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98

避险与威慑——美国对华竞争的复合逻辑

0

作者:肖河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在施政中表现出对大国经济竞争的高度重视,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但是其对华安全政策却较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具对抗性,典型表现为持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红线。拜登政府明确地将对华竞争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心,集中体现在调低对中国的预期,对华政策由争取“大交易”转为争取“不交易”。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具有相对的长期优势,并基于对中美战略定位和竞争态势的再认知,发展出由两项策略构成的复合对华政策。一是“渐营取逸”主导策略,即在加紧切断中国获取外部科技创新资源的渠道、维护美国长期优势的前提下,努力避免高成本、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双边互动,尽可能以持久而稳妥的方式确保胜势;二是“止戈以誓”支撑策略,即确保中国始终处于对美有利的“稳态竞争”轨道,防止中国因“劣势认知”而采取高风险措施,在关键议题上对美发起军事挑战。“渐营取逸”和“止戈以誓”分别侧重经济和安全政策,两者共同构成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为此,美国以强化关键对外承诺和动员盟友的方式加强对华战略威慑。

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大国竞争;拜登政府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国反复提出的严正警告,乘专机抵台访问,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推至新高。对于佩洛西的访台计划,拜登政府一度间接表达了不赞同,但在权衡地缘政治的利弊后,决定不予“劝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警告称,中国应当为可能的后续危机和局势升级负全责。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直观地展现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特征,即一面鼓吹“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在对华经济政策方面强调竞争而非对抗,另一面又积极强化对华同盟体系,推高安全紧张局势;一面主张中美竞争应该是“健康的”,不应滑向冲突;另一面又不断挑衅中国的红线。那么,拜登政府究竟是要与中国进行何种竞争?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是源于蓄意的战略欺骗,还是其对华政策规划没有得到落实,抑或有其他原因?对于上述问题,有些研究选择同时用不同层级的自变量,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归因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和民粹派、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的相互掣肘。本文认为,立足于美国对中美竞争态势认知这一自变量,就能够通盘阐释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和安全政策,并能提供更广义的关于国家间互动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关系的既有研究

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安全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文献在进行相关分析时,或者暗含了两者战略逻辑一致的假设,或者孤立地看待两者,强调它们源自不同的生成机制。只有少数研究抛开了上述简单假设和叠加式分析路径,尝试探索美国对华经济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匹配论和分离论

在探讨经济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关系时,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两者在战略逻辑上具有天然一致性,强硬的经济政策必然伴随强硬的安全政策,反之亦然。持这一认知框架的研究有的对美国对华政策相对乐观,有的则相对悲观。对于前者,有学者认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不具备冷战性质,其在经济上不愿意与中国断绝全部合作,在安全上也不愿意为盟友承担责任、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也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在经济上难以做到完全脱钩,在安全上也以避免战争为“底线思维”。对于后者,有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毫无战略耐心”,不会理睬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将把合作和“正常竞争”限定得极为有限。在分析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很多研究都会阐述拜登政府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例如,将强化亚太同盟体系作为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背景,或者将加紧对华出口管制同将一个中国政策空心化相提并论,这暗含了美国对华经济与安全政策同向匹配的战略逻辑。遵循这一战略逻辑的研究所明示或暗含的假设是,经济能力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因而安全关系的变化必然引发与军事能力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政策的同向变化。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和安全政策未必同向,两者之间完全可能相互背离,存在互相掣肘的可能。不匹配可能源于“需求侧”。其中最常见的观点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主要由其国内政治决定,其对华安全政策则主要由地缘政治决定,两种政策的逻辑异质且相互压制。具体而言,从竞争领域的空间角度看,大国间有时仅存在经济竞争,有时经济和安全竞争兼而有之,有时安全竞争占主导地位。尽管所有的竞争都会带来政策压力,但是不同性质的压力所引发的政策反应会有所不同。从时间角度看,大国间的竞争虽然可能最终形成全面竞争,但在特定阶段可能会聚焦于单一领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尚不构成对美国的政治安全挑战,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打断中国的经济积累,因此中国无需过度关注安全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综合以上所论的空间和时间角度,则可以得出更复杂的分类图景。例如,崛起国的经济规模接近霸权国忍耐的临界点时,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可能会缓解或加深竞争认知,引发不同的后续经济和安全互动。不匹配也可能源于“供给侧”。制定安全和经济政策都会消耗物质资源、政治成本和决策精力。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安全和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此,最为常见的观点是,因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推进经济议程、“重构全球化”,因而会在安全领域持相对克制、“少一些企图心”的立场。

(二)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的互动分析

相对而言,分离论比匹配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改进空间,因为其潜在变量间的关系更多样,可能更适用于分析复杂且常充满矛盾的政策现实。然而,现有的主流分析路径多是对现象进行多重归因,即用多个自变量解释与因变量之间的背离,其实质是诉诸多种机制的叠加。遵循该路径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许能最大程度地贴合现实的复杂性,但是其理论价值会大打折扣,其结论也更接近历史学描述而非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而言,推进经济和安全政策关系研究的更佳方向是将它们视为并非必然同向但又存在内在联系。有研究在分析崛起国面对霸权国的“鹰鸽策略”时指出,霸权国的经济打压是否能逆转崛起国对自身未来物质实力的乐观预期至关重要。如果答案为是,崛起国就会转向强硬对抗。还有研究指出,当大国因资源匮乏而收缩时,如外部威胁形势紧迫,则会选择“以退让换取时间”,反之则会“彰显决心”。这两项研究均揭示了国家对经济与安全政策关系的综合考虑。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同时涵盖经济和安全领域竞争的战略分析框架,以阐释拜登政府对华经济和安全政策的现状与成因。

二、拜登政府提升对华战略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

拜登政府进一步提升了对华竞争战略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虽不再受困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高度不确定性,但竞争有增无减。拜登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多的是从对华竞争战略出发,“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趋于弱化,这意味着更适于用双边战略分析框架对其进行研究。

(一)对华地位:从“竞争者”到“唯一对等竞争者”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将中国称为“竞争者”(competitor)。这是美国对华定位的“决定性”转变,表明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战略竞争者”属性已经胜过“潜在合作者”属性,预示美国对华战略将由相对平衡的“对冲”(hedging)策略转向更纯粹的竞争。不过,虽然这份报告高度聚焦中国,但只是将中国列为两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之一。这表明中国虽然是美国面临的突出挑战,但尚不足以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尺度。与之相对应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碎片化”的,其对盟友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攻势和外交讹诈显著削弱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效果。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内外一直有提升对华定位的呼声。一方面,有人强调中国挑战的严峻性。2019年3月,包括班农(Steve Bannon)在内的一批政界人士,高调重启了曾活跃于冷战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鼓吹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对美构成“生存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另一方面,有人主张对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定位应当有本质的区别。兰德公司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充其量是“武装的流氓国家”,中国则是美国的“对等竞争者”(peer competitor),中国有能力塑造和主导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回应了上述两方面的呼声,在其2021年3月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中,称中国为“唯一可能综合利用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持续挑战稳定、开放之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俄罗斯则被降格为“扰动性角色”。在该指南中,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定位可谓自成一家,没有其他国家被相提并论。2021年4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该报告仅将中国一国列为“近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正在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多领域挑战美国。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美国指责中国“追求在印太地区的‘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这些报告都反映出在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中国受到了更多关注。

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但拜登政府始终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全力以赴”,并极力主张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究其原因,美国政策界认为,“普京固然撬动了国际秩序,但是转变的结果将由中国的态度所决定”。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因与克兰危机而放松对华施压,甚至还在设法将中国拉入对俄制裁阵营中。2022年3月18日,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视频通话之后,美国政府释放带有威胁意味的信号,宣称拜登详尽阐明了“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等人也不断强调对涉俄制裁受阻的担忧,并与欧洲盟友磋商对华连带制裁的方案。

从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来看,其对中国“唯一对等竞争者”的定位经受住了重大“第三方因素”的压力测试。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所言,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等竞争者”,因此无论乌克兰多么重要,美国也不能重蹈与“9·11”事件后专注反恐而忽略了与大国竞争相类似的“战略分心”覆辙。

(二)对华方针:从“大交易”到“胜而后战”

美国对中国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带来了对华博弈战略的变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对华施压,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但如果深究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为强制(coerce)而非遏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影响目标国的行为模式,后者则侧重于削弱实力。当然,在强制过程中难免会对目标施加伤害或者威胁,但是以伤害为目的和以伤害为手段是有差异的。另外,伤害对方的手段往往也会给实施方自身带来损失,因而如果遏制从一开始就是以施加伤害为目的,实施方则更易受到对其自身的连带损害;如果是施加以伤害为手段的强制,则更可能带有使对方被迫屈服而自身不会受到连带损害的预期。相对而言,遏制政策的实施方在心理预期上会比强制政策的实施方更加坚决和持久。

就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而言,强制是为了“大交易”(big deal)。这种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加征关税等就贸易问题施压并非其目的,其目的是要借此打破目标的“内外保护机制”,实现所谓“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特朗普及其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人期待的是与中国在知识产权、汇率和金融服务方面达成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即扩展中美经济关系。二是美国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上的操弄更多是策略性的。例如,在新疆问题上,特朗普曾表态赞同中国的治疆政策,之后却明显表现出将新疆问题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的态度。与此相应,当特朗普政府鼓动其盟友对华强硬时,后者难免会担心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大交易”政策是基于对中国的“低估”,即假设中国可能会因外部压力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这一过于乐观的立场削弱了美国做对华打“持久战”的准备,其对华政策潜在的灵活性也降低了盟友的跟进意愿。

拜登政府执政后,伴随其对华定位的“升格”,“交易”的色彩迅速褪去。一方面,拜登政府明确提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新原则,即在“显著增强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之前,不会缔结任何新的贸易协议。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提出了对华政策中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原则,认为美国只有切实显著提高博弈能力,才能确保自身的诉求不会被中国“无视”,确保对华接触“有效”。“实力地位”原则的核心指标之一就是要与盟伴“更好”地联合,使这一阵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总量的40% ~6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政府强调,在与盟伴达成一致前,美国不会与中国在重要议题上达成协议。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而求胜”的政策不同,拜登政府力避在“力量不足”时直接与中国博弈,而是力求“胜而后战”。

拜登政府的对华定位和对华方针是一致的,即不再以“碎片化”的政策来应对“唯一关键对手”,改变了在敏感议题上的“交易型”做法,减少其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但这更多是一种敌意水平更高的确定性。与特朗普不同,拜登一直避谈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美国高级官员在与中国官员会晤前,常刻意采取对冲性做法,发出不利于合作的言论,这也导致两国在互动伊始就不顺利,如2021年3月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遭遇严重困难。

即便如此,美国仍有批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忽软忽硬”、指责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削弱了美国对华政策可信度的声音。对此,拜登政府强调,相关合作不会产生外溢效应。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苏黎世举行的中美双边会谈中声称,“我们不是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交易,气候变化合作也不应被视为中国对美国的‘恩惠’。”2021年9月,中美两国更是出现了“绿洲之争”。中国强调,如果不能改善中美关系的总体“沙漠化”,气候变化合作的“绿洲”难以持久;美国则认为,气候变化合作自有内在“水源”,反对将气候变化合作和其他议题联系起来。美国这一顽固立场是拜登政府调整对华定位和方针的结果,反映了其对华战略心态的根本性转变。

三、拜登政府对中美竞争态势的再评估

拜登政府的对华定位和方针尚不能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形态,这是因为它们只聚焦于遏制中国的大方向,而不能直接设定实施遏制的节奏。节奏的含义包括应该如何在短期、中期和长期获取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将被分配至何领域。能直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拜登政府对中美双方竞争态势的评估。这种评估的横向维度是,中美竞争是安全领域的挑战还是经济领域的挑战?是全球性挑战还是地区性挑战?其纵向维度是,中国是长期挑战还是短期挑战?中美竞争态势是日趋严峻还是趋于缓和?

(一)重估中美力量消长

奥巴马政府时期,面对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被中国赶超”的危机感开始显现。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决不当世界第二”。其后,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要防止中国占上风,称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必须由美国书写”。特朗普政府执政后虽然经常鼓吹美国经济正处在“史上最强时期”,但是其对中美力量对比趋势的看法并不乐观,特朗普多次表示中国在贸易中“战胜”了美国,抨击历届美国总统“无能”。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更是于任期末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声称中国已经成为力量日益增强、美国很难把控的“弗兰肯斯坦”。上述表述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中美力量消长对中国有利,但却暗示中国所得即美国所失。

美国政策界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的国力正在加速逼近美国,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在所难免。2011年时就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其GDP总量将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2020年前后,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超越美国的速度“比预期更快”,具体表现为中国正在更全面、更迅速、更坚定地推进民族复兴进程。2021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2020年GDP增速萎缩2.3%。与此同时,中国GDP同比增长2.3%。因此,有研究认为,中国的GDP超越美国的时间会提前至2026—2028年。在拜登执政前,美国政策界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华认知的思维定式,主要包括中国是愈发严峻的长期“威胁”;中国对美国构成全领域的“威胁”,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中美力量消长对中国有利,但中国主动发起军事挑战的可能性较低。

对于上述判断,拜登团队成员有不同看法。一方面,拜登本人不认为中美之间力量差距会持续缩小。2019年5月,他在艾奥瓦州进行竞选活动时表示,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竞争关系,中国面临的问题比美国更多,其经济力量被“严重高估”,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另一方面,拜登团队成员更严肃地看待中国发起军事挑战的可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沙利文于2019年9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中美虽然不会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在全球安全领域展开竞争,但是两国在亚太地区走向军事冲突的危险依然真实存在。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两岸三方绝不可能就未来安排达成一致。总之,拜登团队对中美竞争态势长期趋势的评估更为乐观,但是其更严肃地看待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拜登团队对中美力量消长的看法并非孤论。过去数年间,美国政策界一直存在“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并未趋于缩小”的观点。例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就强调,如果同时考虑技术水平(以人均GDP水平为指标)和经济总量(以GDP为指标),美国并未相对衰落,中国甚至难以“构成挑战”。还有人认为,现今尖端军事技术的复杂性不断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中国无法像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轻松实现军事技术“赶超”。

拜登执政后,延续了其在竞选期间的对华认知。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多次提及美国的“持久优势”(enduring advantage),强调只要妥善维护既有制度,“投资美国人民、经济和民主”,就足以应对中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21年4月发布《全球趋势2040》报告,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拜登政府关于中美力量消长的战略逻辑。该报告指出,中国存在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和制度环境这两大“抑制创新”的结构性弱点,如果不能从西方获取外部创新资源,那么就无法维持现有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速。正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严肃、更有深度,但危机感却更少。

(二)趋于强化的“优势在我”认知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认为中美力量消长对美有利的认知还在强化。总体而言,强化“优势在我”认知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发生变化,美国显著增强或者中国明显“衰弱”;二是两国相对实力没有变化,但发生了有利于美国或者不利于中国的环境变化。第二种认知逻辑反映的是“外部制衡”(external check)导致相对力量衰退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典型例证。按照1990年基准国际元计算,德国1913年的GDP为2373.32亿元,较1900年时的1623.35亿元增长约46.2%,增长率远高于同期从1848.61亿元增长到2246.18亿的英国(增幅约为21.5%)。然而,由于英国成功协调了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达成了三国协约,德国失去了对竞争前景的乐观预期,产生了强烈的“被包围感”。1909年以后,德国的相对军力优势也因法、俄军事改革而岌岌可危。外因引发的实力消长同样会影响相关各国对态势的认知。

上述两者认知均强化了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华具有优势的认知。一方面,美国政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2021年9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贝克利在《外交政策》上发文,抛出“中国是衰退大国”的论调。他们列举了2008—2019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认为中国经济将因人口老龄化、债务累积、年均1.3%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不断增多的经济管控措施而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甚至零增长。2022年初,由于中国2020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同比4%)低于第三季度(同比4.9%),较第一季度和第二两季度有明显下降,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美国进一步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2022年4月,哈尔·布兰兹再次撰文唱衰中国。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非但没有导致世界力量的“东升西降”,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缓的“转折点”,中国将很快陷入对美相对“衰退”。在中国公布2022年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降至0.4%后,不少人宣称美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将有望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甚至扬言“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可能还没开始就走向了结束”。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联盟外交强化了其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和对华制衡。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强化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构建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关键盟友或积极扩充军备,或与美国签订新的海外军费分摊协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北约的“亚太化”进程也正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为标志大步向前推进。基于此,布兰兹和贝克利提出,中国已经触发了其他国家联合制衡的连锁反应,正面临1989年以来最为险恶的外部环境,堪与历史上“德国和日本所遭遇的战略包围”相提并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政策界的主流声音更是认为,这场危机使美国及其盟友以“几十年未有的程度”团结一致。德国等欧洲国家不仅下定决心重新武装,而且将更有信心独立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同盟体系的强化,将在总体上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及增加可用于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

四、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政策

基于拜登政府对中美力量消长的评估,结合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本文将在美态势认知和对华政策之间建立联系,尽可能容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和安全两个侧面,揭示两者在相同战略逻辑下的相互关系。

(一)从态势认知到竞争策略

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其蕴含的战略互动策略。策略规划要兼顾政策偏好和约束机制,其要点一是基于现有条件平衡好资源配置,以确立制胜之策;二是预判对手的反应,以维护制胜之策。

一般而言,使资源配置尽可能地向长期经济投资倾斜是大国竞争中的优先原则。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力量可以灵活转换到其他领域。例如,可以通过提供对外援助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也可以通过加大国防投入转化为军事能力的提升;而如果要把其他领域的实力转换为经济力量,则困难得多。原因之二在于“折现率”(discount rate)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早具备更强的经济力量,累积优势则越大。然而,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国家时常会将长期经济资源转化为短期可支配的力量,由“资源培育”(resource mobilize)变为“资源汲取”(resource extract)。这种“汲取”一般意味着总资源的损耗,如果不能平衡好资源的培育和汲取,就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竞争失败。资源错配的原因可能是在次要领域消耗过多,也可能是在主要领域反应过度。

此外,必须将对手对竞争态势的认知纳入政策考虑范畴。这种考虑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手对态势认知的“静态”初始状态。例如,当对手认为自身的实力处于相对衰退态势但这种态势可以在短期内扭转时,其更可能采取“收缩”(retrenchment)战略,以降低短期的资源消耗;但一旦对手认为实力衰退难以避免且自身现有力量更强时,则更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二是对手对态势认知的“动态”反应。一国尤其需要考虑自身策略发挥作用时可能引发的反应。正如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son)所指出的,如果一国的政策一直是在增加本国战胜他国的机会,那么他国不会坐以待毙,反而可能会随时主动出击以扭转被动局面。其逻辑在于,一国的策略一旦奏效,就会改变两者的力量消长,引发对手改变策略,且很可能是采取更加冒险的策略。

当然,竞争双方对竞争态势的认知未必相同。在一对竞争关系中,有可能双方都认为自身在相对崛起或相对衰落。其背后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因为相对力量难以精确测算。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所总结的那样,“领导人难以评估相对力量的变换和系统性反馈是既有文献中的一曲持久旋律”。但是,无论态势认知是否和客观现实相匹配,都不会削弱其对决策的影响力。正如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所言,正是因为美苏都认为“时间是自己的朋友”、推迟战略摊牌于己有利,才使冷战最终没有发展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

(二)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主导策略:“渐营取逸”

在拜登政府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推行的经济政策并不具有内在优越性,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将逐渐趋缓直至差距重新趋于扩大。如果美国能够团结盟伴更有效地切断中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渠道,那么还会加快这种趋势的演变速度。这就意味着美国没有必要再采取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对华策略,而应当采取“渐营取逸”的对华策略,即在具备长期优势时,应尽可能地采取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应对措施,降低两国战略竞争的不确定性,以稳定维持并不断扩大自身优势。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2021年10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突出反映出“渐营取逸”的战略思路。在代表拜登政府发表的对华经济政策讲话中,戴琪强调了美国以往历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无效性”,认为无论是依靠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机制,还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双边磋商,抑或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发起的单边施压,都没能改变中国的贸易政策立场。因此,拜登政府放弃对华直接博弈,即所谓“不期待改变中国”。在这方面,拜登政府可谓言行一致。与特朗普任内备受瞩目的中美经贸谈判不同,当前美国在其国际经济政策中与中国直接打交道的举措寥寥无几,美国已明显表现出避免“纠缠”的态度。拜登政府认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到来,既很难争取到中国的“让步”,也不必再对中国施加结果不确定的短期压力。

在相对丰富的对盟伴的经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也表现出以求稳为主的姿态。2021年3月,布林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演说,宣称美国对盟伴的经济政策以强化经济发展的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为主,目标是“确保与盟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在实践中,相比于推动与盟伴的经济一体化,美国更多是想要削弱其盟伴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破大于立”,甚至是“以破代立”。拜登政府执政后,积极推动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但该机制的主要议题不是强化美欧的经济联系,而是讨论“与中国脱钩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与可欲的”。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在2021年底正式启动后,其下设的各工作组均以加大针对中国的出口、投资和供应链审查为议程。对于2022年5月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的定位,美国和其他创始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其他国家大多将该框架视为推动美国重新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次优方案”,认为美国应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拜登政府却强调该框架并不致力于经济一体化,仅为了“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对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拜登政府仍“孤立”在亚太经济秩序之外,毫无通过扩大经贸联系来反制中国的打算。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继续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打压中国,并将美国的对外政策与遏制中国的核心目标协调联动,其对华展开的战略竞争更名副其实。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实施的竞争手段更为“稳妥”,并不寻求在中美博弈和与其盟伴互动上的突破,表现出对低成本和低风险稳定收益的偏好。因此,美国政策界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属于“蒙混过关型”(muddle through),即凭借力量对比有利于美国,甘愿被动地“见招拆招”,不愿主动设计和发起重大攻势,以确保其政治资本投入的最小化。总体来看,拜登政府在坚决将中国视为“唯一最重要的战略对手”的同时,采取了以降低风险的“积小胜”为原则的“渐营取逸”之策。拜登政府做出这一选择可能是多因素所致,但是其对美国竞争态势的优势认知无疑最能表明这种选择的“合理性”。

