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微博 来源：新浪微博
《留美最被忽视的关键步骤》 – 留美四年烧掉150-250万。但留美前八九个月被大部分同学白白浪费。这八九个月是美国大学整整一年的学业。【留美临行强化】第二期开始。跳过这个课程，入学后可要吃不了兜着走(来自 @头条博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10/27
旧文章ID：334
【中美航空生物燃料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作者：粮油市场报 来源：新浪微博
近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与波音合作建立的中美航空生物燃料示范项目在浙江杭州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将地沟油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预计每年将达到18亿升(5亿加仑)。此类航空生物燃料已经被用于超过1600个商业航班。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10/27
旧文章ID：333
【美中说法：美国和中国评论员对法学院的视角】
作者：美国驻华大使馆 来源：新浪微博
10月28日，周二，晚6：30到8：00。美中说法：美国和中国评论员对法学院的视角。在美国读法学院是什么样？北京大学法学院与之相比又是怎样的？对学生来讲有所谓的“通向成功的秘密”吗？美国和中国又有哪些类似和区别？这一期的座谈内容涉及美国和中国的法律教育。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10/27
旧文章ID：332
【惠普寻求将华三通信出售给中国买家】
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惠普公司寻求将旗下中国企业网络业务华三通信出售给一家本地买家，这又一次反映出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两国科技公司在对方市场开展业务能力的影响。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10/27
旧文章ID：331
读报：外媒解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周四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但有外媒认为，“法治”在中国将依然只是确保中央政府权威得到尊重的一项机制，而不是限制中共权力的一种手段。
美国《华盛顿邮报》 10月23日的报道说，周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之际承诺进行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将使法官办案时免于受到地方官员的干预，提高法官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共产党事实上依然将凌驾于法律之上。报道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清楚表明，共产党依然是中国的终极权威，公报所说的司法改革似乎主要旨在提高地方治理水平，安抚日益高涨的社会不满情绪。报道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话说，虽然十八届四中全会未发生里程碑式的变革，但外界也不应该对会议结果太过冷嘲热讽，尽管自由派学者会觉得会议公报不过瘾，但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好的。
报道说，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做出的改革承诺似乎与习近平从内部改革中国共产党、提高中共合法性的努力是一致的。习近平这方面的努力还包括将对社会的控制权力集中起来，遏止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同时对任何胆敢质疑中共最高权威的人进行打击。报道援引上海律师斯伟江的话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似乎只是在老调重弹，他预计共产党对司法程序的干预不会有什么改变。
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 10月23日的报道说，重点讨论“依法治国”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于周四闭幕，外界从此次全会的公报中可以了解到四方面的信息。首先，中央将采取行动降低地方官员对法律体系的控制;其次，中共承诺将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加大对官员的问责力度;第三，强调宪法的重要性;第四，公报明确申明，“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权威的下降。
报道说，增加施政透明度和官员问责度都符合习近平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努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特别呼吁在确保中国的宪法得到遵守方面，要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发挥更大作用。文章最后说，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的文字表述看，中国共产党将依然居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法治”依然只是确保中央政府权威得到尊重的一项机制，而不是限制中共权力的一种手段。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24
旧文章ID：330
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搞依法治国
作者：杰安迪, 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共产党领导人周四审议通过了对司法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能把法律制度变得更可预见，以解决对中国受政治影响的腐败司法制度普遍不满的问题，但同时保持党对法院的牢固控制。
决定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为期四天的秘密会议之后出台，国有新闻媒体把其宣传为“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一份公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尽管公报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但党表示愿意接受用更公正、基于规则的方法解决法律纠纷、起诉犯罪分子的决定，可能具有潜在的深远结果。支持者说，这将让中国的法律制度更有序，但批评者认为，这不大可能解决最严重的侵权问题。
专家表示，从最好的角度来看，改革决定可能会减少一些最不公的司法情况，这些情况导致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比如失地农民、被工厂欠薪的工人，以及上当的投资者。
但他们警告说，改革不会削减党的权力，党对针对其权威的挑战越来越不能容忍，也不大可能让法院完全摆脱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和干预。
具体来说，公报中诸如“人民权益”和“法治”的说法可能被误释，分析人士说，因为党对司法独立以及不可侵犯权利的定义与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公报在共产党将保留其对司法制度的最终控制权的问题上让人毫无疑问。
公报说，“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通过改革国家的司法体制，包括改进法官培训、提高法官工资，以及不让地方官员决定法院的预算和任命，习近平在试图防止对案件审理的某种干扰，这类干扰令普通老百姓愤怒，加剧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决定中讨论的内容包括，把对法院运行经费的拨款权转移到省级政府，剥夺地方当局对一些事务的影响，比如法庭维修或工作人员工资等，还包括授予法官们判案的能力，无需得到更高级法官的批准。地方政府也可能失去司法任命的权力。
“如果党要维持其合法性的话，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合法性不只是靠抽象的概念和时髦术语得来的，”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司法体制的助理教授孙晓(Flora Sapio)说。 “你需要给人民提供些具体的东西。”
但是，她和其他法律专家指出，习近平没兴趣创造一个可能做出不利于党的政策和利益的判决的司法系统，尤其是在对有政治敏感性、或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案子的判决上。
因此，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本周在香港东方日报网站上写道，中国政府谈“法治”，是像“一只声称有下蛋理想的公鸡”。
“那种政治制度在根本上与法治格格不入，”滕彪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们主要是想用法律来控制社会，控制公众。”
习近平改革司法体制的努力，与他针对官员展开的很受欢迎的反腐运动有许多类似之处，他企图限制一个庞大且有时贪婪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已经把中国的司法体系变成了一个索取贿赂和兜售影响的肥水槽。
周四发布的改革决定是为了防止翟志平经历过的那种卡夫卡式噩梦的发生，翟志平是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一名商人，他和妻子王彬因欺诈指控被关押了三年多，最后法庭以缺乏证据为由打发了他们的案子。
这对夫妇的案子涉及一笔做砸了的相对小规模的煤炭生意。他们在向法院起诉一位非常有人脉的商业伙伴欠16万三千美元(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款项未还之后，遭到便衣警察伏击，被拉到另一个县的法院，以欺诈罪受审。
他们被审了四次，每次都被判有罪，每次的判决上诉后都被推翻。在一次审理中，法庭判处他们有期徒刑8年6个月，之后法官表示道歉，说自己受制于更有权的官员，别无选择，那位官员的亲戚与那笔生意有关。
“他们一点也不尊重法律，”翟志平说，他和妻子在今年五月最终获释。“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钱，他们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搞钱。”
自从习近平2012年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解决体制中某些最糟糕的问题。司法部门推翻了一系列的死刑或长期监禁的错判。虽然中国处死的犯人人数仍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多，但据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统计，从2012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死刑使用减少了20%。
去年，政府废除了劳教制度，但仍保留了其他的法外拘留渠道，那个不通过审判就可将人关押的制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今年六月，党的领导人还通过了一套试验性措施，旨在把中国的大约3500个法院、以及2万名法官变得更专业化，更一致地使用法律。
中国的法官在他们20多岁被任命之前，往往没有法律实践的经验，但是律师们说，这与过去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过去的判案人员曾是从未接受过法律训练的退休警官或退役军官。
然而，中国的法官需要对付不断增长的工作负荷，而他们的年薪最低只相当于每年8,000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3年，中国法院总共受理了1420万桩案件，包括上诉、再审和执法听证，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7.4%。法律系统的官员何帆去年在一份法院报纸上写道，有些法官一年要判七八百个案子，还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
由于地方政府控制法院人员的工资和任命，法官常常不得不按照大权在握的官员的要求行事，或按照每个法庭都有的共产党政法委员会的意志行事。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许多中国法官由于在判案上不能排除干扰而士气低落。
“他们深感沮丧，而且有时虽然法官不同意判决，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在判决书上签名，那很令人有失尊严，”他说。“中国的法官不仅没有威信，有时甚至没有尊严。”
虽然有关司法改革的更详细内容预计下周才会出来，但从这个泛泛的决定来看，改革将试图解决一些法官缺乏尊严的问题。除了把法院预算转交给省级部门决定外，还有一个提议将把司法管辖扩大超出一个地方当局的范围，这可能会削弱地方官员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法官仍可能在做出裁决时偏向“地方领导和强大的地方利益”，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基思·J·翰德(Keith J. Hand)说。
习近平的计划在地方上如何得到执行也是一大问题，地方政府抵制中央政府命令的历史由来已久。由于中国官僚机构受反腐运动的影响，失去了很多额外收入的机会，一些地方官员可能没心思合作。
曾被错误判刑、来自中国东北的商人翟志平说，他不相信中央政府新近发现的法治热情会渗透到遥远的地方司法管辖区，比如黑龙江。
“这个地方离北京很远，太遥远、太落后了，”他说。“在这里，他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
杰安迪(Andrew Jacobs)、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Patrick Zu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24
旧文章ID：329
四中全会落幕，公报明确依法治国
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 中文网
周四下午，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会后新华社发布公报，宣布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几项重大人事调整。
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以及六项重大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此次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在中共全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距离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已经过去了17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公报全文内容有进步，但未来仍看具体落实。
“我觉得整体公报内容比预料的好，”张鸣说，“虽然还是强调了党领导司法工作，但是公报中关于强调立法机构的作用，完善地方司法独立，都是可喜的，尤其是关于司法人员专业化的问题，‘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这一点以前都是作为‘自由化’批判的。”
“公报说得很好，未来应该还会有具体细则，但至于能否真正落实，我还有疑虑。”张鸣说。
