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常州市政府周末期间无意中透露了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的消息，相关消息虽然很快被从网上删除，但已在媒体上引爆了一波分析中国海军建设雄心的热潮。

    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日的报道说，中国一个过分热情的地方政府泄露了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之事，但相关报道很快被从中国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删除，不过这已经无助于安抚邻国因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而紧张起来的神经。报道说，中国江苏省常州市的政府周日在社交媒体上夸耀说，当地一家企业赢得了向中国第二艘航母提供电缆的合同。虽然常州市政府后来删除了这个帖子，但相关消息已经在互联网上传开。报道说，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去年12月预计，中国的军舰数量将超过美国，该委员会还警告说，美中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和存在感平衡正在向中国一方倾斜。

    报道说，虽然中国现在的航母建造雄心已经一览无余，但它当初引进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前身瓦良格号时却显得有些三心二意。曾经是解放军“八一队”篮球明星的香港商人徐增平于1999年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称想把这艘航母改建成一个海上赌场。报道说，上世纪90年代时中国政府一度不想购买瓦良格号，因为它正在试图修复89年风波后受损的国际形象，虽然香港《南华早报》曾报道说，有中国海军官员私下接洽徐增平，要他代表他们出面购买瓦良格号，但徐增平不久前接受采访却表示，他为购买瓦良格号最终花费了1.2亿美元，这笔钱中国政府从来没支付给他。

    英国《卫报》2月2日的报道说，中国常州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上说， 作为该市2015年重点推进的一个重大项目，常州的上上电缆集团赢得了为中国第二艘航母供货的合同。《常州晚报》周末期间也刊登了类似报道，不过官方网帖和报纸的相关报道内容此后不久都被从网上删除。报道说，尽管如此，中国具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员们还是迅速对这一消息作出了回应，他们周一纷纷表示，面对“西方支持的挑衅行动”，中国需要建造更多航母。

    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2月3日的报道说，中国一个地方政府周日无意中证实了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这在媒体上引爆了一波分析中国海军建设雄心的热潮。虽然北京一直对其新航母建造计划守口如瓶，但所有迹象都显示，新的航母正在建造之中，尽管不同媒体上有关中国究竟还将建造几艘航母、以及新建航母将于何时完工的说法莫衷一是。报道说，拥有更多航母将为中国提供一种新的力量投射方式，北京许多人士认为，对于一个有中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而言，向海外投射自己的力量是自然而言的事。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旧文章ID：1742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网络上的“战略忽悠局”的大名，除了这神秘的部门，中国政府还有“一盘大棋”这样的宏大规划，但也有不少习惯用“贵国”、“你国”形容中国的汉语使用者对此嗤之以鼻。而据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网站2月2日报道，根据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新书《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中国的战略忽悠大棋暴露了!这名曾在里根政府中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在文章称，中国有一项秘密的现代化“百年计划”，针对美国历届政府进行欺骗，用中共主导的政治经济系统替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百年马拉松》一书大讲中国的“战略忽悠”

　　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会说汉语的白邦瑞一直是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他在新书《百年马拉松》中指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国总统、内阁秘书长和政府中的分析人士与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评估中国为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中的鹰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

　　白邦瑞称，中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是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的，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国家。白邦瑞表示：“因为这种战略忽悠，美国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各类物资，以保证中国是个友好的国家，但这全错了!”

　　白邦瑞还说，中国的忽悠战略是为了攫取全球经济主导权而服务的，中国军事实力建设只是忽悠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能量正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并对外出口中国式的反民主政治体制，并在全球实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

　　会说汉语的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其本质还是美国的红脖子

　　白邦瑞目前是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的主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新书中所包含的新细节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批准出版的，其中包括之前保密的总统指示、中国叛变人员的证词和中国鹰派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著作细节。

　　书中称，一直被美国视为自身战略大棋开局(gambits)的中美建交，并非由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国家安全助理尼克松主导。而是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担心莫斯科的军事威胁而打出的美国牌，主导了中国在1969年到1970年首次开放。

　　政府已经从书的手稿中去除了一部分敏感内容，但整本书还是可以被视为近十年来，由美国官方授权的对中国忽悠战略披露的信息。“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白邦瑞表示，“它告诉中国政府的信息是：我们(美国，译者注)才没被忽悠呢!”

