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耘博士 来源：新浪微博
根据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与2013年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的统计数据，中美在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上有着显著差距：30%对比66%。美国安德森医院终身教授张玉蛟撰文从医生培养制度、医疗资源多寡及分配、医疗技术水平高低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中美之间差距作了具体分析….http://t.cn/RZHfNs8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3
旧文章ID：1532
缅甸问题专家李晨阳：被误导的缅北冲突
作者：李晨阳 来源：澎湃新闻
从2015年1月14日以来，沉寂了将近2年的缅北局势又骤然紧张起来。截至目前，克钦独立军与缅政府军在克钦邦帕敢地区的冲突尚未平息。尽管发生冲突的范围并不大，双方投入的兵力也有限，并且主战场距离中缅边境有上百公里，但是在中国的周边有武装冲突发生，加上部分媒体把冲突的发生与美国高级军官到达密支那、上百名中国伐木工人被抓联系起来，再渲染成百上千中国公民被围困在交战区，这次克钦邦的冲突就成为牵动中国上下神经的大事了。我们应该探究这次冲突的原因，冷静分析缅北局势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冲突起因复杂，民族和解进程缓慢
表面上看，冲突的起因是克钦邦政府交通运输部部长卡曼杜瑙(Kaman Du Naw)1月14日没有通报就进入了克钦独立军在缅北最主要玉石产地帕敢的防区。卡曼杜瑙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但陪同他考察的3名警察却被克钦独立军继续扣留。实际上，还有更复杂的缘由。
吴登盛政府自2011年3月上台执政以来，一直把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作为其任期内的重大目标，并放下身段与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缅政府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就全国性和平协议文本的绝大部分条款达成了一致，但谈判始终结束不了。所以，签署全国性和平协议的目标看似就在眼前，却始终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缅甸军方坚持和平协议条款不能违背2008年宪法和现行法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民地武(指“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心存各种顾虑，要价过高。
眼看缅甸各方政治力量都要全力投入2015年10月底举行的大选，所以缅甸政府与民地武签署全国性和平协议的心情更加迫切。最新的计划是在2015年2月12日的联邦节签署，为了表示诚意，吴登盛政府邀请14支民地武参加1月4日的独立节活动。
1月10日，吴登盛亲率包括多名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在内的高级代表团赴密支那参加第67个克钦邦日庆典，这是缅甸最高领导人首席出席克钦邦的邦庆活动。1月12日，在内比都举行的有少数民族政党领袖和各省/邦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参加的政治峰会上，吴登盛再次呼吁各派政治力量加强合作，共建民主国家。
不过吴登盛政府的这些姿态并不足以实现在2月12日签署全国性和平协议的目标。而消除民地武“占地自管、拥军自立”和“一国多军”现象，是缅甸政府军始终坚持的目标，“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应是缅政府军发动进攻的基本动机。
由于与政府军在2011年6月9日至2013年1月初期间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武装冲突，所以在缅甸目前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中，克钦独立军的警惕性最高，在与缅政府的和谈过程中态度相对强硬，因而该武装也是缅政府军重点打击对象。
其实，克钦独立军这次在帕敢与政府军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已有诸多预兆，并不突然。早在2014年11月16、17日，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就发生过交火。两天之后的11月19日，政府军多发炮弹落入克钦独立军军校，造成20多人死亡和20多人重伤。12月中旬，隐居多年的彭家声公开声称，他领导下的果敢同盟军东山再起，并且伏击了缅政府军。因此，缅政府军发动对缅北部分民地武的围剿，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
还有一种分析，即缅政府军进攻帕敢是为了切断克钦独立军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直接参与玉石贸易以及对在帕敢的玉石商人征税，是该武装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被夸大的美国、中国因素
有人把冲突与美国、中国以及缅甸的三角关系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主观臆造的成分居多。
美国和缅甸于2015年1月11—15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人权对话会，其中美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安东尼 克拉奇菲尔德、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托马斯 哈维等几名军方将领。在会议开始之前的1月9日，这些美军将领低调访问了密支那。因此，有人就认定这是美国插手缅北事务的铁证，并认为缅甸政府与美国达成了默契和交易，即“美国默认缅军解决缅北民地武问题，而缅甸将就2015年大选问题与美国达成妥协”。
我们知道，此次美国代表团来访的重点，在于谈缅甸的人权和强制征用土地问题，其中对缅甸政府不乏批评声音，如对缅甸政府军镇压民地武、不给予罗兴亚人公民权、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等问题表达了不满。如果美国代表团纵容缅甸政府军进攻民地武，那么它还有必要与缅甸举行人权对话吗?回国之后如何面对国会等方面的责难呢?美国跟中国争夺缅甸、美国试图接入缅北事务是客观事实，但是把缅北所有的事情都与美国联系起来，也是不客观的。
还有人把这一轮缅北冲突与莱比塘铜矿项目处境困难、中国公民在缅北伐木被抓等事件联系起来，尤其是帕敢冲突升级之后，有媒体渲染有数百名伐木工人、玉石商人(有的甚至说有上千名)被围困在交战区多日，粮食和饮水紧缺，其人身安全令人担忧。交战区域既不是在帕敢镇，也不是在玉石矿区，缅甸政府和当地媒体报道中也从未提到有数百名中国公民被困在战斗区域。1月19日，中国驻缅使馆领事保护联合工作组抵达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探视了因越境伐木而被关押的中国工人，确认前段时间被抓的中国伐木工人只有150多人，而且事发地在密支那以东的歪莫镇区，与帕敢有14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缅北局势的发展趋势
近日媒体还报道，除了帕敢，在克钦邦的葡萄、掸邦的登尼和贵概等地也发生了冲突;除克钦独立军之外，德昂、果敢、若开联军也在各地与政府军发生冲突。1月20日，有媒体报道缅甸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发布了战争动员令，要求缅甸三军举全军之力从当地时间20日起对克钦独立军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实际情况是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之间只发生了小规模战斗，帕敢前线的缅政府军已于1月19日向克钦独立军提出停火，克钦独立军也释放了3名被拘押的警察。
历史已经证明，武力解决不了缅甸的民族问题，缅甸中央政府和各民地武只有秉着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谈才能解决分歧。缅甸政府军这次的进攻，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克钦独立军按照政府军的要求来签署和平协议，“以打促谈”。有人说是为了在缅北挑起全面内战，这种猜测也不太靠谱，客观上即将于今年10月底举行的大选也不允许缅政府军长期大动干戈。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2
旧文章ID：1584
用1833美元月薪管理中国——《中美印象》 总第49期
作者：Alexa Olesen 来源：Foreign Policy Tea Leaf Nation
做一个清廉的中国官员似乎稍微变得容易一点。国有媒体中国日报在1月20号报道说中国公务员得到了十年里首次涨薪。这包括了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的60%的涨薪。China Daliy报道说，习近平过去的工资是1130美元（折合人民币7019.5元），现在涨到大约1833美元（人民币11386.5元）。最基层的公务员工资从每个月101刀（人民币627.41元）涨到了213美元（人民币1323.15元）。该报称此举是为应对公务员因低薪而离职，但没有提供和离职相关的任何数据。2013年北京的平均工资是930美元（人民币5777.11元）。
在社交媒体上，大部分人似乎认为早就该涨工资了，但是很多人质疑官员的工资的意义，因为他们还有补贴、奖金和基于贿赂的隐性收入。北京的著名博主和评论家五岳散人在微博上问他120万粉丝：如何解释众多低工资的公务员可以买房买车？"我没看哪个公务员业余要饭啊？"他问到。一个北京企业家在微博写道，他惊讶于很多公务员没有因为低收入而离职。"我爸用一年养的一头猪能卖到1611美元（人民币10007.45元）"，他写到。
这项举措被广泛认为是通过给公务员更合理的工资来降低贿赂的诱惑。（这道理和新加坡著名的高薪养廉一样，总理的工资是170万美元（人民币10551985.00元）一年，是习近平一年22008美元（人民币136604元）的77倍之多。）香港凤凰卫视进行了一项调查，问人们是否认为涨薪可以控制腐败。在22万回复中，29.9%认为有帮助，但是70.1%的人认为没有区别。但专家指出，中国的反腐工作很难真正落实，除非通过资产申报，强制官员披露房产，车和其他可能非法所得财产。总部位于柏林的反腐监察机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4年10月声称，在广东省部分地区试行的官员公开注册房产的项目应该在全国推广。这使得官员的资产积累都有记录可查，同时也使得检查他们工资是否和公开的财产相符变得更容易。
其他网民，如小说家天佑，认为这项举措并未经过公开的商讨让人失望。天佑在微博上说公务员的涨薪在其他国家要经过议会的公开讨论和批准。"中国不同，" 他写到，"政府发个文件，公务员立马就加工资，根本不用通过人大。" 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权力让很多人感到不痛快。搜狐新闻网站上的一篇关于工资施行新方案的文章很快收到了8000多的评论。收到最多赞的评论问到，政府何时计划让老百姓也能多得一点实惠？"公务员那么庞大，工资说加就加，老百姓呢？物价涨得那么快，我们能跟上吗？"
2014年10月，习近平对一些给高管"过高"薪酬的国有企业发出警告。1月18日，中国的军事喉舌解放军报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军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收入是他们的工资，不能有其他"灰色收入"，这里的灰色收入是贿赂的委婉说法。从这些评论里来看，自行批准的涨薪有不合适的风险。
国有媒体并没有对此轻描淡写，最近反而在习近平的工资上大下笔墨。中国日报等报纸用习近平的涨薪作为报道公务员涨薪的首选例子。另一篇新闻报道了习近平1979年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工资。那时他只赚9美元（折合现在人民币55.89元）一个月，大约可以买到64磅猪肉或者2293磅白菜（如果他用所用的工资买其中任何一种东西的话）。国有媒体可能意识到了人们对官员收入低于中国企业中层管理者的情况而愤愤不平。 但是他们回避了其他更棘手的问题，比如习近平是如何用他微薄的工资送他的女儿到哈佛上学的？
曾经详细报道过中国领导层家族的财产，而使其记者离境的纽约时报指出：习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他能够通过亲属可以接触到北京很不错的房地产。"当他不再中南海歇脚的时候，他可以在习家南锣鼓巷的院子里住一晚上。" 该报继续补充道，若是在他姐姐和姐夫投资的雅致的官园小区购置房产，习"或许还能拿到一个优惠价"。
Shujie Leng对调查亦有贡献。
《外交政策》原文标题：Running China on $1,833 a Month
