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MP_南華早報 来源：新浪微博
那份被中国监管当局定义为“不具法律效力”的白皮书引爆了阿里遭遇的第一次集体诉讼，目前已经有7家美国律所和1家中国律所介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检察日报则刊发报道，披露修改淘宝网上买家给卖家“差评”的利益链，其中有公安系统人员涉案。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52
项安波: 中美经济谁领风骚
作者：项安波 来源：今日中国
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稳步复苏，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依然独领风骚。在全球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且不均衡的态势下，中美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这使得“中美经济发展谁更成功”这一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被广泛关注。根据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近5年的季度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表现均很出色，中国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升；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并孕育、产生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比较中看优势
2014年，中美两国仍分别占据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预计中国GDP较美国的比率将超过55%。从最近5年的季度GDP统计来看，中国季度GDP较美国的比率稳步从2010年一季度的37.5%上升到2014年三季度的57.8%。中国近5年的季度GDP增长率平均约为美国的4.24倍，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12%逐步下降到7.5%左右，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探底”进程；而美国经济增速逐渐企稳在2.3%左右。中国季度GDP增速较美国的比率从2010年一季度的7.57％下降到2014年三季度的3.11％。
从进出口来看，美国的进出口相对平稳，是逆差国；受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贸易逆差环比下降。中国的进出口较美国有一定幅度的波动，特别是出口波动的季节性明显；中国是顺差国，且2014年再现巨额贸易顺差。
从工业生产指数来看，相较而言，中国处于高位，且有较大幅度波动；美国基本稳定在100左右，且波动幅度较小。
从FDI来看，中国相较美国的差距很大，虽然近年中国的FDI增长很快，但仍然不到美国的1%。如果以FDI为国际影响力指标，说明虽然中国国际影响力在快速上升，但相较美国而言，仍然有很大差距。
从失业率来看，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其失业率稳步从2010年一季度的9.8%下降到2014年三季度的4.1%。中国的失业率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4%左右。
从股票市场表现来看，中国要优于美国。在2014年，美国SP500指数上涨了14.69%、纳斯达克（NASDAQ）指数上涨了14.3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y Average）上涨了8.403%。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0.01%、深证综合指数上涨了 40.68%。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整体形势相较其他经济体还是不错的，如中国的单位GDP吸纳就业人数在上升，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在下降；财政收入2014年实现了8%的增长；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发展的结构在优化、质量在提升。美国的经济强健复苏，结束了为期2年多的QE2，已摆脱危机，消费者信心达到7年来新高，PMI指数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就业情况在持续改善。
从经济增速来说，中国仍然高于美国，但两者的差距幅度在收窄。从经济增长质量来说，中国在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保障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美国的经济复苏稳健有力、通过创新而涌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出现，两国各有千秋。从经济发展后劲来看，美国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有不少不确定性或隐忧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持续创新加以解决。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会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格局，鉴于两国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中美两国有必要求同存异、管控分歧。这既事关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均衡和稳定性，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两国在双边投资协定（BIT）、信息技术协定（ITA）等方面应会取得新的进展，在能源、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应会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能保持较好的态势，首先在于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民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中国不但在过去积极主动地与全球经济融合中获取经验和资源，而且迄今仍然有一定后发优势。第三，中国过去的地区间竞争激发了经济增长活力，同时又拥有一个有层次、梯度化、巨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形成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第四，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组织协调能力，在过去30多年实施了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在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依然能主动而富有成效地实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此外，传统文化、社会组织与政治稳定等其他因素也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取得成功提供了保障。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
相对于美国巩固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而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隐忧更多、不确定性更大。如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速率在下降，这些结构性问题都表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其中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恰当控制和过度干预。地方债、资源环境约束、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等长期存在的顽疾，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加以改善。此外，还要高度重视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可能的影响，如由于不公平等因素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迟滞经济发展，甚至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等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适应“新常态”并以“新常态”思维指导中国应对复杂经济形势，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主流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关键在于确立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形成以创新为主的新经济增长动力，同时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或区域性风险。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的中高速增长，将更多地以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作为发展主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项安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5/2/2
旧文章ID：1751
谢孟哲: 中美气候声明需要绿色金融支持
作者：谢孟哲 来源：FT中文网
日前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可能为2015年巴黎国际气候大会带来突破性进展。声明中的实际数字十分重要，因为治理气候要依靠控制碳排放量，而非笼统的政治决策所能完成。但中国愿意设定碳排放量上线的信号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如此一来，奥巴马总统便能够在国内宣传国际减排行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便有机会提高美国的减排目标，进而推动全球各国签订一份宏大的气候协定，将气候变化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但解决气候问题还存在一个重要症结，那就是资金。根据国际协商，发达国家出于历史责任应该承担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不迟于2020年，全球每年应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治理气候变化。但自协议签订，各国就对这项内容争论不休。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从公共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实现该目标。而发达国家则希望从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共同筹资，并且希望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出资；并强调与气候相关的投资能给双方带来就业增加、健康改善和城市环境提高等益处。
资金的确是达成并按照科学预测的时间和范围实现协议的基础。毫无疑问，富裕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尤其是在支持贫穷国家（比如一些小岛国）适应气候变化上。而以美国在澳大利亚20国峰会上做出的25亿美元承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承诺，则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1000亿美元的目标不过是一种安慰。首先，这个目标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是因为经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经济紧缩的压力，正在艰难应对国债和缓慢的经济增长。说它小是因为，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体经济稳健发展、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向低碳方向转变并适应气候变化。
其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全球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一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融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指出，为实现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各国必须为基建、医疗、教育、能源使用、性别平等，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缓解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财产提供充足资金。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缺口达2.5万亿美元，中小企业信贷缺口达2.5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达3.5万亿美元。而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是主要的就业提供者。
