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韬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在历届中国国家主席中，习近平主席可能是在其任期的前两年内进行国事访问最为频繁的一位。正式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动身前往俄罗斯和东非，开始了首轮国事访问，其内容与能源紧密相关。随后，他又前往美国，并顺道访问了加勒比海三国。2013年10月份，习主席出访了东盟国家，在此期间第一次提及“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之后，他还访问了中亚地区、欧盟、蒙古以及南美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能源联系与合作。在2014年的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计划投入400亿美元，建立丝绸之路基金，旨在加强与“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沿线国家的联系交流和经济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习主席紧接着访问了澳大利亚——另一个与中国有着紧密能源联系的国家。人们也许会好奇，为什么迄今为止习近平主席还没有访问中东这个对中国能源供应有着重大意义的地区。“一带一路”海外发展战略基本上涵盖了习主席过去两年中访问过的除美洲以外的所有国家，但“一带一路”的两条路线似乎都绕过了中东地区。

　　这是否真实反映了中东地区在中国新一届领导外交议程上的地位呢?随着国际石油生产格局逐渐向新兴的非常规石油生产地区转移，海湾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已经不再重要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13年其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0%，而整个中东地区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则占到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50%以上，占中国石油消耗总量的30%。同时，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意味着使用更多更为清洁的天然气，未来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注定有增无减。卡塔尔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总量位居第二，仅次于土库曼斯坦。而伊朗作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国，并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也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中东地区在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版图中将会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自2000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全世界的海外直接投资一路飙升。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逾900亿美元，其中国国有能源企业占了最大份额。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在2008年到2013年间对海外石油的直接投资和贷款总额，但是报告发现中东及北非地区远落后于其他的主要石油地区。

　　考虑到该地区在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中国在中东地区与其他石油地区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就显得尤为耐人寻味。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核心地区，中东地区具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并且与宗教和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这让在非洲与南美地区积极参与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心存顾虑，转而专注于更加简单安全的原油贸易。中国的这些举动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接受美国在该地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举动也被奥巴马总统视为中国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伊拉克或许是最明显的例子，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中国三家石油企业都在伊拉克进行了重大的油田投资。

　　近些年，中国的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常常被卷入地缘政治和当地国内政局的动荡中，例如在南苏丹、利比亚和委内瑞拉，中国的投资都遭到了重大损失。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共和国(ISIS)的突然崛起也让几年前才刚进行了重大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即便是在与能源无关的行业中，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高铁建设项目中的亏损也高达40亿美元，最后几乎是作为一项为了取悦沙特政府的政治任务才勉强完成的。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蓝图中的一项积极战略，同时也是在2014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之际，自“走出去”战略启动以后对中国海外投资进行回顾和整合的一次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仍是中国外交意图的具体实现手段之一。但作为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首次尝试，“一带一路”尚未打算涉足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困难和复杂的地区。另外，自美国“重返亚洲”后，中国与美国之间摩擦不断，也使得习主席现在无意去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所主导的现有秩序。

　　显然，在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方面，中东地区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积极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国努力促成伊朗核谈的原因。就目前而言，中国会继续尊重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对美国具有长远和重大利益的海湾地区。尽管美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量正在减少，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将从中东地区退出。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日渐增长，中国将不会排斥与美国合作以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但是，对中国来说在中东地区彰显其实力仍为时尚早。

　　本文(土耳其语)最初于发表于土耳其《Analist》月刊。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07

作者：吴心伯  来源：环球时报

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的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白邦瑞近日出版了一本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的书名看上去非常耸人听闻。看完美国媒体披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后，笔者认为，白邦瑞笔下描述的那种阴谋论，只有一个阴谋家眼中才能看到。

　　白邦瑞在这本书中宣称，中国早在1955年就启动了一个“战略欺骗计划”，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国家，以获得他国的同情和支持。而后，又煞有介事地描绘，“在过去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忽悠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中的分析人士与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评估中国为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

　　最后，白邦瑞得出结论，“战略欺骗”最终目的为了从美国手中夺取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

　　看过这些内容之后，笔者有一个疑问，中国能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精心谋划、巧妙实施一项战略计划，欺骗世界、忽悠美国，而美国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政府也一再中招，屡屡陷入中国的“战略欺骗”？这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凡是有着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的人士应该都不会相信这种谬论。

　　在我看来，白邦瑞的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纯属虚构的小说，用一个噱头来吸引西方读者。作为一个号称“美国国防部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的人怎么会写出这玩意？其实，看看白邦瑞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人早年研究中国，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曾积极主张美国发展对华军事关系以对付苏联，但冷战结束后，白邦瑞对华态度大变，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努力地把中国刻画成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上个世纪90年代，白邦瑞推出《中国如何看待未来战争》一书，把中国学者对军事学术的探讨，断章取义，发挥演绎成针对美国的战争计划，并以此为蓝本，描绘出一幅十分恐怖的中美大战未来画面。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两个词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还曾经一度“剑拔弩张”。在那样一种背景和环境下，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战略底牌都亮给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盟友国，和盘托出自己真实的战略谋划。而声称中国一直在对美国进行战略欺骗，这更像是一种谎言。

