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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姬 刘常喜: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原则: 霸权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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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文姬、刘常喜  来源:《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实施和调整都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短期目标是为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长期目标是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享受霸权利益。然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符合国际环境,特别是亚太环境的战略原则———霸权均势的指导。

  一、霸权均势的界定:霸权困境中的选择

  推行并维持全球利益是美国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所在,维持全球霸权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支点。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使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受益良多,但也成为制约美国霸权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第一,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不断出现,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逐渐约束和削弱着美国的地区性选择和战略影响。这与美国的优先战略即防止任何国家和地区崛起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产生了冲突,美国不得不放弃全球扩张而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它的重点发展区域即亚太地区。第二,“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威胁的非对称性也日益困扰着美国政府”。[121全球化背景下,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使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错综交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美国的霸权目标受到了这种客观利益交叉现实的制约。

  第三,最掣肘美国霸权目标的因素是应对各种威胁的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到目前为止,美国仍在努力摆脱经济衰退的局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府税收下降、巨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同时党派斗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掣肘了美国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内政形势迫使美国运用均势外交采取收缩战略,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实力与目标不平衡的“霸权困境”,霸权很难再通过“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手段来实现,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增添了“制度”、“以退为进”和“均势外交”等内涵,即霸权均势。“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战略,又有别于传统的均势战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119

  首先,新时代背景下的霸权更侧重于制度霸权而非军事霸权,这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应用与发展。“霸权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体系,在霸权国权力的绝对影响下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实质就是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霸权国家制定和推行的国际规则”。[2142

  制度霸权的获得与制度的非中性特点紧密相关,制度的非中性特点是指规则总是由经济技术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技术力量的不平衡反映在制度体系内就是话语权分量的大小。于是霸权国总是力求建立和维护以自己为中心的规则和规则的解释权,同时通过制度体系的扩张性将全世界纳入其制度体系中从而谋求霸权。

  其次,新时代背景下制度霸权表现为一种以退为进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的“节制”是为了实现在亚太地区更具张力的战略部署。世纪之交的全球扩张牵制了美国在多极化趋势下构建亚太区域内规则体系的战略机遇,相反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并试图增加在其中的话语权从而收益良多。扩张战略的效微及相对实力的下降客观上增强了美国“以退为进”的霸权意识。在美国历史中就有以退为进实现霸权的实践,20世纪70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采取了看似无力却更具张力的全球收缩战略,它的成功运用解救了美国的霸权困境。当前经济危机的阴影,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实力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充分利用经济技术实力构建制度霸权体系成为美国实现战略力量重点部署的最优选择。

  再次,以退为进的霸权实践客观上要求运用均势外交。从客观层面来讲,任何形式的均势状态,都是国际体系内互动过程趋于平衡的产物;从主观层面来说,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原则,均势原则是作为牵制别国、左右国际或地区形势发展的工具。很明显,作为客观层面的均势与霸权是具有矛盾性,而作为主观层面的均势与霸权具有内在同一性。换言之,均势外交本身就蕴含着争霸的目的,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均势外交作为获得霸权的手段在18世纪的英国已经得到巧妙的运用,如今美国霸权目标的实现同样不能缺失均势外交的运用,巧妙利用亚太国家间的隔阂与矛盾分歧使其相互制衡形成地区均势是实现霸权的必要手段。

  二、霸权均势:影响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方式

  继续维持全球霸权地位是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动因,该战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体现了霸权均势的原则。积极发展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关系、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是美国在制度化框架内主导亚太经济政治事务的新尝试;有重点有步骤的在亚太地区布署军事力量是美国试图制衡地区竞争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军事保障;制衡地区崛起国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环节,但与地区崛起国的合作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巧妙实施的保障。

  第一,在制度化框架内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关系。过去,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单边控制能力。[386

  后冷战时期,美国将构建霸权体系的重点由全球转向亚太地区,运用均势手段维护其制度霸权。

  首先,改变过去在亚洲单一的政治同盟关系,积极发展并主导制度化的多边经济关系,最大化的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红利,并达到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的目标。新世纪的前十年,以东盟为主轴的五个“10+1”协议并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涵盖更广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相反美国在WTOAPEC的框架下,难以推进其新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并且相对游离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亚太区域经济力量结构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美国于200911月强势主导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从而打乱了由东盟主导、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原有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TPP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将自己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集为一体的战略性举措,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调整贸易投资主张与规则的工具之一,是平衡区域性战略力量并维系其霸权的重要手段。

  从TPP的参与国来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智利、秘鲁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依赖于美国的国家,而中国、印度、巴西等竞争性地区新兴大国目前都被排斥在外。这表明美国运用规则制度的策略相对于过去多元化的鼓励加入,更趋向于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选择性的准入原则。选择性准入原则可以使美国就最广泛的议题与对其有依赖性的国家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然后向其他竞争性国家施压,最后达到控制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将新兴大国的发展严格限制在美国构建的制度体系之内。从TPP的特点来看,美国主导的TPP是一个高标准、综合性的协定。虽然它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但其准入门槛很高,目前地区崛起国还没有达到或接近TPP的规则要求,而且美国对于TPP的战略考量大于其经济考量。

  其次,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的多边国际组织,形成美国主导的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框架。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奥巴马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积极介入并增加在亚太多边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东亚峰会、亚太地区安全论坛、东盟首脑和部长会议等组织成为美国实现再平衡战略目标的工具。美国通过在亚太多边国际组织中的谈判增加政治安全砝码,从而增加这些国家牵制新兴崛起国的力量,利用崛起国与周边国家的岛屿、海权、资源等纠纷坐收渔翁之利。

  换言之,美国将自己作为一个平衡者,通过向一方增添或减少砝码的方式塑造地区均势,这充分反映了美国霸权均势原则。

  第二,开始向传统安全回归,强调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全球军事部署中的重要性,有步骤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推行军事安全外交。奥巴马任期的军事安全外交政策,由“高调跃进式”向更为稳健的“渐进式”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趋于协调和成熟。确保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不可或缺的环节,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将美国海军舰只的60%6个航母舰队、美国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和更多高科技武器及地面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422

  美国希望通过全球收缩性的军事力量有针对性的部署达到威慑地区竞争国的目标,既是美国财政赤字所引起的一系列军事开支缩减所造成的,也是崛起国周边地区国家对美方的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不仅在口头上承诺,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增加安全砝码,砝码偏重或者偏轻都会导致砝码军事安全外交的失败。将军事力量投放到亚太地区“较弱”的一方,制造地区均势格局,从而维持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霸主地位。