拜登政府的“渐营取逸”策略虽然重在稳妥地确保其长期经济优势,但这一策略绝非仅适用于经济领域。拜登政府认为没必要对中国推行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高风险、高成本的安全政策,而是应该尽可能地维持中美“稳态竞争”(steady state competition),即在保持其竞争优势的同时坚持与中国对话沟通,降低中国采取更具不确定性高风险策略的概率。因此,拜登政府虽然总是摆出绝不对华妥协的姿态,但是又寻求中美保持各层级沟通的顺畅,且多次表示不希望中美竞争“脱轨”。2021年7月,在舍曼到访天津时,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此行意在传递美国“不希望长期激烈的竞争错误地走向冲突”的信号,“希望确保中美关系中存在‘护栏’和为对抗设置‘界限’,并得到负责任的管理”。9月,拜登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时,再次提出中美要在激烈竞争中建立“护栏”和“界限”。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视频通话。沙利文在会后强调,美国将致力于维持“有效和健康”的对华竞争,避免错误地走向冲突。从这些表态来看,拜登政府并不偏好主动挑起中美冲突,不寻求以高成本但“高效率”的方式加快开启对华“孤立”模式。

(三)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支撑策略:“止戈以誓”

“渐营取逸”策略的稳态竞争固然可欲,但美国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以保持沟通来防止中美关系“脱轨”。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将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力量的相对“衰退”,有抓住中美力量差距仍在缩小的“机会窗口”的较强动机,对美国发起挑战。另一方面,台湾问题这一可能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具有“议题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中美双方难以相互妥协。对中国来说,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可退让的红线,包括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干涉在内的任何国际事件都无法加以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其“首要地位”战略(primacy strategy)要求在所有关键地区都能维持霸权,认为在任一关键地区的退让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霸权秩序”崩溃。简言之,如果要想确保“渐营取逸”策略不被冲突阻断,就需要有更可靠的威慑力来支撑。

比起大幅增加军事投入的安全战略,拜登政府明显更倾向于“止戈以誓”,即以强化防御性的安全承诺为战略威慑。其优势在于,一是在承诺兑现之前成本较低,二是风险相对可控。自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在言辞中不断展现出强硬但又较少侵略性的姿态,以安抚其盟友并“喝阻”中国。2021年3月3日,布林肯在阐释中美关系时表示,中美之间将“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其中,“在必须对抗时对抗”的论调既阐明了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也传递了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信号。在行动中,拜登政府在执政后“近乎马不停蹄地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明显趋于紧张。

在强化安全承诺的对象选择上,拜登政府选择了有“试金石”之称的对台湾地区的承诺,并且积极将其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先是打破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邀请台湾当局代表参加总统就职典礼;随后又接连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坚如磐石”。2021年3月16日,拜登政府利用美日外交和防务“2 + 2”会谈之机,开始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嵌入台湾议题,公开宣称美日两国“重视台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此后,美国相继在3月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线上峰会、4月的美日峰会、5月的美韩峰会,以及6月的美欧峰会、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加入涉台表述。10月,拜登在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时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虽然此后美国辩称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但是拜登的这一表态仍表明美国朝着放弃对台“战略模糊”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特意派出前高级官员代表团访台,表明其“不会放弃台湾”的立场。2022年5月,拜登在美日领导人会晤后再次表示,与乌克兰不同,美国将在必要时“以武力保卫台湾”。

在美国的带动下,其亚太盟友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台安全承诺。日本在《2021年防卫白皮书》中大张旗鼓地写入涉台内容,宣称“台湾地区的和平对于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此后,美日不断有联合涉台举动。2021年12月,有日本媒体报道称,美日两国正在制定涉台联合作战计划,日本已承诺为美国对台干预提供支持。2022年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英国时表示,如果西方各国不能同心协力,那么“乌克兰危机可能在东亚重演”,其讲话暗指台湾问题。除日本外,澳大利亚时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必将支持美国。美国的欧洲盟友虽然没有加强对台安全承诺,但也给予了支持。2021年10月,欧洲议会发布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将台湾地区称为“关键欧盟伙伴和民主盟友”,主张欧盟应与台湾地区强化经济政治关系。

拜登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提出,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目标是要“塑造围绕中国的战略环境,建立对美国及其盟伴最为有利的‘影响力平衡’”,“喝阻”中国对美发起军事挑战,保证所寻求的“稳态竞争”不被阻断,以“止戈以誓”之表固“渐营取逸”之里。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3期,本文结论与注释略。)

本文有删节,请前往中国知网查阅全文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21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来了!

0

作者:  来源:新华社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习近平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宪法修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决议,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五年来,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号召全党学习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我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进一步掌握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进一步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五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同志们!十八大召开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香港、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团结统一。

——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得到更好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我们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六千五百元增加到三万五千一百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改造棚户区住房四千二百多万套,改造农村危房二千四百多万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十亿三千万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力应对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我们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统筹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大刀阔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胜利完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

——我们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我们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国际赞誉,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今后必须加大工作力度。

同志们!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同志们!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健全人大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督制度,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三)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一)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

(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三)严格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四)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三)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

(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九、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完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十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一)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三)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二、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建强人民军队党的组织体系,推进政治整训常态化制度化,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推进侦察预警、联合打击、战场支撑、综合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任务战建备统筹,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建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改进战略管理,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加强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十三、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

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发挥香港、澳门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坚决打击反中乱港乱澳势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伟大祖国永远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十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十五、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

(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

(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同志们!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同志们!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20

习近平:贯彻二十大精神 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0

作者:于泽远  来源:联合早报

习近平10月24日出席解放军领导干部会议时强调,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大开得很成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军要把聚焦点和着力点放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上,这是未来五年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务期必成。

10月23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人选。

习近平续任军委主席;上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任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东部战区原司令员何卫东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陆军原司令员刘振立升任中央军委委员;上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委书记张升民留任。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称,中共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解放军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中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带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他称,五年来中央军委坚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深入推进练兵备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巩固并拓展了中共十八大以后强军事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解放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习近平说,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这是中共中央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政治安排。全军高级干部要讲政治、能打仗、善创新、重实干、严自律,履行好担负的职责。

分析:解放军将重点推进机械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2027年是中共建军百年。2020年,官方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官方虽然没有详细阐述这一目标的具体指标,但强调实现建军百年目标,必须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抢占世界军事变革先机主动;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

有关人士分析,解放军高度关注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军事冲突,尤其是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战争充分暴露了传统军队作战模式的短板,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大放异彩,基于智能化作战体系生成的新质作战能力将成为核心军事能力。未来五年,解放军将重点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增强应对各种复杂变局的能力。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9

聚焦20大: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0

作者:  来源:新华网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迈上新的时代征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时刻——

2022年10月23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24人组成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

奋楫正当时,扬帆再出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掌舵领航,开创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崇敬和拥戴,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时光的表盘上,总有一些耀眼时刻,标注历史的进程。

2021年金秋,在中国共产党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热烈氛围中,我们党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鲜明提出“两个确立”——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变革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凝聚全党共同意志、表达人民共同心声。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注定铭记下这伟大非凡的10年——

10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0年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10年来,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10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时代大潮同领袖人物总是相互造就,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总是交相激荡。

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谋划国内外大局,统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及时提出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任务,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充分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战略定力、使命担当、为民情怀、领导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揭示出深刻的历史结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寄托着热切的时代期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确保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由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领航,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也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队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谁能带领人民实现强国目标,谁能带领人民推进复兴伟业,历史就会选择谁,人民就会拥护谁——

在选举党的二十大代表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一张张选票、一次次掌声,凝聚了全体代表和委员的共同意愿,体现了9600多万名党员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爱戴,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路人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担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奋勇前进,创造新的奇迹、夺取新的胜利。

高瞻远瞩,致力选贤任能

——着眼于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和国家长治久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提名工作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一程,面临的内外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放眼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

环顾国内,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千秋伟业,关键在人。

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个共同期盼,就是希望选出一个团结坚强、勇担重任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继续巩固成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顺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

如何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领航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国内外对此高度关注。

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二十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深谋远虑、意味深长。

宏阔视野擘画全局,深邃思考指引方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下,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酝酿提名工作有序展开。

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

大家一致赞成,在总结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有关做法的基础上,坚持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和“两委”人选考察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搞“海推”“海选”,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于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着眼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极稳妥地选好配好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班子。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严把政治关廉洁关,精准科学选人用人。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和实效。谈话调研重在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不限定推荐人数,人选推荐票数作为参考,不简单以票取人。统筹考虑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根据干部条件、一贯表现和班子结构需要,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要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

按照这些原则,中央提出了推荐人选应具备的条件:

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有改革创新和实事求是精神,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斗争精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正确的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心胸宽广,善于团结同志,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自律准则,道德修养好,清正廉洁,在党内外有较高威信和良好形象。

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旗帜鲜明、重点突出,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导向鲜明,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科学民主,凝聚广泛共识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善于集中全党智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展现了百年大党选贤任能的显著优势和宝贵经验

2022年初夏清晨,北京中南海。

7点刚过,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早早来到这里,为一场严肃庄重的谈话作准备。前两天,他接到通知进京,来到中南海之后,才知道谈话调研的内容。

在候谈室,他仔细阅读着摆在桌上的几份材料:《谈话调研有关安排》《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员同志名册》《正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名册》……

早上9点,谈话正式开始。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谈话同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意见建议。

这是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中的生动一幕。

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安排,2022年4月至7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其他党员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正部级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省区市党政正职,军队各战区司令员、政委等主官和其他十九届中央委员共283人的意见。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正战区职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共35人对中央军委人选的意见。

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反复酝酿、会议决定等程序,逐步酝酿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整个人选产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的不断完善,展现了我们党的成熟自信和博大胸襟。

这一过程,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机统一的过程——

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

选人用人,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把好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建党一百年了,我们党有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体制,选人用人标准、程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是完善成熟的”。

参加谈话调研的同志纷纷表示,中央领导同志投入这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在这么大范围充分听取意见,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选好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内心很感动、也很激动,一定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谈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整个谈话过程不限时间,也不限定推荐人数,怎么想就怎么谈,考虑多少就谈多少,认为谁优秀谁胜任就推荐谁,包括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谈。”一名谈话对象感慨地说,“这样的谈话氛围很宽松,提前看材料、思考准备的时间也很充分,我们都敞开心扉,坦诚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有的同志在候谈室反复阅看材料,拟好谈话提纲;有的同志不仅推荐人选,还详细介绍人选的表现和事例;有的同志在谈话结束后,又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补充意见……

用人得当,贵乎得法。大家对这次谈话调研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酝酿不搞“海推”“海选”,采取谈话调研、面对面听取意见的方式非常好,反映的意见更全面、更真实,是更高质量、更有实效的民主,是科学民主的好办法。

这一过程,是坚持标准、选贤举能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关,把牢廉洁底线。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肩负时代重任,寄托着亿万人民的厚望,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来衡量。”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应当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是“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自觉践行者。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是否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素质,是许多同志推荐人选的重要考量。大家说:“今后五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严峻复杂,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攻坚克难、攻城拔寨、爬坡过坎的领导集体。”

谈话调研既是对参加谈话人员的一次考验和党性教育,也是高级领导干部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许多同志说,这次谈话调研纪律要求、保密要求非常严,整个谈话调研过程风清气正,彰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

这一过程,是严格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过程——

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人选建议方案,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经过酝酿讨论,向党中央提出。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选建议方案,由中央军委经过集体讨论,向党中央提出。

2022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讨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建议名单,决定提请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一次全会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踔厉奋发,谱写崭新篇章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汇集了全党各方面优秀的执政骨干,他们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事业和梦想在这里传承,奋斗和拼搏在这里接力——

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凝聚全党意志、反映人民期待,值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信赖的领导集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带头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能够适应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具有较强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和群众工作本领,是各方面党的执政骨干,在干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

这是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领导集体——

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由24名熟悉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同志组成,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成员来源广泛,有在地方工作的,有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也有军队的同志。其中,11名同志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提名,2名同志是转任提名,11名同志是新提拔的。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集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进百尺竿。

2022年10月23日12时许,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步入大厅,同采访党的二十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镜头和闪光灯下,中央领导同志步履矫健、姿态从容。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走向发言台,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这是新时代领航者的自信、新征程掌舵人的担当,更是百年大党再续华章的指引、伟大民族迈向复兴的希望。

长风浩荡百年潮,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踏上新的赶考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新征程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重任在肩、光明在前,党团结带领人民铸就百年辉煌,也必将团结带领人民书写千秋伟业!(记者赵承、霍小光、张晓松、林晖、胡浩)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8

聚焦20大:大会政治报告是怎么出笼的

0

作者:张旭东、丁小溪  来源:新华网

这是辉映未来的历史时刻——

2022年10月16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会场内,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心潮澎湃,一次次热烈掌声传递着信心和力量。

这是举旗定向的政治宣言、引领复兴的行动纲领——

3万余字的报告,凝聚党心民心,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要求,擘画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催人振奋,响彻在神州大地。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誓,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磅礴力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深刻把握新的历史特点,牢牢把准新征程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组长,全程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引领14亿多人民团结奋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作为大会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草一份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反映人民意愿、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是开好大会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高度重视,全程领导了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

2022年2月16日,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的决定。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起草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研究报告起草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并高瞻远瞩指出起草报告有五个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思考的新的历史特点——

一是党已经走过创造辉煌的一百年,正团结带领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历史性成就,既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也进入了乘势而上、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打断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必须继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要求。

五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

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二十大谋划未来的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新的历史特点,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举一纲而万目张。

主题是报告的灵魂。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精辟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必须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主题,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

“既要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主题一脉相承,又要充分体现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牢牢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精神。

3月15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起草组同志认真交流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认识和体会,讨论报告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5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意见和建议汇总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框架方案。

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为报告起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历史方位。“把面临的形势分析透,把握住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点,是起草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前提和基础”。

——聚焦战略任务。“在部署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项工作时要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未来5年党的战略任务展开”。

——坚持守正创新。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

——增强斗争精神。“要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各方面战略谋划和工作举措都要直面矛盾和问题”。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框架方案按总分结合、先总后分的结构,拟分15个部分,文件起草组分为5个小组负责各部分的起草工作。

谋深虑远,方能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能否准确研判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积极回应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科学部署长远目标任务,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理论勇气和执政能力。

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初稿。

“党的二十大不仅要谋划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在党的十九大部署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谋划,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优良传统要弘扬,又要创造新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件起草组要继续在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上下功夫,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方向和原则要求出发,不断增强报告稿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对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思考和研究的方法: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确保得出的结论、作出的部署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7月11日和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并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具体建议。

7月26日,北京京西宾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这里举行。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考虑,并就下一步将报告稿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全程领导,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工作会议,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报告稿,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报告中许多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都是总书记深入研究、反复思考、亲自提出来的,这与他长期以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分不开的。”文件起草组成员说。

从滴水成冰的内蒙古阿尔山边防哨所,到暑气升腾的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从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滚滚稻浪,到山东威海甲午海战故地刘公岛的阵阵海风……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调研开路”,发现问题、认识国情、寻求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广袤的土地上、广阔的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丰厚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以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思想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高度历史自觉、强烈责任担当,潜移默化体现在报告起草工作全过程,起草工作扎实有力推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一场场扎实调研、一次次深入讨论、一遍遍精心修改……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文件起草组共召开6次全体会议,数十次小组和工作班子会议以及专题会议,对重要观点、重要提法、重要举措反复推敲、论证、打磨,报告稿在层层推进中逐步丰富、完善、成熟。

起草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坚持走群众路线,反映人民意愿,汇集各方智慧,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

“在起草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中起各方面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伊始就明确强调。

怎样科学总结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挑战、薄弱环节?

怎样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怎样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怎样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怎样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重大举措?

……

回答好这些重大问题,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开言路、集智聚力。

1月27日,党中央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就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一定方式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按照党中央部署,54个单位承担重点课题调研任务,围绕26个专题开展调研,形成80份调研报告,共计132.7万字。在3个月连续深入调研中,64个课题组到各省区市实地调研179批次;25个课题组对465个单位进行书面调研;10个课题组委托252个单位进行专题调研。各课题组共召开1501场座谈会、18场视频座谈会,参会19022人次。课题组咨询访谈1847人次。

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力。

4月15日至5月16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展。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月份就对此次网络征求意见作出重要批示,亲自审定有关工作安排、进行专门部署,指明了此次网络征求意见的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网络征求意见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对策;建议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想办法……在人民群众广泛响应、积极参与下,活动期间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854.2万条、2.9亿字,体现出了建言数量质量“双高”的特点。

经过认真梳理汇总,按照尊重原意、分类整合、突出重点、简洁凝练的原则,摘编具有建设性、代表性的意见建议1675条,并印发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各小组结合本组负责起草的有关部分范围,逐条研究相关建议,提出吸收意见的建议。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6月9日、8月18日、8月23日、8月26日、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成都、沈阳、北京主持召开五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和党章修改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31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大单位和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7月4日至5日,文件起草组召开四次党的二十大重点课题调研成果汇报会,分别听取了48个调研组围绕23个重点课题开展的调研成果汇报。

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认为报告稿立意高远、视野宽阔、亮点很多,思想性、理论性、战斗性都很强,并对修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稿,常委同志一致同意关于报告稿的修改建议。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报告稿。

8月4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通知,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

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到9月1日,经统计,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108个单位在征求4700余人的意见基础上提交了书面意见,党外人士提交了10份书面材料,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1570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435条。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173条,具体修改意见1262条。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文件起草组还吸纳了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参考各方意见,召开多轮工作会议仔细研究,反复讨论斟酌,持续滚动更新提炼有关新提法、新举措、新行动清单,到9月9日起草组5个小组分别召开了13轮工作会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用好红色资源……不少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截止到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文件起草组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260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69条。

9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要求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改报告稿,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9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了文件起草组关于研究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汇报,审议了报告送审稿,准备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

9月26日、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二十大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稿。

10月9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认真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建议,对报告稿进行完善修改。

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一份份凝聚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二十大报告醒目地摆在了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二十大代表由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生,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对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党员意愿、群众诉求有着深刻了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通过不同方式,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到大会上来。

10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对报告发表意见。会场内,气氛热烈,凝聚着共识,升腾着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根据各代表团和列席人员讨论反馈的意见,对报告稿又作出了修改。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各方面各领域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全社会全民族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真正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成为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成为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引领亿万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隆重举行。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

万人大礼堂内,这个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澎湃着自信自强的跃动脉搏,昂扬着奋发奋进的崭新气象。

新征程,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3个板块,15个部分,3万余字的篇幅中含有300多个新提法。第一板块包括导语和第一至第三部分,是总论;第二个板块包括第四至第十四部分,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部署的展开;第三板块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是一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深刻昭示未来的郑重宣示——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要意义,至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五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以“3”+“16”+“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

3件大事彪炳史册: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6个方面和工作成就非凡卓绝: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报告总结了16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4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二十大代表在讨论报告中纷纷表示,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云变幻中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不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

事实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时间铭记,大地见证。“两个确立”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这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作出这一新表述。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中阐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10个写入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主干词格外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两个结合”,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之中。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更好地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了“六个坚持”,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这是一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两个大局”,擘画复兴伟业。

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同时,令人瞩目地提出九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义、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在这一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提出了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明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报告明确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安全更为巩固”等主要目标任务。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在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依法治国、国家安全三方面工作单列部分进行安排,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彰显了抓关键、补短板、防风险的战略考量。

这是一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时代答卷——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了党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以高度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自觉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报告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一系列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报告指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必将立于政治的制高点、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这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宣言书动员令——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环顾全球,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审视国内,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越是艰险越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贯穿全篇,体现在标题、主题、导语、正文、结束语各个部分。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一句句精辟论述,激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团结奋斗,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伟大奋斗创造百年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用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庄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江山壮丽,前程远大,使命催征。

续写新时代十年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7

聚焦20大:新征程领路人习近平

0

作者:  来源:新华网

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被选举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中外媒体前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自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0年来,中国发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经济总量从54万亿元跃至114万亿元,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肩负重任。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践10年前许下的中国梦诺言,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领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著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一书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说,习近平对于中国国情有着客观全面的了解,对于中国未来有着详尽理性的思考。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习近平做事的一切动力都来自人民,这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

曾与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同窗的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萨马诺·奔舍那说,习近平做事情不为私利,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让世界也受益。

一、从黄土地一路走来

“8年多过去了,总书记那一声‘大姐’,叫到我心里了,一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温暖。”石拔三回忆说。2013年11月,习近平沿着狭窄山路来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走入村民石拔三家。石拔三不识字,没看过电视,不认识党的总书记。她问:“怎么称呼您?”习近平拉着她的手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得知石拔三64岁了,习近平说:“您是大姐。”

2021年10月,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习近平走进大田,俯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捻,察看成色,将一颗大豆放进嘴里,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一旁的农技负责人感叹:“这是老农民才有的动作呀。”

10年里,习近平约100次到基层考察,每次都会来到群众中,拉家常,问冷暖。他在胡同给快递员拜年,在工地同农民工交谈,在出租车公司与“的哥”“的姐”探讨年节打车难的解决之道,在清洁站称赞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这些言谈举止流露出这位从黄土地一路走来的党的总书记对人民的赤子深情。

1953年6月,习近平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近平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后来他形容父亲“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不满16岁,习近平即离开北京,随身带着母亲齐心缝制的一个绣有“娘的心”字样的针线包,到陕北农村插队劳动7年。

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把自己称作农民。他远离家人,睡窑洞,被跳蚤咬,与乡亲们一起放羊、铡草、挑粪、拉煤,什么苦都吃。习近平在梁家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愿望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他带领乡亲们打井、修淤地坝、修梯田、建沼气池。一年后,村民吃不饱饭而去逃荒的情形看不到了。

