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步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4年1期

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冷战残留最严重的地区，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地缘战略共同作用。美国是对东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战争对美国发展的影响，对我们认识美国的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每一次重要亮相，每一次影响提升，都与大的战争有密切关系。曾4次担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说，面对战争，“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屠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美国人并肩作战的一位英国军官写道，“美国人就是解析家，他们对待战争如同对待任何其他大买卖，将它分解至种种基本成分，撇去表面的东西，界定各类任务和职能，将每个人当做要在某种复杂的工业流程中起一份特定作用的人那般予以训练。美国的基本训练体制有如一条传送带，不过终端输出的是士兵，而不是汽车”[1]。

　　一、战争是美国成长、强大及称霸的推手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时总面积只有132万平方公里。此后到1899年美西战争结束的123年中，美通过购买、战争及谈判等手段，将领土扩大到今天的937.26万平方公里，其中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约300万平方公里。美国经历的大的战争都对其国力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其中，通过参加二战，美国确立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霸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控制世界、谋求霸权的征程，把对外行动纳入反共、反苏、称霸的大战略中。在美国针对苏联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中，双方军事上严重对峙，世界被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美国多次卷入地区局部战争，或通过代理人进行热战，争夺霸权。对美军而言，“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形态，冷战和有限战争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1962年版美军《作战纲要》，把战争分为三种类型，即“冷战”、“有限战争”、“全面战争”。根据有关纲要的阐述，使用军事力量也是冷战的手段之一，军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行动，以遏制他国控制对美有重要利益关切的国家，或对美直接使用武力。据有关统计，从1945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约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朝鲜战争(1950至1953年)和越南(1961至1975年)战争这两场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这段时间内，美国直接投入最大、同时也是对美国影响最深的两场局部战争。朝鲜与越南战争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已先后进行了四十多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平均每年4次左右，比冷战时期的对外动武频率高出很多。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参与或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主要有：海湾“沙漠盾牌”战争、波黑战争、“9·11”事件之前的反恐行动、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引发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美国步入信息和新经济时代。

　　二、战争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美国发展壮大的进程中，战争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每次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特定影响，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很多变量。总体来说，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科技和经济增长周期等诸多因素。

　　在美国工业化开始的阶段，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约50%，南北战争使一大批奴隶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特别大的推动作用，“解放了国家的潜在力量”。[2](211)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战争开始后相当长时间内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贸易迅速发展。从1914年6月到1917年6月，美国外贸顺差从4.3亿美元增加到35.6亿美元。美国正式参战之后，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强力拉动GDP的增长。1937年，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2%，1945年上升到60%。同时，由于战争对科技创新的极大需求，一批批军事科技新产品诞生。它们在战后向民用方向转化，其中包括喷气飞机、核能源、计算机、雷达、GPS等。这些项目推生出新的行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得以保持长期的动力。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两类。有时候短期影响是正面的，如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拉动GDP增长等。但有时候短期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如导致赤字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汇市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等。战争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走势，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的中长期走势。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影响变得很突出。经济增长有自身的周期，战争只能提前或延缓经济周期高潮或衰退的到来。研究表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扩张期的延长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朝战终结虽把美国经济送入衰退，但此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14个季度。越战前几年，战争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但后来由于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负担加重，通货膨胀上升，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最后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这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变成了负面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看似把美国经济拖入低谷，但当战争爆发时，冷战已经结束，里根增长周期已经持续了31个季度。不难看出，二战以后的战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有很大的相关性。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长期影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美国来说，由于大国关系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因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通过战争获得大规模直接的经济收益日益困难。而在二战后追求世界霸权的长期努力中，美国越来越体会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掌控全球政治、经济及金融秩序对美国维护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所谓对秩序的掌控，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对全球能源、资源的定价权，意味着美国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持续拥有权，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困难和金融危机的不平等权力。保罗·波斯特说，金钱是战争的力量源泉，战争还是一项经济事务。他在《战争经济学》中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事实上，战争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有关战争的决策都是国家大战略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战争是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否要发动或参与战争，前提条件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不改变其相应的国际地位就会限制其发展的地步。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地理、军事、组织、士气、结盟等都对一国的相对实力产生影响，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始终是从经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军事冲突的”[3]。

　　美国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改变国际地位和国际秩序，而是维护有利于其保持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经济利益是战争所要获取的各种利益中的一项主要利益，政治权利往往只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在一场战争的所有经济目标中，最为重要是夺取敌对国的物质财富和控制敌对国的资源和市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要通过对伊拉克动武推倒萨达姆、控制伊拉克，取得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并将此视为控制整个中东油气资源的一个步骤。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毫不隐晦地说：“如果世界富饶的石油资源落入萨达姆手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4]不仅如此，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中东的战争或和平势必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环境及其作为一个安全的金融投资区的地位。由于欧盟是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如何在军事安全上把控中东的局势，就成为美国在与欧盟国家进行经济金融竞争过程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弊关系，战争的经济获益者也各有不同。军工及能源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军工及能源利益集团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对美国的战争决策施加非常大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内有相当一批官员与军工及能源产业有着密切关系，小布什曾担任得克萨斯州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其家族就从事石油业，可以说他的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在20世纪中叶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美国公开或秘密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有约十万多个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承包商在发战争财。这些企业被认为是美国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部分，以军火为主导，但并不只包括战争武器、弹药和运输。五角大楼承包商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飞机及主要零部件；船、驳船和码头；太空车；卡车、拖车、突击车和其他车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导弹；燃料、油和润滑剂；发动机、涡轮机和元件；交通运输和搬迁；通讯和检测设备；信息化和电信服务；数据处理设备、软件和信息来源；研究和开发；设备维护、维修和重建；结构和设施建设；政府设施管理经营；专业服务、管理和援助；食品和饮料；医疗服务设施。如上所述，这里包含了所有产业和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目标和用处都指向战争。这支战争承包商队伍的领头人是强大的军火制造商和专门为战争服务的产业和服务链。

　　专门研究美国军工企业及游说集团的西班牙学者贝尔特雷切说，最近20年，军工系统成为“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动机，以破坏和死亡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五角大楼的这些大承包商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等是战争的主要受益者。2004年的一项报告显示，50个最大承包商获得了五角大楼全部合同收入的一半数额，排在最前面的十大承包商获得38%的收入。[5]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需要军工集团的帮助来解决巨额竞选费用。贝尔特雷切指出，军火商游说团体牢牢掌控着美国国会、国防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部门，它们和华尔街一样，是真正的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大量推销军工产品的目的，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寻找合法的、蛊惑人心的理由，“保卫国家”、“反恐战争”、“维护民主”和其他空洞语句成为不断扩张的军备竞赛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借口。“爱国义务”让任何人道主义或者社会牺牲变得理所当然，而媒体则担负起宣传责任，为军事主义和干涉主义正名。

　　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现代战争日益呈现高科技化、信息化、局部化以及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的条件下，战争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及军事干预情况看，美国经济并未因多次军事行动得到很大刺激。相反，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例如，“9·11”后的反恐战争致使美国背上沉重包袱，美国主权债务已经突破16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标准。[6]为了应对财政上的困难，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在公布新军事战略时，宣布在今后10年内削减4 8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7]

　　三、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

　　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吹鼓手，也是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点，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再一次突显出来。安纳托·利文指出，“9·11事件使美国的沙文主义的民族情绪膨胀”，“21世纪初，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将是推广基于美国信念的价值观”。[8]中国有学者也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没有显示出正在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相反，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努力地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权”。[9]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国家，尽管美国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美国意识形态不以某种政治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为核心、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精神、以自由民主及个人主义为价值的结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面对不同的对手，美国意识形态强调的重点及要应对的敌人并不相同。立国之初，美国的敌人是英国。后来，为了把美洲变成美国的美洲，西班牙成为美国主要的对手。第一次大战爆发一段时间后，美国把敌人锁定为德国等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彷徨，决定站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阵营一边。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成了苏联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德国和日本对美国构成严重经济威胁，“已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10](201)“9·11”事件后，美国把矛头对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反恐战争打了十多年后，美国国内又出现新的议论，认为恐怖主义其实也谈不上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随着塔利班政权被打垮，围绕美国是否要将军事打击的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伊拉克，小布什政府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有关战争要往哪里打的争论中，强硬的保守主义分子发挥了重要影响。国务卿鲍威尔军事经验丰富，曾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他不热衷对伊拉克动武，而主张对伊采取谨慎的政策。[11]面对恐怖袭击之后的新形势，鲍威尔认为，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优先选择模式应该是：美国领导+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多国部队协同。他相信，美如这样做，既能掌握战争的领导权及战事进程的主导权，又能显示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传统保守势力在小布什政府内的代表人物，他们与鲍威尔观点不同。他们强调，只要萨达姆掌权，伊拉克就不可能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动用武力对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换”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被认为是进攻性民族主义者，坚信世界政治总是霍布斯式的事务(HOBBESIAN AFFAIR)，关注的焦点是运用美军事实力，打败对美安全的威胁。

　　同传统保守势力立场基本一致、但又更加强硬极端的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博尔顿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新保守主义刊物《旗帜周刊》的主编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此派的理论家和吹鼓手。这些民主帝国主义分子将俾斯麦的现实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深信美国应该利用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改造世界、传播民主，致力于国家建立。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将服务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而打垮萨达姆，并在伊扶持民主政府，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是给中东带来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与传统保守势力都主张推翻萨达姆，属于强硬的保守主义阵营，形成了打伊联盟[12]。小布什总统掌权时期，新保守主义分子大行其道，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小布什总统公开宣称，伊拉克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还肩负着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重要使命。[13]围绕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要不要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显然压倒了温和谨慎派。2002年11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零票通过关于伊拉克问题的1441号决议，要求伊接受无条件的检查，在3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的报告。美坚持只能由美裁定伊是否履行安理会决议，联合国方面认为应由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做报告，然后再由安理会开会作决定。美国竭力主张打伊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声称，安理会决议案虽不包含自动授权美动武的内容，但也未说明一旦美认定伊违犯决议，美必须征得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才能对伊动武。国际社会则普遍认为，美国如要对伊拉克动武，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鲍威尔等也主张，没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采取军事行动缺乏依据。2003年2月5日，也就是美国打伊前夕，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发表讲话，举证伊拉克从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以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决议。①这是温和派做出的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即使是这一次外交努力，后来也被证明被强硬保守派“劫持”了。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美派出多支调查小组查遍伊拉克各处可疑地点，但最终毫无所获。2003年10月，美调查小组向国会提交报告，称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1月，调查小组负责人突然辞职，并公开称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几乎都错了”。[14]2003年3月美对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美在10年过后仍未能拿出萨达姆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证举。很显然，小布什政府当时为了找到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借口，捕风捉影，搞了“莫须有”一套。仅仅依据其所认为的伊拉克是邪恶国家，然后按照“先发制人”的理论，就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最无辜的是10万伊拉克平民，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冤魂。2004年11月12日，鲍威尔向小布什总统递交了辞呈。据美国媒体透露，鲍威尔本人在去纽约向安全理会举证之前，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所谓情报也颇怀疑，感觉其证明萨达姆研发并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服力不足，“后来他承认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所陈述的所谓证据很不舒服”[15](211)。美国专家指出，在小布什的班子中，鲍威尔始终不属于“核心内阁”成员。相比之下，传统上应该身处外交圈外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其副手沃尔福威茨却似乎在外交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16]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认为，小布什视恐怖分子为仇恨美国自由的最大邪恶，相当成功地将争论集中在如何对待打击恐怖分子及萨达姆的形式及程序等问题上，迫使政治及外交上的对手基本上按照其设想在转。[17]

　　综观美国历史，在围绕战争决策的争论中，保守强硬一方往往占上风。其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分子重视设计公众关注的议题，精于抢占道义话语权的高地，善于把握舆论导向的焦点。他们总是把对手描绘成邪恶的、对抗民主的、反对自由的、违背人权的，与美国信奉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18]无论是里根总统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还是小布什总统把伊拉克、伊朗、朝鲜说在是“邪恶轴心国家”，他们的手法都如出一辙。在他们的描述中，他们的目标是崇高的，旨在“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19](472)。由于美国自认在宗教上是上帝特别挑选的子民，在价值观上是善的化身，加之在军事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面对传统或非传统等现实及潜在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及威胁，美国总是选择“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或是采取强有力的姿态和狂热的解决方案”。[19](97)无疑，这显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轻蔑、文化传统的抵触和政治制度的敌视。

　　四、美公众对战争失策的反思往往不会持久

　　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虎头蛇尾，留下的都是烂摊子，引起美国各界普遍不满。时事评论家威廉·帕弗说，“美国政府公然不承认国家主权作为法律的基础，世界势必陷入无政府权力斗争的危险”[20]。一些评论指出，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可能使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四处燃烧起来，亲西方的约旦及沙特政权受到威胁，并使大多数阿拉伯人仇恨美国”[21]。法里德·扎卡利亚称，在反恐战争中，“美在军事上做得不错，但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战略，结果美国杀了一些原教旨主义分子，却又喂养了一批新的原教旨主义”[22]。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军事力量继续保持重要地位，但霸权主义者注重军事实力，会使我们对我们实力的极限视而不见。一味注重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它所求结果的能力限度”[23]。斯蒂芬·哈尔帕等认为，美国如今“发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很孤立，反美情绪迅速上升，美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危险和复杂”[15](296-297)。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南希·索德波格说，“作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不能仅仅依靠其超群的军事实力，而必须精明地综合运用经济、道义、政治和军事实力”[16]。小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其智商的质疑。[10](91)“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布什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是愚蠢的、不必要的战争，而他对战争经营不善使这场战争更加糟糕”[24]。