查看英文原文，点击此处。
《中美印象》简报第49期 全文翻译：毛东奇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531
美一天宣布两项对华反倾销 中方强烈反对
作者：陶短房 卢荻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行政与司法机构当地时间21日宣布两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裁定结果，均裁定中国出口美国市场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并向中方征收相关税费。分析观点称，中美部分产业领域贸易摩擦日趋激烈频繁，在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贸易带来互惠的背景下，美方作出的处罚结果“导致双输。”
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说，美国商务部21日宣布一项裁定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存在倾销行为，倾销幅度为19.17%-87.99%，该裁定为初裁。同日，作为联邦独立司法机构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一项裁定，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该裁定为终裁，美国将针对中国大陆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针对台湾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对以上裁定结果，中国商务部22日均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美国此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美国国内法。
基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相关劳工组织的申诉，美国商务部于去年7月15日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与卡车轮胎的“双反”调查。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初裁结果，裁定中方存在补贴行为，补贴幅度为12.5%-81.29%。在此次初裁结果认定中方存在倾销行为后，根据程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分别于今年6月和7月就上述初裁结果作出终裁，如果结果均为肯定性，美国商务部将要求海关对中国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目前阶段，美国商务部将通知海关对中国产品征收相应的保证金。
美国轮胎专业网站tirebusiness.com分析称，美国针对中国等外国有竞争力输美产品的“双反”措施，是为了避免本土产业遭到冲击。以轻型卡车轮胎为例，2013年中国输美同类产品总值高达21亿美元，其中乘用车轮胎4600万套，轻卡528万套，去年前11个月同比分别增长14.3%和25.6%，这引起美国行业协会和部分企业的恐慌，并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和上述团体关系密切的民主党政府采取更多“双反”行动。
光伏产品方面，应德国光伏企业太阳能世界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申诉，美国商务部去年1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晶体硅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这是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这一领域休兵一年后再度矛盾激化，也是美国政府第二次对中国光伏企业大规模实施“双反”调查。相比前一次，此次“双反”调查不仅产品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地区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通过在台湾代工以规避关税的做法。去年12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双反”终裁结果，结果是肯定性的。此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也意味着对中国产品征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已是确定结果。
路透社22日分析称，中美贸易诉讼矛盾近年来日益尖锐，双方通过“双反措施”向对方施压，在多个产品领域开启“贸易战”。其中美国是更主动、频繁提诉的一方。而光伏产业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1日终裁结果，进一步引发美国太阳能行业失望情绪。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称，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将导致美国太阳能产业“倒退”。另一行业机构美国平价太阳能联盟也认为此举伤害美国企业利益。产业人士表示，美国政府的决定不仅将打击中方企业，也会使得美国零售业和消费者遭受重大损失。
查看原文，点击此处。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3
旧文章ID：1528
达沃斯论坛：李克强向世界解释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观察者网
欧洲还因法国恐怖袭击而惊魂未定、埃博拉暴发、“火药罐”般的中东、乌克兰冲突依旧硝烟弥漫，加上经济低迷、油价垮塌……去年的一系列问题已逐步成为全球性挑战。昨天，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复杂的背景下启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瑞士达沃斯向全世界2500位精英发表演讲，阐述全球新局势下的“中国方案”，作为唯一在此次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的外国领导人，“中国方案”备受瞩目。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将2015年称为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迷失的世界急切需要找到往前走的方向。李克强则在致辞时巧妙比喻：我们需要新的盘尼西林来应对国际局势的新的挑战。
始于1971年的达沃斯论坛被视为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在4天的会议中，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努力拼争建立“朋友圈”。达沃斯论坛的议题几乎涵盖一切，各国目的亦不相同，俄罗斯试图借机打破欧美孤立，印度则力争圈走与会富豪的投资。与会者最想听到的还是来自中国的声音，几天前中国公布7.4%的GDP增长率，20日一家国际机构宣布美国罕见地超过中国成为最被企业高管看好的投资地，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7.4%的余波将产生何种影响，从南非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它们都在侧耳等待。
本届年会上除了对世界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外，还将有5场论坛聚焦中国经济，包括“中国前景展望”、“中国对外投资展望”和“中国经济发展评析”等。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世界期待倾听中国对经济形势和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解中国发展给世界经济的影响。
昨天，李克强刚到达沃斯下榻酒店就会见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李克强指出，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松也不紧，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结构性改革上。中国经济正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随后与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李克强也给各国工商企业家吃“定心丸”：2015年中国将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将继续构建开放型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中国欢迎外国投资者。在回答关于中国应对经济风险的问题时，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中国的城镇化正在稳步推进，潜力巨大。中国政府有能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昨晚，李克强特别致辞时再次强调，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中国减速带来的担忧，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的推动结构性改革。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每年7%的增长，年度的限价增量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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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全会发表特别致辞并回答提问。
“本届达沃斯最重要的主旨讲演。”英国《金融时报》21日如此评论李克强的讲话。报道说，这也是达沃斯45年历史上第三位中国总理到访。美国彭博社说，中国领导人曾在本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用这个论坛。中国1979年派出第一个官方代表团，那一年，邓小平开始将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1992年，当时中国与西 方国家关系紧张，时任总理李鹏对达沃斯听众说，中国会继续经济改革。2009年，温家宝表达对维持稳定增长的信心，当时美欧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扰乱，他勾 勒了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应对之策。“本届达沃斯最重要的主旨讲演。”英国《金融时报》21日如此评论李克强的讲话。报道说，这也是达沃斯45年历史上第三位中国总理到访。美国彭博社说，中国领导人曾在本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用这个论坛。中国1979年派出第一个官方代表团，那一年，邓小平开始将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1992年，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时任总理李鹏对达沃斯听众说，中国会继续经济改革。2009年，温家宝表达对维持稳定增长的信心，当时美欧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扰乱，他勾勒了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应对之策。
“李克强向世界解释中国经济转型”，德国财经网21日表示，中国经济出现1990年以来最弱增长，北京最高层早有准备，以应对全球决策者的问题。从“奇迹”到“新常态”时代，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再平衡。中国旧的增长模式正在离去，一个新的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并更多地依靠创新、服务和国内消费，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经济。韩国《每日经济》称，李克强新年首次外访选择达沃斯，是因为正当外界对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充满争议的时候，“这里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全面深化改革政策、打消世界疑虑的最佳场所”。