　　白邦瑞还称，中国政府中变节逃亡美国的人员交代，在中国因为政治风波陷入国际制裁的几年后，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在1995年到2000年对美国进行游说(通过赠送礼品和招待旅游对关键人物对政策实施影响和干预，是美国体制所允许的)，令美国国会批准了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当时的秘密忽(游)悠(说)正是美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中国依然成功的影响了美国领导人。白邦瑞探访了6名中国叛变人员，他们披露了这一战略忽悠的细节——这令人想起金灿荣教授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美国最恨这些带路党了，他们忽悠了美国。

　　网传海军少将张召忠是中国某高级战略欺骗部门的负责人

　　白邦瑞表示：“原来我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放上一段对中国叛变人员的采访”，因为这些叛变人员都是中国战略忽悠计划的见证者，但这些人都惧怕中国可能的报复而失去生命。叛变人员披露的细节，正是“中国在所谓百年马拉松中试图胜过美国的方法”。

　　中国鹰派领导人在内部刊物中披露，他们是如何“从中国古人那里汲取经验，意图在美国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超越美国”。白邦瑞称，在中国政府防御苏联入侵的期间，他也是美国与中国维系“有建设性关系”的忠实推进者。“当时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援，以成为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不会有野心攫取地区甚至全球的主导权，但是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非常危险的错误。”书中称中国权力体系中的反美极端民族主义者力量被低估了。

　　(观察者网编译自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有删节)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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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思德  来源：观察者网

　　在亲自接触奥巴马医保之前，笔者也只是通过媒体来认识这个繁复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论左右媒体对该制度几乎没有好感：又是网站容易崩溃，又是申请人数不达预期，又是对企业雇佣起到反作用，又是各种漏洞层出不穷……可以说没有一句好话。而在这种密集的舆论攻势之下，笔者对奥巴马医保也是心生嫌恶，认为该制度可谓祸国殃民。但古人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亲自接触了奥巴马医保之后，笔者对其态度有所转变，从厌恶转为同情。

　　申请奥巴马医保总共分几步

　　最早接触奥巴马医保是当初在学校做义工帮社区居民申请。因为奥巴马医保强制要求参加保险，否则就要罚款，所以过去不少没有买医保的民众就不得不买了，但亲自操作之后发现申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申请表中的问题都是个人和家庭基本资料，名字生日住址夫妻子女之类的;然后就是个人的收入状况、去年的报税、今年的收入、家庭人数、几个赡养者(比如成年后父母还提供经济支持的)几个受赡养者(下面几个子女)、银行存款之类动产。

　　填完表格之后在线签名提交，美国卫生部工作人员收到之后会花几个工作日的时间审阅申请，然后就会电邮通知你审批结果下来了，要申请人去网站查收件箱。政府怕你收不到电邮或者电邮被归入垃圾箱(不得不说那种正文只有一行链接的电邮很难不被看做垃圾邮件)，他们还会特地发一份信件到申请人填的家庭住址。

　　奥巴马医改成了美国两党争斗的战场

　　申请标准也不高，而且要求只有两类：一是美国有居民权的移民或公民，二是收入高于贫困线但低于贫困线四倍即可。美国申请社会福利的标准看得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动产是不考虑的，所以覆盖面其实比想象的要大的多。而且贫困线的标准也是按照家庭人口数量计算的，人数越多贫困线越高，意味着享受的福利自然越多。每年联邦劳工部都会出台贫困线的标准，申请人对号入座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自己是否符合资格。当然，不懂英文或者规则的移民可以求助地方政府和相关社区组织。

　　批准之后，申请人就需要回到网站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医疗保险了。对于符合要求的家庭，联邦政府会负担部分医保支出，单职工中等收入的三口之家每月平均可以获得联邦政府两百元左右的补贴。申请者可以选择是直接拿全部的补贴，还是拿部分的补贴剩下的部分年底以退税形式返还，或一分钱补贴不要全部以退税返还，具体怎么选择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经济安排。在选定了补贴怎么用之后，申请人就需要在数百个医疗保险里面选择了，其过程和我们在淘宝买东西没多少差别。