　　一旦战争遭遇挫折，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及对政府的批评就会逐渐高涨。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指出，“当美国的努力遭遇不可避免的挫折之后，公众的热情将很快消失”[24]。但是，美国人的记忆往往是短暂的，他们热衷于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为了明确战争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难题，要迅速得出正确的决定，必须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因而真正做出了正确决定并掌握了战争进程的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26]美国军事分析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指出，“一个国家支付扩张代价的意愿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取决于政府支配国家资源进行外部扩张的能力”[27](112)。罗斯福的战时参谋长曾总结道，“罗斯福真正驾驭了战争。我们只是工匠，依据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大战略蓝图构筑明确的战略模式”[28]。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人物本身特质的差异，并非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恰恰相反，历史表明，美国的政治人物对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喜好及冲动。奥巴马上台后，承诺尽快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幅调整小布什的外交及军事政策，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回顾奥巴马上任总统后的一个多任期，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和平总统”，根本没有停止对外动武。美军在利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许多无辜平民死于美国战火。2013年8月31日，奥巴马发表最新声明，宣布将对叙利亚发起军事打击行动。2013年7月27日，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纪念活动上称，朝鲜战争并非打成了平手，代表自由的一方赢得了胜利，因为韩国当前经济实力远超朝鲜。然而，奥巴马的观点并无逻辑。否则，如果仅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难道人们可以说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吗？

　　应该说，除了学术界这些年对美国到处动武有不少批评，美国政府内一些官员对战争能否真正解决美国关切的问题，也不乏反思。美国在2012年对利比亚问题的干预模式，是观察美国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干预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如英国和法国那样热情高涨。虽然在摧毁利比亚防空系统和提供精密武器方面，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前线行动中欧洲人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现象也说明了美国非常想将欧洲的防御责任以及向欧洲周边地区施加西方影响力的责任转移给欧洲。2011年2月25日，正当美国与其盟友悄悄讨论是否对利比亚危机采取有力回应时，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29]。盖茨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国家安全官员之一，而且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曾对伊拉克及对阿富汗大举增兵，因此他的上述言论引起极大关注。奥巴马政府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上迟疑不定，这表明他也不能不考虑军事行动的局限性。

　　今后若干年，美国重返东亚所带来的大变局可能成为东亚形势的基本特征。美国领导人对亚太新战略进行了多次阐述，从美国对这一战略的用词变化及相关内容不断调整可见，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没有定型。②奥巴马强调，虽然美国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军规模将会缩减，“但世界必须知道，美国将维持其武装部队的军事超强优势，美军将保持灵活性，准备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和威胁”。[30]从中美两国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挤”走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孤立和搞垮中国。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表示，“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31]。有学者认为，美国正在谋划构建针对中国的亚太安全秩序，即以美国为领导，美日、美韩同盟为第二梯队，依托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提升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对此，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阿利森认为，奥巴马应考虑一下约翰·F.肯尼迪前总统所说的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之间“维持现状的不稳定规则”的一种版本，这涉及有关战略利益的定期对话，并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在对方的后院采取挑衅行动。

　　奥巴马推出的所谓新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不仅美国的亚太盟国各有各的难处，就是奥巴马自身在美国内也面临严重掣肘。2013年10月，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争斗不休，导致政府无钱运转，奥巴马被迫暂时关停部分政府机构。他也不得不因此取消原定出访亚洲的行程，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和在文莱举行的东亚领导人峰会。

　　五、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分析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分析威胁来源以及程度，可动用的战略资源，形成其扩张性国家安全及军事战略。[29]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83年版《军事战略》将国家利益表述为保持生存、领土完整、经济繁荣和世界秩序几个方面。这构成了指导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基础。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取得绝对的霸权优势，长期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模式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并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萨缪尔·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美国战略意义》一文中阐述美国的战略意义为：维护美国全球头号大国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国家；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实际利益，主要是在波斯湾和中美洲的实际利益。综合分析，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没有真正能与美国匹敌的对手，因此美国能够有效应对战争长期化带来的风险。对于准备和实施战争而言，就是要在综合国力对比的大背景下，重点比较双方的显示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包括：现实军事实力、经济与科技实力、政治实力和盟国或友好国家的支援能力等四个方面的要素。2010年12月9日韩国国防技术品质院出版报告《国防科学调查书》显示，在8个领域的25个武器体系方面，综合评价主要16国的技术并由此排名中，美国在指挥控制、通信、监视、侦查、机动、舰艇、航空、太空、火力、防御和其他(包括软件)等领域全部领先。因此，美国处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遍布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特别是面对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亚这样微弱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实在太大。

　　第二，选举政治迫使政治人物“讨好选民”与“做点什么”。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伸，政治计划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必须把政治目的同进行战争联系在一起，决不能把手段与目的分割开来”。美国的政治围绕选举进行，政治人物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能筹到用于选举的金钱，并在选举中得到选票。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说，民主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对外事务上的意见大多是极其混乱的，在外交政策上作决定时考虑的纯粹是国内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治人物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他们谈论外交或进行外交活动时，更关心的往往是在国内造成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他们的言行在对外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美国媒体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两党并存的社会空想家制定，这些人花了多年时间才挤进权力中心，上台之后全力推行各自的宠物计划。这些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人为了让自己上台费尽了心思，他们不可能建议约束军事行动”。

　　第三，以美国例外论为核心的特殊使命观。美国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上帝选择他们来到北美大陆，赋予了他们一个特殊使命，即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来自欧洲大陆的加尔文教义和来自英国的清教主义对美国公众民族认同、美国意识及开国之初的政治家们影响巨大，他们把宗教自由、个人权利、重商主义等思想从一开始就融入国家行为之中。“美国例外”及“天定命运”等思想既被孤立主义者奉为圭臬，也是扩张主义鼓吹者的外交政策源泉。后来美国出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近年出现的新保守主义等外交思想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哪个“主义”，目标都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32]。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苏联解体、环球独强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世界推行美国模式的民主价值观，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很强的进攻性。

　　第四，议会对总统进行战争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托克维尔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进行考察后指出，“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会时常不讲信用，也许会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数人故意为敌”。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在欧洲各国议会制度中，一般来说，议会就是选民，因为内阁如果失去议会的多数支持就会垮台。而在美国，各区选民往往是由特别厉害、特别能吵嚷的少数派或称院外集团构成的。根据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宣布战争的权力更多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凯南指出，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设计得很差，“在执行雄心勃勃而有深远影响的对外政策时，要以讲究实际的态度考虑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与之适应的那些特点”[33](141)。

　　第五，右翼团体及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操弄。在199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曾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宣称，“我们代表的才是美国”，“民主党人是普通美国人的敌人”。“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高举“新美国世纪”的口号，似乎任何不赞成用强硬军事手段搞定伊拉克的人都不是爱国者。美国政治领导人的需要与利益集团的需要相互交织、相互利用，结果民意遭到操纵和玩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保守主义派就进行了一场持续而成功的政治游说，使得美国选民相信，通过纳税支持军事设施的建设是他们的爱国义务。

　　第六，对在全球进行能源、资源利益争夺的追求。能源及资源已经成为引发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都是围绕石油进行的。罗马俱乐部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中，对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能源等支撑人类发展的能力，做出了悲观预测，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前景。在缺乏外界约束的条件下，关于资源的争夺将愈发不可调和，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七，从边缘及外围对核心国家进行防范的战略考虑。分析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外军事行动，可见其军事打击对象往往是“边缘地带国家”，即力图通过控制核心国家的外围，最终对核心国家形成钳制。美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警告说，“如果你不注意边缘地带，它就会发生变化。你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边缘即为中心”。正因此，美国把控制“边缘地带”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军事打击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从北非、中东、高加索到南亚的国家。[27](109)

　　第八，美国的纯志愿兵军队也是美国乐于发动战争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在国内控制舆论与应对战争的声音的有效手段。志愿军是当代美国国家安全秩序的特征之一，它使得美国频繁诉诸武力的行动在政治上获得了可能。

　　战线过长，以致包袱太重，是大国兴衰的一个主题。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和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都曾面临“帝国战线过长”问题的困扰。它们的海外利益如此广泛，很难同时保卫。同时这些利益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它们又不愿放弃。其结果是，它们要保护的利益与它们的实际能力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最终导致帝国崩溃。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美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仍无对手，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与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总和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2](578)“遏制战略”的炮制者乔治·凯南早就强调，美国跌跤最多、摔得最痛的那些事件都与军事有关，过分强调军事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其结果是所做的反应过分军事化了。“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上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33]然而，综观历史，对美国领导人能否抵挡住因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种种诱惑，人们不能不保持怀疑。

　　注释：

　　①联合国安理会于2003年2月5日举行听证会，就伊拉克是否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代表美国政府到场举证。笔者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参赞兼研究部主任，出席了安理会此次听证会。

　　②这些讲话主要有：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就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发表讲话；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2012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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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http：//www.eastshu.com/Chapter_3006044.html.

　　[29]Richard McGregor. US Loses Its Appetite for Job as the World’s Policeman[N].Financial Times， March 7， 2011.

　　[30]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_01/06.

　　[3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4/c_122156611_5.htm.

　　[32]沃伦·科恩.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72.

　　[33]乔治·凯南.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41，142.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3/9/20

旧文章ID：345

作者：李黎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第1期

在信息传播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关系领域。作为世界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媒体在对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以来受人关注，学术界对此也是看法各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媒体是一个“独立力量”，它们批判性地评估和挑战政府的政策，并对政府产生相当大的议程设定影响。但有些学者的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媒体只不过是一个“权力代理”，它们通过支持政府的政策并跟随其议程，宣扬美国主流文化及社会经济价值。［1］

　　还有一些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人认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具有对立与合作的双重性质，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性质导致媒体在外交政策上既可能是政策的支持者，又可能是政策的破坏者。［2］或许正因为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所以使得媒体与外交的关系总显得那么“剪不断，理还乱”。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政治结构的国家，其外交决策的参与者非常广泛，既包括总统、国会、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这样一些政权机构，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又包括一些非直接参与者，比如利益集团、思想库及大众传播媒体，等等。大众传媒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对越南战争进程有着深刻影响的报道，还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CNN现象”，都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媒体已日益成为美国外交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大众传媒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信息社会，媒体不仅是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也是外交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现代化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更为迅速和广泛，遍及全球的传播网络体系可以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同步地映现在世人面前。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上的新闻已成为外交人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全世界的观众都领略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的“24小时实时新闻”的影响力。交战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都通过观看CNN电视节目了解战争状况，并且还通过CNN电视向对方传达信息。一时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把CNN当作报道国际事件速度最快、内容最新的信息来源。

　　从日常工作的进程来看，美国政府中各级对外事务官员往往都是先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体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它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其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3］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曾说过一句话：“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获取的信息要多得多。”［4］这决不是夸张，因为在突发事件中，正常的外交渠道常常受阻，而新闻记者却可以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的信息，成为外交决策唯一的信息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更是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比如，2009年7月，在奥巴马访问非洲前一周，美国驻南非大使馆与非洲当地网站合作，通过互联网迅速收集了来自非洲地区有关美国政府和奥巴马的近20万条提问。美国务院还在非洲专门建立了一个短信服务系统，邀请非洲民众给美国总统发短信。借助这一途径，又收集了短信16000多条。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分析，美国政府可以从中获取有用的外交信息，从而制定更加符合非洲实际、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5］

　　(二)大众传媒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

　　对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众来说，外交领域是复杂而不可及的，他们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新闻媒体。媒体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报道。它可以通过大量、集中地报道，使某些人或事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公众关注的话题必然要受到决策者的重视，这就可能使没有列入政府外交事务议程的问题被考虑进来，或者使排在后面的问题被提前。

　　通过这些有选择性地报道，媒体能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1993年，正是由于媒体对索马里战乱饥荒、难民遍野的轰炸式报道，促使非洲事务不断升级，美国最终采取军事援助行动，介入索马里内战。而不久之后，也是媒体关于美军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的消息，特别是电视镜头中死亡士兵暴尸街头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迫使克林顿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正像美国的政治分析家评论的那样，是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还是CNN又把美国拉了回来。［2］

　　媒体影响外交决策的另一典型事例当属越南战争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战争后期，当媒体不断披露美军深陷战争泥潭、伤亡惨重的真实情况，特别是CBS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深入前线报道，断言美国不可能获胜时，总统约翰逊就意识到自己不会再得到公众的支持了。正是媒体对战争的大量报道，特别是电视新闻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导致美国公众反战情绪高涨，促成了越战的最终结束。

　　(三)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

　　在复杂的外交斡旋中，有时情况非常微妙，此时媒体可以代决策者发出某种信息，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的开展进行舆论宣传，起到铺垫作用。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2002年热播的《萨达姆大叔》，还是战前一年间美国各大媒体不断重磅推出的有关萨达姆家族的“种种丑闻”的报道，都是丑化萨达姆政权，赢得国际社会对推翻萨达姆政权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的一种心理战。事实证明，政府策动的“专题策划”是非常见效的，由于这种新闻的数量和广度都非常之大，很多人便会接受这样一些认识：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血腥和贪婪的政权，萨达姆本人则是一个残暴、无能甚至有些变态的领导人。基于这种认识，更换萨达姆政权便越发变得容易被人接受了。［6］638

