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朋辉、王弘劼  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向国会众议院提出2016年度财政预算报告，新财年预算总额近4万亿美元，赤字约为4740亿美元。这份预算报告以“振兴中产阶级”为目标，提高国防和社会保障支出，大幅提升富人税率。虽然有媒体评论称，这是奥巴马政府“最自由”的一次预算请求，但该预算不可避免将遭遇共和党议员的挑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哈罗德·罗杰斯甚至放话说，白宫提出的预算永远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试图扭转中产阶级萎缩趋势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刊登封面文章，认为由于教育等因素，美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新贵族”。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新财年预算报告即以“振兴中产阶级”为目标，提出多项扶植中产阶级和对中产阶级减税的措施，试图激发中产阶级活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白宫同时请求大幅提高富人个人收入所得税和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税率。

　　根据这份预算报告，仅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开支总额就达到2.05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将扩展一系列新的福利项目，包括扩大儿童保育税收抵免、双职工家庭税收抵免等。同时，还计划普及社区大学、增加工作培训经费、提高学生补助、增加学前和特殊教育支出，并为中产阶级减税。奥巴马说，该预算是“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计划”。

　　白宫2016年的国防开支请求达到6155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加380亿美元，是2011年国会自动减支以来的新高。事实上，自美国国会2011年实行自动减支计划以来，国防开支缩减就招致共和党议员、国防部官员的批评。《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奥巴马在增加国内开支370亿美元的同时，增加国防开支，是为了满足共和党议员的诉求，以减少他们的批评声音。

　　加税计划招致共和党议员批评

　　为实现白宫提出的开支计划，奥巴马准备向美国企业取得的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14%的税，用于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白宫还计划在未来10年向总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金融公司征收0.07%、总额3200亿美元的税，以弥补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造成的资金缺口。另外，预算还计划将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富人的税率从23.8%提高到28%。

　　财政预算是美国党争的“主战场”。当前，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有多数席位，预算报告注定要在国会遭遇重重困难。奥巴马政府提出加税计划，招致共和党议员和商界人士的批评。美国首席执行官协会“商业圆桌”表示，奥巴马计划对美国公司现有的囤积海外的利润征收14%的税款，以及对海外收益征收最低19%的税款，这将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今日美国报》报道认为，对共和党来说，奥巴马预算报告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政府支出。共和党议员已经惯例性地放出消息：预算案一出现就会“死亡”。美国总商会也认为，这份预算报告“更像是政治文件而非一个可行的计划”。

　　早在奥巴马提出的预算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就受到共和党议员的攻击。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无视收支平衡，增加开支将进一步增加赤字。但白宫辩称，通过削减部分开支，增加税收，未来10年能够将赤字控制在1.8万亿美元这个“可接受”的水平。

　　《华尔街日报》预计，未来10年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社会保障及联邦医疗保险负担增加，将导致预算赤字上升。白宫的预算赤字建立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上，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赤字水平会进一步恶化。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博纳都表示，将阻止减缓经济发展的税收增长，并反对许多支出项目。博纳认为，奥巴马拿出征税更多、开支更多的方案，将引发更多“令中产阶级受挫的僵局”。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恩认为，奥巴马“自上而下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不可行。

　　既有理念之争，更有利益博弈

　　美国2016财年从2015年10月开始。美国宪法规定，有关预算的议案必须在众议院提出。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给奥巴马提出的预算报告顺利通过增添了阴影。哈罗德·罗杰斯说：“总统要求增加数以10亿计的额外开支，却提不出这笔钱从何而来的可行方法。白宫明白，他们提出的预算建议永远不可能变成法律。”

　　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财政问题激烈博弈，甚至在下个财年开始的10月份仍不能达成协议。2013年10月，两党不能就预算和债务问题达成一致，造成联邦政府机构一度关门。这当中，既有理念之争，更有利益博弈。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减少政府福利开支和税收，增加安全和国防开支，而民主党主张增加公共福利和税收。

　　今年的情况依然严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会研究学者刁大明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国会现在面临很多紧迫的议题，国土安全部2015年度的预算和联邦债务上限都即将到期，2016年预算报告暂时还没有机会讨论。

　　按照惯例，参众两院以白宫提出的预算报告编制预算案，通常议员为了自己选区的利益，不断在预算中夹带私货，致使预算编制过程成了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加码、妥协的滑稽剧。如果达不成妥协，就会再度陷入僵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激烈的预算之争可能再次导致联邦政府机构“关门”。

　　对热火朝天的预算之争，美国普通民众态度冷淡。万豪居家酒店的一位墨西哥裔服务经理告诉本报记者，他不关心国会山和白宫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曾很多次对他们充满希望，却都以失望告终。就移民改革来说，墨西哥裔社区坐等新政策好多年了，还没有一位政客真正履行诺言。

　　（本报华盛顿2月5日电）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2/06/nw.D110000renmrb_20150206_1-03.htm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旧文章ID：1801

作者：军报记者  来源：新浪微博

洪磊表示，有关言论毫无道理。中国网络是开放的，中国互联网为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和直接渠道。中方也主张促进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同时，中方认为，各国都有权依法管理网络，各国的网络主权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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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物探索  来源：新浪微博

日前，美国癌症学会（ACS）发布了《2015年美国癌症筛查指南》。本文主要对该指南中6个癌种的筛查建议进行整理，同时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乔友林教授结合我国指南对中美最新癌症筛查指南进行对比，共涉及10个癌种。http://t.cn/RZeqTVA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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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5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举行的发布会上称，乌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乌东部与乌政府军作战的是俄罗斯军队，不是乌东部武装。克里称，美国并不指望通过军事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但危机不能以“单方面的和平”而结束。路透社（新浪）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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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党人碑  来源：新浪微博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同志请不要这么拼，这样会暴露！阅读完这位白宫和国防部双料中国问题专家用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的公开信后，笔者禁不住用红字标亮了老白的经典言论，太感人了，这是种什么精神啊？咱家从心底深处觉得这哥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队长别开枪是我！”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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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时间5日早上奥巴马与达赖共同出现在全美祈祷早餐会上，这是奥巴马与达赖首次在公开场合见面。活动开始时奥巴马微笑向达赖点头致意，并称其为“好朋友”；达赖被安排坐在奥巴马对面的桌上；此次是奥巴马任内第四次见达赖。http://t.cn/Rw7bD16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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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经网  来源：新浪微博

由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联合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共同出资建设，项目预计2018年正式投产。满足中国电信中美区域业务发展需求。海缆将在上海崇明、上海南汇、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区登陆。 http://t.cn/RwhVNGM

来源时间：2015/2/6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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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哲、刘晓雯  来源：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一、前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型关系。 原则虽已确立，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 中美两国常常面临虽有共同利益但仍然难以展开真诚合作的困境。 以东北亚安全事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因为政策差异而面临很多实际挑战。

　　朝核问题是冷战遗留的产物，也因当今中美矛盾的凸显而愈演愈烈。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由于朝鲜战争而发生全面冲突，形成敌意型的相互认知和冲突式的互动模式;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虽然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根本立场上保持一致，但是这种“共同利益”底线并未保证双方政策的同步性。相反，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发展和政策演变，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处理上形成了一种非敌非友型的相互认知和竞争合作式的互动模式。 一方面，由于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并为其提供核保护伞，未得到任何安全保护的朝鲜走上“先军政治”道路，希望通过发展核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日韩经济影响逐渐增强，美国深感需要联合日韩维持自身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因此，每当朝核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就采取军事演习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迫使朝鲜弃核，而中国出于减轻美国压力的考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朝鲜的行为，从而又增加了与美国的矛盾。

　　那么，中美朝核政策的差异何在?正在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两国是否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如果合作，双方政策需要进行哪些调整?

