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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调显示"9·11"13年后人民仍难寻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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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新华网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9月10日电据当地媒体10日报道，“9·11”事件13周年前夕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美国人觉得现在的美国比“9·11”恐怖袭击之前更加不安全。

　　9月3日至7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对1000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47％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比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之前更不安全。这一数据比去年的民调结果增长19个百分点，比“9·11”一周年后的民调结果翻了一番还多。

　　此外，26％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比“9·11”之前更安全，还有26％的人觉得“差别不大”。

　　根据这份民调，61％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极端武装“伊斯兰国”动武，只有13％的人反对这样做，认为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40％受访者表示，美军对极端武装的军事行动应仅限于空中打击；另外34％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空袭并动用地面作战部队。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10日表示，“伊斯兰国”不会对美国本土构成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但它对海外美国人和与美国相关目标的袭击能力令人不安。8月和9月，“伊斯兰国”处死两名美国记者的视频先后在互联网上传开，让美国人大为震惊。

　　10日晚，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宣布将对其实施“系统的”空袭，包括对该武装在叙利亚境内目标采取行动，以求将其“削弱”并最终予以“摧毁”。

　　极端武装“伊斯兰国”目前已占领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大片领土。美军战机自8月8日开始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实施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底还批准美军对叙利亚实施侦察飞行。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9/11

旧文章ID：283

美媒: 最新民调称六成美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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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中国新闻网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纽约时报》27日刊登署名评论称，民调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美国人的悲观失望情绪日益加深，不仅对经济没信心，对政府更绝望。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不会过得更好，认为国家走上了歧途。

　　文章称，美国目前面对的不仅是在情绪和实力方面的严重下滑。美国正在向一个新的身份和时代投降。在这个过程中，乐观精神已经过时，天地不再广阔无边。一种无助的感觉让政治前景，包括将要到来的中期选举，变得尤为不可预知。

　　美国人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忧虑，对于他们何去何从更感焦心。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尤其是，他们对总统奥巴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均颇为不满。他们渴求希望，但却看不到希望。没有人说得准，这种紧张情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

　　《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频道于8月初进行的联合民调，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由于最近出现了一连串可怕的消息，这次民调多少遭到了大家的忽视，但它值得我们给予更密切的关注。

　　在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76%不相信孩子那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本来美国应该是一个“机遇之地”，现在却遭到了这样直接了当的否定。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关于美国的这种说法已经不再可信。

　　这项民调还显示，71%的人认为，美国已然走入歧途。虽然这个数字出现了激增，但也证实了美国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消极心态。民主党策略师道格·索斯尼克(Doug Sosnik)曾多次指出，至少在过去10年，认为美国处在“歧途”而非“正道”上的人均多于持相反观点的人，对此必须做出改变。

　　索斯尼克定期对选情进行评估。上个月发表在《政治人》(Politico)上的最新评估中，他写道：“大多数的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愤怒和排斥程度怎么说也不为过。”他举例说，今年6月下旬进行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权力机构的三个分支，美国人的信念全都下滑到了他所说的“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只有30%的人表示信任最高法院，29%信任总统领导的政府，7%信任国会。

美国人对国会的强烈反感，也体现在ABC新闻(ABC News)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最近开展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通常情况下，美国人会痛斥整个国会，但认可代表自己选区的议员。ABC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询问这样的问题已经有25年之久，但在本次调查中，首次出现了多数受访者——51%——连自己选区众议员的工作都不满意的情况。

　　文章指出，2012年，国会并不怎么受欢迎，但在寻求连任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分别有90%和91%获得成功。在美国政坛，金钱、裙带关系、知名度，以及为政党利益改划选区的做法大行其道，保证了这样的结果。难怪在《华尔街日报》和NBC的民意调查中，有79%的美国人表示对体制不满。

　　传统观念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会给民主党带来困扰。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一些共和党人如何在持续大力损害本党形象，也没有考虑到，公众的不满正在多么广泛地扩散开来。

　　传统观念认为，就业率和新增就业岗位的数字或许可以挽救民主党。但很多美国人根本感觉不到这些改善。在《华尔街日报》和NBC的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处于经济衰退时——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49%的受访者说“是”，46%说“不是”。

　　新的就业岗位感觉不如以前的那种牢靠。在这些岗位上，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挣到同样多的钱，或维持相同的生活方式。学生的债务在增多。向上流动性越来越像是海市蜃楼，像是神话传说。

　　“人们对民主党很生气，”来自该党的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说。“但他们肯定也不满意共和党。他们对所有一切都很生气。”说这些话的州长，本人领导的那个州的失业率已经降至5.3%。

　　《华尔街日报》和NBC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说，我们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但更加悲哀的是：在这次民调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认为有办法可想，或是觉得有人做好了阻止美国衰落的准备。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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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晓霜: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美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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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惠晓霜来源：新华网

美国智库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上升，仅次于美国。多数人认为，美国虽然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强大领导力，但不应一家独大，而是应与他国以及国际组织合作，包括中国。

　　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5月调查超过2000名美国人对全球事务和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于本月15日发布这份两年一度的报告。

　　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与10年前一样，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把影响力从低至高分为10级，美国得分为8.6；中国影响力排名第二，7.4分；欧洲联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分别为7.1分、6.3分、6.2分和4.8分。

　　83％的调查对象赞成美国继续发挥强大领导力。但是，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相比10年前，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在降低。共计51％的人认为美国的分量与10年前持平或有所增加；48％的人则持相反观点，比例为历来最高。报告认为，后一类人群的主要理由是美国经济实力今不如昔。45％的美国人误以为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54％人说美国仍享有军事优势。不过，近八成美国人认为，对于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而言，经济实力比军事力量更重要。

　　67％的调查对象主张美国与中国友好合作和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主张遏制中国的人占29％。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近六成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比例过去10年中降至33％至43％的区间，本次调查为41％。

　　接受调查的民众还支持美国加强与联合国合作。59％的人认为，处理国际问题时，美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作出决定，即使这样的决定有时对美国而言不是最佳选择。2008年以来，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

　　2010年的调查中，71％的人主张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应与他国合作并尽合理的力量；19％则主张甩手不管；8％认为美国应“充老大”。

　　与上述民调结果类似，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72％的人支持美国应对全球问题时与国际社会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一极独大或退居幕后。

　　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调查还包括美国民众对他国的好感度。美国人对邻居加拿大好感度最高，在0度至100度中为79；其次是英国（74）、德国（65）、日本（62）、法国（61）和以色列（59）；对中国的好感度为44。

　　美国人对朝鲜好感度最低，为23；其次分别为伊朗（27）、伊拉克（31）、巴勒斯坦国和巴基斯坦（33）、俄罗斯（36）、古巴（41）。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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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民调显示美国企业对在华商业前景乐观情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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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路透中文网来源：路透中文网

路透华盛顿9月26日 – 下周一将正式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企业对于在中国的商业前景日渐持不太乐观的看法，享有优惠待遇的本土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是一个主要挑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对旗下200多家会员企业的高管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在华未来五年商业前景的乐观态度正在消退。

这份调查显示，31%的受访者对于中期前景感到乐观，2013年时这一比例为39%。

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中国的运营是盈利的，2013年这一比例为91%。半数受访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的头号挑战是来自国内对手的竞争，知识产权的执法和外国投资限制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USCBC主席傅强恩(John Frisbie)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企业的乐观情绪继续受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雪佛龙(CVX.N: 行情)、IBM(IBM.N: 行情)、谷歌(GOOGL.O: 行情)和沃尔玛(WMT.N: 行情)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竞争对手拥有外国企业所没有的优惠，例如优先融资或税收优惠。国内公司的竞争被视为是限制外国公司盈利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成本增加。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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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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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22/10/2014

作者：赵明昊来源：《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1970年1月“台独”人士彭明敏离台赴美，并于当年10月获准进入美国。台湾当局在彭明敏逃离后旋即展开不懈努力，运用多种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发给彭明敏入境签证。此事发生在中美关系缓和进程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处于美台之间充满猜忌、摩擦不断的多事之秋。“彭明敏事件”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手山芋”（hot potato），但也无形中使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应对此案所关联的“台独”问题时形成某种“默许同盟”（tacit alignment），即便各自的目的迥然不同。彭明敏事件成为深入探究中美缓和时期美、中、台三方复杂关系的一个入口。(注：关于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著作：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William P. Bundy,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 Hill & Wang, 1998);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1999);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Robert S.Ross and Changbin Jiang, eds.,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William C. Kirby, Robert S. Ross and Li Gong, eds.,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近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利用美国和台湾近年解密的外交档案材料，探讨“彭明敏事件”对当时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及美台关系的重要影响。本文试图指出，虽然目前尚无足够材料证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策划、组织了彭明敏的出逃，但美国最终批准彭明敏入境，并不像美国官员所言是因拒发签证缺乏相应法律依据，而是带有“为我所用”的企图。台湾当局为阻遏彭明敏进入美国，动用了上至“总统”、下至一线外交官几乎所有“外交”管道，但仍无济于事。正如蒋经国所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成为近几十年来最伤感情之事”，对台美关系冲击甚大。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多次做出反对“台独”的承诺。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议虽因中美两国领导人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得以暂时搁置，但“台独问题”却在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变得愈发突出和棘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难题并延宕至今。