　　据统计，美国新闻署在128个国家设立211个新闻处和2000处宣传活动点，并在83个国家设有图书馆。全球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设在美国境内的有94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制作的网页占互联网的80%。［7］正是利用强大的传媒优势，美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营造声势，为其外交政策服务。

　　此外，媒体有时甚至会直接介入外交事务流程，以推动美国外交战略的实现。例如在2009年的伊朗总统大选中，美国就充分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络新媒体来影响伊朗政局。为了有效动员伊朗反政府力量，对内贾德政府施压，美国国务院要求Twitter网站延迟系统维护时间，并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关于伊朗当局政治腐败、选举舞弊、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被软禁等信息，煽动伊朗民众抗议官方选举结果。骚乱发生之后，匿名代理服务器成为伊朗网民向外界传播伊朗抗议活动的主要工具。穆萨维的支持者不断在Facebook主页上更新消息，包括骚乱中受害者名单、相关文章链接以及反映伊朗政府暴力镇压的图片和视频。大选结果公布后，美国也加大了对伊朗民众的影响，Google和Facebook都推出了波斯语服务，美国之音每晚向伊朗播出面向年轻人的电视节目，内容涉及如何逃避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等话题。伊朗民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自制录像在该电视网表达不满情绪。美国媒体对伊朗大选骚乱的报道夸大事实，误导舆论，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国际形象。美国虽然没能颠覆内贾德政府，但达到了利用信息传播制造混乱的目的。［8］

　　二、大众传媒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条件

　　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它在外交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有人指出：“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9］美国媒体果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当然不可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有前提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以下条件。

　　(一)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

　　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决策进程主要由政策讨论、信息处理、决定政策、实施政策和记忆存储回收五个阶段组成。［10］当决策处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时最容易受到媒体等决策外围因素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影响力量不容小觑，但这仍无法等同于采取事实的行动，因为在媒体确立起某个议题之后，具体的细节、执行包括后果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外交家和军事人员来承担，此时媒体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媒体的影响还与该政策的类型有关。一般在危机决策中，决定在短时间内作出，留给决策圈外争论和参与的余地较小，媒体被用来动员公众舆论和影响决策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小。比如“9·11”事件一发生，布什总统就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中先声夺人，将该袭击事件定义为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攻击，为此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早早作好舆论准备，而媒体在这一事件上也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非常称职地充当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而如果政策出现明显错误，造成不良后果时，媒体则会对外交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前面曾提到的美国结束越南战争和介入索马里内战，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典型事例。

　　(二)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

　　一般来说，对一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争议越少，政府内部对政策就越具有共识，决策者也就越能向公众清楚地说明问题、解释政策，并使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新闻媒体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决策的能力当然就越小。反之，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和社会争议剧烈的情形，则会极大地增强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能力，即“当外交政策的争论从决策圈外溢时，媒体的作用就变得比较明显”。［11］

　　20世纪下半叶，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冷战与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也可以分为冷战模式与后冷战模式。在冷战期间，决策集团内部虽然也有冲突，但他们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因此，在与此相关的外交问题上总能保持很高的共识度，媒体自然也就只能跟随政府的论调进行报道。而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局势的变化更为复杂，政府中不同利益集团在外交问题上的争论也必然增多，这就给媒体等外围势力介入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像斯特罗贝尔所说的那样：“如果决策者(对某一政策)不加注意或拿不定主意，其他人就可能决定(政策)方向。如果政策清晰，行政当局毫不动摇，沟通良好，国会和公众支持，媒体就倾向于跟从了”。［12］

　　(三)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获得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它都会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在外交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政府一直是传媒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来获得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际事件的信息，根据调查，白宫大约对70%与美国外交直接有关的重大新闻的报道时间、方式和持续期间有决定性的影响。［13］

　　作为消息的提供者，如果媒体不合作，政府就可以拒绝媒体的采访，封锁消息来源。同时，它也可以利用职权，把一些机密情报“泄露”给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媒体。此外，政府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保密法”、“战时新闻政策”等来加强对媒体控制。鉴于越南战争的教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就着手制定“战时新闻政策”，从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到1989年出兵巴拿马，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以后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中，美国都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所有的采访记者必须经过军方的资格审批，所有的新闻采访必须在军方的安排下进行，所有的报道稿件也必须由军方审查后才可发表，这种严格的新闻管制使媒体根本无法向公众提供客观的报道，只能将官方的立场一再播报。难怪，海湾战争期间，很多新闻记者都被戏谑为“宾馆记者”。甚至有人称，自越南战争以后，美国新闻媒体记者的战争新闻采访就变成“戴着镣铐跳舞”。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采取了一系列影响和控制传媒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宣传计划，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刊评述和专访，故意走漏消息或吹风，官方人士及非官方人士透露消息或公开声明，组织公关宣传活动，组织记者参观访问，向媒体提供背景材料，公开发放音像文字资料，官员接受记者采访和会见社论编辑以及舆论测评，等等。［14］在对外事务上，政府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媒体常常只能扮演被动的角色。

　　(四)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与国会之间有着共生关系。对媒体来说，国会是除白宫之外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之地，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决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来说，媒体不仅会帮助他们宣传自己的外交主张，也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并积累声望。利益集团也深知通过媒体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获取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大众传媒为这些利益集团提供了政治亮相的舞台，他们通过媒介进行公关和宣传，烘托政治气氛，向国会和白宫进行游说，施加压力，最终达到影响外交决策的目的。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至今已构成了一个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15］

　　美国媒体“议程设置”过程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传播媒介和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16］

　　三、启示

　　勿庸置疑，在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媒体已越来越多地卷入美国的对外事务，但这并不等于说媒体已经成为外交决策的主角，它毕竟仍是整个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它仍然要服务于政策决策者所代表的美国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对政府来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是监督着自己的“第三只眼”，又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推器。美国媒体与政府之间可以说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在对外交往领域则更多地表现出相互配合与合作，从而共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

　　尽管美国媒体总是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寻找对新闻自由的解释，标榜要重视公民的知情权，有效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担当好“第四权力部门”的角色，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外交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美国政府无疑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媒体在外交决策中虽然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力甚至渗透到政府决策的多个环节：不但能传播外交信息还可以解释外交信息；不但能影响公众舆论还可以影响政策议程设置；不但能影响政府决策效率还可以直接介入外交事务。但媒体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向政府政策施压还是为政府政策帮腔，实际上都是在反映白宫内部的声音。因为“新闻媒介关于世界事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国政治思想的动向”［6］623，而且美国政府还非常善于进行媒体公关，采用一系列打拉结合的方法引导媒体进行有利于政府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报道。正如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在其《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曾评论的那样：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打败”政府。事实上，在经过与政府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已形成了一种看法：政府与媒体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互依存的，美国政府的强大也会给媒体带来更大的利益。作为必要的妥协，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公众的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啦啦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6］641

　　所以，与其说媒体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还不如说政府在引导媒体，而后，媒体又根据政府的声音去制造公众舆论。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媒在外交决策中，早已不是政府的绊脚石，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最终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意图，达到促进维护美国世界霸权的目标。

　　(二)媒体行业的日益商业化、垄断化、官僚化愈加有利于美国政府的调控

　　虽然绝大多数的美国传媒并不直接属于美国政府，但是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政府的掣肘。媒体行业日益商业化、垄断化、官僚化的趋势，愈加有利于美国政府对其进行软调控。由于美国大众传媒业商业化的管理体制，为维持运作、获取利润，媒体必然要把传播平台出售给那些提供赞助的企业、组织甚至政府。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媒体从内容到形式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受众市场、广告商和政府的影响。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下，发行量和收视率决定着广告量，甚至关系到媒体的生存。而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市场，媒体必须要有能博取眼球的独家新闻。政府掌控着大多数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公共权力，尤其在外交领域，政府更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源。因此，美国媒体虽然有无冕之王的美誉，但对白宫也是相当顾忌的，毕竟他们要靠信息吃饭。来自广告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广告商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15］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行业就出现了迅速集中化的趋势，一大批公司加入到并购的大潮中。如今，6家大传媒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6］620大众传媒机构之间的不断合并、媒体行业的日益垄断化，造成媒体报道越来越缺乏多样性，新闻报道的雷同性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美联社来提供国际新闻，绝大部分地方电视台也都由ABC，NBC，CBS和FOX这四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市场份额，新闻媒体在内容的选择上非常谨慎，喜欢追随主流的、官方的新闻来源，选择适合大众口味的内容，在外交领域和国际报道中往往就是反映政府官员和领导人的观点，媒体新闻报道的冒险精神大为减少，越来越倾向于和服务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媒体行业的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推动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众传媒机构的日趋官僚化也使政府能更方便地对媒体进行引导与调控。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15］

　　管理体制的官僚化使得媒体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明显减弱，媒体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平衡与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何规避风险获取最大利益，基层记者和编辑们的深入报道精神和独立调查意识更是受到严重抑制。在这种氛围下，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比如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会定期派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等重要政府部门采访。媒体把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寄托在政府有关部门身上，这就方便了政府加强舆论引导，对媒体进行调控。

　　虽然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认真剖析美国媒体的外交功能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媒体在外交及其他领域所产生的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充分发挥其传播信息、服务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媒体对人们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作用，要始终坚持中国传媒制度的党性原则，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4/17

旧文章ID：344

作者：王联合  来源：《美国研究》2014年2期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和战略谋划。一改布什政府时期的风格，甫一上任，奥巴马政府高官即频繁、高调出访亚洲国家，参加各类年度高层会议，在各种外交场合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在展现不同以往的政策姿态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对美国亚太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造，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亦称“重返亚太”战略)，如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驻军澳大利亚北部、筹划多边战略经济合作等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动机及实施效果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巨大的争议。而在尘埃尚未落定之时，过去一年来，美方开始尝试更加全面地阐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1]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关于如何运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力也成为辩论焦点之一。那么，奥巴马第二任期将如何实施或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以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力量格局，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是否像过去四年一样做好了准备，以长期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美国亚太布局的背景、内容及特点、影响与未来走向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总结评估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第二任期将更多地采取带有“聚合安全”特性的亚太战略，以确保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聚合安全”战略既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也是对它的优化和升级，目的是为了打造如奥巴马所称的“一个超越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特设安排的更加有效的亚洲框架”。[2]

　　一、“聚合安全”战略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相比“亚太再平衡”战略或“重返亚太”战略的赫然出台，“聚合安全”战略的逐渐凸显有着类似却更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地构成了美国高层决策思维的战略图景。从经济角度来看，亚太地区早已是美国出口战略的关键目的地。2012年，美国前15大出口市场中有六个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区，仅对这六个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就达到3222亿美元，占其货物总出口的20.7%。[3]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长疲弱的现状下，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将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在美国国内保持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注入新动力。[4]从政治与安全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建设与培育是美国的亚洲甚至全球战略的基石，尤其是在目前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发生结构性改变、各类安全问题仍未消减、美国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之时。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战略与经济的重心。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和一个常驻的外交、军事、经济大国，美国在跨太平洋体系中正在扮演核心角色。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未来几十年，美国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5]同时，亚太地区也日益显示出规范地区与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新能力，各种地区机制的频繁产生使该地区必然对整个国际秩序的未来建构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常驻的”太平洋强权，华盛顿付不起边缘化亚洲的代价。

　　基于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深刻认知而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重申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但该战略只是从政策目标上做出了界定、显示了决心，而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手段。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非但没有彻底扭转美国政治精英所认为的美国在亚洲的不利地位，反而引起了中国的不安和猜忌，加深了中美之间本已存在的战略不信任，并受到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质疑，因而面临进一步调整和修正的必要。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了地区各国的选择机会。在美国一些分析家看来，这一现实客观上是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选择为代价的，中国正在把美国排除于这一地区之外。[6]与中国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作用的削减。在国内经济颓势的刺激下，许多亚洲国家直指华盛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开始质疑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动机、制度及美国领导者的信用。在2011年韩国首尔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发现自己在整个会议期间处于守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与会国家几乎都不认同美国所提出的将全球经济拯救出泥淖的建议，它们宁愿相信美国仅仅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经济私利，而不是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着想。[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奥巴马政府想再次以领导者的姿态融入亚太经济整合进程，就必须推出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策略。

　　美国国内的财政状况则从国内政治的维度对美国政府亚太战略的再调整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十年间相比基本预算增加了近一倍，这还没有计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追加拨款，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因此上升到天文数字的高度。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话说，美国军费在井喷式增长，但华盛顿仍然不能用扩大的军事支出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8]面对平衡预算、削减赤字、封顶债务上限等长期国内政治压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以努力寻求调节军费开支阀门的办法，与此同时向其亚洲盟友保证，尽管中国军费支出持续增长、武器系统和军事学说不断更新，[9]但美国不仅不会因为财政原因而减少对亚洲的承诺，而且将继续保持甚至提高它作为地区安全的首要提供者的作用。

　　亚太地区结构的发展演变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需求为未来几年美国亚太战略的持续转型设置了现实背景。为回应地区情境不断演进的压力，凸显亚太对于美国利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从希拉里·克林顿到约翰·克里，美国两任国务卿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洲安全盟友的关系，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调整。[10]然而，细察美国亚太战略四年来的转变，可以发现仅仅用现实背景尚不足以解释个中究竟。实际上，美国的亚太地区同盟体系之所以被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中永葆主导性和中心性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因为它从理论视角折射出未来美国亚太战略存续与调整的双重需求。