　　二、有关朝核问题的争议

　　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究竟是什么? 在中美两国学术界和战略界相关争论除了集中探讨朝鲜内部改革和开放的可能性之外，还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即朝鲜南北是否能够缓和关系、朝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以及中国到底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一)关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否能够缓和的问题

　　对于朝鲜是否会进行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反复运用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将对韩敌意升级，国际社会普遍不乐观。考虑到朝鲜在外交上常常过度自信而倾向于在对外上以军事冒险主义来宣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加上朝鲜内部权力布局的不确定性和经济有可能恶化的后果，国际社会不得不担心朝鲜再度制造军事和外交危机的可能性。

　　在延坪岛事件发生后，韩国虽然中止了与朝鲜的既定交流，并停止了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并没有主动采取撤出在朝鲜工作或生活的韩国公民等手段。在朝鲜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之前，在开城工业园区工作的近1000名韩国公民没有被要求撤回到南方。韩国统一部只是宣布了无限期推迟即将举行的韩朝红十字会会谈，限制韩方人员访问位于朝鲜的开城工业园区，并要求开城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加强对滞留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力度，同时暂停对朝鲜的粮食、水泥和医疗物资的援助。

　　朴槿惠总统执政后， 虽然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但是南北关系改善进展不大。让人担心的是，朝鲜在心理上对韩国的军事实力没有任何的敬畏感，也无意把韩国当作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朝鲜认定，即使自己的反应烈度超出韩国的预期，在没有得到美国充分授权和援助的情况下，韩国并不敢贸然与北方大打出手。但是从韩国的角度看，韩国在2010年之后戒备心理和军事防范措施的不断强化让自己也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安全困境：韩国的实力、战略价值与试图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在军事实力上，韩国不论情报监测或武器装备都比朝鲜先进，却无法事先防范朝鲜的“超限战”式的攻击。韩国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无论是启动国家危机管理组，提升防卫等级(DEFCON)，还是提升对朝情报搜集等级，都可以看作是防范对方“先发制人”的努力而不是促使危机早日缓和与解决的步骤。在外交决策上，韩国要求中国向朝鲜施压、与美国加强军事联盟、跟从对朝鲜经济制裁，但结果却是韩国的政策选择变得越来越狭窄。依赖《美韩同盟条约》、追随美国俨然成为了唯一一条道路。在这种相互猜忌的背景下，期待南北双方能够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是不现实的。

　　(二)关于是否只有朝美关系正常化才能最终解决朝核问题的争论

　　国内一部分学者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根本目标是维护政权。 因此，对朝鲜而言，核武器是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只有美朝签订和平协议，美从韩国撤军并保证其安全，朝鲜才会放弃核武器。对美国而言，若朝鲜真正弃核，成为无核国家，其才会考虑给予朝鲜安全保证。只有美朝满足对方的利益诉求并达成和平协议时，朝核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为此论点提供最好的事实支撑的就是发生在1992—1994年间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因此试图乘势对朝施加压力，争取以“软着陆”方式将朝鲜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以朝鲜发展核材料为导火索，美借机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检查，最初朝鲜对美国的要求颇为配合。后来，克林顿政府上台，对朝采取“先压后谈”的政策，于1993年与韩国举行了“协作精神”演习。朝鲜认为美韩军演对其造成威胁，因而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此引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甚至“各方都坚信朝鲜半岛处于另一场战争的边缘”。这说明，没有大国依靠的朝鲜试着用“核牌”保障自己的主权。最终，美朝都保持了克制，于1994年签订《美朝核框架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美国向朝鲜作出正式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以及“朝鲜承诺将采取措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一次朝核危机以美朝和解结束。之后，美朝虽并未完全按协议执行各自的义务，但半岛局势仍然趋于平缓。直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名单之内。2002年10月，美国向全世界公布朝鲜正在开发核武器，随后又停止向朝鲜提供原油和经济援助。朝鲜感觉政权受到威胁，于2002年12月“宣布解除框架协议，开始解除核冻结措施”。 双方都指责对方“背信弃义”，矛盾再次升级。

　　从前两次朝核危机可以看出，美朝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一方面，美国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朝鲜持消极立场，认为其根本就无意放弃核武器，因此只有改变朝鲜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朝核问题。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埃文斯·里维尔(Evans J.R. Revere)曾指出，“如果对话、协议、制裁、安全保证、食品援助以及各种双边协议都不能引诱朝鲜弃核，那就不得不承认其他措施也很难奏效”。 因此，”只有朝鲜建立新的领导政权才能看见其与国际社会缓和关系的希望，半岛无核化才有可能”。

　　中国主流意见认为，美韩军演是为了遏制朝鲜，但也让朝鲜的不安心理加深。要缓和朝鲜半岛局势，钥匙其实是在美国手里。

　　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朝后，南北之间有了停战协议，这基本上消除了朝韩两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大缓和了南北关系。但是，美朝之间不存在任何约定，这让朝鲜担心美国会不会对它发动像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战争。这种不安心态，正是它不愿在军事上对美国示弱的根本原因。朝鲜对美国态度的估计使朝鲜不断作出不利于美朝合作的行为。今后，朝鲜可能还会更加坚定发展核武器的步伐，而且还有可能再次玩弄战争边缘政策，包括炮击韩国的其他敏感地区。实际上，朝鲜取得了一系列战术胜利──其在炮轰延坪岛之后， 朝鲜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者实质性损害。不仅如此，朝鲜的上千台离心机已经恢复运转，美国对此束手无策。这样一来，美韩和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默认朝鲜具有原子弹成为核国家的事实。同时,面对威慑，朝鲜还有可能在政策选择上采取“核扩散”方针，即向叙利亚、伊朗以及其他反美国家扩散核技术，进一步挑战美国核政策的真正底线。

　　尽管外界对朝鲜发展核武的动机存在不同观点,美国的敌对立场显然是其诱因之一。依照朝鲜行动的逻辑，从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取得了核国家地位，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美国敌视的国家，最终都同美国取得了良好的关系，并再无重大的安全顾虑。冷战后，美国尽管一度强烈反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核国家，却最终与两国结成了友好关系，近期甚至要与印度开展核能合作。美国一贯的盟友以色列也已经逐渐明确其核国家身份。与此相反，没有核国家地位的那些与美国敌视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和伊拉克，都在美国的炮火之下走向分裂或者饱受煎熬。这也更加刺激朝鲜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促使朝鲜一意孤行走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大国的道路，以求自保。如果朝鲜最终通过所谓的“切香肠”战术而获得核国家的地位，拥有了可靠稳定的核技术和足够的核武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就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朝鲜升级为和中美一样的核国家不但会引发更大的安全隐患，更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

　　朝鲜问题，或者说是朝核问题，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朝鲜在没有正常融入冷战后的东亚体系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协调问题。目前的多边途径已难以化解朝鲜的核问题，或许最终还需要朝鲜同美国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协商，打开朝美关系的僵局，才能使得朝鲜半岛目前的紧张态势有所缓解。

　　在传统上，朝鲜从来不是美国的首要外交问题，甚至美国有些人还认为朝鲜问题实际是中国的难题。这种心态，直接导致其对朝鲜一直采取冷处理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设立了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目标：要求朝鲜履行全面、不可逆、可验证的去核化承诺;终止朝鲜向外扩散核原料、弹道导弹及相关技术;冻结并逐渐削减朝鲜已有的核武器储备;使用外交渠道来实现同美国盟友，特别是同韩国之间的协调。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向包括朝鲜等布什政府认为的“邪恶轴心”国家发出了进行对话与接触的信号，但朝鲜并未给予正面回应，反而接连用一系列具有挑衅性的举动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正是美国对朝鲜的冷漠，间接导致了朝鲜半岛危机的不断升级。这次事件大大增加了朝鲜问题在美国东亚外交中的权重，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朝核问题的紧迫性。

