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泰林和Christopher P. Twomey ​编译：小米  来源：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本期周报前言：

    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美国军方和战略分析家最关心的话题当属中国的“反介入/区域遏制”能力的发展。克雷宾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等人在其2003年所著的《应对反介入和区域遏制挑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该概念。随后，它迅速被美国观察家和决策者所接受，高频率的出现在美国政府、军方及智库的文件或报告之中。美国国防部在近些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防务战略指南》等文件中将其确定为美军今后面临的最紧迫现实威胁；美国国会在每年发布的各类涉华军事报告中也对其大肆渲染，并频繁就该议题举行听证会；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兰德公司、2049研究所等知名智库更是将其作为研究热门，不断推出各式政策建议或报告。

旧思维

    基于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反介入/区域遏制能力的评估，美国一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包括增强军事作战能力，联合地区盟友以制衡中国等等。

    美国《国家利益》于2015年2月11日发表了题为《美国测试远程隐形反舰导弹》的报道称，美国研制了并在最近测试了一种新型远程反舰导弹，目的是对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不断增强的反干预能力。（查看英文原文，点击此处）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于2014年10月21日发表的《离岸制衡的政治危险》的文章进一步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化在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美国应当相应采取“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将美军重新部署在关岛、夏威夷、和圣迭戈等地。因为在这些地区，中国反介入武器无法施加威胁。同时，美日近期修订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也是美国为抗衡中国的反介入能力而联合地区盟友的先发制人的做法。(查看英文原文，点击此处)

图为诺斯罗普·格鲁门B-2隐形战略轰炸机，绰号“幽灵”。

新思路

    然而，美国学界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兰德公司在2014发布的一份展望报告《美国军队在亚洲：2030-2040》中则指出，美国应当在未来的二十年间，妥善处理和中国的关系，防止在亚洲和中国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该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制定战略时应当全面考虑在该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除了应当增强灵活快速应对中国军事行动的能力外，更应当与中国建立合作性的军事联系。（查看英文摘要及原文链接，请点击此处）

    本期周报编译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傅泰林和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教授Christopher P. Twomey的文章《力量投射战略：中国的反干预之谜》。该文通过对大量中国军事文献认真梳理和仔细检查，纠正了美国主流军事战略界对中国战略的误读。同时，该文还对当前美国战略思维的僵化予以了针砭——美方对于其他国家军事战略的解读应当“因地制宜”，不应狭隘地用自己的战略观点来解释它国的军事动机。否则，只会导致不必要且灾难性的冲突。

    从战略互疑到战略互信，需要的或许更多是换位思考。

Projecting Strategy: The Myth of Chinese Counter-intervention

力量投射战略：中国的“反干预”之谜

    在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分析中，中国被越来越经常被地描绘成一个在东亚地区追求“反干预”军事战略的国家。此战略旨在将美国驱除出中国沿海海域，提防来自美国的势力干预台海冲突，或干预在中国南海和东海发生的中国与邻国纠纷。不仅如此，“反干预”军事战略也与传言所说的中国妄图取代美国在东亚地位的宏大目标相一致。

    将中国军事战略归结为反干预，这不是外界观察家的的评估，而是中国战略专家他们自己所执笔的著作中的观点。简而言之，中国的军事战略被赋予了“反干预”的特性。根据2012年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评析报告，“对于中国来说，‘反干预’是指为了阻止外国（例如美国）军事力量干预地区冲突，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任务…为此，中国采用了反介入/区域遏制（A2/AD）武器。‘反干预’战略未受地域界限所束缚。”同时，一名知名的研究国防问题的记者将中国的海军现代化进程视作“中国所谓的‘反干预’战略，或是我们所说的‘反介入/区域遏制’的一部分”。据著名防御分析家吉姆·托马斯所说：“中国已有能力将它的国防力量几乎全部集中于海事范围，以支持‘反干预’战略。”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中国军事事务分析家和学者也都越来越倾向于这样描述中国战略。其他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干预”战略看作是一个为了实现中国取代美国在亚洲沿海领域的传统地位的宏伟战略。

    实际上，即使中国确实发展了军事能力，这将使美国在东亚对涉及到中国的地区冲突的干预变得复杂，中国关于军事战略行动的报告也很少提到反干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被外国观察者首先提出来并频繁使用，中国军方从未用过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们自己的战略。即使中国军方讨论一些“解决”或是“抵抗”第三方军事干预的相关概念，它也只是作为指导中国军事计划中某个核心行动任务或情境下的一个附属成分，比如对台湾的一次武装冲突，而不是作为一个总括性的指导战略而提出的。中国权威的军事官方文件中缺失“反干预”这类术语，相关概念也极少使用，看上去中国将不太可能有更大的封锁抵制行动。
  
    出现这种疏忽是因为几种原因。将“反干预”认作是中国军事策略的核心，认为此概念出自中国的信息渠道，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评估不准，将普通的军事行动误认为军事战略，甚至是中国意图将美国从亚洲海域驱赶出去的军事战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设定了几个不同的目标，其中一些目可能需要军方与潜在的美国军事介入周旋，而其他一些则不用。即使是在台湾的情景下，对美国军事介入的抗衡仅仅是中国军方采取的一系列必要的军事行动中的一项。总的来说，对“反干预”问题的关注夸大了美国在中国军事策划中的角色，以及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以及日益激烈的安全竞赛。