　　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地区联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权力均势。因此，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应被用于防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获得与美国在该地区持平或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和地位。面对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区力量平衡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有理由通过不断加固它与传统地区盟友之间的双边同盟体系来平衡中国力量的上升。这种理论还将地区安全威胁，如朝鲜核计划的存在，视为保持美日和美韩双边同盟威慑性的理论基础。[11]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是美国的一种特殊的安全资产。即使是在重大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资产所带来的诸如军事经济利益、同盟的共同指挥和联合训练的需求，甚至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基地所衍生出来的共同利益群体等因素，也会支持安全同盟的存续。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美国与亚太国家双边同盟的长期的社会化结果，是双方之间文化及社会差距的缩小和共同认同的出现，以及渐渐产生出的共同的深层文化基础。例如，“我们”对应“他们”的身份认知就是美澳同盟延续的一大因素——两国都属于英语国家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为主体的国家，有着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三种理论解释尽管视角各异，却在美国亚太战略选择过程中殊途同归。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主导和盟国的依赖，使得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历届美国政府的亚太政策框架中都成为一种路径依赖的选择。

　　但是，亚太地区21世纪的一些发展显示，三种理论视角均无法涵盖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所处的现实情境。制衡的逻辑在地区政治中并非随处可见，鲜有证据证明亚洲国家在制衡中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追随中国。即使有一些制衡或追随的行为发生，也不一定是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方式实施的。即便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也承认，中美关系是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面对这种关系，大部分亚太国家要么进入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轨道，要么在中美两国之间摇摆——陆地行为体倾向中国而海洋行为体倾向美国。[12]制衡或确保地区力量均势的视角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亚洲盟国在看待中国崛起的影响及美国的地区作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中国的经济能量和精致的地区外交，无论是中国的近邻如日、韩，还是美国的另一个“亚太之锚”澳大利亚，都不愿以强硬的制衡姿态回应中国力量的上升。大多数亚洲国家也都公开表示不愿在一场可能发生的西太平洋冲突中支持美国。可以说，在对地区秩序的现实威胁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中国力量上升的简单事实也许会成为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黏合剂，但这并不足以满足亚洲国家甚至是美国自身不断变化的地区利益诉求。

　　而近年来亚太地区同盟的排他性的逐渐减小也对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早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就已宣布其太平洋战区的军事部署和基地体系将不断变化，为此它不仅制定了一项新的整合计划，而且明确表示要与盟国一道推进地区双边和多边接触及合作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并向更广的范围扩展美国的同盟资产。[13]同盟战略的这种变化与奥巴马关于建立一种“可分享的共同安全”的主张相吻合，意味着安全资产特殊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同样，“我们”对应“他们”的认知也存在明显缺陷：通过同盟推动社会化从而产生共同认同并不总是能达到目标，如美澳新同盟关系中的新西兰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太合拍的“异质体”；而美国与一些亚太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的共同认同显然也被夸大。可以肯定，共同的身份认同并不能解释何以所有双边同盟均能得以维系，当然也不是任一双边同盟持续的唯一原因。同盟的存续和发展不仅仅需要道义上、情感上的联系，而且需要以更加务实的诉求如反恐合作作为基础。[14]

　　可见，无论是从现实背景还是从理论视角考察，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重要组织基础——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和意义面临着进一步改变和调整的需求，一种综合了多种理论要义、旨在回应现实世界中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变化的战略正在形成。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该战略的目标和手段更加明确和细化：它不但要更有助于扭转美国的战略颓势、确保美国的地区主导作用，也要考虑到美国总体军费收缩的财政状况，还要顾及亚太地区每个盟友对这种战略的反应方式，即它们都在努力避免陷入不得不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做出选择的境地。此外，这种战略还须有利于融合美国两党的主要特性，可同时为美国的短期和长期安全利益服务。从理论视角来看，它整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如何保障美国安全的要义，而且颇具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战略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聚合安全”(Convergent Security)。[15]

　　二、“聚合安全”战略的内容及特点

　　“聚合安全”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精心改造和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一战略尚处于形塑的过程中，但其核心要素却是明晰的。它既保持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又淡化了双边军事联盟力量与安全威胁的成分，而更加重视制度设计与多边合作。为凸显美国的地区安全责任，该战略努力以一种相对较少的“威胁中心”视角来规划亚太地区的安全建构，同时将更加灵活的多边行为引入地区安全与政治关系。简言之，作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形式，“聚合安全”战略是在理性盘点美国地区战略资产、兼顾目标与手段的匹配和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聚集现有地区安全同盟，结合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淡化特定安全威胁指向，从而谋求以相对较小的战略投入获得更为长期的战略收益。

　　鉴于此，“聚合安全”战略的特征注定是混合性的、多维的。第一，接触与对话是“聚合安全”战略的总体方针。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基于对美国能力有限性的认识，宣称通过“接触”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积极态势，明确表示美国将领导更多的多边机制以实现目标。“接触”一词的使用比克林顿政府时期著名的《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战略》文件中的次数还要多。[16]同时，奥巴马政府承诺美国以“谦逊”的国家身份来行动，强调与地区伙伴建立双轨对话的重要性，包括与那些美国并不喜欢的政府接触。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倾听与讲话一样重要”。美国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要超越绝对的硬力量，承诺一种“既不是冲动型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型的”外交政策。[17]为此，美国积极与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接触，对东盟及其领导的多边机制更加重视，并多次宣布不排除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宣示及政策行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时兴做了应有的铺垫。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寻求接触与对话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国务卿克里在阐述美国亚太政策时表示：“在一些美国人想从与国外的接触中抽身返回的时刻，绝没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工作，以在全球应对一系列挑战更重要的了。”[18]而新任防长查克·哈格尔则是这样界定美国亚太战略的：美国实施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一种外交、经济和文化战略”，华盛顿正在大幅增加对亚洲的外交和发展援助。因而，“国防部并不领导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军方必须永远扮演配角，而不是主角”。[19]在中美关系方面，两国高层交流较第一任期更加频繁而富有成效，两军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威廉·伯恩斯、马丁·邓普西、托马斯·多尼伦和乔·拜登等美国政府高官密集访华，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与中国接触，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新领导层并谋求建立高层之间良好工作关系的意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总统打破既定日程安排，邀请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7日访美，提前三个月举行中美首脑会晤。两国元首就亚太形势、朝核问题、网络安全、军事关系、气候变化、经济关系、知识产权、汇率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为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双边加多边是“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手段。亚太现有的地区安全结构是在战后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一系列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为支撑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这一传统的美国亚太双边安全安排，即广为人知的轴辐体系，仍然是地区安全的支柱。但是，这种同盟体系必须适应地区内日益变化的力量均势现状，双边同盟的排他性正在消退。对此，奥巴马政府首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分析到，亚洲新一代战略家正在挑战美国与双边同盟体系之间的固有联系，他们不再以非黑即白的西方式同盟视角看待亚洲。亚洲国家正越来越着眼于促进拥有稳定性和开放市场的多边地区秩序。如果在未来四到八年内美国决策者只说美国要维持和加强传统的双边同盟，那么他们将把美国的公信力和战略影响力置于危险的境地。[20]因此，在对待亚太地区的双边方式和多边方式之间寻求一种认知上的平衡，成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特点。美国希望其盟国与安全伙伴建立更多的多边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轴辐之间的安排。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亚太双边纽带的削弱，而是通过在双边纽带之外加强多边合作来强化亚太地区的安全。

　　双边加多边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通过构建同盟国的能力和培育它们之间的联系，开展小多边防务合作。前防长盖茨首次阐述了支持、鼓励和提高伙伴能力的政策设想，包括训练、武装美国的盟友，从而使美国结束其军费井喷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地区与全球安全计划。[21]以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例，在美国的鼓励下，韩澳之间的经济、防务联系日趋紧密。两国定期举行防长会晤，不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致力于提升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与此类似，日本与澳大利亚关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两国借助早已签署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共同谋划和扩大双方在防卫领域的长期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断力推双边同盟开展小多边化活动，如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美日韩协调、美日印对话机制的形成。在此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下，有关三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美日澳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政治安全问题、美日韩对朝核问题、美日印对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直至南海的国际航道安全问题——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并相应地实施一系列的三边行动。美国借助小多边合作的灵活安排，既保持了其外交战略的主动性和地区领导地位，又可经由高效的集体行动来帮助它解决实际问题。[22]而作为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亚太地区中等大国，这几个三边机制中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两方对三边对话有着共同的兴趣，它们都把与美国进行三边合作看作是对美国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伙伴能力提升的回应方式。

　　(2)构建同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联系。“聚合安全”战略使得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向着更加复杂、更为包容的防务网络转变，涵盖了盟国、安全伙伴甚至潜在对手。在美国穿针引线式的谋划下，一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参与国和观察员国越来越多，连中国、俄罗斯、蒙古也已或即将加入其中某些项目的演练。同样，“金色眼镜蛇”年度军演自1982年首次举行以来，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已从最初美国与泰国间的双边联合演习变成亚太地区迄今最大规模的多边军演，参与国达15至20个，中国、俄罗斯、缅甸等国作为观察员国观摩了2013年的演习。与此同时，中美军事交流逐步取得进展。“按照计划，单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今年就有大约40个对华交流项目，包括有关军事医学的交流、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计划。军事交流不限于美国。澳大利亚已与中国举行联合演习，现在正讨论增加此类演习”[23]。中美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对于“在一个既有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以及“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安全和潜在竞争的诸多根源是极为重要的”。[24]

　　与其规模相适应，这些联合军演的安全关注点也越来越多，例如在人员培训、反恐、实弹演练、两栖作战、地区维和，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展共同安全合作，以便打造在军事部署上的地区一全球枢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这些多边演练和军事合作项目的加速发展，不仅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国应对更大范围内安全挑战的军事能力，而且促进了轴辐体系内的同盟国与其他地区安全伙伴一起构建安全的共识，因而将会成为美国太平洋同盟框架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现在既与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安全关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关键的安全纽带。这种不同于传统轴辐体系模式的安全关系内涵的扩大，淡化了美国力量在亚太同盟政治中的等级色彩。

　　虽然美国亚太战略的任何调整都无法忽视既有双边安全同盟的基础性作用，但美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美国若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承担更大的战略代价，接受潜在的安全联盟伙伴，并对双边同盟体系进行重大改进，以构建新的安全框架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为此，华盛顿借助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两方面的优势，强调能力建设与伙伴关系培育，已在亚太地区发展出多个小多边结构，形成了一种由大国及其较小的地区伙伴共同把持安全安排的复杂的混合体。这种双边加多边的安全结构放弃了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关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民主同盟战略说，而部分采行了最早由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主张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有选择的、“菜单式”多边主义。[25]

　　第三，寻求以“秩序中心”取代“威胁中心”作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地区秩序建构方式。[26]共同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威胁也不是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聚合安全”战略当然也无法以“中国威胁”作为聚合基础来重新确立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因此，这种战略正在逐步去除显而易见的遏制因素，更多地将安全与地区秩序构建相关联。克里这样表达美国在南海局势上的关切：“我们必须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以和平解决南海领土分歧。”美国呼吁达成“一个明确的南海行为准则”，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而导致沟通不良和产生误判。[27]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敏感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也更加强调多边合力解决方式和制度化管理危机的重要性。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相比以前不但更为重视六方会谈机制的作用及其与美国安全利益的相关性，还对将既有的中美韩三方民间对话升格为由三国政府官员和东北亚问题专家参加的半官方性质的战略对话持开放的态度。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外交手段，说服朝鲜遵守国际规范”。[28]当然，华盛顿更愿意通过支持它所选定的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来获取美国未来在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权。

　　具体地说，“秩序中心”的“聚合安全”方式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1)更重视地区多边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加强传统双边安全安排和同盟体系来追求和实施地区战略，将它在亚太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关系重点置于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多国主义之上，而对构建有效的多边机制没有多大作为。[29]然而，这一地区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和多重关键地区行为体的出现，对美国传统的亚太战略提出了挑战。为应对亚太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美国“必须通过双边磋商及平等听取各方声音的多边机构达成关于切实规则的共识”，而“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论坛，它们都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架构，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30]因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支持正在演进的亚太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的发展。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翌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美国也在修订东盟防长会议+8(ADMM-Plus)的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美国构建和加强了新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三边对话，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不过，虽然华盛顿对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但美国使用区别对待的策略来促进针对特定议题的不同的多边安排的发展。例如，以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主要方式拓展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鼓励东亚峰会成为处理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比较而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多边机制的支持仍是谨慎的和有选择的，它着力更多的是推进盟友多边防务联系的发展。

　　(2)伙伴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所谓伙伴导向，是指美国与谁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了什么工作；所谓问题导向，即强调这一地区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就会有什么样的伙伴关系，伙伴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一种伙伴导向的方式中，集体行动更多地是由“威胁中心”和意识形态考虑所驱动，它谋求具有相似思维的亚太民主国家借助现有的双边同盟与其他民主国家相联结，以促进全面的安全安排。[31]例如，2007年美澳、美日同盟加上印度，四国倡议建立一个多边集团来平衡地区内那些未被指名的所谓“非民主力量”——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新政府的上台，这种民主同盟战略因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且对亚太安全环境无所助益，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和政策上的操作性。