　　医保按照级别分为白金、金、银、铜级计划，每个计划下面都有许多个保险公司提供不同的保险。总体来说，铜计划保费低，每个月几十块钱，但自付额高;而白金计划保费高，自付额低。所谓自付额，就是在保险公司掏钱之前申请人自付的部分。比如你做个手术，买的是铜计划就要自付三千，银计划则只要一千;金计划只要几百，白金则可能保险公司全包。怎么选择取决于申请人自身身体情况和收入状况，如果申请人身体好天天锻炼百病不生，那么白金计划的高保费就很划不来;但申请人如果慢性病缠身，三天两头看医生，而相比各种手术和高价药来说，白金的一月几百保费可能根本不算什么，那么自然买白金计划。

　　当然白金和铜的差别也不仅于此。比如说看专科门诊，白金计划只需要付挂号费35美元;住院的话，白金计划只要付500美元自付额;急诊，100美元挂号费;实验室，35美元;X光磁共振之类的，35美元;外科手术，100美元……甚至白金计划申请人买了健身房的会员还有保险公司报销!而以上各项医疗服务，对于铜计划申请人而言全部是50%自付。而笔者引用的这些数字还是同一家公司制订的。

　　那么我们草根小民怎么斗得过专业的保险公司呢?这里就体现出市场竞争的优势了。因为市场上保险公司不止一家，每家的计划都会有所不同，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不排除买A公司的铜计划却比C公司的银计划还要好的情况出现。当然这些选择很个性化，比如你觉得A的铜计划比C的银计划要好，仅仅是因为前者包了牙科，而你今年恰好要拔牙;或者前者包了产后复健，而你们家打算今年添丁。保险公司也不可能知道你个人方方面面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市场化服务供应量足够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合适的保险并不难。以纽约市为例，该市居民就有330多种保险可供选择。

　　在选定自己的保险之后，奥巴马医保的网站会给申请人保险公司在线支付保费的链接，点进去付钱之后半个月就收到医保卡了。可以说整个申请流程是非常便捷的，如果申请人不会因为数百个保险选花了眼的话，一周内就可以完成，而花在网站上的时间理论上不超过两小时。

　　网站被吐槽，奥巴马也很无奈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医保被人吐槽的这么厉害呢?

　　第一，当初做的网站的确很烂，层层转包最后转到了印度的手工作坊，就跟国家课题最后转包到大学本科生课程设计了一样。但承包这个项目的公司也并非小公司，而是做了不少政府网站的专门公司，做的这么差只能说政府项目监管不严格，以及承包商违规转包了。印度公司因为文化差异问题，网站设计的时候甚至没有考虑到美国夏时制转换的问题，结果居然因此当机过几天。而且将医保集中管理之后，本来民众随时可以买的医保变成每年只有几个月可以买，导致网站流量在短时间内非常密集，事先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很容易崩溃。

　　其实网站做的蛮人性化，不申请之前就可以通过输入邮政编码等基本信息让系统帮忙计算各项开支，有完整的医保公司计划可供详细比较，还有相当完备的在线求助问题集，以及非常有耐心的人工服务(不是印度人哦)。笔者曾和人工服务的卫生部工作人员唠嗑，得知他们成了申请人发泄的替罪羊，而其实对于技术问题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第一印象没有搞好，后面怎么修复都难了。

　　第二，因为网站问题，曾经出现有病人因为医保迟迟批不下来而不得不搬出医院，结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倒不是医院不收，而是病人自己怕出院了医疗费付不起成了债务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有小孩因为医保跟不上没有及时打流感疫苗结果得了流感等现象。十天半个月没有医保搞不好就会死人，所以稍有问题就会被无限放大。

　　而现在吐槽这么多还存在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反对奥巴马医保的共和党自然是不遗余力地抹黑奥巴马医保，原本期待从奥巴马医保中得利的低收入群体因为共和党的阻挠没有获利，自然也会抨击奥巴马医保，而奥巴马医保中获利最大的中产阶级也会站出来数落奥巴马政府的不是。为啥?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嘛。中产阶级作为最大的票仓，哭穷还来不及，哪里会站出来说奥巴马医保的好?要说，也是说奥巴马医保还不够好，还有值得改进的空间。