　　“天安舰”事件以后，美国抓住了机遇，扭转了过去韩国跟美国若即若离的态势，纠正了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但是，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之后，过多依靠构建军事联盟来实现目的，用“炮舰外交”来展示强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日韩同盟的加强，是否也会引发亚太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美国的深刻转变?目前看，美国国内政治背景决定了美国无法改变对朝强硬政策。有种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东北亚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地区国家之间相互猜疑,正是发挥同盟领导作用、控制日韩盟友尤其是日本的天赐良机。按照这个逻辑，朝鲜半岛的紧张不仅是美国控制东亚盟国日韩的绝好借口,而且是瞄准大国竞争的战略需要。但如果美国不改变过去十多年来毫无成效的对朝政策，美国也会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可能拥核的朝鲜。

　　当年美国率领联军进击伊拉克的理由是萨达姆疑似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面对一个可能拥有原子弹的朝鲜，美国的束手无策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讽刺。“延坪岛炮击”与黄海“航母秀”的无效，再次表明了一个冷酷的事实： 未来朝鲜半岛一旦有事，美国唯一的政策选择就是要不要为使朝鲜“改朝换代”而动用武力。

　　(三)关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问题

　　对于中国扮演的角色，已经存有很多争论。有种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中国虽然经济发展迅速，却还没有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满足在多边机制过程中实现成功领导的要求。 半岛出现多次危机之后， 这种观点甚为流行。

　　有美国学者批判中国是朝鲜的坚定支持者，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并不配合美国，这也正是美国难以改变朝鲜政权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防止朝鲜政权被敌对势力摧毁”，中国还没有放弃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有观点认为，中国若不转变对朝政策，朝鲜的核武器有可能扩散至全球，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确实面临着“两面为难”的处境。一方面，中日韩三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三国自由贸易区也处于协商之中。一个经济困难、政权需要得到巩固的朝鲜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特别是作为朝鲜传统盟友的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朝韩两国的关系?朝鲜在2009年之后不顾中国劝阻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中朝之间已经出现了间隙。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2009年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强化了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朝鲜更大的压力，也使得中国改变原有的“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保证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 的战略，重新审视朝鲜的“缓冲区”的作用。从这两点来看，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不能仅限于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更应该发挥强大的“杠杆”力量，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相比于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第二次危机中，中国则比较积极地向朝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而且空前地与美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中国在这次核危机中使出浑身解数、大力“劝和促谈”，扮演的是一种“积极的斡旋者”或“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 但是，中国并不愿意对朝鲜施加过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更愿意扮演“积极的斡旋者”或“诚实的调解人”角色，不可能成为“严厉的施压者”和“局势的主导者”。

　　三、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分歧

　　目前，中美政策的战略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异同

　　对中国而言，出于历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纽带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一般希望朝鲜国内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更多着力发展经济、逐步实现开放，从而走上能够融入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正常道路。当然，随着金正恩上台后朝鲜内政外交的多个举动，中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有必要对朝鲜政权的可能“崩溃”做出全面预案，其内容不但要包括应对所谓的“难民潮”给中国东三省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安全局势。对美国而言，始终对朝鲜政权前景抱有的期待为“最高领导人去世——国内政治危机——政权垮台——朝鲜问题自动解决”。这种前景预想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对朝经常是被动回应多于主动出击。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美国曾不切实际地幻想朝鲜政局会发生颠覆性变化，但实际上情况南辕北辙。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美国又产生了朝鲜突变的念头。然而，2012年李英浩被解职、2013年张成泽被处决，彰显出金正恩政权基础逐步巩固，朝鲜新老交替的过渡体制已经终结。同时，金正恩曾表示，“粮食比子弹更重要”。这释放出朝鲜革新开放的信号，对于美韩来说是一个良机。但是，奥巴马政府对朝“善意忽视”或“应付了事”，不切实际地希望这一令其烦恼不断的“无赖政权”会自己消亡，认为时间在他们这一边。最后，美国发现，朝鲜“软硬不吃”，既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和平演变，更没有自我崩溃。

　　(二)针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手段上的分歧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在朝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具体表现在朝鲜发射卫星、对朝经济制裁等问题上。

　　一方面，2009年4月朝鲜发射卫星后，中美之间在朝鲜发射的是运载火箭还是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上发生分歧。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就朝鲜是否违反了第1718号决议进行了激烈辩论，美日坚定地认为朝鲜“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并对东北亚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 而中国承认朝鲜确实发射了卫星，但坚持认为朝鲜有和平使用核技术和火箭技术的权力。 中国在“朝鲜是否发射导弹”这一问题上虽没有确切答复，但对于朝鲜在“发展核武器”与“和平利用核能”之间的界限却比美国宽松许多。中国持这一态度的原因是希望朝鲜能够保持政权稳定，通过和平、渐进改良的方式发展国内经济，而和平利用核能是其中的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2009年之后，在对朝经济制裁上，中美的立场也多有分歧。 中国认为朝鲜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顺势以美国妨碍其和平利用核技术为借口于一个多月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此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进行制裁的1874号决议，中国虽支持该协议的通过，但强调“朝鲜主权、领土完整和合理安全关切及发展利益应得到尊重。朝鲜在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应享有一个缔约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安理会行动不应影响朝鲜的民生和发展，不应影响对朝人道援助。” 这表达了中国不希望美国对朝进行过分地经济制裁，以防朝鲜国内因过度孤立和经济困难而陷入动乱的局面。

　　与中国强调半岛稳定立场相反，奥巴马政府吸取了前两届政府的教训，认为朝鲜的背信弃义使美国变得很被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声称，美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2012年朝鲜发射卫星后，美宣布“联合国际社会向朝鲜进行全方位的制裁，彻底孤立并遏制朝鲜”。 同时，“暂停对朝鲜的粮食援助，称不相信平壤能将粮食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 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背道而驰。

　　长期以来，中国对朝的态度让美国觉得中国有偏袒朝鲜之嫌。在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于2009年6月与韩国达成《韩美同盟未来展望》，强调将两国军事同盟提升为全方位的战略同盟。同时，两国首脑还商定针对逐渐加剧的朝鲜军事威胁，在该声明中纳入提供核保护伞等扩大遏制力的条款。 这表明美国试图通过拉拢日韩向朝鲜施压，虽然在前两次朝核危机中，美国也联合韩国进行军事演习，但此次却是是更加正式地深化双方同盟关系。特别是2010年“天安舰”事件之后，美韩在7月份举行了自197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且几乎所有处理半岛关系的美国核心事物官员都有参加。紧接着，美日举行规模更大的“利剑”联合演习，美军出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B52战略轰炸机等攻击性装备。 同时，美日韩三国在外交上声明对朝鲜绝不妥协的立场。朝鲜也不甘示弱，在经历了2011年政权稳定交接之后，朝鲜于2012年4月和12月分别进行了两次卫星试射以试探中美的立场。与前几次相似，美国重申朝鲜的此举将会受到惩罚。而中国外交部对朝鲜12月试射卫星的表态为“表示遗憾”。 这说明中国虽不赞成朝鲜的行为，但也表达出自身不能对朝鲜过分施压的无奈。

　　在天安号事件和此次危机之后，美国加紧“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美国与日本、南韩的同盟“内聚力”(cohesion)因为共同的外在威胁而提升，三方军事联盟得以强化。但是，其间接后果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加深了对美日韩的质疑，甚至把为制约朝鲜的军演行动看成是对中国的潜在危胁。

　　天安号事件发生后， 美国航空母舰是否参加韩美黄海军事演习一直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争议的焦点。但是炮击事件后，美国航母出现在中国敏感海域，间接强化了自己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非但如此，美韩黄海军演后，美国又出动了强大的武力阵容，在逼近中国山东半岛170公里的地理范围与日本进行了联合军演。航母的打击能力涵盖了北京和中国诸多敏感地区。在中方民众和政策制定者看来，韩美、日美军演存在直接和间接目的：其一，军演确实旨在威慑惩罚朝鲜，但实际上此次黄海军演对朝鲜毫毛无损，相反，美航母进入黄海的负面效果则显示了美国政府除了“炮舰外交”手段之外，并无其他办法。其二，军演间接羞辱和挑衅了目前还未公开谴责朝鲜的中国，通过对中国宣泄不满，美国组织的军演威慑中国的涵义也十分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原本是可以“以军演对军演”的，但中国还是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忍耐。忍耐的背后是中国对美日韩是否会形成的针对中朝的军事联盟的警觉。虽然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还没有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已具备一个军事集团所有的条件和外形，并且正在实际运作当中。有人因此担心：中朝两国也可能在特定形势下被迫形成某种实质性的联盟。