  第三,美国将新型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视为其全球利益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弱化和削弱其影响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应有之议,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冷战式的围堵与遏制。美国的意图是将中国等崛起国的发展限制在美国所主导的制度框架之内,因为崛起国在制度体系内的发展不仅不会对冲美国的霸权利益,反而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巩固。美方“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积极明确的响应,称‘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与中国建立并维持积极的合作关系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586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并不是要寻求与中国的正面冲突,相反缺失了中国的合作,该战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美不仅处于同一世界体系之内,而且对亚洲地区安全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要以相当大的成本作为代价,这是急需走出内外困境的美国所无力承担的,反而在制度体系内中国的发展有益于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如何既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又限制其进一步崛起,这不是美国单方面力量可以决定的,它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缺失了中国的合作,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可能因为对抗成本的增加或缺少平衡对象而流产。

  三、霸权均势原则对亚太秩序的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要处理的最棘手的矛盾,就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亚太时代”,霸权均势原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进而对世界经济政治都会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第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与21世纪前十年中国周边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塑造的高标准综合性的TPP将中国排斥在高门槛之外,试图压缩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而且美国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这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多年的外交努力受挫。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导致“部分周边国家借助外部势力寻求改变现状,中国周边环境的政治对抗性提高”,“多年来搁置争议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级,长期对峙和胶合状态难以避免”[645。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的霸权均势原则显然已经将中国置于一个“崛起困境”,如何突破是中国最要紧的战略考量。

  第二,霸权均势原则的应用使亚太地区的众多纠纷处于悬而不解的困境。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中国周边地区,留存着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权、资源纠纷,这些纠纷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开始异常频繁的呈现。日本的购岛闹剧、菲律宾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韩日之间的竹岛之争等都有区域外大国即美国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给部分传统盟国和伙伴国以安全心理保障,使其敢于提出岛屿主权要求;另一方面,当事态趋于紧张时,美国会出面呼吁各相关方在纠纷问题上保持冷静以免事态升级突破美国的管控范围。卡特在访问印尼时称“美国在相互抵触的领土和历史主张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在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上持有立场”,“呼吁保持克制并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反对挑衅、强制施压和使用武力”[58586。这表明美国对于这些历史性纠纷的真正立场是维持纠纷现状,使这些纠纷国处于无止境的相互扯皮的状态,这样既牵制了地区新型大国的崛起,又不至于因对盟国毫无原则的纵容激怒地区新兴国而导致局面失控。换言之,纠纷的彻底解决或搁置都不符合美国霸权均势的原则,纠纷的彻底解决会使美国失去插手地区事务的借口,更重要的是美国将因此失去可以牵制地区崛起国的国家力量。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案使亚洲地区保持了十多年的和平与稳定,亚洲国家都得益于这种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利于中国等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这是美国极不情愿看到的局面。

  第三,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变数因再平衡战略霸权均势原则的应用而增多,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使整个世界都会受到霸权均势原则的影响。亚太再平衡的霸权均势是一种包含目标与手段的概念,由于国际环境中包含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运用均势达到平衡的手段本身就是多变的,它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变迁。21世纪初亚太地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像一股洪流从大西洋两岸奔腾到太平洋两岸,这个世界由此迈进了亚太世纪。与此同时亚太地区也聚集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矛盾,历史遗留问题的矛盾等。因此,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与政治不稳定的非对称状态,这种政治稳定的脆弱性会给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使世界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1

旧文章ID:304

Eric:震惊美国医生的中国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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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c  来源:《临床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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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像是一家医院,更像是一家工厂,一家高效的工厂。而我就像一头屠宰场里的牛,穿行在流水线上。”美国医生理查德说。

  45岁的理查德(Richard Saint Cyr),原本是美国的一名家庭医生,他自2007年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做了6次体检,他称之为“非常有趣的经历”。

  在中国空气和食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阴霾下,人们开始将精力和金钱投向自己的健康管理,他们把自己送进一台台先进的仪器背后,在一系列健康数据中寻求踏实的安慰或明确的焦虑。

  两米长的价目表

  在两个小时的体检时间之内,理查德穿着体检中心的睡衣,被护士领着在一间间房间之间穿梭,接受检查。为了体现这种有档次的健康服务,体检结束之后,客人还可以享用面包和汤。

  但是在体检最开始时,没有医生或护士向理查德询问健康问题,做风险评估,然后再决定他需要做哪些检查。事实就是,“他们没有能力根据客户的健康需求推荐,因为他们都是销售人员,而不是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理查德说。

  女大学生袁莳站在咨询台前,对面贴有一张两米长的价目表,第一栏中从上到下写着“药业、居住证、招工体检、考研升学、家政”等类别,价格在100-300元。由第二栏开始,体检套餐被分为由字母A-J开头的十个类别。价格从A类的355元,一直到J类的2650元,其中并无性别、年龄段等区分提示。

  负责接待咨询的是两位中年女性工作人员。袁莳注意到在自选项目里有个“HCV(hepatitis Cvirus,丙型肝炎病毒)”,“这是什么检查?”对方说不知道。袁莳又问幽门螺杆菌是什么检查。“是胃里的一种东西。”对方看袁莳还想再问,又加了一句:“你要做了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的。”袁莳就这样悻悻然被打发了。

  理查德认为,在中国的体检,医生看上去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人们只需要一个合格的设备操作员。

  64岁的姚辉获得了一张“28元享受原价350元体检”的广告单,到医院检查,大夫说他的前列腺问题“挺严重”,让他又做了进一步检查并开了多种药物共20盒,直接刷爆了他的医保卡。而随后姚辉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做复查,却被告知他的“前列腺增生”只是一种不必太过理会的老年人常见病。

  不必要的检查

  理查德也发觉自己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一些在美国需要花费大价钱才能做的检查,在中国的一些体检机构,几百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全部做好,比如癌症酶检查,幽门螺杆菌呼吸检测,中医的体质分析,腹部、颈动脉、心脏、前列腺、子宫等所有重要器官的超声波检查,CT扫描全身和X射线照片,还有更高级的经颅多普勒检查。在中国的体检机构,他们的营业理念是把昂贵的高级检测廉价化,并薄利多销。

  “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是全身热扫描(full body thermal scan),以前我从未在美国的医院见过。”理查德回忆说。

  “还有一个叫‘生物体微弱磁场测定分析仪(Quantum FAFA bio-energy screening tracing system)’,坐在一个机器面前,手掌放在机器上,操作人员按下按钮,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