　　但最关键的问题则出在联邦制和美国党派斗争之上，而这两个问题对于美国可以说是无解的。上面的申请流程是美国民主党州的一般情况，而美国还有一半人口是二班(般)的。

　　联邦制下公务机关相互扯皮让人心塞

　　因为美国的联邦制，美国各州在对待奥巴马医保的问题上态度差异很大。富裕一些的州，特别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州，如纽约和加州，都会设立自己的医保市场网站，各保险公司和申请人与州政府的网站挂钩，然后统一由州政府去和联邦政府要补贴，核对材料证件等等，大大优化了程序，方便申请人在短时间内获得医保。在这些州，奥巴马医保网站办的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民众去的都是各州自己的医保网站，分流了联邦网站的流量，而一个州申请人也就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根本不会出现网站死机的问题。

　　可南部的共和党州就不同，首先他们以没钱为由不设立独立的医保网站，这就使得申请程序发生了变化。首先申请人必须要去联邦网站确定自己是符合资格的，然后申请人要去各州的办公室交材料，各州审阅无误之后，再去联邦网站买保险。这中间多出来的环节就给了南部共和党州阻挠奥巴马医保执行的空间：交材料审阅要花时间，材料不够补充材料还要时间，关于补贴数额多少申请人也要和政府工作人员反复核对……而且因为奥巴马医保法案涉及到个人收入税的抵扣返还问题，哪些算收入哪些算支出是一个非常繁复的税法问题，别说普通民众搞不清，政府工作人员也拎不清这种每年必改的税法。虽然相关法律法规都在网上挂着，但没有几个人可以掌握得了，更弄不清楚怎么运用这些税法条文，为这事情请律师有点小题大做，但真遇到个不靠谱或者思维短路的政府工作人员把申请人收入支出算错了，导致你不符合申请标准的话，那一年几千块的商业医保估计会让你欲哭无泪。结果就出现民众在州办公室和联邦卫生部之间疲于奔命，州政府的拖沓迟缓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奥巴马医保的正常运作，然后共和党人又以此攻击奥巴马政府办事不力，说奥巴马医保劳民伤财，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也许有人会问，各州政府在下面做手脚奥巴马就这么看着不管么?嘿，很大程度上还真的就只能看着不管。联邦最高法院90年代有过判决，联邦政府对于州政府不能“指手画脚”(Commandeer)。别说医保改革联邦管不着，90年代这桩案子可是一群州警察打官司抗议联邦政府让他们对枪械持有人查背景资料的，认为联邦管的太多给的太少，他们加班加点太辛苦，撂挑子不干了去打官司，最后居然还真的赢了。在这样一个有美国特色的地方治理制度下，政令不出国会山实在是太正常了。奥巴马能拿下面那些旷工磨洋工的州政府工作人员怎么样?派联邦调查局去查?共和党巴不得来一出政治迫害的悲情剧呢。

　　而且最高法院2012年的那个判决又给奥巴马政府制造了新的困难。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最高法院保住了奥巴马医保法案，但在其中一个重要条款上，高院却支持共和党各州(本案原告)，那就是奥巴马医保里面的“低收入医保扩大条款”不能强制各州执行，只能让各州自愿加入。

　　党争已经到了拿人命开玩笑的地步

　　为了解释清楚美国联邦制的奇葩之处，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联邦和州在这种项目中是如何互动的。

　　首先，联邦1965年立法设立一个叫做Medicaid的低收入医保项目，专门给贫困线以下的民众，所有开支政府全包。然后各州政府先后立法，加入这个项目，并且加入的同时接受联邦政府定下的各种规矩，如数据分享啊，资料共享啊，上下级单位对接啊，某些事务接受联邦领导啊什么的。五十个州的州政府为了满足本州穷人看医生的需求，陆陆续续都加入了这个项目。低收入民众如果要申请Medicaid，那就去州政府那边办理，州政府负责核查资质收入，批准之后申请人就可以去那些挂靠了Medicaid项目的民营医保公司办理专门的医保，然后有病就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保险公司开账单，保险公司就拿账单给州政府，州政府再和联邦政府分摊费用。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碎片化。

　　因为过去低收入医保对于收入的要求比较严格，单人每个月收入一千美元(大致数据，各州不同，随物价变动)以下的才符合资格申请，而美国现在穷人多了，可是穷到那个份上的倒还真没多少。那么这些“不是那么穷”的穷人咋办呢?有些人的收入可能就是每个月1100美元怎么办?这多100块学门手艺也强过买份保险是吧?但没有保险一旦生了大病，最后穷人付不起天价医疗费用，还是转嫁给了买得起保险的人。所以奥巴马医改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扩大低收入医保的覆盖范围，让更多“不那么穷”的穷人可以享受免费医保。