一、彭明敏逃离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但它对待台湾“本省人”的政策却一再出现偏差，甚至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残酷镇压台湾当地人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美国国内舆论和官员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法西斯式统治，“本省人”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一大矛盾所在：一方面，从大陆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须认同和实践民主，以维持“自由中国”之形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中虽有不少人对蒋介石政权不抱好感，对台湾当局大肆利用特务组织施行白色恐怖尤为嫌恶，但碍于尊重盟国“主权”之考虑，亦不好过分干预“中华民国的内政”。冷战期间，人权问题始终是导致美台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注：关于冷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本省人”的镇压及美台在“本省人”问题上的争论见Richard C. Bush,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 (Armonk, N. Y.: M.E. Sharpe, 2004), pp.40~84.)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在“美援”帮助下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极权统治仍未有松动。虽然不再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但“外省人”、“本省人”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彼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拘押逾5000名“本省人”政治犯以震慑意欲“谋反”之人，另一方面则着力培养亲蒋介石的“本省人”才俊，竭力“招安”以高玉树为代表的党外人士，但两蒋对“本省人”仍心存极大猜忌。(注：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吸纳“本省人”的努力，其中李登辉的例子最为典型。1965年，时任“台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彦士向蒋经国举荐李登辉，蒋经国非常欣赏李登辉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中农工部门间资本流动》，李登辉返台后即被任命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1970年，李登辉在蒋彦士等人促请下加入国民党。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7页。)彭明敏便是所谓“本省人”才俊的代表人物。1923年，彭明敏出生于台中县一个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日本接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转入台湾大学。彭明敏后来赴加拿大、法国留学并获国际法学位，返回台湾大学政治系任教，34岁即升任正教授，可谓年轻有为。彭明敏不仅得到胡适、萨孟武等学界权威的提携，也深得国民党政府青睐，除当选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外，还于1960年作为“中美文化合作会议”代表受到蒋介石接见。(注：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彭明敏看台湾》，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但是，求学期间即萌生“台独”意识的彭明敏并不为蒋介石政权的“栽培”之心所动，反倒坚信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和“反攻大陆”的神话，对台湾人民殊为不利。因为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便不会以建设台湾为目的”。对“蒋总统”的垂青，彭明敏也看出蒋并非真心实意。彭明敏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1960年召见他时问了三个问题：家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否需要帮忙；但彭于1962年再次被召见时，蒋介石还是重复上述三个问题。(注：《彭明敏看台湾》，第38~40页。) 因此，彭明敏感到，蒋介石政权对“本省人”精英的所谓“栽培”显得飘渺无着。

　　彭明敏逐渐表露出他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1960年代初，他受“外交部”委托进行非洲问题研究，在研究报告中刻意凸显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感情因素，并呼吁关注非洲民众“与过去断绝联系”的做法。彭明敏和国民党越走越远，终于在1964年初和他的几个学生一同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公然反对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和“反攻大陆”的方针，宣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呼吁台湾民众“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彭明敏在宣言发表后感到“生命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但台湾并未因一纸宣言而改天换地，倒是他们自己面临被捕判刑的晦暗命运。(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3~11页。)

　　与其前辈相比，以彭明敏为代表的“本省人”精英在“台独”实践上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更多采取“文攻”方式，二是重视和善于利用国际势力。1956年和1960年，彭明敏两度应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之邀出席国际研讨会。彭明敏于1964年被捕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基辛格等人发表声明，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的专制统治和不法之举，要求台湾当局释放彭明敏等人。后来，台湾当局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特赦彭明敏。(注：Steven Phillips, “Building a Taiwanese Republic: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45-Present,” in Nancy B.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彭明敏获释后并未得到真正自由，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严密控制，特务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彭明敏的亲友也受到牵连，其姐失去学校校长之职，其兄甚至连正常的商业贷款也无法获得。(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00~203页，第206页；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117页。) 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的美国朋友又一次伸出援手。1968年5月，美国密歇根大学邀请彭明敏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台湾当局研究后未予批准，而是安排彭明敏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彭明敏不用上班，但可按月领取不低的薪水，台湾当局希望借此“安定其情绪与生活”。1969年5月，彭明敏的日本友人致信当时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希望他能多加关注彭的处境，并请他要求台湾当局准许彭明敏赴美访学，但只收到基辛格助理的回复——仅是冷冰冰的“收到请求”而已。5月24日，彭明敏的这位日本朋友再次请求基辛格帮助彭明敏获取签证，基辛格见信后决定“不作回复”。(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1969～1972, Vol. 1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下略), p.173, footnote 2.（下略为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Vol.17, p.173, fn.2）) 1969年7月，加拿大和美国的国际法学者邀彭明敏赴芝加哥大学任教。(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10页。)台湾当局认为批准彭明敏离台无异于“放虎出山”，故没有同意。(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下略），档名：《张群致魏道明》，1969年7月1日，卷名：“彭明敏等被捕”，档号：406/0097，第267页。（下略为《张群致魏道明》，1969年7月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267页）)

　　彭明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于1970年1月启动了逃离台湾的计划。彭在日本的朋友宗像隆幸为其准备了一本假护照，由他人从日本带给彭明敏。化妆之后的彭明敏持这本假护照在一名美国牧师陪同下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境。(注：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第118页。)彭明敏逃出台湾后，经香港赴欧洲避难，1970年1月3日获得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12页。)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基地的“台湾独立联盟”将彭明敏逃离台湾的新闻稿送《纽约时报》刊载以造势。其后，彭明敏从瑞典到英国，又转去加拿大，显然他的最终目的是进入美国。(注：“北美司”：《美政府准许彭逆明敏入境案说贴》，无日期，“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72~373页。)

　　1970年1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向基辛格汇报了彭明敏出逃事件，并提出了应对彭明敏申请入美签证的对策建议。何志立坦言，彭明敏事件已成为美国的“烫手山芋”，美国因此面临两难：首先，考虑到彭明敏在美国学界人脉广泛，如不予签证，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分子定会抨击尼克松政府屈从蒋介石政权的压力，也将使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形象更加不堪；倘若给予签证，美国则将遭到来自台北和北京的指责。蒋介石不仅会把这一决定视为极大侮辱，也会将此举与美国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中美恢复华沙会谈等一系列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动作相联系，认为美国人正大搞“一中一台”并最终将其出卖。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不太在乎台湾当局的反应，因为他们相信以美国为靠山的蒋介石不敢与美国彻底闹翻。但何志立认为如果允准彭明敏赴美，将会使台北在包括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诸多美台合作上踟蹰不前，蒋介石甚至会在重重怀疑之下做出“惊人之举”。但他同时也指出，从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并没有充足理由拒发签证。故而在何志立看来，应对此事的上策是，在彭明敏承诺不在美国从事“反叛”台北的政治活动后，准其入美。(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173～175；“北美司”：《彭明敏潜逃，我处置情形》，1970年1月2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61页。)

　　当时，“台独”运动领袖廖文毅已被台湾当局“招安”，自日本返台，台日之间的一大难题从而得到解决。但“台独”运动随之进入关键转折期，即“台独”的首要活动基地由日本转至美国，因此应否批准彭明敏入美继任“台独”运动之领袖事关重大。(注：“转折期”的含义之一是当时台湾学生的留学目的地大致已从日本转往欧美，参见克劳德·乔弗瓦：《台湾独立运动：起源及1945年以后的发展》（黄发典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另见Steven Phillips, “Building a Taiwanese Republic: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45-Present,” in Nancy B.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如美国接纳彭明敏，则必使美台关系陷入紧张，何况当时美方对彭明敏能否重整“台独”旗鼓仍存疑虑。(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173.)准彭入境果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上策吗？

二、美台关于彭明敏事件的交涉

　　毫无疑问，台湾当局绝不愿看到彭明敏入美的结局，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同时展开了围堵彭明敏的行动。(注：“北美司”：《彭明敏潜逃，我处置情形》，1970年1月2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61页。) 1970年1月29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拜会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并采取“激将法”对格林进行游说。周书楷表示，虽有人声称彭明敏的出逃系美国炮制，但台北不愿相信这种传言，若美国最终允许彭明敏入境，则台北不能不有所猜疑，望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批准彭明敏入境。周还强调，台美之间已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希望双方勿因“不必要事件”使彼此信心发生动摇，如果彭明敏入美，则后患无穷。格林则向周书楷阐述了美国拒发签证的不利影响，他并未就此事给周书楷明确的答复，而是暗示让其做最坏打算。(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72～74页；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175, fn.6.) 相较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日本很爽快地答应了台北的请求，不仅同意阻止彭明敏入境，还提供了彭明敏在瑞典生活状况的秘密情报。(注：《“驻日大使馆”致“外交部”》，1970年1月3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86页；《“驻日大使馆”致“外交部”》，1970年3月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48~149页。)

　　3月10日，台湾“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在台北会见美国驻台使馆副代表安士德（Oscar V. Armstrong），尝试利用“北京因素”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杨西昆指出，新华社2月23日（应为2月24日，笔者注）发表的文章指责美、日与彭明敏逃亡有牵连，如彭明敏获得美国签证，北京势必以此为由继续攻击美国，这无疑将破坏华盛顿与北京“解冻”关系的计划。(注：《“外交部”致“驻美周大使”》，1970年3月1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55页。) 同日，周书楷则在华盛顿继续对美施压，他对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布朗（Winthrop G. Brown）表示，台湾对此事极为关切，如美方批准彭明敏入境，就将对两国友谊和互信不利。布朗未明确表态，只称美国向来对外人入境采取“宽大的政策”。(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3月1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57页。)

　　台美之间关于彭明敏事件的交涉因1970年4月蒋经国（时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访美得以暂时平息。美国对蒋经国的来访极为重视，给予其下榻布莱尔宾馆等元首级待遇，尼克松、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和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R. Laird）分别与其会面。美国如此殷勤，既是为“讨好”蒋经国这位日后台湾大权的执掌者，也是借此弥补美台关系因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大陆不断示好而出现的裂痕。(注：裘兆琳：《台美关系：1969～1978》，载宫力等主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19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0页。美国原来希望在1970年2月安排蒋经国访美，但后来为避免蒋经国访美行程和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相隔太近，便将日期推迟至4月，蒋经国曾一度因中美恢复华沙会谈为由威胁取消美国之行，《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4月14日，“蒋经国副院长访美”，412.21/0306，第167~168页。) 访美期间，蒋经国虽得到尼克松等人对于美台“邦谊”及“条约义务”的承诺，但并未如愿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注：《“外交部”手写便签》，“蒋经国副院长访美”，412.21/0306，第264~266页；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曾言，“回想起来，1970年代初期的这次邀请（指蒋经国访美——笔者注），可以说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参见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9页。) 更令台美始料不及的是，蒋经国23日在纽约参访期间竟遭“台独”分子黄文雄等人刺杀。美国联邦调查局事后查明，这起刺杀事件很可能与彭明敏有关。(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2.)