　　相反，一种问题导向的路径有助于美国与一些能够缓解安全挑战并且能够协商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国家一起工作。外交、经济、安全挑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其他严峻的跨国问题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注意力，“要求华盛顿以小多边或多边的方式提升参与问题导向的合作”。[32]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的同时，寻求与问题导向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更深的伙伴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没有一种广泛、有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些挑战是无法应对的。因此，美国必须与其他亚太国家“打造新的伙伴关系，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联盟，以确保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33]

　　第四，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同时存在。离岸平衡是现实主义战略的一大分支，最初由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提出，后来被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安全分析家所扩展，并常常被用于讨论如何处理亚太安全问题。[34]该理论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上花费巨大的霸主，美国可以置身于全球霸权竞争之外，远观其他竞争者为了争夺亚洲和全球的主导权而彼此消耗，同时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通过择机下注确保美国的安全和霸权。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华盛顿以离岸平衡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多极化的地区力量均势中，“监督”着事态发展和权力格局的演变。但是，随着“亚洲内在的”对美国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华盛顿更须“以一致的注意力”主动回应变化中的地区情境，[35]事实卷入作为离岸平衡的补充和最后保障手段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哈格尔2013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明确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会受军费削减的影响，华盛顿坚持到2020年前把60%的海军军舰部署在太平洋的计划，并已将60%的以海外为基地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了亚太。未来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和高科技武器。[36]目前，美国一面将派驻日本的美军撤离第一岛链，一面却加大了在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上事实卷入的可能性。虽然华盛顿一再宣称对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却在军事上明确地选边站队。几乎伴随着这些争端的发酵与演进，美国海空力量不时地在中国周边海域展示武力，或举行军事演练，或实施抵近侦察，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离岸平衡作用和显示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的安全伙伴的能力和意愿，来应对其盟友的安全关切。这种方式能否实现多边稳定，还是终将导致地缘政治结盟和安全困境的恶化，以及美国如何协调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的轻重缓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聚合安全”战略强调“巧实力”的运用，即将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外交政策的实施。[37]自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06年修正其软实力理论，指出不应单单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应当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应实施一种灵活使用各种力量、组合各种资源的外交政策。这当然不意味着军事选择已经被排除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箱”之外，但这的确是美国在缺乏充裕的物质资源、无法向所有区内国家确证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恰当选择。可以预见，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巧实力”将继续主导“聚合安全”战略的策略选择思路。

　　总之，“聚合安全”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战略，它既来自于自由制度主义多边安全秩序的假设，也不放弃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与建构主义的认同精髓。它通过聚集美国的多种战略资源、运用各种战略手段，以合力而非美国的单打独斗来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的出发点是试图花费最少的战略成本，通过整合亚太地区各国多样化的安全诉求、重新重视之前“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忽视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依靠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并致力于为这一体系引入互补性的多边安全框架，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借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的说法，“聚合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美国正在实施的一种综合的、多维度的战略”，“它不仅仅是维持美国军事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运用所有美国力量因素的努力”。它致力于加强同盟纽带，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打造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强化地区机制的作用，帮助建立一种普惠的地区经济结构，从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8]

　　三　“聚合安全”战略的影响与未来

　　在演进中的亚太安全环境里，“聚合安全”战略已经或即将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和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嬗变上。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仍然有存在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但是，如何在不放弃双边安全同盟好处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回应地区安全威胁，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议程中的主要议题。为了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亚太安全环境中满足中小盟友各自的利益，“聚合安全”战略放松了亚洲盟国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它们有机会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显然正在从一个排他性的双边主义轴辐安排，转变成为一个更为动态的、具有双重价值的同盟体系，每个盟国对其他国家都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而非仅仅依靠美国力量的支撑。在这样的同盟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各个“辐”之间将形成更加紧密、更加有效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未来将继续领导一个更为自信的、仍可以发挥支持作用的安全伙伴的联合。这样的伙伴体系能够孕育一种综合性的合作精神以超越过去的分歧，而又不损害现存安全结构的完整性。朝核问题的演进、东盟自主性的增强等一系列地区事务的重大发展，要求美国必须提升其诸多亚太同盟之间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推动同盟网络从一种排他性的双边构建转变成一个越来越以建立制度和共识为基础的包容性架构。在这种转变了的框架中，尽管双边同盟依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美国与其盟国在年度磋商中频繁互动、美军继续参与盟友的军事演习及其他传统的防务行动、与盟友进行情报交换等等，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平等、等级性更小。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战区安全合作计划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该计划在同盟的军事行动中越来越强调美军与盟国军队的联合指挥。[39]

　　在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塑造方面，“聚合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影响就是，通过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即从“威胁中心”导向的同盟转变为一种在地区安全结构和秩序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新的联合集团，美国的亚太盟国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在整个地区与不同的安全行为体进行着互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希望终结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而是它们强烈要求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更加灵活和多面，不必总是以遏制或威胁的形式出现。

　　从轴辐体系到“聚合安全”的这种结构性转变，通过构建和加强不同同盟之间的认同，淡化了后冷战时代亚太安全的硬实力因素，凸显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巧实力色彩。在以相对有限的军事资源对亚太地区情境的快速变化做出充分反应的要求下，美国固有的亚太同盟体系不得不转变成一个建设更具活力的地区安全结构的潜在工具。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不仅非对称双边同盟中较弱小盟国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传统的排他性亚太同盟政治的存在基础也将日趋弱化，因为地区热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盟国在处理潜在危机时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排他性的结盟方式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聚合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多边力量与地区内的现实及地区国家的利益诉求是相适应的。在亚太地区，尽管双边同盟仍是一种主要的安全组织和行为载体，但为了地区的稳定，美国将越来越习惯于运用“聚合安全”战略，并赋予相互依存的多边行为方式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随着“聚合安全”战略的展开，地区安全结构也将从专注于双边形态向更多关注多边安排转变。在未来，这种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结果是出现带来地区和平的多边共同体建设，还是最终塑造隐含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的竞争性多极模式。

　　经过四年的历练，奥巴马政府获得了又一个任期来完成其亚太战略的设计。正如几十年前尼克松时代的战略谋划一样，如今奥巴马政府既不能保持空白支票式的战略承诺——这会慢慢耗尽美国的能力，又必须避免产生任何“亚洲孤立主义”的思维——因为这种思维的经济与战略代价令美国无法承受，尤其是在美国面临艰巨的经济恢复任务之时。[40]面对美国国内现状、地区国家的态度和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华盛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深思熟虑如何制定和实施其未来的亚太安全战略。目前，此一战略设计正以“聚合安全”的形式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进一步显现和成形。总的来看，“聚合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以下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是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状况。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论断总是在美国政治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未来几年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情况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走向。2012年总统大选的辩论议程显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仍然热衷于本党传统的外交教条，并不支持多边主义。多边合作的外交方针注定将持续承受国内政治压力。而通常情况下，美国难以妥协的两党政治往往损及其实施连贯一致的战略的能力，“聚合安全”战略无疑将受制于美国政治的这一结构性影响。同时，美国当下的经济泥淖及由此导致的国防开支的削减，可能会将政府的关注点从不那么急迫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转移到其他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的事实及其发展趋势。由于财政困难，华盛顿倾向于减少对亚太地区公共物品的投入。例如，削减预算已威胁到深海海啸评估与报告(Deep-Ocean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Tsunamis，DART)项目的运作。决策者在没有足够预算的情况下很难开展这些地区安全项目，而诸如此类的项目已证明对“聚合安全”战略未来能否得到持久、深入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41]在新政府的安全政策班底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美国亚太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中作用显著，这两个职位的人选时常发生变动对“聚合安全”战略的延续构成了压力。即便这些人员安排的变动意味着华盛顿仍然有意加强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的外交习惯的影响——多边安全政治常常被华盛顿视为过于笨拙且效率低下——将遁于无形。此外，美国政治精英对于帮助盟国和伙伴加强防务能力也一贯抱持矛盾的心态：美国过于依赖无法预期和不可靠的盟友会让局势更糟，结果使美国在一些地区失去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有人担心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太会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受无法逆转的损失。

　　二是亚洲国家的反应。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国家间关系最复杂的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之争频繁爆发，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又是如此之大，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十分密切。在这一地区，对于中国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采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战略以便在亚太安全政治中使美国同盟体系边缘化的疑虑继续存在。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印度正在成为一个大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却时时纠结于将其不结盟遗产与新的战略抱负相调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其他亚太行为体公认为是地区领导者。相反，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及俄罗斯的复兴，却被某些亚太国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地区威胁。

　　尽管大多数亚太国家欢迎美国对地区的重新重视，但对美国在这种新的政策框架下所做的承诺和所能投入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东盟或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将它们各自喜爱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或10+X与东亚峰会合并在一起还不确定。而没有这样的共识，美国可能将继续把多边安排仅仅用于处理功能性导向的非传统安全关切如救灾行动，而不是用于传统安全问题。细观之下，即使同为美国的传统安全盟友，它们对“聚合安全”战略的态度也相去甚远。澳大利亚寻求从“防务自我依赖”态势转向建立可以离开澳大利亚本土的军事能力的做法，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辩论；日本和韩国集中关注朝鲜核、导弹问题及中国力量的上升，其军事力量的规划着眼于这样一种现实，即其国家军事能力不是为了准备好支持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干涉遥远的国际威胁。泰国政府出于强调其关于同盟联合作战的目标和时机的独立观点，拒绝了美国在泰国湾驻扎补给船的要求。[42]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的领海主权争端中，美国多次表态不持立场，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分歧，没有一味力挺日、菲，这将对两国未来的地区政策取向产生何种影响也未为可知。亚太国家在具体事务上的不同态度和政策立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是中美关系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任何长期战略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虽然在公开谈及亚太安全的外交辞令中，奥巴马政府常常给予其主要盟国很高的声誉和礼遇，但是美国地区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容和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受到华盛顿与北京双边关系的制约。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和一个既有的主导性大国，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和国际格局的走向。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舞台及其影响首先定格在和投射到亚太地区。“中国和美国决定了亚太安全的气候”[43]。

　　21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亚洲世纪”，恰恰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巨量的财富和智力资源，其中中国力量的上升是重要因素，吸引了比其他变量更多的全球注意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报告断言，当代国际局势的最重要现实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以及中国在全球力量转移过程中的中心地位。[44]如何处理与上升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是“聚合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主题。尽管中美双方不断重申各自的合作意愿，但双边关系还是进入了一种低位徘徊、慢性发展的轨道。被认为对中国持务实友好态度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相继离职，以及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后续影响，似乎印证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如下判断：安全困境的逻辑时常困扼、损害共同利益的诱惑。国内政治考虑为外交设定了界限，一方的行为往往被另一方解读成围堵或反围堵措施，挑战和反应盖过了沟通和对话。战略互疑和“信任赤字”好像在两国同时增长，双方均担心对方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谋求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45]

　　所幸的是，现在大多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美国追求一种与中国对抗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伊肯伯里指出，尽管自由主义议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当今世界的大国政治，扩展和加深民主、繁荣与国际制度合作，但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应平衡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责任与“适当地认识到其他大国深植于历史的利益和诉求”。[46]基辛格也强调，与中美“从危机管理到界定共同目标、从解决战略矛盾到避免这些矛盾”的优先性相对照，美国批评中国的代价必须被反复掂量。[47]克里则认为，在一个包含从中国崛起到经济、安全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无比复杂的世界，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单独由无人驾驶飞机和力量投送来定义，它还需要优先运用外交努力应对挑战。“美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于一个稳定而繁荣的担负起大国责任的中国，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也按规则行事的中国。我们都与中国的成功利害攸关，正如中国同我们的成功利害攸关一样”[48]。上述政策建言与“聚合安全”战略的要旨并不矛盾，相反却有助于保障在一个“亚洲世纪”中的美国利益。惟其如此，在未来的地区安全结构建设中，谋求中美协调应成为“聚合安全”战略的题中之义。如果多边主义一如既往地缺位，美日、美韩同盟就会被中国和朝鲜视作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余毒。因此，为给“聚合安全”战略创造合适的运行条件，美国不但应该把亚太双边安全同盟体系整合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框架，并通过构建美中日战略对话寻求美日联盟与中美关系的和睦，[49]还应欢迎和支持其他形式的小多边合作，如由中日韩峰会讨论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此外，“聚合安全”战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美国高层决策者如何看待所谓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相关。无论怎样解读，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据信是为了在亚太地区集中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曾对空海一体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其2010年报告中指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回应“美国军队今天面临的一个新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努力开发强大的战区反介入能力，这种能力威胁到美国力量的投送，使之变得日益危险，而且在一些情况或环境下这种投送的代价是巨大的”[50]。为了在一场假想的战争中确保美军的安全，空海一体战强调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摧毁敌军武器系统及设施。显然，这是一种与美国整体安全战略相脱节的危险的军事战略，因此引起了亚太国家持久的关注、困惑甚至疑虑。空海一体战的践行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构想和实践。[51]

　　结论

　　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承诺遗产的制约。随着美国即将彻底摆脱伊、阿战争的羁绊，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将进一步加速，并逐渐勾画出清晰的脉络。奥巴马政府相信全球力量格局正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变化中的力量分布意味着正在向一个‘多节点’的世界演进，其特点更多体现为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的、利益驱动的联盟，而不是敌对阵营之间僵化的安全竞争”[52]。亚太地区尤其如此。这里是世界上利益交汇最复杂、安全环境最危险的地区。如果处理得当，一种利益驱动的合作对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都是有利的。当然，这要求华盛顿避免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择其一端，而应以一种“聚合安全”的方式明智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寻求达到传统的战略目的。

　　“聚合安全”战略的全面拓展和实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亚太快速演进的地区情境，以及中美关系格局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为这一战略构想和政策实践划定了大致界限。从美国全球战略部署来看，外界也无从知晓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亚太战略布局。未来，双边主义仍将主导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安全机制。尽管如此，“聚合安全”战略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却是清晰可辨的。它不仅试图修正和丰富轴辐体系的核心价值，而且势必导致美国与其盟国的双边关系发生创新性的改变，从而形成基于盟国和伙伴之间互联与协调的亚太安全结构。[53]可以预料，今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保持进攻姿态，但会更多地使用多边安排、温和方式，以及非军事诱导。诸如继续推进更高层次的同盟责任分担、加强和拓宽多“辐”之间的防务联系、构建多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塑造广泛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战略安排，将成为美国亚太“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表现。

　　注释：

　　[1]"Beijing’s Brand Ambassador," AConversation with Cui Tiankai, May 16, 2013,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discussions/interviews/beijings-brand-ambassador?page=show.