  根据这个检测,体检中心得出一份长达4页的报告,涵盖其身体中各种重金属水平,比如汞含量的高低等,理查德调侃说,“这是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巨长的报告”。但这份检测从他的专业知识来看是非常不严谨的——要检测身体中的重金属含量,应该做血液检查或头发检查。

  “像颈部的超声波,60岁以上或是有心脏问题时才需要做。”理查德说,“还有我做的经颅多普勒(TCD),为什么要给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做TCD?那是为筛选中风病人而做的检查。这种检查的泛滥是在浪费公共卫生的投入。”

  在理查德的体检套餐里,还有一项肿瘤标记物的血液检查。“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并在意这项检查,但针对健康人的癌症标记物检查是非常不准确的。”

  其实美国癌症协会认为,肿瘤标记物主要是用于已经患有癌症的病人,评估他们对治疗的反应,或是用于检测癌症病人是否有复发的迹象。而中国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看到表示正常的检查结果,或者异常的检查结果时,错误地安心或者被错误地惊吓,其实这项检查对健康的人是非常不准确的。

  对于健康的年轻人,CT是有害的,一个年轻人如果每年都做一次CT,把自己暴露在辐射中,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相信设备还是医生

  中国人对于体检的热情,时常也会让理查德这样的外国医生感到惊讶。理查德介绍,美国人也会有年度体检,但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体检套餐,他们先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聊一聊,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检查项目,通常是一些胆固醇、血压、血糖的检查,没有人每年必须要做心电图(Electro Cardio Gram)、CT、超声波。

  在国外,体检通常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并要求提供体检者的个人资料,包括基本情况、病史、用药史等。随后,体检中心会给体检者一份详细的回执,包括为其量身定制的体检项目、精确到每一个体检项目时间的体检时间表,以及饮食、穿着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等。

  体检结束后,医生不仅会告诉体检者身体存在哪些问题,还会详细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日后应该如何调整生活方式等。在中国,体检就像流水线一样,分门别类地进入各种B超室、CT室,也就是说,体检大多是由仪器来完成的。

  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中国的医生被训练来治疗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们如何预防疾病。全科医生不需要做一项项检查,只需要给人们一些健康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保持健康。实际上,防疾病于未然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美两国的体检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国的体检文化中,做一项项的测试要比和医生交流重要得多,这是非常悲哀的,中国人不相信他们的医生。”“在中国的体检中心里,没有你熟悉的医生,只有年复一年相同的测试。”

  医学专家介绍,其实数据的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设备的检查只是一种“横断面的检查”,包括抽血、做彩超、心电图都只能反映身体那一瞬间的状态,不能说明之后的问题。

  (作者Eric,本文发表在《临床医疗》,文章已得到授权,转载请署名并注明来自:这才是美国:MIGUO-1。)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9/19

旧文章ID:302

罗慰年:美国人口政策牛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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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慰年  来源:共识网

  美国人?中国人?

  中国留学生和其他旅游者在美国留学和旅游期间出生的孩子,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媒体最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按照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301(a)条款,无论父母是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留,只要孩子父母在美国的身份不是外交官,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是美国公民,拥有美国国籍,享受美国公民同样的权利。这个规定,许多中国人都了解,一些中国公民甚至利用美国的这项人口政策,怀孕后到美国待产,生下一个美国公民。

  然而,按照中国《国籍法》,只要孩子父母没有绿卡定居在美国,孩子就拥有中国国籍,是中国公民。这样一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天然拥有两个国籍。不过,中国《国籍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美国国籍法和中国国籍法之间的冲突,给这些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婴儿提出一个国籍认同的难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一批婴儿的“美国国籍”,他们实际上又拥有被美国政府认可的“美国国籍”,这些孩子,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虽然根据中国国籍法,他们是“中国人”,回国后,也不影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因为拥有美国国籍,他们也可以在美国工作。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国美国人”或“美国中国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美国。美国留学生到中国,在中国出生的婴儿,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美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凡是在美国居住超过5年的美国公民,到海外工作或居住,婚内或婚外生子女,只要父母一方是美国公民,都可以到所在国领事馆获取“美国公民海外生育证明”,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获得与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婴儿同样的公民权。美国承认事实上的双重国籍,虽然中国政府给这些婴儿发放旅行证,并不影响美国政府视他们为符合美国移民法的“美国人”。

  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是美国人;中国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是美国人。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移民局的这种国籍认同,代表美国全球移民政策,瞄准未来人口。授予美国公民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出生的婴儿公民权,是一种抓住“未来人口”的政策。这个人口政策的逻辑前提是:新生人口,多多益善。今天的婴儿,是未来国家的劳动力,是保证国家未来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美国把国家未来发展,建立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提出美国仍是世界老大的五个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人口未来一片光明”。他的人口构成优势的观点,基于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的人口的比较作出。“我们的劳动力大军相对年轻,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美国人口将增加将近一亿,劳动力大军将因此扩大40%。与西欧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人口相比,这些国家的人口在不断老龄化并减少。时至205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接近50岁;美国则为40岁。”劳动力大军相对年轻,有赖于人口不断增长;人口不断增长,有赖于美国的多元人口的移民政策。这种移民政策,体现了人口构成比较优势的想法。

  人口构成比较优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经济学家解释后发展国家的快速发展,依靠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科技形成互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劳动力比较优势,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关键。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通过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把夕阳工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这个模式,曾在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屡试不爽。

  劳动力比较优势,必然在后发展国家工人收入增长之后失去势能。因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都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经济理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理论的片面性,在于它把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要素,从社会发展中孤立开来,没有从人口的综合角度分析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离开人口比较优势,把劳动力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要素,而忽略人口结构的要素。劳动力比较优势,能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

  一般认为,科技推动经济发展,比劳动力比较优势具有更大的势能。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进而关注科技比较优势,是一个进步;不过,人们在谈论科技的时候,有意无意把科技背后的“人”的因素割裂开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认识上的误区。科技优势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都离不开人的心理价值判断。科技发展优势的势能,会随着人的消费心理的疲劳而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势能,则会随着劳动力的幸福感的降低而减弱。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成比例增长。经济发展造成贫富分化,造成了人的挫折感增加。从越来越多的富豪移民、中产阶级把子女送到美国读书并希望他们学成以后留在美国,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后,中国富豪和精英的国家认同,不增反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中《全球移民和汇款模式的改变》(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指出:截至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人数已达到934.3万人。“2012年,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分别为81784人、33018人、29547人、7723人,总数为15.2万人。” 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输出国。2014年6月6日发布的《2014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最想去的国家,分别占52%和21%。