再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都来自本国，不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领域。南非能够成功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多亏国内的经济支持，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了80% 以上的资金，国内能源消费者则负担了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金。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从2004年的4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726亿美元，占全球总额近一半；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自2004年以来共投入 2330亿美元。其他较小的、贫穷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包括受优惠政策吸引的投资和私人投资；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成了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
为可持续发展各领域提供资金不仅需要政治承诺，还需要有将宏观金融体系（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机构）与社会和环境风险和机遇结合起来的决心。当今金融体系并未实现这一点。虽然早有警告表明自然资源投资和碳密集型投资的价值会因技术、政策、灾害性天气事件和公民的选择而降低，但这些投资依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过去两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体碳排放强度增长了37%。清洁能源投资虽然在过去十年有所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全球每年只有0.01%的投资专用于绿色基建。今年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400亿美元，可谓前所未有，但评级机构才刚刚开始考虑气候问题给国家主权和企业债务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机遇
中国正在成形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自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及早将气候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纳入到金融政策、规定和标准中，而不用像经合组织成员国那样在很久之后才重新将这些问题纳入到金融框架中。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联合国研究项目”）一道，建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这是一个为期2年的国际项目，旨在探究如何将金融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工作小组的成员包括政府各部委、金融监管单位、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研究机构；工作小组将于11月18日在人民大学召开高层研讨会，讨论在过去几个月中探索出的一系列行动建议。建议包括将信用评级与环境风险相结合，发行绿色证券，引入环境指标，在资本市场中引入相关标准和公开资料的规定，以及进一步开发由银监会制定的绿色信用准则。
联合国研究项目为工作小组提供了充足的国际信息，与小组共同分享孟加拉国、巴西、欧洲国家、南非和美国等的先进经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开了类似进程。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正在严格评估保险业中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孟加拉国中央银行以优惠利率为市场提供绿色再融资；南非的养老保险法鼓励受托人考虑投资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已着手将环境风险纳入主权信用评级中；国际上正在计划为企业的“综合报告”建立标准。
中国央行和联合国研究项目联合制定的这项计划是中国众多绿色金融计划中的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在过去的两年里，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研究项目携手合作，不断探寻绿色金融的政策和管理办法，新建了多个绿色金融研究平台（包括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展开的政策讨论），其中一些研究平台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包括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帮助下成立的特别小组）负责。
此外，在多所一流大学中成立了多个中心，包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和经济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最新成立的、即将在人民大学启动的生态文明金融中心。
任何一个气候协议若想实现真正运转，就需要一个反应灵活的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中国正在思考对策；国际社会也逐渐认识到，将金融体系和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不但能够改善环境问题，还能有效提高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为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中外对话(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来源时间：2015/2/4 发布时间：2014/11/21
旧文章ID：1750
王缉思：塑造中美日三边关系，少一点澎湃又何妨？
作者：王缉思 来源：共识网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视野中，没有比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更为引人注目的题目了，而美日关系大概是影响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因此，“中美日三边关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我想，当下从学术上探讨包括中美日三边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最需要的不是媒体连篇累牍的关注，也不是理论框架的完整、论证技巧的高超甚至信息的完备，而是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立场，在掌握历史背景和(在有条件的时候)参与实际政策研讨的基础上，追索表面言行和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这里且谈谈我的几点感想。
第一个感想是战略谋划的主动性问题。我们在政策研究时往往使用“(我国的)对策”的提法，让我不禁联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俗语。按照制订“对策”的思路，似乎我们应当先把对象国(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研究够，琢磨透，然后再提出我们的“对应方针和措施”。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把对方放在主动地位、把自己放在被动地位上。
在一些国内研究者笔下，美国(一定程度上还有日本)简直是太有心机、太有盘算、太有谋略了，几乎时时处处在给中国挖经济、政治或安全上的陷阱。中国专家学者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刻画分析，往往比美国人自己写的著述更全面、更有逻辑性、更富前瞻性。其实，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在费心思地琢磨、揣摩中国的长远意图和战略谋划。他们写出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分析文章，也往往比中国研究人员的“对策”报告更全面、更有逻辑性、更富前瞻性，让中国读者发出“但愿我们有如此完备的战略”的感慨。有意思的是，在中美日三国的媒体和著述中，经常可以读到一些评论，指出对方国家的政府在外交上如何老谋深算，而本国决策机构却如何短视、被动甚至无能。
依本人拙见，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是确定本国的核心利益，判断自己的国内外整体环境，掂量自己的相对实力和手段，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国际行动。一个政府的国内战略同国际战略不同的是，前者对自己的国情了如指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国内资源，计划自己在规定时间内想做的事(比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后者则只能对外国情况有所了解，却无法掌控外国资源，也难以了解外国的决策过程和图谋，因此无法完整设计自己想做的事，更无法设定做这些事的时间表。即使是美国这个据称最精于战略谋划的大国，作为冷战后惟一超级强权，也无法事先谋划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以后的“反恐”战争等等。它都是在发生国际重大事件后，根据当时条件做出重大战略反应和决策的。
因此，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中美日等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针对对方的行为、声明和政策基本上是互为因果、“一报还一报”的循环往复过程。自己的“忍无可忍”、“防守反击”，在对方看起来却经常是基于某种长远战略图谋的“主动挑衅”。
比如，中国同几个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近来有所激化，于是中国一些观察家判断，是日本等邻国想在中国将强未强之际，拿美国当靠山，在领土问题上占中国便宜;美国则是不甘衰落，为维护“老大”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挑动邻国同中国的矛盾，从中渔利。所以，中日争端也好，中菲矛盾也罢，无非都是美国在背后捣鬼。中国一定要痛打这些“坏国家”，有朝一日国力强大起来，更要反击美国。
但是许多外国评论家却断定，是中国现在自恃强势，趁美国眼光向内、缩减军费、无暇顾及东亚之时，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各个击破，达到震慑效果;中国这样做的长远目标，是把美国挤压出亚洲，在周边恢复帝国势力范围。这些外国评论家的建议是：“老大”美国不能走，必须拉上小兄弟，一起“抵御”日益强势的中国。
这种互疑、互动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两国评论家各自用上述逻辑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结论都是：对方的挑衅是基于某种战略图谋的，自己绝不能退让，否则一退再退，满盘皆输。
作为中国专家学者，政治立场当然不能丢——钓鱼岛是中国的。但要从学术上去分析因果关系，预料前景和结局，以至提出政策建议，就必须知道对方的视角、逻辑和论据，充分摆出事实，做出冷静全面的判断。
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预估本国所采取的行动将会造成的对方反应和事件后果，从而制订几种不同方案，争取主动地去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而不是仅仅根据揣测，断定对方的意图，考虑采取什么“对策”或“应对措施”。要知道对方的视角和逻辑，就要同对方有所接触，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也不能只有“隔空喊话”，而是要保持敌对双方的外交接触和某种私下的人员沟通，以防止局势失控。
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和行为，对它们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是可以施加影响的。
第二个感想涉及战略目标。加强对美、对日战略谋划的第一步，是想清楚中国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和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以及一个什么样的美日关系对中国最有利。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困境时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讲过“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宣示是假话、空话，或只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外交辞令，那么追求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当然应是中国矢志不渝的长远战略目标。一旦美日两国和中国同它们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利于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动向，中国就应当施加影响，努力使之走上正确轨道。即使一时遇到挫折，也不能怀疑动摇自己的长远目标。
至于美日关系，其经贸合作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应当欢迎并参与进去;其安全同盟既有针对中国的一面，需要警惕防范，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可以利用。