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军事策略

    中国对军事事务的处理方法大体来说包括三个等级：军事战略、行动、和战术。在中国，军事战略为未来的战争行动提供总体方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军事战略都包含在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党的军事决策机构）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中。上一次对该方针的调整是在2004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胜周边地区的局部战争做准备，而在这些地区的部署呈现出“信息化情景”的特征，或者说将信息科技运用于战争各个层面的特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将用这个战略的总体思路来指导一系列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学者们在他们所撰写的《军事战略学》2013版中，列举了四种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类型，包括范围、强度、风险以及每一种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没有一种战争类型被贴上“反干预”的标签。就像这部书最后总结道，“最有可能的战争威胁是海事方面有限的军事冲突，一个在核威慑的条件下相对大规模及相对高强度的海事范围内的局部战争，是应该预备的最重要的战争类型。”然而，没有一个潜在的冲突有意将“反干预”作为主要目标。

    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专业军事文献描述了不同类型的军事行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特定情景的任务下施行。文献中关于中国战役和战术的描述类似于美国语境下操作准则，也就是如何实行特定的任务来达到特定的军事目标。在人民解放军的官方文件中，一直会出现六种主要行动类型。例如，火力袭击行动、岛屿封锁行动、岛屿攻击行动、防空行动、边境防御行动、反登陆行动。不严格地说，这些行动都涉及到与台湾或是印度发生的边境冲突，目的还是保卫大陆。没有一个行动是真正意义上为“反干预”战略服务的。在大部分的情势下，主要的军事目的不是抵抗潜在的美国势力干预。相反，它们都有不同的战术目标，像守卫沿海岛屿或是守卫国土边境，以及威胁台湾或是钓鱼岛（尽管这些防空准备看上去像是针对美国的，但同时它确实也是直接针对日本，俄国，印度这些中国的周边国家的）。值得注意的是，像“海域封锁”或是“袭击远程空军基地”这些可能被认为是“反干预”战略的关键部分，不在这个名单内。

“反介入”的奇怪缺失

    如果“反干预”是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这类术语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的公共刊物中频繁出现。但是，在大多数关于国防政策、军事战略或是战略军事行动的官方文件里，都没有使用“反干预”、“反干涉”、“反介入”这类词汇。军事科学院出版的《军事战略学》2013版里也没有涉及这类词汇。国防大学出版的一系列关于战略和方针的刊物也未涉及“反干预”和“反介入”等词。

    类似地，在媒体报道、甚至是中国自己的官方军事媒体中，这类术语也没有大量频繁地出现。解放日报是中国军方的官方日报。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使用这类术语来形容美国（和日本）对于中方战略的看法。例如，已退休的少将罗援用“反介入”这一术语来描述美国看待中国的方式，但仅是方式而已。“反介入”这一词汇也被中国战略家用来翻译美国 “反介入/区域遏制”（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概念，但也仅限于描述美国的观点。讽刺的是，一些美国分析家误认为“反介入”的说法来自中国学界，尽管这个概念是从美国文献中翻译过来的，甚至不存在中国的军事字典里。

    最后，对中国学术界出版物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这类术语几乎没有出现过。中国国家知识索引是中国学术圈常用的资料库，涵盖了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期刊杂志。从中找出的大约20篇文章，大部分不是专注于战略方面的。16篇使用“反介入”术语是为了描述历史事件。仅有一篇发表于1996年相关的文章用到此概念来描述台湾问题。

    总体说来，“反介入”和一些类似的战略术语在中国并未广泛使用。令人吃惊的是，军方官员所写的半官方材料里倒是有极个别使用了这类词汇的例子，而这些人与外国人经常有往来。

一个骗局？

    其次，许多其他同样非常敏感的主题可以被讨论。例如，在中国媒体和学术资源里，我们可以找到对信息化战争、军事系统体系化、联合火力打击以及电磁环境复合体的讨论。包括人民战争、积极防御以及在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内，中国战略概念的稳步演进已被很好地记录下来。

    最后，一个军事组织需要其主要战略理论的观点相对公开化，从而使必要的政策和选择广泛地联系起来。日常训练必须服务于目标。物资采购和组织改革也应与战略目标向配合。即使在一个威权国家，让军事和领导层的目标一致起来也相当具有挑战性。因此，作为军事战略，反干预被故意掩盖的可能性很小。

部分例外：表面、有限而罕有

    有关反干预的唯一高层指示，是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次讲话。讲话主题关于建设一支“强军”，作为其中一部分，习近平要求解放军通过强化对各战略方向的钻研，确定潜在之敌，从而加强对战略指导的关注，并提高其效力。而且要“在应对强大敌人的军事干涉时，扎根于最艰苦最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战略计划和战略准备。”但要注意到，习近平讲话的目的在于强化解放军的总体战斗力，并非特别强调这一专门任务。

    我们唯一找到的详细解释类似反干预的材料，是2012年军事科学研究院出版的联合作战指挥硕士教材。其中四种战役行动之一，就是“应对强敌军事干预行动”。尽管书中主要描述一个强大敌人可能的“干预”行动，但对如何反击也有特定的思考。根据这一教材，主要任务在于阻制或反击强敌的军事干预，遏制敌人干预的升级，减轻敌人干预造成的影响，确保中国整体的战略稳定性，并贯彻实施联合作战。

    尽管这一教材确实涵盖某些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干预战略的讨论，但即便在这儿它也微不足道：它只是四个战役行动之一，且四者都仅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情形。此外，比起主动着手消除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来说，应对、回应或做好应对干预的准备这类说法要更为消极。它暗示着，如果已经发生一场中国牵涉其中的冲突，要容忍第三国的军事干预，并继而需要对此做好应对。这与美国对反介入/区域遏制的讨论是相反的，在美国，我们强调第一时间就要做出行动，阻止敌人的介入。

