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时隔六年，“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再度来华，这次应我所执教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邀请发表此次中国大陆行唯一的一场公开演讲。正如近期很多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次他的措辞显得非常婉转谨慎，并且反复强调自己对中国很多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众所周知，克鲁格曼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我在美国学习和从事金融教学工作多年，深知他在美国所享有的影响和争议，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有针对美国以外的，也有很多非常尖刻针对美国学术界的，在金融领域被人熟知的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点名批评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有效论”。而当年我在美国所教的一门国际金融课程里关于欧元区的重点内容，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关于最新的问题的解读，素材基本都源自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的专栏文章，所以我对他的很多观点一直都在关注。

　　与通过媒体报道或者专栏文章了解他的观点和见地大不相同，这一次我有幸与他面对面交流。克鲁格曼在学术界外的成名与他“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密不可分，但他在演讲前期交流中对此却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没有预测危机，只是比很多经济学家要更早地发现并提出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会出问题，这个看法也比很多经济学家要离正确的方向更近一些。

　　在此次交流和演讲中，我对于他关于欧元区和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的判断基本赞同，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的判断，可以说我完全不同意。我几次试图询问他认为中国可能爆发危机的方式和依据，但很遗憾，他并没有给我正面的答复，而是发表声明说自己不是中国专家，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以及评判(包括对中国公布的2014年GDP的准确性)也是听别的海外的“中国专家”说的。在我看来，许多像克鲁格曼这样具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克鲁格曼说中国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型不能持久，这一点我同意。事实上，我曾撰文多次提出，处在新常态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的巨大的消费和财富需求，这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更多是依赖于出口和外在资本。而今后20年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2011年，克鲁格曼曾在《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因此他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可是至今他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发生，而在此次中国行的演讲中，他对此进行了解释说，“我并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纪录真的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可以看出，他依旧认为中国经济会在未来五年内发生硬着陆;对此，他引用他当年的老师、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鼻祖之一的Rudiger Dornbusch的话说，“危机可能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慢，但一旦发生传播的速度和负面作用很可能比你想象的来的快"。

　　于是我追问，中国经济如果发生硬着陆会以哪种形式从金融体系中爆发出来? 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我进一步和他探讨，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银行体系，一定会跟可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密切关系，而我认为中国的国有大银行出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克鲁格曼回答，即使中国的大银行不出问题，影子银行会出问题。为了激起他正面回答的兴趣，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做了解释，中国现有影子银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跟银行的表外资产相关的;因为表外监管相对松一些，收益会更高一些，这部分包括了通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和通过银行存款渠道发行的信托产品。但其实这一块所谓影子银行的情况和美国的影子银行并不一样，美国银行的资产一旦出表，经过像证券化这类过程后进入市场，是银行和监管部门看不到也很难监管的，而且反复的证券化过程让很多产品变得相当复杂，使很多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投资者和评级公司)也很难搞清楚其中真实的风险;相比纯市场行为的美国银行表外资产的难监管，中国银行体系的表外产品(短期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并不复杂，离开银行不可能发行和操作，监管部门也是看得见管得住的，同时表外业务的规模与表内的贷款规模相比要小很多，所以不会大规模的不可控的危机。

　　如果大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中国发生硬着陆的隐患以及爆发的方式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克鲁格曼教授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根据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判断，中国不会发生全国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也不会硬着陆。当然不排除部分地区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是小范围的硬着陆，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四万亿刺激政策后的大规模投资房地产等板块带来的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和企业负债，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个别事件的驱动下出现违约照成的。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所承受的阵痛，毕竟很多传统行业(如制造业)，都注定要萎缩的，但萎缩的过程不是很容易。展望未来，所有与消费有关的新兴行业还是充满光明的，比如新能源、医药、养老、互联网，他们要取代传统行业在庞大的中国经济中占领主导地位，包括提供就业机会，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事实上，美国经济也是折腾了很多年才得以转型。整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滞涨的痛苦之中，那个时候油价上升，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受到以日本、德国为主的国家的挑战以及行业衰落的开始，但是消费服务行业却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也一样要经历几年的转型过程随后再一次全面走强。

　　近阶段，发达国家市场先后都在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来拯救金融机构和提振疲弱的经济。我请教了克鲁格曼对于这些举措给全球金融体系，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所带来的问题，各个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如何应对过度的量化宽松在经济复苏后所可能带来的高通胀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些在未来并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

　　退一步看看整个世界的情况，他说整个世界都面临通缩的压力，现在世界的货币政策整体来说还是太紧缩，所以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如果能够更积极地扩张货币政策的话就会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有的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不希望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会抱怨别的国家的扩张政策让自己受苦，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不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才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而经济体一旦走出通缩，要退出量化宽松是很容易的，因为央行可以出售资产，然后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胀。