如果不是这样理解，而是确定中国的长远目标是赶超美国、压服日本，在世界上和亚太地区当“老大”，美日对华战略则是“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美、中日关系的本质就是“你死我活”，政策手段当然也相对简单，即只剩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了。
第三个感想涉及文化和思想。从本质上说，国际关系反映的是强权政治和利益交换，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宗教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因素不重要或可有可无。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无处不渗透着三个民族各自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基因。不研究这些非物质因素，对三边关系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表面。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49
外媒渲染奥巴马将公开场合会见达赖 白宫低调回应
作者：萧达 胡锦洋 陈宗伦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与达赖喇嘛首次公开同台露面，这可能将激怒中国”——美国《时代》周刊1月29日放出风称，达赖将受邀参加2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而奥巴马也将参加，并发表支持宗教自由的讲话。奥巴马2008年上台以来，曾3次在白宫地图室会见达赖，每次都引发中国强烈反应。而此次将是他与达赖同时参加“公开活动”，两人将以何种方式会面，引起外界强烈关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1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奥巴马可能会在早餐会前与达赖进行“礼节性的寒暄”，但基本没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谈话。
《时代》周刊网站29日报道称，今年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的合作主持人之一，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鲍勃-卡西的公关助手米勒向记者透露了“奥巴马和达赖将首次一起参加公开活动”这一消息。米勒称：“达赖喇嘛将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但是没有安排他发言的环节。”白宫则证实，奥巴马将出席今年的聚会，并发表演讲。据悉，全国祈祷早餐会由美国国会成员主办，每年2月第一个周四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与会者大多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来自美国全国各地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人将参加今年的聚会。美国近代历届总统和第一夫人都参加过这项活动。按照惯例，总统还会发表致辞。
《时代》周刊称，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强烈反对，奥巴马仍与达赖会面过3次。2010年2月、2011年7月、2014年2月，奥巴马均在白宫地图室以“私人身份”会见达赖，试图降低会面的政治寓意。报道称，奥巴马2014年与达赖的最后一次会面后，当时中国副外长张业遂随即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康达，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过去，白宫从不允许记者目击奥巴马与达赖会谈的场景。奥巴马与达赖的会面地点总是安排在地图室，而不是会见外国贵宾的椭圆形办公室。”
香港《南华早报》2月1日报道称，奥巴马与达赖此次全国祈祷早餐会上会面将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愤怒反应。目前尚不清楚，此次二人同台是否会有面对面的交流。奥巴马将在早餐会上发表讲话，他与达赖可能有机会碰面。但是，会面方式依然是悬念。白宫方面竭力“淡化”两人之间的任何官方接触。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贝尔纳黛特-米汉的话说，“和过去一样，奥巴马总统将在活动上会见很多宗教领导人，但我们目前没有有关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具体信息要公布”。印度亚洲通讯社称，达赖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称，达赖将赴美国进行宗教旅游，并出席奥巴马总统也将出席的2月5日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但目前，还没有两人将举行会面的计划。
刘澎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全国祈祷早餐会是由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以个人身份发起的一个宗教活动。这是一项民间活动，不具有官方性质。首先，其活动费用不是来自国家预算，而是依靠主办者自筹捐款;再次，负责筹办全国祈祷早餐会的是一个民间组织。此外，尽管个别媒体偶尔会提到与早餐会有关的人和事，但美国主流媒体对早餐会本身不作报道。因为早餐会是一项具有基督教传统色彩的宗教活动，美国政府和社会需要严格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
刘澎认为，奥巴马若要与达赖在今年的早餐会上会面，估计只能利用早餐会正式开始前的一小段时间。早餐会的日程安排很满，但一般情况下，总统在到达希尔顿饭店之后、登上主席台之前，会在饭店的贵宾室做短暂停留。总统可以利用这段休息时间会见几位参会的国际友人代表。但此类会见是礼节性的寒暄，时间较短，基本没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谈话。总统到主席台就座之后，就只能按照安排，发表讲话。会议结束时，主持人会请总统首先离场，总统再无机会会见任何客人了。
对于美国媒体强调奥巴马将首次和达赖在“公开场合”碰面，刘澎认为，这个“公开场合”可能要打引号。因为早餐会并不是完全公开的、普通人可以自由参加的活动。早餐会本身是跨党派、跨宗教、非政治的活动。奥巴马即便与达赖见面，整个过程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果有媒体放大奥巴马在早餐会会见某人的意义，只能理解为是一种过度解读。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2
旧文章ID：1748
美媒：美国着手从中国身边“诱拐”斯里兰卡
作者：王靖国 来源：环球时报
据美联社2月3日报道，今年1月份斯里兰卡大选的意外翻盘让美国看到了机会，奥巴马政府准备以此为契机重新修复美斯关系，并试图借此机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东北部，位于繁忙的波斯湾-东亚海上航线上，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今年1月份该国总统选举中，原总统拉贾帕克萨意外败选，反对党共同候选人西里塞纳当选斯新总统。拉贾帕克萨政府注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的大力投资也使斯里兰卡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增长。拉贾帕克萨在任期间与美国关系持续恶化，后者一直致力于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在斯里兰卡却遭遇到阻力。
此次新总统西里塞纳的当选让奥巴马政府看到了修复美斯关系的希望，而在此之前，反对党曾做出承诺称，如果当选，将对该国中资项目进行更加严格的复审。2月2日，正在该国访问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在会见斯国外交部长曼格拉•萨马拉维拉时表示，美国是斯里兰卡值得信赖的伙伴。比斯瓦尔称，“(斯里兰卡)新政府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前方仍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她还强调，美国是斯里兰卡商品的最大进口国。这也是西里塞纳当选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斯国的首次访问。
据报道，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或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奥巴马政府期待与这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印度洋岛国深化关系，而美国政府官员则称，当前迹象显示美斯关系前景向好。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47
习近平的安内兼攘外政策面临哪些风险
作者：傅才德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203/20150203150750_1161.jpg")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论点更进一步。他表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百万名狂热的红卫兵对他像神一样崇拜。然而，马若德教授最近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场讲座上说道，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虽大，但是他铲除腐败的运动却蕴藏着危险，他笃定地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马若德接受采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毕竟邓小平有那么强的魅力、制度上的权力，以及革命年代的经历。
答：邓小平当然有巨大的权力，不过与他一起活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些极为保守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在党内的资历比他还深，那就是陈云。还有李先念和彭真，他们都非常保守。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他先开放又封闭、再开放再封闭，因为他必须与这些人打太极拳。有时候保守派会迫使他封闭，之后又会重新开放，因为他发现封闭对经济不利。当时有很多地位与他相当的人，可以让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危险，尤其是（1989年镇压抗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习近平的情况来说，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是由前辈和同辈挑选出来的，而他的同事们则没被挑选。换句话说，在他们都是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选中了。这就给了他类似毛在1936年那样的地位，那时毛刚刚开始得势，当时（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后来被遗忘了的其他人都有担任领导人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成为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比邓小平还大，因为他周围没有地位相当的人，没有那些能够凭借过去的经历能挑战他的人。他赢得了出任领导人的“抽签”。
问：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您觉得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学生的意思是，习近平认为，如果你经受过这样的历练，你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你生存下来了，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如果你能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你能经历多得多的挑战。我觉得，他拥有这种自信。
他还拥有一种“太子党”的自信，出身于革命领袖家庭的那种自信，尽管并不是最高层，但是革命领导人。这赋予他一种革命的使命，他想保卫革命的成果。的确，许多人会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他的革命使命感更强。所以我想，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非常自信。
其他人呢？没有某种超凡的才能，是不可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跻身政治局常委会的，比如政治才能、行政才能，以及内斗的才能。不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但是习近平击败了他们，取得了最高权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么他与习近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答：我想强调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想挽救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我想，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我不觉得习近平大概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只相信列宁主义。我认为文革对于邓小平及以后的人物，都是一个让理想破灭的经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实施“体制改革”(perestroika)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还是习近平通过反腐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都是在试图改进、净化共产党，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知道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刚担任领导人不久，他就对同事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共产党”。所以，很显然习近平觉得他需要强硬起来，挺身而出保卫党，铲除腐败，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能继续维持下去？