镜像、盲点与安全困境

    前文已经提到过，中国的反干预并不主要关注第一时间拒绝第三国介入，而是承认美国会军事干预中国的某场战争，因而需要应对这种干涉。在战略角度上，这与美国分析家通常的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要理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分析家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是怎样确认和处理自身所理解的挑战，而非用熟悉的概念去审视中国。即便中国会试图限制美国在台海冲突发挥作用，但至少在当前看来，中国的战略并不寻求阻止美国介入更广阔的西太平洋地区。

    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有另外重要的方面，过于关注反干预也会妨碍美国思考此类问题。除了极为重视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以外，有迹象显示，中国越来越重视能在远海执行任务的蓝海海军。新建造的大型海岸巡逻船有更远的航程，在更糟糕的水文条件下也能发挥更强的任务能力，比起在沿海浅水地区封锁海域而言，这些舰船在深水区域能更有效地（相对而言）掌握制海权。核潜艇的更新换代与辽宁舰的建设同样展现了这一点。中国海军结构的变化也表明，北京对远海防卫——比如印度洋和更远海域——的兴趣日益增加。

    第三，将反干预看作中国的战略，就会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化简为单一任务，因而会忽略那些事实上驱动中国国防政策的战略意图。就会狭隘地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对抗美国而已。当然，解放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尤其是网络、空军、海军领域——是针对美国在东亚的力量。但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措施也在中印、中日的矛盾中有着重要意义。

    认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主要在于抵抗美国是令人十分不安的，因为这会强化两国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影响。依据这一概念，安全困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国要增强自身的安全性，通常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导致的不确定性，即便一国仅仅出于自己的国防理由而增强军事力量，其他国家也很可能认为此行动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从而导致了以互不信任、怀疑和恶性循环为特点的安全竞争。当进攻和防卫力量不易分出高下时，这种恶性循环的安全竞争尤其容易发生——这也是海战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合理特征。

    在美国看来，过去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对美国在东亚海上的至尊地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这一地区，美国以往享有不受限制的制海权，而将中国的战略视作试图拒绝美国进入这一地区，就把中国置于一个明确的军事挑战者的位置。但是，这种挑战是中国自身需要所产生的。将反干预提升到中国的战略这一高度，会增强中国军事崛起对美国的威胁感。近来，海空战斗（Air–Sea Battle）这一概念的发展，就反映了这种担忧。尽管与之相关许多细节依然模糊，但它所设想的就是对中国进行“网络化、整体化的深度打击”，摧毁所有威胁到美军的中国军事设施，包括位于中国大陆的在内。

    在中国看来，海军的发展是改变积弱状况的长远努力。尽管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中国庞大的步兵集团能够与美国形成僵局，但1954和1958年台海危机里，它还是无法阻止美军舰队开进近海。虽然很大程度上，中国将增强海军力量的举措看作是防御性的，但美国仍将其视作进攻性的，因为它挑战了美国数十年来一直享有的至尊地位。更具体地说，中国将统一台湾看成是防御性目标，美国的干涉则会威胁到这一目标的完成。但是，中国认为拥有应对这种干预的能力是必要的，美国却认为它是一种威胁。这就导致美国出现了各种理论和体系，来解决这一反进入的问题。

    因此，误读中国战略有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会导致两个全球最强大国家之间紧张感的加深，恶化两国的安全困境，并夸大中国战略上对美国的针对性。此外，这也会转移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其他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对地区内当事国和域外军事行动的影响。

结论
   在中国军事著作中，反干预并非军事战略，更不是一个旨在反对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大战略目标。中国确实在研发军事力量来对抗美国——如果美国干预一场中国参与的地区冲突的话。虽然如此，当中国的资料确实与“应对”或“抵抗”干预这些概念相关时，它们指的是战役许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尤其是针对台湾的战斗，其目的更为狭窄和特殊。

    这一分析产生出三个结论。首先，对潜在竞争国家军事著作和概念的深入研究应基于这些竞争国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将美国的战略观点投射其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在安全领域中，不管是强制还是更平和的方式，对均势的评估是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做好这一点，便要求理解对方是怎样看待军事以及军事力量的使用的。以史为鉴，国家都倾向于透过自己的“军事镜片”之传统和理论去理解敌人——总体如此，以往中美关系更是如此。美国要避免重蹈覆辙，这点非常关键。

    其次，从这样不受限制的分析中，很可能会产生对中国海洋事务和大战略方向更开阔的研究，它会指出，对美国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更广泛地理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本质，就会显示出它有保护全世界公民的潜力（例如打击海盗和支持摧毁叙利亚海洋化学武器等）。另一方面，它也存在投放力量打击美国小伙伴的可能性。美国能很好地各个处理这些挑战，但要帮助美国盟友和伙伴建立恰当的力量，深入地理解中国将如何使用军力则会很有帮助。

    最后，在美国有一种模式，内政的巨大反响，能影响到对外政策，这种模式往往适得其反。举近期的一个例子，有传言说中国的排外宣传又甚嚣尘上，幸得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揭穿真相。我们是要适当地关注中国崛起以及它带来的军事上的挑战。但是，要避免两个大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最关键的是确保学术界的结论有真凭实据。在安全问题上，中国出版了海量材料。比起一再提及“反干预”这类错误看法，准确地挖掘这些资料会给人以更多的启示。

    英文原文刊载于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原文作者傅泰林和Christopher P. Twomey。查看原文，点击此处。编译：小米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1/26