李克强在达沃斯到底贡献了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以下是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特别致辞全文：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很高兴，五年以后又来到达沃斯，站在这个讲台上致辞！
更有幸的是今天上午在工作之余，我登上的达沃斯小镇附近的山顶，从那里俯瞰达沃斯，达沃斯的确是一个美丽、宁静、安详的小镇。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并不平静，甚至不安宁。我们需要应对新的局势，昨天晚上施瓦布先生告诉我，达沃斯曾经是治疗肺部疾病的疗养圣地，因为盘尼西林发明、推广和普及，达沃斯的产业转型了。他从肺部上升到了脑部，这里已经成为世界脑力风暴智力的中心之一。我们需要新的盘尼西林来应对国际局势的新的挑战。世界远非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确实是此起彼伏，对于人类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全球的经济复苏又乏力，主要经济体的走势、分化，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复波动，通缩紧缩的迹象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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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 1月21日报道：世经论坛工商对话会及论坛年会即将开幕。李克强总理来到下榻饭店边海拔1800米的沙茨阿尔卑山顶，极目远眺，放眼达沃斯。
不少人对世界前景抱着悲观的情绪，认为和平和安宁出了问题，发展也难见曙光，有哲人说过，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能用曾经制造问题的办法去解决它。老问题的解决，不能再从对抗、仇恨封闭中谋答案，新问题的答案更要在合作、协商中找出路，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利用时代的智慧，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在艰难的时刻总是能激起突破困境的勇气，迸发出变革、创新的力量。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主张要坚定维护和平、稳定，坚守和平稳定的底线。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保持世界和平稳定，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性质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间因兵器、冷战思维与零和游戏，赢者通吃是行不通的，任何地缘冲突都应该坚持政治手段，用和平的方式寻求解决。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世界各国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平，让文明、理性、正义之花开遍世界。
面对多元的世界文明，我们主张要共同促进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要秉持和谐相处的理念。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是我们这个星球最值得珍视的天然宝藏。人类社会是各种文明都能盛开的百花园，不同文明之见，不同宗教之见都应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同和可亲，异可相近，国际社会应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求同存异，包容共见，合作共赢。
面对多变的经济形势，我们主张要大力推动开放创新，也就是说，要激发开放创新的活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七年来的实践证明，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也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扩大利益的会合点，实现共同发展。德国有谚语将，面对变革之风，有人在砌墙，有人放风，我们倡导顺势而为，坚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积极扩大区域经济合作，打造全球的价值链，来迎接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宏观政策固然重要，但结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难度很大，但也应该坚持去做。这样，才能够形成全球创新的合力，增强世界发展的新动能。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与会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很关注。或许有人担忧，受到中国经济速度降缓的拖累，也有人担忧受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冲击。因此，这里我想多介绍中国的情况。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的推动结构性改革。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每年7%的增长，年度的现价增量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经济运行处在合理的区间，不片面的追求高速度，紧绷的经济速度会得以舒缓，更可以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调结构，促升级，向结构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这样中国经济的列车就不会因为有所放缓而失速，反而会跑的更稳健，有力，带来新经济，形成新动能。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0123/20150123155144_2087.jpg")
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与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面对下行压力，我们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尤其是政府带头改革，大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全年GDP增长7.4%，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超过了上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业不减反增，我们的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都是下降的。CPI上涨了2%，这低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事实证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迈出重要的步伐。
不可否认，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是追求短期更高增长，还是着眼长期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质量。答案是后者。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同时着力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率。我们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防范债务、金融等潜在风险，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资金。地方性债务70%，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由资产保障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正在推进，我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和人民对幸福美好的追求是发展的最大动力。城乡和区域发展空间广阔，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以中高速再发展一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会持续的改善，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必须实现“双中高”。那就要对传统的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要创新宏观调控，增添微观活力。调整城乡区域和产业结构，尤其是促进比较充分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这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但是我们不畏困难，只有沿着促改革，调结构的路子走下去，才能够使中国经济持续实现中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的水平。
中国经济要行稳至远，必须更高的用改革创新，要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实行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外一方面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造升级传统的引擎。我们说要打造新引擎，就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人民勤劳而智慧，如果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绝对会使整个经济机体充满生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蕴藏着无穷的创意和无限的财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矿。这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农村改革，我们放开，搞活了，让农民自主来决定生产和经营，调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积极性，结果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正是体制的创新，激发了亿万人的创造力，也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两个月前我去过中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只有700户人家，但是他们却开设了2800多家注册商店，一个人在干几个人的活，每天向世界各地售出超过3000万件的各类商品。当然这里我要说明他们是遵循劳动法的，并没有搞不正当的竞争，只是把有限的时间更多的利用起来，这是勤劳肯干，大众创业的生动写照。
今天的中国需要开发活力的新源泉，活力来自多样性，多样性的碰撞产生智慧的火花，点燃创新发展的火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能释放明智，名利，扩大消费，而且会增加社会的财富，还可以增进大众的福祉，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舞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推动社会的纵向流动，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管制，舒服创新，竞争促进繁荣，我们将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所谓的非行政许可，推进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也有利于压缩腐败的空间，我们将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同时保护各类合法的产权。