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他们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处分。
其中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为原十八届中央委员，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为中央候补委员。因此，按候补委员的得票排名，会议决定递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的落马此前已经通过中纪委向外界公布。
但此次杨金山因严重违纪被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的消息，尚属首次对外权威发布。
据公开资料，现年60岁的杨金山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河南息县城关镇人。1969年参军后长期在第十四集团军服役，并在2001年晋升为十四集团军参谋长。此后，杨历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装备部部长，并在2009年成为西藏军区司令员，2013年7月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此次杨金山落马宣示着中共反腐浪潮进一步触及军中高级将领。
2014年4月，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谷俊山因贪腐被提起公诉。6月25日，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叶万勇少将被全国政协撤销委员资格。6月30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
隶属于成都军区的十四集团军驻扎于云南昆明，其主力前身是薄一波的“抗日决死旅”，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
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天。两天后，因此事备受关注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团赴云南考察，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驻滇某集团军军史陈列室，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黄昱帆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23
旧文章ID：328
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中美关系夜话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关系论坛
由美国卡特中心和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The 1st Forum for Young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9月6日至7日在西安举行，70余名中美两国青年学者就未来中美关系展开交流探讨。本文为晚间关于中美关系对话的现场文字记录，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主持人：
非常感谢组织方对我的信任让我出席今天对话的主持人，我叫王文。为了更好表达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用中文。
今天我们晚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对话，今天下午我们学到了很多，双方因为这个论坛而形成了双方非常坦诚的一个对话的内容，比如说美方嘉宾说我们感受到中方的威胁，我们需要维持中美之间的这种平衡，维持现状，今天下午的内容非常非常扎实，也很有意思。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对话，因为在我左手边和右手边一共6位的嘉宾，应该说是中美两国相当知名的也是相当重要的思想者，活动家、媒体人、学者。右手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胡总也是我的前老板，当然也是我的老师，胡总领导环球时报将近10年，让环球时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如果不是之一的话，现在你可以不同意环球时报的观点，但是你必须看环球时报才能懂得中国思想的现状。这位是乔梁将军，乔梁将军一些年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超限战》，这本书震惊了中美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所以他今天一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下一位是王建伟教授，他是澳门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也是非常著名的中国政治学教授。左手边的是三位非常著名的美国学者David教授，他曾经写过很多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我经常说David教授他认为自己是不著名的教授的话，那么美方就没有著名的教授了。另外一位教授Steven来自哈佛大学，另外一位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前任老师，请大家欢迎。
今天晚上的讨论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6位教授看来，未来10年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会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会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认为有或者没有，那么你认为未来10年中美关系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列出前三大问题的话，你可以阐述一下。第三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你们认为中美现在应该怎么做。为了加强更加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环节，我想分别请中方嘉宾先发言，然后美方嘉宾发言，每一个人发言尽量控制在两分钟到三分钟，抛观点就可以了，观点说完了以后，大家可以自由举牌进行辩论，最后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和场上的各位嘉宾学者互动。我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胡总，先由胡总进行两到三分钟的陈述。
胡锡进：
中美的实力差距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说未来10年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什么叫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恐怕很难衡量。中美的实力差距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事件来验证中美关系的实力差距发生了逆转，我想这个时间点未必会有。但是我觉得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是个大趋势，而且未来10年这个时间也是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10年。这个速度大约跟前些年应当是差不多的，这是我的判断。
第二，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美我相信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我们试图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这是徒劳的，但是我觉得双方应该更加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能否更加了解对方，而不是理解，我觉得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了解接下来是能够理解。理解什么东西?恐怕是中美之间要真正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这么大的两个国家，总是难免的，但只要不是核心力的摩擦就没有关系，但是美国误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东海南海的问题，它认为可以压制中国，而这恰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认为这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认为就是核心利益，这种误判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好办。
中美之间有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中美就是中国崛起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分布，中国的影响很大，可能大家对这种影响会感受越来越深，我觉得中美双方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双方的分歧，双方谁都不要冲动，要很现实的来，中国认为这是挡不住的，美国要适应，美国有些利益要维护，中方也应当要有边界，这一点双方的摩擦，我认为新兴大国关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传统帝国式的，而是妥协的现实主义的，我们现实主义的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双方的最大的利益，我就说这些。
David Shambaugh：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增长了，我们关系的质量也有所变化有所提高，现在说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去想象它是全球性的关系，一个新的发展，这是一个双边性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双边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全球的重要性，我们也开始面对了全球性的竞争，我们也会在很多地方具有全球性的潜在的竞争。第二个我们的战略性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卡特总统之前对于中美关系正面化所做出的努力，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战略性是在第二位的。对于新兴来说，我们所说的这种GO的关系还有战略性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战略性的一些战略的竞争在亚太地区，我觉得是一个中心，我们现在所面对问题的一个中心，它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其他的非洲或者拉美的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战略性的竞争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展开了，就像之前美国跟前苏联冷战之前的竞争和关系一样。我们记得在林教授的论文当中也听到过一些说法，在我们总体的关系上面来说，有竞争。第二点是合作性，我们两国30年来的关系质量发生了改变，我们有竞争，第二点我们是有合作的，我觉得我们将来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会保持第二个点，在军事方面，就像林教授的论文当中所提到的GO的政策观点。我们说到最近的这种武装的力量、军事的力量，这些都有很多的发展，就在最近5、6年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负面的，我觉得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多人都对此非常关心，就是找到我们相关的信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找到这种相互的信任，它是一个现实，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敏感度在哪里，我们不要去挑衅另外一方。
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两国关系之间的挑战，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们的战略性的竞争，它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带来战争。我们两方在武器装备方面都占的非常高，我们都是有核武器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关系之间的现实竞争，经济方面的竞争，思维方式方面的竞争，文化这些竞争都是跨越了国境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现实的所在。我们问题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些竞争，我觉得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框架性的工作呢?我们要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不需要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世界性的，都是不好的。今天下午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双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坦白来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它既显示了我们之间目前关系的所在，就像一个中年的婚姻一样，双方都已经度过了蜜月期，度过了他们早年最甜蜜的岁月，但是现在需要去面对很多的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盟友，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有一个婚姻的咨询，我觉得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做婚姻的咨询，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进入到陌生期走向离婚，如果中美两国家之间选择离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战争了，所以去处理这种战略性的竞争，它的需求不断在增加，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需要去处理好的，谢谢，这就是我的观点。
乔梁：