旧文章ID：2020

作者：沈建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在金融时报另一篇专栏文章《2015：警惕三大“灰天鹅”事件》中，笔者提出今年美元走强之下，人民币是否会大幅贬值将是中国经济的面临三大“灰天鹅”事件之一。新年伊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即期汇率两周之内7次逼近中间价的2%，坐实了笔者早前担忧。为何美元反转对人民币走势影响如此显著？

  经过梳理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开启美元本位制以来，美元每一次反转都往往有全球性的危机相伴。换言之，美元本位制下，美国之外的金融危机变得越加频繁。本轮美元升值始于去年3月，截至当前美元指数已上升了18%。新一轮美元升值又有哪些国家会遭受冲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又将如何？如何防范相关风险？

  一、本轮美元反转背后的驱动因素

  近来美国经济数据好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及美国开启新一轮加息的预期，都使得美元走强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从美元指数这一阶段的变化情况来看，美元走强的趋势已经发生。自去年3月美元从低于80以下的低位反弹以来，截至2015年2月3日，美元指数已经上涨至93.63，涨幅接近18%。本轮美元走强到底能否持续？

  若要寻求答案，恐怕需要从本轮美元走强背后的经济基本面谈起：

  一是本轮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强劲，特别是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两大关键指标均有明显向好迹象，使得美国本轮经济复苏的基础更加稳健。例如，当前就业市场改进明显，最新最新公布的1月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岗位25.7万个，失业率只有5.7%，而2014年美国平均失业率环比下降1.2%，为1984年以来最大降幅。

  就业市场的恢复带动劳动者收入增加，进而推高消费，而消费支出增加也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复苏。可以说，如今美国劳动力市场与消费之间已进入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本轮QE（量化宽松）退出不太可能出现以往的情况：即QE退出而经济重回下行通道。

  二是全球经济动荡之下，美国仍然是全球避险资本追逐的天堂。不难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欧日等发达国家表现较弱，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分化严重，经济与政治动荡时有发生。

  在发达国家中，欧元区与日本都致力于对抗通缩，相继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其中，欧元区情况更加悲观，不仅面临通缩压力，更有政治问题的困扰。如经济方面，尽管欧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在尽最大努力希望力挽狂澜，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体制僵化、高福利和高税收等问题，欧元区难以短期内有所改观，难以避免会步入“日本化”趋势。至于政治方面，受制于区内政治体制、决策环境，欧元区不仅政策空间更小，也可能面临边缘国家（如希腊）的政治危机导致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

  另外，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去年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的预期一经出现，便引发了诸多新兴市场国家遭受资金流出的动荡，而早前享受资本盛宴的国家改革停滞，也为资金流出新兴市场提供了契机。当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各有差异，分化明显。结合去年能源价格大幅下挫、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影响，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巴西也告别了危机后一度出现的高速增长转向衰退，中国、印度相对表现稳健。

  三是美国今年开启加息预期的出现。从历史经验上看，资金对内价格利率与货币间的外部价格的汇率一直相关性较高。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低利率时期往往恰是美元处于贬值周期或即将进入贬值周期的时期，而高利率时期后美元往往呈现出升值态势。当然，二者波动趋势也并非完全同步，一般相差约在一年之内。鉴于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且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持续时间过长，当前市场对于今年二、三季度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然升温，货币政策收紧或将支撑美元继续走强。

  二、“美元本位制”之后，全球金融经济动荡越加频繁

  然而，美元走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将是深远的。通过梳理资料，可见自1971年8 月15 日 “尼克松冲击”打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以来，自金本位制度让渡于美元本位制度的近四十余年间里，几轮美元周期与全球金融动荡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美元大幅波动对其它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影响巨大，值得警惕。

  具体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大起大落时期全球经济大致出现了如下重要变化或者危机：

  第一阶段(1971年-1979年): 美元下降周期，期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滞胀”。伴随着“尼克松冲击”，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一次性贬值15%，从此美元进入持续贬值周期。自1971年8月到1979年底，美元指数贬值27%。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和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急速增长，同期石油、贵金属、基础原材料价格飞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之“滞胀”。

  第二阶段（1980-1985年）：美元强势上涨周期，期间拉美危机爆发。为摆脱滞胀，1979年保罗·沃尔克救人美联储主席，强力提升美元利率，1980年4月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17.61%，也将美国推向了强势美元时代。其后，里根入主白宫，提出稳定货币供应量、减轻税负、缩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四项措施，美国实体经济重新恢复增长，进而带动美元出现了5年的强势上涨周期，截至1985年2月，美元指数曾一度高达158，导致本轮美元上涨幅度超过80%。

  然而，同期全球金融市场却动荡不断，最为有名的是拉美债务危机，尽管外债过高时爆发拉美危机的内在因素，但早前弱势美元导致的资金远远涌入与美元强势回归后资金的大举撤出成为了拉美危机的加速器，从此，拉美地区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第三阶段（1986-1995年）：美元下降周期，期间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而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也维持了美元五年内强势的趋势。到1985年，美国政府试图运用的综合贸易及竞争法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货币升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制造业。最为著名便是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的广场协议，拉开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此后，日元大幅升值，国际资本在高利润的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终于导致最后日本泡沫危机的爆发，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继崩盘，进而蔓延至银行金融和整个经济体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第四阶段（1996-2001年）:美元上涨周期，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全面爆发使得1996年美元开始进入上涨周期，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信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参与直接投资和证券买卖。直到2001，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本轮美元指数上涨约45%。于此同时，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也加剧了亚洲市场资本流出，最为著名的是1997-1998年那轮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亚洲各国资产泡沫加速破没，经济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