我们说要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仍是短板，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当中也蕴藏着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巨大空间，增加这方面的供给属于政府分内的职责，是改善民生的必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推手。今年我们确定了包括中西部，铁路、水利工程，各类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等重点投资领域。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不再唱独角戏，而是通过深化投融资改革，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金与外资参与，采取政府和民营企业合作，中外合作，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放大投资的效益。
例如，今年中国西部省区建设了一家污水处理厂，需要资金3亿多人民币，就成功的吸收了德国的一家水务公司，而德方的股比占到70%。我们将推行财税改革，推出扶持中小企业的新举措，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中小金融，尤其是民营银行的发展，扩大资本市场，推动价格改革，大幅缩减政府定价的种类和项目，最大限度的放开价格管制。同时，注重发挥政府在软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扮演好市场监管的角色，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重点、有序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让各国投资者挖掘出源源不断的富矿，我们还将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中国的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对接当地的市场需求。
也是在国际竞争中接受检验，其中不少产品本身就是中外合资的，出口本身也是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瑞士达沃斯是滑雪圣地，滑雪有三要素，速度、平衡、勇气，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在保持中高增长当中，保持好调结构，只要我们坚持好不动摇，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扩大公众产品，公众服务供给，用双引擎来助力双中高，中国经济就会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走向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也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机遇。
我相信只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坚守和平、稳定的底线，秉持和谐相处的理念，激发开放创新的动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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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达沃斯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观察者网综合环球时报、新华网、凤凰财经、中新网等报道。
原文标题：《李克强：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查看观察者报原文，请点击此处。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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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
作者：陈平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的报道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如此，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的论调。然而，对于中国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学者们之间却存在争议。
吴敬琏老先生认为，中国调结构的方向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道路的几个特征是鼓励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吴敬琏的观点在中国流传甚广。林毅夫对于未来调结构的核心观点是：对内，消除双轨制在各个领域的扭曲，对外，发展一路一带一洲转移过剩产能。陈平教授则认为：中国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走第三条道路。即，以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继续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土改造，城乡分流，分区发展，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输出。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1期。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但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陈平 2008，2012a，2012b)。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 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重建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1 .西式药方带不来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适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吴敬琏 2011，2014）。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 2013）。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
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
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就业，估计也就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
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为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位；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
但是，中国即使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已算不错，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以及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
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
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2. 中国的自主发展模式，超越日德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Maddison 2010）、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总计968年），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应对挑战需要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all”（不同的脚穿一个尺码的袜子），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病症皆同。
1. 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
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
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2.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但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分工模式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
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3.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
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冀朝鼎 1981，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2.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
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韩毓海 2009，陈平 2010，史正富 2013）。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
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全文完）
陈平教授简介：
陈平：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是曾经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列戈金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观察者网注：普列戈金又译普列高津、普利高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尖锐批评。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的陈平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当过铁路工人、研究过氢弹的和平利用、担任过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第三届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世界经济学会的理事，使得他的生涯兼具理论和实践，更显厚实。
参考文献：
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年11月16日同时发表(1979)，收入陈平论文集（2004）。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陈平，“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景和中国金融的全球战略”，《新华社内参》，2008年11月6日。
陈平，“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红旗文稿》，2010年第4期 (2010)。
陈平，“土地流转，城市模式，与农民转业”，《人民论坛》2011年，23期，2011年8月15日(2011)。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1-23页（2012a)。
陈平，“中国道路的争议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卷，第2期，39-75页(2012b)。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大風出版社（2010）。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 (2009)。