  中国移民的原因主要有:教育质量(占21%)、环境污染(20%)和食品安全(19%)是他们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社会福利(15%)、医疗水平(11%)和资产安全(8%)、生育限制(4%)则是移民的其他原因。胡润富豪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富豪们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三分之一的超级富豪们已经移民;更高比例的富豪喜欢送子女去海外。80%的人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在海外受教育。

  美国的科技创新跟它的移民政策密不可分。美国大约28%的新企业,是由移民创立;财富500强(Fortune 500)企业,大约40%也是由移民或他们的后代开创的。移民给美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雅虎公司共同创办人杨致远来自台湾;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前执行长葛罗夫(Andy Grove)在匈牙利出生,谷歌(Google)共同创办人布林(Sergey Brin)是前苏联移民。活跃于中国的搜索引擎巨头百度也是美国公司—是一家由中国留学生李彦宏在美国注册的美国公司。

  新移民除开了带来母国的文化的优势,这种优势嫁接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中,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文化杂交优势的结果。美国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依赖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口优势,这些优势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留学生和投资者;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才的蓄水池,有源源不断的科技发明后备军。

  世界各国人争相移民美国,创造出美国的人口构成比较优势。人口构成比较优势比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科技比较优势更能解释美国经济和科技持续发展不衰的结构性动因。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离开人的幸福,经济发展没有意义,科技也没有意义;离开具有乐观的人— 科技发明者,科技发明甚至会偏离造福人类的方向甚至对人类造成危害。科技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要通过人和为了人。多元的人口发展政策,才能创造适合不同层次的人的心理需要的社会环境,才能为年轻一代提供开放的科技创新制度,才能推动经济和科技平衡健康发展。

  美国多元人口政策

  美国人口政策,是一个综合的多元人口政策。它首先瞄准世界各国的留学生。高科技人才和留学生是美国经济的“核动力”。科技发明和科技应用,都依赖这个人才的蓄水池。美国总统奥巴马正推动H1B的配额的改革,让更多的留学生可以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国家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利用国外移民廉价劳动力和吸引年轻的一流人才来美国,被认为是美国保持长盛不衰的法宝之一。

  留学生和高科技人才,是提升美国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人才资源。移民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推动力。2014年,美国为留学生工作而设的H1b工作签证,有20万人申请,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10万个可以拿到签证的留学生。2014年,至少有20万留学生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这种国际性的“楚才晋用”,对于这些留学生母国,是人才大量流失。

  人才流失,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损失。英语用“脑力流失”(Brain Drain)形容人才外流,非常形象。从宏观的方面看,每个人都是大脑的一个细胞。一个人才的流失,或者不会影响国运,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出现大量的脑力流失,就是国家实力衰弱的开始。反过来,一国是人才争先恐后都想进入的地方,那么这种“脑力流入”(Brain Gain)就会为这个国家带来不可低估的脑力资本。

  新移民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的人口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通过亲属移民,在美国“复制”出一个又一个亚文化的群体生态部落。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把美国未来人口的优势,归结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我们的人口构成状况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比总体人口年轻,与出生在美国的人口相比,移民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也更多。移民群体还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吸引高技术移民,美国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开放社会能让移民实现更完美的融合。”

  有人认为:移民的英语水平较低,从事的多是低收入的工作,同时一部分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也领取社会福利,对社会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尽管多元人口移民政策会拉低国民收入的水平,但这是多元人口政策的应有之义。没有多元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比较优势,单纯技术移民对一国发展的推动必定有限。通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的移民,产生一国多元的移民生态,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多元移民比较单一技术移民,显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这种移民国家的多元人口构成比非移民国家单一人口构成,更具多种族混合和多元文化杂交的优势。

  关于人口构成比较优势,有一个观点是:一国要尽可能地把科技人才吸引过来,通过专业人才的技术移民,为一国增加技术优势。这种思维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理论,犯的是同一类错误。人口构成比较优势,不是孤立的移民技术的比较优势,而是多元文化的比较优势,开放社会制度的比较优势。开放的社会制度和封闭的社会制度,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信息自由。不允许信息自由流通,必然降低人民的幸福度;阻塞正确信息流动的渠道,必然限制人民的创造力。

  目前有二十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继续,留学生的人数,还会增加。这些留学生毕业后,一部分会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将遭遇中国国籍法与美国国籍法的矛盾。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反应目前人口移民需要的《移民法》。虽然发放“绿卡”,但门槛太高,只限于少数特殊人才。

  目前的政策,把所有在中国出生、移民海外获得外国国籍的中国人,一概划到“外国人”的行列;中国移民,尤其是成年移民,一旦获得所在地国籍,立即失去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许多国家给予的进出出生地免签证的权利。回国探亲、旅行,不提供旅行证; 回国工作,不提供华侨身份证。中国对移居海外移民和侨民的政策,是短视的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为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回国探亲、定居、工作,人为制造障碍。这种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大量的外籍华人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国家发展,不可避免会涉及人口种族构成的问题。无论是移民中国的外国人,还是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抑或是在海外出生的身份未定的婴儿,都是国家的财富。一国既要包容精英、也要接纳普通人甚至残疾人;是否接纳出国公民,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无偏见地包容和接纳包括海外出生的“双国籍”人,移民中国的外国公民和移民海外的中国国民,才能形成立体的多元的人口结构。多元人口构成,是创造新文化、新科技的生长点;多元人口发展战略,是文化繁荣,科技昌盛,决胜未来,一国长盛不衰的最可靠的保证。

  (本文摘自《透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和出路》一书书稿)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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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美省州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将在厦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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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岛市旅游局官方微博  来源:腾讯微博

由中国国家旅游局、美国旅游推广局、美国旅游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中美省州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将于10月27日-30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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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差异看中国p2p信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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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腾讯微博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易欢欢:中国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远超美国,利率还未市场化,信用评分体系也不够完善。因此,有三个要素决定了中国p2p行业能否健康发展。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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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勒普:中美欧市场的三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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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佛商业评论  来源:腾讯微博

在新兴市场和在欧洲、美国市场做生意的不同点有哪些呢?我想谈论三个领域:客户、竞争、市场背景。企业希望和客户打交道,也希望和企业打交道。消费者的需求是可以驱动供应链的,包括b2b市场。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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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美关系如何克服三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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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文  来源:腾讯微博

中美身份冲突、中美战略漂移、中美国内制约。如何克服上述三大隐忧?首先靠中美精英,绕开国内制约,引导国家身份认同,凝聚新的战略融合剂。中国不操心美国内政,但事实却是,谁在管理美中关系上更有战略定力,值得中国关注。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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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美干涉香港问题侵犯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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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华网军事  来源:腾讯微博