　　刺蒋案发生后，彭明敏的很多友人都对他获准入美持更加悲观的态度，(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0页。) 但“蒋经国遇刺”并没有增强台北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的说服力。7月底，彭明敏在瑞典以应聘密歇根大学教职为由申请赴美签证。布朗约见周书楷并告知他，如不发给彭明敏签证，国务院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明言美国学术界有地位人士对国务院施加了很大压力。周书楷则称，“台独叛乱分子”在美活动越发猖獗，以致发生刺蒋事件，彭明敏如进入美国，势必令“台独”组织更加有恃无恐。周书楷认为，美国政府应从大处着眼、果断行事，美国国内的批评自会“瞬即消逝”。至于美国国内舆论对台北的批评，周则坦言，台北情愿两害相衡取其轻，“欲攻击我者，纵然毫无事故，亦可任意诽谤，故我宁可使彭不能来美而遭抨击”。理屈辞穷的布朗只得反问周书楷，为何如此确定彭明敏赴美后必定会参与政治活动。后来，台北的“外交部”高层看到此种“明知故问”后不禁生怒，愤然在电文旁写下“发此问，岂有此理！”。(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8月13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81~284页。)

　　在以情以理皆无法打动美国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改从法律层面再作努力。8月28日，“外交部长”魏道明约见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Walter P. McConaughy）。魏道明表示，彭明敏有罪在身，美方不应允许盟国之“在逃犯”（fugitive）赴美。马康卫却回应称，按照美国法律，“叛乱”和“偷渡”都不能作为拒发签证的理由，望台湾能够理解美国的难处。马康卫随即向国务院报告了魏道明的严词之请。(注：《“外交部”致“驻美周大使”》，1970年8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48页；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Vol.17, p.234, fn.4.) 国务院对彭明敏事件进行了全面审议，认为彭明敏符合发给签证的各项条件，况且彭也承诺在美期间不参与有组织的“台独”活动，如果彭被拒签，势必引发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就在魏道明会见马康卫的同一天，格林向副国务卿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呈报了批准彭明敏一年非移民签证的方案，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于9月3日将这一方案呈报国家安全委员会，9月5日基辛格便批示同意。(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4.) 9月17日，彭明敏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得到了赴美签证，美国在当地的领事官特别提醒彭明敏，“你是要到大学去做研究的，我们希望你不会与你原来的目的走偏差了”。(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231~232；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3页。)

　　仅在发给彭明敏签证的前一天，美方才将此决定告知周书楷。格林安抚周书楷称，彭明敏已承诺不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美方也自有办法对彭明敏进行约束，而且这次发给彭明敏的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彭明敏违反承诺，美国将再驱逐他。极为愤怒的周书楷严辞指出，美方公布这一决定恰值“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即将访美之际，势必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彭明敏赴美后“台独”势力的气焰必将更为嚣张。周书楷请求美方对此事再作考虑，格林则斩钉截铁地说，准彭入美已是无法挽回的最终决定。(注：《周书楷之“外交部”》，1970年9月1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85~287页。) 9月18日，“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在台北约见安士德，道出了彭明敏事件带给台北的最大忧心和触动，“最使吾人诧异者乃，中华民国既为美国之盟邦，但其观点对美政府而言，竟毫无任何力量，亦无任何影响！”安士德只能按照国务院的口径，复称拒绝发给彭明敏签证将对美台不利，尤其破坏“中华民国”的形象。沈昌焕据理力争，反驳说：“‘中华民国’的形象要靠‘中华民国’自己负责，……贵国此举完全漠视我政府之立场，且对我政府有关本案之意见亦不置理，贵国虽一再声明保证履行协防义务，惟此举实无助于我内部安定之维持。”(注：《沈“代部长”与“美大使馆代办”安士德谈话简要纪录》，1970年9月1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95~298页。) 由此可见，对台湾当局来说，彭明敏事件对台美关系的影响倒在其次，它最担心的是彭明敏案在岛内引发剧烈震荡。当时，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也对美国官员表示，批准彭明敏入境美国将“造成台湾人民极大的误解和抗议”，他要求美方务必使彭明敏远离政治活动。(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4, fn.3.)

　　蒋介石看到他的外交官阻彭入美的努力已然失败，决定亲自致信尼克松，劝其收回成命。9月22日，台湾的“好朋友”、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 T. Agnew）将蒋介石的信函送达白宫。(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9月22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17页。) 结果证明，蒋介石的个人外交亦未能带来转机。当月29日，彭明敏经底特律进入美国，不同的是十年前他手持台湾当局颁发的“外交护照”，而这次却是“作为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发的无国籍者证件”。(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6页。)

　　此后，台湾当局利用多个场合“责备”美国，意图使美方感到歉意内疚，以免其再蹈覆辙。10月21日，蒋经国会见马康卫，先是抱怨美国对台军援锐减给台湾带来极大震动，政府各部门对此皆是怨声连连且对美信心极大动摇，后转而谈及彭明敏事件。蒋介石直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实在是近20年来美台关系中最伤感情的决定，这一举动将对台湾内部稳定造成直接而严重的打击。蒋经国认为，彭明敏出逃之后，不仅“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接连向美国表达最强烈、最急迫的请求，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马敦促美方。然而“美国政府对一个友好政府的最坚定请求全然置之不理。结果给外界留下美国同情‘台独’运动的印象，极大鼓动了‘台独’情绪，使处于困境中的‘中华民国’雪上加霜。”马康卫则老调重弹称，按照法律，美方无法将彭明敏视为“颠覆分子”，如不予签证，美国学界、国会及新闻媒体将会对尼克松政府和“中华民国”大加抨击，反而导致美台关系受损。蒋经国反驳道，美国曾多次成功阻止它所不愿接受的外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它绝对可以轻松地拒彭于国门之外。针对美国公众会对台北心生嫌恶的说辞，蒋经国更加不以为然。他说，台北对部分美国的恶言恶语已司空见惯，对台北来说，维持内部稳定比迎合美国人或者获得他们的好感要重要得多。蒋经国无奈地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之间的友谊，都需给予对方“同情之了解”，并应尽力克服麻烦，维系和巩固友谊，但彭明敏事件却显示美方完全是背道而驰，美国的决定已给台美关系留下了深深伤痕。为进一步敲打美国，蒋经国还告知马康卫，他手里已有不少可以证明美国人支持和参与“台独”活动的证据。(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235~236.) 10月25日，在美国访问的“副总统”严家淦就彭明敏获准入美一事再次向尼克松表达不满。颇具诡辩天份的基辛格在重复美国没有拒签的法律依据这一说辞之外，还特别提出，如彭明敏被拒美国门外，反倒会使其受到更大关注，而彭明敏赴美后，这一议题自会渐渐平息。尼克松则泛泛地表示，美国将在日后更多地考虑台北的意见和感受。(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C.K.Yen and Kissinger, FRUS, 1969～1972, Vol. 17, p.238.) 显然，这种承诺已是极为苍白无力了。

　　那么，美国一直坚称的所谓“法律依据”是否存在呢？台“外交部”官员查照美国相关移民法律后发现，美方本可依照既有法律中至少两条规定拒绝彭明敏入境，由此他们认为“其不重视我层峰以次之态度，甚至别有用心可以想见”。(注：《“外交部”签呈》，1970年10月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39页。)此外，美国对彭明敏不准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也显得分外模糊，彭明敏则利用其学者身份在“政治活动”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彭明敏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就曾向美国外交官员清楚表示，“我的专业职务包括让世人知道我对时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国，这将也是我职业的正当范围之内。依照我的观点，对于政治提出专业的评论，并不构成政治活动。”(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1页。) 彭明敏赴美后，美方确实对他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彭明敏本想辞去密歇根大学教职，与人合办“福摩萨研究所”（Formosa Institute），但美方威胁说，如果彭明敏辞职便令其离境。(注：《“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1971年10月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30页；《陆海光致“外交部”》，1971年10月22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52页。) 美国显然不会驱逐彭明敏，正如中央情报局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金·凯利（Jim Kelly）对其台北同行所言，彭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受到舆论的重视，如将其驱逐出境，反倒引起轩然大波。(注：《“驻美大使馆”致“外交部”》，1972年5月3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162页。)