2013年,习近平出访哥斯达黎加,到一个农户家里做客时,还特别提起自己当农民的经历。“很少有国家领导人会因为自己曾经是农民而感到骄傲。”农户主人的儿子阿尔贝托说,“别的领导人可能不会提及这种经历,但习近平不是这样的。”

艰辛的农村生活使得习近平格外珍惜粮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多次就“舌尖上的浪费”作出批示,要求开展“光盘行动”。他反复叮嘱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习近平讲,对“人民”二字的理解来自他在陕北插队时的感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穿他的从政生涯。习近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的秘书,3年后他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来到贫困的河北正定县任职。他的夫人彭丽媛回忆,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

在正定3年,习近平骑自行车跑遍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有时,他去乡村考察正赶上乡亲锄地、间苗,习近平就撸起袖子、拿起锄头跟乡亲们一起干。他还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他说:“记者时间紧、任务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远。”

这之后他到沿海的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他购买了一辆“武夷”牌自行车,骑车带着工作人员到社区街道或工厂去调研。之后习近平到宁德地区任地委书记。他带干部到贫困的下党乡调研,没有路时他们就用刀砍掉野草走过去。看到农户贫苦,习近平就掏出自己的钱给他们。他拍板为乡里修公路、建水电站,指明脱贫之路。

在正定,他跑遍所有村;在宁德,他到任3个月就走遍9个县,后来又跑遍绝大部分乡镇;到任浙江后,用一年多时间跑遍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7个月,他就跑遍全市19个区县;任总书记后,他的足迹遍及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他多次引用毛泽东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干部要掌握基层调研这个“基本功”。

2012年12月底,任总书记一个多月,习近平就走进河北阜平贫困户家中看望,盘腿坐在炕上,同乡亲手拉手,详细询问生活情况。此行,他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两个月,习近平走进辽宁沈阳一个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关心居民的日常生活。

习近平曾在福建工作17年半。在山清水秀之地,他对大自然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有次他考察泰宁县上清溪,一条红色鲤鱼跳上竹排,排工说有口福了。习近平却脱下鞋套,用它装满水,把鲤鱼放入,到下游水深安全处放生,并告诉同行人“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担任总书记后,他把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变成规模空前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行动。

他把在福建创立的“下访制度”延续到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2007年,正值上海多种矛盾凸显,动迁问题、企业转制问题、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分配问题,样样都是难题。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下访。有人担心会“惹麻烦”,但习近平很坚决,说:“我在浙江就搞过下访,上千人的大场面都碰到过,没有什么好怕的。”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继续发扬亲民本色。每逢春节前夕,他都去老百姓家里做客,送去节日问候。早年在农村挨饿和种地的经历,或可解释他每次几乎都要在老乡家里掀锅盖、察地窖、摸火墙、看厕所。他还频繁以通信方式同民众保持联系,通信对象从种粮大户到民营企业家,从革命老区的小学生到留学归国青年学者,从乌兰牧骑队员到边防官兵等。

他在2013年作出精准扶贫决策部署,向农村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点对点帮助贫困农民。库恩认为,习近平的领导力和兑现脱贫承诺的决心是中国成功脱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男儿有泪不轻弹,习近平却为人民流泪。1966年,初中老师在课堂上朗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习近平听得泪流满面。“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习近平说。他还曾回忆:“当年告别梁家河村的那一刻,是插队最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是当众哭了。”2015年,习近平又回到梁家河村,带着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给乡亲们拜年。

与民众同甘共苦使习近平巩固深化了入党时的理想信念。他将之概括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10年里他发起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要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年幼时,母亲齐心就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说。

习近平深谙百年前中国的苦难,形容那时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2018年,他在山东刘公岛考察时登上炮台遗址,面对黄海沉思良久。在甲午战争博物馆,他完整念诵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威海卫》。这座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岛见证了一个多世纪前号称“远东第一”的清朝北洋海军覆灭,战败让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并赔偿巨款给日本。

习近平是首位在新中国出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感受了共和国“站起来”的骄傲——抗美援朝胜利,建立比较完整工业体系,造出“两弹一星”……他盛赞这些成就,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激情澎湃投身改革开放。从相对落后的内陆到发达的沿海,他都是招商引资、推动外贸、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领头人。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是当地引进台资、外资企业最多的阶段。在浙江,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要求人们学习民营企业家拼搏奋斗的精神。任总书记后,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他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他善于从务实及长远的战略角度思考问题。在福州,他提出“3820”工程,并要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提出的“八八战略”至今仍是浙江省发展的指南。他很早就倡导建设“数字福建”“数字浙江”,给地区发展装上信息化引擎。“他总是能预见到更长远未来的经济情况。”福建民营企业家王晶说。

2020年,习近平领导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中国长远发展作出系统谋划。为做好规划,他主持召开多个座谈会,听取企业家、科学家、基层代表等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并指示开展网上征求意见。网民踊跃参与,留言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

习近平在任上海市委书记和任国家副主席期间参与筹备世博会。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上海世博会吸引了海内外超过7300万人次到现场参观。任总书记后,习近平倡议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推动形成包括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和广交会在内的国家级“会展矩阵”,扩大对外开放,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习近平任总书记10年间,人民财富不断增长。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年增长近八成。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5:1。

用习近平的话讲,所做的一切是“利民为本”。他在自述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道:“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2012年他担任总书记后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后,他说,“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

习近平在民众中有极高的“人气”。有山村老支书竖起大拇指,当面赞扬他:“你呀,干得不错嘞!”年轻人在网上为他画“亲民形象漫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达93%。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91%,蝉联全球第一。

二、把中国带向强盛

广东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有一件展品,是孙中山《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这份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蓝图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付诸实施。习近平曾在它面前驻足良久。他感慨:“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在他看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0年前习近平上任时面临的形势喜忧交集。当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解决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都是中共面临的执政挑战。

党内外期待习近平带来改变。他不负众望,誓言“打铁还需自身硬”,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并制订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习近平发起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他讲:“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

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腐败被查处。这揭开了强力反腐行动序幕。10年中落马的有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身居高位的“老虎”,也有国家部委、央企一把手及省市主要负责人,还有县处级、乡科级干部和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芝麻官”。习近平宣告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永远吹冲锋号,牢记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他以此确保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有力。习近平认为,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他走访革命故地、红色热土,每到一地都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力量。他说,要使百年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他主持提出的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等要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写入党章。

他反复告诫全党吸取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教训,并重申筑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必要性,要求强化党的纪律。任总书记不到20天,他就主持制订“八项规定”。他指示加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情况核查,并对4700多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进行了规范。他领导制定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并完善对官员的巡视制度。他领导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每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纳入监督。

习近平对党的重塑起到关键作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刘靖北说,习近平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证。”

习近平号召人们向英雄学习,领导制定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建立健全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他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0年来,“正能量”成为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词汇之一。

还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习近平就求贤若渴,发起对全县知识分子的3次普查,建立了正定有史以来第一份“人才账”,还亲笔撰写面向全国的“招贤榜”,引来数百名专业人才。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确立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倡导“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标准。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具备八项本领——从善于学习到能驾驭风险等。大批理想信念坚定、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走上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他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建设人才强国。

他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说民主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那种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019年,他在上海一个街道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0年间,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进一步建立健全。

习近平推进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他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习近平是第一位在宪法前宣誓的中国国家主席。他说,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10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70件,修改法律238件。一部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诞生,公民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外资立法——外商投资法施行,推动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落地。针对新兴领域空白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也陆续出台。习近平推动整顿司法队伍,清除害群之马,他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随着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开创新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14亿人口大国保持了长期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变得更好了。习近平提出适应新常态,推动改革迈过深水区。任总书记以来,他3次奔赴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宣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他挂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机构,以强化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他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领导精简政府机构,给企业减税,推动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共推出2000多个改革方案,涉及从党和国家机构、司法体制、经济体制到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各环节。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已总体如期完成。自贸试验区增加到21个,整个海南岛成了自由贸易港。

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彼得·凯尼格说,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它很好描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年来,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也使得中国有更大底气和能力战胜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

习近平经常去生产经营一线考察,推动经济发展。有一次他到国内一家车企生产车间,看到停放着几辆自主品牌汽车,就坐进去体验。习近平告诉研发人员,“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要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一个强劲的增长点”。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习近平和村干部聊火腿和白酒的销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走进一个村子的直播平台,被网友称为“最强带货员”;之后又去关心社区工厂毛绒玩具的出口订单。他还走街入巷到小吃店看品种、谈标准、问价格。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巩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12年的11.3%增长到18.5%,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第一个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1年,中国进出口规模突破6万亿美元,对美贸易额同比增长近三成,达到75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美国商会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6%的会员企业计划今年增加在华投资,中国仍然是60%的会员企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习近平反复强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他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他关心老百姓“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他考察大中小学、职业学校、养老院、医院和福利院,查看老人食谱,告诉孩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习近平着力推进“教育强国”。在福州工作时,他曾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方针。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

从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到教育“双减”,从建立世界上最大社保网、医保网到启用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从改革户籍制度到废止劳教制度、收容教育制度,从力促垃圾分类、清洁取暖、厕所革命到提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习近平都作出具体指示部署。面向8500万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覆盖率,也在他的推动下持续提升。

习近平正式把共同富裕列上施政日程,并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曾任省委书记的浙江省目前正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中共二十大上被写入党章。

习近平说,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有56个民族。10年间,习近平多次前往民族地区,常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年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提出的“双碳”目标显示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雄心。他部署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并建立河长制让全国每条河流都有“健康守护人”。随着生态改善,大熊猫、藏羚羊、雪豹等都去掉了“濒危”标签。

北京一度大气污染严重。习近平曾说,有段时间他每天早晨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空气质量如何。他领导中国以前所未有力度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现在不仅北京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全国也好转了。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减少了约40%空气污染物浓度,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将给国民增加2年平均预期寿命。

习近平很早就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并为此投入巨大热情和精力。在正定,一名原广播站职工辞职办厂,研制出可自动识别音调变化的新型舞台灯光设备。习近平给他颁发了印有“县委书记、县长奖励”字样的“自学成才奖”,并亲自帮忙打开产品销路。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他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请专家来讲授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区块链等前沿科技议题。他考察航天中心、芯片科研所和高铁制造组装车间。他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11位,比2012年上升了23位。统计还表明,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0年前的1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习近平与军队有着不解之缘,对军队怀有深厚感情。他主导了被称作具有“颠覆性”的军队改革,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他率数百名高级军官重访古田,重申“党指挥枪”,查处一批涉及军队高层的违纪违法案件。他坚持完善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根本标准,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

习近平多次阅兵。他说:“能战方能止战。”10年间,中国两艘国产航母下水,第五代战机歼-20正式服役,东风-17弹道导弹批量装备,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方面走在前列。习近平表示,人民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是把中国带向‘强起来’的领导人。”“他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他作出的贡献是开创性、独特性和世界性的。”中外人士这样评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汇集了他励精图治——包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和做法,已出版4卷。习近平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他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指出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更需有强烈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并把握好治国火候。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意思是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指导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各项事业。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说,从脱贫攻坚到污染防治再到“一带一路”,习近平的思想涵盖各个领域,在各个层面落实到行动中,推动了中国过去10年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

习近平说:“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对我来说就是责任,我要用毕生精力和全部生命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年后,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共二十大认为,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理论界认为,习近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进一步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图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中国的每名干部、党员都在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它。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说,他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感觉里面充满迷人的想法。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向的现代化与西方的不同。有朝一日人们将意识到,中国的道路将指引人类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化危为机、铁骨柔情

人们叹服于习近平的毅力、勇气和坚韧。面对困难,他从不退缩;为了理想,他绝不放弃。

共事过的人认为他身上有种强大力量。他经历过多种考验并富有应对经验。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职时,他领导应对多次强台风。他几乎彻夜不眠指挥转移群众,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事认为他面对危机时“沉着应对”“举重若轻”。

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习近平曾主抓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筹办,工作面临多重压力:汶川地震,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火炬传递遇到反华势力阻挠。但最终北京奥运会办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之一。14年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一些西方国家进行所谓“外交抵制”,但习近平领导中国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盛会。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习近平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主持起草中共十八大报告时,他明确要求加上这一论断。

他反复告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在2015年也门危机中,他果断指示派遣飞机舰船撤出中国侨民。后来这次撤侨行动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引发爱国主义热潮。那年,中国股市跌宕,金融市场波动。习近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了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

香港局势一度变得十分严峻。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外部敌对势力,发动非法“占中”及街头暴乱,以争取“民主”为名,行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之实,意图把香港变成实施“颜色革命”的桥头堡。习近平领导打出一套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包括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2022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说,“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实现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顽固推行“台独”分裂,两岸关系遇到逆流。习近平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等一系列措施,牢牢把握了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他强调:“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今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台湾,台海局势出现紧张升级。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对“台独”分裂势力及美台勾连挑衅形成强有力震慑。一个中国原则成为更加广泛的国际共识。

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习近平都第一时间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援,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多次奔赴灾害现场看望群众,指挥抗灾救灾。2018年中国成立应急管理部。习近平说:“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10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都能及时得到救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习近平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他曾公开披露过一次自己“夜不能寐”的经历。那是2020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团聚日子,武汉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彻夜未眠,第二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疫情防控。这之前习近平作出关键决定,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管控。

2020年3月10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前往武汉抗疫前线进行考察。他到集中救治点——火神山医院问候患者。他到社区考察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并特别叮嘱,武汉人喜欢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组织供应。

在武汉正式“解封”的那一天,习近平给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回信,一开篇就写道:“我从武汉回来后,一直牵挂着武汉广大干部群众。”那天,许多武汉居民走上阳台自发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习近平把抗击疫情形容为一场战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复工复产。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习近平领导实施“动态清零”总方针,将中国的感染率和病亡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2022年,习近平又部署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习近平说,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孩子。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今年5月发布研究报告称,若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可能在短短数月内新增1.12亿例确诊病例,导致逾150万人死亡。

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过去10年间习近平花心血最多的课题之一。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发动贸易战。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以“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原则和姿态应对。

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大阪同特朗普会晤,指出中美两国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他同美国现任总统拜登3次通电话,又举行视频会晤,提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告诉美方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

面对外部打压,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同时以各种对等举措强力回击,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凝聚起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和强大力量。

习近平始终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就对这两种问题嫉恶如仇。有次他举扶贫工作中的例子批评说,有的贫困地区发展产业不进行调查研究,靠拍脑袋决策,去年让贫困户养鸡,今年让贫困户养羊,明年让贫困户种药材,扶贫项目和贫困户产业需求严重脱节。

习近平告诫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在中共二十大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被写入党章。

2019年3月,习近平同时任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菲科向习近平提了一个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习近平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无我,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一种传统、一种精神,是为了集体的理想而矢志做出一切牺牲,不考虑任何个人利益。

习近平铁骨铮铮,又满怀柔情。10年中,他多次复信美国民众,包括中学生和小学生,习近平说,希望他们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习近平曾长期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和浙江任职。与他长期共事的人说他是“台商台胞的贴心人”。有一位在厦门投资的台商,由于种种原因债务缠身,日子难过。习近平多次与这位台商座谈,帮助他解决问题。台商感动地说,习近平的关心让他“一辈子都难忘”。

对于不同意见乃至批评,习近平也宽容以待。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习近平曾收到一名农村青年写的批评信,说县委抓商品生产雷声大雨点小,还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习近平非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这小子好像有点水平,想法也基本对头,闹不好还是个人才呢。”“我派人去考察一下,如果这个青年果真不错,我们就请他出来抓村里的商品生产。”担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强调党内高级干部要重视民主决策,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

习近平喜欢与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家交朋友。知青时习近平与路遥住过一个窑洞,那时后者还没写出《平凡的世界》。两人围绕文学和人生彻夜长谈。他还与正定县的作家贾大山结下深厚友谊。1985年,习近平调往福建。临分手时,习近平和贾大山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习近平称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与老教授、艺术家通信,多次到高校与知识分子交流。在北京大学,他与耄耋之年的哲学家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与作家、艺术家等握手交流。

习近平以过人精力投入繁重工作。他在年轻时参加劳动打下了好的身体底子。这位“体育迷”对足球、冰球、爬山、游泳、拳击等都感兴趣,他仍抽时间游泳,每次游1000多米。他也从激烈体育竞赛中感悟出应对挑战的法则,“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他要求经济工作向高水平足球比赛学习,不能仅讲个人技术,还要上下左右形成整体。

四、让世界更加紧密相连

习近平还在年轻时就对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人类的千姿百态产生兴趣。他在陕北农村下乡时阅读大量世界名著,有次为一本《浮士德》走30里地去借。他读莎士比亚剧作,不断思考“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类普遍问题。他在窑洞煤油灯下通读3遍《资本论》,写下18本读书笔记。他赞叹:“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这些思索融入了他数十年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他赞赏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说要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他说,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习近平1979年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访问北欧。在挪威,他走访当地普通民众家庭,对挪威发达的福利社会印象颇深。1985年,已是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到美国考察农业。他住当地人家里,睡在房东儿子卧室,与《星际迷航》玩偶相伴。他回忆那段经历时说,一个突出印象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共同语言很多,完全能够成为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

习近平8次访美。一名上世纪90年代接待过他的留学生回忆说,在一些专业的介绍会上,习近平几乎从头至尾埋头记录,而且特别爱发问。随后几年,这名留学生每年春节都能收到习近平寄送的贺卡。习近平是第一位在美国现场观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比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古巴时,他还专程去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和常去的酒吧,体验这位美国作家下笔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自2013年以来会晤约40次,引领两国关系成熟、坚韧、稳定发展,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贸易额从2012年的881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468亿美元。两国合作建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田湾和徐大堡核电站等重大能源项目,还启动了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

习近平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超越对抗、结盟的旧思维,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习近平说,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习近平说“好邻居金不换”。他遍访几乎所有周边国家,提出要按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习近平重视延续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他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行程中都有非洲。2013年他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30分钟演讲,获得30次掌声。他十分关心非洲这块人类起源地的发展,说非洲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大陆”。

习近平3次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宣布“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等中非务实合作倡议。2022年南非一个基金会发布的民调显示,在非洲青年看来,中国已成为非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国家。

习近平呼吁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坚持开放创新,促进世界经济复苏。2020年,他宣布在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

中国同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携手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同相关各方就打造周边、亚太、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积极推动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人与自然、全球发展等领域共同体建设。一个多维、立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体系日益完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党章和宪法,也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文件。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未来”。

出于对人类应该同舟共济的坚信,习近平在2017年来到瑞士达沃斯,成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首位中国元首。他说,“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呼吁共促全球发展。

在达沃斯演讲后第二天,习近平又来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发出了后来被人们热议的“世界之问”——“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在他看来,虽然世界各国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但人类社会又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的严峻挑战。

破解“四大赤字”,中国倡导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拆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壁垒,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摒弃意识形态划线,团结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倡导的全球治理观,超越了数百年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陈旧“世界观”,厘清了全球治理体系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多边主义的旗帜不能变;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协调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还要通过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反映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

习近平总说,“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并身体力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喜欢用多种比喻来形象地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是“大块头”不是“墨菲斯托”。作为经历过贫困的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句名言是,“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他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习近平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他与时任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一同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讨论雅典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与中国成语“止戈为武”之间的异曲同工。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部队派出国,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习近平第一时间与相关国家领导人通话促和。他还积极推动解决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习近平曾在出访法国时前往诺曼底战役的盟军登陆点,对同行人员讲到战争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低头沉思良久。他曾说:“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习近平密集开展“云外交”,仅2021年以来,以电话、书信、视频等方式展开的外交活动就有百余次。疫情期间的国际抗疫“云会议”包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等。

习近平指示向150多个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将中国自主研制的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发往世界各地。更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世界上已有约四分之三国家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了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重要因素。一些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倡议和举措因为有习近平的大力推动才得以有效推进。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回忆说,2016年习近平邀请他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杭州,在G20峰会前一天,中美两国领导人向他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我们现在也不会达成《巴黎协定》。”潘基文说。

习近平说,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他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疫情发生后,他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凝聚最大共识。这两个倡议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呼吁加强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赞赏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展现出的远见卓识。他说,这一倡议对提振国际发展合作、落实2030年议程意义重大,将助推世界走向更可持续和包容的未来。

“中国在构建命运与共的世界中发挥引领作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说,“这种领导力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道德和价值方面的影响。”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说,正如习主席所传达的,这个世界需要更好的合作、更深入的相互理解和更广泛的和平。

五、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习近平曾这样表达他的时间观;他也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莱辛的名言“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说明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

自青少年时期就爱读历史书的习近平认为,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他多次强调,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习近平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带领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集体学习,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习近平为《复兴文库》撰写题为《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序言,提出:修史立典,存史启智。

曾任韩国中央日报社中国研究所所长的韩友德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众的自信心显著提升。习近平把“自信”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是文化自信。

过去10年,习近平走进山东曲阜孔府、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福建武夷山朱熹园等地。“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这样感叹。他同时指出,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倡导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习近平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被认为是在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把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说。

中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和层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包括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被资本所统治,追求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继承和发展五千年中华文明又注重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坚持和平发展、共同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按照习近平擘画的发展图景,到2035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十亿规模以上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中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

那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高铁系统总长扩大近一倍,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人,按联合国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文明蒙尘”的劫难岁月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让14亿多中国人感到自豪,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的办公桌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十分醒目。“中国的发展故事告诉我们,贫穷和落后是可以被战胜的,找到正确的路径,非洲国家也能够实现繁荣发展。”

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说,中国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提升了最多数量人的福祉,不仅造福自己而且造福他人,这才是它最伟大的成就。“谁不希望见证历史?又有谁不希望从中吸取可供借鉴的经验呢?”