答：没有这种例子，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上只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后才出现。我猜想，古巴共产党还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给予古巴人民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苏联经济支持的时候。当然，朝鲜的党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做好将其抛弃的准备，虽然中国人对朝鲜执政党的自我表现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完蛋。
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的经验可借鉴，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党不可能改革自身。习近平有几种选择：一是放松反腐败运动，以便实施经济改革方案，他提过经济改革，但一直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有可能让党保持政权。但是，如果他要对腐败进行刨根断枝的打击的话，用他的话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就会有真正的危险。有党崩溃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或者有出现一个反对他的领导层联盟的危险。
问：可以想象有一种反对习的势力、一种反击出现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有结盟反对他的准备。毛泽东也可以依靠一件事，即如果周恩来向（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吐露真心，说主席精神错乱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文革继续下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刘少奇会向主席汇报周恩来，然后把周恩来处理掉。
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人们不像怕毛那样怕习近平。人们的利益、人们的家庭、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张同志、王同志和李同志就有可能结盟反对习近平。他还没有成为那种令同僚特别害怕的人物，以至于他们不敢想象向别的同志建议，“让我们结盟来反对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位同志不会去举报自己。
问：对党的真正威胁是西方价值观、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吗？习近平对这些威胁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威胁与腐败的威胁相比又如何？
答：腐败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外部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坏思想。他对两者都很重视。他的问题是，对付内部威胁，他可以动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纪律检查委员会，背后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整个机器的支持，他可以打击他想打击的东西。
对付国外思想的外部威胁的困难在于，作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已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而且一旦中国开始变得富有，这些学生就已开始回国，而不再呆在他们读书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有了成千上万曾在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然后回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舒服，如果他们为党工作，这也许能让他们满足。他们会说，“OK，新闻自由对我在纽约的时候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在这里无关紧要，我现在过得也不错。”
但我觉得，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觉得反腐败斗争将削弱党，有可能引起混乱的话（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 那么人们将开始思考，我们怎样能改变这个体制？有些人会移民。一些人已经移民。显然有数十亿美元已经移出了中国。子女们也已作为一种自保的安全带，被留在了国外。这只是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开始思考另一种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对领导层友好的政党，最高层总会有人有想法，总会有变化。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事情。虽然邓小平身在最高层，但他能做到，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成那样，你必须拿出新的东西来。我们无法知道，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时，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到了什么程度时，当然这很可能会损害经济，中国国内会有人说：“这些做法行不通。我们必须改革。”
问：那么说，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与排斥西方观念是有关系的了？
答：你用了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词。但是，如果反腐败运动成功仅仅是打掉了几只大老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呼雀跃，因为你拿下了这些人，这不算什么。其实，那些苍蝇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农民和工人深受到当地干部的刁难。这叫小腐败。有些腐败给当地社区造成生态破坏，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健康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给广大民众带来威胁的人，如果习近平去抓这些人，谁去为党工作？谁还会去当新干部？
问：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没有意识形态，你就失去了维系以前儒家帝国的粘合剂，你就失去了维系毛泽东时代的粘合剂。这样一来，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这样在中国会很难继续下去，你的党由于其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自这种政党从19世纪末成立时起就是这样，靠意识形态说服人们：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当前，我们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条，如果你相信它的话。没有了这样的教条，他已在采取一种非常消极的政策，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教条作为防身的盔甲，比你只能靠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这种老玩意把敌人的教条抵挡在外，要好得多。
问：中国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这会不会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风险？
答：对法西斯主义，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民族主义是习近平在东海、南海，以及在面对美国时，采取某种挑衅性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让人民在他的运动中，尤其是反腐败运动中，站在他一边的一种策略。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会非常危险，因为正如中国过去的政府明白的那样，如果你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你不愿或不能付诸正确的行动，那么人们会嫌弃你，他们会认为你本人并不爱国，认为政府无能。所以激发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太不觉得那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我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习近平的一种武器。
问：如果不用儒教或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靠民族主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吗？
答：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习近平非常担心的原因。他正在试图做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已在开展一项运动，要把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说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历史，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的做法。他反对那种把中国明显地发生过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时代，那基本上发生了那些巨大悲剧、比如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以及改革时代，这基本上是走向更美好、更明亮、更繁荣的未来的时期。
因为他意识到，这在他的讲话中有，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发生的事情时说过，一个问题是，他们攻击了列宁和斯大林，因此挖了整个体制的墙角。他意识到，如果你允许毛泽东统治的头20年、2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发生的所有错误而被诋毁的话，那么你会让毛失去合法地位。
而正如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展示的那样，毛仍是赋予这个制度合法性的伟人。毛是他们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再用马列主义，他们没有了一个受人尊重、享有权威的政党。在中国，似乎每天会发生500起反抗地方干部的事件。
他们只有毛。这会持续多久呢？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我不知道。
英文原文点击此处查看。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46
刘畅：中美能否“共治亚洲”？
作者：刘畅（外交学院博士生） 来源：共识网
去年的APEC，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尤其是聚焦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身上。在赞叹北京越来越能主动塑造地区与国际议事日程的同时，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亲密接触”也让人对中美合作的前景抱有越来越多的希望。峰会热谈，瀛台夜话，以及两国在气候、能源、军事、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都让人对中美合作造福世界产生了更多美好的遐想。
两国合作的走近，让有关“中美能否共治亚洲”的讨论又热络了起来。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何谓“共治”?
在中文里，“治”既可以指“统治”，也可以指“治理”。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在英语里，Rule和Manage的含义也很明显。我们无意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过于详细地阐述“统治”和“治理”在概念内涵上的区别，只是简单地指出：“统治”更多地强调以权力的平衡和重新分配来达到控制、支配他者接受自己所提出的安排，在手段上，更侧重于强力甚至暴力的运用而“治理”则强调以一种相互协商的方式，通过规则的建立和执行来达到利益分配的效果。
就中美两国而言，需要弄清楚的是，在全球化和地区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所有全球和地区问题，国家间需要更多坦诚而高质量的合作，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冷战思维和简单的均势就能达成。理解了这一点，才会对接下来共治的目的和共治的手段等问题有所回答。
2、共治的目的是什么?