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刚才两位的先导性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去年11月份我应卡特中心刘亚伟先生的邀请访问了美国，我在耶鲁大学有过一次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出，第一个观点就是中美两国相近的思想基础，这和刚才胡先生讲的是一致的，就是要现实主义的态度。我讲到中美两国相近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美国在美国本土产生的，在我们看来早期，就是上个世纪初期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杜威，他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的，而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呢?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实用主义，这两个实字就是我们相近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两种思想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它都是从实际出发，要讲究实用，就是你的思想要管用，不是悬在空中，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的出发点，这是第一点。
第二，刚才王文先生要求谈一下对于未来10年中美差距的问题。这个中美的差距，我认为在未来10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差距不仅仅是一个GDP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问题，看看上个世纪的初期，其实上上个世纪的后半夜美国GDP已经世界第一，但是美国拿过霸权你们用了将近半个世纪，所以GDP的接近不意味着实力差距的缩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GDP仍然是有效的，未来10年中美之间的GDP将进一步缩小，中国今天已经是从两位数的增长已经降到了一位数，从9降到8，从8降到7，可能降到6，但是即使如此，不必唱衰中国，我们即使6%的增长也是世界第一的增长，没有人比这个更快。就以中国现有的基数按10万亿美元来计算，每年6%的增长，我们可以大致估量出来未来10年中国和美国GDP的差距是多大，这是一个。另外，西方国家很看中的人均GDP也是中国人瞄准的目标，如果中国在未来在解决我的绝对总量的同时，再增加我的人均GDP，如果以13亿—14亿人来计算，未来中国的GDP总有一天将到达世界的1/3甚至1/2，这个总量是相当惊人的，当然这个也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但是作为一种前景，我们还是可以去展望它的。
第三，我觉得今天世界主要的问题就是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中美两国今天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中美两国关系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两国的关系决定了今天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存在，几乎所有问题的存在。中美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是中国人的千年复兴梦想与美国人希望继续领导世界100年的梦想，这两个梦想的相撞，或者起码是相遇，相遇之后它会产生撞击，这种撞击如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撞击，那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变成一种有意的撞击，这个对于世界和我们两个国家来讲都是灾难。那么如何去解决它?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当年美国从大英帝国手种接过霸权的时候，实际上它是看到了英国人的错误的，世界上所有的帝国最后都盛及而衰，为什么?原因多多，只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有的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接着走向衰落，不会分享权利，大英帝国不会跟其他国家分享权利，结果势必造成其他国家的挑战。美国人不直接挑战英国，它让德国去挑战，两次大战实际上都是德国在挑战英国，但是最后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如果大英帝国早早懂得分享权利，可能它的这种衰落会来的慢得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给你们自己用，也可以给中国用。
最后一点我完全同意刚才沈大伟先生说的，战争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人，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军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包括中国的，都没有深刻的思考过未来战争，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30多年间，或者最近20年间，美国人连打了四场战争，这四场战争都不是世界意义上的战争，它都是一些与小国之间打仗，打仗最主要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产油区打仗，造成了那些地方地区危机的出现，然后导致资本从这些地方撤出，最后回流美国，这只是一种为美元而战的战争，所以这类的战争并不是我们将来要展望的战争，将来要展望的战争如果是大国之间的对撞，情况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而不仅仅说我们双方都用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是有用又无用的武器。很多人由于不了解核武器，我觉得对核武器的了解首先不要从战略上了解，要从技术上了解，如果你从技术上了解了核武器，你就知道核武器是不能用的，为什么不能用?因为核武器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你有没有运载导弹，其实根本不需要运载导弹，如果美国没有运载导弹，就在内华达沙漠一片爆一颗导弹，一个星期之后全球都落满了核灰尘，然后进入核冬天，中国也有沙漠，同样的道理。所以说核武器是根本不可能，除非是大家决定玉石俱焚，所以说核武器根本不可能是选项。军事武器你们所拥有的全世界超强的武器和中国现在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可以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武器，实际上这是我们今天判断的基础，可是实际上这个仍然不对，因为这一类的武器其实大部分是过时的，航母就是一种过时的武器。我先说这些。
Steven Kelman：
我将给大家说一些非专家性的观点，从中国过去的政治，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我现在跟中国做一些比较，从过去的几年我开始学习汉语，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很多中国或者美国的专家他们已经意识到，就是美国的这些政策，针对于中国的这些政策，他们其实是会教育的，但是他们并非是专家。现在我们说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只想说一些简单的字眼，这些PPT上面的一些照片，我们可能需要转到后面看一下PPT。我想说一下中美两国之间不同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2年，我们觉得就像男女朋友之间一样，男女朋友他们分手了，之前他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现在都出现了敌意，之后分手了，他们的关系结束了。在1949年之前很多美国人觉得，他们觉得中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需要在中国保护中国等等，他们有着这样的想法。到邓小平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卡特总统在1981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说到，他对邓小平说，如果你是竞争者的话，我想我已经赢得了选举。到了2000年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阶段里面出现的最多的就是中美两国彼此之间了解的越来越多，很多美国的学生去学中文，我们会有两周的语言课程，所有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这只是我举出来的一个例子。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智慧和交流不断在扩大、扩展，我希望大家看一看我们从美国的角度上看一看中国政府的一些想法，一些政策的看法。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比如说欢迎美国的投资，美国人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看起来非常好、非常棒，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他们希望发展，我们需要跟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在同一时期的时候，我想要说的是，从习近平主席的观点来讲，他也是有着非常好的政策，从他的观点上来说，所有美国他们的努力，我们要去构建这样的关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觉得他有着同样的观点，但是美国人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是我们喜欢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并不是喜欢的，我看到了他们反腐非常好，看到了消费者前进的动力非常棒，但是在某些外交政策方面，比如在中国南海不断施压，我并不确定我的中国同事是否意识到，如何把这些报告给美国主要的媒体，包括中国在互联网上不断审查，包括中国人权的一些运动。我们去想一想，去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观点来看，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去建立起来我们互相的信任，这是我们一个非专家的这种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看法，我觉得跟美国的社会来讲有几分相似之处。我去到北京或者上海的街头看到了中国的孩子，他们穿着印有美国国旗的T恤。最后一条就是互联网的这种管制，汇报了很多给到中国的媒体，我觉得我们两国之间的价值观是在不断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提升我们互相信任的水平。
王建伟：
中美之间在今后10年的实力差距，总的来说中国还是落后，GDP总量方面中国有实力超过美国，中国现在是2，不挂是第一还是第二，经济总量不是很大，在政治影响方面，军事实力方面，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我想中国方面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美国方面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有过多的焦虑症。今后10年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也没有达到美国经济学家说的(英)，我们观察中美关系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中美双方都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跟这个有关系的话，中美之间今后10年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怎么防止中美之间有限的战略竞争变成全面的战略竞争。中美在某些方面有战略竞争，但是很多方面还有合作，前两天在北京开的论坛，也跟这个会是一部分，中美双方的两个外交官就谈到他们在南苏丹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怎么合作的，我自己也写过一本书，中美之间是有限的对手，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防止有限对手变成全面对手，全面对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国际关系讲到底是国家领导人，国家的精英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怎么来看对方，实力对比是一个方面，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双方都是很重要的，有时候错误的(英)会变成一个悲剧的现实。第三，怎么来做到这一点?我想就看中美之间，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能够实现所谓的达到一个战略性的妥协，这一点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内战的时候，美国建国的时候，如果美国的南方洲和北方洲小洲和大洲当时没有达成(英)，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最后他们达成了(英)就有了今天超强的美国，我想中美之间如果不能达成亚太地区的战略妥协的话，那就没有一个和平的世界。当然现在美国是老大，如果达成战略妥协的话，当然中国不要去挑战美国的核心力，但是美国要多关注一点中国的(英)。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很多的(英)，而且现在美国方面经常讲中国现在要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完全错，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你要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跟20年前一样，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国家20年、30年还继续执行原来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的实力已经有非常大的增长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个问题，你怎么来理解中国是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我觉得不能用(英)这个概念来理解中美之间的关系，要用(英)这个观点来观察中美关系。如果美国方面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近年的一些行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英)的改变，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要想挑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能找到一个契合点的话，能够防止中美关系成为全面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希望的，谢谢。
David Arase：