　　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 中美两国在是否对朝实施严厉制裁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 美国一贯主张对朝鲜的挑衅进行坚决制裁，而中国则担心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朝鲜可能的崩溃，反对进行过于严厉的制裁。在2006年朝鲜进行了多次导弹试射和第一次核试爆后，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使用了最激烈的“悍然”外交辞令，很快同意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鲜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中国所能容忍的“底线”;而且，这两项制裁决议特别是朝鲜核试爆后的1718号决议，仅是对朝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制裁;在中国的反对下，决议明确排除了对朝鲜实施任何军事制裁和的经济封锁可能性。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美国表示，如果封锁中朝两国物资交流的核心地区丹东，朝鲜就会立刻面临石油和粮食缺乏的困境。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可见，这段时期，中国对朝一直隐忍，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一贯谨慎。2013年1月22日，因朝鲜违背决议进行火箭发射，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三个决议——《第2087号决议》，中国对此决议投下了赞成票。 该决议案谴责朝鲜去年12月以远程火箭发射卫星，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包括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进行核试爆以及进口与核项目相关的原料和技术;新决议并扩大对朝鲜的现有制裁，把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等六家机构和四名相关个人也列为制裁对象，还指出如果朝鲜再次发射火箭或者进行核试爆，安理会“决心采取重大行动”;决议还呼吁重启六方会谈。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旨在使核武器小型化和轻型化。朝鲜声称此次核试是应对美国的自卫措施。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认为这是“极具挑衅之举”，承诺将对朝采取“强有力行动”;安理会表示强烈谴责。可见，中国对朝政策调门随着朝核问题的急剧恶化而显著升高，在制裁态度上有所变化。中美两国在是否对朝鲜实施严厉的制裁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性增强、冲突性减弱。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 即美韩内部就应否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争论。在两次核危机达到高潮的过程中，美国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在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克林顿政府仍将200多枚爱国者和毒刺式导弹运抵韩国，佩里威胁说对朝鲜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仍是一种选择，奥尔布赖特则宣称：如果美国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不起作用，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第二次核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小布什表示：“一旦外交方式不能解决核问题，就要用军事方式解决。” 对于中国而言，任何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提是保证朝鲜政权的稳定，因此必须重视并适当满足朝鲜合理的安全关切，并给予朝鲜以根本的安全保证，主张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武力打击来解决朝核问题。中国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解决其实是为了“双重阻止”：一为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二为阻止美国对朝鲜施行武力打击的强硬政策。美国对朝鲜动武的意图尽管非常明显，但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没有正式付诸实行。在是否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三)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分歧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矛盾主要集中表现为利益矛盾，不同利益会导致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手段的不同。

　　首先，自2009年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地区大国从客观上挑战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权。中、日、韩三国在经济上联系日益紧密，并有望建成自由贸易区，中韩关系也形成了良性互动。美国如何才能维持自身对日韩的影响力呢?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每当朝核危机爆发时，美国就采取联合日韩的方式给朝鲜示威。同时，在外交上，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任何公开的直接双边对话，并在2010年7月宣布了新的对朝金融和制裁措施。 一方面，这不仅有打压朝鲜之意，另一方面也加强同日韩的同盟关系，并“警示”中国不要纵容朝鲜挑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一旦美日韩加强军事部署，中国就会感受到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对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尽管北京政府严厉批评朝鲜发射导弹以及2006、2009年的两次核试验，但中朝关系里的每一次严峻形势都让位于两国战略结盟(strategic realignment)。 因此，中国虽赞成联合国对朝鲜的历次制裁，但仍不会完全切断对朝鲜的援助。北京继续投资朝鲜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拉近中朝关系。 由此分析，中国出于维护周边安全，通过维持与朝鲜的关系来反对美日韩联合对朝施压。

　　其次，若从遏制中国崛起的角度考量，美国仍会坚持将“核问题”与政权问题挂钩，希望通过改变朝鲜政权的方式解决核问题，这对中国是重大的利益冲击。因为，从最坏的情况来看，朝鲜政权的崩溃所引发的“难民潮”不仅会影响中国东北三省的稳定，还会涉及到半岛统一问题。从目前状况来看，韩国更有能力成为半岛统一的主导国。若美国坚持以武力更替朝鲜政权，并推动由韩国主导的朝鲜半岛统一，这将对中国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国一定会降低朝鲜半岛进行再一次战争的可能性。

　　四、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可能

　　(一)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己有合作

　　前两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中美基于防核扩散和地区安全的共识在朝核问题上已有过合作。其涵盖了政治、经济领域，包括中美高层会晤，对朝经济援助等等。

　　第一，由于冷战结束后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周边地区事务更多地处于观望态度。在防核扩散问题上，中国尽量和美国保持一致。因此，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中美之间的斡旋活动只是低层次的劝和，而非建设性的。 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1993年发表声明：“中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一直反对核扩散并支持半岛的非核化，中国不希望在朝鲜半岛无论是南北方看到核武器，或通过第三方引入核武器。”

　　直到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中美两国才进行高层会晤，中国开始做美朝之间的“积极调停者”。从朝鲜2003年宣布退出NPT到4月25日中美朝举行三方会谈期间，中美两国首脑通话五次，外长通话三次、会晤四次，其密度在中美关系中实为罕见。北京政府在六方会谈上所作出的努力反映了其截然不同于第一次朝核危机时的态度，其已经通过减少对朝经济和政治支持对朝施压。 2009年六方会谈停滞后，在中国的协调下，美朝于2012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金正恩时代”时代开启后的首次美朝会谈。

　　第二，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中美各自通过援助换取朝鲜弃核。1994年的《美朝核框架协议》就规定美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以及粮食援助，除此之外美国还需筹集40多亿美元为朝鲜修建两座安全的核电站。为保证朝鲜国内政权和半岛局势的稳定，中国于1996年与朝鲜签订了加强对朝鲜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5年内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粮食。除这些协议之外，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发生国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向其提供食品、物资等。1996年2月，克林顿政府决定向陷入粮食危机的朝鲜提供200万美元的食品，并承认这是“利用援助来说服平壤摆脱孤立状态而采取的第一步”。 这些事实表明中美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援助来达到稳定半岛局势的目的。

　　第三，在对朝援助并未取得朝鲜弃核的理想效果时，中美开始对朝进行制裁。在朝鲜于2006年10月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通过1718号文件第一次对朝鲜进行制裁。中国对制裁投赞成票。接下来，朝鲜于2009年、2013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联合国相继通过了1874号、2094号决议，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程度，中国仍然投赞成票。在这一点上，中美都认为一旦朝鲜作出过分的举动，需要采取强硬政策防止半岛局势失控。

　　尽管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但到现在为止朝核问题仍然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 中美看似良性互动的背后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 换句话说，中美两大国的实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朝核问题的走向;而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也妨碍了中美的实质性合作。

　　若要解决朝核问题，中美必须认清自2009年以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目标以及手段的冲突，并从中审视各自政策并加以必要的调整，为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核问题的关联性矛盾凸显在相关互动方面： 美国若继续坚持联合日韩对朝施压的政策，则不仅不会促进朝韩双方对话，还会使中国更倾向于容忍朝鲜的挑衅行为。中国对朝鲜的容忍态度一方面可能会将其推向拥核道路，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中韩关系的良好发展。中美两国目前采取的政策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更不利于中韩、美朝、朝韩关系的良性互动。除此之外,即使韩国有意通过经济援助、政治对话劝说朝鲜弃核，其外交行动也会受制于美国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有此可见， 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朝美对话，也不完全在于南北和解，更多地在于中美解开在半岛安全问题上的症结。

　　(二)中美能否继续在朝核问题上深入合作?