如上，“统治”和“治理”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有明显差别。前者强调对对象的控制和支配，后者侧重对利益和结果的分配及对问题的解决。中美“共治”亚洲这个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几年美国人提出的G2的概念，在美国人眼里，G2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应坐下来一起解决世界问题。布热津斯基和希拉里当时就很推崇这样的概念。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亚当·西格尔等人警告称，G2构想时机未到，“它将提高对目前无法达到的那种程度的伙伴关系的预期，并加剧仍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实际分歧。” 这个构想很快就寿终正寝，根源在于美中能够就如何解决世界诸多问题达成一致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而现实是不容松动的。
从理论上讲，G2概念最终无果而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它没有明确G2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如一些美国官员所说的“美中两个大国坐下来一起解决世界问题”?还是另有其他?这给“中美共治亚洲”的提法提了个醒，那就是要明确“共治”的目的是什么，否则不仅中美两国难以接受这个提法，其他国家也将对此报以严重的不信任感。
如果中美两国“共治”亚洲的目的是像当年美苏两超那样，将亚洲当作划分自己势力范围的游乐场，对属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各国采取从军事上到外交上到经济上严密控制的方式，那么不仅其他国家不答应，而且这种“共治”最终也会土崩瓦解，因为这种目的所导致的前景必然是两大对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在亚洲的对垒，不是一方拖垮另一方，就是其中一方内部出现严重混乱最终导致体系的再度变动和调整。这对亚洲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结局。
如果中美“共治”亚洲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推进地区政治、经济、安全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两国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双边与多边协调的机制下对亚洲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共物品，推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进步，那么这种“共治”无疑将受到欢迎。
进而，更理想的，中美“共治”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亚洲提供更有潜力和更富活力的合作机制，而且中美在相互互动与合作的过程中，会将彼此对对方的看法和对双方合作的依赖内化到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改进上，从而实现两国在国际建设方面的“殊途同归”或“共同进化”。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3、共治的有利条件?
如果我们将中美“共治”的目的界定为上述第二点，即地区治理与合作的话，那么就目前看来，或许以下一些因素能够构成实现中美共治的有利条件。
(1)中美之间存在愈发深厚的相互依赖关系，它最明显的表现为两国高度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它不仅表现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颇得益于来自美国的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模式、法律制度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还表现在由两国经济巨大的互补性和贸易上的巨量往来所形成的一种类似“中美经济命运共同体”的状态。此外，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两国有着愈发频繁和多层次的社会文化联系，随着信息化时代里通讯技术、交通技术的发达，中美两国人民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如此之多的交流，除了两国官方的密切联系外，中美在其他各层次、各领域的人员、知识、信息往来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间的这种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的是思想上的转变和创新，带来的是思维方式的不断进化，在这种创新和进化中，就孕育着两国对于合作“共治”的思索。
(2)中美在亚洲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挑战，它们正在催生两国在该地区建立一种有效的共同管理机制来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应对威胁。无论是朝鲜问题、伊朗核问题，还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东海南海问题，或者在亚洲贸易与金融规则体系与秩序的塑造问题上，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上，还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跨国犯罪、疾病防控、以ISIS为代表的地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中美都有着越来越交集的共同利益，这些问题也都日益成为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挑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3)地区其他国家愈发强烈地要求中美两个大国采取有效措施，肩负起应有的大国责任，为解决地区问题贡献力量。一方面，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仍然较为松散，效率不高，小马拉大车的机制难以驱动有效的地区合作和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地区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在于，地区内的经济、政治资源实际上更多地被整合到了大国手中，虽然小国的确从中获益不少，但大国所拥有的实力优势更趋明显，而中国和美国显然是这种地区资源整合最大的两个受益者，因此亚洲其他国家希望能借助中美大国的力量参与地区共同治理。
4、共治的不利条件?
然而，“共治”并非易事，相较于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或许一些不利因素对中美“共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中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共治”亚洲。一方面，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崛起十分迅速，但它对地区经济规则的塑造能力还显得比较薄弱，而且在其他方面，中国的力量似乎还不足以支撑起它与美国共治亚洲的雄心(如果中国有此雄心的话)。另一方面，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导力在下降，但它还是在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重返”亚洲，巩固自己在这里的领导地位，似乎并没有与中国分享地区主导权、与中国“共治”的意思，而它自己又独木难支。
(2)由第(1)点衍生出来的，地区内其他国家可能对中美“共治”这个概念不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其他国家可能会将“共治”理解成中美共同主宰地区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从而抵制这样的提法。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可能都不会欢迎中美“共治”的概念：对东南亚的中小国家而言，中美“共治”给它们带来的前景是自己被拴在中美大国身上，中美如果能实现“共治”，或许情况还好些，自己能从中获益，如果不能，中美走向对抗，那么自己国家的命运就要成为中美冲突的牺牲品，对小国而言，它们不能冒这样的险同样，中美“共治”亚洲无疑会让印度这样一个希望比肩中国的地区大国很不高兴，它会觉得自己作为在亚洲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居然被中美两国排除在地区事务议程设置机制之外，是对自己的羞辱。其次，亚洲其他国家实力的崛起让它们觉得自己也可以而且应该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能简单地等靠中美大国的协调。再次，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而言，它们会担心如果美国同中国“共治”亚洲，会不会就把自己抛弃掉?“被抛弃”的前景或许会使得美国的亚洲盟国对中美“共治”论持十分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
(3)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中美能够实现“共治”亚洲的最根本因素。
首先，中美关系目前的迹象让人有些担忧，严重的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甚至连“不冲突、不对抗”的初级要求都未达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表现出的是两国“战略目标的趋异”和“战术行为的趋同”。在战略目标上，中美两国存在明显不同。美国总体的全球战略是收缩性的，在亚太方面也不例外，它的根本目标是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格局，而非大规模地变更和调整地区均势，也并不寻求对中国从内部和外部进行根本性的演变。中国的目标则在于，它既希望成长为地区大国，在亚洲赢得安全、信任、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权益，并能限抵制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对自己在安全上的威胁，但又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要与美国合作处理亚洲安全事务。虽然两国在战略目标上趋异，但两国似乎都在采取类似的战术，即“以攻代守”，或曰“进攻性防御”。中国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它正不断强化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术的践行，如划定东海防识区、严格执行对进入防识区的外国飞行器的拦截、以及对钓鱼岛海域和南海一些岛屿频繁的巡航等美国方面，它不断在次数和力度上加强对中国领海领空的“抵近侦察”，并通过为盟国和伙伴提供训练和支援、为联合部队提供关键性支援、将远征作战力量投放到战区内、构建新的常规威慑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己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存在。总之，短期内，双方“以攻为守”的战术行动有可能激化矛盾和摩擦，给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影响。
其次，中美相互对对方的政策感到很不满，这种不满的滋长严重影响了两国建构共同治理机制的动力。