　　至于中美建交这样影响两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大事件”，是美国政府基于各方考量及智囊建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白邦瑞称华盛顿陷入中国的“战略欺骗”，将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情报搜集力量和最庞大智囊体系置于何处？恐怕连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论断太离谱。

　　消沉多年后，此番再次露面，白邦瑞把中国准备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换成了中国要取代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这在中国经济力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对读者具有迷惑性。因为美国一些人需要把中国“当成敌人”，白氏“阴谋论”有可能被美国对华鹰派借用，鼓吹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一点值得人们警惕。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05

作者：袁征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视觉
 

　2014年11月2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谈判上，各方同意将谈判期限延长7个月。
　　人民视觉 

    美国和伊朗日前在瑞士就伊核谈判举行新一轮双边磋商，双方均表达了加快伊核谈判进程的愿望。伊核问题如果实现突破， 不仅将改变美伊关系，还将引发地区连锁反应

　　从“蜜月期”到半个多世纪的敌对

　　二战前，与英国和苏联相比，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微不足道。1942年，预见到苏联在伊朗的存在可能会在战后威胁西方的利益，也预见到英国在战后可能出现的衰退，美国在伊朗建立了美驻波斯湾军队司令部。到1944年，有3万多美军驻扎伊朗，美国还派军事顾问帮助伊朗整顿和训练军队，逐步加大对伊朗的控制。

　　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苏冷战和维护自身石油利益的需要，美英联手推翻了民众支持的摩萨台政府，扶植巴列维王朝上台，美伊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但美国在伊朗民众心中的形象大为受损，这为后来美伊关系的对抗埋下了伏笔。

　　1978年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倒台。随后美国人质危机爆发，美伊关系出现根本性逆转。1980年4月7日，美国宣布同伊朗断交，并正式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的石油禁运，驱逐在美生活的伊朗人，冻结伊朗政府的资产和投资等。

　　自此，美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尽管双方也曾有改善关系的尝试，但很快又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地区战略需要而未能实质性改善双边关系。多年来，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构成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三大支柱。

　　20世纪80年代，由于内部对伊朗政策的看法不同，里根政府对伊政策一度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采取遏制措施，推行以伊拉克制衡伊朗的政策;另一方面，私底下允许对伊朗运送军火，尝试与伊朗改善关系，结果引发“伊朗门事件”。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伊拉克和伊朗视作对美国在中东利益和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推出了“双重遏制”政策。“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并公开指责伊朗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之一，美国对伊朗政策变得更为强硬。

　　核问题成博弈焦点，美调整对伊政策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为了追求地区大国地位，伊朗加快了核计划的实施。2002年底经媒体披露后，美对伊政策焦点开始落在核计划上，加大对伊制裁力度，并多次威胁以武力作为解决伊核问题的最后手段。

　　小布什政府将解决伊核问题与推翻伊朗政权联系在一起，坚信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是改变伊朗政权。反过来，伊朗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颠覆其政权，因此拒不妥协。美国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及2009年西方国家干涉伊朗大选，都使伊朗进一步坚信，与美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政权之争，无论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何种让步，也不能解决问题。在美国看来，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活动，阻碍中东和平进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以色列采取敌对政策以及违反人权的举措，都是美伊关系的主要障碍。而伊朗则认为，美国应当放弃对伊朗的敌视态度，解除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各种敌对政策。双方关系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然而，美国国内也正在酝酿调整对伊政策。2006年，由美国国会两党资深政治家组成的小组提交报告称，美国政府应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拉克周边国家合作，以共同稳定伊拉克局势。在伊核问题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也主张政府应与伊朗对话。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中东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全球战略呈收缩态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而金融危机来袭，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失业率大幅攀升，国防开支大幅缩减。经过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美国对外战线拉得过长，承担义务颇多，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上升。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开始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减少军事干预。

　　在对伊政策上，奥巴马政府也作出相应调整，对伊朗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通过更为严厉的制裁，包括向其关键贸易伙伴加压，提高伊朗继续核计划的成本，并最终达到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另一方面，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伊核问题多边谈判，使伊核问题朝着理性博弈的方向演变。

　　双方都有意改善关系，但在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

　　2006年伊核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与德国等六国官员多次举行会晤，商讨解决伊核问题，形成了关于伊核问题的六国(P5+1)磋商机制。六国磋商机制的代表是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伊朗在同西方谈判周旋的同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在核技术方面不断取得进展。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担心，随着伊核技术日趋成熟，伊朗早晚会研发出核武器，因而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试图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将伊核活动置于国际社会的掌控之下。同时，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将制裁对准伊朗的石油经济命脉，冻结伊朗政府和包括伊朗央行在内的伊朗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并威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

　　2013年11月24日，伊朗与六国在瑞士日内瓦就解决伊核问题达成阶段性协议。根据“共同行动计划”，伊朗承诺暂停生产丰度为5%以上的浓缩铀，不再增加离心机，以换取国际社会部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这是全面解决伊核问题的第一步。开始于2014年2月的六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各方认定伊朗遵守了“共同行动计划”中的规定，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只能两次将谈判的截止期限向后推延至2015年6月30日。