中国日报网10月23日电(党超峰),据外媒10月22日报道,本周,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卡特中心与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

来源时间:2014/10/24   发布时间: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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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立: 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美国智库国际战略报告文本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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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志立  来源:《美国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总体上具有一致性。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要求美国把握冷战胜利的时机,充分利用自身权力优势,全力推进世界民主与自由化进程。克林顿的民主扩张战略主张美国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全面转向自由市场与民主区域扩张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战略要求美国以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作为战略手段来维护美国霸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显然,三位总统都试图依靠美国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自由市场构成的国际秩序。

奥巴马打着重塑美国形象的旗帜走进白宫 , 希望开启美国的变革时代。那么,他会怎样变革美国的国际战略呢?一向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库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各种战略政策建议。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战略政策建议。本文选取这三项研究进行分析,以探究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走向。

一、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国际战略:以实力推动自由民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成为建立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坚信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是实现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根本途径,因此,他们都试图利用美国的权力优势,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构成的国际新秩序。

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旨在打造一个由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构成的世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发表了题为《走向世界新秩序》的演讲,提出冷战结束后,各国因为追求正义而更加强大、因为追求和平而更加安全,彼此能够繁荣、和谐相处,每个国家都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注释】 George H. W. Bush, “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 September 11th,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sweetliberty.org/issues/war/bushsr.htm. 【注尾】老布什所要推崇的正义就是民主和自由;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要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推动自由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老布什还强调要充分利用美国的权力优势,他指出美国此时的权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强大,这意味着美国利用实力推进民主进程的能力更加强大。因此,他要求美国把握时机,充分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全力推进世界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促进各国政治民主化改造,将世界自由市场向正在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的国家推进。【注释】 George H. W. Bush, 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New London , Connecticut , May 24, 1989, available at: http:// 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 =17057. 【注尾】

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张战略具体化了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理想。为了使美国金融、外交和军事等国家安全资源更加有效地加以利用,克林顿政府将美国传统地缘战略利益地区设定为民主扩张优先区域,具体提出四项工作重点:加强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力量;培育新的民主国家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对于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支持其内部自由化运动势力;人道主义援助要与受援国民主化进程与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注释】 Anthony Lake, “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 September 27,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disam.dsca.mil/pubs/Vol%2016_2/Lake.pdf. 【注尾】此外,民主扩张战略提出,如果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可以考虑单边使用武力。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外交政 策应既 坚持原则性,也 不 失灵活性,在民主和自由市场扩张问题上不容动摇,但在实现手段上要灵活;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最终决定美国政策;如果单边行动更能有效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则应该采取单边行动。

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国际战略进一步强调单边主义和军事手段是推动民主的主要途径。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美国权力的脆弱性,促使小布什政府更加不遗余力地推动民主扩张。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提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脆弱性,实现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关键在于推动民主自由的扩张。【注释】 George W. Bush, The Second  term Inaugural Speech, January 20, 2005, available at; http://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 =4460172. 【注尾】九一一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看法,小布什政府认为流氓国家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强行实施政权更迭是对付流氓国家的首选方案,由此提出了以预防性战争为内涵的美国新安全观,这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他的安全信条是以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作为战略手段积极推进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以此维护美国的制度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注释】 韩志立、秦亚青:《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理论》,载于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9~212 页。【注尾】

总之,冷战结束后的三位美国总统相信权力和自由民主是改造世界的主要工具。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与其他大国相比,具有巨大实力优势;民主与自由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美国可以凭借权力和主观意愿,推动世界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

二、美国智库的国际战略建议:战略领导、多边合作、霸权宪政秩序

美国智库一向是美国政府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根据时代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战略政策建议。这三项研究均由美国重要智库承担,广泛咨询美国政界意见,并在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咨询和召开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政学两界具有广泛代表性,对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走向。

普林斯顿计划( Princeton Project )【注释】 该项目的网址为 http:// www.princeton.edu/~ppns / 。【注尾】是 2002 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发起的一项为期三年的国际战略研究项目。该项目由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主持,由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承担,并汇集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计划在两党战略共识基础上,为美国未来十年国际战略提出建议。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 和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  Marie Slaughter )执笔完成最终报告——《建立一个法治的自由世界:美国 21 世纪国家安全》,提出美国应主导建立一种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宪政秩序。【注释】 John Ikenberry and Anne  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trategy, September 27, 2006, 全文可参阅网页 http://www.princeton.edu/~ppns/report.html. 【注尾】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 Managing Global Insecurity )【注释】该项目的网址为 http:// www.brookings.edu/projects/mgi/about.aspx 。【注尾】于 2006 11 月启动,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联合承担。其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理查德·阿米蒂奇、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位美国前国务卿、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此外,项目还广泛征求了美国学者、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重要官员和总统竞选班子对外政策顾问的意见,收到来自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安全部门的反馈建议。项目最终出版了由琼斯、帕斯夸尔和斯特德曼合著的《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一书,全面阐述了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实施以国际规则为依据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战略建议。【注释】 〔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著,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译:《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9 页。【注尾】

凤凰动议( Phoenix Initiatives )是 2005 年由新美国安全中心启动的一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宗旨是为美国制定有效、务实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促进并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该项目成员包括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官员、美国重要智库知名学者等,如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J. Blinken )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主任雷尔·布雷纳德 ( Lael Brainard ) 、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库尔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A. Mcfaul )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司长詹姆斯·奥布莱恩 (James C. O  brien )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 (Anne  Marie Slaughter) 等。他们广泛征求了美国公众意见,经过三年的讨论与研究,提交了《战略领导: 21 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研究报告,提出以战略性领导为特征的 21 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注释】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 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July 2008, pp.3~7, 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SlaughterDaalderJentleson_StrategicLeadership_July08.pdf. 【注尾】 

这三项研究虽然由不同智库承担,但它们对当前时代特征 作出 大致相似的判断,并建议美国应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调整其实现国家安全与繁荣的战略手段,从依靠实力推动民主自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依靠多边合作,构建美国霸权宪政秩序。

(一)新的时代特征:权力分散性和安全威胁跨国性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与凤凰动议在其战略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安全威胁的新变化,提出权力分散性和安全威胁跨国性是当前时代的最主要特征。