　　缘何尼克松政府宁愿激怒台北、冒犯“蒋总统”而给予彭明敏入境签证呢？当时，“中华民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确是江河日下，美国的亲台势力也大不如前，1950年代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彼时已陷入人力和财力皆匮乏的窘境。(注：Stanley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60~261.) 此外，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已经公开化，对华盛顿受台北牵制而坚持僵化的对华政策批评甚多，而彭明敏事件恰巧给尼克松政府提供了反击这一论调的有力抓手。尼克松政府确实博得了一些“反蒋”议员的赞赏。1970年10月5日，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发言中认为国务院对彭明敏事件的处理“大致成熟且切合实际”(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0月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42页。)。当然，美国之所以敢于触怒台北，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源于台湾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纽约时报》在评论彭明敏事件时便断言，不管美台之间的摩擦如何发展，台湾绝不能失去美国的支持。(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0月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23页；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3.) 换言之，台湾当局除了表示不满，其实并没有多少反制美国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在处理彭明敏事件的过程中，美国已经意识到，彭明敏及“台独”运动日后似可为美国所用。根据台湾安全部门的情报，美国参议员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哈佛大学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中国通”费正清均对彭明敏很有好感，且有意支持彭明敏在美开展“台独”活动；彭之获准入美，实系由于费正清等多方游说基辛格，其目的在于培养“台独”运动之领导人物，且准备于必要时将彭明敏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工具。(注：《“国家安全局”致“外交部”》，1971年2月3日，“中美外交关系资料”，412/0012，第61页。) 那么，彭明敏事件在华盛顿与北京缓和关系的谈判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三、彭明敏事件与“默许同盟”的构建

　　1970年2月，《人民日报》对彭明敏1月出逃台湾一事进行了公开报道，称“美日反动派把它们的走卒、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头目之一的彭明敏秘密地从台湾弄了出来，让他大肆进行活动”。报道指出，1970年1月15日“台湾独立联盟”在美国的成立与彭明敏的出逃存在密切联系，这表明“尼克松政府更加狡猾地玩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大耍各种阴谋手段”。(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运动’阴谋》，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4日第6版。)

　　毋庸置疑，台湾问题是中美缓和谈判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是“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虽然尼克松政府为向中国示好，自1969年底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不少姿态，但中方仍然无法确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真实意图。1969年8月，中苏边境冲突的不断升级促使尼克松下定决心，选择台湾问题作为突破口，全力加快与中方的接触。1969年10月，美国开始调整美军台海巡防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专家何志立建议，尼克松政府应千方百计让北京注意到这一“善意”。(注：Memo from John H. Holdridge to Kissinger, October 8, 1969, FRUS, 1969～1972, Vol. 17, pp.104~105.) 10月10日，基辛格让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Agha Hilaly）私下告知中方，美国打算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注：巴基斯坦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巴斯斯坦希望充当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传话人，FRUS, 1969～1972, Vol. 17, p.107, fn.2。) 10月16日，基辛格又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北京传话，提出既要告诉中方美国已从台湾海峡撤走了两艘驱逐舰，又须强调北京不应对此进行过分解读，此举并不影响美国对台基本政策，只是一种消除紧张因素的努力。(注：Memo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October 16, 1969, FRUS, 1969～1972, Vol. 17, pp.107~108.) 美国的所谓“善意”后因美日首脑会晤及《美日联合声明》的发表而变得更为含混不清。中方有理由质疑，为何美国一边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一边却又和日本共同提出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注：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6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953~957.)

　　彭明敏出逃台湾后，中方实际上是将此事件置于美、日、苏、中、台多边网状关系中加以审视的，中国领导人对于“台独”的担忧进一步增强。首先，中国领导人难以完全排除“美日共谋”加速推进“台独”的可能性。一方面，当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佐藤荣作、岸信介等不断呼吁“改变台湾地位”；另一方面，中方认为尼克松为推行“新亚洲政策”，促使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或许会以对台湾的实际控制权引诱日本就范。(注：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其次，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苏联也在“配合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1968年，具有苏联克格勃背景的维克托·刘易斯（Victo Louis）以英国《星期六晚邮报》记者的身份获准访台，蒋经国亲信刘捷则应邀访问苏联。(注：有关当时苏联和台湾之间往来情况的梳理和研究，目前基本上仍是空白。时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景蒙是当时具体负责台、苏接触的主要人物，相关情况参见台湾联合报社编译：《苏联特务在台湾：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即维克托·刘易斯）档案》，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V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报道美国副总统阿格纽亚洲之行时竟然将台湾称为“国家”。因此中方公开宣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治僵尸蒋匪帮勾结得越来越紧密！”(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运动”阴谋》，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4日第6版；《美日反动派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6日第6版；《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从亚洲赶出去》，载《人民日报》1970年6月25日第1版。)

　　彭明敏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一直没有停止对彭明敏的谴责，且说辞与台北方面几乎完全一致，以致于那些驻在北京的外交官们对此感到一头雾水。(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35页。) 虽然大陆方面明确反对“台独”，但是与蒋介石为敌的彭明敏仍期望与“敌人的敌人”结成联盟。他在逃离台湾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共和蒋介石政权之间插入楔子，抓住各种机会讨好大陆。1970年2月，彭明敏在英国进行演讲时表示，希望大陆方面能像对待香港、新加坡和澳门那样对待台湾，他还特别强调蒋介石政府所进行的反共运动与“台独”运动无关。(注：《彭逆明敏潜英演讲报告》，1970年6月25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12页。) 彭明敏入美后，在公开演讲中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北平政府”，以解决“两个中国”问题。(注：《彭逆明敏抵美后之言行摘录》，1970年12月，“彭明敏等被捕”，406/0099，第4~6页。) 1971年10月25日，彭明敏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福摩萨的未来”的文章，再次向大陆喊话：“福摩萨人民希望和中国人民生活在最友好的联系中，将会和中国建立最紧密的经贸、文化甚至是政治联系”。(注：Peng Ming-min, “Formosa’s Futur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71.) 值得指出的是，美方也认为彭明敏很有可能会向北京靠拢。根据美方的估计，大陆方面可能会不惜改变政策以便与彭明敏合作，利用彭明敏打造“统一战线”，加强反蒋攻势，促进两岸统一。此外，彭明敏曾打算将他在台湾的情妇许惠美弄到美国。他计划让一名美国士兵与许惠美假结婚，使许惠美能够蒙混出境，但这一图谋被台湾安全部门识破。(注：《关于许惠美与美人小丹尼斯假结婚蒙混出境事》，1971年12月23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118~120页。) 美方推测，这种个人情感上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对“台独”运动的冷漠态度可能会促使彭明敏铤而走险，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那样向北京寻求庇护。事实证明，彭明敏的确有投靠大陆的想法，按照与彭明敏接近的人士的说法，彭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台湾当局在阻止彭明敏入美的努力失败之后，转而尽力劝服彭明敏像廖文毅那样“回头是岸”，选择与当局合作。1971年8月，台湾派人赴美与彭明敏展开秘密接触，表示只要彭明敏赞同“反攻大陆”方针，接受国民党政府对岛内军事力量的控制，他就可以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如果彭明敏拒绝，台湾的“本省人”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彭明敏未作明确表态，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同时，他竭力和大陆方面拉关系。他主动请求当时即将访华的谢伟思（John S. Service）带口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够访问大陆，或者和大陆的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络渠道。周恩来则给出一个谨慎、智慧而又留有余地的回复：“彭明敏的任何没有参加或者不赞成‘台独’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访并向彭通报”。(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December 13, 1971, FRUS,1969～1972, Vol. 17, pp.624~627.) 虽然大陆不欢迎“台独分子”彭明敏来访，但却可以让彭明敏事件在当时中美谈判中发挥一定作用。

　　1971年7月, 基辛格展开秘密访华行程，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首次会谈时便提到了彭明敏事件，并借蒋介石的话，抱怨彭明敏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离台湾的。基辛格回复道，虽然彭明敏是他的老相识，但他认为“中情局与彭明敏教授来美国毫无关系”，基辛格向周恩来明确保证“我们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385. 该文的中译本见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3页。) 1971年10月，基辛格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商量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周恩来仍不失时机地谈及“台独”问题，对在纽约及其他一些美国城市发生的支持“台独”的示威大为不满，并怀疑中情局试图煽动并利用“台独”运动。基辛格却略带自嘲地表示，周恩来过高地估计了中情局的能力。他还把球踢给了周恩来，提出“如果你们给我材料，我回国将展开调查，并把调查结果通知你们”，“我们将不会鼓励精心炮制的‘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政策，不管其出现的形式是什么。我们将会努力通过和平手段，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达成一个解决方案”。(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p.498~500. 另见《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第408~409页；第424~425页。)

　　正当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紧张筹备尼克松访华行程时，台湾于1971年10月25日被驱逐出联合国。(注：对于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参见Nancy B. Tucker, “Taiwan Expendable? Nixon and Kissinger Go to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2, No.1, 2005；吕迅：《美国政府与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一时间，台湾的未来命运成为岛内外关切所在，“台独”问题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杨西昆认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台湾必将面临被进一步孤立的困境，不得不思考台湾前途问题。他在与美国官员的私下交流中透露，台北最高领导层针对台湾未来发展方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产生相当激烈的争论，“守旧派”和“务实派”的阵营分野越发明显，包括杨本人在内的务实派甚至向蒋介石建议更改“国号”为“中华台湾国”。(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p.599~603.) 岛内外“台独”势力也企图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台独”运动。1971年12月，台湾长老会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呼吁当局“彻底革新内政”，鼓吹“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的“自决”论调。“台独”学者陈隆志在美国出版《台湾的独立与建国》一书，“台湾青年联盟”等组织在美国多个城市大搞示威游行，声称“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虽化解了中国代表权难题，但“台湾问题”仍未解决。(注：克劳德·乔弗瓦：《台湾独立运动：起源及1945年以后的发展》，第113页，第226页；《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台独”分子在纽约演出“示威”丑剧》，载《人民日报》1971年9月22日第6版。)