寒竹，苹果在中国：对话纽约时报调查记者，《观察者》，http://www.guancha.cn/html/60262/2012/02/17/66139.shtml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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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1期。观察者网转载时做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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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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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面临日本60年代情形 将引发新工业浪潮
作者：凤凰财经 来源：凤凰财经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目前从整个的发展态势来讲的话，中国跟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八十年代的态势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不断上涨，将会出现像六十年代时候的日本因为工资上涨，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帮助亚洲四条小龙实现工业化、品牌化（的情况）。八十年代的时候，亚洲四条小龙同样面临工资上涨，然后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来。”
同样的，“目前中国达到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八十年代的同样情形，因为国内工资快速上涨，传统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很多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就会出现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林毅夫解释到。
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1月20-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办。本届年会主题是“全球新局势”。凤凰财经全程报道本次论坛。
林毅夫以实际举例说，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主要的生产地，像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在八十年代转移到中国大陆来的港资企业、台资企业、韩资企业已经差不多转移出去了。
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外资提供国，将来可能还会更大。只不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中国企业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心理准备严重不足，人才准备严重不足。“我们大陆本身的企业利润不断消失、工人也那么难过，你叫他到海外去，但是不敢去，因为这个转变来的太快。”
以下是林毅夫讲话实录：
林毅夫：中国对外投资，传统上是有三个类型，像你说的一个是获取资源，中国是快速发展，又是资源短缺的国家。再一个是基础设施，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是有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基础设施。第三个是进入到当地市场。因为在当地投资的话，可以克服一些关税壁垒、进入壁垒。
在过去这三种来讲，我想强调一下都是经济活动互利双赢的。但是如果展望未来，我觉得有两个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对外投资。一个是到发达国家获取技术，因为中国要继续发展，一定要继续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咱在不少行业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通过到海外通过并购的方式，或者是用购买专利的方式，把这些技术引进来是有利于加快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发达国家也很欢迎，因为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从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经济上普遍比较疲软。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也欢迎外国的直接投资，包括中国到那边以获得技术为主的直接投资。
除此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中国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不断上涨，将会出现像六十年代时候的日本因为工资上涨，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帮助亚洲四条小龙实现工业化、品牌化。八十年代的时候，亚洲四条小龙同样面临工资上涨，然后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来。把中国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世界工厂。
目前中国达到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八十年代的同样情形，因为国内工资快速上涨，传统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很多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就会出现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
而且我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让他们实现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创造外汇，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窗口。
在这一点上，从整个的发展态势来讲的话，会跟日本六十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八十年代的态势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量上的不同，也就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70万人，八十年代的时候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230万人。这一次中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按照去年第三次工业经济普查所公布的数字，是1.24亿人。也就是说六十年代日本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移的时候是12倍，比亚洲四条小龙加起来是22倍。很可能在未来中国的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发展中国家去转移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全世界一个新的工业化的浪潮。这是有利于世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当然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些都是互利双赢的。
原文标题：《林毅夫：国内工资不断上涨 中国面临日本60年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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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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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文明冲突论视角下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
作者：刘辉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12月
199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撰文,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将成为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该观点在国际舆论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本文以文明冲突论为切入点,探讨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最终在于说明文明的交往。
一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伊斯兰文明。伟大的宗教是伟大文明建立的基础。亨廷顿所谓文明间的冲突主要是宗教间的冲突。暂且不论亨廷顿理论的正确与否,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确实有过多次的冲突与斗争。公元7—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直接威胁到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而11—13世纪的1东征更是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关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并且留下了双方怀疑与斗争的历史遗产。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内部事务诸如阿以冲突、海湾危机、伊拉克问题等等的频频干预,从而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强烈不满。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与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对立情绪依然存在。
美国是基督教文明的典型代表,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的护主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文明的冲突在这两国之间同样存在,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然而,从1945年以来,沙特与美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自1945年沙特开国先王伊本·沙特与罗斯福总统在“约翰·昆西”号巡洋舰上会晤后,两国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合作模式。沙特为美国提供石油,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同时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广泛合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从1933—1980年,美国阿美石油公司一直主导着沙特的石油开发,直到80年代沙特石油国有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不是基于共同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为基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结成现实的联盟,这对当政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受宗教情绪的影响,两国民众的宗教非理性因素往往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羁绊,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借助1手段进行反美活动,对沙美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沙特王室的亲美政策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王室的借口,1979年发生的麦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即是一例。