我想说三个方面。软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国家力量国力，我觉得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有着非常好的潜力，尤其是中国目前出现巨大的反腐的行动，我觉得这一方面来讲，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对于军事方面来讲，我觉得需要有一种新的衡量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力量。我们并不想考虑中美两国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人们谈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想简单的说两句。在未来的10年里面，我觉得对于这种军事实力来讲，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比如辽宁号的一个问题，在10年方面我们可能很难看到很大的变化，但是在美国其他的国家来讲，他们有些国家还是站着不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说实力会变得非常明显。第三个是综合的国力，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力量，我觉得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结构的转型，我们看到非农人口数量的变化，我觉得很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积淀，比如日本、美国，我觉得如果中国两三年能够走过这个阶段的话，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政治的问题，正在远程很艰难的转型，再说到中美两国10年的关系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清晰的。说到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中美两国的军事的冲突，我想有些事情可能变得可以去想象的，可以去想的，比如中国给到了中国跟菲律宾日本之间的压力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容易去设想这样的一些环节和问题，我们可以进行相关方面的计算或者测算，我觉得如果变得更加的强大，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如果做的话，美国必须做出回应，所以你必须要去多清楚对方的立场、对方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对于中国威胁的想法，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些反致的措施。你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比如说动用外交的手段，西方会看到中国，希望钓鱼岛的问题，中国南海的一些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介入到中国的南海，我觉得这些挑战的行为对于中国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国看到了这些，它觉得是非常多的，它也动用了很多外交的手段，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风险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问题上面，我们很难预测它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外交的政策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去注意这方面的。
另外说到中美两国之间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定位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回去想一想，我们会想到这些大国，如果是主导亚洲或者主导什么，那只是19世纪的想法了，那是传统的方式，我们现在处在全球性的国际性的社会，我们应该用全球性的眼光看到全球性的发展，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种，我们去想到这种人们的想法，我们去想到如何跟别人沟通，我们要看到多元文化的国家，像日本、香港、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国，但是他们做得也非常好，我们中国应该去想一想它的国土，去想到把中国的国土文化从一种文化，或者说更加开放的形势，多元化的文化，我觉得就像美国的小国家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成为更好的伙伴，而不是说美国并不希望能够过多的关注亚洲的情况，它也不希望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拉回到60年代的情况。所以对于盟友来讲，所以如果展望未来的话，一个新型伙伴的关系，不应该是基于影响力的，应该是基于跨国的合作，美国接受了中国领导欲望的一些想法，但是中国谈到在亚洲影响力没问题，很好的，我们就欢迎这些，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各自的角色，我们如何更好构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去把我们伙伴关系的构建调整到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方向上来，谢谢大家。
胡锡进：
我刚才说的核心利益，关于这一点我是有点困惑的，比如在南海、在东海，在中国问题的发展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在东海南海经常对中国有一些暗示，说出一些话，就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这对美国是否也是它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随着我们的发展，中国和周边地区达成一种解决我们的彼此冲突的一种方式，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体现出中国的实力，但不完全是依靠中国的实力，中国的实力增长摆在这里，它必然会影响这个地区的一些形势和大家的思考方式。中国在跟这些国家通过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冲突，这个摩擦，中国不会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去，如果中国采取这种办法的话，中国把菲律宾把越南的岛屿全抢过来了，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在非常耐心的跟这些国家一点一点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这种方式在大国里面迄今为止是最克制的，跟俄罗斯比一下，能够明显感到中国的克制。但是美国在这里对中国进行威胁，然后表达美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美国在支持那些小国来对中国采取一些敌对的态度，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我知道美国想维持它在亚洲今天的霸权，但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吗?如果这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就应当往后退一点，中国也要在美国的压制下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往后退一点，我觉得亚洲和平就可以保证。如果美国就支持这些小国，一定要压制中国，那么就很危险，那么中国一定会往前走，那意味着我们要发生军事冲突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话，这个形势是很糟糕的，这不是我们随便说一说的，如果那些小国受到支持，跟中国采取敌对的行动，中国跟这些小国发生某种非常不愉快的，当然不会中国去进攻他们，消灭他们，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军事摩擦是有可能出现的。那这种军事摩擦意味着中国跟美国军事摩擦的开始吗?如果把这种逻辑给放到亚洲来的话，那么将是非常可怕的。最后因为这么一个小的摩擦，将动用两国的战略决心，那么亚太将是非常紧张的，我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
主持人：
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目前东亚里面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美国是一个更多的麻烦的制造者，David教授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David Shambaugh：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比如我们应该再往后退一点，减少我们两国之间的困难，对于我来讲，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在很多的国家基因里面都有这种决定。在一些问题上，如果中国国家的想法，国家的一个观点，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百年的国耻的话，但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再往前去看的话，日本、美国、欧洲、这就是中国如何去解读自己的一个过去。习近平主席当选之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去到了国家的博物馆，去到了天安门广场，去到了复兴之路的展览会，去看到那些展览，如果你们去到那样展览会的话，你们会了解他的一个主题，就是当党国的主题。中国如何去看它历史之路，去看它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国家都去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领导力，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我们是民主和人权的一个领导者，自由、民主、人权，所以美国我们要举起来这样的旗帜，这是美国的一些想法。我们知道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Steven Kelman：
我有一些观察，我看到中美的一些学生都问到他们双方的国家，你去想想，你觉得中国是怎么样的，那是过去很穷的一个国家，现在慢慢在变成富有，还是你觉得这样的国家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强大，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穷，然后又在变行大，变穷，80%、90%的美国学生都说，他们看到的中国都是第一个，之前很穷，现在变得很富有，100%中国的学生都会选择第二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美两国学生之间非常大的理解的不同。很多美国人并不是非常好的了解中国，他们没有了解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中国的文明，我如果给到国家更多的学生，告诉他们中国是怎么样的，中国的历史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主持人：
不是美国在制造麻烦，而是你中国的民族悲情历史悲情太大了，你在渲染历史主义，你在一直渲染过去很辉煌，现在不行了，现在要恢复到民族历史最高峰那个时候的那种悲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强迫和推动着中国现在走了一种威胁美国的道路，其实他们两个想表达这样的意思。您认为呢?
乔梁：
因为悲情只是民族的情绪，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民族情绪，我们应该从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以钓鱼岛为例，40年中国和日本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相安无事的，虽然中国在40年前美国把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中国就提出了疑义，这个疑义一直保持至今，但是始终没有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在2012年突然钓鱼岛事件浮出水面，为什么同样在2012年4月，黄岩岛的事件，中国与菲律宾的冲突也开始浮出水面，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理解成是两个国家，我们中国和日本，或者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之争的话，我们永远看不清它真正的背景，真正的背景是什么?真正的背景是2008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遇到了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是要自救的，在自救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发展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从2012年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国和日本的货币互换双方持有对方的国债也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突然钓鱼岛事件浮出水面，黄岩岛事件浮出水面，然后使中国必须分出精力对付这样一些区域性的冲突和领土争端。这个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些，好像中国突然转向去关注自己周边的领土争端问题，实际上背后不是这样的，背后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的是，假如东北亚自贸区谈判成功的话，东北亚自贸区将包含中日韩港澳台，东北亚自贸区一旦成型，一定不会停止步伐，美国一定看得很清楚，将整合整个东南亚，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以30万亿美元的规模超过欧盟也超过北美。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我们可以设想，它一定会学习欧盟在它这个区域内不再使用欧元或者美元进行结算，而使用自己的货币，这毫无疑问对美元的货币霸权是一个挑战。中日之间货币互换，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韩国，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货币互换，都意味着在两国的贸易中可能排除美元和欧元，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从1970年美国已经逐渐的变成一个金融资本的大国，就像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逐渐的完成了一个实体经济大国，或者叫做产业资本大国，虽然我们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对我们自己的定义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但是实际上中国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世界第一大产业资本大国，美国已经变成了金融资本大国，那么金融资本大国意味着美国是用金融来立国，美国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在没有多少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如果要维持美国人今天继续从全世界通过资本回流然后从全世界获利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不能容忍任何对于美元霸权的一种挑战，我认为真正的背景是这个背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背景的话，泛泛去谈中日之间中菲之间如何，其实我们永远不会了解事件的本质。
David Arase：
