因素值得重视。至于外部势力，主要是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国家，他们一则希望借此为自己争到好处，二则借此对中国形成一定制约。当然，也有争端国家拉外部势力，向中国施压的因素。外部势力的一个负面作用可能是搅局，使局势更复杂，更具风险。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如何做。不过，美国若助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也会引火烧身，试图借机获得在南海的主导权更是一厢情愿，中美事实上可以在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海上安全等方面寻求共同点。有人说，南海地区可能会成为亚洲的“巴尔干”，似缺乏科学性。对中国来说，把握住大局，对局势的发展走向增加掌控力，不使争端演变成导火索，让争端保持在理性范围，是具备条件和能力的，也应该这么做。
在周边关系与局势发展中，美国因素很重要。美国不是中国的邻国，也不是亚洲国家，但是，美国的力量现实存在，影响巨大。美国实施新的亚洲战略，试图拉亚洲一些国家构建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大的网络，这是事实。但在周边国家中，真正跟着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国家很少，有的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尽管希望美国帮助他们减轻来自中国的压力和“认定的威胁”，但他们也是“脚踩多只船”，出于全面的利益考虑，还是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因此，周边不会形成一个“反华包围圈”。面对复杂的关系和敏感的局势，中国要有自信，也要着眼于全局，要增加主动性，也要有创造性。
一般地说，一个崛起的大国，有两个最大的风险，一是在崛起过程中高估自己的实力，导致盲动，动用武力，进行对外扩张;二是民族主义激进势力膨胀，国家的政策被极端势力和舆论绑架，导致方向走偏。过去百年的衰落给中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也留下了诸多问题，尤其是领土问题。中国失去了很多，让中国人如鲠在喉，中国的复兴很容易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激发爱国热情，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但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成为泄愤、复仇的动力，使其走向极端。
中国的复兴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过去失去的领土，难以再夺回来，对现在有争议的领土，上策是通过谈判解决。过去，曾为此打过仗，并没有得到解决。好在，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领土争端，陆地边界只剩与印度的争端未解决，但中印就稳定边界已经达成了协议，并承诺创造条件推进谈判。这样，中印关系就走出争端的阴影，获得新的发展。
从中国来说，复兴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良好的环境需要维持，更需要创造，需力量，更需要智慧。在争端升温的形势下，中国尤其需要冷静、淡定和自信。如今中国力量增强了，动员力量打一仗，取得局部胜利也许并不难，但是，最终结果可能难料。就像钓鱼岛、南海岛屿等海域争端，中国用武力夺过来也许有这个能力，但是，要守住，那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可能会陷入长期争夺，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投入巨大的资源，甚至改变中国所处的和平发展大环境。
中国与周边国家比邻而居，是特殊关系。面对复杂变化的关系和局势，要增加沟通与理解，需要通过耐心对话与协商拓展空间，需要合作加固共利基础。外交不能简单地用“软”或者“硬”来判断好坏。过分强调“硬”，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有时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国家外交需要三看：一是看能不能维护国家的核心和重大利益，二看能否把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利益结合起来，三看能不能建立起有利于促进自身和外部关系良性互动的长期发展机制。
中国的周边关系并没有出大乱子，大局可控，中国拥有足够的掌控能力，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总的来看，尽管“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这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互动关系，但从中国自己方面来说，重要的还是“中国与世界”这对关系。可以说，我们对此还远远没有理清楚。这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
来源时间：2015/3/2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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