1979年11月2日,以朱哈曼·本·沙伊夫为首的一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朱哈曼宣称他的内弟穆罕默德·卡赫塔尼正是人们期待的马赫迪,号召在寺内祷告的穆斯林起来推翻投靠美国的、腐败的、非伊斯兰的沙特家族的统治。[1]118以沙伊夫为首的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力图诉诸宗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通过伊斯兰教的力量为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达到推翻沙特王室的现实目的。虽然叛乱最终遭到当局镇压,但是沙特国内的反美主义浪潮并没有就此平息,它就像潜伏的暗流,一遇到合适的机会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队驻守在沙特,很多穆斯林认为此举亵渎了宗教圣地。战争结束后,美军直接驻扎在沙特,为其提供安全保护,防止邻国侵犯,维护沙特王室的家族统治。驻沙美军遭到沙特多数人的反对,沙特宗教反对派更是以此为契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及宗教理念,其中以乌姆库拉(Umm al-Qura)大学伊斯兰学院的院长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博士为代表。他公开发行磁带,矛头直指政府,批评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与美国“恶魔”结盟,反对穆斯林兄弟。萨法尔·哈瓦利说,邪恶之所以会降临到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及王室“误解”了伊斯兰教。“不是世界在反对伊拉克”,“是西方在反对伊斯兰教”,“如果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美国占领了沙特阿拉伯,真正的敌人是西方,而不是伊拉克。”[2]63-64沙特宗教反对派的伊斯兰兄弟情结超越了国家间的冲突,他们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归为穆斯林之间的内部事务,排斥美国人的干预,而忽略自身的国家安全。这种伊斯兰情结的排外性无助于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当然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
如果说沙特一部分人对美国的不满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对美国发动了直接袭击。1995—1996年,美国驻沙特军事基地先后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一个自称为伊斯兰改良运动的组织及自称为“海湾猛虎”的组织宣布对这两起事件负责。他们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要求所有的“十字军”撤出阿拉伯领土,结束沙特王室的统治。[1]118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沿袭了中世纪穆斯林对基督徒的称呼,试图将两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以获得更多穆斯林的支持。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其实质在于,以驻沙美军为靶子,以推翻沙特王室为目的,建立一个纯粹的、不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对美国人的攻击成了极端分子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文明冲突的表象被其利用而具体化、实际化和目的化。伊斯兰极端分子所采取的一系列报复措施严重威胁了驻沙美军的安全,然而,重重0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沙美亲密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依然故我。极端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并没有结束,一小部分人加入国际恐怖组织,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1者”一道,对美国进行恐怖活动。美国“9·11”事件即是一例,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绝大多数被认为是沙特人。
沙特极端分子的这些反美举动都是对美国人仇恨心理的反映、报复和发泄,具有宗教意义。宗教成了对美国开战的工具。宗教被视为真、善、美价值的源泉和最高精神象征,宗教离人的心灵最近,煽动宗教狂热可以使天性善良的人丧失理性,做出许多有悖于宗教主旨的事来。宗教价值的超越性更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因为安拉是不谬的“超然存在”,以安拉的名义对恶人开战成为宗教虔诚的体现,它天然就是正义的和合理的。[3]极端分子在对美国的报复中找到安慰、自信和力量,同时也向基督教世界表明了伊斯兰教的优越性。
沙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行为是暴力的、极端的和不合情理的,是宗教情绪极端化的表现。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则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对待本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不同和差异,择其有利者为我所用,不利者则弃之。沙特政府积极与美国进行军事、外交及经贸上的合作,在文化价值观上则恪守伊斯兰的主旨,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前国王法赫德曾明确表示,民主制度不适合沙特。1992年3月28日,法赫德国王在对阿联酋《团结报》发表的谈话中说,沙特不能引进不适合本国国情的西方制度。他强调说,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多党民主体制,这些体制并不符合本地区和沙特人民的情况。他还说,伊斯兰是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伊斯兰法才是我们的完整宪法。[4]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态度及做法。伊斯兰极端分子扩大沙美之间的冲突,将其具体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沙特国家领导人则能够超越这种冲突,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正如沙特普通民众对美国不满一样,美国国内同样有人对伊斯兰文明存有恐惧和偏见,往往把一小撮分子的活动等同于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
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0事件和1994年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劫持法航客机,这些都加深了美国和西欧对伊斯兰威胁的恐惧。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即将发生冲突的说法在美国的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中广泛流传。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对沙特的偏见扩大化,将一小撮极端分子的活动等同于沙特普通民众。兰德公司在呈送给五角大楼咨询委员会的一份简报中将沙特阿拉伯描述成美国的敌人,“沙特人在恐怖链条每一节上活动积极,从策划者到资助者,从干部到普通士兵。”[5]美国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沙特的情绪。美国主流思想界指责伊斯兰教“狭隘”、“排他”、“不宽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现代性”、“落后”、“歧视妇女”,基督教右翼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为“邪教” 。“9·11”事件的阴影遮蔽了美国人的视野,使其将极端分子的范围扩大化,这是感情受到重创后所作出的非理性反应,并不表明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主线。
二 利益的诉求
从国家层面来说,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对沙特和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关系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至今,沙美特殊关系已有60年的历史。冷战前,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冷战期间,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反对阿拉伯激进势力的扩张,同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广泛合作,双方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安排下,拟由埃及和叙利亚出军队,海湾六国出钱,欲构建海湾地区“6+2”安全体系。但是,沙特阿拉伯担心此举会威胁到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导地位致使该计划最终流产。但同时沙特也坚信:同美国的安全联系及其他的国际安全协定(如联合国领导的主要大国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的维和行动)是最值得信赖的,也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美国成为最佳的借助对象。[6]冷战结束后,美国掌握了海湾事务的主导权。它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非常清楚:遏制两伊,防止地区强国向自己的支配权提出挑战,同时保证国际市场石油供应,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7]在此目标下,美国需要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海湾地区大国,利雅得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涉及石油、地区安全等问题,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需要沙特的合作。因为,沙特可以凭借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这一身份,在情报及切断1财源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沙特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基石。
海湾战争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海湾地区构建了以自己为主导的安全体系,沙特阿拉伯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后冷战时代,海湾地区更加动荡不安。沙特视伊拉克为“潜在的地区性大国”和对手,是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非常警惕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霸权野心。一直以来,沙特与也门矛盾重重。红海对面的苏丹支持世界各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为世界各国所担心。现在,虽然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但沙特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伊拉克动荡不安,极端分子在伊拉克活动猖獗,对任何邻国来说均是不安全的因素。鉴于沙特国富军弱,目前,在安全事务中的自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沙特安全唯一可靠的选择就是同美国的现实安全联盟。[2]87沙特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驻军,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家族统治,抵制邻国侵犯,双方形成了一种“战略盟友关系”。