  第五阶段（2002-至今）：弱势美元周期，期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在长达十余年的美元疲软周期中，美国利率与汇率走势并不一致，国内利率变化程度较大。首先，伴随着世纪初的网络泡沫破裂，以及其后的911 恐怖袭击，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信心深受打击，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美国。而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美联储在2001年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累计降息5个百分点，创下了1981年以来“最为猛烈的降息轮回”。直至2004年6月，为防止通胀，格林斯潘与其继任者伯南克相继启动了17次加息。

  尽管加息成果的应对了通胀，但也加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随即由“次贷危机”演变成影响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后的数年，美联储相继推出三轮量化放松政策，资产负债表迅速攀升，也维持了美元本位制以来最长阶段的美元弱势格局。

  总之，美元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的联系如此密切令人惊叹，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美元步入新一轮升值周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必将是巨大的。正如笔者此前专栏提到，美元走强很有可能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

  当然，本轮美元升值是新一轮强势升值周期的开启，还是震动阶段，不会升值太多尚待时间检验。在笔者看来，与以往每一轮美元强势升值略有不同的是，当前美国仍然面临通缩压力。实际上，回顾前两轮美元升值过程，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都保持高位，例如1980年7月美元从最低点反转上升时CPI曾高达13.1%，而1995年美元升值周期开启时通胀水平达到2.8%，同样高于美联储目标。反观当下，美国通胀水平仅有0.8%，笔者担忧此时加息与美元走强恐怕会加剧美国的通缩格局。

  此外，强劲美元之下，美国出口能否承受面临不确定性？实际上，综观近两年美国贸易数据不难发现，美国贸易逆差仍然较高，去年12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466亿美元，创近两年新高。更进一步，尽管近两年石油和石油产品逆差大幅减少，但非石油产品贸易逆差表现反而并不令人满意，甚至高出危机前水平。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一旦美元升值，笔者担忧，美国出口面临的打击必将是十分沉重的。因此，笔者预计，美联储仍会观察更长的时间已充分判断QE结束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且在通胀较低、出口结构改善缓慢之下，美联储未必会冒过早收紧货币政策进而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三、如何破解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困境?

  如此看来，本轮美元上涨是否会开启美元本位制以来的第三次强势升值存有变数，但毫无疑问，一旦美元走强势头明显，其对新兴市场、全球汇率、商品、股市以及对实体经济传递的影响都将是显著的。

  仅就中国而言，人民币近期贬值压力，外贸出口困境，资本流出加快等等冲击都已明显显现。因此，抓紧时间，积极寻找应对之法是防范风险所必需的。面对今年以来美元可能走强的局面，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努力方向：

  第一，短期内稳定汇率和稳定经济，避免资金大幅流出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看到，美元走强已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如下挑战：例如，人民币持续对美元贬值。但从一揽子货币来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明显，但对于其他货币却保持升值态势，总体上中国整体竞争力有所削弱。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资本流出压力也有所增加。去年12月新增外汇占款下降近1200亿元，为去年8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央行面临政策困境。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实现一次贬值以抵御危机，但在笔者认为这样的尝试难以如愿——毕竟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而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加剧危机局面。

  因此，当务之急是短期内稳定人民币贬值预期，将今年对美元贬值空间控制在6.2-6.4之间。适度贬值是权衡后的选择，为此后人民币汇率走向浮动打下基础。同时，实施一系列降准降息（如三次降息，五次降准），使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另外，加大财政放松力度，真正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陷入硬着陆。

  第二，加速改革，确保国内经济运行稳健。一般而言，前几轮美元走强出现危机的国家都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前期美元泛滥导致这些国家尽情享受资本盛宴的好处，往往将改革搁置一边，其后国际环境瞬间改变，资本撤离成为诱发危机出现的契机。从这一角度而言，经济体是否健康是衡量危机是否会爆发的重要标志。

  可以肯定的是，本届政府的改革决心强大，去年以来，金融改革、户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城镇化推进都有切实推进，而今年财税改革与国企改革更是将改革引向深水区，如果二项改革能够切实推进，将有助于化解困扰中国的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土地问题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等等，释放改革红利，保证中国经济获得更有质量的增长，削弱危机爆发的基础。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还需适时推进。为何美元走势与全球金融危机联系如此紧密？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便撰文发表过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及当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即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因此，制度性缺陷导致外部风险难于控制，人民币国际化或将是应对美元本位制的积极有效措施。

  令人欣慰的是，正如笔者在早前专栏文章《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良机》中提到，以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大多是来自中国内部，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人民币走向世界正面临良机，加速推进人民币步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正当其时。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2

旧文章ID：2019

作者：肖恩•唐南 韩碧如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针对其所称的中国对多个行业（从农业到医疗器材）提供非法出口补贴发起挑战。此番抨击北京方面之际，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就一项激进的贸易议程寻求国会支持。

  华盛顿方面昨天称，已请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中国就其利用“示范基地”（即政府支持的特别产业集群）的问题展开正式谈判。这是向WTO提起申诉的第一步。
  
  对中国采取此举之际，奥巴马政府正敦促国会赋予其“快车道”(fast-track)授权，即“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获得此项授权将允许美国快速结束12国《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谈判。此项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在向美国国内推介该协定时，部分理由就是应对中国经济崛起。但是，奥巴马正面临民主党议员和工会的阻力，后者中很多人认为，过去的贸易协定致使就业岗位流向海外、薪资水平停滞不前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空心化”。