中国方面，有学者总结到，中国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中国认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纵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动能力，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并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霸权成本中国还认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纠缠中国，或因第三方因素，迁怒于中国，比如，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再如，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在黄海军演“亮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美国还一方面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加大对平壤施压，一方面却又在重新武装日本抗衡中国，甚至还迫使韩国同意与其共建反导系统，此举将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
美国方面，很明显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和军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2年1月，美国防部发表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报告称：“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像中国、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中国在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决策方面缺乏透明，这也引起了周边地区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步伐的推进，这些担忧很可能会增强。”此外，美国对中国在国内政治制度、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增长等问题上都对中国充满批评。
再次，中美关于地区秩序应被如何塑造的观点似乎也非常不同，这对想实现中美“共治”亚洲而言非常不利。
在去年5月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亚洲安全”而不是“亚太安全”，倡导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的安全问题。由此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正逐渐由一个地区机制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主动塑造地区规则体系的领导力量，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规则性权力的能量。经济上，中国希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典范，以此带动同日本和韩国自贸区的建设，并大力推进“一路一带”的全面建设安全上，中国在巩固和完善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正更多地参与到亚洲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中，并提出自己的“亚洲新安全观”，努力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引导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塑造政治上，中国提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对此不断进行多方位阐述和理念建构。
作为“亚太国家”而非“亚洲国家”，美国认为中方这一表态显示其想要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安全架构，不仅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还要在整个亚洲加紧“排挤”美国。有美国学者就此指出，美国从未将其看作是亚太地区的“域外国家”，大多数亚洲国家也不认为美国是“域外国家”;中国一方面声称希望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一方面又说美国是“域外国家”，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对此，美国坚持认为，自己在战后一直领导的亚太联盟体系才是维持亚洲稳定与安全的基石，美国人坚持透过它的联盟体系看待未来亚洲地区合作的前景，坚持认为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应基于自己联盟体系来加以构建。为此美国不仅强化了同现盟国在军事安全上的合作，还将这种合作扩展到了同盟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内的交流，并积极寻求所谓“新伙伴”来补充盟国的作用，充实自己的亚太盟友网络。同时，美国还希望以分化中国同其伙伴国的方式来达到弱化中国能力的目的，这从根本上不符合中美“共治”亚洲的需要。
总的来说，中美能否实现“共治”亚洲，最根本的取决于美国如何看到中国。因为“共治”必须讲求平等，不论是地位、权力上的平等，还是两国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对于规则的遵守、对对方核心利益以及对对方行为方式的尊重的平等。美国人需要放弃对待中国时的“双重标准”，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中国，具体来说，就是周文重大使强调的，美国人要改变眼光和心态，不能一方面又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以解决自身的国内外问题，另一方面又总想“演变”中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要承认中国是一个能够在亚洲与其“共治”该地区的大国，给予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尊重，并甘于同中国共享地区领导权和利益，以推进对地区问题的有效治理和管理。这对美国人来说，或许是最难做到的。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和权力上的“共享”，更是心理层面上的“共享”，鉴于美国目前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它在亚洲地区面临的重重困难，它或许根本无暇也不愿考虑与中国“共治”亚洲的事情。
5、如何“共治”?
目的决定手段。如前所述，如果中美“共治”亚洲的目的在于实现统治，那么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和安全上的联盟或许是考虑项之一。然而，中美各自的联盟最终很可能会导致冷战式的集团对抗，最终使得亚洲跌入冲突乃至战争的深渊，这显然不符合“共治”的要求。而且，从目前来看，中国无意与美国相争，美国依然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外部主要决定因素，决定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中国依然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机遇动力而非最严重的威胁来源，所以寻求相互合作依然是上策，避免冲突是中策，斗而不破是下策。因此，中国缺乏结盟以抗衡美国的意愿。此外，亚洲其他国家似乎也并不想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它们更希望搭两个大国的便车，而避免卷入它们之间的冲突，所以除非自己的安全和生存遭到某一方的根本性威胁，否则它们也不愿意与另一方结成紧密的同盟来反对前者，因此中国也缺乏结盟的能力。
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则是另一种选择，但问题在于，两国在地区经济主导权上存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上题已谈)，如何解释清两国在地区经济合作议程中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并达成共识，才是实现两国共同建立有效的地区经济合作管理机制的前提。
或许一种新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实现中美“共治”，那就是“规则性权力”。要跳出中美关系“紧张–缓和”状态的循环逻辑，需要我们不仅要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物质性权力，更要重视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所谓物质性权力，通俗而言就是GDP总量多少、军队实力如何等，对这种权力的竞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规则性权力”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规则的稳定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两个国家能逐步实现角色趋同，双方相互将对方视为朋友和伙伴，而非敌人和对手。规则性权力的塑造有赖于“集体身份”的构建，它最直接地来源于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不断加深的相互依存水平。同时，两国需要在发现共同利益和抑制共同威胁两方面加深互动，培育双方共有的历史使命感和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感。就目前而言，也许更为紧迫的，是中美双方要达成某种战略再保证，双方切实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总之“集体身份”和“规则性权力”的建构，有利于两国实现角色感知的趋同，并由此促进“合作共赢”的实现，引导中美关系由“消极互信”(基于相互确保制衡或摧毁的互信)演进为“积极互信”(基于共同认准的合作规范)，实现两国关系由“物质性权力导向型”升华为“规则性权力导向型”。
最后，或许最为根本的，中美“共治”仍是一个虚幻的愿景，更为现实的诉求是，中美首先要把自己的双边关系管好，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将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影响传播到整个亚洲。这就需要我们回归到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去。尽管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阶梯拾级而上，还是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的。