　　目前，美伊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美国深知，如果动用武力对伊进行军事打击，或许能暂缓伊核计划，但反过来会刺激伊朗加快发展核武的步伐。此外，奥巴马政府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在缺乏民意支持和国防开支大幅削减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动用武力来解决伊核问题，况且使用军事手段的风险不可预知。然而，如果任由伊朗推进核计划，伊朗可能很快成为核武国家。因此，奥巴马政府有意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协议，试图留下重要政治遗产。

　　伊朗方面，2013年6月当选伊朗总统的鲁哈尼是温和派。他主张对西方表现出更为灵活的立场，寻求减轻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实际上，他的胜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民众要求变革的倾向。眼下，面临制裁和油价暴跌的双重压力，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对话尽早摆脱伊朗当前的经济困境和外交孤立。

　　2013年9月，奥巴马和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鲁哈尼通电话，这是两国总统自伊朗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直接通话，双方同意致力于推进伊核问题对话。

　　然而，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始终存在分歧。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对此美方不再反对，但在伊朗能保留的离心机数量上双方分歧严重。

　　另一重要分歧在于取消对伊制裁的时间表。西方坚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逐步取消制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奥巴马表示，伊朗必须采取“有意义的、透明并可信的行动”，国际社会才会放宽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则要求，一旦达成全面协议，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尽快取消所有制裁。

　　在国内政治和地区层面，都存在掣肘因素

　　目前解决伊核问题的路径是一种相互妥协、各让一步的方案，并不是美伊双方各自最理想的方案。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伊朗国内，对目前方案都有质疑和反对。如果对这些声音处置不当，也会给谈判结果及双方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冲击。

　　去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倾向于对伊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鉴于一些制裁举措是通过国会立法形式出台的，奥巴马想全面取消对伊制裁，就必须获得国会的认可，这就给协议的达成和执行带来不确定因素。

　　伊朗国内的保守派对西方极端不信任，不断向本国谈判代表施压，甚至打算推翻阶段性协议中的承诺，生产丰度更高的浓缩铀。而一旦伊朗违背承诺，伊核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将付之东流，达成全面协议的难度将更大。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对伊核谈判的抵制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美国的决策。沙特和以色列担心，一旦美伊关系改善，中东地区趋于平稳，美国就会进一步从中东抽身，解除了制裁的伊朗会在中东地区坐大，从而给其他国家的安全带来潜在威胁。长期以来，美国同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联手，是为了平衡什叶派的伊朗。过去美国利用伊拉克牵制伊朗，现在的伊拉克不仅不能构成对伊朗的牵制，而且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同伊朗相互接近的可能更大。

　　由此看来，各方要在伊核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伊两国的政治意愿。双方既要有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也需要想办法解决面临的重重难题，同时克服来自各方的阻力。而一旦伊核谈判取得突破，无疑会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美伊也可以由此加强合作，联手对付兴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不过，即便如此，也未必就意味着双边关系从此可以一路畅通了。多年的敌对状态使得美伊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何况双方还存在地缘战略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文化差异，美伊关系要正常化并非易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

　　版式设计：蔡华伟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2/06/nw.D110000renmrb_20150206_1-23.htm#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03

作者：胡敏  来源：《人民日报》

    两年来，国务院带头简政放权，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4年底，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削减1/3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简政放权，充分释放了制度红利。商事制度改革以来，2014年3月—1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46.69万户，同比增长16.82%，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数由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至现在的1.06万户。其中，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简单地认为，简政放权就是一放了之，结果导致一些权力下放了，监管没跟上；或者权力下移了，下面没很好接住，出现监管真空。有的地方片面理解行政权力调整事项，盲目取消或变更法律法规赋予的审批事项；有的部门不顾基层实际，一股脑地将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给不具备监管能力的基层单位，造成基层负荷加重、运转失灵。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过去一个时期，政府手里拥有太多行政审批权，事事要立项，项项要审批，过多审批权就像网一样束缚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政府管得过多过细，造成机构膨胀臃肿、运行效率低下，还容易带来寻租腐败问题。从两年来的实践看，通过简政放权，政府从管不好、不该管的领域退出，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企业和市场活力的“加法”，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简政放权绝不是放任不管。市场失灵和经济负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提出现实要求。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更高标准。这些现实要求和更高标准归结起来就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确保落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稳预期、惠民生的经济政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简政放权，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

　　简政放权被本届政府作为“一场自我革命”，其意义不同于以往。这次简政放权不只是体现为政府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权力，更是要彰显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逻辑，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其实质是要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放活、放好、放到位；“管”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管权、管责、管制度。放和管就像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针对一些地方或部门视简政放权为一放了之、放管分割的错误观念，应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后，不能做甩手掌柜，两手一摊，啥事不管，而要明确“放”与“管”的边界，有的放矢，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在此基础上，还应建好配套制度。放权必须解决好“谁放权、怎么放、放给谁、放后做什么”的问题，在下放权力的同时考虑好权力对接和依法监督管理，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2/06/nw.D110000renmrb_20150206_4-07.htm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