  奥巴马政府称，推动该贸易协定是整体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修复过去贸易协定带来的损害，为美国工人创造高薪职位，打造总统所称的新“中产阶级经济”。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Mike Froman)昨日在宣布向WTO投诉中国时表示，此举是“奥巴马总统为了捍卫美国工人的权利而在世界舞台上坚守立场的证据”。

  华盛顿方面声称，中国向179个“示范基地”的企业提供与出口业绩挂钩的优惠服务和现金补贴。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3

旧文章ID：2018

作者：PAUL MOZU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Wangjie Guancha,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演唱新赞歌。

　　没有什么比大合唱更能体现创新了。

　　至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似乎是这么想的。这个负责制定网络政策的机构，也在越来越多地实施审查举措。

　　首都互联网协会在周二举办了春节大联欢活动，有很多中国著名的媒体人物和互联网公司高管出席。在才艺展示环节，网信办首次表演了只能被称作半官方会歌的节目。

　　这首歌曲仿照歌颂祖国的革命歌曲，利用丰富的(也可以说是混乱的)比喻吹嘘中国对互联网的影响力和创新能力。这首节拍有力的歌曲听起来有点像军队的进行曲，网信办的工作人员引吭高歌，唱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歌词，比如“团结万物生长的力量，奉献地球村成为最美的风光”，以及“网络强国，告诉世界中国梦在崛起”。据称，网信办的职员多次加班加点进行排练。

　　尽管其他媒体机构和公司也都做了自己的表演，但媒体报道一致认为网信办的合唱最好。

　　中文媒体的一篇报道称，网信办找了一些大腕来创作这些歌曲。其词作者是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创作者王平久，曲作者是参与创作中国著名流行歌曲《小苹果》的赵佳霖。

　　尽管网信办感到自豪，许多人也为这首绝对激动人心的歌曲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是在表演视频被发布在网上之后，许多都被立即删除了。中国现在是否可以宣称：它对本国网络审查机构的在线庆祝视频进行了审查?首都互联网协会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以下是这首歌的歌词：

　　在这片天空日月忠诚的守望　为日出东方使命担当　创新每个日子拥抱着清朗　像一束廉洁阳光感动在心上　团结万物生长的力量　奉献地球村成为最美的风光

　　网络强国　网在哪光荣梦想在哪　网络强国　从遥远的宇宙到思念的家　网络强国　告诉世界中国梦在崛起大中华　网络强国　一个我在世界代表着国家

　　在这个世界百川忠诚寻归海洋　担当中华文明的丈量　五千年沉淀点亮创新思想　廉洁就是一个民族清澈荡漾　我们团结在天地中央　信仰奉献流淌万里黄河长江

　　网络强国　网在哪光荣梦想在哪　网络强国　从遥远的宇宙到思念的家　网络强国　告诉世界中国梦在崛起大中华　网络强国　一个我在世界代表着国家

　　首都互联网协会也没有答复对这首歌本身置评的请求。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3

旧文章ID：2016

作者：林枫  来源：美国之音

  日前，一位中国学生在中国类似Facebook的社交平台人人网上发表了《哈佛模联“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与思考》的文章，指责上月底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简称哈佛模联）活动主办方拒绝纠正将台湾列为主权国家的“错误”，并把中国学生代表逐出开会酒店。
    
  文章作者、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邓冰玉写道，“现在的我，已经在距离波士顿一百多公里的酒店床上整理这些天的心情，在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依旧能感到热血蹭蹭地往头上涌。”根据邓冰玉的描述，事件的起因是主办方在会议手册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by country（按国家划分的国际与会者）部分把台湾列入。这引发了中国代表团人员的不满和抗议，要求主办方发表正式书面声明，承认错误、重新印发手册将Country（国家）改为Country and Region（国家与地区），并将错误手册收回。2015哈佛模联秘书长露丝·卡根(Ruth Kagan)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应中方，称将台湾列为国家并非大会的政治声明，也不代表哈佛国际关系理事会的看法。这一声明显然未能满足中方要求，并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说，哈佛模联只是在会议手册中在参与者名单上把台湾列为“国家”，并没有在模拟联合国的会议上把台湾列为国家。
    
  哈佛模联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海外中国留学生因“满腔爱国热忱”与所在高校、教授、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似乎变得更爱国了？
    
    Henry Chiu Hail（梁怀超）具有华裔血统，母亲来自中国广州 (UC Irvine)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怀超(Henry Chiu Hail)对中国留学生出国后就更爱国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与18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15名研究生、一名本科和两名助理教授生）进行了深入访谈，把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教育研究》(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期刊上。
    
  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强
    
  梁怀超表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很强，而置身海外让中国留学生对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强烈。他说：“留学生们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到国外以后，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就更突出了。”他表示，越看重这个身份，中国留学生也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尊重。
    
  梁怀超的研究发现，当留学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但出国后，他们往往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看成一体，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批评整体中国人民。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中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留学生长期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他说：“从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的经验来看，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在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不会把你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一个分子······但是中国长期进行洗脑式的教育，告诉学生你的言行代表祖国，代表民族，是代表我们的文化的，你要为我们的祖国争光，为我们的民族争光，要捍卫我们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荣誉等等。”
    
  梁怀超在他的论文中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留学生们就越希望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留学生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与所在国的人们交流来提升或维护国家的形象。然而，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台湾、西藏、人权、腐败等敏感话题。
    