目前的现状是，美国人最为认同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奥巴马本人在给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书面致辞中说，美中可以向世界证明，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美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则。对于合作共赢，美方强调要求中方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与外交话语体系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内容国家间只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才能和平共处。在美方看来，尽管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无可非议，但是“相互尊重”这类表述并不是传统国际法和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常用的规范性概念。同时，由于美国在自身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问题上，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现实威胁，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尊重”对美国意义不大。如果接受中方“相互尊重”的表述，美国强调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就丧失了“道德高度”，而让中国单方受益。因此，美方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意识形态的偏见等，从未公开明确说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极力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反恐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议题上，原因盖出于此。
因此，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强调之前的观点，破解中美关系症结的关键所在，是美国人自己，如果它能摆正心态，正视中国合理的诉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以及中美在亚洲共同合作的前景将非常值得期待。美国的问题是其战略思想依然停留在冷战时期，美国推动了全球化，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准备好，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中美两国的冲突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争，但是它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将如基辛格博士所言，开创一个人类前所未见的新时代，所以中美两国如何解决竞争和冲突、推动合作与共赢/“共治”，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更将取决于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如何建立，取决于在这样的时代中亚洲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1/19
旧文章ID：1745
中国推行岛链战略改变地缘格局
作者：陈功 来源：FT中文网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203/20150203040702_7979.jpg")
英国简氏防务新闻网站最近报道说，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南麂列岛建造直升机机场。简氏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证实，中国在距离钓鱼岛300公里的南麂岛建设一个军事基地。报道透露，可以确认在南麂岛高处安装了多架大型雷达，风力发电涡轮机坐在岛的东南山脊方向，在直升机场预设地的一角还有多个铺设好的正方形起降场地，分析认为此处或供军舰及大型巡逻船的舰载机使用。该报道还引用消息人士的透露，最早将于明年在南麂岛邻近的岛屿上动工建设飞机跑道。
综合有关媒体报道的消息来看，过去南麂岛上有少量海军士兵驻扎，2013年前后空军进驻。预计将来陆军也将加入，实现陆海空三军共同驻扎。据南麂列岛有关人士及熟悉军事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为建设军事基地，今年秋季数百名军方人员进入该列岛52个岛屿中最大的南麂岛。据悉，已开始铺设军用超高速通信网。
南麂列岛，位于浙江省鳌江口外30海里的东海，距鳌江港56千米，离台湾岛约150千米。隶属平阳县。区域总面积200平方千米，陆域面积11.3平方千米，由大小52个岛屿组成。1990年成为中国首批5个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贝藻类海洋自然保护区，被誉为“贝藻王国”，于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对于南麂岛的工程，日本媒体认为，中方此举旨在提高与日美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加强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监视。南麂列岛距离钓鱼岛比日本自卫队和美军驻扎的冲绳本岛约近100公里，这势必对旨在“防卫”钓鱼岛的日美安全保障战略造成影响。但另有媒体认为，这个基地显然是针对台湾的，并非西方媒体炒作针对钓鱼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东海之外，中国的岛屿军事化工程，并不仅限于东海，在形势紧张，争议突出的南海，有关的岛屿建设项目报道更多。综合各种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中国从去年9月起开始在南海赤瓜礁进行了大规模填海作业，已填出了12万平方米的陆地、约17个足球场大小，而赤瓜礁距离南海核心的太平岛仅70公里，这使得太平岛已经在军用直升机的航程内，台湾方面甚至建议台军应在太平岛部署防空导弹。此外，菲律宾方面还表示，中国已经在南熏礁及华阳礁进行了填海作业。
此外，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西沙永兴岛的建设规模正在扩大。众所周知，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兴起，南海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南海海域及其岛礁，三沙市已经于2012年7月24日正式在永兴岛挂牌成立，但随着近几年南海局势的急剧变化，永兴岛这个南海上的战略要地逐渐显得孤臂难撑。而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地理环境最优越的一个岛，经过多年建设，港口、机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是舰船、飞机优良的补给基地，因此永兴岛的进一步扩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对这些岛屿建设进行综合的一体性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的岛屿军事化过程，实际构成了一条半月形的外海防御链条，从东海一直延续到南海。过去在外部海空威胁下，中国除了大西北之外，基本没有什么防御纵深，现在由于这一半月形的岛链体系的存在，显然加强了中国的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和预警时间都将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就此而言，这些东海和南海岛屿的军事化过程并非是偶然的，其中可能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岛链战略，而且这一岛链战略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还非常大。
首先，这一岛链战略务实地利用巩固陆权的方法来扩大海权。这对海军资源有限但同时又严重依赖海洋的中国，无疑是一积极而务实的对策。其次，使得防空识别圈刚性化，中国提出了自己的防空识别圈，但在执行上比较软，这些岛链体系化非常有助于防空识别圈的完整和有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理想，四面八方都有问题和争议，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一岛链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话语权，增强和扩大能够有效控制的海域，进而推动中国真正具有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和令人无法忽视的地位。另外，根据我们的简单测算，这一岛链战略的实施，还可以大大增加有效海洋的面积。中国的东海有70万平方公里，南海有356万平方公里，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外部原因，中国并不能放手对这些海域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由于岛链战略可以有效扩大中国的海洋影响力，即便按照50%的可开发比例计算，则这一岛链战略也将导致中国的有效海洋面积增加到2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整个国土面积的20%。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用陆权的方法扩大海权，走出了世界地缘政治的一条新路。
作者为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ANBOUND) 首席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1/30
旧文章ID：1744
香港进入“新常态”
作者：丁学良 来源：FT中文网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203/20150203034937_0742.jpg")
照片来源：FT中文网
在刚过去不久的2014年里，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差不多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只不过这两边的“新常态”内容大不一样。中国内地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一步步减缓，因为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一步步上升，从中等收入水平往前走的大环境一步步呈现出相互纠结的“硬约束”。而香港特区的“新常态”，则是比例相当大的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居民对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趋势一步步不耐烦，对本地和内地的互动关系一步步不看好，对本地政府治理方向和方法一步步不认同，因此街头抗争一步步频繁密集。
2月1日，香港再次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游行。按照香港主流媒体的观察，这乃是“占领行动（引者按：原称“占领中环行动”，后来由于占领的地点多处浮动，变成游击战术，本地媒体改称其为“占领行动”）完结后，首个大型示威集会”（《明报》2015年1月30日A10页头条专讯）。组织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声称，把举办多年的香港元旦游行推延到2月1日举行，主要是因为香港政改咨询推迟举行，希望通过游行彰显香港大众的“真正民意”。
从经验层面上描述和总结香港近来的“新常态”并不难。这个城市的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还比不上它的近邻深圳市和广州市。但深度挖掘进而完整揭示这些经验层面故事之下的驱动要素——也就是政治社会学上常说的“动力学”机制（dynamics），却非常不容易。
一来这些驱动要素远远超出香港本地的范围，甚至超出中国本国的范围；二来这些要素的曝光出来往往里外不讨好。香港本地的一些群体会指责这是“大中华帝国心态”作怪，而中国内地又会有很多机构批判以“普世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观”看问题，所以深度挖掘虽难，完整揭示更难。