　　我对于克鲁格曼的上述回答并不完全赞同，或许各国可以通过相关措施走出通缩压力，但通胀一旦恢复，其势头就可能会非常迅猛(这跟Dornbusch教授对危机的说法类似)，实际操作中并不像他说的如此轻而易举。美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作为目前世界唯一的储备货币，他们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由全世界来分担的，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控制通胀的任务要艰巨的多。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兴发展中国家建立像金砖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治理模式正当其时，并且责任重大。这些新兴经济体亟需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而且国际货币体系中也一定要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这方面，最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就是人民币，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实现变得越发重要和关键。

　　此次克鲁格曼的中国行，不仅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一位经济学界重量级人物的风采和思维方式，但同时也让我深深体会到，有太多像克鲁格曼这样在全球经济学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专家对中国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看不懂中国的发展模式，质疑中国的经济数据，搞不清楚中国经济真正的隐患和解决办法。为此，我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与同我一样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多年并且知晓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进程的学者们，不但要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升级献计献策，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架接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因为我们优势在于更加懂得如何以世界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和政策，让他们知晓真正的中国，这对于进一步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24

作者：JESS MACY YU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Darley Shen/Reuters 湖北武汉，一名工人走在中石化炼油厂的一个油罐顶上。中国正利用较低的全球油价来增加其战略储备。

　　最近全球油价下跌，令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石油消费国受益，而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则沦为输家。中国是原油进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这波自2009年以来幅度最大的油价下跌，中国的反应是大量购入石油，因而该国在2014年底的战略石油储备量达到了一年前的两倍。上个月，中国又实施了另一个获取更多供应的举措：该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指示国内成品油炼油企业囤积原油，每月向政府提供自己的最新库存数据。陈懋修(Matt Ferchen)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学者。他的最新研究领域侧重在中国能源部门及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联系上。在本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的节能之路来说，油价下跌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问：原油价格已经跌至五年低点，中国的一个反应是扩大战略石油储备。这个机会它把握得如何?

Courtesy of Matthew Ferchen陈懋修

　　答：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储备量相对较小;美国可以维持数月，中国大概只能维持数周时间，所以中国真的有必要扩大储备。虽然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已经回落，降低了中国进口的总体价格，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长期能源安全问题。这终究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及其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考量。

　　问：中国消费者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吗?

　　答：油价下跌应有助于降低通胀。不过，我听说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基本平稳，这意味着石油企业本身以某种方式提高了盈利能力。我认为，在中国，谁真正从油价下跌中获益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在美国，情况就很明显——受益的是消费者，但是这也有一个缺点，因为之前大家有更多的动机购买能效更高、更省油的汽车，现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这种购车趋势的苗头，但油价下跌可能会对其造成打压。

　　因此，即使中国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低的汽油零售价格，这对中国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说。当你试图推进节能目标时，油价却下跌了，这会带来复杂的影响。

　　问：中国与一些东南亚邻国在南海存在领海主权争端，油价下跌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在那里的能源资源勘探活动，从而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局势吗?

　　答：我不认为这会缓解紧张局势。我觉得，中国将继续进行资源勘探。它进行的很多探勘活动只是为了看看那里有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油价如此之低，对中国的勘探工作是个不利因素，但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投资期概念，并且面临不同的经济激励措施，特别是与私人公司相比，因此他们会继续开展已经制定的计划。

　　终究来说，中国的国营公司不用支付私营公司需要付出的那些成本。举个例子，如果你赊账开展勘探活动，就像美国的页岩开发那样，那会有一个有限的投资期，最终你需要把钱还给某人。但中国国有企业没有这种问题。

　　问：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遭受了西方制裁，而且石油出口收入也减少了，为此它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俄罗斯会向中国靠拢吗?

　　答：我觉得，中国在能源交易上的考虑，取决于更为有利的油价谈判地位，所以中国对和俄罗斯合作的兴趣增加了。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的选项很有限，所以也愿意达成更多的协议。我认为，俄罗斯一直都很希望展示，它确实能在市场上找得到替代买家，而且能在一个被描绘为对非传统势力(比如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利益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战略性合作伙伴。俄罗斯目前承受着制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因此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认为，双方合作既有实质利益的推动，也有展示延续伙伴关系的动机。

　　问：那么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如何?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由于发展核计划，它遭到了国际制裁。

　　答：我觉得更有趣的问题是：在中国眼里，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而言，中东的哪些东西是稳定的，哪些不稳定。在美国眼中，伊朗不仅在核政策上有问题，而且也是叙利亚等政府的支持者，因此是该地区很多问题和不稳定局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中国的看法不是这样。中国对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感到担心，希望他们能靠谈判的方式取得结果。

　　在谈到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时，中国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及该地区在政治、能源生产和运输上的稳定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提及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可能和中国国内部分地区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存在联系。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增加伊朗石油的输出，并让伊朗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那么美国和中国可能就会把伊朗视为一支有助于中东稳定的力量，中美都表示希望能这样。