  “这让留学生在内心感到是种挣扎，”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尤其是在美国开放和透明的民主文化中，这些问题他们不想去面对但又回避不了的，因为在教室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会讨论这些问题，讨论中国的腐败、专制和不民主。这就让留学生对美国的教育和体制产生某种反感。”
    
  中国留学生：不欢迎对中国的恶意攻击
    
  对于这种情况，梁怀超表示，要想让中国留学生能够认同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外国人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带有偏见或不怀好意的。“这就好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批评你的父母，但当别人批评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当他们自己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爱国的批评，是为了让国家更好；但如果外国人去批评的话，那么就是在攻击中国。”他说。
    
  梁怀超把中国留学生如何面对美国人对中国批评的心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基于中国或中国人地位的(Status)。他说：“他们认为，到美国后，他们只听到对中国负面的看法，美国人对中国完全没有好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下降了，他们被美国人瞧不起。”梁怀超的一位受访者表示，他有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说想买一些软件。他的美国朋友却说，可以去中国的网站上下载盗版软件。这让这位受访者感到他的美国朋友批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低。
    
  第二类是基于对祖国的忠诚(loyalty)。这类留学生认为，他们有义务捍卫中国的形象。一位受访者表示，她朋友的母亲曾问起西藏的问题。她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有义务向人们进行解释，让美国人了解“真相”。这类留学生还认为，虽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在外国人面前谈论这些缺点是在给祖国抹黑。
    
  第三类是“寻求和谐”(Harmony-seeking)。这类留学生表示，他们一方面需要和美国友人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类留学生感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尽量会避免和美国朋友谈论所谓的“敏感话题”。
    
  第四类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这类留学生会衡量对方的批评对中国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他们认为，与中国的发展相比，外界的看法没那么重要。如果对方的批评是带有恶意的，那么他们会坚决反对。
    
  任何对批评都可能惹恼中国留学生
    
  梁怀超说，不仅仅是涉及到台湾或者西藏这类所谓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能够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在特定环境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会让中国留学生感到被冒犯了。如果他们认为批评能够折射性出美国人或外国人对中国整体的态度，他们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当然，在涉及到台湾、新疆、西藏这一类话题时，中国留学生会异常敏感，他们会认为谈论者是在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梁怀超说：“任何有关台湾和西藏的话题都与地缘政治有关，这就激发起中国学生对国家的忠诚感，也唤起了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曾被外国殖民的回忆。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和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所相信的是完全违背的。”
    
  新一代留学生多来自优越阶层
    
  在过去几年里，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猛增加。2013-2014年，美国大学录取了88.6万留学生，其中60%来自中国，意味美国每三个国际学生里就有一个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十年前，超过8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现在，5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本科生。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老一代更加富有，因为美国大学的本科项目是几乎不给留学生提供任何资助的。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来美国留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的优越阶层。他们是中国制度的得益者和捍卫者，因此当你去批评这种制度，同时也就对他们的作为进行某种道德化上的评判的时候，当然他们会很快就进行捍卫。因为他们本身是生活在价值观冲突的世界中。”
    
  学会美国人如何处理分歧
    
  虽然所在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批评常常让中国留学生感到愤怒，但梁怀超认为，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中国人仍然要比有同等教育程度但没有留过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更加开放、更能接受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
    
  梁怀超同时表示，他更希望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逐渐领略到美国各族群间、不同政见者间、不同信仰者之间和人际间是如何处理彼此分歧的。他说：“（但是）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对美国人文明地处理彼此间分歧表示赞赏。”这一点让他感到遗憾。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3

旧文章ID：2015

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2月6日，美国宣布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最信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宣布的。当日，美国发布了奥巴马任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多次提到中国，将亚太视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大国家，奥巴马时代最大的地缘战略布局就是瞄准中国。对于这个对岸的国家，他的任期内有如许定位：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共存于浩瀚的太平洋等。而在实际战略操作中，则是发挥巧实力重返亚洲和布局亚太再平衡战略。

　　奥 巴马任期内的对华关系焦虑感前所未有，究其根本乃是危机时代中美战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其任期内的6次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时聚焦制造业、高铁、 贸易翻番及不允许中国规则出现等等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所长美国所缺充满危机感，期望美国弥补不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亚太也组织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贸 易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增加中国和周边贸易伙伴深度发展经贸联系的阻力。当然，在地缘政治和区域安保层面，则强化对中国军力崛起和地缘 政治进取心的批评，特别是通过在西太地区的连横合纵去制衡中国。

　　就现实而论，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奥巴马和他治下的美 国重新恢复了自信，中美关系反而从紧张势态回归到理性常态。去年北京APEC峰会，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瀛台散步，既是对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的回应， 亦凸显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导向。中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使中美关系升华至新水平，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从此一路坦途，却代表着中美 两国回归现实和返朴归真。

　　正如美国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谓，当前美中合作范围“前所未有”，“尽管美中将会有竞争，但我们反对冲突不 可避免的说法”，同时表示会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样的中美关系才是最真实的。两国既有合作又有分歧——合作前所未有，如能源和环保、如朝核伊核; 分歧泾渭分明，如西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如困扰中美关系的“3T”矛盾–台湾(TAIWAN)、贸易(TRADE)和西藏(TIBET)等。

　　因 为合作领域广泛，当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发布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时，“中美国”概念释放出强烈的全球感召效应。如果说美国政府不是为国会掣肘，拥有中国 政府那样的执行力，中美两强现在就能行动起来，切实减少碳排放量。国际社会多年来议而未决的应对气候变化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但在中美分歧方面，如对中国海洋大国的忌惮，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忧惧等，以美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制衡中国的利益圈。这个利益圈里的中国邻国和美国相互利用，虽各自战略目的各异但策略相同——结成制衡中国的同盟。