　　应当看到，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并非完全背离，而是有所重合。中美韩都主张朝鲜弃核。中国和美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进行核试验的理由，虽有所不同，但本质类似。中国认为，朝鲜执意发展核武乃至最终事实拥核，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拖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进程，甚至会刺激美日韩等盟国在本地区加强武力配备，恶化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同时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难以挽回的逆向影响。这对一心构筑和平、稳定周边国际环境的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可能会受到致命核威胁。中国已向朝方明确释放了反对核试验的态度。但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却是有利有弊的双刃剑。不利之处是朝鲜的核武器会对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以及美国亚太盟国日本和韩国造成威胁并有可能成为核材料和技术向恐怖分子扩散的根源。好处则是这样一个挑衅的朝鲜为美国坚持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并由此强化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正因为如此，美国虽然反对朝鲜拥核，但对于朝鲜提出的终结半岛战争状态、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等弃核条件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尽管如此，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中美两国都不希望被拖入它们不想要的战争。中美保持战略协调是互利的。此外，朝核问题极其复杂，中美两国都没有力量单独解开这个死扣。两国不能全部指望对方解决朝核问题，只能携手合作。

　　即使每次朝鲜半岛处于紧张局势，也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这表明，中美都明白若通过战争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双方并不能从中获益。在朝鲜准备第三次核试验的躁动中，2013年1月27日，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中段反导试验，获得成功。在当天稍早的时候，美国也又一次完成了反导试验。对此“巧合”，分析家们有各种猜测，有人说中美在向对方展示力量;有人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两国用相同的动作一起告诉朝鲜，它发射的核导弹将遭到有效拦截。(如果朝鲜在自己的边境地区引爆核弹，除了先发制人，就没有别的办法阻止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取得“深度一致”的报道，大概不是空穴来风。

　　由此推出，只有中美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用到解决朝核问题上，目前的僵局才有可能被打破。双方都有必要打破陈规，从解决朝核问题入手，为两国树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典范。对于中国来说，若继续采取对朝忍让的政策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猜忌，而完全赞成美国对朝强硬政策则有可能面临朝鲜政权出现危机的局面。对于美国来说，若继续采取与日韩合作向朝鲜施压的政策，可能会将朝鲜推向“战争边缘”，中国可能会第二次“抗美援朝”，那美国不会愿意为了保住朝鲜半岛而与中国打乱全方位的合作。因此，中美两国都需要重新评估其原有的对朝政策。

　　实际上，从2013年1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中美两国的态度可以看出，双方确实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对朝政策。中国在2013年朝核试验之后，发布了《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087号决议的通知》，表明“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严格执行上述决议”。 且在2013年5月份，中国三大银行宣布停止对朝贷款等业务。 这都让朝鲜觉得中国开始采取强硬姿态，后来，金正恩特使崔龙海于5月22日访华。在有关媒体问到更多新情况时，外交部指出，“崔海龙表示，此次访华的目的就是改善、巩固和发展朝中关系。朝鲜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朝鲜一旦觉得中国坚定地表达无核化的立场，其立马会缓和姿态，为之前的错误行为作出“检讨”。同样，在中国开始对朝金融制裁之后，美国也放出了缓和的信号。在朝鲜5月18日发射疑似短程导弹之后，五角大楼20日认定，“朝方发射活动虽然可能被解为读挑衅行为，但不一定违反国际义务”，朝鲜半岛眼下局势与前段时间相比“不算紧张”。

　　(三)中美合作稳定朝鲜半岛的具体路径

　　解决朝核问题大致有这样几个目标定位：最低要求是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更高目标是朝鲜重返国际原子能机构，逐步销毁核设施，实现半岛无核化;最好结果则是朝韩真正实现和解，朝美关系正常化，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繁荣。中美合作的力度和时间会决定朝核问题的解决程度，中美两国都有各自的可选择方案。

　　对中国而言，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对朝政策：

　　第一，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因此，中国必须与韩国、日本、美国三大国的协调，做好稳定半岛局势的心理准备及战略谋划。 中国应变“周边外交”为“亚洲外交”概念，融入亚洲经济体系、稳定亚洲区域安全，塑造在亚洲的领导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中日、中美有冲突，但中国不妨考虑呼吁或者主导设立包括中、美、日、韩四国在内关于朝核问题的秘密对话渠道，包括多层次二轨交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资深记者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称，解决朝韩冲突的长期办法就需要相关方举行高层级的秘密对话，旨在向中国政府保证：如果朝韩南北统一，中国不会在其边境面临核武装备的美国盟军。

　　第二，中方对朝鲜发出明确信号，支持朝鲜的改革，不支持军事冒险政策。当前，中国要支持朝鲜迅速从“核危机国家”转型为“和平发展国家”。朝鲜的稳定是中国东北亚政策的基石。中国要通过对朝鲜的经济项目的参与投资，促使朝鲜向中国一样经济改革，促使美日韩对朝鲜开放而不是对朝鲜封锁和制裁。

　　当然，这个信号应该有另外一层含义，也就是当朝鲜进行军事冒险的时候，中国适当加强对朝制裁。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制裁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03年对朝进行的一个月的石油禁运措施就促使朝鲜参与了六方会谈的谈判，这与韩国的“阳光计划”效果截然不同。 从当前局势来看，若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则是两国都应坚守的底线。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希望中国作为一个不挑战其霸权的国家承担稳定东北亚地区的责任。落实到朝核问题上，中国可通过对朝进行经济制裁、加强两国政治互动等方式对朝施加影响。

　　第三，中国可通过对韩经济合作、政治对话拉近与韩国的关系。中韩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减弱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还能将朝鲜拉回正常的轨道，让其既没有借口也没有机会通过核试验引发半岛紧张局势。同时，朝鲜若意识到中韩关系越走越近，则没有机会利用“核牌”从中韩两方渔利。但从短期来看，对韩国来说，中韩关系的友好并不能让位于美韩同盟。2014年4月，奥巴马访韩，两国首脑发表了共同声明，主要内容是“韩美对完全、可验证、不可逆地和平实现朝鲜无核化拥有坚定意志，双方强烈要求朝鲜不要进行违反国际义务和公约的挑衅，中止一切危险行为”。 解读这段声明，一方面，美韩已认识到通过武力的方式迫使朝鲜弃已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在中国对朝没有采取实质性施压措施之前，美韩需坚持对朝强硬态度。

　　第四，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仅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朝鲜对中国毕竟具有重要的地缘位置作用。从更长一段时间看，若想要朝鲜逐渐实现弃核，有关各方必须保证朝鲜的主权与安全，但美国视朝鲜为有威胁的“极权国家”。因此，这就需要中国在处理与朝鲜关系的时候更注重引导其实现国内经济逐步改良，使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不仅有利于朝鲜国内政局稳定，也有利于中国在未来的朝鲜半岛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美国而言，美国应该做一次整体对朝关系评估。奥巴马政府坚持“一揽子解决”，即只在朝鲜弃核完成后再给丰厚补偿，避免朝鲜“收钱不付货”;重提朝鲜必须“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弃核，防止朝鲜“一女多嫁”;不与朝鲜进行双边实质性会谈，防止分化国际反核扩散统一战线。美国对朝鲜的担心是必要而且可以被理解的。但是美国应该考虑如何把《朝鲜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协定，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关系。朝鲜在乎的是美国对尊重朝鲜的自主权和尊严的尊重，作为放弃敌视政策的第一步，美国可以考虑在危机过后的某段时间里， 效仿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与中国交往的经验，在遏制朝鲜的同时，释放部分积极信号，甚至可以考虑从解除对朝鲜制裁措施开始，逐步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同时认真研究在朝鲜建立联络机构协调政治对话的可行性。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朝鲜，而是两难选择之下代价最小的可行方案之一。