　　[2]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July/August 2007), p.12.

　　[3]此处统计不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这两个国家2012年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二大货物出口市场。参见The无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op TradingPartners-Total Trade, Exports, Imports,"Year-to-Date December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top1212yr.html.

　　[4]USTR，"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nnouncement," available at: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09/december/trans-pacific-partnership-announcement.

　　[5]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Century,"　November 10,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6]Kishore Mahbubani, "Smart Power, ChineseStyl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3, No.4(March/April 2008), pp. 68～77.

　　[7]Sewell Chan,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DavidE. Sanger, "Obama’s Trade Strategy Runs IntoStiff Resistenc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11, 2010.

　　[8]Robert M. Gates, "Remarks in EisenhowerLibrary(Defense Spending),"Abilene, KS, May8,2010,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67.

　　[9]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军费开支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参见"China’snMilitary Rise: The Dragon’s New Teeth," TheEconomist, April 7, 2012, p.27.

　　[10]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Hirofumi Nakasone,"Tokyo, Japan, February 17,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465.htm;-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Partnership," Tokyo, Japan, April 1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11]Victor Cha, "Values after Victory: TheFuture of U. S.-Japan-Korea Relations," PacNet,No. 30, August 2, 2002.

　　[12]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1999), pp. 81～118.

　　[13]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Quadrennial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 C.,February 6, 2006, pp. 6, 88.

　　[14]以上关于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也可参见William T. Tow and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WorkingPaper 2007/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December 2007, pp. 6～12.

　　[15]“聚合战略”并非出自国际政治学科的术语，而是源于管理学，本义是指一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或对技术投资进行更好应用的方式。根据最早提出“聚合安全”概念的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陶(WilliamiT.Tow)的定义，“聚合安全”是一种处理地区安全体系的变化的战略，它旨在推动主要以排他性的双边安全安排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向某种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安全安排架构转变。参见WilliamvT. Tow，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Convergent Security(Cambridge, 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lliam T.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p. 32. 但是，本文所论及的“聚合安全”在此意义上有所延伸和扩大。

　　[16]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Washington，D.C., May2010.据统计，奥巴马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使用engage/engagement共计61次，远多于克林顿当年在《参与与扩展战略》中使用的20多次。

　　[17]Hillary Rodham Clinton, "Overview of Tripto Asia," Tokyo, Japan, February 15, 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45.htm;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Asia Relations: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the Asia Society,New York, Febr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rhtm.

　　[1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8,2013.

　　[19]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Singapore, June 1, 2013, available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85;cChuck Hagel, "Speech in CSIS Global SecurityForum,"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h=1814.

　　[20]Kurt M. Campbell, Nirav Patel and VikramJ. Singh, 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Asia,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Security, June 2008, p. 72.

　　[21]Robert M. Gates, "Helping Others DefendThemselves: The Future of U. S. SecurityAssist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3(May/June 2010), pp. 2～6.

　　[22]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77页。

　　[23]Peter Epps, "Analysis: From Opera toExercises, U. S. and China Deepen MilitaryTies," Reuters, May 22,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5/22/us-usa-china-military-analysis-idUSBRE94L0X920130522.

　　[24]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The Asia Society, NewYork, March 11,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5]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Relations :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pp.186～187.

　　[26]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63, No. 4, December 2009, p.444.

　　[27]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9]多国主义与多边主义不同，前者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美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见Williame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 of Engagement: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under anObama Administration," p. 446.

　　[30]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31]Tobias Samuel Harris, "A Problem-orientedor Partner-oriented US Asia Policy, " ObservingJapan, June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observingjapan.com/2008/06/problem-oriented-or-partner-oriented-us.mhtml.

　　[32]Choi Kang, "A Changing East Asia and U. S.Foreign Policy," May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south-korea/changing-east-asia-us-foreign-policy/p28385.

　　[33]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Chuck Hagel, "Speech i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Studies(Shangri-La Dialogue). "

　　[34]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1(Summer 1997), pp. 86～124; John J. Mearsheimer,"Pull Those Boots off the Ground," Newsweek,December 30, 2008; Stephen M. Walt, "OffshoreBalancing: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November 2, 2011, available at: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02/offshore_balancing_an_idea_whose_time_has_come.

　　[35]Michael H. Armacost and J. Stapleton Roy,"American Overview: Asian Policy Challenges forthe Next President," in The Asia Foundation,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2008, pp. 74～75.[36]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

　　[37]Hillary Rodham Clinton, "Nomination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D. C., 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38]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39]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p. 40～41.

　　[40]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p.454.[41]Christine Parthemore and Will Rogers,"Blinded: The Decline of U. S. Earth MonitoringCapabilitie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Security," Policy Brief, July 2011, p.4.

　　[42]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 18.

　　[43]"Not Littorally Shangri-La: The SouthChina Sea Becomes a Zone of Eternal Dispute,"The Economist, June 11, 2011, p. 50.

　　[44]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p. iv.

　　[4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 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 4, March 2012, p. 5; Elizabeth Economy,"Xi’s Tour Won’t Fix the U. S.-Chinese ’TrustDeficit’: The Long March to Mutual Respect,"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5, 2012, available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36/elizabeth-economy/xis-tour-wont-fix-the-us-chinese-trust-deficit.

　　[46]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Unravelling of the Cold War Settlement,"Survival, Vol. 51, No. 6, December 2009/January2010, p. 55.

　　[47]Henry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 2011), p.513.

　　[48]John F. Kerry, "Statement of Senator JohnF. Kerry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4,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John%20F%20Kerry%20Testimony.ipdf; 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

　　[49]Yoichi Funabashi, "Keeping Up with Asia:America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Affairs, Vol. 87,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8),p. 113.

　　[50]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Point-of 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Executive Summary, CSBA, 2010, p. ix.

　　[51]Amitai Etzioni, "Air-Sea Battle: ADangerous Way to Deal with China, "The diplomat,September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9/air-sea-battle-a-dangerous-way-to-deal-with-china/?allpagesl=yes.

　　[52]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11,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8,2011, p. 2.

　　[53]Wu Xinb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Asia-Pacific Strategy," China InternationalStudies, May/June 2012, p. 92.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9/24

旧文章ID：342

作者：朱玲  来源：《理论月刊》2014年第8期

　  国际关系理论界，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出现理论趋同之后，为百家争鸣创造了客观条件。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一枝较为突出，改变了以往单纯从认识论、方法论上进行研究的现状。究其来源，有三大主要来源：社会学，语言学，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最早出现在心理学界，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奥努夫最早把建构主义一词引入国际关系中来。他是著名的规则建构主义者，其观点是规则来自言语行为，与施动者互相建构，形成统治。建构主义吸收了很多学科的理论，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后，建构主义吸收了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的权利”，海德格尔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书中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是一种存在，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也对国际关系留下深刻的印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重视国际关系而忽略从微观上对语言的研究。国外对于政治话语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古希腊的修辞学乃是关于政治话语研究的开始，直至近代（20世纪80年代）兴起和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莱考夫认为政治和语言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提出的隐喻对政治话语的研究更是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后来人。

　　国内秦亚青最早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介绍进来，刘永涛则从语言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方面，探讨了语言与安全，语言与身份建构等。孙吉胜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语言与建构主义，也同样阐释了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尤泽顺研究了政治话语批判性分析的动态，指出了政治话语研究没有理论指导的缺陷。语言学领域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如：王佐良和丁往道从文体学方面对政治话语进行分析，李战子、庞超伟以奥巴马的6篇访华演讲为研究对象，试图创建一个外交话语分析模式。近来，用韩理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国际关系话语的研究也日益兴盛，丁峻以美国总统的19篇演讲为语料，使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从词汇、句法和修辞几个方面对语料进行了分析。

　　总之，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都重视物质因素，而非物质因素，如，语言，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美国在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采用一些有诱导性和利己性的政治话语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新的研究点。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对另一国语言解读错误的话，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1］（P28）

　　可喜的是，现在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研究范围广泛，如切尔顿关于核武器争论的语言研究，德国学者对法西斯语言的研究，对9.11的语篇解读，还有的涉及法律、医疗、种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内研究除了理论方面的探讨之外，则侧重美国总统的演讲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纵观古今中外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者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往往欠缺，侧重点在国际关系实践上，对政治话语的微观研究不够，尤其缺乏第一手的英文讲稿的分析。而语言学家则相反，重视对文本的解读，能够从文体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方面对政治话语进行分析，而欠缺的却是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国际关系理论支撑的政治话语分析就显得零星杂乱。本文将以美国奥巴马总统政治话语中的伊朗为例，从选举政治，日常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三个方面用建构主义理论结合奥巴马总统的英语演讲材料来分析语言学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把建构主义理论和非批判性话语分析（语境分析，修辞分析，文化分析等方面）融合在一起。

　　一、伊朗与选举政治

　　政治话语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政治话语的典型代表当属总统竞选中候选人的演讲。这些演讲在国际关系学界意义重大，但就语言本体而言，同样对语言学界价值非常。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BarackHusseinObamaII，1961.08.04-），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56届、第57届美国总统（连任）。2012年11月6日（北京时间2012年11月7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成功连任。下面是2008年10月奥巴马在蒙塔那州比灵斯进行的一次竞选造势活动上的一段演讲。为争取选民，是针对麦凯恩言论的一次辩论，由此来看当选总统不仅是单纯的政治事件，更凸显了政治话语的重要性。

　　“AndsoIhavemadeitclearforyearsthatthethreatfromIranisgrave，butwhatIhavesaidisthatweshouldnotjusttalktoourfriends，weshouldbewillingtoengageourenemiesaswell”.［2］

　　译文：（多年来我非常明确地表示，来自伊朗的威胁非常严重，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仅仅同我们的朋友商谈，我们也应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接触。）在这篇演讲中使用第一人称单数I（我）在于强调说话者奥巴马自己的观点，We（我们）在这里具体指的是“美国人”，We运用之妙在于把听众无形中拉入了演讲者的阵营。如此，便轻松建构出奥巴马自己的支持者。

　　“ThereasonIranissomuchmorepowerfulnowthanitwasafewyearsagoisbecauseoftheBush-McCainpolicyoffightinganendlesswarinIraqandrefusingtopursuedirectdiplomacywithIran.TheyaretheoneswhohavenotdealtwithIranwisely.”［3］

　　译文：（伊朗今天之所以比几年前更加强大，其原因在于布什–麦凯恩无休止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以及拒绝奉行同伊朗进行直接接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他们在不明智地同伊朗打交道。）

　　在此竞选演讲中，奥巴马希望以更精明的态度处理伊朗问题，而不是采取共和党一味的强硬政策。从前任政府来看，对伊朗遏制，拒绝对话和接触，打压其核武器发展，这些策略收效甚微。因此奥巴马为了显示与之前政策的不同，提出与伊朗接触与会谈，以此拉拢和挽回民众的失望情结。

　　在句型的运用上，这段话中有一个and组成的并列句，把布什政府对伊政策中的两个大的失误点连接起来。其后紧跟一个强调句，并且强调的内容是人ones（布什–麦凯恩），着重指出是他们而非其他人实施了错误的对伊政策。

　　“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文化源远流长。它根植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英国传统文化。”［4］（P133）

　　这些话语是美国选举文化中典型的代表。古希腊的修辞学不仅是一门语言的技艺，更是以“说服”为目的的政治手段。因此，语言的神奇功效可见一斑。美国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与政治演讲密切相关。为了拉选票，不惜“出言不逊”，拿吸引眼球的事件说事，比如，冷战时期，拿苏联说事。奥巴马竞选抓住布什政府伊朗政策无进展的情况，反其道而行之，抓住民众心理，以此说服民众，获得选票，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可以通过其获胜后，对伊朗政策逐渐强硬来得到证实。“竞选时大言哓哓，上台后另行操作，这是美国政治游戏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竞选文化”。［5］

　　二、伊朗与日常政治

　　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是用来影响操纵人民的思想及感情。奥巴马是公认的演讲明星，更是将这种操纵上升为一种艺术。或许是他非洲裔的身份，这种无形中的社会认知（对黑人积极的认知部分）唤起人们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美国历史上，“事实证明美国的外交话语一直注重主动地影响民众认知。威尔逊时期就认识到：必须通过特定的话语来影响大众观点，推销政府的政策。”［6］（P1）