　　关键就是这“扩大”的那一部分，到底算是旧的Medicaid基础上增加的呢，还是算一个新的联邦项目?如果是前者，原本已经加入Medicaid项目的各州政府无需重新申请，重新立法，萧规曹随继续按老规矩办就是了;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要走程序，各州重新申请重新立法，有权参加也有权不参加。奥巴马政府支持前者，认为各州按老规矩办就是了;而共和党各州支持后者，要求给他们不参加的权力。最后高院裁决，各州自愿参加。而这参加不参加“低收入医保扩大”又成了各级政府选举的热门话题，有些共和党州如路易斯安那州市坚决不参加，有些共和党州如德州则选择参加，有些共和党/民主党的摇摆州如克林顿老家南部的阿肯色州则是民主党州长在台上就参加，现在共和党州长上台又要不参加。美国的党争已经玩到了拿人命当立场的程度了。

　　而现在高院又在审阅另一个奥巴马医保的关键条款：如果州政府不愿意/没能力设立自己独立的医保市场网站，联邦政府大包大揽“越殂代刨”的行为算不算侵犯州的主权，算不算剥夺了州自愿参与联邦项目的自主?如果高院这次又站在共和党州一边，那以后美国的医保市场就彻底分裂了，民主党州民众可以购买政府补贴的医保，而共和党州则只能被迫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了。

　　奥巴马医保从2009年开始讨论起，到现在都经历三轮选举周期了，而次次都能成为选举的热门话题，共和党也真是蛮拼的。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医保没有夭折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且奥巴马医保本来就不该找奥巴马负责，要知道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张搞全民医保那一天起，美国人民等了一百多年呢!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2/2

旧文章ID：1737

作者：Kelly R. Welsh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美国司法部法律专员Steve Kwok作介绍】

　　感谢Steve的热情介绍。感谢你们今天在北京美国中心对我的接待。这真是一个好地方，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

　　本周，我在中国将向公众、学术界、法律专业人士、媒体、中国政府官员和美国企业阐述对美中如何携手促进商业法治的看法。

　　这是在北京讨论法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时刻。最近四中全会闭幕，提出了中国的法制改革计划。

　　四中全会提出的许多主题和原则与美国在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法治交往中所强调的主题和原则相同。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加强我们与中国的法制改革交流并以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为基础加强法治的一个重要契机。

　　奥巴马总统反复强调法治对美国和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同样，美国商务部部长Penny Pritzker始终认为完善的商业法治和坚持反腐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根本要求。去年五月，她在一个国际贸易访问团中讲过：

　　“企业希望在实行法治、维护伦理标准、遵守工作场所安全规范、鼓励劳动者培训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开展业务。这些都是提升国际和本地企业领导人可信度与信心以及鼓励进一步投资的条件。同时，法律只有在得到可预见和可靠执行的情况下，才能维护企业和员工的权益。想要投资…的企业必须有条件在经营中不受非必要监管、政府干预和腐败的影响。”

　　就在上个月的反腐败日，Pritzker部长还曾说道：

　　“考虑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会寻找透明和实行法制的环境。”

　　作为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我帮助引导美国政府努力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商业法治。

　　谈到商业法治，我是指建立一个法律框架，通过以可预见、公平和廉洁的方式实施透明、清晰的规则来帮助企业经营。

　　在担任美国企业的高管和法律总顾问期间，我亲眼见证了完善的法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决定投资于哪个国家或者在哪个国家推广我们的服务时，国家的法治力度始终是我所在公司决策时的一个关键因素。

　　腐败泛滥或缺乏商业法治是妨碍一个国家获得投资的因素，有时甚至是使这个国家失去投资资格的因素。这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董事会始终会谈到的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法治。

　　当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会面时，中美两国都表示希望通过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贸易来改善两国的关系。1979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还签署了贸易关系协定。从一开始，商业和贸易就处于美中关系的核心位置。

　　美国商务部自两国建交以来一直同中国商务部合作。1979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隶属美国商务部)接待了希望学习美国专利制度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当时，中国正在制定首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