可要客观冷静地理解香港的“新常态”，就必须与两边的极端主义思潮及其高声喇叭式的政策倡议保持适度而充分的距离。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2014年内访港的数字比2013年增加了16%，达到4720万人次；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大陆目前一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行旅游证件来访问香港。根据国际旅游机构上周刚发布的资料，2014年持香港澳门台湾证件访问中国内地的游客，达到6700万左右人次。然而，从如此惊人的密切交往的海量数据，我们却不应该顺手推出过于乐观的结论，说中国大陆与它旁边的香港台湾两个小中型社会，相互之间的理解也与日俱增。
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基本矛盾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不言自明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蛮不讲理乃至于大逆不道。让我首先用一个最鲜明的切近例子来凸显这个当代世界政治变幻的吊诡现象。
我们都知道，“朝鲜”和“韩国”本是个单一民族，英文名称一模一样，都是Korea，其家庭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70年，两边的人民在三、四代人的时间内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他们居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学校、宗教、对外关系的体制下。原本同一种语言文化的民族历史背景，就慢慢变得大不一样。我经常有机会与来自朝鲜半岛的人们聊天，我问韩国的年轻学生和老师：朝鲜民众一旦有幸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一定会显示出泪流满面、甚至跪地拜服的场景，你们同种同文，看到这种场景，感觉如何？我从韩国公民那里得到的最多回应是：朝鲜民众的行为方式是“前现代的”（pre-modern），在今天的韩国社会里无法被接受，我们韩国居民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病态行为。
朝鲜和韩国的巨大区别虽然历时不短，但也不过是70年（1945-2015）。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制度区别之缘起，比他们长远多了，香港是156年（1841-1997），台湾是50年（1895-1945）加上其后的70年（1945-2015）。如果朝鲜/韩国这个单一民族的政治分离之后果是那么难以缩小，我们就不应该对大中华范围内的类似政治分离的缩小，报以太乐观的期望。
当然，这么比较并不是说大中华范围的问题，和朝鲜/韩国的问题可以完全划等号，当然不是。我们只是要点明，大中华范围内几个社会间摩擦不断的问题，和朝鲜/韩国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作者注：这里的“不平等结构”与中国官方宣传所定义的不可以划等号）。这也是我们目前讨论香港的问题的前提。
“你给的胡萝卜，我们尝不到甜头！”
客观地说，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关系中很吊诡的一个关节点，就是“我给你胡萝卜，你们还说不甜！”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一吊诡状态，我的观察是：北京（这个简称是指中共有关港台事务的庞大体系特别是其决策层，以及他们派往香港的高层代理官员）多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以经（商业利益）促政（政治整合）”的基本政策，已经被多次验证为非常低效的。
中国大陆目前的政策思路仍旧是，通过给予香港台湾各种经济上的好处即“送大礼”，借此期待政治和社会领域里的大麻烦问题迎刃而解。但北京决策层对香港和台湾的民情不太在乎（但并非毫不了解），甚至对港台的政界（不等于是政府）也不愿意去细致地体谅，不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因此，这种“给你胡萝卜”的甜头政策，也就变成了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香港一家媒体于2014年12月19日回顾：“中国大陆这十来年在香港砸钱更多了，每年数千万人自由行，在香港置业、投资、国企民企上市，还有数之不尽的大陆客在港设公司洗钱，推高了香港的GDP。大量的内地企业交了成本最低的所得税，使香港库房（政府税收）进账丰厚。但这是高度’财聚’而非’财散’。2013年初统计，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亿元港币，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亿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币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钱到哪里去了？回归前，香港人从来不仇富，问题是这些年大陆的繁荣输出，得益了本港的地产霸权和少数特权阶层，而香港中下层人的日子更难过，别说向上流动，甚至连住房、拍拖、结婚和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匮乏”（Apple Daily Commentary）。
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属于以上所说的中层下层范畴，你也能够推测出来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之烈，这种不满可以演变成频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经常强调的“给香港送大礼”，受惠面却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香港普通民众，而主要是财团，特别是垄断和半垄断性质的财团——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产阶层及低收入群体的感受；他们的不满，跟国家主权没什么直接关系。在任何政治体系下，这类问题都不能回避。
北京对港台非政府性质的政情和广泛民情的缺乏理解和体谅，后果有时很糟糕。在2014年11月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我就感觉到香港街头的连续沸腾的抗议，一定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很大影响。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和台湾确实产生了连带的负面效应。那些凡是在中国大陆有辉煌业绩商业界人士，回台湾去为国民党帮忙竞选，结果是帮了倒忙。他们被很多台湾选民视为“特权资本主义”、“垄断财团”、“政商勾结”，因为得了特殊照顾而为两边的官方政策鼓吹效劳。
港台媒体上的这类报道并非完全准确，但选民们认为他们不是完全离谱。我那时正在台湾开会，耳闻目睹那些指责大陆“以庞大商机财源影响和腐蚀台湾选举”的报刊言论，实在感慨不已。那些实惠好处是大陆成千上百城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就在我在台湾期间，FT中文网发表了该报主编张力奋对上海市委书记的独家采访，韩正所渴望的商业财贸优惠政策，不就是这类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吗。
所以，仅凭“给好处”，在一个有多元化的媒体和竞争性政治的社会里，能够产生的政治效应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地的政府并不能垄断对“好处”的解释权。假如“好处”被许多人视为不公平，往往是花钱买抗议。
“甜头”和“苦头”并重
我们人人皆知这个现代政治的常识：“给甜头、送大礼”只是强势政权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是“给苦头、送大棒”。香港眼下每天争吵不休的“要不要23条立法？”、“要不要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聚焦的正是这一核心问题（“国安法争议”，《香港立场新闻》2015年1月25日综合报道）。这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架构下的安全法规对台湾还相当的遥远，那里焦虑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
如果是对香港特区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从某一立场看，自然是很方便的操作，不过那就需要至少是一种“非常/异常状态”（extra-ordinary：这类法规通常就被称作“非常法令”）作为其预设条件。这就是香港发生持续的、颇具规模的、带有严重暴力成分的社会秩序混乱，比如像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发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参阅“六七年左派暴乱实录”一文的详细回忆，《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号）。只有这样规模和性质的社会失序，才能在国际社会里获得广泛认同。否则，就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被抛弃。那样北京就得准备承受很多、很复杂、很长期的负面后果。
比如，眼下正在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圈里讨论的是否要立新法，以取消原来给予香港特区的一系列优惠待遇（参阅“A Useful HongKong Rebuke”,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30 Jan 2015）。
如果是由香港本身启动“23条立法”的程序，最后通过的法令与香港既有的延续英国普通法体系基本合拍，那么，就不太能够随意动用这个法令去抓人、关人、重判人、驱逐外国公民出境、断绝外国个人或机构在香港的一些活动。因为香港既有的法律体系对于被指控者，警方去收集证据、以及随之进行的公开举证、律师队伍受雇、陪审团组成、法庭辩论、法庭宣判、上诉、外国属于普通法体系的执业律师来港为被指控者辩护等等，都有极其复杂和环环相扣的公开程序规定。
简言之，主要因为香港缺乏“斯大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的根源，参阅《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7-549页）的大架构，香港若通过“国家安全法”而力图使之成为本地维稳的法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和台湾比新疆和西藏更麻烦
香港自从1841年1月起被迫对外开放，而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大都市以来，其厚实深奥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和与此同构的内部社会肌体，都为源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党国体系（The Party-state system）最看重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之实施，造成了方方面面、层层叠叠、弯弯扭扭、含含混混的障碍。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今的中国大地图，凡是位于边界上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以非汉族为主要原住民的区域，这些边境地区多年里给北京中央政府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其中又以新疆和西藏最突出。
可是，北京在这些麻烦的地区大体上都能搞定。相比起来，更难，甚至难很多的倒是两个汉族居民为主的边缘区域——香港和台湾。这里面有太多的吊诡之处。开放的边缘对严控的中心之冲击，是我们下一篇讨论的核心问题，那是跨世纪的难题。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