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意味着诞生500多年、经历曲折发展历程的世界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在喧嚣围剿中被判失败,反而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10年前,刚刚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面对中外记者表示:“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

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后,习近平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征程已然开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记者王进业、孟娜、李志晖、许林贵、张博文)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6

王希:特朗普如何赢得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0

作者:王希  来源:作者赐稿

【编者按: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分别刊于《美国研究》[《特朗普为何当选?——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反思》,2017年第3期,第9-29页]和《史学理论研究》[《两党制与美国总统选举的“无选择困境”》,2018年第2期,第4-9页],2019年为《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纳入。此次发表,略有文字修订。文中如有疏漏,由笔者负责。点击这里查看《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一书的信息。】

""

〔内容提要〕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近年来争夺最激烈、火药味最浓、政治分化最严重的一次大选。特朗普作为一个“圈外人”,在大选之前并不被媒体和民意测验看好,但却意外地赢得了大选。促成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总统选举进程的“专业化”与“精英化”操作、极化政治的发展与体制僵局的常态化、全球化时代美国价值观的分离与对峙,由“权力重组”和“权利重组”衍生而来的“选民重组”,以及两党制所衍生的“无选择困境”。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并对21世纪的美国民主政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美国政治 总统选举体制  民主性  特朗普  

2016年11月9日凌晨2点,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下简称希拉里),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全国538张总统选举人票中,特朗普赢得了306票,比希拉里赢得的232票多出74票,虽然不是一种压倒性胜利,但超过了当选需要的270票。美国主流媒体和民意测验事先预测希拉里将大胜特朗普,但选举结果却将这个预测变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大的误判。消息传来,聚集在纽约市曼哈顿特朗普竞选总部的支持者们先是难以置信,尔后欣喜若狂。希拉里的支持者则是哀声一片,许多人倍感震惊,顿时陷入失语之中。大选前夜,无数的民主党人曾经期待,在他们于2008年选出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之后,他们要在2016年选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续写美国民主的“奇迹”。然而,在参加投票的1366.69237万美国选民中,有46%的人并不想分享这一期待。的确,就普选票而言,希拉里是赢家,她赢得了全国48%的选民的支持,赢得的普选票比对手足足多出286万张,但因为总统选举程序规定只有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当选总统,她最终未能冲破美国政治中最高和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①]对这位在美国政坛拼搏了30年、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担任过联邦参议员和国务卿等职务、收获过无数荣耀、同时也饱受过无数攻击的女政治家来说,2016年大选带给她的是一场伤痛,并且是一场将“延续许久”的伤痛。[②]

希拉里的伤痛也将是她的支持者的伤痛。后者感到伤痛,并不一定是完全是因为希拉里的落选——即便在她最忠诚的支持者中,许多人也并不认为希拉里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总统候选人。人们感到伤痛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一个在他们看来最不适合做总统的候选人居然经过民主程序而当选总统。大选结束的第二天,《纽约客》杂志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发表专论,用“一场美利坚的悲剧”的醒目标题来形容特朗普的当选。在他眼中,特朗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粗俗不堪,浅陋无知,蔑视少数族裔和女性,无视事实与科学,靠煽动仇外主义情绪和鼓吹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而当选,一想到他要进入白宫,人们无法不感到“恶心和深深的忧虑”。他宣称,特朗普的当选对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本土主义、威权主义、厌恶和贬损女性行为(misogyny)和种族主义”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体制来说则是一场“悲剧”。[③]《时代周刊》虽然将特朗普选为2016年的“年度人物”,但给出的理由却是:特朗普在竞选中利用蛊惑人心的方式操纵了选民的绝望感,动员起一支“隐秘的选民队伍”(a hidden electorate),将他们的愤怒活生生地倾泻到选举政治之中,并不惜“以摧毁昨日的政治文化”为代价来“建构明日的政治文化”,从而在选民中制造“我们vs. 他们”的深深裂痕,所以特朗普应该获得的更为合适的头衔不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而是“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④]

历史的诅咒与魅力皆来自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也许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学者们才能真实地掌握所有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信息。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真正透彻、准确地解读2016年大选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次大选对于美国政治、美国民主和美国历史的意义。但是,2016年大选的结果中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二是特朗普创造了历史——他以一个“圈外人”(outsider)的身份,在党内初选和总统大选中战胜了众多的“建制派”竞争者而当选。

特朗普如何赢得大选?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将2016年与2012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民主、共和两党对全国50个州中的44个州的政治分割基本相似,换言之,44个州(将近50州的9/10)的政党归属在两次大选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位于中西部“锈带”(Rustbelt)地区的五个州——艾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再加上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这六个州在1968年以来的总统大选中曾反复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赢得过,其政党归属并不稳定,俗称“摇摆州”(swing states),也是两党激烈争夺的“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s)。六个州总共拥有总统选举人票99张,它们在2008年、2012年大选中都曾为奥巴马所赢得,是当时民主党建构的选民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⑤]在2016年大选中,如果两党能够像2012年大选那样继续保持对其他44州的分割,希拉里只需赢得这六个州中任意四个州的普选票并进而顺理成章地赢得它们的总统选举人票,就能赢得大选。但她没有做到。特朗普却在上述六个州成功“翻盘”,赢得了这些州的普选票多数,并进而顺利成章地赢得了它们的总统选举人票,破解了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在2008年、2012年建构的选民联盟。[⑥]这些州的普选票结果显示,除俄亥俄州之外,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得票十分接近,在最接近的密歇根州,特朗普仅以1.0704万票的多数获胜。[⑦]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之所以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关键在于他赢得了上述六个“摇摆州”中足够数量的“摇摆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为何能够赢得大选?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有几个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特朗普的胜利。首先,“摇摆州”的多数选民给了特朗普最关键的支持。在这些选民中不乏曾在2008年、2012年大选中支持过奥巴马的人,但他们觉得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并没有分享到他所承诺的改革的好处,故而转向支持共和党——这可能是特朗普获胜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共和党党内一开始竞选者众多,且都有各自事先锁定的“票仓范围”,但在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之后,这些人的追随者群龙无首,又不愿意加入反对党,被迫“归顺”特朗普,给了特朗普整合原本分崩离析的共和党派别的机会。譬如为了赢得原来拥护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宗教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向他们承诺,当选后要提名一名保守派大法官来填补著名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里亚(Antonin Scalia)去世之后在联邦最高法院留出的空缺。这个承诺对宗教保守派选民很重要,因为他们希望借最高法院之手推翻关于妇女堕胎权的“自由派”判决[⑧];再次,对手的“带病”参选也帮助了特朗普。希拉里拥有傲人的从政资历,竞选中所表现出的沉稳、大度和不卑不亢也可圈可点,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典范,但因为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曾使用非官方的电子邮件系统,联邦调查局对她是否泄密展开过调查。“邮件门”事件令她的竞选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另外,在她担任联邦官员期间,她和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创办的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过国内外富豪的捐款,而为了筹集竞选经费,她又与华尔街的大资本势力频频接触。所有这些都给对手留下了把柄,成为她滥用公职、进行利益交换和在政治上是两面派的证据。这种指责也严重影响了许多选民尤其是白人女性选民对她的信任。[⑨]最后,在竞选的冲刺阶段,虽然奥巴马总统及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积极为希拉里助选,希拉里曾经的党内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努力说服自己的支持者改变立场,但他们都未能成功地将自己的政治感召力转化成为支持希拉里的力量。此外,少数族裔(包括非裔、拉美裔和亚裔)曾经在2008年、2012年极为热情地支持奥巴马,但这次他们没有给予希拉里一个至少同等的支持率。

上述这一切对解释特朗普的获胜都是重要的,但仍不足以说明特朗普为何初次参选就能够获胜。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对他作为政治人物并无好感,认为他并不具备美国总统应具有的品质、素质、能力和操守,也有支持者对他的“政治不正确”言行极为反感,但当他们站在投票机前时,仍然选择了他。的确,在参选和当选之前,特朗普是一名毁誉参半的地产商人,一直在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也曾涉足影视界和大众娱乐文化,从未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公职,也没有从政经验,对国际事务更是知之甚少。与20世纪后期竞选成功的总统候选人相比,他既没有艾森豪威尔的资历、肯尼迪的魅力、约翰逊的经验、尼克松的深沉、里根的口才、卡特的质朴、比尔·克林顿的圆滑,也没有乔治·布什的家族背景,更没有奥巴马的激情与理想主义。从大选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做一个极为异类的候选人,执意要挑战“建制派”的规矩。他不按常理出牌,拒绝公开个人的财产信息,拒绝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表示歉意(即便在他2005年侮辱女性的言论被曝光之后也依然我行我素),时常口出狂言,大肆攻击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言他人之不敢言,甚至拒绝承诺接受败选的结果。即便有这样的表现,特朗普仍然在大选中获胜,这是为什么?特朗普用什么“法术”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是选举制度造就了他,还是他利用了选民?位于“摇摆州”关键位置的选民为什么放弃希拉里这样一个既熟悉国内外政治又有丰富经验的资深政客,而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靠谱的“圈外人”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诚然,近期美国政治的发展对2016年大选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但特朗普的当选并非是一种因为选民的失误而偶然取得的成功,而是因为更久远、更深层的原因所致。笔者希望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美国选举制度的演变与运作、现代政党政治文化的演进、不同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全球化时代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状态,并探讨它们与特朗普当选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此来更好地理解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同时更深入地思考美国民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   精英化的政治运作与反“建制派”的政治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始终以“圈外人”的身份来标榜自己,将自己与党内党外的“建制派”候选人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意颇深的竞选策略,目的是利用“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和“反精英主义”(anti-elitism)的口号来迎合选民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不满和不信任,激活“沉默的大多数”的参与感,打造一支为“建制派”早已抛弃或不屑一顾的新的选民队伍。初选是党内选举,也是赢得党内提名的必经程序,只有赢得初选,才能进入大选,然后才有赢得总统职位的希望。与其他所有的竞争者一样,特朗普想要赢得大选,必须遵循和使用现有的选举体制,但他的做法是利用体制来反体制。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最初是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其基本程序是,总统选举分两步走,先由各州选民选举总统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总统。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与原始设计相去甚远。19世纪上半叶政党政治介入总统选举之后,两党制逐渐形成,“团体制”(unit rule))和“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 )的规则在各州得以实行,将总统选举人变成了政党意志的代言人,主要政党控制了总统选举的程序设置与运作。[⑩]20世纪初,党内初选制作为“进步时代”的一项政治改革措施得以启用,改变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将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从原来由政党大佬在全国党代会上通过幕后交易来决定,改为由本党基层选民通过初选来决定。这本身是一项“去精英化”的政治改革,但也拉长了竞选周期,迫使竞争者至少提前一年半进入竞选,因为初选是一种自由竞争,参与者众,竞争十分激烈。漫长的竞选周期和广泛的选民动员(包括在竞选中采用收音机、电视等新型传媒技术来动员)都大大增加了竞选的花费。所以,从初选开始,竞选者必须全力以赴,筹集竞选资金,并与党内各种派别和选民利益集团进行周旋,以获得它们的支持。竞选者尤其必须力争在最初的几次初选中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吸引到后续的竞选捐赠。所以,初选的竞争时常变成一种党内同仁在筹款能力方面的竞争。

为了赢得初选,党内竞选者建立起专业班子,负责筹款、动员选民、传播政策主张、开拓公共关系等工作,打通各种关节,在联邦和州的政党体系中设立联络人负责关于利益的谈判。久而久之,总统选举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程序清楚、操作专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拥有一批负责筹划、设计、咨询和操作的专业人才,并建构起一个范围广泛、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对于一个主要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卷入其中的人往往被视为“建制派”的一部分。“建制派”的核心层应该包括政党的资深领袖人物、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政党全国委员会和州委员会成员、州议会议员和州政府官员等。新闻界、学术界、文化界、军界和商界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并掌握了实质性话语权的人,可以被视为“建制派”的外围。“建制派”是一种定义模糊的概念,也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卷入其中的人分享本党的基本理念,负责为本党设置政治议程,化解党内异议,并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施加影响,决定本党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资金的分配。

初选制的实施改变了政党全国委员会的功能,使它不再控制候选人的提名,而成为为候选人提供服务的一种机制。1971年通过的《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及其后来的修订法对总统竞选的个人捐款数额做出限制后,政党全国委员会开始负责接受来自其他渠道的捐赠。政党也将从各种名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接收的捐赠分发至州和地方党组织,用于选民动员或建构基层网络。同时,政党动员和接触选民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基层选举动员包括政策宣讲、选民与候选人互动等,在现代政治体制下,选举方式发生了改变:电脑程序根据选民参加选举的历史对选民进行识别和排序,以区别对待;要求捐款的群发信件取代了传统的社区动员。选民因此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与政党之间的情感和社会联系,政党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动员那些有捐款能力或有意参与选举的选民,对普通选民及其关心的问题逐渐丧失了兴趣。[11]政党竞选纲领的写作成为一个由专家和精英掌控的过程,普通选民与政党上层之间的政治纽带和意识形态情感发生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上层成为一种特定的“圈子”,“圈外人”难以进入,“圈内”人则变得越来越依赖党内网络来赢得选举、获取权力。在精英设计的选举程序中,普通选民仍然行使投票权,但他们只能在一个议程被设定、话语被精英分子设计的框架中按既定程序投票,参与性民主中的“民主性”被稀释,选民的参政热情受到极大的打击,普通选民对“建制派”的反感与不满由此而生,并与日俱增。特朗普打出“圈外人”的旗号、明确提出反“建制派”的做法,极大地迎合了基层选民积蓄已久的“造反”心理。

特朗普要反的实际上是多个“建制派”,既包括共和党“建制派”,也包括民主党“建制派”,同时还包括那些在媒体、学界、文化界和商界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建制派”。一句话,他要反的是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整个官僚机构以及由此构成的一整套超出普通选民控制之外的统治体系。在竞选中,特朗普使用的障眼法之一,是刻意将各种“建制派”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将它们笼统塑造成一批无视普通人的基本利益和基本诉求、只乐于彼此间进行利益交换、不惜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基于这种立场,他在初选阶段着力强调自己的“反潮流”特征,将党内竞争对手斥为“建制派”,而把自己定位为与体制并无利益纠缠的体制内独立候选人,抱着毫不在乎的赌一把的心态,以出格甚至横蛮无理的表现来挑战党内对手。他的目的很清楚,要想赢得大选,首先要打破的是共和党党内的局。

特朗普进入初选之后,刻意扮演了一种搅局者的角色,采用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极端做法,不按秩序出牌,无视媒体,肆意表现“政治不正确”,经常口出狂言,颠覆了传统的选举规范,也破坏了媒体与竞选者原有的交往规则和基本礼貌。他在第一次公开辩论中,便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回应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女记者的提问。虽然他的表现引起了媒体人的愤怒,但选民对他的欢迎程度不降反升。特朗普应对媒体的技能十分娴熟,以肆无忌惮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一向自以为可以呼风唤雨的媒体,不断制造轰动新闻和轰动效应,结果是有效地利用媒体为他做了免费广告。他不期望媒体对他进行公正的报道,更不指望媒体说他“政治正确”。他需要的是借用媒体为他造势,将媒体变成他的竞选工具和最有力的助选助手。[12]与此同时,他也借助推特等新传播技术,不断发布消息和意见,从而建构起一支由支持者构成的网络选民队伍,并通过他们传递消息。

特朗普的16名党内对手虽然精明老道,志在必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受“建制派”文化的约束,仍然希望通过稳妥、中庸的政策设计和循规蹈矩的竞选表现来博取选民的好感与媒体的支持,特朗普的异类表现则令他们阵脚大乱,应对不及,接连败下阵来。特朗普直截了当地将埋藏在其他共和党人心底的话讲了出来,虽然极富争议,但却产生了轰动效应。最终,特朗普赢得媒体的高度关注,始终占据着共和党竞选消息的头条,吸引了共和党选民的注意力,在初选中制造了“涟漪效应”,并很快脱颖而出,最终在2016年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将对手一一逼退——包括最被看好的强劲对手杰布·布什(Jeb Bush),提前锁定了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3]在初选初期,一些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对特朗普十分反感,但随着其他竞选者一一退出,“建制派”已经无力阻止特朗普的崛起,因为他赢得了党内民意的支持。根据共和党的规定,获得初选胜利的竞争者不仅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将成为党的领袖。这样,特朗普就从对共和党“建制派”的批判开始,借用共和党初选的程序,成功地“劫持”了共和党,让共和党变成了帮助他赢得大选的工具。[14]

利用体制反体制,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党内初选,也令特朗普看到了美国选举体制和选举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弱点,包括愈演愈烈的“极端政治”,后者将成为特朗普在大选中透彻使用的武器之一。

二   极端政治的常态化与民主的变异

“极端政治”(extreme politics)的确是特朗普竞选的一个特征。所谓“极端政治”,即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如果两党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极端政治”便有可能演化成为“极端化政治”或“极化政治”(polarized politics),并导致宪政体制的低效和瘫痪。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曾对美国政治史做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观察,即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精英群体无论在意见和立场上如何相左,实际上分享着一套共同认可的信仰。他们尊重财产权,信仰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欣赏竞争,并将资本主义文化所包含的经济美德视为人的必备品质。这些基本信仰最终转化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原则,即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尊重个人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强调机会的价值,允许个人利益和独立自主在法治范围内的自然生长,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仁爱之情的社会秩序。[15]

虽然这一观察在后来受到批评,但“共识”之说却不是没有道理的。纵观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保障美国政治体制有效运行和稳定的是两种“共识”:一是“意识形态共识”(ideological consensus);二是“体制共识”(institutional consensus)。前者凸显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认同和支持,后者则强调美国人对共同认可的宪政程序的尊重。美国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众议院每两年选举一次,无论竞争多么激烈,两党都会遵循同样的规则,合法竞争,轮流执政。不仅在总统和国会层面如此,在州一级政治中也是如此。因为存在这种共识,所以竞选失败的政党始终怀有在下次竞选中获胜的希望,并且会积极通过宪政体制中的“谈判”与“妥协”机制来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两种共识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有助于避免“分裂政治”(divisive politics)的出现——至少可以遏制其蔓延和深化。如果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势不两立,则很可能会在实际政治中滥用体制,使其原本具有的妥协功能丧失效力,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而体制僵局一旦形成,就难以破解,政治便会走向极端化,“极化政治”便会取代“妥协政治”。

无论是哪一种“共识”,都需要得到承认、培育和维护。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运作有效的政府体制以及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斡旋能力的领袖人物,对于意识形态和体制“共识”的建构至关重要。宪政的功能之一是建构和维系共识,而民主政治(包括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则是建构共识的手段和程序。两党的“建制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共识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默契,维护着共同遵守的原则。除了程序上的共识制造和共识维系之外,共识文化也渗透到美国政治的行为规范与实践之中。有的时候共识会遭遇危机,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会崩溃,但如果核心共识的机制能保持稳定,新的共识仍然可以被建构。反之,如果核心共识变得脆弱,重大危机便不可避免。

共识的消失将导致极化政治的产生和生长,其特征是政党的“党派性”(partisanship)取代“公共性”成为权力政治的游戏规则,并渗透到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政府三权之中。国会的权力分配(包括重要委员会成员位置的安排)与一个议员的“党派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党派性”要求议员在立法表决时对政党的立场做到绝对忠诚,要求议员即便在本党利益与本选区选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要以党的意志为重。这样的要求便产生出一种宪政悖论:国会议员的代表性发生了转向或变异,他不再代表本选区所有选民的利益,而只代表他所属的政党的利益,或只代表那些同党选民的利益。“党派性”对选民利益的分割是对原始宪政设计中的民主性和地方性的背叛。极端政治或极化政治的出现,意味着妥协空间的缩小乃至消失。政党政治中的“党派性”与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发生了冲突,导致民主体制中的代表性发生变异或断裂——议员听命于政党,而不是选民。这种情形会使选民对选举体制的公正性丧失信心,使选民动员变得更加困难。当投票人数减少时,政党会加强对所谓“积极选民”的控制,控制手段也不断改进,基层党工干部与选民的亲密接触被事先制作的电视竞选广告所代替,而竞选广告又是政党或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出资制作的,其结果是选民与选举程序变得更加分离。

极化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党从长计议,提前布局,制造和维护对本党有利的国会选区,从政治分割的角度减少乃至消灭两党竞争,不给对手在本党控制区域内组建有效选民联盟的机会。换言之,就是将反对派选民当成一个不确定因素,在大选来临之前将其消化掉,以确保本党能始终控制某国会选区乃至某州的总统选举结果。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种情况的产生,即越来越多的州在总统大选中连续为某一政党(民主党或共和党)所赢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州的大选结果为某一政党连续锁定,这些州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党州”(one-party states)。当一个政党能够比较长期而不间断地连续赢得某州时,反对党一般不太愿意在这些州投入过多的竞选人力和财力来动员选民“翻盘”,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资源,而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在大州尤其这样。譬如,共和党对得克萨斯州的“锁定”和民主党对加利福尼亚州的“锁定”,都属于这种情况。下表显示的是1968年以来所谓“一党州”的数量逐渐增加的情况。

表    “一党州”(在总统大选中连续为同一政党所赢得的州)的统计,1968-2012

大选年

连续为共和党所赢得的州数

连续为民主党所赢得的州数

摇摆州数

1968

8[16]

1[17]

42

1972

9

1

41

1976

9

2

40

1980

13

2

36

1984

13

2

36

1988

14

7

30

1992

13

15

23

1996

16

15

20

2000

22

16

13

2004

22

17

12

2008

22

21

8

2012

24

21

6

数据来源: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U.S. Electoral College, Historical Electoral Results, Electoral Votes, by State,” 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 college / votes /votes_state.html.2017.1.7.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68年开始,“一党州”的数量逐年增加,从1968年的九个州[18]增至1988年的14个州。[19]到2008年民主党人奥巴马参加总统大选时,50个州中有22个州长期为共和党所赢得,成为所谓的“红州”(red states);另外21个州长期为民主党所赢得,被称为“蓝州”(blue states);除哥伦比亚特区(属于“蓝州”范围)以外,全国50个州中只有8个州继续处于两党竞争的“摇摆州”的位置。[20]在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丢掉了2个州,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到2016年大选开始的时候,两党的政治分割基本不变,两党的竞争则集中在中西部“锈带”地区的“摇摆州”和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而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正是这些州。如果两党竞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