　　美国重新审视其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应将加强与日、韩军事同盟和解决朝核问题分开而论。对美国而言，这两者确实难以分开讨论，因为两国建立同盟的目的就是共同抵御威胁，而朝鲜进行核试验不仅对韩国安全造成威胁，对美国也是一种挑衅。但事实证明，联合日韩共同解决朝核问题只会迫使朝鲜采取更加极端的反击措施。2014年4月26日，奥巴马访韩，两国探讨了美国向韩国移交战时做战指挥权的时间。韩国国防部指出，韩美决定再次推迟移交时间主要考虑到了朝核与导弹威胁，以及朝鲜金正恩政权对于美移交作战指挥权可能会做出的错误判断。从美韩的态度来看，奥巴马政府仍旧没有从联合韩国对朝施压的模式中转变过来。在2014年3月25日，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中，奥巴马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三国的紧密合作给平壤了带来了这样的信号：它的挑衅和威胁将会得到这三国的一致反击，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安全保护是坚定不移的”。 这并不利于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达成一致。

　　第二，“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也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美国短期内优先解决的应该是“核问题”。因此，对朝制裁的目的应该是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而非影响朝鲜国内正常的经济活动与人民生活稳定，也并非通过武力推翻朝鲜政权。奥巴马在2014年4月访问韩国时提出，支持朴槿惠总统在德累斯顿宣言中所提出的“以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统一”的构想。 美国政府这一表态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其开始将朝鲜“核问题”和“政权问题”分开解决：在对待朝鲜进行核试验方面，美国表明其坚定的反对态度;在对待朝鲜政权变更方面，美国支持由韩国主导的和平统一。从这点上看，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双方都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统一。中美两国目前都分歧之处就在于以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两国在朝核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立场，实现合作共赢，间接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落实。

　　应当注意的是， 韩国在中美政策调整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中国对韩国经济影响日盛的情况下，美国希望通过签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来“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平衡中国增长的影响力。”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性心理。面对美国在朝鲜半岛持久的影响力和它继续留在韩国以抗衡中国的政策意图和相关行为，中国对美同样展现出竞争性的回应态势。中国通过与韩国频繁的政治互动、迅猛的经贸交往和直接的外交晤谈来发展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增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抵消美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展望未来，由于韩国需要美国的协助来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与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再加上韩美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和韩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美国会始终保持对韩国的强大影响力。而中国与韩国巨大的经济联系、中韩间的地缘条件和文化纽带、韩国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对朝鲜半岛统一的发言权，使中国对韩国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总体而言，很难断定中美在争取韩国的竞赛中谁更占优，这可能决定了中美在韩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上的竞争态势会一直进行下去。

　　五、总结

　　中美关系在跌宕起伏之中还是实现了总体向上的发展趋势。有学者将其归功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恪守底线，不因个别矛盾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二是“和而不同”，即在和平相处的同时坚持本国的发展路线，不在持续合作中丧失自我。

　　在战略角度，虽然朝鲜半岛硝烟弥漫，但南北双方还不至于马上兵戎相见，而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没有达到冷战状态。美国方面不会轻易发动军事攻击，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不会和朝鲜“结盟”，“对抗”美日韩，重回“冷战”时代。

　　中美两国应该审视各自对朝政策的不足之处，借鉴两国在解决其他问题上的经验，将朝核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大框架视角下寻找新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为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向。所以，中国应在对朝施加影响以及加强与韩国对关系上做出努力;美国应将朝核问题与日韩同盟、朝鲜政权问题分开对待。这样，中美两国才能在既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又能尊重对方在东北亚地区的诉求，实现两国的合作共赢。

　　总之，东北亚可以说是中美两国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其牵涉到美日、美韩同盟，中日、中朝、朝韩关系，每一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中美关系发生改变。若中美两国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以解决朝核问题为突破口，则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经验将会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树立好的典范，为中美解决其他矛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来源时间：2015/2/5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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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哲  来源：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华民族之复兴，并不是要回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其全新境界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建设应该包括三方面具体内容： 一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讲述中国梦的探索历程，解释为什么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二是从中国融入世界角度，说明中国梦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但它并不排斥其他文明成果，相反，中国梦呈现一种包容的精神状态，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努力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的真挚愿望;三是从中国梦的应有内涵来看，中国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承载了中国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沉重使命。中国发生的深度变革，是紧紧围绕十八大确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展开的。通过顶层设计，中国将从道路选择、理论体系、制度文明等方面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以确保法治中国、市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总目标的落实。

　　从中国软实力建设和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梦不仅是一种有形表象和国家行为，更代表着一种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中国梦的提出，使中国外交的发展动力有了从“外需”到“内需”的根本转变。 中国梦对中美关系意味着机遇和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美和而不同与包容互鉴的相处之道，这对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一、中国梦与中国软实力建设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也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从内涵上来看， 中国梦首先意味着中国将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梦的提出， 更加具体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和路线图以及时间表， 即在中共成立100周年时的2020年要实现中国的小康社会，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要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在有关中国梦的世界对话讨论中，不少观点集中在如何加强并借助国际媒体进行传播，通过国际公关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梦的内涵等技术性思路，缺乏从软实力内在形成的逻辑角度对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遇到的国内、国际障碍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鉴于仍有不少外国评论特别是美国评论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提出种种质疑，一些人偏爱把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民主能否也能在中国制造”抱有很大疑问。我们必须对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素即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持更为坚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在不走老路、邪路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坚持渐进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信条和民主体制，逐渐削减自身的“软实力赤字”， 综合保障实现中国梦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即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正进步。而要提升中国梦的世界吸引力，我们必须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同时推进国内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换言之，中国首先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稳步推进国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的建设。

　　众所周知， 软实力是“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 其来源有三个主要的方面：“对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在国内外所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的内容理解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进一步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不仅包括依靠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和商业等手段来创造出无形的影响力、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能力的提高， 还要包括通过整合国内政治资源，改造政治体制和优化外交手段的方式来提高中国民主模式的吸引力等关键内容。

　　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有形表象、精神内涵和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总体评价”， 我们不能忽视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因素， 也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

　　毋庸讳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对华政策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民主情结”。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大打民主牌，令中国十分被动。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些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辩论。具体来说，这些国家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中国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持有怀疑和偏见。以美国为例，从两国交往之初传教士希望中国基督教化，到新中国成立引发美国国内“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再到美国对“六四事件”所作出的过激反应，均可窥见美国力图按照自身的想象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当前，美国国内对中国国家形象争论比较多的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也会面临“民主问题越来越缠绕中国”，“人权问题也不可能长期回避”等敏感议题。 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上。

　　仔细分析，历史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民主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其自身价值观出发,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当今时代，各国并未形成对民主的共识。就民主的实践形式而言，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各自的模式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由于历史经历、国情等不同，对民主的理解和采用的实践模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以自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视中国为不民主的国家，试图以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来评判中国的民主，这无疑体现了民主的话语和制度霸权。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争端至今仍在继续。尽管中国以自己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而奋起反击，但在人权话语基本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家形象无疑受到了损害。

　　二是这些国家从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假设出发,把中国视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民主和平论的潜在逻辑是，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联的。对内不民主也会导致对外诉诸武力。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不“民主”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因此成为了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曾经在西方喧嚣一时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要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冲突才可能消除，“要使中国知道北京需要顺应它自己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只要它奉行的政策要经过真正的审查和辩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威胁就会减少。”

　　三是借台湾和香港的民主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和平演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确实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它是与台独活动步伐紧密相连的，客观上给我们作出精确客观的判断制造了困难。例如，到今天为止，仍有很多国外政客认为台湾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相反,中国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行动则被说成为“专制大陆”对“民主台湾”的威胁。