　　这一局面令大陆方面深感不安。更让大陆忧心的是，日本政客频频往来于东京和台北之间，企图诱使蒋介石选择“独立”。(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p.600；《是“非我所知”还是“佯装不知”》，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0日第6版。) 北京甚至相信，美、日在蒋介石政权退出联合国后势必加紧推动“台独”。(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载《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0日第5版。) 周恩来在1971年7月和基辛格的谈话中表示，中方对日台之间的勾结非常忧虑，担心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影响下会接受日本人的“台独”建议。(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 p.405;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 p.514.) 总之，蒋介石政权退出联合国并不意味着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台湾在内外困窘局面下化危机为转机的冒险尝试反而给大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台湾独立”。在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上，中方需要美国做出明确表态。

　　1972年2月，尼克松展开对华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尼克松郑重表示，美国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不会鼓励任何形式的“台独”运动，同时也不支持日本复兴军国主义和侵占台湾。(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Zhou and Kissinger, February 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p.696~701.) 2月24日，周恩来在与尼克松会谈时，再次提出彭明敏的出逃得到了美国的协助。基辛格迅即重申美国政府机构和人员与彭明敏的出逃无关。他补充说，据他所知，彭明敏的出逃与厌恶蒋介石的美国“左派”势力有关。他还表示，当初美国很难拒绝让彭明敏入境是因为“那时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络”，“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们或许就有可能成功阻拦”。基辛格再次向周恩来强调，“无论是美国政府官员个人，还是美国政府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鼓励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尼克松不仅对基辛格所做的保证予以确认，还向周恩来坦言，彭明敏出逃台湾，“蒋介石对此不高兴，你对此不高兴，我对此也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与我们毫无牵连”。(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Zhou and Kissinger, February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771. 另见《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第695~696页。)

　　美国舆论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价好坏参半，有很大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尼克松引以为豪的《上海公报》竟然没有提及“台湾独立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台湾人”抛之脑后，不顾道义和人权，为了国家间的“现实政治”不惜损害1400万“台湾人”的利益。(注：Milton Viorst, “Has Anyone Asked the Taiwanese?”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March 11, 1972, p.A5; “The Forgotten Taiwanese,”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72, p.A36.) 对于这一指责，尼克松颇为不屑，他甚至粗口咒骂“台独”运动。而在老谋深算的基辛格看来，美国虽然承诺不支持“台独”，但也并未言明反对，美国舆论太过吹毛求疵。(注：Record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Kissinger and Haldeman, March 13,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p.848~850.) 1972年2月16日，彭明敏以“台湾独立世界联盟”负责人名义致信尼克松，要求“华盛顿与北平间之谈判不应涉及台湾之未来问题”，并吁请尼克松“尊重台湾人民自决之权利”。(注：《“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未注明日期，“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4页。)显而易见，尼克松根本不会将当时寄居美国的彭明敏放在眼里，但这之后“台独”运动的发展及其不利影响则肯定超出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想象。

结语

　　“彭明敏事件”为探析中美缓和初期美、中、台三方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应该说，彭明敏出逃台湾的时机选取是煞费苦心的。在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华盛顿和北京改善关系的背景下，“中华民国”被视为美国改变对华僵化政策的绊脚石，美国学界、政府内部和公共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认知颇为负面。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事件成为一块“试金石”，被美国公众用来衡量尼克松政府是否确为台湾当局所羁绊，而无法做出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断。因此，当时美国很难顺从台北方面的请求，做出拒绝彭明敏入境的决定。

　　无疑地，台湾处于绝对依附美国的地位，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当局在围绕彭明敏事件的对美交涉中并不具有多少筹码。台湾当局很清楚美国欲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为达到阻止彭明敏进入美国的目的，甚至不惜搬出“北京因素”游说美方。台湾当局之所以如此惧怕彭明敏获得入美签证，主要是担忧此例一开，永无宁日，不仅使岛外“台独”势力气焰更盛，也必将给岛内稳定带来极大冲击。台湾当局本想通过彭明敏事件检验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度和台北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试图藉此缓慰内心中对美国与大陆“亲近”的疑虑。然而，事件的最终结果却让台北方面备尝受辱、绝望之感。

　　在美国释放混杂信号的情况下，大陆方面难以摸清美国对台政策的真正意图，深信可能存在美日推动“台湾独立”的国际阴谋，甚至苏联亦涉足其中。虽然中美领导人借助“战略模糊”使“台湾问题”不致成为两国缓和关系的不可逾越的阻碍，但以彭明敏为代表的“台湾人问题”却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愈发棘手。在与美国展开的谈判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彭明敏事件获得美国方面不支持“台独”运动、也不支持日本侵占台湾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的彭明敏出逃事件，却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分治并“势不两立”的情况下，针对以彭明敏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首次形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默许同盟”。这或许便是彭明敏逃离台湾的“小事件”对中美缓和这一“大历史”的“贡献”吧。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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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民调显示奥巴马反恐表现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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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JULIE HIRSCHFELD DAVIS, DALIA SUSS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和CBS新闻频道(CBS News)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以来首次反对他应对恐怖主义的举措，因为人们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以及打击伊拉克逊尼派武装分子的行动感到不满，这加剧了那些担心美国陷入另一场持久战的民众的不安及矛盾情绪。

随着奥巴马扩大攻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军事行动，调查发现人们普遍支持美国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开展空袭，但调查也发现，在重返中东战场的问题上，美国人感到很为难。大多数人反对派遣地面部队，他们普遍担心更多地参与战争会促使美国开展代价极高的长期任务。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人日益担心美国会遭到恐怖袭击，民众开始质疑奥巴马为打击自称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武装组织所制定的策略。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奥巴马没有明确的对抗伊斯兰国计划，而且他在对付该组织时不够强硬。

“他摇摆不定，我觉得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州米慎维埃荷市的民主党人、现年45岁的詹妮弗·谢尔顿–阿姆斯特朗(Jennifer Shelton-Armstrong)在接受调查跟进的采访时说。“他没有明确的计划。”

综合来看，调查结果说明，民众极其不安，三分之二参与民调的美国人表示，美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一半的参与者对奥巴马的表现感到不满，这一消极评定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拖累参加11月中期选举的民主党人。

这些结果说明奥巴马在推动民众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时举步维艰，民主党人正在寻找方法，激励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反战选民。奥巴马的支持率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6年，也就是第二任期的同一时间点的支持率惊人的相似，当时美国人的厌战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国会两院大获全胜，布什后来称遭到“重击”。

这次的调查显示，在11月份的投票之前，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已有大幅上升，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45%的人表示将在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相比之下，39%的人表示将支持民主党。

尽管该调查显示两党都很不受欢迎，但共和党的结果比民主党还要糟，该党的大部分支持者对其在国会的表现评分较低。但奥巴马的糟糕表现正在让对他不满的政治反对力量汇聚起来；55%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在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将是为了表达对奥巴马的反对。

“这次投票是两害取其轻，也是为了反对奥巴马，”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71岁的非党派人士约翰·杜尔(John Durr)称。他说，自己将在11月将把票投给共和党的理由包括：经济问题、美国国税局(IRS)近期的“丑闻”，司法部的“飞速行动”(Fast and Furious)丑闻，美国外交使团住所在利比亚班加西遭受的袭击。“我们失去了世界的尊重。我认为奥巴马没有外交政策；我们只是在做出反应。”

全国范围的调查是9月12日到15日通过座机和手机进行的，调查对象是1009名成人，调查的抽样误差率为正负三个百分点，对于可能投票的选民来说，抽样误差率为正负四个百分点。

恐怖主义是选民关心的一个问题，但调查显示，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仍远远高于其他问题，38%的人表示，这一问题将决定他们今年秋天把选票投给谁，更多的选民认为，共和党人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好。

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和应对恐怖主义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分数，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在医疗卫生领域获得了优势。至于哪个党在移民工作上更胜一筹，两党的支持人数相当。

现任议员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有将近90%的人称，是时候把机会让给新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这次调查没有像那句老话所说的那样：选民们痛恨国会，但热爱他们的议员；将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打算把自己的议员赶下台。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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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 “双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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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赵全胜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从21世纪初开始，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模式，即“双领导体制”。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中国逐步提升了其地位，并开始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而美国则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而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但是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中，美国仍然保持着其霸权地位。它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远远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国。(注：Robert Sutter, “Assessing China’s Rise and US Leadership in Asia: Growing Maturity and Bal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pril 28, 2010, pp.39~77.) 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是一种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平衡发展的模式，既反映了中国最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及其影响力的扩大，也再次确认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事务中早已确立的领导地位。

　　可以说，这一“双领导体制”的出现首先反映了中国崛起的最新趋势，特别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相对于美国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经济疲软，中国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帮助亚太地区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成功维持地区的经济稳定，就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例证。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使其能够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各显优势、发挥不同领导作用的现象，既有相互制衡的作用，也成为地区稳定的基石。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可能会将这一新现象视作中美两极体系或权力平衡，但实际上，“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极体制不同，它强调的是在基本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两个大国所展现的不同优势。换言之，中国还未达到能全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程度。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变得更有影响力。尽管这一趋势最终将增强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硬实力和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但这一权力转移过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其结果尚难预期。

　　表面看来，“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与“两国集团”（Ｇ2）及相关的“权力共享”的概念有相同之处，但从理论和现实上看，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两国集团”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布热津斯基认为“美中已经在全球层面上形成了全面的伙伴关系”。(注：Zbigniew Brzezinski, “Moving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Civilizations,” China Daily, January 15,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1/15/content_7399628.htm) 与之不同的是，“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出现的新格局，它强调美国与中国在不同领域所发挥的不同的领导作用，具体指的是美国与中国分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领域和经济贸易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亚太地区浮现的这一新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的基本格局。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在现阶段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几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不同表现，也体现在公众的认知中。皮尤中心最近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公众对全球大国影响力看法的调查结果。2008年，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当时只有30%的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到了2011年，“近半数（4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仅有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注：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Strengthen Ties with China, but Get Tough on Trade,” January 12, 2011. http://pewresearch.org/pubs/1855/china-poll-americans-want-closer-ties-but-tougher-trade-policy. )

　　盖洛普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见图）。在2012年，5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美国，7%的人认为是日本。

图　盖洛普关于美国公众对世界经济主导力量认知的调查结果（2012年）

　　您认为这些国家（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中哪一个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资料来源：http://www.gallup.com/poll/152600/Americans-View-China-World-Leading-Economic-Power.aspx.(笔者注：欧盟、印度、俄罗斯的相关数据没有在这张图上显示)

　　这一公众认知的变化源于中国成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深陷其中的现实。这表明，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声音。同时，中国在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例如，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增加中国的投票权，从而使中国成为了该组织的第三大成员国。(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quotas.htm. Accessed March 21, 2011) 而中国周边的经济体对中国金融和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也使得这一趋势在亚太地区更为显著。(注：Hiro Ito, “U.S. Current Account Debate with Japan then, with China Now,”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February 6, 2009. p.5.)