在该框架内,双方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特别是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极为重要。当今世界,1的概念扩大,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边疆安全,而且包括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对抗,后者表现为国家与1、0主义、极端主义的非常规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对美进行1活动,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及资助大量伊斯兰组织的举动,使其在打击伊斯兰1分子的行动上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在美国压力下,沙特在2002年12月宣布采取一系列反对1的措施,如切断1分子的财源,对穆斯林世界正在发生的“思想战”做出回应等等。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非正式结盟关系已经持续了60多年。尽管双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彼此的利益需求使它们走到了一起。
实践证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在利害关系冲突无法调解时可兵戎相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在共同利益需要时可联合抗敌,美国与沙特的合作关系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8]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基于利益的需要而结成现实的联盟这对双方来讲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虽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斗争的历史时常像幽灵一样漂浮在两国民众的心中,成为两国关系的掣肘因素。但是,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文明间的冲突。
三 文明的交往
沙美之间文明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宗教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的碰撞或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文化观念的人。拿沙美两国来说,一般民众对对方宗教文化传统持排斥态度。这固然有一些认识论的因素在作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利益的矛盾。譬如,沙特王室之所以一直拒绝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举行西方式的议会选举,就在于一旦这样做,沙特宗教反对派凭借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必将取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很难预料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一方面,这对沙特王室来说,不仅王位不保,王室的经济利益必将大大受损。如1990年2月,沙特妇女做了一次大胆地试验,即自发地在利雅得大街上开车以要求更多的自由时,沙特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谈论民主对自己的统治来说是多么危险的事情。[9]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保护沙特王室是美国的利益之源,美国当然不希望沙特政权作任何改变,以免威胁到自己在海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一直以来,华盛顿急于在全球推行民主。克林顿当政时期,以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克林顿政府曾经支持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的妇女选举,呼吁正在同1事分子作战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其人民广开言路,同伊斯兰1者对话,支持摩洛哥和约旦国王吸收反对派进入政府和国会,并且花大力气支持也门的民主改革,希望此举能够激发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同样的改革;但是,当涉及到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利益的核心———埃及和沙特时,美国却无所作为。
克林顿政府满足于沙特远离这些麻烦,只要沙特能够继续支付巨大的武器账单,购买波音飞机,保持合理的油价,允许美国使用沙特的空军基地等等。因为,美国知道沙特的任何革命将给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利益以毁灭性影响。一旦旧政权0,将对美国的1产生难以接受的威胁。[9]自2003年起,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造伊斯兰世界,欲建立中东新秩序。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受到新的冲击。
沙特调整国内政策,主动迎合美国,初步进行一些民主化尝试。当年,前王储现任国王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改革计划,此后,沙特允许在本国建立第一个1组织。2004年初,沙特政府举行市政选举,吸收50%的市政委员。在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压力下,沙特阿拉伯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迹象;然而,两国的双边战略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及中东地区一个稳定的伊斯兰盟友,而沙特也需要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护,双方互有所需。美国1大谈民主在中东的好处,却对沙特的自由选举没有兴趣。除了英国和以色列外,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在外交和私人关系如此接近于布什政府的“心脏”。
故而,沙美之间虽然有文明的冲突,但是,巨大利益的存在使这种“双赢”的结合,超越了冲突的界限。明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冲突的最终结果是走向融合。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交融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11]对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来说,莫不如此。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12211939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2
旧文章ID：1524
熊飞骏：从美国黑奴解放说伊拉克利比亚乱局
作者：熊飞骏 来源：共识网
今天很多中华大国民，尤其是反宪政的贪官政客都在大肆炒作利比亚和伊拉克的乱局。
实事求是的说，今天的伊拉克远没有萨达姆时代“外强”和不可侵犯。伊斯兰国在萨达姆时代要想夺占伊拉克北方领土连门都没有。
今天的利比亚也远没有卡扎菲时代铁板一块。卡扎菲时代的部落武装别说来首都耀武扬威割据称雄，武装民兵还没走出部落边界包管就让卡扎菲的坦克给碾成肉泥。
萨达姆伊拉克和卡扎菲利比亚时代的社会治安状况也比今天好得多。今天的恐怖组织在伊拉克一会这里玩爆炸一会在那里玩斩首，萨达姆时代的恐怖组织都给灭九族了，哪有本钱兴风作浪。今天的利比亚首都已成为枪炮喧嚣的战场硝烟弥漫。卡扎菲时代首都别说见不到硝烟，连鞭炮声也难得听到一响的……
不是说美国大兵把伊拉克、利比亚从萨达姆、卡扎菲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了吗?怎么“解放”的果实是如此“苦涩”啊?把两国都解放成血雨腥风的内战战场了?
这样的“解放”不是“多事”吗?
如此“解放景象”让飞骏想起了150年前美国旨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
美国黑奴是林肯主导的美国共和党政府解放的，可今天的美国黑人多是民主党人?民主党则是美国南方奴隶主组建的政党。
也就是说美国共和党把南方的黑奴解放后，黑奴多投身到当初奴役自己的民主党那一边，和“恩人解放军”共和党对着干。
为何会这样?因为解放黑奴后的美国南方也上演了今天的伊拉克、利比亚一样的故事。
1865年美国共和党解放南部13州的黑奴后，对共和党政府不满的主要群体居然是南方黑人?因为他们解放前虽然没有自由，但不愁吃穿住行，生病有人治婚丧有人管，一切奴隶主都给安排好了。社会上秩序井然，凶杀打架斗殴等北部自由州司空见惯的乱象，在南部各蓄奴州简止是不可思议的童话。社会素质最低的黑人群体因为有奴隶主严加看管，刑事犯罪率极低。
美国南北战争以南方奴隶主政权的失败投降告终，四百万黑人瞬间“被解放”成了“自由”人。可解放后的南部各州黑奴除了“自由”外，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先前他们习惯了自己的一切都听众奴隶主安排，从没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来安排自己和亲人的生活，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就象从小就在监狱里长大的囚犯一朝自由后根本不知道怎么找工作讨生活一样。黑奴虽然有自由，可吃穿住行看病养家都得靠自己的脑子拿主意，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这日子远不如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奴隶主踏实。
黑奴解放后，南方各州的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先前犯罪率极低的黑人群体因为自控力差和无所事事纷纷加入刑事犯罪队伍，今天在里玩强奸，明天在那里搞抢劫，后天则聚在一起酗酒吸毒。白人绅士们为了保护白人女士不被他们心目中肮脏无比的黑鬼性侵，纷纷拿起枪杆向玩强奸的黑人射出正义的子弹。白人三K党为了惩戒后犯常常对黑人罪犯施加残忍酷刑来杀鸡儆猴。每天都有黑人被残杀的惨剧上演。黑人罪犯发现白人不是那么好惹的，就纷纷转向“好死不如赖活”尊严感淡薄的黑人同胞伸出罪恶的黑手。越来越多的黑人不是死于白人复仇的子弹，就是被己方的黑人罪犯强奸抢劫，生命安全比“解放前”凶险百倍。
“解放前”的美国黑奴虽然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生杀予夺全取决于奴隶主意志，地位和主人家的牛马平起平座。但多数奴隶主出于爱护自家“财产”的考量，都不会过份虐待自己的奴隶。奴隶生病还积极给医治，把奴隶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就如中国贫困农家户主自己生病舍不得花钱医治，耕牛若生病则不惜血本求医一样。肆意虐待奴隶等于是“和自家财产有仇”，只限于神经不正常的极少数人行为。奴隶在外若是受到刑事侵害，白人奴隶主自会为其讨公道，对方若不赔一笔巨款就会拿枪为奴隶玩命去。所以黑奴的生命安全都是有确切保障的。
基于上述原因，“被解放”的黑奴对“恩人共和党”恩将仇报，纷纷加入奴隶主民主党对恩人政府说不!
绝大多数美国黑奴不可能想到，他们“解放后”的不幸并不是“解放者”造成的，而是奴隶主造的孽。奴隶主当初剥夺了黑奴“思考”和“独立生存”的权利，使整整一代黑奴丧失了部分“独立生存”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如长期给关闭在黑洞的人出洞后无法忍受外面的阳光，错在“禁闭者”不在“阳光”一样。
一个群体一朝告别“罪恶的制度”，仍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来改邪归正。美国黑奴付出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努力，生活水准才超过解放前的黑奴。
“自由”是有价的，他需要勇敢的心!更需要理性和全局思维!