　　西方国家对华外交民主牌的第四个方面是批评中国支持国际上一些独裁政府。

　　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就相对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同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对称现象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发展中国家，这是新中国外交几十年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坚定原则。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在政治制度领域也同样处于发展中状态，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与这些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交往难免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政策发生冲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即使那些在美国眼中被视为独裁、无赖的国家，中国也不愿将人权、民主等别国内政作为衡量是否与之交往的标准。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它们发展双边关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此评论说：“中国人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是不介人任何武装冲突，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 中国这种带有“务实”色彩的外交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强烈不满。 这些国家指责中国为了自己的能源或战略安全与伊朗、苏丹、朝鲜、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家进行经济或传统领域的合作。由于这些国家大都是美国处心积虑改变政权、实施“民主输出”的对象，中国便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替罪羊，被指责为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和“独裁国家”站在一起，成为世界民主化的“障碍”。例如，一位学者就认为“中国在作出有关其盟友的决定方面并不优先考虑人权。北京的援助和贸易支持了缅甸和苏丹的残暴政权，使它们能无视西方制裁，此外，北京据说帮助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实力可能损害美国最重要的利益之一: 传播民主。”

　　中国政府在与那些正在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国家打交道时越来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做法。2006年5月，中国外交人员曾表示，希望赞比亚总统伍瓦纳瓦萨举行的民主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如果各项条件得到满足，中国将免除赞比亚拖欠的两亿五千万美元债务。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希望另一个国家的选举自由公正，也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程挂钩。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森认为“这一行动看来的确显示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向，即在非洲把民主和经济活动挂钩。” 美国学者的看法也许代表了他的一种主观愿望，中国政府不会从总体上改变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最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同样担心，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软实力来吸引其他国家，从而抵消西方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影响。例如，数年前有关“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引人注目。 乔舒亚·库兰茨克曾在《新共和》上撰文指出，“也许最重要的是，北京希望将其自己的社会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带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像美国在历史上致力于——至少在口头上——传播民主一样。” 《时代》周刊前涉外主编乔舒亚·库珀·拉莫也担心，“中国正在实行一种增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并向国外推广其发展模式的外交政策，”发展中国家“遵循中国模式可能阻止民主化。”

　　应当确定的是，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到世界上去输出自己的制度。“在中国，最多有济弱扶贫的公平思想，从不会有先进启发后进的心理负担，更不会有美国那种推动对外文化改造的冲动。” 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因为“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考虑，中国在今后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交往过程中，必须就民主问题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不管是对华遏制派还是接触派,都希望能“有一个促使中国政治变化的干涉主义议程”， 同时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朝向西方民主要求的方向演进。

　　民主已经成国际社会舆论的主流，中国只能适应，不能回避。通过推进民主转型来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国内民主转型是决定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关键

　　提升软实力要求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中国民主转型首先是国内民主转型，只有国内民主转型，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说，国内民主转型决定着国家形象的成败， 是中国梦能否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

　　其实， 当今世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 早已“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而被赋予了一种道义感召力和软实力效用。因为各国历史迥异，国情千差万别，民主概念在内涵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在民主问题上尚未形成制度、文化和实践上的共识。 但是，如果较为广泛地把民主定义为多元复合存在的国家形式，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与精神状态的协调统一，那么，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国内政治建设必将更多地强调民主建设;而以“和平发展”为指导原则的中国外交也必将进行新的民主转型。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国家形象才能是一个更为成熟的、更为世人广泛认同的民主中国形象。

　　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世情”、国情所致。所谓“世情”，是指作为一个开放了的文明大国，中国决不可能也决不会置身于世界民主潮流之外。作为“后发型”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借鉴早发型民主国家的“他山之石”， 继续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中国以正面姿态进行的自身民主建设，也可以不断推动全球民主事业的发展。所谓“国情”，是指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国内人民对政府角色提出的要求， 同时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向世界加以说明。“发展第一”要求中国对外政策服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如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等等，要求尽可能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要求中国外交同样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外部环境。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回应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三解现象”，即，国内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不了解”;国内外人士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误解”;国内外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解”。

　　大力发展国内民主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塑造， 有利于充实中国梦的内涵。这是因为，“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 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 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吸引力问题。 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西方民主模式;二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模式的特殊性;三是如何增强中国民主的吸引力。中国的基本主张是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亦即中国不反对西方模式，也不强调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民主对话和民主协商。

　　应当说，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强调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尽管这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1980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就强调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我们既不赞同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的制度，也反对别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中国。他认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 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告诫我们：在西方民主话语占据霸权地位的现实情况下，与之争论并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被动的消极防御也不是长久之计。要使人权和民主外交从外交清单中排除出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加强自身的民主建设，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在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方面，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胡锦涛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一直被全球华人媒体频繁提及。中国自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是中国增强国际地位、吸引世界目光的软实力之所在。又如， 在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还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由来、中国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主要特征。该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指导原则。

　　近年来，我国执政党多次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些政策主张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民主集中制等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根据俞可平先生在《增量民主与善治》中确定的评价中国民主的15项标准来看， 中国在包括法治、公民政治参与、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基层民主、民间组织状况等诸多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在发展的。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改动态﹐无论从制定政策的程序上看﹐还是处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整治国内形式多样的腐败现象﹐中国在政治运作上都表现出从“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转型的特征。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在决策上比过去更加周密谨慎﹐更加注重细节﹐更加以更踏实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尚处在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但毕竟在朝着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在前进。

　　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具体国情， 不应该是本国专制落后的历史传统遗迹， 因为它天然就是国家推动现代化的大敌。 社会主义永远不应该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 恰恰要不停反省、不停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 不停地实现自我变革。无论历史多么悠久， 成就多么辉煌， 仍然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正进步当做第一追求目标。

　　总之， 中国梦虽然是民族梦， 但它坚定反专制传统， 坚定追求和平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成果之外的“另类”， 而应当是结合中国实际兼容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 中国的使命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以宪法为根基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在笔者看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民主”的具体落实：一是由人大制度展开的、事关行使国家政权的“人大民主”;二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三是以政协、多党合作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为主要内容的、非行使国家政权的“社会民主”。三大民主分属于“国家”、“执政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们互有区别，又紧密相关。因此，从总体上讲，三大民主应当同时推进、互相促进，以达至整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软实力战略呼吁中国合作型外交的民主转型

　　中国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必将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以历史眼光传承和平发展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需要，不断寻求扩大与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参与更多世界事务治理。而在实践中，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特征对中国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外交指导思想变化的标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转型有三个阶段：第一次转型是从屈辱外交向革命外交转型;第二次外交转型是从革命外交向和平与发展外交转型;第三次转型是从和平与发展外交向总体合作型外交转型，其中民主外交可以说是我国总体合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外交与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紧密相关，经历了从激进到务实的两次整体转型。在前两次转型中， 民主因素虽然未被突出强调，但也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开始了第一次转型。当时，毛泽东确立了外交三原则：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 这个方针确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因此，中国不得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两大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斗争。基于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中国外交开始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而“输出革命”。

　　实践证明，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直接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被动和孤立。 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局面直到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武装冲突等事件之后才得以调整。“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反苏统一战线”战略,使中国最终放弃世界革命的外交目标，开始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完成的，其突出特点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外交政策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中国外交趋于务实化。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再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人”，而是提出判断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开始注重经济外交，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即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例如，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改变过去的“‘一条线’战略”。 198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再次重申，“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是中国外交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表明中国的国家定位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到建设性国家的转折。

　　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一个国家的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 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地实现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大转变。回顾大陆与英国和葡萄牙处理香港、澳门问题;与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合作共识;大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货币问题上的表现;大陆对朝鲜半岛的长期政策和参与多边对话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大陆对原东南亚国家反政府游击队的政策改变等事例，就可看出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更加鲜明，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更具理性色彩。这次转型也使中国进一步明确了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原则。中国政府摒弃了孤立发展的旧有外交认识，确立了对当今国际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的利益格局的新外交观念。正是在“共同繁荣、共同合作”的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坚定地与国际社会一道，开始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比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远为机敏和出色”。 今天，中国在推动国内民主建设的同时，外交上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民主转型。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民主外交是民主内政的自然延伸， 另一方面，民主外交也是融入全球化后软实力战略的需要。