　　修昔底徳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伯里克利的记叙，恐怕是对政治家演讲才能最有力的肯定，当然，修昔底徳认为是因为伯里克利非凡的品德，才赢得民众，其后的政治家却靠着浮夸之词左右民众。

　　2010年9月24日奥巴马在接受BBC波斯语频道采访时谴责伊朗总统关于9·11事件的言论，表示内贾德的发言是“侮辱性的”，“充满仇恨”和“无法原谅”。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会将奥巴马的发言放到网站上，让奥巴马的言论为更多的人知道。媒体自然成了奥巴马政府言论的宣传者和推动者。

　　Mr.ObamawasspeakingataninterviewwiththeBBCPersianService.“Itwasoffensive.Itwashateful.AndparticularlyforhimtomakethestatementhereinManhattan，justalittlenorthofGroundZero，wherefamilieslosttheirlovedones，peopleofallfaiths，allethnicitieswhoseethisastheseminaltragedyofthisgeneration.Forhimtomakeastatementlikethatwasinexcusable.”［7］

　　奥巴马使用“侮辱性的”，“充满仇恨”和“无法原谅”来识别指涉对象的身份，以此建构出了内贾德敌对美国的形象。使用“losttheirlovedones”，“seminaltragedy”这些或煽情或带有民族危亡感的词语，更是让民众从心里愤恨伊朗。若干年后，如果史料缺失，后人还可以以此来重建历史。在句型上使用了强调句“Itwas…”，不仅表达了演讲者内心的愤怒，还把自己的情绪传染给了听众。与其参加竞选时对伊朗的态度明显开始不同。权力运作不同，导致了话语也跟着变化。

　　2013年2月12日，在众议院会议厅召开的第113届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其中涉及伊朗的一段话是：

　　Likewise，theleadersofIranmustrecognizethatnowisthetimeforadiplomaticsolution，becauseacoalitionstandsunitedindemandingthattheymeettheirobligations，andwewilldowhatisnecessarytopreventthemfromgettinganuclearweapon.［8］

　　译文：（同样，伊朗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达成核问题外交方案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因为多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义务，而我们将采用必要手段防止他们拥有核武器。）

　　在用词上使用了表示强制的“must”，奥巴马的演讲中多次用到情态动词“must”，例如，Inreaffirmingthegreatnessofournation，weunderstandthatgreatnessisnevergiven.Itmustbeearned.译文：必须努力赢得。这里体现了他的决心—为了改善美国的决心。而“theleadersofIranmustrecognizethat”这里的“must”体现了奥巴马固执、不满、强硬的一面，准确传达了他对待伊朗核武问题的态度。这段关于伊朗的演讲用的都是陈述语句，表明演讲者的态度明确肯定，毋庸置疑，向听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美伊关系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不亲美的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其次，从决策过程看，美国当局始终在“冷战”理念支配之下，以遏制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为战略出发点，在伊朗的目标是力图维持或培植一个亲西方政府，使之成为在中东对抗苏联的据点。”［9］（p115）

　　“建构主义学者常常使用温特所举的例子：对于美国来说，英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构成威胁，但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极大的威胁。”［10］（P4）因此美国对于不同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同的，就其实质来说，奥巴马和前几任政府对伊朗核武器的看法并无不同，肯定是坚决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他会认为这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奥巴马的话语产生了两大目标：其一是“无法原谅”伊朗，其二是“我们将采用必要手段”这个美国将担负起来的责任。

　　三、伊朗与美国的对外交往

　　“伊朗是中东大国，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显著，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11］（P95）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关于核问题警告伊朗。这次演讲被看做是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奥巴马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外交政策演讲。

　　Timeandagain，ithasfailedtotaketheopportunitytodemonstratethatitsnuclearprogramispeacefulandtomeetitsobligationstotheUnitedNations.？

　　Makenomistake：Anuclear-armedIranisnotachallengethatcanbecontained.ItwouldthreatentheeliminationofIsrael，thesecurityofGulfnations，andthestabilityoftheglobaleconomy.Itriskstriggeringanucleararmsraceintheregion，andtheunravelingoftheNon-ProliferationTreaty.

　　That’swhyacoalitionofcountriesisholdingtheIraniangovernmentaccountable.Andthat’swhytheUnitedStateswilldowhatwemusttopreventIranfromobtaininganuclearweapon.［12］

　　译文：（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机会，不表明其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并且未能满足联合国对它的要求。毫无疑问：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不是一个能够制约的挑战。它将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它可能在该地区触发核军备竞赛，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果。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多国联合阵线要求伊朗政府承担责任。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

　　受到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影响，韩礼德提出了语篇衔接，两个不同的成分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在相距较远的两个句子中，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成分意义是有关联的。韩礼德将衔接划分为5种：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词（conjunction）、词汇衔接（lexicalcohesion）。第一段中出现的“it”和第二段中出现的“Iran”便是人称照应，“That’swhy…”中的“That”是指示照应，照应可以使听众的思路紧跟演讲者的步伐，起到有效沟通的作用。“Andthat’swhytheUnitedStateswilldo…”句中的“do”替代了后面的内容—美国将惩罚伊朗的行动，免于重复。再一个是“连接词”这段演讲中多次出现“and”，使语篇紧凑，意思连贯有力。最后是“词汇衔接”，在“theeliminationofIsrael，thesecurityofGulfnations，andthestabilityoftheglobaleconomy.”中，奥巴马使用elimination、security、stability三个同义词突出了伊朗核武的威胁性及美国天赋使命的心理。奥巴马短短三段演讲中涉及到了语篇衔接中的四个技巧，不愧为大家公认的演说高手。国际关系理论中反思主义盛行后，开始关注身份的作用，是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话语产生了身份，身份和政策相互影响。”［13］（P46）通过一个时期内某种话语出现的频率，就能看出本阶段的政策如何。

　　这段演讲充分体现了美国“天赋使命”的情怀，是上帝选定的国家，肩负着拯救世界的责任，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以基督教为信仰寻求志趣相投的伙伴，伴随着日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圣经》中也有世界将会不断变化的预言，与伊朗伊斯兰信仰发生观点相左也是在所难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早已为世界熟知。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圈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

　　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来源于基督教思想，盟约神学、人性堕落、上帝选民。当然，也不乏宗教利益集团宣扬自己的主张，操控选举的。但其潜在的基督教文化，用词上也无不透露的宗教背景，理所当然会影响与其有同样背景的美国民众。更何况，总统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力、国家的象征，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民族和道德。这也是奥巴马获取民众极大热情支持的原因之一，然后会坚定的跟随他的步伐，谴责和制裁伊朗。

　　四、结束语

　　本文重点研究建构主义批判性的观点及语言学中修辞分析，语境分析，文化分析等非批判性分析融合起来，凸显语言学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同时也希望为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一些启示。从文中可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话语的威力是无穷的，奥巴马总统把自己的意志输入给普通民众乃至伊朗和全世界人民，这也是话语霸权的体现。

　　语言“具有建构事物的功能。如果说国际关系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是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么不同的语言则往往表达着不同的“世界”，并建构或重建着不同的“历史”和“真相”。语言可以成为决策者制造和想像“外来威胁”或“敌人”、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14］（P29）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用角色转换来说明国际政治事件的。从以上奥巴马总统竞选演讲到日常政治、国情咨文再转到对外交往中的联合国会议，这一个过程中提到的政治话语“伊朗”，明显由最初希望接触的意向转入到了对伊制裁的道路上。本文期望能把政治话语分析作为风向标，从中看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9/10

旧文章ID：341

作者：唐彦林、卢馨尧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战略重点的“东移”，克林顿政府曾先后两次出台《东亚战略报告》。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初期，更是将中国列为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9·11”事件暂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走向。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战略向东移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奥巴马政府就职以来，延续并强化了这一趋势，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虽然美国政府多次宣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是一项长期战略，但由于美国国力有所下降、国内因素制约和国际热点牵扯美国注意力等因素的制约，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连续性、深入性和长远性曾多次受到质疑。但尽管如此，可以确定的是，奥巴马任总统以来的亚太政策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试图借助亚太经济快速发展拉动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尽管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亚太政策有所波动，但其作为美国的长远外交战略并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特点

　　保持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的延续性并作出相应调整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重要的外交政策特点。2012年11月，奥巴马竞选连任成功后，首次出访地就选在了亚洲，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并参加了东盟峰会。这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第五次出访亚洲，这表明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亚洲仍将是其战略重点，也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前夕，2012年11月15日，时任奥巴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奥巴马亚洲之行和亚洲政策发表演讲，他表示，奥巴马连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亚洲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亚太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将是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外交政策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会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外交遗产。①

　　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德斯就奥巴马出访亚洲也表示：“很多人询问我们第二任期的工作议程，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第二任期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坚持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也是他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延续。我们将此政策视为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扩大美国出口、提升美国在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的领导地位并在这一地区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这些都是这一议程的主要目的。让我简略地为你们介绍这三站，因为每一站都暗示着我们的亚洲政策。泰国代表着美国对盟友的关注；缅甸是美国努力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关键国家；柬埔寨则代表了美国在多边组织中的承诺，即塑造亚太地区的规则。我们从泰国着手，因为亚太地区内的盟友是我们实现诺言的基石，而泰国又是美国一直以来的长期、亲密的盟友。这是一个使美国重新确认这种关系的机会。”②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最为突出的外交举措就是制定并实施了较为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2013年1月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就职以来的政府人员任命和政策调整来看，其亚太政策出现了一些与其第一任期不同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地缘战略调整上，施行欧亚并重，东亚和中东、东南亚和东北亚并重的战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长期以欧洲为地缘战略的核心。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侧重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升亚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向亚洲倾斜。美国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忽视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长期以来，大西洋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其欧洲盟友的疏远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和担心。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亨利埃特·吕茨就提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但是在欧洲，它却引起了一种忧虑，即美国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失去兴趣。对于这种担忧，奥巴马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示，美国的战略转移对欧洲来说是一次机遇，而非威胁，是为了能更好地巩固跨大西洋伙伴间的合作。华盛顿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重返亚太政策的转移范围和方式，而不是这一政策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这使得来自欧洲的观察家们很不安，因为奥巴马政府计划，到2017年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人数从万人减少到七万人，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将转向亚洲的举动视作背离欧洲。”③

　　美欧关系的疏远也制约了美国对外政策能力。因此，第二任期伊始，奥巴马政府开始修正这一政策偏差，表现在：第一，奥巴马总统任命长期研究跨大西洋问题的两位专家在第二任政府中担任要职，即约翰·克里担任国务卿以及查克·哈格尔担任国防部长。奥巴马政府认为，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担心主要来自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对克里和哈格尔的任命则向欧洲传达了一个讯息，即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中将比以往更加重视同欧洲国家的合作。2014年2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参加了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哈格尔在会上表示，他和奥巴马总统认识到，应对全球和地区威胁及挑战时，美国将欧洲视为不可或缺的伙伴，未来需要加强美国与其盟友继续发展和加强伙伴关系的新时期，特别是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④

　　第二，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务卿希拉里打破近50年来美国新政府国务卿访问欧洲的惯例，2009年2月首次出访选择在亚洲，而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新任克里国务卿首访欧洲和中东，从2013年2月24日至3月6日，克里在11天内访问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九个国家。第三，美国一改以前一味推动提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做法，开始提出并着手建设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协定达成，则可以推动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增长，恢复竞争力，并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提升各自的国家实力。2014年2月，克里表示，2014年要复兴跨大西洋共同体，在经济繁荣、共同安全以及维持共同价值观方面加强合作。美国和欧洲需要团结在一起，注重发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投资和创新。同时，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也与其欧洲盟友积极沟通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在亚洲内部，中东和东亚并重。在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情况下，克里国务卿依然选择欧洲和中东作为上任后的首访地区，访问土耳其、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部长级会议及最后访问卡塔尔，并和受访国家讨论了叙利亚、阿富汗和中东和平问题，改变了对中东的相对忽视状态。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主任阿莫斯·雅德林表示，尽管美国将外交事务的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但是这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仍保持着重大关切。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中东将主要面对四个挑战：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内战、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转型以及巴以和平进程。⑤

　　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中东也成为美国的外交重点。这表明，在将外交资源转向亚洲的同时，美国也开始加强与欧洲在中东和非洲问题上的合作。

　　而在地缘政治更加狭小的东亚区域内，对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侧重也有所改变。前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两个方面：面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以及在亚太内部实施再平衡战略。多尼隆认为，过去美国把很多力量集中在东北亚，但如今将更加重视东盟。他强调了东亚峰会作为讨论政治和战略议题平台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美国将和诸如泰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积极发展关系。“亚太再平衡”包括亚洲内部的再平衡。为此，美国正在塑造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奥巴马政府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不仅是为了分配对亚太地区的更多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还为了在亚洲内部实现再平衡，因为东南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⑥

　　2．继续运用综合性手段全方位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更侧重经济和价值观手段。2013年3月，时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表示，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多方位战略：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增强区域机制的功能，帮助建立促进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结构。这些就是美国战略的支柱，而再平衡意味着投入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实现这一切。寻求利用美国的各种力量———军事、政治、贸易与投资、发展和美国的价值观。⑦