　　问：油价下跌将如何改变中国追求可再生能源的动力?它会帮助中国实现其阻止气候变化的目标吗，比如在2030年左右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答：我觉得，油价下跌对可再生能源有弊无利。如果汽油零售价也相应降低，可能就会对可再生能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车辆、购买车辆，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从油价下跌中获了益，能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入到其他类型的节能政策上，那可能就是件好事了。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一些更加绿色的计划。

　　问：在一次给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做的讲座中，你说在2014年，能源以一种自七十年代以后前所未见的方式回归了世界首要议题之列。你能不能阐释一下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答：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公共政策、学术和非政府组织对跨国公司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监督有一个显著的融合。许多——尽管并非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美国能源和其他采掘业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上。由于70年代的两次OPEC石油危机，人们愈发关切美国的整体能源安全，且很多人也开始追问美国跨国公司的个体利益是否和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一致。作为回应，政策制定者通过了像《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这样的法律，学者开拓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环境与劳工类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海外行为。

　　过去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自己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尤其是在能源和其他采掘业方面。在很多国家，比如苏丹、缅甸和委内瑞拉，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行为可以说带来了意外和多余的外交政策难题。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中国经历其政府与公民对中国公司海外行为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理解和管理方式的新生了。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23

作者：徐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自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来，中国政府逐渐将外交原则由原来的“韬光养晦”调整为“奋发有为”，这一转向的确使中国外交面貌一新，但争论也随之而来，奋发有为的度在哪里？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长期坚持一些外交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不结盟”政策。

  之所以有种种议论，多少也因为中国政府在有意或无意地放松不结盟政策，令观察者的思想出现模糊与分歧。举例来说，怎么理解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俄定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表明中国有意与这两国公开或暗中结盟吗？另外，外部的争论也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先声。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日益开放和政学两界互动的加强，学者的观点有可能会被政府所关注，甚至被采纳而转化为实际政策。

  不结盟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一项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方针分不开的。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外交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就不应当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免卷入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的确是一项外交创新。30年来，此项政策得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拥护。而目前，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同盟产生了严重的拒斥心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将结盟指斥为冷战思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声称，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

  但是，我们真的正确理解了同盟以及同盟行为吗？其实，中国官方和学界对同盟有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之处。

  第一，许多人把结盟等同于寻找朋友，把盟国等同于朋友。其实盟国不一定是朋友，朋友也不一定需要结盟。盟国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非敌非友，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是敌人。结盟是指双方或多方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在英语中，alliance是指“a group of countries or parties that are formally united under some treaties and working together because they have similar aims”。可见，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结盟与朋友没有关系，需要结盟与否关键看双（多）方是否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或共同的目标。在国际关系中，两国或多国结盟通常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为了追逐共同的利益。中国人通常把盟国等同于朋友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将盟国称为盟友，而盟友在中文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盟国+朋友，而实际上在英文中，ally不含一丁点儿朋友的意思。

  第二，有人说，结盟意味着盟国间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是国家命运的长期绑定。实际上，结盟是针对具体利害的合作行为，这个利害涉及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盟国之间的合作程度越紧密，合作范围越广泛，但很难想象有那种利害需要盟国之间进行全方位合作，甚至把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二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应当说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对手了，但美苏和英苏也没有实现国家命运的绑定。双方不断在具体的战略合作问题上发生矛盾，而且越到战争后期，这种矛盾和斗争越激烈，所以盟国之间进行竞争和产生矛盾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第三，中国官方指斥结盟是一种冷战思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这种说法与历史和现实皆不相符。从历史上看，结盟是人类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方式之一，其年代之久远超仅半个世纪的冷战。从现实来看，现在大国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只有中国和印度，中小国家里执行结盟政策的比比皆是，时代潮流无从说起。如果不结盟是时代潮流的话，怎么解释现在有大量的国家逆潮流而动，而且还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第四，有人说，结盟将破坏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因为独立自主意味着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按照这种理解，结盟与独立自主应是互斥关系。结盟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丧失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丧失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该国与盟国的实力对比。与大国结盟的小国会丧失较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大国之间结盟也会使大国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但纠结于此事并无多大意义。一是同盟只针对具体利害关系，不影响大国在此利害关系之外的外交工作。二是在具体利害关系之内，大国因结盟而丧失一定的外交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可能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第五，也有说法称，中国外交不强调区分敌友，何必结盟。不区分敌友意味着中国要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同等程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常识。人与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别，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显然不可能与其二十多个邻国都发展出同等水平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和日本、菲律宾就建不成这样的关系。在周边外交布局中，巴基斯坦、俄罗斯能给中国的帮助要远多于日本、菲律宾。不区分敌友还意味着中国无法执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比如，当日本安倍政府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战略对抗时，中国无法待之以亲。对于那些仍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中国亦无法待之以诚。对于那些与中国有严重经济矛盾的国家，中国无法能待之以惠。对于那些支持中国国内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国家，中国同样无法待之以容。

  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同盟和同盟行为，中国就不应再因思维定势的束缚，把结盟排除在外交政策工具箱之外，中国外交在未来长期内也不应排除结盟选项。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