　　假如说“民主外交”将促进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话，那么这次转型传递出的积极信息，就是民主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影响的逐步上升，中国的民主风格和国家特色必将引起世人更广泛、直接的关注。

　　具体来说，中国外交的民主转型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外交价值原则上，中国要高举民主化的旗帜，进一步明确新的加强与全球合作的“民主外交观”。在提出“中国梦”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参与全球治理的梦想，也是一个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梦想的同时， 中国应该坚决落实“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开展外事工作”， 强调国内民主政治建设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双重统一，以求达到内谋“和谐社会”、外求“和平发展”的新境界， 向世人说明一个道理， 即在实现自身梦想的进程中，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努力，拓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进之路，将“中国梦”赋予更丰富的国际内涵。

　　二是在外交体制上，中国要逐步推进外交社会化和多轨化，大力加强与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网络的联系。

　　长期以来，本着“外交无小事”的原则，中国外交决策的权力高度集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外交决策都由领导核心、集体领导团体、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此种体制性的缺陷随着中国对外关系领域不断拓宽和外交事务的复杂化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日益繁杂、纷纭错落的外交任务令外交机构应接不暇、日益增多的机构对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协调工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市民社会领域国内外互动导致外交部门事务繁重等等。

　　应当说，中国外交内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分正在逐渐提升。例如，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协办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就曾经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协办”，中央充分地利用了上海的积极性和地方政府的资源。还有“博螯亚洲论坛”等活动，都是地方“协办外交”的积极成果。正如一位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欧盟官员所言：“中国正变得开放和自信，能够在许多敏感问题上坦诚地与欧盟对话，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进步。”

　　但是，外交社会化和多轨化是当今外交发展的新趋势。20世纪外交民主化的过程，显示出“外交从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概念转变，这种转变也要求对外交的公开解释和开放，尽管这增加了外交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外交都不可能置本国和他国民意于不顾，“无论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还是在重大危机时期，都要充分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立足于本国民众可能的反应，也要尽可能考虑其他国家民众的反应”。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就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表达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关注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意识。这是近年来所出现的可喜现象。” 现在，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评议等渠道发表自己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学者和思想库对外交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大众对外交议题的控制和参与方面，中国外交部门也开始主动回应公众对外交的关注。近年来，外交部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共外交处，以处理国人对外交的关心。“走进外交部”等活动还让公众了解过去被抹上神秘光环的外交实质，赢得了公众对外交工作更多的支持。

　　三是在外交运行上大力加强法治化，提升外交为民和外交人性化的地位。

　　国家作为人民的最基本的保护者，外交以人为本应在情理之中。 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交更加明确了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外交工作要惠及全体人民的宗旨。与此对应，中国外交正在转变为全民外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加强领事和侨务工作，依法维护我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例如，目前中国在外的华侨、华人约有3000多万人。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天平开始向民间事务倾斜。中国外交部在2000年曾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国公民在国外旅行、工作、学习或居留期间，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006年5月，这份《指南》得到修正，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中国外交部在涉及中国公民的国际纠纷上，反应越来越迅速，处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外国仅设了7个领馆，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仅有3个。现在，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外国在国内设立的领事机构有79个，在港、澳地区设立的领事机构有118个，中国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约有140多个。中国的外交官员们投放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处理民间事务，而抽象的“国家利益”也开始具体转化为公民与企业的利益。 从外交部长同网民交流、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中国留学生伤亡事件、在英国海滩非法移民遇难事件、中国公民在利比里亚危机中撤离、哈萨克斯坦泥石流中国人遇难、以色列亚辛遇难的中国公民安全问题、苏丹中国工人被绑架等等事件中都突出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关心。在所罗门群岛骚乱为代表的数次危机中，中国外交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让华人华侨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温暖。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人与人、心与心交流的涓涓细流，跨越着国度、信仰、文化的界限，滋润着中美友好的参天大树。” 只要中美共同努力，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心灵沟通之桥，让两国十几亿民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中美人文交流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两国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四、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国内民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协调推进

　　中国梦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同时推进国内民主和外交转型，适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 民主内政与民主外交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国内民主建设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在”基础，而国际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则是中国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外部条件和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主张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特别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而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

　　1992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概念，指出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上的事情要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997年江泽民出访非洲六国、 2000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的谈话、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2003年江泽民的新年致词中都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这一主张更加成熟。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这一主张的核心内涵时， 特别强调：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国的主张适应了国际潮流。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指出，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次上考虑民主的原则关系重大，在各种共同体内部，在国家内部，在国家的共同体内部，都是这样。作为能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具有参与性和较少权威的社会的一个过程的民主化概念既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国际。

　　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就必须实现外交角色的转变，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而努力。中国积极全面参与塑造新的国际机制这一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扩散机制以及各种人权公约，中国在不断学习国际规则、学习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外交问题。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3年积极斡旋推动召开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等，都说明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由积极参与，发展到积极推动和带头筹建多边组织或机制。

　　中国遵守现有的大多数国际规则对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通过广泛参与地区及全球性国际机制，创建部分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审慎而精细地进行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正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赢得称赞。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愿望在增加，中国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在增强。 这些都成为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以说，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树立了“温和而坚定”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做法， 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

　　笔者认为，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内民主的共同推进方面，我们应该更加明确以下几点方针：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其内容不仅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还包括不同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平等，同一国际组织内部不同主权国家间的平等，跨国利益集团或国际组织摆脱某些大国的控制进而要求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努力，以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对独立趋向，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寻求全方位的途径，调动国内各种资源，为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

　　第二，要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把握国内政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两个大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扩大了国际政治的行为体范围，各跨国利益集团的活动正形成一种独立于国家体系的全球市民社会，它们都是积极的民主化力量。我们必须明确，国内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国家的民主化不是国家间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没有国际民主的进步，也就没有国内民主的巩固与发展”。

　　第三，要认识到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汉斯.摩根索不赞成将人权、民主等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掺杂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去，认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考虑应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约瑟夫.奈则在《美国为什么不能独断专行》中强调“促进民主也是一项国家利益，是软实力的源泉。” 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一个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最突出的挑战在于如何认识民主输出问题，如何认识跨国民主实现的可能性。片面迷信“世界主义民主”的构想，认为21世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公民拥有多种公民身份的世界，民主必须允许公民参与、适应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进程和流动，并对公民负责的看法是不现实的。从世界实践来看，输出民主或使民主跨越国界是困难重重的，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国内民主模式向国际政治领域延伸时的不适应。 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建立“适应性民主”的艰巨性。 对此，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强调自己的原则和国家特色。

　　五、结语：中国梦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2013年6月初，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系统全面阐述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种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发表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演说时反复强调，“我们寻求与中国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赖斯使用了中国的原话(新型大国关系)，但她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信息——实际建立(operationalize)。

　　中国梦的建设与中美关系未来息息相关。不论是从中国国家形象发展战略的宏观定位高度，还是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具体操作实践的角度，我们或可考虑有意识地将饱含人性的“中国梦”与咄咄逼人的“强国梦”脱钩，并将前者作为一个跨文化交流平台，实现中国、中国人、中国梦想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重塑。

　　笔者坚信，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民主外交的转型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制度革新而非对他国主动的公关活动，任何外在的强制都无法真正赢得尊重和认同。中国下一个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的塑造不是简单的“面子工程”，中国的发展需要实实在在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软实力的建设与中国的国内民主建设和民主外交转型密切相联，但其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将民主的体制、信念和价值观纳入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要想在与民主相关的诸多外交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进一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赋予民主以自己独特的内涵和解释，并力求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例如用中国的实践来说明民主的理想和现实，民主的实质和程序，发展中国家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等。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要求我们在政策上的论述必须要有政治实践上的创新行动相呼应。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体现了中美两国需要合作、避免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老路， 而且对中国内政外交转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方面， 我们期待中国拥有更多政治智慧和敢于担当的改革勇气。

来源时间：2015/2/5   发布时间：2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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