极化政治也严重影响了国会的立法效率,经常性的体制僵局则进一步打击了选民对政治体制的信心。党争垄断了近年来美国政治的运作,两党能达成共识的立法问题越来越少,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公共政策的推动变得越发困难。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两党之间的合作(包括理解、默契与相互妥协)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权力机构(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默契也非常重要。在国家遇到重大危机(如战争、经济危机或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这种合作比较容易进行。当一个政党要推行一种贯彻自己理念的改革时,必须首先拥有体制资源的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同时占有总统职位和控制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从1932到1968年,民主党对总统和国会的同时控制长达26年,而共和党在其间只控制了2年,另外8年为两党分治(divided control)的时间,即两党分别控制白宫或国会或国会中的一院,而未能完全掌控立法权和执法权。这一时期是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时代,民主党人利用这种体制上的机会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创建了“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的政府治理模式。在1969年到2008年的40年内,两党单独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不多,分别为6年左右,而两党分别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则长达28年。[21]所以,自1968年之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体制资源来建立和维系一个长期性的政策模式。这一段时间也正是美国和世界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各种需求和要求增多,国家需要在内政和外交上采取较为统一、长期和具有延续性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不断的党争对建立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的国家发展框架构成了障碍。

奥巴马于2008年胜选之后,一度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他以365张总统选举人票大胜麦凯恩,后者获得173张选举人票),众多选民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同时,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但不是绝对多数),他自己也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新政自由主义”政府模式的计划,但最终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在奥巴马任期内,严重的党争导致立法机构几近瘫痪,两党达成共识的话题越来越少,各自推动的利益都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政策。奥巴马力图推动医保改革,但最终做出了巨大的妥协,而他所推行的医保法案正面临着被废止的危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面对国会共和党人的党派政治带来的压力,奥巴马只好借助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来推动他的其他改革,包括移民政策的改革和“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的推进等,但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极化政治。总统与国会的对峙几乎成了奥巴马总统执政时代的同位语,党派情结大大超越了国家情结,“党派性”(partisanship)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奥巴马有改革的意愿,但他没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和恰当的历史机会来构建两党共识。相反,他不得不诉诸于总统行政命令的做法被对手攻击成为是一种极化政治的做法。

三   价值观的分离与选民重组

对共和党保守派来说,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美国未来的设想是一种极为“清楚而现实”的威胁。在他们眼中,奥巴马是一个“并不美国化的”美国总统,他的肤色是黑的,他的名字中带有穆斯林的味道。在普通白人眼中,奥巴马不过是“肯定性行动计划”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政策的受惠者,而他的成长经历又显示他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一分子。奥巴马本人无疑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缺乏罗斯福曾经拥有的利用危机来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和资源。他受到的牵制太多,无法给选民带来他们需要的改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在“锈带”地区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中选择离开民主党,转而把选票投给特朗普。宾夕法尼亚州卢塞恩县(Luzerne County)的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奥巴马在2008年、2012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但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以4万普选票的多数赢得了该州,打破了共和党自1988年以来从未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纪录。卢塞恩县有5644名民主党人在2016年改换了党派身份,在选民登记时从民主党人变成了共和党人,这样他们便可以参加共和党的初选。相比之下,该县只有1000多名共和党选民改变身份,变成民主党人。从2008年到2014年,该县的拉美裔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了人口的9%。当地原住居民多为白人和老人,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抢走了工作机会,并带来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该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普通白人生活贫困。该县的贫困率高于州的平均水平,有1/5的带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处在贫困之中。另外一个问题是失业率高,当地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自2009年以来已减少了10%。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居民非常欢迎特朗普提出的对移民实施严格控制、强制递解非法移民出境、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工厂搬迁至海外等主张。当地人希望特朗普能够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阻止非法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在听了奥巴马的八年说教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体制内”的人,也不相信全球化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在他们眼中,希拉里是擅长说教的“圈内人”,而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则善于解决实际问题。[22]

由此可见,选民们希望改革,不喜欢固守陈规,而“建制派”“圈内人”在他们看来是固守陈规的政客。希拉里在竞选战略上强调候选人的资格、资历和品质,但选民需要的是改朝换代,解决失业、工资下降和经济停滞不前等现实问题。尽管他们并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他们认为特朗普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让他试一试。据《时代周刊》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市南特库克(Nanticoke)的市长约瑟夫·多尔蒂(Joseph Dougherty)曾是一名民主党人,他在2016年大选中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共和党,理由是当地人不再只希望“勉强地活着”(surviving),而希望能够获得机会过更好的生活,“外出度假,翻修住房,换一辆更好的车,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投资。”他认为他的转向代表了一批“勤奋工作的蓝领工人”的行动,大家都在寻找“能够支撑家庭的工作”,而民主党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抛弃了我们。”[23]

塞恩县和南特库克城民主党选民的立场变换一方面反映出民主党忽略了基层选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白人)所关心的就业和移民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全球化、移民开放、税收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公民权利(包括持枪权、堕胎权、隐私权、同性恋者权利等)等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巨大分歧。实际上,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反映出美国选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知发生了分歧。

当代美国社会针对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分歧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改革。新政是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进行的经济改革,但它开启了联邦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深度干预。它将公民的经济安全与保障纳入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职能,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增加了政府的责任,创造了一个能动主义(activist)的政府模式,奠定了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基础,带来了美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型。根据“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的理念,政府需要对普通公民的生存和幸福负责,需要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和贫困救济等。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进一步扩展了联邦政府的这种功能和责任,将反贫困、都市改造、扩大福利保障、提高公民的生活品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等作为改革内容,并在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基础上加入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等新的社会立法项目,巩固了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基础。“新政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是在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西方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帮助美国塑造了全民的政治共识。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权利革命全面挑战了美国生活和法律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推动了移民政策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新的美国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在政治上主张更具包容性,更提倡民主参与;在经济上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利用税收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更为合理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持和机会;在文化上鼓吹包容性、多元性和相互尊重。这些价值观对以“瓦斯普”(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WASP)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做了很多修正,也引发了“权力”重组和“权利”再创。最重要的是,在新政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民主党人建构起一个由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妇女、具有批判思想的自由派学界和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为其长期控制联邦政府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新政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能动主义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政府的社会开支大幅度增加。根据研究,非国防开支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从1954年到1975年持续上升,从5.7%上升到15.7%,增加了三倍。政府的花费主要用于覆盖社会立法项目,包括医疗保障、医疗补助、残障人士的医疗补贴、食品券,以及联邦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补贴等,但最大的政府开支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花费。法律要求政府支付的强制性开支的数额远远超过了预期。政府的经济管制范围也大大扩展,从商业竞争规范的管理扩展到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工人的工作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领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的60多年里,美国通过了大大小小330部管制性法律,其中主要的管制法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通过的。管制力度的加强带来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张。在“权利再创”方面,除了《1964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5)和《1965年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之外,联邦政府还在20世纪60、70年代通过了关于公平住房、高等教育、残障儿童教育、反对教育领域的年龄歧视等方面的公民权益法律法规。1964年至1976年,国会通过了11部与公民权利相关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对“权利”案件的审理数量也大大增加,1933年审理的案例中只有9%是与权利相关的,到1971年时65%被审理的案例都与权利相关。[24]联邦政府针对种族、性别、教育和司法正义等敏感问题实施的集中化全国性统一立法管理,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对公民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干预。联邦政府还通过控制税收来制造各种补贴,以管制公民的个人收入和纳税标准。这种“大政府”模式改变了美国政治运作的传统模式,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重组。

伴随新政自由主义而来的是当代保守主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法伯(David Farber)所指出的,当代保守主义并不是突然爆发或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抵制和反对新政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吸收不同的思想和势力而逐渐形成的。最初的保守主义主要反对“新政”的经济政策,力图恢复传统的“经济自由”。到了冷战初期,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反对共产主义——虽然新政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共的。保守主义将共产主义与宗教面临的威胁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宗教选民的支持。在随之而来的民权运动中,保守主义者又将美国南部那些反对联邦的民权立法、捍卫“白人至上”统治模式的州权主义者纳入其阵营之中,组建起反对联邦政府插手南部种族关系的保守派政治力量。这支力量最终成为帮助尼克松赢得1968年大选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组成部分。共和党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成为当代保守主义代言人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白人女性中的激进保守力量和新的宗教右派加入到保守派阵营中,对抗由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权利提倡者构成的自由派改革力量。宗教右翼对当时最高法院做出的关于公民权利的一系列决定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些决定废止了中小学的宗教祈祷仪式,放松了政府对淫秽作品的限制,允许销售避孕产品和堕胎,给予犯罪嫌疑人过多的权益保护,引发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衰败。经济保守派则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降低税收。这些不同派别分享的共识是,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军事力量强大的政府,以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美国的国际威胁,并通过减税来克服滞涨危机。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变革将国家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保守主义整合不同派别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机会。里根凭借自己的演讲才能把保守主义变成了一种正面而乐观的意识形态,将“自由”的话语权从民主党人的手中夺了回来。他提出美国要恢复市场资本主义的秩序和活力,恢复州权的尊严,减少联邦政府的社会立法和对公民生活的干预。[25]里根结束任期时,冷战行将结束,保守主义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变成了与新政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正面对抗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政治上的反映是“权力重组”(reconfiguration of power)和“权利重组”(reconstitution of rights)以及从两者衍生而来的“选民重组”(realignment of voters)。在权力组合方面,因为总统同时是执法者和立法者,对总统职位的争夺变得非常激烈。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权利的裁定方面也拥有极大的权力。它对同性恋者权益、“肯定性行动”政策、总统竞选中的金钱捐赠等做出的裁决引发了大量争议。大法官的任命与批准充满了权力斗争,让普通选民在选举政治面前深感无力。这些都加剧了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竞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多元文化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持续的交锋。[26]“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政客重新启用强硬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爱国主义话语,主张在外交上实行单边主义,强调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将伊斯兰教视为美国文明潜在的敌人。[27]此后,反恐战争的失利和巨大花费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了多重打击。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在21世纪初尤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达到一个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不断受到新兴经济大国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它同时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在国际上,美国需要保持技术开发、市场占有和资金使用的优势;在国内,美国需要通过税收和其他政策维系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保证普通美国人也能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事实上,全球化加深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没有搭上全球化快车、没有分享到红利、短时间内也无法指望从中受益的人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失落和愤怒。这批人为保守主义带来了新的血液,并带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的重组。

随着共识消失和价值观的对抗加剧,选民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进行了重新站队。特朗普通过初选整合了共和党党内的不同派别,而在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却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女性支持者和年轻选民。不仅如此,她还失去了白人群体中的蓝领工人阶级支持者。所以,特朗普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大选展示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刻裂痕的美国的焦虑,反映了不同的美国经验和美国想象之间的碰撞。在共和党内部,基层选民发动了一场“内部反叛”;在全国层面,白人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选民针对“建制派”精英政治发动了一场“公开反叛”。这种反叛是半个世纪以来新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发生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开较量,是保守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一次“清算”,也是保守派选民对未来美国的走向做出的一种愤怒的选择。

四   特朗普的话语与被焦虑困扰的选民

在上述背景之下,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以白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出了“锈带”地区白人工人群体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话。特朗普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话语。它以“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旗帜,提出要恢复传统美国的荣耀与力量,恢复白种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不能被撼动的地位,保持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这种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保守派思路其实是吻合的,所以许多共和党人虽然不喜欢特朗普,却不愿意站出来批评他的话语,有的人甚至为此感到释然,因为特朗普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和党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持怀疑态度,对“政治正确”大加谴责,认为它限制了言论自由。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敢说大话、狠话,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强人政治”的风范和敢于蔑视“政治正确”的勇气,而也是企图重新界定美国人的民族性。他用“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的逻辑包装了对民权运动成果的挑战,重新将“美国人”定义为一个从文化、肤色到观念都和谐一致的民族整体,从而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权运动问世以来形成的新美国价值观。他要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纯洁性已经受到玷污,并正在迅速消失。

特朗普表达的正是中下层美国白人的焦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冷战的大环境中,美国人(尤其是白人)享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和高品质生活。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人力成本提高和经济发生转型,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去工业化”现象十分严重,传统的工业格局被打破,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家庭生活开始受到影响。在失去原来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外来移民的工作竞争,加上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父辈的美国梦在新一代身上变为泡影,由此引发的焦虑在中产阶级选民中迅速弥漫。特朗普将自己说成是这些“被遗忘的”中下层白人的代言人,将中下层白人的痛苦归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对美国人的欺骗,将全球化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出卖和牺牲。他声称,全球化或全球主义(globalism)不仅没有使美国人受益,反而使受到伤害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国门大开的结果是许多历史上并不够资格进入美国的人长驱直入,将美国逐渐变得“非美国化”。

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使用“我们 vs. 他们”的语言模式。虽然他并没有说明“我们”是谁,但他的听众一听就十分明白。在特朗普的语言中,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美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包容、宽容和多元化根本就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锈带”地区的白人失业者来说,敢于挑战“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朗普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这些选民眼中,“全球化”就是美国的资本、工厂和工作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特朗普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克林顿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提并论,将它们说成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同流合污、忽悠民众的产物。许多出生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家庭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父辈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地位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是民主党人,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站在新政自由主义一边,但他们发现被精英政治控制的民主党如今已不再重视他们,而共和党“建制派”也不理睬他们。特朗普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们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竞选风格上,特朗普也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利用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肆无忌惮的表现,将竞争对手一一逼退。与他同台竞争的体制内候选人(包括在职的参议员、州长等)在选举中都有所顾忌,基本不敢破坏“政治正确”的行规,即便是泰德·克鲁兹(Ted Cruz)这样的极端保守派,在竞选时也仍然恪守政场规矩,而不敢像特朗普那样有恃无恐地讲话和做事。特朗普熟谙“建制派”候选人瞻前顾后的心态,以极为出格的风格将极端政治推向民众和选民心理承受的极限。特朗普其实并不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使用“极端政治”手段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和20世纪60年代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都曾经扮演过极端民粹主义领袖的角色,用过激的政治语言直击选民的恐惧,点燃他们的愤怒,将他们被压抑的感情激发出来。但是,他们都不如特朗普做得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无序与无奈——在建制派竞争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将他们逼出初选;原因之二在于特朗普拥有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极度反感和失望的一批选民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梅森•威廉斯(Mason Williams)指出的,政党“建制派”在从前完全可以通过党的组织来阻止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从初选中崛起,但如今由于“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参与初选的选民,而不是政党的大佬们或党内那些更倾心于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掌握了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权力。”[28]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政党体制、政党体系和媒体建构已经成长为一个利益体制。从初选到大选,人脉、金钱、资历和利益牵扯等已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要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要在这些方面积累资本。竞选变成了这些“非民主”程序与设计之间的较量。同时,候选人要获得权力,必须赢得选民的支持,于是攻克选民便成为选举政治的目标。这样一来,选举政治变成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政治,选民意愿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为了掌握权力需要清除的障碍。所有围绕选举展开的政治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得到选民的选票。民主、权利和政治诉求都被工具化了,成为权力追逐者用来进行利益交换、追求个人成功的筹码。为了获得意想中的选举结果,候选人及选举机器(包括党内的各级委员会和特意安排的媒体访谈等)努力影响选民,左右选民,对选民进行操纵。虽然选民仍然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但他们的意愿已被设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议题和候选人当中。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项,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绪的选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出一个具有风险的决定——摈弃“建制派”,拥抱“造反派”。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场针对民权运动成果和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全国辩论,是美国人关于两种美国历史叙事、两种美国愿景的竞争,用美国作家戴维·罗森(David Rosen)的话来说,也是美国的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29]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别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两种叙事和愿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希拉里描述的是一个崇尚多元价值的、具有包容性的、将继续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也许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愿景,但它是一个陌生的、昂贵而遥远的梦,享有它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持续地接受政府的干预,付出昂贵的经济支出。这是精英阶层的梦,不是普通人的梦。特朗普在提名演讲中描述的美国则处于危险的边缘,传统社会面临重重挑战,美国价值观受到攻击,内部面临着危险。他所描绘的梦是“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这是一个现实的、熟悉的、触手可及的梦,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人们希望在这个梦中重新找回父辈曾经享有过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心以及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由于总统选举制度的安排和选举文化的缘故,希拉里和特朗普最后变成了两种唯一的选择的化身。对他们的选择与每个选民的阶级、种族、性别、族裔、宗教、出生地、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性纠缠在一起,这使大选的整合变得极其困难,选择也变得很受局限。当特朗普道出“山里人”的忧虑和失落感的时候,他看准了这些选民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传统而孤注一掷的心理。

当选民们感觉到在自己的祖国正在变成异乡人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为传统和价值观的消失而感到痛苦,既无法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也不愿意全力拥抱多元化。眼看着后来者和外来者源源不断地超越他们,他们的失落感和恐惧感更加强烈。这种失落感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描述的“社会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有相同之处,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表达的不光是冤情和愤怒,他们也希望找回失去的“美国梦”。[30]所以,《时代周刊》提到的“隐藏的选民” 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是隐秘的,他们过去只是没有机会发出声音而已,特朗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和表达的机会。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正好大都分布在摇摆州,所以在大选日他们给了特朗普一个具有“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 即数量很小但却能引发质的变化)意义的选民支持,并且喊出了“还我祖国”(I want my country back)的口号。

五   两党制与“无选择困境”

上述的叙述和分析力图说明,特朗普的当选看似偶然,其实不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特朗普的“利用体制反体制”的成功也使人再度从政党政治——尤其是两党制——的角度来反思美国选举制度乃至美国民主的本质。之所以想到这个角度,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的竞争者人数众多,民主党有希拉里、伯尔尼·桑德斯等,共和党的角逐者则一度多达16人,此外还有绿党等其他政党的竞争者,但当选民最终站在投票机前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的只有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人,其他的竞争者皆通过两党制和党内初选的实践被“过滤”下去了。一起被“刷”下去的还包括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其中有的是颇受多数选民欢迎和支持的政见。而希拉里和特朗普在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美国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分歧很大,政见与政策截然对立,然而选民必须在两人中间做出选择,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总统选举成为一种对未来四年的国家政治与政策做一种“非黑即白”的选择,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构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一种事实上的“无选择困境”(no-choice dilemma)。如果需要面临“无选择困境”的只是选民中的少数人,如果“无选择困境”只是在选举中极为偶尔的出现,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而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一种常态,并弥漫于包括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的各层选举之中,选举制度的“民主性”便会大打折扣,因为它事实上剥夺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有效地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机会。

两党制如何得以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建制,它又如何导致了“无选择困境”在近年来选举中的频繁出现,而特朗普又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建制,做到了利用体制反体制,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两党制并非美国宪政的原始设计,事实上,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人对大众民主和政党政治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联邦宪法的设计却为两者的出现与生长创造了条件。为建立一个限权政府,宪法将联邦权力分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并在相应官员的任期和产生方面设计出一套复杂体系——国会参议员每届任期6年,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国会众议员每届任期2年,由各州合格选民选举产生;总统每届任期4年,由各州总统选举人选举产生,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终身,不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总统提名和参议院审核批准的方式产生。这样的设计将总统和国会议员(早期主要是众议员)的选举变成一种定期活动,再加上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选举,所以频繁、定期的选举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实践。[31]根据联邦制的原则,选举(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主持的,选举程序和选举资格的规范原则上是州政府的权力,但竞选——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获取公职而展开的竞争——催生了政党政治。政党将分散的选民意愿进行整合与提炼,形成一种集中力量,冠之以某种意识形态的口号,争取选举的胜利,从而获取对公职的占有(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原始宪法中没有任何关于政党的文字,但政党政治却因为选举的现实需要而进入到宪政之中,成为左右美国民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力量。两党制便是这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

两党制的核心是互为反对派的“二元政治”,最早起源于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任内。同为“建国之父”一代人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在联邦财政政策制定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界定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两人在国会和各州的追随者分别组成了两个非正式派别(factions),被人称为“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1800年,当总统权力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和平转移到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手中时,“合法反对党制”——即在尊重宪法原则之下互为反对派的组织化的政治竞争体制——成为建国之父一代人接受的实践。随后生效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则为政党政治名正言顺地进入选举政治做了宪政上的铺垫。[32]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都不是现代政党,既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跨州的永久性组织,至多是一种精英内部因政策倾向和个人好恶结成的政治派别。[33]

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政党产生于19世纪20~5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政党体制”时代。由民主共和党中分裂出来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总统、国会议员、州政府和州议会的职位进行了长达20年的公开竞争,其结果是不仅带来了选民队伍的扩展(几乎所有的白人男性公民在此时都获得了选举权),而且带来了一种白人内部的具有广泛民主性的“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政党政治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造出一整套政党政治运作的制度和规定(包括组织跨州的政党联盟、使用统一的竞选口号,通过党内大佬的商议和全国党代会的交易产生本党总统候选人,以及在选举中实施“赢者通吃”和“团体制”的做法),在建构基础组织、选民动员和竞选技术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4]这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典范时代:政党竞争公开有序,民众参与积极而热烈。用政党史学者乔·西尔贝的话说,此时的美国几乎变成了“一个浸润在政党政治中的民族”(a partisan political nation)。[35]

但辉格、民主党构成的两党制在19世纪50年代中叶因无法解决奴隶制问题而土崩瓦解,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构成的新一轮两党制所取代。共和党是由数个北部政治派别因为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共同需要而组成的政党,利用南部退出联邦的机会和民主党的分裂获得了控制联邦政府的绝对权力,并在重建时期通过将选举权赋予获得解放的黑人男性而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南部,为第三轮两党制19世纪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870年代至今,共和、民主党的竞争与对峙成为美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两党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了过去150年来所有当选的总统和绝大多数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各州州长以及州议会议员。[36]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共和两党制的运作,便没有美国政治中的选举,两党制似乎也成为了美国民主运作的一种理所当然的体制。