　　去年是两国开展知识产权合作35周年纪念。目前，两国的知识产权合作通过我们的合作框架协议依然在继续，在该协议中，我们承诺支持知识产权事务的外展和能力建设。为履行该协议，我们定期在版权和商标局接待中国的研究考察团和其他代表团。

　　1983年，中美商贸联委会成立，为高层审议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促进商业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第25届商贸联委会上个月在我的家乡芝加哥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部长Pritzker和美国贸易代表Froman主持，他们在联委会上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国国际贸易代表及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及其他官员。美国和中国的多位企业领导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1983年，中美商贸联委会领导们在认识到商法对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后，决定开展一系列交流活动，以促进双方对两国贸易和投资法律制度的相互了解。

　　这些交流活动到现在依然通过法律交流会的形式在继续，这就是本周我在中国的部分原因。第19届“中美法律”交流活动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随后将到武汉，我率领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将与广大听众分享美国有关空气污染治理和促进商业数据保护的经验，从而加强中国对美国商业法律制度的了解，并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双边贸易。明年，中国专家将到美国，与美国听众分享他们的知识。

　　商业和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而商法一直是中美商业关系的核心。中美商业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很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美国商务部部长Pritzker在上个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说：

　　“中美商业关系的成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 – 两国GDP占全球GDP的将近35%。美国和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加在一起占全部国际贸易的五分之一左右。

　　通过公关外展(“中美法律交流”)和政府间有关透明度、问责、行政法和外国政府官员贿赂等问题的直接对话，中国官员与美国商务部之间依然在继续商法方面的交流。这些官员来自中国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监察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

　　当然，并不是所有交流都通过政府进行。我们的学术界参加了数百个有影响力的旨在支持商业和法治的交流活动。美国法律专业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中国留学生也在美国的学校学习。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歇根大学等美国主要法学院也有以中国法律为主的课程。北京大学在2008年成立了国际法学院，采用模拟美国法律学位课程的课程体系。

　　但最根本的是，促进商业法治的任务要靠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量商业活动来完成。企业要做企业该做的事情 — 进口和出口商品、投资于新项目、为新业务和项目申请行政批准 — 所有这些努力都促动了法律法规透明度、可预见和非歧视以及促进法治的必要性。

　　美国商务部促进商业法治的工作并不仅限于中国：我们希望促进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商业法治。在美国，我们通过不断寻找让我们的法律制度更具有可预见性、更透明也更公平的方法来促进我们的法治。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对于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十分关键。

　　我个人负责法律总顾问办公室的一个分部，这个分部提供着重于全球商业法律制定的技术支持。这个分部，即商业法律制定项目部(CLDP)，已经与全球50多个国家有过合作。

　　CLDP的工作帮助所有在全球开展业务的企业，因为所有国际企业都能从具有透明的法律制度和公平监管的市场中受益。CLDP还帮助各国实现法律法规的现代化，奠定商业法律环境的基础，从而为各国人民带来经济增长和机会。CLDP隶属美国商务部，因为我们看到加强商业法治与拓展全球商业之间的关联性很高：公平和可预见的商法能够吸引贸易和投资。

　　去年十月，中国领导人颁布了四中全会决议，这直接解决了如何推动中国法制改革的问题。去年的四中全会首次专门着重于法制改革，并将法制改革作为中国改革议程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加强美中之间的交流，在实现双方加强政府问责和商业法治的共同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四中全会决议有七个主题需要特别关注，这七个主题也是我们与中国之间商业法律交往的要素。

　　四中全会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与中国的商业交往中，两国坚持各自国家的企业及其商品和服务不能受到歧视，且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待遇。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以上要求成为我们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则，现在依然是我们经济交往的基础。

　　通过持续强调在法律法规及其适用方面对所有企业(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一视同仁，中国的法治将会得到加强。

　　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在透明度对话中，我们已经和中国官员讨论过两国如何提供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机会以及我们如何更多地采用电子手段征集公众意见。

　　通过要求所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在颁布前通过单一的途径公开，并在适当时间内(例如30天)征求公众意见，也可以增强商业法治。中国目前正在修改《立法法》，这是一个可以让中国增强监管和立法透明度的机会。这些修订内容中的强制性透明度规则可能使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切实变化，如果这种修改能延伸到所有对企业有影响的措施并为公众提供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以上要求将增强法律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这是有效的商业法治的两个关键要素。