对于当前国际权力结构,有美国学者认为,当代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权力转变,这主要体现为美国影响力相对减弱、新兴大国崛起。他们认为,世界的权力已不再集中于美国 一 国手中,而是逐渐分散到多个国家及超国家行为体中。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但其军事力量已无法解决当前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就经济力量而言,美国的统治地位已经消失。更为联合的欧洲经济总量及影响力与美国相当;日本经济复苏、中国崛起、印度快速发展,都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重要经济力量。【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20~23 页。【注尾】

报告认为,新兴大国的权力与影响力是一种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崛起的中国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其正试图在非洲、亚洲和美洲重新划分经济版图,建立新联盟与合作关系。俄罗斯在军售、中东核不扩散等国际问题上 挑战着 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为强大、联合的欧洲正试图通过法治与经济手段,启动新的国际秩序建设进程。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越来越不满意被排挤在全球治理八国集团机制之外。【注释】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 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10~11. 【注尾】

对于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有美国学者认为硬威胁严重程度下降,软威胁严重程度上升。传统的硬威胁主要指国家间的军事威胁。在当前国际形式下,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来自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美国以往的主要安全威胁远在非洲、亚洲或中东,而美国当前的安全威胁并非来自特定国家,如恐怖主义 , 流行疾病和气候的灾难等【注释】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 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10~11. 【注尾】

21 世纪的恐怖主义具有跨国特征。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具有世界性,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即包括美、英、法、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具有国际性,以基地组织为例,其组织成员、资金网络遍布世界各地。【注释】 参见美国科学家协会网站关于基地组织的介绍, available at www.fas.org/irp/world/para/ladin.htm. 【注尾】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具有全球性。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温室气体无论从何处排放,其不良后果将影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气候变化对每个国家的破坏程度可能不同,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其威胁。金融危机表现出惊人的外溢速度和破坏力。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虽然源自美国的 次贷 危机,但其危害波及世界各国。从金融危机的成因来看,缺乏国际协调与合作是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注释】 Randall Dodd and Paul Mills, “ Outbreak: US Subprime Contagion, ”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2008, p.14. 【注尾】 

(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美国领导地位与多边机制下的国际合作

在新的权力结构和安全形势下,如何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是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首要战略问题。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凤凰动议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建议,他们提议美国的国际战略应从依靠权力推行民主自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通过大国沟通与合作,在负责任主权基础上,应对共同威胁。

1 . 普林斯顿计划:在多边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宪政秩序

普林斯顿计划提出,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美国应让渡部分权力,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宪政秩序。【注释】 Francis Fukuyama and John Ikenberry , Grand Strategy Choices for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trategy, p.10. 【注尾】具体来看,普林斯顿计划至少在三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战略:

首先,普林斯顿计划提出,在处理大国关系、应对跨国威胁方面,美国应该克制自我权力,依赖多边机制,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普林斯顿计划建议美国应努力推动中国融入西方经济政治秩序,并允许中国追求其合理的发展目标。虽然报告建议美国采取措施提防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但报告同时强调这些提防措施不应该加重中美间的安全紧张关系,不应该破坏将中国纳入西方秩序的目标。【注释】 John Ikenberry ,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p.48~51. 【注尾】

其次,普林斯顿计划提出美国应在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可以给美国带来三个好处:可通过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将其他国家的力量为美所用;可通过提升世界整体安全水平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可通过多边机制的授权,使美国武力使用合法化。

报告意识到军事手段的有限性,认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与其他大国存在巨大的力量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力量所向披靡,无所不胜。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反对美国肆意使用武力,并提出美国不应为了追求单纯的国家利益,而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否则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怨恨、恐慌和反对,削弱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基础。【注释】 John Ikenberry ,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5. 【注尾】

最后,普林斯顿计划调整了民主概念和实现世界民主化的路径。普林斯顿计划并没有试图改变美国所坚持的民主和平理念,但是它对民主的概念和实现世界民主化的手段做出新的诠释。美国以往对国家民主的理解强调普选政府,而普林斯顿计划提出民主政府须符合三个标准:即受人民爱戴( popular )、负责任( accountable )和尊重人权( rignts  regarding ),亦即所谓的 PAR 型政府。在实现民主的路径上,报告提出,武力并非改变 非民主 国家和失败国家的唯一手段,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建立并持久生存下去。因此,在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美国应更加注重培育实现民主的条件,而不是简单依靠武力强行推行普选制度;应与达到上述标准的政府建立多渠道联系,支持并鼓励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注释】 John Ikenberry ,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p.6~7. 【注尾】 对民主政府做出新诠释,对实现世界民主化提出新策略,这些将改变美国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民主国家的交往方式。

2.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大国沟通合作,应对跨国威胁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提出,美国须加强负责任主权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冲突、贫穷、疾病、经济动荡等跨国安全威胁。

首先,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本身是一个全球对话平台。它一改以往美国作为国际体系霸权国我行我素的傲慢态度,为制定美国国际大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并为此搭建了一个多层次沟通平台。通过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合作、与主要国家的政要和学者交换意见、在亚洲、欧洲举行研讨会等方式,与主要国家和地区沟通。【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15 17 18 页。【注尾】

其次,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所提出了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其核心内容是创建 16 国集团,使该集团成为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之间构建共同利益、携手解决跨国威胁的机制。具体而言,在环境问题上,依靠 16 国集团内部协商,促成主要国家与新兴国家在环境政策上的彼此妥协,在实施碳定价政策之前,给新兴经济体一段产业调整和适应的时间;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本着负责任主权的原则,通过重振核不扩散共识,建立更强有力核的规范;在生物安全方面,对生物技术的危险性达成全球共识和科学共识,建立全球卫生体系,更有效地监督和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冲突管理方面,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加强对有效冲突管理共同利益的认识,并加大对国际冲突管理工作的投入;在反恐领域,以 16 国集团为主要国际架构,提高反 恐责任 标准、建设国家反恐能力,并支持地方反恐战略。【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43 98 126 153~154 182 208 页。【注尾】

16 国集团实质上是一个沟通机制,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就如何应对全球主要挑战、制定怎样的基本规则、实施怎样的战略等问题,建立共识和互信的沟通机制。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认为联合国大会不是制定新制度的有效场所,在拥有 192 个国家的机构里进行谈判,其进程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一致表决制度的使谈判最终结果难以让人满意。与联合国 192 个成员国对话相比,在 16 国集团中进行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取得一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并且,该集团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鉴于其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的总量,该集团对于世界重大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影响力,在成员国范围更广的多边机制中被采纳的可能性将会非常的高。【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47~51 55~57 页。【注尾】