但在历史上,两党制并不是没有受到过第三党或多党制的挑战。19世纪初的反共济党曾与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并存,赢得过国会议员的席位。[37] 内战前北部的自由党、自由土地党、美国党等也与共和、民主党并存过。19世纪后半叶的绿背纸币党、人民党,进步党以及社会主义党也都不同程度地与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竞争过。第三党现象在20世纪也没有杜绝过,州权党、绿党、茶党等也都曾轰动一时,但所有的第三党从未赢得过总统选举,也从未有过赢得国会两院多数党的真实机会。

是什么造就了两党制的长盛不衰?建国初期开启的“二元政治”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8世纪末围绕联邦宪法的批准出现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对立奠定了第一政党体制的基础。同为“国父”的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约翰·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争斗更强化了二元对立。第二政党体制在本质上是围绕西部开发、内陆改进、合众国银行和关税问题等建构的相互对立的选民联盟。二元对立在内战和重建期间达到顶峰,共和、民主党在联邦主权归属和美利坚民族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处于一种无法妥协的状态,最后诉诸于武力解决。

“二元政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用了新的形式。两党名称不变,但在政策立场上因应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过换位和选民队伍的重组。如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冲击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阶级划分,改变了人口的分布与结构,迫使两党进行选民重组。民主党将位于中西部、西部和南部的自耕农和天主教徒选民纳入自己的阵营中,而共和党则演变成为东北部工商业资本的代言人。[38]进入20世纪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利用新政改革,组建起一个由北部劳工、天主教徒,都市少数族裔和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选民多数,为该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牢固的选民支持,共和党则将白人新教教徒、小镇居民、自耕农和商业中产阶级变成自己的征募对象。[39] 民权运动结束之后,南部白人选民、宗教保守派和一部分白人劳工阶层被吸引加入共和党阵营中,而民主党则努力维系由少数族裔、新移民、自由派和底层劳工组成的选民联盟。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因为围绕公民权利、经济利益的分配、宗教与价值观等而展开的辩论,选民的政治立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选民重组也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两党制的生存,也没有给第三党夺取两党选民的机会。两大政党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为政治学者基(V. O. Key Jr.)所观察到,两大政党似乎总是能够用“新的方法来重塑自己,找到新的追随者,来弥补丢失的追随者”。[40]

另外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维系两党制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制度”设计。联邦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须赢得过半数的总统选举人票数才能当选。这一规定迫使政党集中所有的资源,减少票源分散,而在广义层面,两党竞争而不是多党竞争成为最有效的赢得绝对胜利的模式。第二政党体系时代产生的“赢者通吃”“团体制”“相对多数获胜”等竞选规则最开始都是由引入州的选举程序之中的,随后推广成为一种通用的竞选实践。[41]19世纪上半叶开始采用的“单一议员选区制”(single member district)——即在一个国会议员选区里,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当选,即便第二名仅比第一名少得一票,也不能分享后者的胜利——也是为了政党政治的需要,但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强硬逻辑,不光限制了选民的选择范围,而且也使得落选者及其支持者的主张遭到彻底否定。这些对选举的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迫使具有超越两党约束的参选者放弃独立参选的念想,减少他们参选和获胜的机会。[42]

州的选举程序与规定也为两党制提供了公开的和隐性的“制度”保障。譬如,一些州要求选民在参加党内初选时确认党派认同,变相地将党派忠诚作为参与初选的程序要求。又如,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因为两党制的传统自动获得州选举委员会的认可而进入州印制的选票上,而第三党的候选人的名字则需要在征集到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名才能进入到选票之中。征集选民签名的条件往往十分苛刻,如宾夕法尼亚州曾要求“第三党”候选人要在选举前14周内收集到近10万选民的签名后才能获得“选票通道”(ballot access)。[43] 还有的州规定,在民主、共和两党党内初选中失利的候选人不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此举是为了阻止党内的“失败者”对主要政党候选人造成威胁。[44] 因为联邦制的缘故,涉及选举程序、选区划分和选民资格界定的法律主要由各州指定,而各州的立法机构则长期为民主、共和两党把持,保证两大党竞争的“公平性”(实为它们的既得优势)成为两党的共识。这些规定,借用政治学者爱泼斯坦的话来说,将美国总统选举中已然存在的“双寡头垄断选举制” (electoral duopoly)体制化了。[45]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带来的结果之一是选举政治的僵化和政党的工具化。“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地削弱了政治人物和选民的政治想象力和创造力,抹杀了更多的、也可能是更理性的、更符合绝大部分选民愿望的政治组合的可能性,破坏了宪政体制所包含的“和谐化”功能。因为获得竞选成功成为政党政治的最高和最根本的目标,政党的一切运作均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和展开,两党制也就彻底演变成为一种为赢得选举而存在的体制和进程。当政治竞争变成一种放大了的工具理性的实践的时候,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内涵便会荡然无存,而技术政治则因为对胜利的渴望和偏执而走向极端化。两党不仅在功能设置、组织建构、选民动员和选举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惊人的同质性,而且在政见和政策上越来越固执己见,不愿意妥协,甚至也不敢妥协,推动改革的动力与活力丧失在日复一日的党争之中,并大大破坏了选民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与崇敬。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同时也带给两大政党为第三党望尘莫及的先天性优势,虽然这种优势从一开始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之上的。当竞争场上只有共和、民主两党的时候,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第三党给两党竞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便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情势和条件下,民主、共和党可以对全国各州和各州的国会选区进行了长时段的布局和经营,连续不断、锲而不舍地制造和维护那些对本党有利的国会选区,从而保证始终赢得这些选区的国会议员选举(从而增强本党在国会的势力)和赢得总统选举人的胜利(在许多州,总统选举人虽然是由政党绑定集体参选,但赢得多数选区是享受“赢者通吃”成果的前提)。从政治分割的角度出发,两大政党都力图减少乃至消灭在自己控制选区内的两党竞争,不给对手留下组建有效的反对派选民联盟的机会,以确保本党能够垄断本党控制区域的选举结果。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州在历次总统大选中连续为某一政党(民主党或共和党)所赢得,成为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一党州”(one party state)。到2000年时,50个州的2/3几乎都成了“一党州”。这意味着,在这些州内,政党的竞争程度变得越来越低。当一州的总统选举结果长时间地为一个主要政党垄断之后,反对党一般不太愿意在这些州里投入过多的竞选人力和财力,而更愿意把“翻盘”的希望寄托那些在两党之间来回摇摆的州上。政党竞争在“摇摆州”内更为激烈,它们的选民也在全国总统竞选中占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还关键地改变了党内初选在整个总统选举程序中的作用和位置。党内初选是20世纪初美国民主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标是将原来由党内大佬掌握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权“下放”给本党普通选民——即候选人必须先赢得党内普通选民参与的初选,才能最终得到党代会的提名。在实践中,初选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时势造英雄”的表演,竞争者使劲浑身解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图战胜党内的竞争对手,谁能够筹到雄厚的资金,组成有影响力的竞选团队,赢得媒体的高度关注,谁就有可能胜出,胜出的时间越早,对初选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但一旦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尘埃落定,形势会发生逆转,变成“英雄造时势”。获得党代会提名的本党总统候选人按惯例也成为党的领袖,在制定本党的竞选纲领,宣示政见和政策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以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竞选策略,而政党的全国委员会和各州的政党委员会在此刻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是服务性的,它们的任务是全力以赴帮助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不会、也不可能对其政见提出质疑。所以,赢得初选,成为党的领袖,利用两党制营造的政治垄断与分割局面,可以大大增加赢得大选的胜算。

这正是2016年总统大选时发生在共和党内的情形。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特朗普都并非是一位忠诚的共和党人。当他决定参选之后,他没有重复亿万富翁佩罗(Ross Perot)在1990年代的做法——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像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那样大费周章地去组织一个第三党来参选,而是选择作为一名共和党的参选者参加竞选。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显然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而在总统竞选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地利用两党制下的“双寡头垄断选举制”以及其已经造成的政治分割局面,同时将“翻盘”的希望寄托在摇摆州身上,谁能赢得更多的摇摆州,谁就可能赢得大选。然而,他必须先要赢得党内初选。

特朗普深知自己是共和党权力圈子之外的人,从政经验是一张白纸,如果按常规出牌,他必然处于劣势。所以他必须要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做一些出格的事,打出“三反”(反建制派、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旗帜,刻意表现一种“政治不正确”,以此来赢得一大批对两党制早已厌倦的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注意力。这是一场豪赌,但他却做到了先声夺人,以一种比保守的建制派竞争者更为保守的政见(但他在包括同性恋者权利的问题上反而表现出一种共和党人少见的宽容)击败了党内的竞争者,赢得了党内初选,迫使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并奉他为党的领袖。进入大选之后,他借助共和党的平台,使用白人民族主义的语言,煽动起“摇摆州”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选民的怨恨和不满,并将这种不满与怨恨提炼成为一种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的全面否定,从而创造了一支追随他的选民队伍。这个追随特朗普的“反叛者”队伍,如同特朗普本人一样,原本就游离在两党制的夹缝之中,此刻不再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大佬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披着共和党外衣的“特朗普党”。正是位于摇摆州的这些怒气冲天、怨气十足的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给了他最关键的支持,而那些不愿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做出选择的人则面临了“无选择困境”。

民主政治运作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对政治决策的真实参与,选举则是参与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意表达的一种直接方式,但当政党政治控制了选举的程序与规则,全面的民意便无法得到真实的表达,民主也将为政党政治所挟持。

如何恢复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性”,如何让普通选民从选举实践中重新找回真实的参与感(而不是无奈感),如何打破两大党的“双寡头垄断制”、让许多选民走出事实上的“无选择困境”,如何避免极化政治的继续蔓延,如何建构一种既有真实的竞争、但又不失共识底线的选举文化和行为规范,如何选择和选举一个既具有建构超越党派性的共识的能力、又尊崇法治并具备至少为大多数选民认可的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质的总统候选人,都将是新一代美国民主体制的改革者必须面临的挑战。


[①] 2016年11月8日大选日的计票结果显示,特朗普在30个州获胜,赢得这些州总共306名总统选举人(electoral votes)的选票;希拉里·克林顿在其余的20个州获胜,赢得这些州总共232名总统选举人的选票。在2016年12月19日总统选举人的投票中,有七名总统候选人改变了选前承诺,将选票分别投给了其他人。特朗普最终得到的总统选举人票为304票,希拉里·克林顿得到227票。在普选票(popular votes)方面,特朗普总共赢得了6298.4825万票,占全国普选票总数的46.09%;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6585.3516万票,占全国普选票总数的48.18%。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参见: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January 30, 2017, available at: https://transition.fec.gov/pubrec/fe2016/2016presgeresults.pdf, pp. 1~10.2017.2.1.

[②] Hilary Clinton’s Concession Speech, November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6/11/09/politics/hillary-clinton-concession-speech/index.html. 2016.11.9.

[③] David Remnick, “An American Tragedy,” New Yorker, November 9, 2016.

[④] Nancy Gibbs, “The Choice,” Time, December 19,2016, p. 45 and cover page.

[⑤] 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不仅赢得了上述各州,还同时赢得了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而在2012年连选连任的竞选中,他输掉了这两个州,但仍然赢得了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和佛罗里达州。

[⑥] 六个州的总统选举人票数分列如下:艾奥瓦州6票,威斯康星州10票,密歇根州16票,俄亥俄州18票,宾夕法尼亚州20票,佛罗里达州29票。

[⑦] 在上述六个“摇摆州”里,特朗普与希拉里所获的普选票数的差距分别是:艾奥瓦州14.7314万票;密歇根州1.0704万票; 宾夕法尼亚州4.4292万票; 俄亥俄州44.6841万票; 威斯康辛州2.2748万票; 佛罗里达州11.2911万票。参见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16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January 30, 2017, pp. 2, 6;David Lauter, “Clinton Won As Many Votes As Obama in 2012: Just Not in the States Where She Needed Them Most,”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16.

[⑧] 该判决指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该案准允妇女在怀孕和胎儿成长初期做出堕胎的决定。

[⑨] 根据爱迪生研究中心(Edison Research)的选民出口调查结果,希拉里赢得了54%的女性选民的选票,特朗普赢得了42% 的女性选民的选票。但是,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选民中,有64%的人选择支持特朗普,同一类别的黑人女性和拉美裔女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3%和25%。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非白人女性对希拉里的支持率达76%,白人女性的支持率为51%。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45%,同一种类的非白人女性的支持率是19%。换言之,少数族裔女性对希拉里的支持率要远远高于白人女性对她的支持率。参见Aamna Mohdin, “American Women Voted Overwhelmingly for Clinton Except for the White Ones,” Quartz, November 9, 2016,available at:https://qz.com/1012607/ubers-ceo-was-brought-down-by-a-god-complex-and-that-should-scare-the-rest-of-silicon-valley/ 2016.11.09.

[⑩]“团体制”和“赢者通吃”两项规则在19世纪上半叶的采用彻底改变了最初的总统选举程序,赋予了政党组织总统选举、左右总统选举结果的极大权力,也改变了总统选举人的功能。如今,除缅因州和内华达州两州外,美国其他48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采用“赢者通吃”的方式来决定本州总统选举人的政党归属。关于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演变,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章第一节。

[11] Andrea Louise Campbell, “Parties,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nd Shifting Voting Blocs,”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8~102, esp. 73.

[12] 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特朗普曾就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讲过一段话:“我不怕媒体攻击我。我对付媒体的方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吸引眼球。只要我获得了关注,我就会按自己的方式用它来为我扬威造势。如果你的做法与其他人稍有不同,譬如说一些冒犯他人的话,并且敢和它们打嘴仗,媒体会被你牵着鼻子走。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会讲一些让人感到很受不了的话,主要是让读者和听众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是一个商人,我的目的是要推销我的品牌产品。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版广告的花费超过十万美元,但当媒体把我的思想写成一篇报道时,我不用花一分钱,而且还得到了更重要的曝光度。”参见Donald J. Trump, 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5), pp. 10~11.

[13] 当杰布·布什在2016年2月宣布退出共和党预选之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将他和特朗普的竞选做了比较,认为布什是共和党“建制派”选中的候选人,但在风格上远没有其他候选人那种亲民作风,精力不足,能量不够。他采用的竞选班子都是“建制派”成员,只知道遵循过去的竞选模式,完全不能适应新型政治,尤其是不能像特朗普那样有效地使用新的电子社交媒体手段。参见Sam Sanders, “Why Did Jeb Bush Fail?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22, 2016,available at:http://www.npr.org/2016/02/22/467651227/why-did-jeb-bush-lose-there-are-many-theories,2016.02.22.

[14] 梅根·麦凯恩是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女儿,也是福克斯电视台的共和党评论员,她对特朗普使用的攻击少数族裔的竞选言论非常反感,认为特朗普破坏了该党在过去力图吸引少数族裔选民的努力。她在报纸上撰文,称“特朗普劫持了我的政党,将它变成了一个我无法辨认的阴暗的东西”。参见Meghan McCain, “Donald Trump Is Destroying My Party,” March 14, 2016, available at:http://www.cosmopolitan.com/politics/a55208/donald-trump-destroying-republican-party-meghan-mccain/. 2016.03.14.

[15]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c1948)(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xxxvii. 

[16] 内华达州实施的是选区制,该州五名总统选举人票中的三票始终为共和党所赢得,另外二票为独立或摇摆票。

[17] 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投票结果。缅因州实施的是选区制,其中四名总统选举人票中的三票始终为民主党人所赢得,另一票是独立或摇摆票。

[18] 以下九个州从1968年到2016年始终在大选中为共和党所赢得,包括爱达荷州、怀俄明州、北达科达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阿拉斯加州、内华达州。

[19] 1988年,共和党连续赢得的州在1968年的九个州的基础上增加了五个州,包括得克萨斯州、南达科达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连续为民主党所赢得的州或地区共有七个,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哥伦比亚特区。

[20] 这八个州包括艾奥瓦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此外,还有缅因州的一个选区。缅因州的总统选举人票数按国会选区分配,不实行“赢家通吃”的规则。在该州拥有的四张选举人票中,有三票始终为民主党人所赢得,第四票则属于独立票或“摇摆票”。

[21] Paul Rosenberg, “This is How a Political Party Dies. . . ,” available at:http://www.salon.com/2016/02/06/this_is_how_a_political_party_dies_donald_trump_bernie_sanders_and_the_collapse_of_our_failed_political_elites/.2016.02.06.

[22] Josh Saul, “Why Did Donald Trump Win? Just Visit Luzerne County, Pennsylvania,” Newsweek, December 5, 2016,available at: http://www.newsweek.com/2016/12/16/donald-trump-pennsylvania-win-luzerne-county-527861.html 2016.12.10.

[23] Michael Scherer, “The Person of the Year,” Time, December 19,2016, pp. 58, 72.

[24] Paul Pierson, “The Rise and Reconfiguration of Activist Government,”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pp. 23, 25, 27~28.

[25]〔美〕戴维·法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焦姣译),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125页;Julian E. Zellizer, “Seizing Power: Conservatives and Congress since the 1970s,” in Paul Pierson & Theda Skocpol,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Activist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 pp.105~134。 关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早期起源,参见 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c1955)(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especially chapters 3, 5,7, 11。.

[26]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3~80页。

[27]〔美〕戴维·法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焦娇译),第121~122页。

[28] Thomas B. Edsall, “The Apotheosis of Donald J. Trump,”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16.

[29] David Rosen, “The Culture War and the 2016 Election,” Counterpunch, August 5, 2016, available at: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6/08/05/the-culture-war-and-the-2016-election/ 2016.08.06.

[30] 关于“status politics”的讨论,参见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87~88.

[31]  根据桑迪·梅塞尔的研究,目前美国各级政府需要通过选举产生的大小公职职位有50万个,其中包括总统、联邦参众议员、50个州的州长、各州州议员以及无数的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等。L. Sandy Maisel,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32] 该修正案要求总统选举人在大选时,要分开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从而为政党将本党中意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绑定、并组成一个联合竞选整体提供了理由。

[33]  Everett Carll Ladd,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Change and Response (Norton, 1970), p.82; David J. Gillespie, Politics at the Periphery: Third Parties in Two-Party Americ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3), pp.47-48; John F. Bibby and L. Sandy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Westview Press, 1988), p.24.

[34]  Richard P. McCormick,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343; Bibby and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24.

[35]  Joel H. Silbe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Nation, 1838-189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6.

[36]  Bibby and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3.

[37] Gillespie, Politics at the Periphery: Third Parties in Two-Party America, pp.47~48.

[38]  Gillespie, Politics at the Periphery: Third Parties in Two-Party America, p.65.

[39]  Bibby and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34.

[40]  V. O. Ka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in America (Thomas Y. Crowell Comp., 1964), p.208.

[41]  关于“赢者通吃”和“团体制”的讨论,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552页。

[42]  Bibby and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56.

[43]  Katharine Q. Seelye, “Parties Team Up to Protect Their Turf.” New York Times, June 24, 1997; 同见:Bibby and Maisel, Two Parties – Or More?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62.

[44]  David E. Price, Bringing Back the Parties (CQ Press, 1984), pp.132~34.