美国希望能够花钱去支持亚太地区，美国想要在世界的另一边了，亚洲的很多国家希望美国这么做，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不应该这么关注美国，我们让更多的邻国进来，我们邻国有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也不错，它也是世界上挺大的经济体，他们现在也花钱在军事方面了，不是说印度尼西亚想去依赖美国，而是因为他们想依靠自己，这就是他们想要去买这样的航母、买喷气式飞机，就是他们希望保护自己。比如日本前些天宣布将会跟它的邻国建立更多军事上面的联系，他们日本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压力越大，他们用到的武器越多，它其实制造起来的终端给邻国的压力就越大，我觉得中国应该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说它晚迟到的一个原因，他们已经去思考中国，当他们军事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对于地区的和平构成了一些，他们重新打断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它会去决定需要美国留在这里。很多国家看到了之后，他们开始走到一起来，到最后中国就剩两个盟友了，柬埔寨、老挝，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像美国、不像其他的一些国家，中国越来越孤立，而不是说有更多的伙伴关系，中国不能够把世界整个拿下来，它需要朋友，需要盟友，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需要去关注一下它的邻国。比如说它的战略性的竞争关系，不是说中国对美国，而是中国对的是拥有很多盟友，亚洲盟友的美国，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当局者迷。
主持人：
我想问一下王建伟教授您是怎么样看这个观点的。
王建伟：
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因为亚洲的很多国家要求美国重返亚太，美国也是不得已所为。我不排除有些亚洲国家希望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力量，但是把美国这么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因为是亚洲国家要求美国这么做，美国才这么做，我觉得不是完全的解释。其实美国重返东亚，从奥巴马上台以后实行，实际上是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在观察世界形势以后，因为他陷入两场战争，在这个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相对削弱，中国的影响在增长，这个我想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另外中国在亚太地区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老挝一个是柬埔寨，确实中国的外交跟美国的外交不一样，美国的外交联盟同盟外交，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搞独立自主的外交，不跟任何国家结盟，但是说中国在这个地区没有朋友，我想也是言过其实。最近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面，美国提出的所谓冻结南海的协议，其实也没有受到亚太地区很多国家的响应。另外刚才还讲到，中国在近几年搞所谓胁迫性的外交，我觉得要是讲胁迫性，美国应该更有经验，美国整天搞军事演习，这不是胁迫是什么呢?别的国家做这些事情就是不可以的，自己做这个事情就是可以的，比如很多例子，给中国人的感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乔梁：
刚才王教授说的正是我的前提。
主持人：
中国在全球的朋友肯定没有美国多，中国在全球的敌人也肯定没有美国多，所以美国的近况比中国要更难。我觉得刚才非常精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关于中美两国在未来N多年的问题和分析，都非常坦诚的做了一个阐述，让我们大饱耳福。我觉得双方都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双方都认为未来10年，未来可预见的将来里面，两国的差距并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第二个相似点，双方都在警告两国必须要小心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第三双方都提到了两国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两国关系，有分歧也有相似点。最后一轮的问题，请6位嘉宾分别用1分钟时间讲一下你们的看法，因为大家都讲到了，中美两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在你们看来目前在未来的一两年，甚至比较短的时间内，你们认为现在最有可能，最要小心的地方是在哪里，哪个区域，什么问题。
胡锡进：
美国抵近侦查中国，在南海东海派你们的飞机来中国的沿海进行侦查，非常近，中国一定会采取措施，把你们的飞机往外赶，这个恐怕是最大的危险，这一点我还是认为中国有这种权利要把你们的美国飞机挡的远一点，美国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所妥协，如果美国不妥协，我们两国的飞机会挨的很近，这个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David Shambaugh：
我当然是希望和平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预见的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何去控制好战略性的竞争，控制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让它不要走得太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自然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需要去面对这种战略性竞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包括前苏联，我们受到领土的想法，对两国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敏感，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非常敏感。就像您所提到的，比如说飞机不要飞过界，离中国的专注区遥远一些，只是在国际公海上飞行，不要到中国的领域里面来。另外一个问题说到中国的南海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军方了解这些事件的敏感性，了解这些地方的敏感性，美国的五角大楼，他们可能会去重新衡量这些问题，会去采用其他的一些情报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潜艇，要对中国的其他军事方面的情报，所以美国会想中国的敏感性在哪里。最后一点你说到美国最大的顾虑是什么，我们说到台湾是一个遣散的，又回到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核心了，台湾民主的选举或者公投等等，他们写到了有很多战略的问题的清单里面来。
乔梁：
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美国对于战争的决策肯定不能让五角大楼去干，必须把形势估量的更透。我的一个结论，中美之间无论如何不应该发生战争，至于能不能是另一回事，会不会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对不能发生战争，发生战争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美国会用你们的力量阻断中国的千年梦想，但是以中国的力量肯定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要大，这就意味着中国没有机会，美国将丧失权利，这个权利将再次发生转移，向其他的地区和国家，比如向欧盟或者向其他国家转移，这一定不是我们两国都愿意看到的。而且我倾向于，因为我这些年更像个经济学家，我这些年一直关注经济问题，为什么?我最近刚写了一篇研究一战的文章，一战中所有的国家的失败都在于最后缺乏战争融资能力，最后只有美国成为战争最后的贷款者，结果美国赢得了世界，大英帝国丢掉了世界，德国丢掉了自己的国家，那么战争融资能力为什么这么重要?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打掉了八千亿美元，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3万亿美元，美国之所以用3万亿美元打下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你有战争能力，你从哪儿融资，从中国融资，中国的资金支持了你美国人打两仗，假如中美之间打仗，我们两国的投资环境都会打坏。中国今天是个实体经济国家，而美国是一个金融资本的国家，你不可能单靠一美元去进行战争，因为信用的创造是要对应实物经济的，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经济国家还可以保存一定实力的信用创造，就是货币印刷的能力，而美国不可能在没有资本回流的情况下你继续进行信用创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战争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讲是最不可取的结局，所以不要考虑将军们怎么想，中美之间不要发生战争。
Steven Kelman：
中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我想要去强调的是，你低估了内部所做的一些事情，低估了我们为中美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不是像有些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有些记者的报道伤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于中美两国非常重视。比如微软，微软在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市场，没有再比中国更好的朋友了，美国非常重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中国的这个朋友，我在敦促我的这个朋友关于关注中国外交方面的政策，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王建伟：
我倒不太担心中美两国之间发生擦枪走火，我比较担心的是地区的一些小的国家，错误估计了中美双方的意图，比如说他们会觉得不管他怎么挑衅，美国都会支持他，这些国家如果错误的估计对中美双方的意图，有可能会把中美两国拉近一场冲突，这是比较危险的。
David Arase：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改变，多文化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对于中方来讲，去想到它核心的利益，不仅领土成为它的核心利益，应该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健康、民生，其他的一些问题应该成为它核心的利益，或者是一个先进的科技，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利益，这样它和它的邻国能够有很好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把核心利益转到这些方面去。我觉得如果只是把领土作为一个核心利益，那是19世纪的思维方式了。
主持人：
大家可以提问。
提问：
美国自己对伊拉克对利比亚造成这样的局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提问：
我想问王建伟先生，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有很大的妥协，我的问题中国美国他们在哪种程度上双方可以互相妥协，我们说到的就是两个国家相互信任的过程。林教授在今天下午说到的，美国现在应该在中国南海方面受到威胁了，中国有一些措施。从我们中国方面也感受到一些从美国得到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取这些措施，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和美国在接下来的10年或者20年做哪种方面的妥协。
提问：
我是一个记者，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在很多方面有这些差异，在有效的合作方面上如何去实现。
提问：
我认为今天的谈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最近我知道了在很多富裕的城市，比如说他们的房子，3个月前他们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一个中国的孕妇，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心理上来说，我们西方的价值正在给中国的大众中国的思想提供了一些价值，特别是提供错误的信息价值，那我必须要给更多的去理解。就是说西方的价值超过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军事，还有我们领土方面的争端。我的个人观点是，甚至我们在1949年之前，美国也是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非常古怪的一个国家，当然在那个时候，中国也是有相同的观点看美国，我希望大家给我做一些正确的解答和解释。
提问：
我现在有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所有的对话对我的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关于我们的未来还有现在中美的青年学者，还有我们所做过的这些研究，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认为截止到目前来说，我们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比如你们威胁我们，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我们威胁你们，你们也会采取措施，这样来来回回，实际上它的效率生产率并不是特别高，认为我们应该突破这一点。我的中国同事今天说到了，刚才王博士也说过，您的评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您认为大的策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您认为我们要继续这个策略，您必须从我们这方听取我们的意见和观点，您的举动同时也是对我们构成威胁了，我们认为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解决区域上的问题，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些，美国方面也会问，您能做到哪些来保护我们的界限，美国方面会提到这些问题，同时中国方也会问这些问题，现在这个系统是什么，包括现在美国的策略会是什么样，而且您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中间会有一些好的信息在里面，美国当然不希望把我们现在的局面发生改变。虽然听起来比较让人沮丧，但是这中间也是有一些好的信息，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您想不想做一些改变，这个系统是什么，您不能这么容忍下去。比如说我们说的武器系统，还有我们的领土，包括其他的问题，一旦我们把双方的游戏经过之后，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重点。
David Shambaugh：