最后,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将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从民主转向了负责任主权。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检讨了美国民主战略的失败,反省了民主国家联盟在决策的执行方面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提出民主不能成为分裂国家间团结的因素。负责任主权实质上是要在民主非民主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一方面,该战略并没有放弃民主的原则,对本国国民而言,负责任主权意味着保护责任,即合法控制使用暴力、为发展而动用和使用资源的能力、保护国民安全、促进国民作为人的尊严,这就意味着要尊重并保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将国际秩序的基础从民主转向负责任主权,可以消除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对立,在应对全球变暖、防止致命性传染病爆发、预防灾难性恐怖主义等跨国威胁过程中,得到非民主国家更多支持和参与。【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8~14 页。【注尾】 

3. 凤凰动议报告:以战略性领导为特征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

凤凰动议报告主张,在国际权力日趋分散的情况下,美国应实施战略性领导,即在应对跨国安全威胁时,美国要发挥召集者,而非统治者作用;要更多地倾听他国意见,促成国家间共识,并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放弃其全面统治地位。美国应根据本国利益需要,允许其他国家或行为体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分享其主导地位。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多国联 合领导 会更为有效;在西部非洲的维和行动问题上,让非盟或西部非洲共同体主导会取得更好地效果。美国战略性领导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绝对的领导权,而是有效地应对安全威胁。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是裁决,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注释】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 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14. 【注尾】

其次,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对外战略必须更加务实。美国传统战略盟友及全球性、地区性国际机构依然是美国最重要合作伙伴。但在具体事务上,美国选择战略伙伴应更加灵活;在不同事务上寻求不同合作伙伴。对于非传统战略盟友,美国应努力化解彼此间的观念差异,在对方某些观念演化成双方无法跨越的阻碍之前将其化解掉;为形成共识、实现战略合作,美国可在不放弃根本原则基础上,对某些问题 作出 让步。【注释】 Ibid. 【注尾】

最后,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它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说明,与美国合作具有互利性;美国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战略利益;互利是实现合作的最有效手段。【注释】 Ibid. 【注尾】

(三)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宪政秩序

普林斯顿计划提出在多边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宪政秩序;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提出大国沟通与合作,应对跨国威胁;凤凰动议提出美国实施战略性领导,发挥召集者而非统治者作用;三项战略具体建议虽然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要美国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让渡部分权力,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的国际宪政秩序。

国际宪政秩序的实质内涵是以制度霸权秩序代替权力霸权秩序。制度秩序与权力秩序很难截然分开,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凭借权力的介入,权力的加强也需要凭借制度的辅助。然而,两种霸权秩序的维持机制有所不同,权力霸权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主导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而制度霸权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主导建立起的制度。冷战结束时,美国主要以实力和单边主义为手段,不惜撇开国际机制所不顾,在全球范围推行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而上述三份战略报告建议美国主导建立国际宪政秩序,通过国际制度整合大国关系,将大国纳入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这样,国际体系的制度成分加大了;三份战略报告所倡导的国际宪政秩序,其实质内涵是一种制度霸权秩序。【注释】 韩志立、秦亚青:《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理论》,第 209~212 页。【注尾】 

美国制度的国际宪政秩序战略建议综合考虑了美国国家利益、权力与价值三个层次的因素。首先,美国之所以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建立起约束自身的国际机制,其根本动机是为了更长久维持美国霸权体系。国际宪政秩序可以给美国带来更长久的收益。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权力优势具有暂时性,新兴国家通过发展与建设,其实力不断提升,当前强大的美国必然有相对衰落的时候。如果美国主导建立一种权力秩序,那么随着美国权力优势的消失,这个权力秩序也必将随之破灭。而以制度为基础国际宪政秩序可以给美国带来更长久收益。国际机制的瓦解和重建具有延时性,即使美国权力优势消失,它所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不会立即崩溃,美国依然可以从中获益。此外,宪政秩序的维持成本要小于权力秩序的维持成本。依靠实力维持权力秩序,常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抗,霸权国为平息这些反抗往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在宪政秩序下,主导国让渡出部分权力,赋予其他国家在国际机制中一定发言权,让其他国家分享部分利益,这样更容易赢得其他国家支持,节省了维持成本。【注释】 韩志立、秦亚青:《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理论》,第 207~209 页。【注尾】 

其次,这些报告并没有忽视权力的作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差距依然被认为是建立宪政秩序的重要保障。根据其逻辑,在构建国际宪政秩序过程中,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而美国与其他国家权力差距越大,其让利空间则越大,越有可能获得其他国家对国际机制的支持,这样建立宪政秩序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国际体系的权力分散在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手中,彼此的让利空间则相对较小,收益分配会难以协调,对国际机制安排难以形成共识。【注释】 韩志立、秦亚青:《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理论》,第 207~209 页。【注尾】

最后,上述报告并未因强调宪政秩序而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普林斯顿计划的本质是要复兴威尔逊世界秩序信念,希望建立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一个以健全的、有效的国际机制为保障的秩序世界。它甚至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建立民主国家联盟,以此加强民主国家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果联合国改革不成功,该联盟可以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授权集体 安全行动 和使用武力。【注释】 Francis Fukuyama and John Ikenberry , Grand Strategy Choices for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trategy, pp.23~28. 【注尾】管理不安全因素项目肯定了国际组织在推动世界民主化发展的所取得的成果,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新增 90 多个民主国家,这体现了民主的胜利。它建议帮助失败国家建立法律和民主治理制度及市场经济体系,来消除冲突隐患。【注释】 布鲁斯·琼斯等著:《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第 162 180~182 页。【注尾】凤凰动议认为,安全与民主自由是并驾齐驱的两因素。美国对民主自由的支持应具有持久性;相信民主制度是最有效的国家运作机制;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将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而得到提升;美国须帮助 准民主 国家内部民主政治机制的发展。【注释】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 Strategic Leadership: Framework for a 21st Century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p.18~19. 【注尾】

三、智库国际战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

上述三份智库战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简要分析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以及上任初期的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上述三份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如美国的战略领导,多边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构成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并非三项战略报告的翻版,其中还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因素。

(一)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

2007 11 月,奥巴马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 )发表文章, 2009 9 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的国际战略理念。上述三份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如美国的战略领导,多边合作,应对共同威胁,同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有一定相似性。

奥巴马认为当前的国际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气候变化、贫困、流行疾病等,都具有跨国性;要应对这些跨国威胁、实现世界安全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建立广泛合作。【注释】 Barack Obama, Remar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  by  the  president  to  the  united  nations  general  assembly/. 【注尾】