[45]  Leon D.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merican Mo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6), p.173.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3

聚焦20大:习近平政治报告全文

0

作者:习近平  来源:新华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点击这里下载“20大政治报告是怎么出笼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习近平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宪法修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决议,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五年来,我们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号召全党学习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我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进一步掌握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进一步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五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同志们!十八大召开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香港、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团结统一。

——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得到更好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我们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六千五百元增加到三万五千一百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改造棚户区住房四千二百多万套,改造农村危房二千四百多万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十亿三千万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力应对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我们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统筹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大刀阔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胜利完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

——我们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我们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赢得广泛国际赞誉,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今后必须加大工作力度。

同志们!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同志们!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全党必须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健全人大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督制度,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

(三)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一)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

(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三)严格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四)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三)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

(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九、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完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十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一)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三)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二、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建强人民军队党的组织体系,推进政治整训常态化制度化,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推进侦察预警、联合打击、战场支撑、综合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任务战建备统筹,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建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改进战略管理,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加强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十三、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

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发挥香港、澳门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坚决打击反中乱港乱澳势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伟大祖国永远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十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十五、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

(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

(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同志们!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同志们!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5

旧文章ID:28612

通俗说“民主”(三)Trump共和党对美西方民主的破坏

0

作者:兔主席  来源:uzhuxi

一、民主的道义基础与合法性来源

通俗说“民主”(一)道义说 vs 结果说

二、问题的回顾

通俗说“民主”(二)中西制度的比较

三、现实世界里的西式民主——美国的样本:赌输就“掀桌子”

1.西方的代议民主/选举政治的良好运行需要有特定的条件

2.导致代议民主/选举政治难以维系、难以提供足够合法性的情形和因素(美国案例)

3.美国案例:联邦政府层面,选举政治基础被伤害

首先要指出,在美国,基层民主是运作的,问题出在国家/联邦政府层面。

原因也很简单,基层社会仍然简单、同质、政府也能够有效问责,所以具备民主运行的条件。

但上升到联邦政府层面,就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多元和分裂了。在这样大的政治体里,民主运行就缺乏条件了。

这再次说明,为什么欧洲国家都非常小:一是有民族自治的传统,二是有“自由民主”、“选举政治”的传统,其有效运行客观上要求比较小的政治体。这些最终都导致欧洲的国家较小,不太能支持巨型国家。

美国是西方文明里的一个非典型特例:由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受民族自治传统影响,无法分裂出更小的国家,因此居然一举构建出了巨型国家。但由于美国也遵循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天然“内嵌”了分裂的因素。如果美国的国内矛盾无法解决,又不发生分裂,则最终只能“内爆”(革命、政变、制度变化等)。物质文明尚好,特别是依然相对优于其他国家,其实是维系美国团结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崛起的中国确实是挑战美国的重要外来因素。

回到美国的选举,侧重关注总统、国会参议员、国会众议员等联邦层级岗位,以及州长(因州长也是重要岗,可作为竞选总统的政治跳板)。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总体环境不好,社会高度撕裂,政治极化,并且在联邦政府层面陷入僵局,人们对政治和许多社会问题充满戾气,把政治上的对立派视为敌人。这时,选举政治就成了战场。像总统这样影响到最高法院的岗位,利害极大,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个时候,当人们更关注现实利益、个人利益、现实生存、即期结果,并且认为与对立面是零和博弈,“有你没我”的时候,一定是短期主义驱动的,一定是结果导向的,这时要适当的不择手段;再谈程序、谈原则导向,就是“风花雪月”、“理想主义”、“幼稚”和“单纯”了。取得选举胜利才是第一位的,吃相难看一点没有关系。

这方面,冲在前面的当然是Trump和MAGA共和党。他们把选举变成了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推翻民主党的“政权”(“regime”,Steven Bannon语)是为了拯救美国。

2020年大选时,Trump早就为自己的落败埋下伏笔,造势称民主党存在选举舞弊;最终,Trump终在2020年11月3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他坚决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认为民主党在选举中存在各种违规造假。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如果自己选上了,那么选举就是公平的;如果自己没选上,那么选举的过程就不可信,其中必有舞弊。

2021年1月6日,超过两千名Trump支持者、MAGA共和党人在Trump的鼓励、煽动下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以此表达抗议,甚至要推翻选举结果。

共和党也陷入分裂,老一派共和党人(譬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是承认大选结果、谴责国会冲击事件的。他们显然是原则导向,希望维护程序正义的。

Trump则继续鼓吹2020年大选舞弊论(“Stop the Steal”)。经过他不屑的努力,共和党基本盘里已有大比例的人相信2020年大选结果是不可信的。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是今日共和党里的“政治正确”。如果公开宣称2020年大选结果是公平的,甚至参与到对国会冲击案的追究中,则可能会让你丢掉在共和党内的位置(例如前副总统Dick Cheney的女儿,怀俄明州众议员Liz Cheney,坚定地批评国会冲击案,并参与到追究调查中,使她在中期选举初选阶段即被共和党人“扫地出门”。她被民主党人视为共和党的“良心”)。

《华盛顿邮报》做了个统计,即将举行的2022年11月中期选举里(包括众议员、参议员、州长等岗位),全美国有291个共和党选举候选人以某种形式质疑或否定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他们现在都被称之为“选举否定者”election deniers)。这其中,有63%的众议员候选人是在共和党的“安全选区”里的——这意味着他们有大概率可以当选,也意味着共和党选民完全能够接受“选举否定者”)。

""

除了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否定或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外,共和党的“新常态”是:候选人效仿Trump,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落败的结果。换言之,如果选举失败,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选举存在舞弊。这包括许多重量级、明星级的MAGA共和党候选人:

——Kari Lake(媒体人,竞选亚利桑那州长);

——JD Vance(《乡下人的悲歌》作者;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

——Blake Masters(当年跟着Peter Thiel彼得·蒂尔(《从零到一》)的小弟;关于这个以后可以专题聊聊。竞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

——Kelly Tshibaka(竞选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Tudor Dixon(竞选密歇根州长);

——Geoff Diehl(竞选马萨诸塞州长)。

当被问到如果选举落败后会否承认失败,他们均拒绝回答。

因为他们都有了“B计划”,准备好效仿Trump,质疑选举的公正性。

大家可以看见,西方选举政治里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既然参与选举,就接受选举结果(“愿赌服输”)的基本原则已被打破。

选举只是整体政治行动的一个部分。如果不走运落败的话,就启动替代方案,攻击敌对党。

但是共和党的政客们有没有想过,如此抨击、诋毁、抹黑选举的正义性、合法性、公正性,是不是也在摧毁制度本身呢?人们对选举这个公器的信任度难道不会下降么?为什么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结果就是舞弊,而有利于共和党的选举结果就是公平的?共和党人凭什么可以宣称有利于自己的选举就是真实可信的呢?

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地降低美国公众对美国制度及公共机构的信任度罢了。在政客和媒体多年的努力下,美国人已经不相信总统、不相信国会两院、不相信公立学校、不相信医疗体系、不相信电视与纸媒,、不相信司法系统,不相信大企业与金融,不相信教会组织。只有小企业、军队还能维持大多数人的信任。

""

https://news.gallup.com/poll/352316/americans-confidence-major-institutions-dips.aspx

投入政治内斗的最高法院是另一个牺牲品:2021年,只有36%的人对最高法院有较大的信任,和对总统的信任度差不多(一个非常糟糕的总统通常也有40%左右的认可度)。而到2022年,73%的共和党人对最高法院表示满意;而只有28%的民主党人对最高法院表示满意。人们的态度完全依照政党、政见呈两级分化和对立态势。

""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2/09/01/positive-views-of-supreme-court-decline-sharply-following-abortion-ruling/

中国绝大多数“公知”大概认为,对政府和公共机构就要不断的批评,起到“监督”作用,社会才会更好。

在现实世界里,媒体无序攻击的结果,是破坏甚至瓦解公民对公共体系/部门/机构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最终影响到政治效能及社会共识。

美国的现实情况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内心深处都幻想能有隶属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和宣传部,能够统筹全国进行共同价值倡导。但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想象。他们所做的,只是继续攻击美国的公共机构及公器。

最终,人们对美国基本政治制度及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不断降低。虽然大家没有直接说反对“宪法”和根本原则。但如果人们普遍不相信总统、国会两院、最高法院,甚至不相信选举本身,那相信“宪法”还有什么用处呢?

回到本文所探讨的,在美国这样鼓吹西式“自由民主”,视自己为一切的标准制定者和民主“灵魂”的地方,民主的制度、原则也在不断被冲击、破坏、瓦解(注意:作者所述是全国/联邦政府层级的民主,而非基层民主)。这时,人们很难再简单相信选举,很难坚持以“原则导向”接受选举政治,而会更多的倾向于“结果”:即,不要跟我谈程序和原则,我只关心:这个制度到底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政治家,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治理,以及什么样的结果?

四、总结判断

以上说明了什么?说明结合美国的案例,我们发现,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选举政治其实只适合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政治体,但并不能适应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特别是当代人口规模庞大、高度多元化、高度复杂的大型政治体。

如果西方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制度可以跨越时空地域和政治体特性广泛推广,那是因为它们对人性、人类社会、公共治理的看法过于简单、过于幼稚。

请注意,如果西式民主在美国不能运行,也不能说明西式民主有问题,只是说明美国有问题罢了。应该把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运行所需的条件,大卸八块,分成几十个国家。

如果美国无法“分裂”的话,会如何发展?

选举政治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把美国推向内爆、推向制度的自我否定。

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在魏玛共和国下,通过正常选举上台的。纳粹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拉拢其他党的支持者,并在选举政治中拉一派、打一派,最终实现上台。上台后,纳粹立即(在国民的支持下)颠覆了魏玛根本的政治秩序与体系,走向极权,将德国推向战争和灭亡之路。

那时人们学会了:需要给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言论自由设定边界。比方说,如果这个政党的指向是动摇、否定、推翻根本的政治秩序——例如要推翻选举制度本身、建立独裁制度——那它一定是要被限制和取缔的:民主不能容许反对民主本身的东西。

这个问题,理论上似不复杂,但在现实世界里,边界是很难把握的。今时,民粹右翼席卷西方,Trump和MAGA共和党人成为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的政治主流,并呈现出挑战选举政治基本原则的倾向。民主党当然已经发觉,但除了将共和党称为“准法西斯”(quasi-fascist)以外,也做不了任何。民主党没有能力“取缔”共和党。民主党更无权出来单方面的划定边界,确定谁是合法政党,谁是非法政党。

当民主党发现共和党真的是另一个纳粹时,已经完了。那时,选举政治已死,只有真正的内战才能解决问题了。

21世纪的全球政治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最终还是要看结果的:能不能给人民提供好的政治、好的政策、好的治理、好的业绩,好的答卷。如果一个体制(例如美/西方的自由民主)始终无法交付好的结果,无法提供民众所需的答卷,那它的合理性会被质疑,合法性会被削弱,权威性会被瓦解。“原则导向”下美好、空泛的论述也无法改变这些。

在真正的“大政治”里,选举政治只能是一种“手段”。但要清楚看到:选举是手段,不是目的;选举绝不能成为目的本身。如是,就是本末倒置、背离初心,

最后,理想主义者们(特别是学校里的青年学生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实是:人生苦短,大多数人是现实的。因此,如果要在“原则”和“结果”之间做“二选一”的话,那么人们更愿意选择结果。哪怕结果是有代价的——譬如决策者的“专断”(“拍板”)——只要“拍板”是在体察、关注、征询、协商、讨论、反馈、问责、监督的基础上能够真正考量和反映人们的需求,且没有太多的腐败与暴力,那它一定是可以被接受的。在现实世界里,这就是一个成本与收益平衡的问题。

无论想与不想,西方的“自由民主”/选举政治都会被放在同样的聚光灯下审视和评估:如果它不能提供人们想要的结果,那它就会被质疑和批评。

最后再呼应一下主题:程序正义固然美好,但人生苦短。现实政治总是现实的,也有几分残酷。“结果导向”、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才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里的真谛。

作者以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美/西方选举政治的巨大挑战。而就这一点,自满的西方虽有预感,但对背后的逻辑不明所以,还需要时日才能真正看明白。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2022/10/24

旧文章ID:28611

潘亚玲:美国政党重组中的郊区角色

0

作者:潘亚玲  来源:《美国研究》2022年第3期

无论是2016年、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是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其结果都体现了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中关键选举的基本特征,即选民结构或投票联盟发生重大且急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未必持久。这既触发了有关美国新一轮政党重组已然启动的讨论,也凸显了当前政党重组的独特性,即对选举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的郊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郊区在2016年帮助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但在随后的2018年中期选举中却对特朗普进行了惩罚。尽管郊区在2020年大选中仍然更支持民主党,但向共和党回摆的态势明显。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因素从未主导过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在美国历史上的六大政党体系中,仅两个有较明显的地理特征,分别是新共和党与老民主党围绕奴隶制展开斗争的第三个政党体系(1852~1894年),以及由代表东北地区、工业力量的共和党与代表西部、南部及乡村和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围绕工业化产生的诸多问题展开争论的第四个政党体系(1896~1932年)——也被称作“1896年体系”。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尤其是政党重组的驱动力,从来都是议题性的。这样一来,郊区在当代美国选举政治中重要性的上升及其摇摆性,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是,美国政党重组的历史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态势如何?

本文以美国人口统计局长期性人口数据、冷战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数据及官方文件、学术分析和新闻报道为基础,着眼于地理要素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回顾了冷战后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郊区竞选战略及其互动,并重点从学理上分析了在2016年以来的三场重要选举中郊区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显示的美国政党重组的态势。本文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在选举中重要性的凸显,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种族、经济、教育、文化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多重叠加,进而使单一议题难以持续主导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二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发生变化,特别是两党在郊区的竞争从自发迈向自觉。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意味着两党将全面展开郊区竞争,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被忽视的郊区:美国政党重组的地理维度

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展现出明确的“城乡对立、郊区决定”的特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地理分界线正日益明显,越来越多富裕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工作者聚集在大城市,同时工人阶级持续迁往郊区甚至农村,使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分裂或者说“城乡对立”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夹杂在蓝色城市中心与红色边远地区之间的广阔郊区,正日益成为两党选举竞争的焦点。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项调查,城市选民中支持民主党的比率达到62%,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比率是31%,前者是后者的2倍;农村地区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比54%,比支持民主党的选民(38%)高出16个百分点;而郊区则呈胶着状态,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占47%,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占45%。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并凸显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地理作为所有政治事务的空间载体,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美国政党政治是否会朝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新阶段发展?郊区选举重要性的历史演变及其未来发展态势是什么?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必须对政党重组、郊区界定等做一简要讨论。

以美国政党发展史为基础,政党重组理论主要强调议题的重要性,对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的重要性欠缺关注。政党重组理论于1995年被提出,在之后的30余年里基本遵循专长于政治过程、实证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家小V. O. 基(V. O. Key, Jr.)所奠定的自下而上模型。以主攻政党体系的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沙特施耐德(Elmer E. Schattschneider)和曾任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演讲稿撰写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的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桑德奎斯特(James L. Sundquist)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冲突位移(conflict displacement)或者说议题组合的变化是政党重组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地理空间更多是背景性的。对自下而上模型的批评并未导致对地理要素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精英角色,从而推动了自上而下模型的兴起,并主导了从冷战结束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党重组讨论。自上而下模型起初更多地强调政党精英通过建构政党“意识形态”塑造选民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其重点逐渐转向政策议题。该模型与自下而上模型的差异在于强调议题驱动者——如利益集团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等精英——所扮演的角色。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发展,特别是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上升,种族/族裔多样化发展以及文化战争兴起,自下而上模型再度兴起,选民群体的角色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力量。尽管议题始终被认为是政党重组的关键性驱动力,但仍有少数研究强调地理要素的影响。例如,佐治亚大学讲席教授查尔斯·布尔洛克三世(Charles S. Bullock, III)等曾对1944~2004年间美国政党重组的地区差异进行过全面的定量研究;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大卫·达莫法尔(David Darmofal)和伊利诺依大学教授彼得·纳都利(Peter F. Nardulli)则对城市、县级的政党重组进行了考察,从而将政党重组中的地理变量细化到地方层次。围绕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也部分地涉及城乡对立、郊区角色的讨论,然而,对政党重组中地理要素的研究仍存在严重不足。

如果说历史因素导致理论上对郊区的忽略,那么郊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阻碍了相关思考。迄今为止,连对“郊区”的界定都严重缺乏共识,主要的界定方法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可称作人口总量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总量进行分类。这一方法的基础是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标准大都市区”界定方法。该方法区分了大都市统计区和小城市统计区:前者的人口总量在50万以上,后者的人口总量在10万~49.9万之间。以此为基础将美国所有的县区分为三类:中心县(central county)指主要人口生活在大都市或小城市中心的县;边远县(outlying county)指与中心县的通勤相当便利的县;核心统计区之外的县则是距离中心县较远且无便利通勤的县。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方法并不能提供区分城市、郊区及农村的准确标准。例如,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2010~2020年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就县级单位而言,全美3143个县中有53%的县人口数量没有增长,而45的大都市区的县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大都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增长了1%,而小城市统计区的县人口则减少了1%。显然,这些信息并不能识别市中心、郊区等地理要素对选举的重要性的变化。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模糊性,使具体的城乡、郊区划分仍由具体的政府部门负责,进而导致分类方法的多样化乃至相互冲突。例如,自1993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依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10年人口普查”数据,细化了管理与预算局的方法,以监控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根据其最新的2013年版统计结果,全美所有县被划分为6类,即:大型中心城市(large central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且至少有25万居住在一个主要市区;大型外围城市(large fringe metro)——人口在100万以上但没有单一市区人口超过25万;中等城市(medium metro)——人口在25万~99.9万之间;小城市(small metro)——人口在25万以下的城市;微型城镇(micropolitan)——人口在10万~49.9万且分散居住的县;以及可被称作农村的非中心县(non-core)。又如,美国农村部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美国所有县分为9类,其主要标准是人口总量以及与大都市区的地理距离:大都市县被分为3类,以人口总量100万和25万为门槛划分;非大都市县被分为6类,其标准包括两个,一是以人口总量2万和2500人为门槛,二是看其是否毗邻大都市县。据此而来,农村部将1990余个县视作农村县,尽管整个美国存在不下10种对乡村的界定。

第二类可称作人口结构法,即依据不同县的人口密度(density)结构进行分类。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是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的城市部门模型(City Sector Model)。其划分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以城市住房建造年代为主要衡量标准,分为1945年前、1946~1979年以及1980年后三个时期;二是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2900人、1000人、250人为标准分出四种类型;三是出行特征,即汽车是不是主要交通工具。由此将美国最大的50余个大都市区分为四个功能模块,即前汽车城市核心(Pre-Auto Urban Core)、早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ban: Earlier)、晚期汽车郊区(Auto Suburan: Later)、汽车远郊(Auto Exurban)(见表1)。根据这一方法,在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地区,郊区人口高达85%以上,其中前汽车城市核心占14.3%,早期汽车郊区占40.8%,晚期汽车郊区占28.4%,汽车远郊占16.6%。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郊区明显更快:在2010~2020年的人口增长中,前汽车城市核心仅占7.6%,晚期汽车郊区占49.1%,早期汽车郊区占23.8%,汽车远郊占19.5%。可以认为,人口结构方法可以更为精确地识别美国人口的分布及增长态势,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郊区的选举重要性。

""

美国彭博社(Bloomberg)采取与城市部门模型相似的方法,开发了城市实验室(CityLab)数据库,以考察地理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政治的影响。城市实验室首先按人口密度将全美3100余个县大致分为最低、低、中、高等4类,分别占美国县总数的22.35%、28.24%、28.86%和20.55%。在此基础上,将美国435个国会众议院选区按其所涵盖的县的人口结构分为6类,从人口最为密集的市中心,到人口密集郊区(dense suburb)、城郊结合部(urban-suburban mix)、人口稀少郊区(sparse suburb)、农村郊区结合部(rural-suburb mix),及至人口最为稀少的纯农村选区(见表2)。这一方法使选区的内部结构得以显现,可更有效地观察地理因素对国会选区的重要性差异,但其对县的分类标准不够科学——按四等分法将县分为四类。

""

第三类可称作定性分类法,即更多地依据人口特征而非像前两类方法一样按人口数量进行分类。定性分类法又包括宏观、微观两种方法。宏观方法主要依据经济、人口、政治乃至文化等特征识别美国的超级地区,如美国人口统计局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所划分的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4个地区;美国选举政治中近乎常识的红、蓝二分法;结合文化、种族与地理的多元美国方法,以及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使用的东西海岸联盟、心脏地带与新南方联盟、蓝领中西部三大超级地区分法等。微观方法的典型代表是美利坚大学的美国社区研究项目(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它依据人口群体特征将美国3100多个县区分为15类。定性分类法并未直接提供从城市至乡村的光谱,但其人口群体特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能暗示其城乡属性(见表3)。

""

由上可以看出,有关郊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导向:一是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人口学研究;二是聚焦县级单位的行政学研究;三是以大都市研究为基础的衍生性研究。尽管提供了城乡连续体(continum)视角,但人口总量法、人口结构法和定性分类法之间很难相互转换。因此,当前有关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精确的。尽管如此,郊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仍是明显上升的。从人口总量来看,美国10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的郊区人口比率不断提高:1960年超过一半,达到56.6%;1970年达到60%;2000年超过70%;2020年接近90%。从郊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40年仅占比13.4%;197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7.1%;2010年更是超过50%。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是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以上;2010~2020年,市中心县人口净减少270万,所有郊区县则净增长200万。

随着人口结构多样化,今天的郊区正变得日益复杂,推动诸多议题的空间统合,使地理因素上升为美国政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并显示出打破议题政治的重大潜力。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少数族裔人口占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的数量增长与地理分布变化。1992年,绝大多数的少数—多数选区来自中心城区,数量为45个;来自郊区和农村的分别为15个和5个。到2018年,随着美国整体人口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中心城区的少数—多数选区增长到了54个,但增长最多的仍是郊区,达到了49个,农村则保持不变。郊区少数—多数选区的增长主要集中于20个人口最为密集的大都市区。这反映出少数族裔聚居在大都市区郊区的地理分布特征。以2019~2020年第116届国会为例,郊区少数—多数选区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大洛杉矶都市区,其他如纽约、圣乔斯/旧金山、迈阿密、亚特兰大、圣迭哥、华盛顿/巴尔的摩及奥兰多等,也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个少数—多数席位。

▍自发的郊区竞争:冷战后的民主党郊区战略

作为重要的人口承载空间,事实上,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持续增长——尽管两党都未对此予以充分重视。两党的郊区认知都以“反应滞后”为基本特征。对民主党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推动了“新政联盟”的出现,并为民主党带来了长期的选举优势。1933~1969年,共和党仅产生了艾森豪威尔一位总统。正是出于对历史优势的迷信,民主党并未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郊区化进程事实上使郊区成为共和党的坚实票仓,并进而导致民主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失利。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郊区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和党忠实选民的迁移有关,“这是个正在移动的新美国,从南加州到里士满,从弗吉尼亚州到长岛的萨福克郡(Suffolk County),这一移民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其结果是,郊区白人选民的忠诚足以为共和党“锁定”白宫。1969~1992年,民主党仅产生了吉米·卡特一位总统。这使民主党人意识到,必须调整选举策略。但与民主党人对“新政联盟”的迷信相似,共和党人也长期迷信其郊区优势并致力于“文化战争”,直到2018年和2020年选举失利后才开始真正重视郊区对于选举的重要性。1992~2020年,尽管共和党有两位总统执政三个任期,但真正赢得多数选票的只有2004年大选。从冷战结束到2016年,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郊区竞争在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是民主党单方面的选举策略导致的结果。

郊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选举的重要性的上升,是民主党启动郊区化战略的基本动因。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的郊区化进程,特别是郊区族裔多样化的发展,为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奠定了现实基础。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在19世纪末进入汽车时代以后就已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郊区化速度明显加快,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更倾向于共和党的白人迁往郊区,因此民主党事实上难有明显作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少数族裔开始大规模迁往郊区,使民主党针对少数族裔的选举策略有了复制的可能。1970年,居住在郊区的主要是白人——占白人总人口的约50%;其他各族裔的郊区人口占本族裔总人口的比率除亚裔外均低于30%,非洲裔甚至只有18%。到1980年,尽管白人仍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但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人口也迅速增长。到199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30%。到2010年,所有族裔的郊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40%。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白人郊区化的速度明显放缓,其他少数族裔的郊区化速度远超白人——尽管总体上呈放缓态势。例如,1970~1980年,白人的郊区化速度是14%;相比之下,非洲裔高达33.5%;拉丁裔为25%;即使是亚裔也达到17%。2000~2019年,拉丁裔的郊区人口增长了50.9%,亚裔和非洲裔均增长了19.6%,而白人仅增长4%。