中国想要什么，把台湾还给我们，说到日本，让他们去证实历史，说到这些问题或者说到军事行为的话，我简单回答一下对于美国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第一，北京并没有受到这种大规模的武器，阿富汗或者其他的国家，他们会对局势构成更多的威胁，他们可能面临着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想如果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我们没有服务好我们本国的人民，所以对我们的反思来讲，应该把它拿开，移走，我觉得合作一直是我们49年以来我们双方的主旋律，我们一直在展开这种合作，包括苏联，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么做。美国非常理性，我非常同意在座的几位中国专家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6个为什么，7个不要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这是反美的活动，对于美国或者中美关系都有着非常负面的一些宣传。最后的一个原因，除了美国之外，受到和平演变，这是一个受到和平演变的中国共产党，这种想法并不应该放在一边，什么务实性的合作，我觉得在这样的环节是找不到的，我们需要看到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控制这样的局面。
王建伟：
中国和美国应该有这么一个(英)，不等于说中国和美国是(英)。怎么来做?我觉得有一点，今天下午的讨论也提到，看看双方能不能有一个(英)，就是(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国坚持说我一定要保持一种绝对的军事的优势，否则的话那就是对美国的威胁，如果中国方面如果有同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没有可能来实现这么一种(英)。詹妮弗下午提到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保持它盟国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要保持和中国好的关系，但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有时候是把它的盟国放在优先的地位，把和中国的关系放在第二个重要的地位，美国这么做有它的理由，美国非常重视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哪个更重要，美国是不是犯得着为了保持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就和中国发生冲突，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前两天在北京开会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美国方面竟然强调冷战以后在亚太区保持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一个有和平的局面，多亏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英)，我觉得这个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讲法不完全。冷战以后，在亚太其他的欧洲也好，冷战在亚太地区相对保持和平，更重要的原因，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稳定建设性的关系，这不是说比美国的(英)更重要，但是至少可以说是同样重要，中美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样重要。如果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英)，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有(英)，但是因为中国和美国有一个敌对的关系，这个地区就有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所以我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在促进它的战略的时候，确实有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不是说美国要放弃它的盟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要比美国和它有一些的盟国的关系更重要，这是我一个观点，谢谢。
胡锡进：
虽然中美之间有很多相互的非常不好的猜测，怀疑对方在战略上对自己是有很多敌意的，这种猜测有很多，但是我想说中美两国的关系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我说的这个不错是什么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所谓的守城大国，一个崛起大国，这两个国家到今天为止显然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当然我们没有做到最好，但是避免了最坏的情况，两个国家没有展开战略对撞，没有公开的敌意，应当说两个国家都有所克制。美国没有对中国公开的采取那种遏制态度，这也是中国太担心的，我们确实应当说找不出来美国哪个动作，或者美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开战略，就是要遏制中国，应当说不是。中国也没有公开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对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于美国的领导力也给予了一定的尊重，或者说面对了美国的这个现实，中国的发展还是注重于自己内在的发展，对外发展关系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与外界发展正常的关系，而没有去跟外界采取结盟的态度来对付美国，中国没有这样做。包括在我们的周边，中国和菲律宾和日本等等发生冲突，都是我们自己的冲突，这些冲突没有针对美国的意思，所以两国我认为总的来说应该关系还是不错。但是今天我认为两国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可能两国继续保持扩大目前的这种趋势，也就是所谓的新型关系，使得两国能够逐渐增加我们有能力克服这种战略矛盾的这样的信心，然后让我们采取双方能力理解的方式，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矛盾，然后积累我们两个国家新兴大国关系的内容，我觉得有这个方向，有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现在随着大家的怀疑的增多，然后两个国家逐渐减少彼此的理解，增加彼此的敌意，然后你们没有增加对中国遏制的动作，或者传递出更多这样的信号，中国也增加更多激烈的对抗和反对的这样的动作和信号，双方逐渐走向关系倒退，朝着冷战的方向去走，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也存在。当然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要，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领导力能不能控制住两个国家这样十字路口的时候的选择，能否为两国做出最好的选择，这是最关键的。同时两个国家的学界和媒体也很重要，看我们大家共同一点一滴的怎么做吧。但是我总体上对中美关系，我持乐观的态度，为什么?我认为人类总是在进步的，最早是打仗，热战，在欧洲不断打，德国、英国、法国他们之间来回来去打，到了美国和苏联就是冷战，冷战已经是一种进步，毕竟打起来互相威胁，没打起来，到了中国和美国已经变成了合作，用合作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人类大的其实，人类越来越不想打仗，所以我对中美关系总体来说还是持乐观态度。
科凡：
我坦率地说，对我们双方来说，特别是对我们地方上来说，在美国如何考虑中国，大家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去加强中美两国之间关系，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对话，虽然对话中我们有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是有帮助的。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中美两国更好的去合作，更好的去拥有一个未来，去用他们最好的方式，去合作起来面对全球性的合作，比如说全球性变暖，全球性的问题，比如科学界进行一些合作，有一些新的创新、新的解决方案去解决能源的匮乏、能源的缺乏，我觉得美国中国能够走到一起，我有美国的背景，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公司他们在中国工作，他们跟中国有合作，包括研发，都有很多，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卡特中心也是非常乐观，非常希望通过中美两国之间的发展，中美两国承担着未来，承担着社会责任，所以对于我们之间更高层次的科技，或者其他领域方面的合作，我觉得我们双方能够更好的合作，但是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会谈的更多，分享的更多，就像胡西进先生所说的，我们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非常乐观，谢谢大家。
主持人：
其实刚才有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就是我刚才跟科凡先生说你要不要总结，先生跟我说不总结了，你刚才主持太差，老在挑问题，老在挑双方的炮火，我不知道科先生有没有看过今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叫《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片段，邓小平访问美国，那时候邓小平到美国去，受到美国热烈的欢迎，应该是1979年，然后邓小平跟美国对卡特总统说了很多很好的话，卡特总统也对邓小平说了很多很好的话，结果几年以后，不到10年时间，中美两国进入了低谷，有时候话说得非常甜蜜，但是危机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做金融研究，当所有的市场都在悲观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中美关系到了非常好的时期，就是双方非常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坐在一起，完全可以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话，这个时候反而映衬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可以承受得起我们相互之间的坦诚，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今天是青年一代的声音，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但似乎6位更像是青年的老师，他们今天作为老师一辈，我们今天在座有一半多都是青年人，他们说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相似点和问题，而这些相似点和问题让我们年轻人更多感受到目前中美两国的状况，而说到的问题更是让下一代人需要去解决的。所以今天首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的第一个晚上的第一次辩论以那么精彩的方式结束，实际上为未来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应该用热烈的掌声感谢6位嘉宾。
我宣布今天的夜话辩论到此结束。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23
旧文章ID：327
王若磊：美国的法治模式
作者：王若磊 来源：学习时报
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立法中心主义，也不同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主义，美国法治典型地表现为以美国宪法为基础、以违宪审查制为核心的司法中心主义模式。司法权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法治运转中处于核心地位。
宪法是美国法治的基石
美国法治大厦以美国宪法为基石。美国模式下，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大都通过回溯200年前其国父订立的宪法，借助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宪法解释得以解决。因此，美国的法治首先是立宪政治，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整个国家判断曲直的最终标准就是宪法。
美国宪法仅有7条，不足万字，以“我们人民”作为开头，分别处理国会、行政、司法、州权力、宪法修改、宪法通过等根本问题。1791年又通过《权利法案》作为修正案附后，至今也只有27条。美国宪法以平等商议和普遍同意的方式通过制定基础性宪章建构起一个新国家，是宪法赋予国家权力，而非反之。因此，美国宪法成为美国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授权设置各国家机关并规范其职权与运作方式，以之建立起一套金字塔式的法律秩序和政治架构。在美国，宪法成为国家之母，其至上地位由此树立。因此，美国法治首先是立宪政治。
司法审查是美国法治运转的核心机制
美国宪法长久以来受到美国人推崇，在世界范围内也不乏追捧者。其声誉并不是来自于独特的三权分立体制，因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议会民主体制下;也不来自于其权利法案，英国、法国的权利宣言为时更早;而是因为其宪法是活的，能够真正产生效力，影响现实生活。
宪法变为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或谓之司法审查机制。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该制度在美国主要指普通法院有权通过宪法解释对立法和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维护宪法权威和法治秩序。其中，联邦最高法院是违宪审查机制的最终权威，判断具有终局性。借助违宪审查机制，立法和行政活动受到了司法权制衡，后者审查其权力行使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与精神。
违宪审查机制一方面使具有最高性的宪法长了牙齿，在现实政治运转过程中可以宪法为标准审查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宪法权威始终彰显，另一方面确立了司法权在美国法治中的核心地位。法治的字面含义是法律权威至上，特别是宪法至上，但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还需要解释。因此谁拥有宪法解释权谁就是法治运转的核心和主导者。在美国，这一权力属于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说了什么具有最终话语权。所以，法院的权威就是法治权威。
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之后，美国树立起了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模式，法院在整个国家政治运转、特别是合法性—合宪性这一终极判断方面拥有了最高权威。布什诉戈尔关于美国总统归属一案要经由法律程序提交法院进行诉讼，并且最终双方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判正是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实质是维护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
