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一  来源：搜狐公民观察 Vol.059

　　杨一，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先后就职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部、香港《大公报》国际部等。现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维泽赫德东亚研究所，主修中国及日本政治经济学及法律。

　　就习近平访美问题，杨一采访了导师黎安友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权威。“美国人喜欢这种带有人情味儿的政治。”黎教授认为，习近平说话直白，不避讳，务实且善于表达感情，美国人喜欢政治家这种坦率的个性。

　　为了国家战略利益的“怀旧”

　　在1985年的访问过程中，习近平曾在马斯卡廷的德沃夏克夫妇家里借宿两晚。他住在这对夫妇离家上大学的儿子的卧室里，并与一堆《星际迷航》的玩偶相伴。如今，德沃夏克一家虽已在几年前迁到佛罗里达州，但他们依然决定在习近平本月来访时回到马斯卡廷镇，以便与老友再聚首。德沃夏克太太回忆说道，当时她在早上特意给习近平上了茶而不是咖啡;而习近平离开时曾送给他们一瓶中国白酒，并笑称“酒挺烈”。

　　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在1985年受到艾奥瓦州民众的热情款待。正是那次会见，为这次访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我们尽量想让他和第一次一样快乐。我们把1985年在马斯卡廷镇他见到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并和他一起在议会大厦吃顿州宴，让他接触更多好客的艾奥瓦人。”

　　艾奥瓦大学教授海耶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分析表示，因为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退耕还田项目等因素，中国的耕地在日益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对粮食以及牲口饲料的需求却迅速增高。而在美中贸易中，农业是美国少有的、保持顺差的领域。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的头号出口地，而且艾奥瓦州也是除了玉米和大豆以外，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地。此次习近平访问不仅象征了“示好”和“怀旧”，也是在巩固与一个稳定的农畜产品供应商的政治联谊。

　　当地一些居民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当然欢迎中国副主席的再次访问，希望此行他能带来更多的善意和中美更多的贸易，“谁不希望得到中国的市场呢?中国也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双赢。”

　　“餐桌外交”让美国人看到中国领导人亲民形象

　　美国社会多种政治力量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抱有一定期待，而他们非常愿意看到一个平易近人的习近平。”谈起“餐桌外交”，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特别提起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少美国人对他亲民的言谈举止至今赞扬有加。

　　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美九天。这次出访可谓承前启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于七十年代初期取得的中美关系解冻基础上，开拓了中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据悉，美国政府曾做过调查得知邓小平爱吃小牛肉，于是在邓小平到达当晚的国宴上，以至于之后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这道佳肴。后来曾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此后，邓小平还出席了在休斯敦西北五十英里的西蒙顿举行的带有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和马术竞技表演。在马术竞技场，当邓小平和戴着一顶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出场时，全场致以热烈的鼓掌欢迎。在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妇女把邓小平和方毅请到观众面前，向他们各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们当即高兴地戴上了。然后，邓小平应邀坐进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一圈，向热烈鼓掌的观众们挥手致意。

　　黎教授表示那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让他们了解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每一个人都想见见他、同他握握手，再向他问好。邓小平以杰出的政治家风采和开朗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添了不少光彩。

　　所以在分析此次习近平对艾奥瓦州的访问时，不应视其为“简简单单的利益所趋”，而应该看到中国新生代政治家的成熟与成长。黎教授还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元老，他对习近平的勤俭教育、以及习近平日后在河北省以及福建省的任职经历，都让他与底层群众甚有所谈。

　　而《华盛顿邮报》对此次访美发表评论，质疑习近平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是否会采纳一些较为开明的政治立场，亦或采取强硬而保守谨慎的态度。对此，黎安友教授表示现在发此疑问时机尚早，且中国政府的决策行为已趋制度化，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将是群体群策的集体智慧，个人行为不应该被过度放大，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将面对一个更加强大且更加“复杂”的中国，但是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双方都难以承受失去一方的代价，这也将成为中美日后发展的强大根基。