奥巴马提出实现广泛合作须消除国家隔阂。他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强调国家间差异,这是实现国家广泛合作的最主要障碍。奥巴马呼吁各国应努力消除美国与传统盟友间的隔阂、 富国家 与 穷国家间的 隔阂、种族、部落、宗教间的隔阂;建立不同信仰之间的联盟、南北国家之间的联盟、东西方之间的联盟。【注释】 Barack Obama, Remar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注尾】而消除隔阂、建立联盟需要美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认真倾听其他国家的想法,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认为美国领导的世界民主化进程遭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傲慢,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不愿意同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进行对话。因此,他提出美国应改变这种傲慢的态度,加强同各国的沟通,不管这个国家是对手,还是朋友。【注释】 Barack Obama, Strengthen Our Common Security by Investing in Our Common Humanity. 【注尾】 

奥巴马政府初期外交举措体现了对沟通与多边合作的重视。奥巴马政府上任不久便向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国家发出加强沟通,寻求合作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上任后首访亚洲时强调,加强美国与亚洲关系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要解决 21 世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键需要亚洲的合作。她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中国人权状况不应该成为中美在气候变化和经济领域合作的障碍。奥巴马在出席 20 国集团峰会、北约 60 周年峰会、欧美峰会等重要活动时多次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保持跨大西洋对话是恢复国际机制活力、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关键。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德国时谈及美俄关系,表示美国将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发展美俄关系。希拉里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时表示,美俄将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在军控、中东和平、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启动两国合作性对话。在美洲国家峰会上,奥巴马表示在拉美问题上美国将同拉美分担责任,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美国是美洲地区的领导者,而不再是民主的说教者;美国将推动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和解。奥巴马上任首访阿拉伯世界时表示,建立美国同穆斯林世界沟通桥梁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不是敌对状态。此外,希拉里公开向伊朗、叙利亚示好,并主动邀请伊朗代表参加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地区会议。【注释】 President Obama  s First 100 Days, Managing Global Insecurity Project Recommendations and an Evaluation of U.S. Global Engage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09/0501_obama_mgi.aspx. 【注尾】

此外,奥巴马政府承诺将提高新兴大国在主要国际机制中的作用。首先,奥巴马政府推动 8 国集团的扩大与改革,并促成 20 国集团峰会的召开。在 20 国集团伦敦峰会上,美国同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协调的行动计划。峰会结束时,奥巴马表示美国将主办 20 国集团峰会的相关后续会议,并将进一步理清 20 国集团与 8 国集团关系,以及两集团与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使其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其次,奥巴马政府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结束美国与欧洲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长期垄断,扩大新兴大国在两机构中的作用,并调整两机构的工作重心,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所关注议题,共同应对 21 世纪新挑战。最后,奥巴马政府承诺将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称,美国支持在不降低效率情况下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已经为此启动了一项政策进程,正积极研究具体改革措施。【注释】 President Obama  s First 100 Days, Managing Global Insecurity Project Recommendations and an Evaluation of U.S. Global Engagement. 【注尾】

(二)奥巴马国际战略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并非三项战略报告的翻版,其中还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这体现在美国对新兴大国,特别是俄罗斯、中国等国缺乏信任上。虽然美国为应对全球挑战,不得不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合作,但是新兴国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使美国不得不对这些国家有所顾忌,担心他们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存在一些现实主义论调,认为崛起的大国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权力结构,因此,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学界的这种论调在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层面有所体现。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心存疑虑,缺乏信任就是一个好的例证。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在军力发展、资源竞争领域尤为突出。美国对中国合理的军事发展妄加指责,一再强调中方应增强军力发展透明度,保持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同时,中国合理的资源政策被美国指为资源重商主义,扰乱了世界资源市场;中国与伊朗、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国的正常交往也被指为具有资源企图并破坏地区稳定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注释】 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  s Vision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 DC , September 24, 2009. 【注尾】

如何应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俄等传统战略对手的崛起,是奥巴马政府当前主要战略挑战之一。对此问题,奥巴马政府提出战略互信的重建 strategic reassurance ),即中俄 等国若想得到 美国接纳,须让美国感到其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为此,它要求中俄等国同自己保持并不断扩大战略对话范围,以此更好把握其发展意图,从而得到所谓安全感。而在具体政策上,美国则抓住与中俄等国之间的差异,在对台军售、格鲁吉亚领土与主权、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坚持其所谓原则,不时拿出来干扰双边关系。【注释】 James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  s Vision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注尾】

(三)奥巴马国际战略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因素

奥巴马仍然将维护人权、推进世界民主设定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他相信美国是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受益国,民主国家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因此,奥巴马强调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空谈上,积极推进世界民主化进程。【注释】 Barack Obama and Joe Biden  s Strategy to Promot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vailable at: barackobama.com. 【注尾】

所谓具体行动,奥巴马指的是要加大对转型国家民主运动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对民运分子支持的有效性,帮助其建立强大的立法机构、负责任政党、自由媒体和活跃的市民社会。【注释】 Barack Obama and Joe Biden  s Strategy to Promot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注尾】奥巴马认为,美国以往对转型国家的资金支持在运作上存在效率问题,各国民运分子很难从美国政府的资金援助中受益。因此,他提出美国应通过独立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为这些民运分子间接提供援助,从而提高其支持的有效性。此外,奥巴马提议为转型国家建立快速反应基金,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的支持。奥巴马认为民主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但当一些地区发生民主革命时,美国不应袖手旁观;建立快速反应基金,用于对转型国家的援助、债务减免、技术支持和直接投资,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民主的希望。【注释】 Barack Obama and Joe Biden  s Strategy to Promot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注尾】

结语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总体上具有一致性。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克林顿的民主扩张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战略都试图依靠美国权力,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自由市场构成的国际秩序。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新兴国家不断崛起,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 一 超多强的趋势日益明显。恐怖主义、气候问题、金融危机等主要安全威胁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跨国性,这使得美国为应对共同威胁与其他大国沟通与合作的必要性不断加强。

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 美国智库所做 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战略建议。简要分析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以及上任初期的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上述三份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如实施战略性领导、多边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构成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如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依然可以看到美国传统现实主义战略和自由主义战略的影子。

 

韩志立: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10/23   发布时间:2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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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中国人到美国之后为什么都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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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朔  来源:政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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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我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

  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喂过好。而且,我母亲也曾经给我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我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国半年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别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

  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

  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

  我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

  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

  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

  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

  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

  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这些哥们全到美国来了。

  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

  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

  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

  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

  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他妈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

  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来源时间:2014/10/23   发布时间: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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