　　在军事安全领域，奥巴马政府利用朝鲜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等继续加强对亚太的全面军事部署。美国以应对所谓朝鲜“威胁”为借口，频繁调动军力，美国国防部先后派出两艘拥有导弹防御能力的驱逐舰“麦凯恩”号和“迪凯特”号到西太平洋预定地区，还在关岛部署了一套先进的陆基导弹防御系统。同时还派出B2和B52轰炸机参加美韩军演，希望以此威慑朝鲜。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名为中立，实则明显偏袒日本，并借机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2013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明确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五年预算计划中，高度重视可快速部署的有自我维持能力的部队建设，例如潜艇、远程轰炸机和航母战斗群等。美国打算优先将最先进的平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包括将F-22猛禽和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部署到日本，以及四艘“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艇部署到关岛。⑧

　　克里多次强调，经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侧重运用经济援助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作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举措。美国加大了对缅甸的支持援助力度。2012年，美国重建了国际开发署仰光办事处。在2012和2013财政年度，美国向缅甸提供了1.7亿美元援助资金，支持在缅甸扩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范围，包括推动社区的包容性发展、减少贫困、加强当地治理能力建设计划。美国还重启了富布赖特计划，2012年2月在仰光举行了首次美国大学博览会。2013年1—3月，美缅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000万美元，包括美国对缅甸8900万美元的出口和从缅甸向美国的100万美元进口。2013年5月，美国和缅甸签订新《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奥巴马政府亚太经济政策的核心。2012年6月，墨西哥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第10个谈判国，2012年10月加拿大宣布加入谈判，成为第11个谈判国，2013年4月，日本成为第12个谈判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计将占全球的近40%，并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2013年11月20日，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以“美国的未来在亚洲”为题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比在任何地区都大。因此，对亚太的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无论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点，美国都将继续深化对这个至关重要地区持久的承诺，并表示将在加强安全、扩大繁荣、增进民主价值观以及促进人类尊严四个关键领域加以推进。总体来看，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依然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作一项长期战略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加以推进。克里在其担任国务卿的第一年里，四次出访亚洲，会见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十国的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和许多太平洋岛国的国家领导人；与国防部长哈格尔、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共同主持了多次部长级会议；与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一道接待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多次地区性多边会议。

　　3．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重要内容。对华政策协调依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核心。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是修正小布什政府时期忽视亚洲的战略失误，平衡中国在亚太空前增长的影响力，维持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毫无疑问具备遏制中国的成分，并引发了中美是否会走向对抗的担心。“在美国形象因伊拉克战争和单边主义行为遭到破坏期间，中国积极推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不仅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外交形象，而且也在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多边外交的主导性力量。”⑨

　　然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遏制中国不仅会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还将破坏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繁荣。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和不确定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如何确立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防止出现崛起大国与守成强权之间必然发生结构性冲突的历史宿命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美国方面来看，奥巴马第二任期主要内阁成员大多是务实的温和派，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比较客观。如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第二号人物，还曾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2005年8月10日，哈格尔在《金融时报》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美国须明智处理对华关系》的专栏文章。他认为，美中两国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共同基础上发展伙伴关系，对两国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的美中双边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必然走向互相敌视，决不能让偏执观念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一个重要反应是加强在该地区的联盟和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东盟的关系，与东盟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的稳定作用。⑩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雅各布·卢表示，奥巴马总统坚定致力于加强美中合作，继续保持美中关系的连续性。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这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之间首次面对面接触。通过会晤，两国元首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双方谋求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开启了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当然，如何管控双方的分歧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中美两国还是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观点，在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我们会继续在市场、资源与影响力等方面进行竞争。同时中美两国也将继续采取措施，针对对方可能作出的不利行动实施对冲战略。”

　　在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但会出现一些新动向，比如，美国和欧洲关系重新升温后，美国和欧洲盟友会在对华政策上展开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

　　4．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出现了摇摆，其连续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和质疑。尽管在获得连任后，奥巴马首选亚洲进行出访，但由于国内政府关门，奥巴马总统取消了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之旅，这引发了对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是否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质疑。在2013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集中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但只关注中东问题。而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团队中，缺乏像希拉里国务卿和其副手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那样能够制定执行亚洲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新任国务卿克里是著名的大西洋主义者。同时，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初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关键职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长时间空缺，结果导致美国的亚洲政策缺乏明确的领导，严重制约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执行的连续性和系统性。由于美国自动减赤机制业已生效，未来十年内政府预算开支将在削减47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减5000亿美元，其中国防开支占绝大部分。这制约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资源投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注入了更多的经济动力，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终能否顺利签订生效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如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结束前，奥巴马总统不能劝说国会通过《促进贸易授权法案》，国会可任意修改TPP谈判协议条款，也可否决谈判结果，这将对于TPP和TTIP等美国与亚太国家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协定谈判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的谈判伙伴和美国的工商业界开始怀疑，白宫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能力说服国会通过《促进贸易授权法案》。

　　此外，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也会制约美国在亚太关注力的长期集中，分散美国的精力和资源的投入。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欧盟内部法德合作加强，美国与欧盟立场迅速靠拢，进一步促进了跨大西洋两岸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协调。奥巴马总统也必将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美国、北约和欧盟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支持反对派搞街头政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弗朗西斯·博伊尔认为，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就一直以北约为首要工具来做破坏别国稳定的勾当，先后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现在又轮到了乌克兰，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将把乌克兰拉入北约作为其战略目标，将乌克兰拉入欧盟是第一步计划，其最终目标是将乌克兰拉进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动因分析

　　1．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最深层次根源在于恢复、维持和扩展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霸权。维持和扩展美国霸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一贯目标，历届美国政府概莫能外，只是维持和扩展美国霸权的方式和方法有所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国家实力有所下滑，重振美国领导地位依旧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主要目标。而奥巴马政府恢复和扩展美国霸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除针对亚太地区出台应对性政策以外，还注重利用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重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标准的亚太秩序。2010年5月，美国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表示，就地区安全而言，美国对亚洲盟友和伙伴负有安全义务。对亚洲恪守承诺也是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在亚洲起领导作用的结果，而现在，这样的要求和期盼越来越强烈。除了传统安全挑战以外，亚洲国家对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等也有新的要求。此外，在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制定行为准则、通过法治来解决争端、保护个人人权等方面都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克里国务卿也表示：“美国的责任感不能仅在应对紧急情况时体现。它必须在预防灾害、加强联盟、建设市场、促进普世权利及支持我们的价值观中得到践行。国外发生的情况关系到国内，而正确把握这一点事关重大。”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继续把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除了向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力量作为维持亚太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外，还希望通过发展与亚太的经济合作恢复作为美国全球领导力重要基础的经济实力。此外，美国还通过宣扬“美国领导必要说”来为其维持称霸全球目标寻求理由。如美国学者认为，在各个地区以及在美国国内，批评人士都高声谴责美国缺乏领导能力以及美国正在从世界舞台上撤离。如果美国放弃全球领导力，整个世界就会出现混乱和混沌，尽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但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有强有力的联盟架构来支撑美国的领导，美国拥有全球利益促使其领导世界。

　　2013年8月，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提出，联合国对美国一系列利益实现至关重要，为了这些利益，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绝对必要”。

　　2．因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经济活力的突出表现，美国必然关注亚洲，美国的利益与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秩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继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与亚洲的成功紧密相关。

　　汤姆·多尼隆从经济角度说明了亚洲对美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按市场汇率来衡量，亚洲的GDP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预计到2015年将增长到30%。美国25%的商品和劳务输入来自亚洲，而出口到亚洲的商品和劳务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0%。与亚洲的贸易为美国创造了24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长。因此，美国对亚洲活跃的贸易和在亚洲的投资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并有助于其长远经济能力的提升。”

　　2013年3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什顿·卡特访问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向美国的盟友、安全伙伴表示，在美国大幅削减预算和政治内斗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承诺履行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安全义务，并认为，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助于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2013年3月21日，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亚太地区包括了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一些增长最快、未来潜力巨大的经济体；美国绝大部分越洋贸易经过这一地区的航运通道；亚洲的区域安全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再平衡提供一种机会，建设合作、信任和作出稳定预期的有韧性的相互关系，这将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有助于美国随时准备好应对未来的共同挑战。

　　3．针对中国。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途径是遏制类似于前苏联那样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出现。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宣称欢迎中国的繁荣和强大，但遏制中国崛起，使用综合性手段试图和平演变中国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目的就是“平衡”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于亚太地区事务，这体现在关注方式的变化上，而不是美国政治目标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包括政治稳定、海上贸易、自由和民主的推进以及人权保护，这是美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另外，奥巴马政府这些亚太政策背后的目标是：处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长期的挑战，同时，中国深化融入国际社会。”

　　奥巴马政府依然延续了冷战后贯穿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对中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并体现出新的特点，即美国对华对冲政策从原来的“接触加限制”、“合作加防范”转变为“相互依存加制度约束”。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化，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国在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这表现为：一方面，美国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希望通过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脱离金融危机泥潭，与之相伴随的是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拉拢中国邻国共同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对冲。在实施对冲战略时，注重运用制度和规则因素来制约中国，如以所谓“维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来介入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对南海九断线作出国际法解释等。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即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建设性关系的同时，努力加强与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全球挑战，包括从气候变化到核不扩散，再到亚太安全挑战等问题上开展合作。2014年1月，候任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提出，如果他能获得批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希望能达到如下两个最重要的目标：第一，与中国发展对美国工商业和工人有利的经济关系。第二，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并鼓励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认为，这两个目标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有助于在一个更安全和更繁荣的世界上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推动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要求中国为维护帮助其崛起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承担责任、作出更多的贡献。中美双方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冲突获得的利益。

　　三、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主要影响

　　就亚洲而言，美国是“域外霸权”。普遍认为，美国的存在对东亚地区整合，构建合作秩序是一种消极因素。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合作不但采取不支持的态度，还千方百计阻挠、干涉。美国主张，亚太地区应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维持和强化亚太国家对美国中心地位的认同和服从。实际上，美国主张，亚太地区未来秩序必须走向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而不是亚洲国家撇开美国“另立门户”，特别是要阻止中国在东亚获得主导地位。东亚合作离不开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度介入东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不仅局限在军事安全领域，政治经济领域也深受美国的关注。

　　1．美国战略目标决定了其亚太政策必然给亚太带来动荡，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其优势主导地位，保持地区力量均势并防范挑战势力的崛起。因此，美国必然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为干涉亚太事务寻找借口，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明确提出保持“中立立场”，但却明显偏袒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履行对地区盟国义务为理由，不断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撰写相关报告批评美国国防部“军事部署计划与相关亚洲战略缺乏必要衔接”。“美国亚洲战略的首要任务不应该是为了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作好准备，而是应该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并且在未来使中美间发生冲突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为了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塑造和维持一个平衡的环境，以防止和劝阻冲突的发生”。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关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基础上，也认为美国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行事，可能会导致中美在亚太地区发生动荡的前景。

　　实际上，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明显偏袒日本的做法，引发了东亚国家对美国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担心，既不利于中美关系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地区稳定。美国并不能像其承诺的那样为亚太地区带来更加稳定的地区环境，相反，会带来地区动荡的现实和隐忧。

　　2．将深刻地影响东亚格局和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走向。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合作获得了较快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东亚国家以东盟为主导，以“东盟10+3”为框架，以“中日韩10+1”和中日韩合作为重要支点，以实现东亚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东亚地区秩序为目标而不断努力。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防恐和中东地区，东亚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2009年，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提出“东亚共同体”这一理念时，将美国排除在外。他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意图在于，强化东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首先是建立中日韩三边合作组织，之后延伸到“东盟10+3”。2011年，中日韩在韩国首尔建立了秘书处办公室，并在2012年峰会上达成共识，开始商讨三国间自由贸易协定。

　　2013年3月，中日韩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了首轮谈判。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则是遏制东亚盟国的“离心倾向”，增加在亚太的存在，承诺履行对亚太国家承担必要“义务”，增加自身在亚太的吸引力，改善自身形象，并试图控制亚太地区事务，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推进亚太合作。从目前情况看，美国通过参加东亚峰会、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增加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等措施左右和影响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美国通过推动高标准的自贸区建设———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对冲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劝说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后，积极拉拢韩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架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美国试图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框架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为支柱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目的是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方案，防止亚洲国家日益依赖崛起的中国。

　　3．对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新挑战与新机遇。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重要驱动力是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在中国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潜能转变为实际地区影响力，从而营造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态势，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而从中美两国在亚太的互动关系来看，两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对抗和竞争为主的关系，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上的竞争、政治和安全上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中美两国为了实现各自利益、履行全球责任而必须进行合作，同时，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导致两国彼此对对方充满疑虑、猜忌和竞争。经济政治上需要密切合作，军事和安全上面临竞争甚至对抗，这种合作和竞争并存的关系是中美所面临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中美两国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中美之间权力转移趋势不断强化、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并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处理和协调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并已经具备较为充足的条件。首先，中美双方都有建立这一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第二，以往40年的合作积累，使中美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第三，中美之间有着90个政府间机制，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制度化保障。第四，这样的中美关系具有强大的民众支持。中美之间现有220对姊妹省州和城市。中国有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两万学生在华留学。第五，中美两国有着未来合作的巨大空间。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相互依赖趋势不断深化，对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责任不断增加，中美协调合作可以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中美贸易总量从1981年的50亿美元上涨到2012年的536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以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美两国也正在经济、贸易、能源、环境、人文和文化领域以及地方层次不断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共同利益。同时，改善和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推进双方新型军事关系建设。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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