　　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重要一步。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决定了权力是和平转移还是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之间形成激烈的对抗；当两者关系处于接近平衡和对等之时，冲突最有可能发生。(注：Ronald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31.)历史表明，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构成威胁之时，就有可能爆发战争。但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大国之间权力转移亦有先例。(注：Robert J. A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5, No. 3, 2010, p.366.)

　　近年来，中美两国开展积极合作和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都在增加。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塑造了一种在中美两国权力转移过程中调节两国关系并促进两国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也加强了两国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参与者（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之间的合作，从而为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何谓领导作用

　　要界定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一般来说，它至少应具备以下五个基本要素：（1）该国应在一个或多个领域中拥有决定性的实力和影响力；（2）该国应具备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配置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3）该国应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上发挥决策者的作用；（4）该国应在主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中占据领导地位；（5）该国应占据道德制高点。

　　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与外界对其影响力的感知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多案例中，一个国家的实力或许尚不足以改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但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认知却可能超过其可量化的能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更认真地关注这个国家的诉求，并将这种关注转换成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例如，即使欧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挽救最近出现的欧债危机尚没有定论，但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知使得欧盟对于中国“拯救”欧元区、重振欧洲经济抱有很大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双领导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指在某一领域中诸国际关系行为体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大国的影响力，而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一大国已经实际上拥有了领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上述五个要素来衡量，中国还不具有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还远未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开始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在这一领域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要成为亚太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全方位的领导者，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还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够以至何时能够到达这一阶段，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测因素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所以，本文并不打算按照上述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地位究竟如何，而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广义上的经济与政治军事领域权力分布的变化上，从而折射出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权力转移的最新动态。

　　必须指出的是，“双领导体制”概念反映的是亚太地区正在浮现的发展趋势和相关国家的认知，而非对未来的预测。即便是在经济领域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其实也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中国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软肋，这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双领导体制”的概念着眼于提醒人们关注目前经济和军事安全领域出现的不同发展趋势，从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预做准备。下面要分析的就是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中各自的优势与劣势。

　　在“双领导体制”中，两个领先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决定这一体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按照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的观点，“合作……需要一方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与另一方达成一致”；“这表示，当处于合作状态时，一方会按照另一方可能做出的行为来相应调整己方的行为……真正的合作带给双方的应该是双赢的局面”。(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89), p.159.) 他进一步指出，合作或者说两个大国共同努力去达成一个共赢局面，不应与和谐这一概念相混淆。“和谐指的是一方（追求己方利益）的政策自然地促进了另一方政策目标的达成……当这两国处于和谐状态时，合作是没有必要的。”(注：Robert Koe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1. ) 在中美关系中，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双方能否合作是权力转移能否和平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在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大国间构建了以安全共同体为形式的合作，这种情况表明，合作可以成为各大国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模式。正如威廉·奥尔森 (William Olson) 所说，“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大国间安全共同体（的成长），这说明很多国家不想或不准备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动用武力”。 (注：William C. Ols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94), pp.210～211. ) 安全共同体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使用规范性的措施以避免冲突的发生。(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Florence, KY: Routledge, 2009), pp.20～21.) 而同盟关系或其他防御性组织是因为国家之间出于对外部威胁的共同感知才形成的，并非以减少武装冲突为初衷。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也在加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时能够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也增加了双方妥协与沟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双领导体制”下持续展开互动，能为构建亚太地区以中美为核心的更加有效的安全共同体，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平台。

　　在这一正在浮现的“双领导体制”中，中美合作势在必行。詹姆斯·多尔蒂 (James Dougherty) 和罗伯特·法尔茨拉格夫 (Robert Pfaltzgraff) 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在相对强势的一方与相对弱势的一方之间实现的。” (注：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dison 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7), p.419.) 从这一点来说，尽管中美两国在国力上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差距的不断缩小，两国间的合作将显得愈发重要。

　　在探讨“领导者”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下“被领导者”，无论后者是勉强选择跟随前者还是被迫为之。在国际秩序中，领导者的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大国总有其追随者。因此，每个大国都有机会在某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双领导体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它更多地体现为两个大国之间不断协调与妥协，并在一些场合共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双领导体制”更接近于一种既合作又解决争端的安排，它反映了两个大国分别在经济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期实现双赢、规避出现零和局面的努力。

二、中国在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

　　经济状况是一个能够最快反映正在变化的世界格局的重要指标。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作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借鉴了日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间的发展模式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表1）。(注：R.A., “China: Second in Line,” The Economist, August 16,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0/08/china_0,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表1　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

(2010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weodata/index.aspx

　　尽管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足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这一变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则是深远的。即便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屡屡被唱衰，但实际上它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注：Gordon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有预言认为，中国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少美国公众也这样认为。(注：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但是，对于中国能否以及何时全面超过美国，国内外政商学界依旧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实力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40%，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美国的1/13（2009年的数据）。此外，没人能否认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问题，包括潜在的经济泡沫、环境污染、社会不满及腐败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减缓甚至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中国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远不及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域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呢？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在最近30年，即1980年至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7%，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则保持在10%的水平。(注：See World Bank data, available at: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尽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据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估计，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仍然会保持在7%左右。这就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美国所占的份额则下降到不足15%。(注：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0,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66～78.)

　　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足以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在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注：He Liu and Wang Jingzhong, “China Take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Recovery: Asia Pacific Business Leaders,” People’s Daily, November 15, 2009.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3/6813259.html) 在21世纪头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占到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2%，与此同时美国只占17%。2011年，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2011年11月，由世界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和思伟提供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偏好国外产品，包括食品和其他进口产品。(注：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 Global Asia, Vol.6, No. 4 (Winter 2011), p.25.) 中国消费者为全球及区域市场创造了更多的需求，正日益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生产、投资还是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注：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Zhongguo Pinlun(China Review), March 2011, pp.53～67.)

　　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持有20.8%的美国政府债券。

表2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量

(亿美元, 2010年12月)

　　
资料来源: 美国财政部数据，参见：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 东盟持有美国债券的经济体仅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四国

　　由于拥有了如此之多的美国政府债券，中国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高度联动，这也使得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例如，2011年夏，由于严重的党派政治僵局，美国政府曾一度面临无法提高其举债上限的局面，这就意味着美国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虽然美国政府最终提高了债务上限从而避免了危机，但是这一事件却凸显了包括国债问题在内的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而中国正是这些国债的主要投资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研究指出，如果美国拖欠债务，其国内消费者的信心就将发生动摇，从而会进一步降低他们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并增加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压力，而这些又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国政府实现未来承诺的信心。(注：Charles Freeman and Jeffrey D. Bean, “China’s Stake in the U.S. Debt Crisis,” July 28, 2011.)

　　在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以后，美国经济潜在脆弱性的另一个表现也开始凸显。2011年8月，标准普尔第一次下调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将其从3A级下调到AA+，这很有可能影响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券的信心。(注：Zachary A. Goldfarb, “S&P Downgrades U.S. Credit Rating for First Tim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sandp-considering-first-downgrade-of-us-credit-rating/2011/08/05/gIQAqKeIxI_story.html) 就在标普下调评级之后的那个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6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高潮以来最剧烈的下跌。这一事件增加了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心理恐慌，不少人担心美国经济正走向二次探底。如果美国经济停滞，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政府将很有可能难以出台第二次经济刺激计划或采取其他振兴经济的措施。正如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所显示的，诸如经济刺激计划之类的任何大幅增加美国债务的措施，都有可能难以在国会中获得两党的支持。(注：Graham Bowley, “Stocks Suffer Largest Drop Since 2008,”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1.) 尽管评估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时尚早，但这一危机及未来将会出现的相似情况，都可能促使中国分散其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管美国经济是继续恶化还是复苏，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将会朝不断增加的方向发展。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于世界第一，比位居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东盟的总和还多。

表3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外汇储备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ir/IRProcessWeb/colist.aspx; 国家外汇管理局，参见：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_en/tjsj_en/tjsj_detail_en.jsp?ID=30303000000000000,19&4; 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参见：http://eng.stat.gov.tw/point.asp?index=5; eThailand, http://www.ethailand.com/news/asean-considering-utilising-foreign-reserves-27676.html.