美国法治形式要素是违宪审查机制，实质上是通过回溯宪法条款，特别是考察立法与政策是否违反宪法修正案中列举的基本权利，借助个案式司法救济，通过民权诉讼维护法治。立法和行政违反宪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被看作是违反宪法，即亦违反了法治原则，法院要出面进行审查。美国宪法诉讼中涉及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法律的正当程序。美国宪法第5和14修正案中对法律正当程序作出规定，核心为未经法定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剥夺。特别针对刑事司法程序可能造成的权利侵犯，通过法定程序限制警权。比如著名的米兰达告诫，就是因为警方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前未明确告知其法定权利而被宣布无罪。
二是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平等保护源于美国宪法第14、15修正案，主要意在禁止任何纯粹基于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财产状况、教育背景、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法院通过将诸多政治、社会争议置于平等权的议题之下，以司法过程推动政治发展。比如50年前的布朗案，在法律平等保护的名义下，以一案之力推翻了美国传统“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制度。实际上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到当前的堕胎、同性恋权益争论，大都基于法律平等保护这一宪法原则。
三是表达自由的保护。在美国，还有一部分案件通过宪法第1修正案的言论保护条款来实现。司法权为言论审查设定了严格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就立足言论自由市场竞争学说，提出审查言论的标准应为清楚而即刻的危险。因此，越战征兵、冷战意识形态对抗这些重大社会政治争议也借助宪法权利的回溯通过司法诉讼在法治轨道上化解了。
首先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再借助司法审查机制使宪法权威随时能够回溯彰显，最终依靠司法人员的法律解释技巧和政治智慧将巨大政治争议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实现宪法—法律对于权力的控制，这一过程是美国法治的典型过程，也是美国被看作是法治国家的原因。
美国法治模式批判
美国以宪法为基础、以违宪审查为核心机制、以宪法基本权利保障为实质内容的司法中心主义法治模式有其优势，但也有其特殊性。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偶然事件、文化传统因素和制度环境等共同作用造就了其特殊的法治模式。
也只有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美国才会产生“法律现实主义”这样的思潮，以现实的眼光洞察到司法过程中大权在握的法官可能产生的专断任意。所以，该学派诸如“法官不是在适用法律而是在创造法律”，“成文法只是法律的来源而不是法律本身”，“官员对于争议所做的事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坏人对于法官所言的预测”，“法官早饭吃了什么将影响司法判决”等诸如此类的表述在美国语境下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这的确反映了美国司法的一个侧面。
当然，美国司法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只表明其不可复制，不代表不可学习。法治背后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是侧重不同，实现机制互有差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有差异巨大的法治模式，但都在各自的制度框架下基本达到了权力依法运转的法治理想。虽然不能完全以司法中心主义和违宪审查为制度主渠道，但宪法的至上性和可适用性、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审查以及司法机关的较高权威都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的。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24
旧文章ID：326
汪川：为什么要研究美军
作者：汪川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午就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
提到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美军。为什么要研究美军?研究美军的价值何在?就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笔者并未找到一篇明确的文章或观点来阐述这个道理，便想结合自身学习和工作经历谈几点想法。
多年前，笔者在军校作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曾遭遇过强烈的困扰，在选择研究军内问题还是美军问题时，各方意见不一，但在最终的开题报告会上，导师提出，加强针对对手的研究，这明确符合高级领导机关对研究工作的要求。笔者首次在公开场合听到了对美研究的价值笃定。
后来在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平台上，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外军，各类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同更加说明了对外军研究，尤其是美军研究的价值。
笔者认为，美军研究的价值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提供高质量开源军事情报
情报的重要性对于高级领导机关来说不言而喻，但对于一般性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却并非有一个清晰认知，特别是一般性的军事研究者在利用公开信息进行研究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在利用开源情报进行情报研究。
对于开源情报的重要性，曾有国内学者梳理了美国拥有近60年历史的情报界顶级刊物《情报研究》，得出其中一条结论是：“情报资料来源，从传统战时谍报秘密手段，有转向为开源情报的搜集整理的趋势。在现代化媒体日益丰富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断公开化的今天,采用更大的人力物力去获取秘密而轻视开源情报(OSINT)，将不利于情报组织的发展。通过报刊、书籍、文献网络等公开渠道获得情报信息，进行情报分析研究被视为快速有效方式。”
美国和日本都是公认的情报大国，对华开源军事情报研究都是其情报工作的重点。
美国方面。美国首任位国家情报局总监内格罗蓬特曾说，要将“中国列为美国未来最大的关注目标”，因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将会活在一个中国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世界中”。内格罗蓬特还称：“总体来讲，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目标，就是评估中国在世界逐渐增强的影响力，以及因此对美国造成的冲击。”
美国公开的涉及对华军事研究的机构和研究成果不少，许多成果都是公开的，很显然都是基于开源军事情报。例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数年来每年都发布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发展报告(2014年的报告名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发展：中国和外界的视角》)。
美国2049研究所2014年发布了研究报告《中国增长的侦察打击能力：对美日联军的影响》，2013年发布了《解放军陆军无人机项目的组织能力和作战能力》等4项重要研究报告，2012年发布了《应对中国网络战：对美国利益的机遇和挑战》等3项重要研究报告。仅仅2013年，笔者梳理过的其他涉及对华军事研究成果的机构还有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研究所、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第二道防线、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安全项目、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美国东西方中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加图研究所、美国列克星顿研究所、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国家亚洲研究局、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等近20家，研究范围既包括对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发展的整体评估，又分重点地涉及到解放军军事战略、军事领导层、军费预算、国防工业、军事演习、网络战、航母和反航母能力、核武器与弹道导弹、侦察打击能力、反太空能力、无人机、政工作战(三战)等以及重点武器装备的分析，几乎囊括了解放军的所有军队建设的重要领域。
日本方面。日本不仅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民间也有较大规模的商社情报网。据东方网2010年4月22日消息：据《日本经济新闻》18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定位为日本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情报，为此专门设置由6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并要以此为核心在2到3年的时间内将其扩充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该机构主要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思想、增强军备的目的、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这无疑是对中国进行军事情报研究公开化的第一步。
总参谋部前陆军中校，清华大学教授吴大辉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日本是名副其实的情报大国，尤其是对华情报，已经伸向了中国政治、科技、安全、文化，方方面面的领域，而且日本收集情报属于全民情报，即所有人参与这种军事安全情报收集的全民化，军事安全情报收集的商业化，可以说动用各种手段。日本人的情报意识来源于国民教育，每个人只要认为哪些东西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他所接触和捕捉到的一切信息都会向有关部门进行反馈。”
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西方人士和日本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测绘的新闻，也就不奇怪了。
从日本的例子看，除了国家情报机构、一般的商人、学者到平民从上到下都赋予了重要的情报职能。反观，我国一般性的、不隶属情报机构的军事研究工作者可能既缺乏情报意识，也没有相关的情报工作机制指导，就更不可能从情报角度评价对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了。
当前，知远所进行的开源情报研究涉及领域几乎覆盖了军事力量情报和军事科技情报中的各个分支、各个层次，并将在下一步成立信息分析中心和情报事业群，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开源情报工作，可以说将成为开源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力量。
二、学习和借鉴美军
毋庸讳言，学习先进军队是一种世界性的常态。从近代来看，清末新军和北洋军阀建军都学习了当时的军事强国。国民党军队在不同时期学习过日军、德军和苏俄军队。共产党军队有很长一段时期都学习苏联红军。自20世纪90年代，解放军提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等一系列建军思想以来，在很多实际层面都学习了美军。而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学习了德军。近年，俄罗斯的新军事变革也曾一度参考美军模式。
(一)学习和借鉴什么?
自冷战后，美军不断实施转型或改革，提出并在多次局部战争中实践网络中心战等新兴作战概念以来，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关注、追赶和仿效。
美军值得关注和借鉴的地方很多，比较重要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美军强大的核心问题。这方面包括美军战略规划问题，及其框架下的联合战略评估问题、联合参谋和作战体制构建等问题，以及以博伊德“观察——调整——决策——行动”为代表的军事思想。
二是新兴作战概念和军事变革动作。这方面有网络中心战、太空战、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海基能力、网络空间战、信息作战等作战概念;军队职业化、模块化部队等军队建设理念;联合战略规划系统、兵棋推演等方法，战略传播、非致命性武器等新兴手段。
三是对我军面临的紧迫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的方面。例如军队职业化改革、信息化建设、战略评估、兵棋推演、作战模拟等。最直接的还有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的反叛乱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及美国在国内反恐工作取得的成效，包括美国军官对第四代战争的反思对我国新疆地区反恐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价值。
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构成了从学习和借鉴角度实施美军研究的整体内容框架。
(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对美军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也有不少问题。
第一，深入透彻的研究美军是学习借鉴美军的重要前提，一是不能囫囵吞枣，不顾己方实际情况，照搬照抄。二是不能镜像思维，想当然的以自身的思维方式，曲解美军。三是避免零敲碎打，解剖某一个极微小的侧面，意义不大。之所以提出这三个注意方面，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有不少人都犯这样的错误。
第二，研究美军，不仅要搞清楚美国军事建设的具体做法，更要弄清其背后的变革机理和军事文化，从而得出当代军事变革各个方面的一般性规律，在己方的战略框架下为我所用。不当借鉴，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有可能丢掉自身好的制度和经验，也没有充分吸收美军的优长之处。俄罗斯军队的改革曾以美为师，一再反复，在这方面付出过重大的代价。