另一方面,尽管少数族裔郊区化加速,但白人始终占据郊区人口的多数。尽管白人在中心城区的人口优势明显下降,从1970年占城市人口的接近80%下降到2010年的49.8%,但白人在郊区的主体地位从未被动摇:1970年时,白人占据郊区人口的92.5%,尽管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仍占据郊区人口的68.4%(见图1)。根据另一项研究,以不同族裔2010年在农村、郊区和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布情况来看,在1.97亿白人中,有25.66%居住在农村,53.71%居住在郊区,20.62%居住在中心城区;相比之下,非洲裔3770万人中有14.17%居住在农村,43.57%居住在郊区,42.27%居住在中心城区;拉丁裔和亚裔都是多数居住在中心城区,分别占比49.93%和51.81%,同时亚裔的郊区人口比率也是少数族裔中最高的。

""

经过对20世纪80年代选举失败的反思,民主党人日益认识到,即使在大都市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如果在郊区以两位数劣势输掉的话,也仍将输掉整个选举。这一认知推动民主党启动所谓的郊区战略,以争取更多的郊区选民——既包括白人选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族裔的选民。这种选举策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因应郊区族裔结构多样化的发展,民主党将在大都市中吸引少数族裔的诸多选举策略复制到郊区。一方面,以总统/国会议员候选人为核心,民主党在郊区倡导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经济社会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住房和基础设施政策。20世纪70年代前的郊区化进程之所以为白人所主导,关键原因在于郊区“单一家庭分区”住房政策——这对家庭资产相对较少的少数族裔严重不利。因此,支持实施更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于1968年颁布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 of 1968)进行有助于缓解政治极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民主党郊区化选举战略的核心内容。从克林顿总统的福利政策到奥巴马总统的全民医疗,再到拜登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吸引共和党支持者、农村人、蓝领工人、郊区女性等郊区选民或中产阶级,已成为民主党吸引郊区选民的传统战略。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为赢得佐治亚州的郊区选票,拜登与两位参议员候选人总共投入好几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对郊区而言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郊区选民动员。另一方面,民主党加大了在郊区发展政党积极分子网络、建设专业组织、开展草根运动等努力。由于其选区往往人口密集,民主党的基层选举策略历来强调与选民直接接触,鼓励政党积极分子与社区邻居直接接触,挨家挨户地拉选票,从而拓展选民网络。郊区化选举战略启动后,这种基层草根运动模式也得以推广。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是,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不到一个月时,一场席卷全美的抵抗运动开始兴起,其代表是“不可分割”(Indivisible)网络。该网络以主要生活在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为主体,将几乎所有族裔都吸纳其中。该网络在高峰时期有超过6000个团体注册,实际运转团体也超过2000个,是茶党运动高峰时期实际运转团体数量的两倍以上。“不可分割”网络不仅在2017年反对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努力中曾有所斩获,而且在帮助民主党赢得2018年中期选举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鉴于少数族裔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高度关注更为富裕的郊区选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的大选失败不仅凸显了其对郊区的忽视,也凸显了随着新政联盟瓦解而来的竞选筹资困难。在1980年大选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筹集的总统竞选资金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筹资金的5倍;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这一差距更大,民主党为其候选众议员和参议员所筹集的竞选资金分别为280万美元和160万美元,而共和党筹集的这两笔资金则分别是2030万美元和2230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直到1981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在继续偿还1968年大选期间所欠的债务。对竞选资金的追求使民主党将目光转向主要来自高档郊区且多从事高科技行业的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及强调通过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以及其他与金融行业关系紧密的利益集团;其结果是,民主党逐渐从传统的工人党转变为新贵富人党,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富裕郊区选民的竞选资助持续增长。例如,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及其竞选团队从居住在郊区的高薪华尔街选民手中筹集了7400余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特朗普仅筹得1800万美元——甚至低于2016年时的2000万美元。

第三,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缺乏持久的意识形态追求,更多的是短期选举策略,进而带有明显的“主流化”(going mainstream)特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尽管少数族裔持续迁往郊区,但白人始终占据绝对多数的客观事实使民主党仍必须将白人选民的关切放在首要位置。其次,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新政联盟走向四分五裂,民主党不再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各种团体的大混合:既有新政联盟的成分——主要关注劳工、经济和社会福利等;也有新左派的成分——主要关注非洲裔、拉丁裔、妇女、老年人等人群和性取向等社会和文化平等问题;还有南方民主党的残余成分。最后,随着富有郊区的选民进入民主党,民主党内部的文化左派与经济左派的分歧日益明显,推动民主党在社会政策上仍维持严格的自由主义,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却向右派靠拢。民主党人往往既不能迎合富裕郊区的白人摇摆选民,也不能迎合相对贫困的少数族裔选民从根本上挑战收入不平等、排他性分区、住房隔离、教育歧视、警察暴行和大规模监禁的诉求。在共和党日益右倾时,民主党却只能努力维持相对中庸的“主流立场”。这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更强调组织方式改革而非意识形态调整的原因,也是温和派的拜登得以在2020年大选的党内初选中胜出的原因。

民主党大举进入郊区并未引起共和党的警觉,相反,后者仍迷信于其在郊区的历史优势,并将重点放在“文化战争”上。民主党选举策略的调整为其赢得了丰厚且持续的政治回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美国选举地图有关选举结果的历史统计,郊区在民主党的总统、众议员和参议员三个层次的选举中,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总统层次上,1980年民主党获得的郊区选票仅占其所有选票的40%,但至2004年大选已突破50%;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获得了54%的郊区选票。在国会众议员层次上,依照城市实验室的标准,1992~2020年,民主党在大都市即市中心以及人口密集郊区所获选票占其选票总数的比重大致保持在33%~41%的区间,在纯农村所获选票稳定在10%~14%之间。但在郊区,距离大都市越近,民主党众议员获得的选票增长态势越明显:在中近郊即城郊结合部和人口稀少的郊区所获选票占其选票总数比重从1992年时的26.2%,上升至2020年的42.8%;但在农村郊区结合部,这一比率却从20.8%下降到9.5%。由于参议员的选举以州为单位,因此郊区人口变化的影响较难识别。就郊区人口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的州而言,1992年时民主党仅在其中不到一半的州赢得选举胜利,2018年时却有79%的民主党参议员来自此类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农村人口超过一半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目前只占整个民主党参议员的6%,在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中仅有3位,即来自佛蒙特州的帕特里克·李(Patrick Leahy)和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来自蒙大拿州的约翰·特斯特(John Tester)。

第二,距离大都市区更近的中近郊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主党的安全选区。就选票数量而言,距离大都市更近的中近郊和其他中远郊的重要性相差不多,前者占全美选票的29%,后者则占27%。如前所述,自1992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历次总统大选中都能获得大都市中近郊的多数选票,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在其他中远郊获得多数选票。换句话说,大都市中近郊的投票倾向与大都市区更接近,而其他中远郊则更接近农村地区。从国会众议员选举的角度看,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的中近郊和其他中远郊所获得的席位比例差不多,分别为39%和40%。到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中近郊获得了其总席位的59%,而在其他中远郊获得的席位只占其总席位的21%。2018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更凸显了这一态势: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净赢40个席位。这一重大选举胜利被称作“蓝色浪潮”(blue wave),甚至“蓝色海啸”(blus tsunami)。但必须强调的是,民主党的胜利仍主要来自大都市中近郊,共和党仍守住了其在中远郊的传统优势。事实上,共和党赢得了20个最大的大都市的中远郊71%的选票和全美农村选区82%的选票。

第三,受过高等教育且更为富有的郊区选民正日益聚集到民主党周围。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高学历且更为富有的选民,正日益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2012年,华尔街的选票有69%投向共和党,31%支持民主党;到2016年,支持共和党的华尔街选民比例已经下降到50%,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比例则上升至4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自1980年以来,拥有大学学历的专业人士聚集的县正越来越多地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拜登2020年所获得的本科以上学历的选票比希拉里高出3个百分点。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100个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县中有57%的选票支持拜登,而非特朗普。在全美拥有大学学位最多的100个县中,84%的人投票给了拜登。

但也应指出,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更多的是反应式、权宜性的,基本停留在选举政治追求层面。一方面,民主党的郊区化战略导致其选票高度集中,可能蕴藏长期风险。尽管拜登赢得了2020年大选,但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所划分的6个地区中,民主党仅赢得大型中心城市和大型外围城市的选票。即使在这两个地区,拜登所赢得的选区数量事实上也要比特朗普少。另一方面,由于更关注白人选票,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心二意的。由于少数族裔人口主要在中心城区,加上大都市区中近郊仍是白人占据多数,因此民主党的郊区化策略远非想象中那样倾向于自由主义,甚至可能使党内领袖疏离于少数族裔的政治诉求。就连民主党内部的少数族裔候选人也发现,在白人多数选区似乎更容易获得成功。2018年,共有17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众议员从白人占多数的郊区选区中胜出,这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另有5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众议员来自少数—多数的郊区选区。在第116届国会中,来自郊区的少数族裔民主党众议员的数量略超过中心城区,分别为49人和46人。

▍迈向自觉的郊区竞争:2016年后的选举政治

尽管民主党的郊区战略卓有成效,但2016年大选仍揭示了其郊区基础并不牢固的事实。同样,特朗普在2016年的郊区大胜也不牢固。正是郊区的摇摆性决定了2016年后连续三次选举结果的重大差异;也正是这一摇摆性,使郊区的选举重要性得以全面凸显,并触发了两党在郊区展开竞争的自觉意识,推动郊区竞争从自发迈向自觉。2020年人口普查后,共和党调整了选区重划战略。这进一步固定了郊区竞争的既有态势,为政党重组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政治凸显了美国选举的一个新特征,即“城乡对立、郊区决定”:在城市和乡村对两党的支持泾渭分明的同时,郊区在两党之间摇摆并决定最终的选举结果。一方面,近年的美国选举政治展示出明确的城乡对立模式,即民主党控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及近郊选区;共和党则掌握着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农村及相邻选区。

从人口密度与民主党支持率的角度看,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密度越大的郊区,支持民主党的可能性越高。一项聚焦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民主党候选人在2018年和2020年都获得了更多的郊区选票支持。如果拉长考察时段还可以发现,民主党获胜选区的面积在持续缩小。整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面积约为194.25万平方公里。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相当,分别是99.97万平方公里和94.27万平方公里。但2018年中期选举后,两党所赢得的选区面积分别为28.23万平方公里和166.02万平方公里。就选区平均面积而言,2008年大选中,两党选区的平均面积相差不大,民主党为1.85万平方公里,共和党为2.01万平方公里。但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选区平均面积缩小至7073平方公里,而共和党选区的平均面积则扩大到3.07万平方公里。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民主党更代表着财富集中的选区,共和党的选票则更多地来自相对收入较低的选区。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全国83%的县(2497个)的选票,但这些县的经济产出只占全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尽管拜登只赢得了17%的县(477个)的选票,但这些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到了全美的70%。相比之下,2016年,特朗普在2584个县获得胜利,其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希拉里赢得的472个县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彭博社城市实验室的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尽管特朗普在大都市选区的选票有所增长,但民主党仍牢牢控制着人口密集的选区,包括大都市及郊区。这可从拜登与特朗普所赢得的选区和普通选票数量的比较中看出:尽管拜登所赢得的选区只占全美选区的41%,但其所赢得的选票却占全美的54%;而特朗普所赢得的选区占全美59%,但选票却只占全美的44%。拜登赢得的大都市平均人口数量为130万人,是特朗普赢得的大都市平均人口的4倍,后者只有30万人。随着大都市人口规模的下降,拜登所获得的选票也相应下降,而特朗普所获得的选票则相应上升(见图2)。整体而言,拜登所赢得的大都市区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这里的人口更加富裕,并且接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人口占全美人口的57%,经济产出占全美79%。

""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城乡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大幅下降,安全选区、安全县大幅上升。所谓分裂投票是指,在总统大选年投票时,一个选民如果投票支持一党总统候选人,那么就会投票支持另一党的国会众议员候选人。考察美国大选中的分裂投票趋势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已经陷入高度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前所未有,甚至相互反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仅有16个选区出现分裂投票,占435个国会选区的3.68%。这是自1900年以来的第四低纪录,也是自1924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更低的纪录分别出现在1900年、1904年和1920年。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大选中的分裂投票显著下降,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始终低于20%的水平。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类似情况仅发生在1952年以前(见图3)。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大选年中总统得票与众议员得票之间的相关度正在持续上升。2000年,在特定选区,来自同一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众议员候选人同时获胜的概率仅为30%;而到2020年,这一概率上升到85%。

""

分裂选票的下降与安全选区(landslide districts)的增加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所谓安全选区是指一党得票率明显高于另一党的选区;其衡量指标大致有三个,由低至高分别为10%、15%和20%。以一党得票高于另一党20%的高标准衡量,美国在1980年时的安全县仅有391个,而到2020年已经达到1726个;到2016年时,安全县的数量更是达到2474个,创下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1976年时,约有26%的选民居住在安全县中,到1992年增至37.7%,2016年增至60.4%,2020年回落至58.2%。与安全县的增长同步的是,自1997年以来,安全选区数量迅速从1997年的271个增至2017年的363个;同时,摇摆选区或竞争选区的数量明显下降,从1997年的165个降至2017年的72个。无论是安全县还是安全选区,都反映了城乡对立的极化态势,且共和党都占据重大优势;或者说,共和党仍控制着广大的乡村及与之相邻的远郊地区。从安全县的数量变化来看,1992年时,民主党的安全县数量与共和党不相上下(533:592),但至2016年时却只有共和党的11%(242:2232)。在安全选区方面,共和党也占有明显优势:自1997年以来,民主党的安全选区始终未超过共和党的87%。

另外,在城乡对立的同时,两党在郊区的竞争格局远未固定,而这一摇摆性赋予郊区前所未有的选举重要性。

从总统大选来看,郊区选民在2016年和2020年完全不同的投票行为,决定了特朗普和拜登的命运。根据美国社区研究项目,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仅赢得15类县中的3类,即大城市县、高校县和城市郊区县;而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输掉了美国100个人口最多的县中的91个,比在2016年多输掉了4个。

具体而言,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县都是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主的县,包括老龄农村县、工人阶级县、中部农村县、福音教徒聚居县、灰色美国县以及中部郊区县。其中尤其关键的是,特朗普赢得了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中部郊区县,进而成功获胜。这些关键性的中部郊区县分散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这些州的蓝领选民的聚居地,如宾夕法尼亚州的路泽恩县(Luzerne)、俄亥俄州的斯塔克县(Stark)和密歇根州的马科姆县(Macomb)。这些县在1980年时帮助里根赢得了大选,此后一直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大选中,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赢得了77个中部郊区县中的45个,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获得这些相对分散的县所在的州的选举人团票。特朗普赢得了62个中部郊区县,特别是赢得了密歇根州的6个、宾夕法尼亚州的14个、威斯康星州的7个中部郊区县。正是这些县的帮助使特朗普最终赢得这3个州,并成功入主白宫。

但2020年大选的结果表明,特朗普丢失了高校县、驻军县和远郊县,并最终输掉了连任选举。高校县一向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在2016年更支持特朗普。驻军县由于人口流动性大且族裔混杂,投票倾向有可能变化较快。因此,真正导致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败的是远郊县。相比2016年,拜登在远郊县所获得的选票比例为43.3%,比希拉里高出约5个百分点,选票数量净增长约6个百分点,创下了民主党自2000年以来的最好纪录。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仍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远郊县,但却创下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此类县中的最低纪录。其核心原因在于,远郊县的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数量持续增长,而他们对特朗普的族裔动员策略高度反感。整体上看,特朗普赢得了15类县中的12类,且在部分县的获胜优势继续扩大。例如,在老龄农村县,特朗普的优势增加了1.6个百分点,达到56%;在福音教徒聚居县,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51%;在工人阶级县的优势也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47%;此外,特朗普在中部农村县、摩门教徒县、灰色美国县等的优势都超过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拜登在城市郊区和大城市县的优势都不到25%,而在高校县的优势不足10%。这充分说明,农村的选民仍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而大城市及中近郊都是民主党的票仓,郊区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

依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标准也可发现,在2020年大选中,除农村和非中心县之外的所有地区都更支持民主党人:大型外围城市对拜登的支持率相比希拉里增长了4.3个百分点,中等城市增长了3个百分点,小城市增长了2.8个百分点,大型中心城市增长了0.7个百分点,微型城镇增长了0.5个百分点;而特朗普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则增长了0.95个百分点。

从国会议员选举的角度看,郊区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依据城市实验室的标准,在2012~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民主党议员的增长主要在中近郊,即人口密集的郊区、城郊结合部和人口稀少的郊区。如图4所示,在34个市中心选区中,民主党仅在2012年获得15个,其后历次选举都不到10个,自2016年起一直是9个;同样,在70个纯农村选区中,民主党在2012年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都仅获得30余个,在农村郊区结合部的114个选区中,也仅获得20余个。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之所以能获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其关键在于人口密集的郊区、城郊结合部及人口稀少郊区的席位有所增长。例如,与2016年大选相比,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赢得的人口密集郊区席位增加了11个,城郊结合部席位增加了16个,人口稀少郊区席位增加了14个。换句话说,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收获的席位有75%来自郊区选区。尽管2020年略有减少,但仍是郊区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见图4)。

""

美国选举政治新近发展的主要矛盾之处在于,是郊区摇摆性的凸显而非重要性的上升推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郊区竞争逐渐从自发转向自觉。例如,在2018年中期选举获得重大胜利后,民主党很快将2020年大选的关键战场设定在郊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尽管获胜的郊区选区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使民主党赢得了2020年大选。虽然共和党也意识到郊区重要性的上升,选举结果却表明,特朗普并未赋予郊区足够的重视。不过,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为两党特别是共和党进一步调整其郊区战略提供了重要机会,因为选区重划决定着未来10年的选举地理。

截至2022年2月9日,美国已有308个选区得以重划。对已重新划定选区的分析显示,共和党正对其选举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即从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进取性重划战略转变为当前的防御性重划战略。在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中,共和党设法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代表性,因此其选区重划战略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将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划分为尽可能多的碎片化地区;二是将已碎片化的民主党支持地区与主要支持共和党的乡村地区相结合,组成新的选区;三是使共和党在尽可能多的选区里保持微弱优势。这一“乡村包围城市”的进取性战略,理论上可为共和党赢得更多选区。但过去10年里的三项发展,使共和党不得不对其选区重划战略做出重大改变。一是城乡对立固化与郊区的“民主化”发展态势明显。共和党在2010年后的选区重划战略很快被郊区人口的变化所抵销:2012~2020年,郊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增长了5个百分点,使2010年选区重划时所预留的优势化为乌有。二是共和党对选区重划的控制能力下降。2010年,共和党掌握着210个选区的重划权力,但到2020年下降为184个;相比之下,民主党却从44个增至75个;此外,由独立委员会重划或不需要重划的选区数量由181个减少到176个。三是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迁往郊区。疫情凸显了“暴露密度”(expose density)问题,加上远程办公变得更加普遍,导致郊区的吸引力迅速提升。根据一项研究,有1400万~2300万美国人可能会在允许远程办公的情况下迁往郊区。这样一来,在2020年选区重划中,共和党不得不采取更加安全的办法,设法使自身和民主党的支持者更加集中,进而确保自身选区变得更加安全。换句话说,共和党在2010年选区重划时采取农村“进攻”郊区的战略,但在2020年却采取了“守住”农村选区的战略。这一战略改变的结果是,两党的安全选区将进一步增加,而竞争选区则明显减少。在已划定的308个选区中,有151个选区强烈支持拜登,比2020年增加了8个;竞争性选区有41个,比2020年减少了20个;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有116个,比2020年增加了12个。

▍结语

从政党重组的周期规律看,美国当前的确已进入第七轮政党重组周期,尽管目前的“城乡对立、郊区竞争”仍难以被认定为下一个政党体系的核心特征。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郊区自2016年大选以来所表现出的重大不确定性及其所并引发的多重学术和现实困惑。一方面,在城乡选举倾向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郊区却成为各种议题的统合空间,但远未形成固定组合,因此极易受议题间相互关系变化的影响。例如,2016年大选的分裂线是种族、经济和教育等,但2018年和2020年则变成了性别、地区和教育。又如,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白人、少数族裔往往更倾向于民主党,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往往更倾向于共和党,但这三个群体在城市、乡村和郊区的组合并不相同,进而也对特定空间的整体投票倾向有着重要影响。而动员近郊和中远郊不同群体的具体议题变化,事实上是决定2016年和2020年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郊区尚未出现稳定的议题组合模式,才会出现导致疑似关键选举的连续出现——历史上的政党重组一般只有一次关键性选举——并诱发对政党重组的重大关注。因此,2020年选区重划意味着郊区竞争正从自发迈向自觉,共和党正从进攻转向防御,并可能推动政党重组全面启动。仍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虽然地理因素特别是郊区因素正变得日益重要,但它更多的是议题与空间相互结合的后果,因此,即使新一轮的政党重组由郊区所决定,仍需继续关注美国政党政治是否会实现从议题主导向地理主导的过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诸多议题而非单一议题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模式的稳定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连续性疑似关键选举,对政党重组意味着什么?地理主导模式下的政党重组是否会出现连续性、摇摆性关键选举,从而无法延续既有的单一关键选举识别政党重组的模式?由郊区决定的政党重组正在展开,却也带来了更多的理论和现实困惑。

来源时间:2022/10/2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