　　不仅如此，对华贸易在日本、韩国、印度、东盟和澳大利亚等亚太许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都占了头把交椅（见表4），(注：Dick Nanto and Emma Chanlett-Ave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s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U.S. Policy Choic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13, 2006. p.1.)而对美贸易占其外贸第一位的只有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和南亚的国家正日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也正成为世界各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表4　国际贸易主要伙伴国家/地区

按排名 (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 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html；韩国: http://topforeignstocks.com/2010/11/11/the-top-trade-partners-of-south-korea/ and http://www.state.gov/r/pa/ei/bgn/2800.htm；美国: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partners.html；香港: http://www.tid.gov.hk/english/trade_relations/mainland/trade.html；加拿大: http://www.ic.gc.ca/eic/site/cis-sic.nsf/eng/h_00029.html；墨西哥: 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Mexico/Trade_Statistics/；日本: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东盟: http://www.aseansec.org/stat/Table20.pd；欧盟: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22529.pdf；澳大利亚: http://www.expatriateconnect.com/aus/australia2019s-top-10-trading-partners-2009；印度: http://www.indiaonestop.com/tradepartners/indias_trade_parters.html.

　　中国仍旧保持了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第二名的地位，仅次于美国（见表5）。很多美国公司，如沃尔玛都持续向中国市场注入资金。截止到2011年5月，沃尔玛在中国拥有90000名雇员，年销售额高达70亿美元。(注：John Berthelsen, “Will Chinese Consumers Come to the West’s Rescue?”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26.)

表5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ds=wbwdi&met=bx_klt_dinv_cd_wd&idim=country:CHN&dl=en&hl=en&q=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另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尽管仍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的美国，但如表6所示，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在迅猛增长，若将香港的投资贡献包括在内，这一趋势便更为明显。

表6　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参见：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3198&lang=1

　　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对非洲投资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发展项目上。(注：Yuan-kang Wa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nipolar Worl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Peaceful Development,”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 45, No. 554, 2010, p.563.) 2011年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写道：“在2009年与2010年，中国发展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批准了至少1100亿美元的贷款给予发展中国家政府与企业。而2008年中期至201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发放的类似贷款为1003亿美元，为其历年额度最大的一次。”(注：Geoff Dyer, Jamil Anderlini and Henny Sender, “China’s Lending Hits New Height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11. http://www.ft.com/cms/s/0/488c60f4-2281-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1FUcJlnYW（对于实际数字是多少可能有争论，我在美利坚大学的同事德博拉·布劳特盖姆(Deborah Brautigam)教授提醒我注意这一点。——作者注）)

　　中国也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领导和推动区域经济秩序的建设。正如中国社科院张蕴岭所指出的，自由贸易协定“能有效地促进各个经济体之间及区域体系内部的治理”。(注：Zhang Yungling, “Emerging Force: China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20.)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生效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07年生效的《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的《新西兰–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2010年初生效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注：China FTA Network, Ministry of Commerce, PRC, available at: http://fta.mofcom.gov.cn/english/index.shtml, Accessed March 18, 2011.)

　　总之，由于其他亚洲国家既需要中国的投资，也需要中国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就使得中国拥有了显著的地区影响力。如表7所示，通过成为他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持有外汇包括美国债券，以及日益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中国正在经济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表7　美国与中国的各项比较

　　
资料来源: http://www.google.com/publicdata?ds=wbwdi&met=bx_klt_dinv_cd_wd&idim=country:CHN&dl=en&hl=en&q=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3198&lang=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ir/IRProcessWeb/colist.aspx；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_en/tjsj_en/tjsj_detail_en.jsp?ID=30303000000000000,19&4；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http://eng.stat.gov.tw/point.asp?index=5；eThailand, http://www.ethailand.com/news/asean-considering-utilising-foreign-reserves-27676.html.

　　本文并没有忽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腐败、环境污染、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创新的不足等等。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近30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更是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这一模式使得中国的经济诉求正日益为区域内国家所关注。尽管目前经济实力仍远在美国之后，但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已被亚太地区国家认可。

三、美国在军事、安全与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军事、安全与政治方面，美国无疑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从表8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2010年的军费开支高达6980亿美元，占全世界的43%。而尽管中国被认为是军费开支第二高的国家，2010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只占全世界的7.3%，为1190亿美元。(注：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Yearbook, 2011.)

表8　全球军费开支

(亿美元, 2010年)

　　
资料来源: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参见：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11/04/04A

　　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始终保持在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而中国则仅为2%。这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缩小与美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交易国（见表9）。

表9　全球武器买卖支出

(%, 2005～2010年)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参见：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transfers/databases/armstransfers

　　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国际军事机构和组织绝大多数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除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国还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盟友保持着长期军事伙伴关系。表10 详细地显示了这些关系。此外，美国也与其他亚太国家发展了紧密的安全关系，例如越南。

表10　美国的军事关系

　　
资料来源: 美国国务院，参见：http://www.state.gov/t/pm/c17687.htm

　　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军事关系是它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便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一年一度以朝鲜为假想敌的“乙支焦点透镜”演习。(注：John Pike, “Military: Ulchi Focus Lens,” GlobalSecurity.org. 2000～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ulchi-focus-lens.htm.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团队精神行动”是1976年至1997年间进行的阶段性军事演习。(注：John Pike, “Military: Team Spirit,” GlobalSecurity.org. 2000～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team-spirit.htm.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而2010年美韩两国共举行了“勇者无敌”演习、对朝鲜的海上威慑演习、反潜演习和为期11天的战争威慑演习等四场不同的联合军演，还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安排了军事操练。(注：Luis Martinez, “U.S. to Join 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 off North Korean Coast,” ABCNews.com, June 2, 2010,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Media/us-join-south-korea-military-exercise-north-korea/story?id=10807101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美国每年与日本进行100场以上的联合军演，美国还领导了“和平-09”海上演习（中国也是参加方之一）(注：“Pakistan to Conduct Aman (Peace) 09, Multinational Maritime Military Exercise,” February 27, 2009, MarineBuzz.com., available at: http://www.marinebuzz.com/2009/02/27/pakistan-to-conduct-aman-peace-09-multinational-maritime-military-exercise/ Accessed March 4, 2011.)和延坪岛事件后的一系列军演。(注：“South Korea-US Military Exercises Stoke Tensions, ” November 28, 2010,BBC News,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855162,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1. )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里能够拿到台面上的可能只有上海合作组织，(注：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ectsco.org/EN/ , Accessed March 18, 2011.) 且上合组织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再有就是中朝同盟关系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伙伴关系”；在东北亚地区中美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国际安排则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仍居主导地位，但中国的国防预算和开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显著增长。1978年到1987年，中国的军费年均增长3.5% ；1988年到1997年间的增长为14.5%；1998年至2007年则为15.9%。(注：Andrew S. Erickson, “Chinese Defense Expenditures: Implication for Naval Modernization,” China Brief, April 16, 2010. Vol.10, No.8. pp.11～15. )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很明显，中国军事力量在迅速壮大，军费预算在不断增加。

　　总的来说，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不但在军事实力和装备上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美国在亚太区域内的追随者和合作伙伴的数量都比中国多很多。根据前文所述，尽管有学者估计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撼动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注：“GDP Could be 2.5 Times that of the US by 2030,” China Daily, May 3,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 2008-05/03/content_6657813.htm)

　　中美两国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差距也同样显著。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仍是国际事务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因为华盛顿对软实力和巧实力极为看重。(注：“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 2009/01/13/ politics/main4718044.shtml)美国在软实力外交中尤其注意运用以下四点：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加强并引导公众舆论；提高国际公信力以保持同盟关系；对内政和外交展开经常性的公开辩论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强的自我纠正能力，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外交灾难。

　　尽管反美主义依然是一个在全球很多角落都引人注意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仍远远大于中国，在舆论影响、公众认知和政治领导力方面更是如此。在解释最近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政策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指出，“美国是唯一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同盟、没有领土野心且长期向区域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注：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尽管中国不断重申自己和平发展的愿望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依然心存疑虑。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其亚洲邻国和对全球政治秩序的威胁。因此，软实力就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软肋，并且威胁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中国一再表示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是其核心利益，但西方公众仍缺乏对中国这一基本立场的认识，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对与中国政府敌对的政治势力持同情态度。(注：Stapleton Roy, “Foreign Service Challenge: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Annual Adair Lecture on the Foreign Service, September 2010, p.4. Transcript.)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专家预言，中国将会与其他主要大国（如美国）发生冲突。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直接攸关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其在东亚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声望。(注：Robert Sutter, “China Reassures Neighbors, Wary of US Intentions.”Comparative Connections, January 2011, p.1.) 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办法包括派遣医务人员和教师去海外服务、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以及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并设立相关语言培训项目。然而，中国的这一软实力“魅力攻势”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注：有关“魅力攻势”的更多论述，可参见 Joshua Kurlantzick, The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四、“双领导体制”的含义

　　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的出现，反映了一种自然发展过程。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现状及国家核心利益，还表明了中美两大国在这一体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一新体制未来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中美两国及该区域内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例如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及东盟）的利益。因此，上述实体间的密切协调势在必行。

　　从“双领导体制”的含义来看，它表明了中美两国各有其优势及劣势。基于这一现状，中美两国需要不断适应对方和互相支持。双方都应在其相对弱势的领域中有所妥协，同时在其优势领域中应更具前瞻性并愿意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常言道，政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因而应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3C原则，即协调、合作和妥协（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romise)在中美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两国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攸关方’式的共存，例如双方应具有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共识”。(注：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August/October 2007), pp.609～637.)