如果美国的黑奴当初没有“被解放”，那就永远丧失了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孙今天仍象黑人的牛马一样终生劳作没任何权利和尊严，自家美丽妻女就奴隶主看上只能含笑奉献。妻女明明被“强奸”也只能自我安慰是“宠幸”，自已当了乌龟王八还要磕头谢恩。黑人奥巴马就算能赖如孙悟空铁臂阿童木也休想当什么美国总统!
今天的伊拉克、利比亚正在上演当年美国南方黑人同样的故事……
今天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乱象一样不是“解放者”的过错，把责任推给“解放者”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心智不正常。正如一群美少女被黑社会绑架强迫卖身，虽然每天被残酷凌辱但有吃有穿有房住秩序井然。后来这群美少女被一好打抱不平的侠客解救奔向自由，接下来就是找工作找房子辛苦打拼，为争夺妓院遗产和竞争一个岗位，昔日患难姐妹常打得头破血流。你能说侠客错了吗?
萨达姆伊拉克和卡扎菲利比亚虽然社会看上去没有乱，但生命灾难一样每天都在上演，只不过人民被朦上眼睛看不见那些血腥灾难而已。萨达姆政权在和平时期屠杀了30多万无辜平民，海湾战争后又活活饿死了近200万人，每天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比今天高得多。可那时的屠杀都是有组织进行的，杀人干净利落，新闻严密封锁，杀100个人的影响比今天炸死一个人还小，社会看上去依旧井然有序。卡扎菲利比亚每天死于暴政的无辜平民不见得比今天死于内战者少，可一样是因为有组织屠杀新闻封锁，社会大景象依旧是国泰民安。
今天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乱象只是暂时的，不出20年就会长治久安步入民主政治的良性循环。萨达姆伊拉克和卡扎菲利比亚的“稳定”也是暂时的，如果当初没有“被解放”，听任萨达姆和卡扎菲这两个魔鬼家族穷奢极欲胡作非为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山崩地裂的大骚乱，两国人民要么朝不保夕要么整体毁灭。
今天的伊拉克虽然比萨达姆当政时期“乱”，但国民生活水准比萨达姆时期提高了几十倍，由人均月收入不到两百美元上升到几千美元，饿死人更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萨达姆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民族大监狱，监狱内部通常总是井然有序没什么暴力犯罪的;监狱外的正常社会则显得乱糟糟坑蒙拐骗应有尽有，可你见过哪过正常人因为“怕乱”主动往监狱跑吗?
…………
中华大国民只要不是邪恶透顶或愚蠢至极，都不会对满清奴隶政权的灭亡痛心疾首。
满清奴隶政权覆亡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和长期的血腥战乱，还丧失了外蒙古157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中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生活水准和安全保障远远赶不上满清时代。这些都是满清奴隶政权造的孽留下的后遗症，不能把战乱和生存艰难的责任推给埋藏满清政权的孙中山革命党身上;更不可因为半个世纪的战乱和70年生活水准大倒退，而后悔推翻满清政权。
中华大国民必须明白：孙中山革命党就算不推翻满清奴隶政权，中国也不可能长期国泰民安，最终会陷入比辛亥革命惨痛百倍的生命大灾难。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千世万世而为君，最终都毁于平民大革命风暴。每次改朝换代造成的生命灾难惨绝人寰，人口减少都在一半以上。汉末战乱则损失了90%以上的人口。相比之下，孙中山革命党推翻满清奴隶政权造成的生命损失是历次改朝换代战乱中最少的。
如果孙中山革命党不及时推翻贪腐至极疯傻透顶的满清奴隶政权，按满清官府“宁予友帮不予家奴”的卖国逻辑和割地赔款速度，不出20年大清国割让的领土将远超外蒙古，然后迎来毁灭一切的平民大革命风暴。中国将四分五裂，中华文明会最终解体，且永远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满清贪腐疯傻赃官政客的倒行逆施下，中华大国民因为“怕乱”而选择忍辱负重的结局将是整体灭亡!
二0一五年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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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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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古关系正常化对话首日激辩移民问题
作者：庄北宁 来源：《北京青年报》
美国和古巴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首轮高级别对话21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启动，首日主要讨论移民问题，双方观点针锋相对。
美国代表团由分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领衔。会谈为期两天，这是在1980年以来首次有这一级别美国外交官访问古巴。本次对话主要内容为移民、恢复外交关系、投资等方面。
首日对话专注于移民问题，尽管双方都描述会谈的方式是“礼貌、合作”，但暴露的分歧巨大。
2014年，大约2万名古巴人获取赴美签证，除此之外，还有2.5万古巴人从世界各地不持签证进入美国，美国依据《古巴调整法案》予以接纳。
这是双方分歧所在。美方执意维持“干脚湿脚”政策，处理古巴非法移民问题。即在海上被美国执法人员拦住的古巴人会被遣返，而落脚在美国领土的则被接纳。
古巴一直反对这项措施，称这种法案是鼓励非法移民、人口贩运和冒险渡海。2014年，美方在海上拦截3722人，比2012年几乎翻倍。
领衔美方移民问题谈判的国务院官员亚历克斯·李说，美方向古巴政府解释，美国完全支持《古巴调整法案》，即俗称“干脚湿脚”的相关移民政策。
古巴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何塞菲娜·比达尔说，这项政策违反为促进安全、合法和有序移民的双边协议。
比达尔还指责美国鼓励古巴医疗人员叛逃至美国，这是掠夺人才的做法，“这种政策与当前双边背景完全不符”。
她提到的是美国“古巴医疗人员假释项目”。按她的说法，美国通过这个项目鼓励古巴医疗人员从第三国叛逃至美国。
双方本轮第二日对话将着重外交关系方面。美国国务院官员先前透露，美国希望古巴方面同意取消对美官员的在古旅行限制，希望几个月内重开美国驻古巴大使馆。
美国和古巴1961年断交后，原美国大使馆所在的6层建筑便关闭，1977年时职能转为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21日在华盛顿说，在正常化冰冻已久的两国关系之前，双方还有太多事情要谈。“我盼望前往古巴，正式开启大使馆，开始运转。”他说。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17日分别讲话，宣布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奥巴马设定解除针对古巴5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路线。他本月2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到古巴，说美国将改变过去50年对古巴的政策，结束美古之间互不信任的遗产，敦促国会着手解除对古贸易禁运。文/庄北宁（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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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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