第三，开源情报的保密问题。笔者通过检索公开文献和对一些制度的了解，认为美军研究的格局是军内高级机关和高级研究机构的研究比较集中深入，产生了大量的内部报告和军内发行的书籍。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趋于零散，往往研究成果深度有限、价值不高，影响面也较小，主要是由个人兴趣和外语能力带动，此外也受到了保密制度的影响。国内美军研究的公开文献和出版物都不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开源的美国军事情报都被列入了涉密范畴，相当多的军内研究机构和学者都缺乏便捷获取开源情报的渠道，而止步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曾经有学者表示，定密的泛化不利于外军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成果的不透明性，又造成了大面积重复性劳动，国内多达几十个机构重复翻译美国国防部四年评估报告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因此，从研究美军学术群体的整体繁荣来讲，对美开源军事情报的研究应该考虑公开化。反观美国的做法，其2000年发布的陆军AR 381-5号条令《陆军信息安全计划》对通过分析公开信息加工出的情报的秘密等级如何确定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依据该条令，通过编纂官方途径获得的公开信息形成的评估材料和报告不视为秘密。这貌似很简单的一个规定，却解决了基于开源情报进行外军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即开源情报的共享问题，使开源情报效能最大化，同时又避免了重复性劳动，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美军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仍远远不够，需要做得工作还很多。
三、美军研究能够为战略研究和战略评估提供支撑
按照美国的实践，其国家战略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国防、外交、经济、信息、社会等不同领域方面的内容。确保这些领域的安全涉及到军队、执法机构、外交部门和各个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国防战略涉及的是国家防卫能力建设，由国防部统筹各种资源进行军队建设，并具体负责国防战略的制订，这充分体现了美军文人治军的理念，旨在使军队领导人专心于军事战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国防战略往往仅指明总体军事行动方向，需要军事战略来进行具体操作，军事战略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制定，重点是军队能力建设和设计联合作战方针。
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军事战略，还是研究国家大战略，或者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对军事的研究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看懂军事关系或安全关系有助于看懂政治关系的本质。例如，曾有美国专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是除了实兵演习之外的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值得大家警醒。
回到情报研究的角度，情报研究是战略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外情不明，战略研究只会是空中楼阁。美国认为“情报是治国不可或缺的知识，对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意义重大”。国内学者梳理美国情报界顶级刊物《情报研究》的另一条结论是，其研究内容方面，逐渐与国家战略相结合。情报研究更加向贴近高层决策者，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为目标，朝与国家战略研究相结合方向发展，关注国家安全。
美国对华军事研究界根据情报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了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评估和应对。例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核武器和中美关系》、2049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增长的侦察打击能力：对美日联军的影响》，后一篇报告检视了中国新兴的侦察打击能力，讨论了其对美日联军的影响。其分析了中国确保其获取、跟踪和定位敌军的海上和空中行动的能力。评估了美日联军被中国可能利用以削弱防护体系的能力。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确保日本防卫能力的反制措施。
在这类报告中，最为经典，迄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军提出的“联合介入/反区域拒止”能力系列报告。这个概念源于美军认为，解放军为了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中，发展所谓“珍珠链战略”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策略)。这并非是由中国政府或军方的正式报告中提出的，反而是美国研究机构或外国媒体直接冠以的称谓。鉴于解放军的战略，美军提出要形成“联合介入/反区域拒止”能力以介入台海冲突，这种能力上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升成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就成了“空海一体战”。
在研究可能发生战争的研究报告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略评估报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吕德宏在其著作《从思想到行动——解读美军战略规划》中指出：“美军联合战略评估，又称净评估，其基本含义就是把敌我双方对等的军力要去掉，对比双方剩下什么，以明确敌我双方部队不对称的优势和劣势。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负责中长期趋势的战略净评估，联合参谋部负责作战净评估。美军净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对事实的定量分析，对事实之间联系的模型分析，对不确定因素的模拟分析，专家的综合评估，主观的最终判断。在战略评估中，美军普遍使用场景分析方法、假想敌机制和模型模拟工具……联合作战能力评估过程对美军联合战略体系具有基础性作用。”
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军队和美日联军2030战略净评估》就是一例。此净评估报告中包括了到2030年的中国军事发展轨道，2030年可能的中美日安全关系。其主要结论包括，一是对美日同盟在未来15-20年最可能的潜在挑战不是中日或中美间的全面军事冲突——而是例如中国努力将美国驱逐出西太地区。二是最可能的挑战是源于北京增长的强制性实力——增加的军事实力让北京影响或者试图解决与东京的争端，用的是其最想要的不用军事攻击手段。三是解放军增长的在日本和争端领土附近的空中和海上的军事存在将加剧不稳定的政治军事危机的风险。四是中国和盟国在日本境内的军事平衡很可能产生决定性的转移。五是未来最可能发生是在三者间，要么美国得以保持在日本附近的空中和海上的微弱优势，要么军事平衡变得不确定。六是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或者北京政府将其精力和资源转向国内稳定，中国产生的重大潜在威胁可能会削弱。七是更大的战略形势变化可能发生在未来15-20年。这些转移包括亚洲冷战，美日盟国常态化地对抗中国，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大规模退出，宣布中国主导亚洲的时代来临，或者日本核武器化条件下的紧张的中日对抗。
我国也有研究人员提出，国家情报应主导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情报应引导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情报学至少应在如下两个主要方面回答中国的国家命题,以完成自身的国家使命：一是深刻认识世界格局，精确预测世界未来;二是做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参谋，并主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
假如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类比推理，中国军事情报工作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回答军事战略命题。一是深刻认识潜在作战对手，准确预测作战对手的发展趋势;二是基于对对手的认知和预测，做好国家军事战略发展的参谋。这个类比推论和美国基于威胁进行战略规划和军队建设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但从实际上来看，在军队和地方都涉及的战略研究领域中，公开文献体现出了军事情报意识和军事研究的缺位是造成不少研究人员战略研究走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曾经撰文《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 、阿战的预测》，作者认为，十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与判断，不论是战略判断还是战术预测，大多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那些预测背后的理论、事实、逻辑、方法，不仅反映出学界对两场战争的研究轨迹和缺陷，还可以折射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然也有人指出，牛新春所提及的国际问题学者并非包含了最一流的学者，普通学者无法接触到决策部门，无法掌握最一手的信息，无法把握到国际问题研究核心，但其指出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所有人反思。
例如牛新春评论道“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国怎么能打赢呢?敌人在哪儿它都不知道’;美国军事打击的手段不多，且要顾及后果，以空袭结合小股特种部队人境缉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军事反恐不会取得多少实际效果;甚至，美国一旦将塔利班作为敌人，反而会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权得以巩固;……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势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2002年3月布什总统宣布反恐第一阶段结束。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怀疑美国军事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质疑美国能否搞定阿富汗的声音也迅速消失，转而夸大美国的军事、战略成就。”
对于这样的误判，实际上只要对美军冷战后的军事变革、新兴作战概念，以及近几场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和成果进行过跟踪研究，就能迅速判断出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快速取胜毫无悬念。
另一方面，常规战争胜利后，美军陷入反叛乱战争的泥潭，一批学者预测又完全走偏。牛新春评论道：“2003年8月，有人认为‘伊拉克问题基本解决’，‘无人怀疑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严肃性和能力’;在实现其计划前，美国不会轻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袭击非常严重，学界仍有判断称‘反美抵抗力量对美尚难构成实质性威胁’，‘布什不会放弃先在伊拉克树立起民主样板进而改造中东的战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学者认识到，想要将伊拉克政权打造成美国设计的‘民主样板’只‘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
这种误判则与缺乏该地区反美军事武装发展的情报有直接关系，同时又缺乏对第四代战争的理解，陷入了缺乏根据的主观臆断中。当美军逐渐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内一些学者又用历史辩证法解释，美军是败给了人民战争，一再认为西方人不懂辩证法。在笔者看来，这种论断一方面逻辑推理模糊不清，根本不从定量上进行分析联军反叛乱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像支持、反对、中立民众的数量、地理分布情况、宗教和种族状况，反美武装的派别、兵力、资金、组织等问题统统不作深入解释或者干脆不提。这正如一位美国研究人员提出的，“中国公开军事文献在涉及战略时偏向于谈论概念，较少谈及或不谈实际的部队数量和使用……这一点不像欧美国家对于战略的讨论。”另一方面，相关学者试图捧着这种思维方式包打一切类似的问题，无视美军的反思与进步，未见其谈及美军的事后评估报告和反思。事实上，美国军界和研究界在进一步认清反美武装的核心能力即在信仰的基础上，提出的例如“战略传播”、“信息作战”、“战略地面力量”等新的作战概念必将改变下一场反叛乱战争的现状。
在这些反思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军官托马斯•哈默斯的著作《机弦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主要创始人李健在中文序中评论道：“该书除较为系统地阐述第四代战争的特点以及‘大卫’们的战略战术外，哈默斯上校在书中更是警告国防部当局，一是对‘大卫’们信仰力量的忽视正在抵消着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而这对以信仰立国的美国又无疑是一个讽刺;二是过度信赖技术和火力必将产生依赖，而最终将成为敌人可以利用的弱点;三是美国军队必须改革官僚体系，建立灵活应变的组织结构。在这部研究常规军力长短处的很有见地的著作中，可寻觅到解答第四代战争‘进行方式’的答案，此外还有有关纠正措施的建议。
美国研究人员认为，《机弦与石子》无疑会引发争议，却应当有助于在国防部和整个国家安全界唤起辩论，辩论围绕着美国需要什么类型的军队，美国武装力量应当做好什么类型的战备。”
可以想象，美军反思后产生新的军事变革成果在下一场战争中的表现又当令众多国内研究人员瞠目结舌。
总之，战略研究绝不能只是思维的辩证，必须要进行国家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最终指向就是战略评估。战略评估也可以称得上美军研究最核心的应用成果。一方面用情报研究的成果作为战略评估的数据和事实基础，另一方面战略评估这种规划方式也是对美军最好的学习和借鉴。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要调动全党全国力量，齐心协力做好工作。要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式创新之路，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军事创新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
那么职能部门和研究人员如何在这个共同事业和创新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值得深思。
主要结论：
1、研究美军能够提供高价值的开源情报。
2、研究美军能够为我军的学习和借鉴提供重要参考。
3、研究美军尤其要注意还原美军的真实面目。
3、研究美军是战略研究或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支撑。
4、战略评估是对美军定量研究的最终指向。
(汪川：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来源时间：2014/10/26 发布时间：2014/10/10
旧文章ID：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