　　人们可能会拿这一积极3C原则与另外一种可被称为消极3C原则的竞争、冲突和对抗(competition,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相比较，积极的3C原则是建设一个和平的“双领导体制”所必需的，而消极的3C原则则会导致一个分裂的领导体制。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一“双领导体制”更有可能在积极的3C原则下发展，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稳定。

　　正如本文开头已谈到的，根据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守成国与崛起国处于均势时，是可能导致双方对抗的最危险时期。事实上，正如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所说，“2009年～2010年所发生的事情标志着中美两国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相互交叉的利益、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区域内国家以军事手段贯彻战略政策等问题上发生各种冲突和摩擦。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又共享很多利益，这些都可能成为区域新秩序的基础”。(注：Nick Bisley, “Biding and Hiding No Longer: A More Assertive China Rattles the Region,” Global Asia, Vol. 6, No. 4 (Winter 2011), pp.70～73.) 就这一点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协调。

　　对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检验中国的崛起是造成零和结局还是双赢局面。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美两国面对的战略环境是一种零和博弈，两国进行权力共享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军事上，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断言：“在21世纪前期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局面是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潜在的霸权国。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注定成为对手。”(注：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p.4, 401.)

　　中美两国间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还有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军事对抗，其中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南海问题。中美在诸如南海、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会让人们质疑两国能否维持一个长期和平的关系。争执、辩论和冲突很有可能成为常态，但这并不必然与更广泛层面上的合作趋势相矛盾。即使是在盟友之间，也不可能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激烈的争辩并不鲜见。本文无意论证中美两国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与此相反，本文想指出的是，在“双领导体制”的框架下，合作与共同管理疑难问题将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增添了中美两国实现双赢局面的希望，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激烈对抗的零和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美苏之间并没有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中国目前需要美国的直接投资和消费来推动其制造业的发展，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出口产品。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这一现实，更是使得美国经济的稳定和联邦政府的赤字状况成为中国的重要关切之一。其次，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模式也完全不可能适用于中美关系，因为中国目前更关注现代化进程而非意识形态。即便这不能完全排除对抗的可能性，中美之间基于经济相互依赖和战略务实考虑而形成的共同利益，也使得出现双赢局面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出现基于消极3C原则的零和竞争的可能性。

　　通过对中美共同及交叉利益（如区域稳定及繁荣）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两国应该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为了这个目的，两国应避免冲突并进一步构建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机制及体系。根据双赢的理念，中国的崛起不管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有好处的。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只要大国间的关系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大国冲突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将造成经济上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美间相互合作的例子。例如，从2006年开始，双方建立了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制。(注：Patrick deGategno and Damien Tomkins,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7,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cus.org/new_atlanticist/us-china-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 Accessed March 18, 2011.) 两国间的高层接触和国事访问频繁见诸报端，例如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1月访华、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访美和习近平副主席2012年2月访美。还有一点是，共同管理这一概念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中美应当与其他相关参与国（如日本、俄罗斯和韩国）进行合作。

　　之所以说双领导体制正在“浮现”，是因为这一进程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它尚不是一个类似北约或美日同盟那样有协议保障的功能性机制。即使在六方会谈中中美双领导格局已隐约显现，这一模式也远未制度化。“双领导体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持续地向上发展，决定其未来命运的还包括机制和规范性基础的进一步奠定。

　　“双领导体制”的发展是浮动的、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影响力能否扩展到政治、军事领域或者从亚太地区外溢以致于向全球发展，尚难定论。可以想象的是，具体的机制安排和建设将会朝着加强“双领导体制”的方向发展。这无疑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历史机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次赋予了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在中国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中方却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过所谓的“两国集团”概念，并且一直在避免使用“领导”一词来描绘中国在各个领域扮演的角色。(注：In this regard, see Peter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真正实力尚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但同样重要的是，韬光养晦目前依然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五、未来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被证明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利益。但是，我们仍需进一步观察该体制是否促进了中美两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如日本和俄罗斯）的协调合作。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区域性的机制（如六方会谈）将进一步机制化，并继续把该地区的相关大国囊括在内。(注：Robert J. A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5, No. 3, 2010. p.389.) 此外，中美两国有可能也有必要扩展现有的机制，从而正式或非正式地将彼此纳入其中。两方都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核心利益并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中国应尽量满足美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相应需求从而帮助美国加速其经济复苏。同时，美国也应作出类似的考量，例如是否应将中国纳入美日两国现有的外长与防长的“2+2”会谈机制，从而使之成为中日美三国间的“2+2+2”机制。这样一来，这一“双领导体制”就能更加稳定地发展下去。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双领导体制”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许多领域中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例如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上，中国有可能在20年内超过美国。由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软实力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的上升，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这一“上升”或将伴随着美国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可能使其成为在一定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超级大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军事与政治领域里将难以上升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一“双领导体制”将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不大可能出现由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带有根本性的转换。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亚太地区“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双领导体制”是有双重含义的。它不仅强调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同时也凸显了美国实力的强大及其难以动摇的领导地位。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全球事务上的信誉，然而其超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当今世界上还是独占鳌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世界上不断出现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者，但无论是前苏联、欧洲国家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没有达到取美国而代之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30年间我们见证了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绝对的军事、政治领导地位同时并存的重要原因。现在，无论是亚太地区还是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呼唤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建设。

　　本文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一新的领导体制出现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一体制将继续存在至本世纪末亦或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长，同时美国在军事领域也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双方在特定领域内的地位无法相互替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两国及其他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将构建一种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双领导机制”不仅使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太区域的稳定与发展。

赵全胜：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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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看点：法治、反腐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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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今起在北京召开，为期四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此前，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多位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在反腐大潮中落马，也使会议是否将涉及周案调查进展及人事递补议题成为焦点。

　　于7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主题。此次中央全会的召开距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17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对司法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随后，上海、广东等六省市的司法改革试点启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披露，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次会议预计会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涉及“法治中国”的内容作出更细致的部署。

　　四中全会还将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拍蝇”反腐运动由“治标”向“治本”推进，或在党内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在“不敢腐”取得初步成效之后，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不能腐、不易腐”。此前，中央政治局已于6月底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7月29日，在官方宣布将于十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当天，中共中央公布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两年中已有2名中央委员，蒋洁敏和李东生，及5名候补委员，潘逸阳、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和陈川平，被查处。他们中，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及万庆良目前已被“双开”。中央全会将罕见同时对上述5人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中纪委将就相关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严重违纪问题向全会作审查报告。会议是否将审议通过对周永康的处理，最为引人注目。

　　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中石油集团原总经理蒋洁敏、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原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及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均曾是周永康亲信。另有数名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落马官员，也在今年完成“双开”程序，交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起诉，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及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

　　正式开除违法违纪中央委员后，中央委员会一般会从候补委员中递补新的委员，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得票排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及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有望成为中央委员。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平川和内蒙古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潘逸阳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中纪委委员、曾长期在山西任职的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于此前落马。中纪委尚未对上述三名官员作出处理决定。

　　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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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中美如何看待对方—-《中美印象》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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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裴敏欣来源：凤凰博报

　　网友评论：

　　欧歌墙纸网：中美关系不就是曾经的苏联吗?竞争但是又不会相互的刺激! —–第一墙纸网–小天

　　chn2009：软也好，硬也好，人家骨子里都要针对你，人家是步步实施对付中国的计划，人家才不管中国硬还是软。我们要做好十分准备，把自己弄的非常强大才能抵御任何挑衅

　　astla：中国除非像日本一样，成为美国附庸，否侧，美国打压遏制政策不会改变。

　　(原文网址：http://cartercenter.blog.ifeng.com/article/32907497.html)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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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美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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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4

作者：资中筠来源：学术批评网

　　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 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 一) 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 )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 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害怕革命〔1 〕。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 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是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

　　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 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48 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 年正式成为第49与第50 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第三，从美国独立到19 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 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为等级。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做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 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 世纪70 、80 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而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继承来的。约翰. 米勒(John S. Mill) 在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 〕。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 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

　　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二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但还有所谓“WASP ( 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 ”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民族情况就比较复杂。

　　3、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的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佛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 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则摇撼之……它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

　　到19 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要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90 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 二) 中国方面

　　1、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此也，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王朝的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 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比尔里安(babarian )”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 〕，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王朝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

　　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一个多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

　　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 一)从20 世纪初到北伐成功

　　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 年稗治文(Eliiaj Bridgeman )和雅稗礼(David Abeel )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 〕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而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那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以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付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客观现实的矛盾。

　　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 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6 〕。孙中山1904 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本文作者注)。”〔7 〕但是美国却持消极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冲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又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二则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 年6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 Frank J. Goodnow )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于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 〕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因争取原应属于广州政府的关税余额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列强都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美国竟派军舰相威胁，使孙极为伤心。1923 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 〕。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一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 年12 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 〕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14 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1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 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 L. Pott)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 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

　　1926 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中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20 多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与之合拍;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 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 )”〔13 〕。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 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期观望，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以及安理会常务理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对此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 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加不平等。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保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当前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历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二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20 、30 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并未受到广大美国公众的注意。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Edgar Snow) 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4 〕。

　　( 一)抗日战争后期

　　美国所不满意于蒋介石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以及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有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谢伟思(John Service) 等，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 等为其代表。谢伟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15 〕。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是分不开的，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影响美国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两点：在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在二战结束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对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 年1 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

　　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 〕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来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 二)冷战中的思想对峙

　　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17 〕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50 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 年的NSC68 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18 〕。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19 〕。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 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适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 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 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Evolutionary )”，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0 〕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对此，美国在60 年代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当然欢迎，并把中国看作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从而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中国情况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70 至80 年代

　　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 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 四)90 年代

　　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 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 度大转变。加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坏人”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认为或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到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 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美国在思想上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80 年代不同的是，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形象地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数中国人与政府认同。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的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说，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这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明智地、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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