　　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TPP，美国在西太地区的策略大抵一致。但对奥巴马总统而言，他的外交战略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调整，但不管如何调整，将亚太视为重 点则是不变的主旋。亚太对华，虽然波折不断，但中美关系经历了考验依然维持了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大国关系。这说明，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突破新老帝国零和博弈 的窠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乌克兰陷入僵局、重返中东反恐战争的奥巴马总统，尤其希望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上有所成就，这样就和他的经济成就相得益彰，堪足 成就属于奥巴马时代的历史。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在于深化中美外交，让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邀请习近平主席访美和对中美关系新评价，奥巴马政府选择了一条理性务实的对华外交之路，这值得期待。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中美关系注定是不平坦的。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0

旧文章ID：2014

作者：刘冉  来源：政见

　　民主国家的政策一定符合大众利益吗?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曾提出“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美国政治距离这个目标究竟有多远?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Martin Gilens与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Benjamin I. Page在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观点》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了令人忧心的现实——通过研究美国1779项政策与普通民众和利益团体的关系，他们发现，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最显著的影响，而普通公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趋近于零。

　　研究者将美国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分为四种理论体系：多数选举民主理论，经济精英控制理论，以及两种利益团体多元理论——多数多元和偏倚多元理论。简单来说，这些理论分别认为普通公民、经济精英、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和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对美国政治具有最大影响。

　　为检验这四种理论，他们收集了1981年到2002年间各类全国性问卷调查中一系列关于政策变化支持度的问题，最终获得1779个案例。通过记录这1779项政策提议在四年内是否得到采纳实施，作者尝试分析民众与利益集团的态度如何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命运。

　　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如果分别计算普通民众、经济精英以及利益团体的偏好与政策结果的关联，三者均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看起来，他们都影响了政策制定。

　　然而，如果同时考虑三者的影响力，那么就只剩下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还有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影响不仅大幅下降至接近零，甚至干脆在统计上不再显著了。也就是说，单独看起来，似乎大家都对政策制定有话语权;但在控制了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作用之后，研究者发现，普通民众其实只是搭便车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呢?要知道，政策本身并不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例如在本研究中，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的偏好其实十分相近;他们在许多议题上都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即使精英实质上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我们也常常会产生政策符合大众利益的印象。作者认为这也是多数选举民主理论始终有其拥趸的原因之一。然而这项研究发现，当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偏好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失败。

　　同时，虽然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对政策有显著影响，但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的影响力是其两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益团体与普通民众的偏好相差甚远，二者的相关度仅为0.04;即使是所谓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其与普通民众对政策态度的关联度也很低。更奇怪的是，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与经济精英的态度关联也不高。作者认为，这说明商业团体受利益驱使，而经济精英则抱有理想化的政治倾向，因此二者态度并不一致。例如，经济精英倾向于政府减少开支，而商业利益团体则会极尽全力游说政府在其相关领域加大投入。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证明多数选举民主理论在分析政治影响力时是失败的。美国政治并不由普通民众控制，尽管很多时候他们似乎决定着政策走向，但这只是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影响下的错觉罢了。那么，由精英来决定政策有何不可呢?精英和利益团体是不是比普通民众具有更多的政治能力和知识呢?研究者指出，这种论调是荒谬的。也许富人和大公司对商业和税务了解得更多，但对于医疗保险、食物券、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他们怎么可能比普通美国人体会更深?更何况，掌握更丰富的政治信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为大众福祉服务。当精英和利益团体对政策的影响力完全碾压普通民众的意见，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无疑是令人忧心的。

　　该论文甫一发表，便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华盛顿邮报》以《富人说了算!》为题目刊发专文介绍;两位作者还受邀上了《囧司徒每日秀》，与囧叔谈笑风生。《纽约日报》则邀请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辩论。其中，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研究员Scott Winship指出，该研究虽然证明利益集团与精英阶层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恰恰也证明大部分时候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政策偏好趋于一致;此外，即使是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偏好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而统计模型无法覆盖更复杂的现实情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Theda Skocpol则指出，美国政治的出路在于普通民众应当自我组织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利益团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更特地撰文评论撰文评论，在赞赏该研究发现的同时，也警告普通民众不应因此而放弃关注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努力。

　　附：数据分析技术细节

　　测量普通民众与精英的政策偏好相对简单，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收集了受访者的经济收入情况，作者以此计算了三类人群对不同政策的支持情况：较低收入者(收入从低往高排在10%的人)，中等收入者(收入排在50%的人)，和较高收入者(收入排在90%的人)。作者用中等收入者的政治偏好来代表普通民众的偏好，而较高收入者的偏好则被作为经济精英的代表。

　　为测量利益团体的偏好，作者基于此前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利益团体净支持度。首先，作者采用《财富》杂志历年评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25个利益团体”名单，并加入十个不同产业中游说投入最高的利益团体，作为研究中使用的总名单。之后，作者通过各方信息，判断每一个团体对于这1779项政策的态度，并根据其支持/反对的程度进行加权，而后将支持与反对的团体数量分别相加，取其对数，最后相减。最终得出的数值代表了利益团体对于某一项政策的总体支持程度。在进一步分析时，作者又将利益团体按照性质区分为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和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并依照同样的方法分别计算其对每一项政策的支持程度。

　　参考文献

　　Gilens, M., & Page, B. I. (2014).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03), 564-581.

来源时间：2015/2/13   发布时间：2015/2/11

旧文章ID：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