　　四中全会提出加快中国的反腐工作。我们曾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与中国同行一起与国际腐败作斗争。我一直与中国方面积极合作来解决严重的国际商业交易贿赂(外国政府官员贿赂)问题。腐败阻碍企业发展，制约经济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应当领导各自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时的监管工作。

　　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反海外贿赂法来加强其商业法治。2011年，中国采取了关键的一步，即颁布了认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为犯罪行为的法律。美国在1977年颁布了美国禁止海外贿赂的法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鼓励其他国家采用自己的法律来认定这种贿赂违法。考虑到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不断增强，颁布这样的新法律是非常积极的一步。

　　确实，自从中国史无前例地开始追究贿赂海外官员的中国企业和高管的刑事责任，所有企业都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中国这项新法的颁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正在做出全球领导者的姿态，这与其在法治方面的承诺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相称的。这一强烈信号也将促使企业自行采取措施防止海外贿赂。

　　美中已经通过双边和多边形式参加亚太经济合作(APEC)论坛及其他论坛，努力打击腐败。实际上我们已经共同为APEC企业就企业合规项目制定了指南，这一举措最近已经在11月份举行的APEC峰会上得到APEC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些努力应得到深化并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例如)通过中国完全参与经合组织反贿赂工作组来实现这种深化和延伸。

　　四中全会要求发展中国的法律服务业，包括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在上个月的商贸联委会上，我们商定就中国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加强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这项改革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律所和希望学习国际法律事务的中国律师都有帮助。

　　如果我们能够增加双方在法律服务方面的交往，确保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中国企业所需的优质法律服务，以及确保全球的律师事务所都有机会帮助提供这种服务(例如允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全球律师事务所雇佣持有中国执照的律师)，那么就可以加强法治。

　　如果允许外国律师参加行政诉讼，不仅允许他们按中国法律执业，而且允许他们提供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意见以及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那么中国的法治也将得到加强。

　　四中全会提出公平竞争和中国法律的执法公平。在上个月的商贸联委会会议上，美中领导人深度讨论了竞争法实施中的公正性问题，我们就改进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确保所有企业(包括中国和美国企业)受到公平对待所需采取的步骤达成了一致。

　　中国的法治以及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全球商界的声誉将通过践行以下承诺得到加强：

　　在竞争法诉讼中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强制措施仅用于解决损害竞争的问题，而不是促进中国企业发展;

　　对所有企业实现程序公正，包括所有当事人有权陈述案情并为自己辩护;

　　公开各项决定，并公开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从而提高透明度;

　　允许中国的执业律师出席和参与三个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举行的会议;

　　通常情况下，允许在中国成立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这种会议，并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提出建议，以及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允许在其他法律管辖地执业的外国法律顾问出席会议，提供有关具体交易或行为的信息，以及提供与他们执业的法律管辖地的法律或国际惯例有关的信息。

　　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美国商务部包括美国专利和商标局，这反映了美国和全球经济体中商业与知识产权之间的重要关系。

　　中国正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试点，这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为中国的法制改革提供重要启示。如果这些法院能够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论坛为企业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法治就能得到加强。我们希望继续双方长期以来的知识产权合作，这符合我们创建创新型社会的共同愿望。

　　四中全会还提出加强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从而使这个制度更有效，更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美中已在行政许可和行政法改革方面开展合作，共同确保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能从公平和透明的行政程序中受益。中国正在努力改革其行政法和行政许可制度，包括修改其行政诉讼法，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通过继续加大行政诉讼的力度，让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可以使法治得到加强。根据我们的经验，行政诉讼是确保政府决策透明、可预见从而最终更有效的关键手段。

　　在商业法律合作中，两国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我们认为商业法律合作是推动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在座听众的人数已经证明了中美对话的重要性，并且证明了两国人民加强法治的愿望和决心。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能够开启两国之间的一系列对话，探讨我们如何加强双方的合作，如何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商业交易都适用明确、公平和可预见的规则，确保这些规则能够促进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并让两国的人民收益。

　　感谢各位的倾听。

来源时间：2015/2/3   发布时间：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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