　　美国人喜欢有人情味的政治

　　习近平在接受中国电视台访问时也曾表示，他小时曾穿姊姊穿过的花衣服，父亲用过的洗澡水，他还要再用来洗澡。他曾在十几岁时，被下放到陝西一个贫苦的村庄，这让他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深有体会。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称，这位中国国家副主席是一个可以让你感到友善且易于接近的人。《洛杉矶时报》引述一位对习甚为了解的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为人清廉，你唯一可能发现的“贪污行为”是他家那些逾期忘还的图书馆借书。

　　“美国人喜欢这种带有人情味儿的政治”，黎安友教授分析道，习近平说话直白，不避讳，务实且善于表达感情，美国人喜欢政治家这种坦率的个性。他特别提到了习近平2009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那次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在外交工作中少谈空话，努力刻苦地做些实事。

　　黎教授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赴美进修，其中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都是中国的精英，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毕业后返回中国，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

　　其中，仅2010至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就达到了十五万七千余人，比上一学年激增23%，并连续两年超越印度、成为美国外海留学生最大来源国。当被问及，这些学生会不会因为在美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价值教育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所改变时，黎教授笑答：“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很务实，他们更可能会沿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将‘西学为体’定成目标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会更加实际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200

作者：黄仁伟  来源：观察者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的道路对外是和平发展，对内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表里一致，从本质上界定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中国本身的能量释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能量。

　　首先，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3亿至5亿农民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全球生产的劳动成本，改变了全世界的财富链条构成。19世纪欧洲的发展能量靠对外殖民来释放。而当代中国崛起的能量，最初是通过农民在国内各地区之间流动来释放的。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以往计划经济下，土地不能实现其流通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土地财富突然像魔法一样涌现出来。英国和美国分别是从“圈地运动”和“西进运动”开始它们的崛起进程。如今我们实际上也是以土地作为中国财富爆发的源泉。尽管土地财富造成诸多后遗症，但是它对中国崛起的历史贡献是明显的。

　　其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改变了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现在的世界市场，任何商品只要中国人在买，就会涨价;任何商品中国人在卖，价格就会跌。这就是中国市场内部能量的外溢效应。尽管世界至今还有些不适应，可是毕竟用“反倾销”已无法改变市场链条重新组合的趋势。

　　以上三条是已经发生的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性，我们还可以举出至少三条将要发生的“内生性”，其能量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

　　其四，到2015年中国将有1.5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5亿人接受过12年中等教育。二者相加至少有6亿至7亿人，几乎相当于美国加上欧盟的总人口。这将是世界上平均素质最高、平均成本最低的巨大人力资源。由此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革命几乎难以想象，可能引发全球研发中心的大迁徙。

　　其五，到2020年，中国的GDP单位能耗将降低至现在的50%，也就是说以目前的能耗总量可以支持中国的两倍GDP。从消费、生产到研发，中国都可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要发生地。由此而来，世界范围的新能源成本将极大地降低，将推动世界能源结构的大变革。

　　其六，假设到2025年至2030年中国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中国元”将成为全世界资金链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不仅将从宏观上重新配置世界资源，而且将从微观上改变全球大公司的排列组合。世界500强或者以中国市场为其战略重点，或者与中国公司组成战略联盟。

　　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性还有一点往往被世人和国人所忽略，即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越来越从独特性走向普世性。中国正在不断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价值观，同时把自己传统的价值放进去，从而形成日益被世界认同的价值观。例如，中国人的节约观念已经影响到今天的美国人，美国的储蓄率从2007年占GDP的1%已经提高到2010年的8%。

　　其实，伏尔泰、黑格尔等欧洲先哲早就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黑格尔曾经预言，人类文明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不断地向西移动，最后回到东方。中国儒家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和”，道家探究人与自然的“和”，释家追求现世与来世的“和”。这些传统价值观经过中国人的当代实践而具有新的内涵，正在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共性由此增加。

　　从内生性出发，达到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9/25

旧文章ID：199

作者：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6月26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荣的新机遇”为主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国新网对本次研讨会进行全方位报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采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2000年前，由于贸易需要自然形成的丝绸之路在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世界经济中心西移，逐渐衰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欧亚大陆腹地从市场的边缘地区变为核心地区，从而使中亚国家真正成为东半球的交易中心。

　　国新网：今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融的新机遇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感谢您来参加，请问您怎样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必然产物呢。

　　黄仁伟：在新航路以前世界经济中心都在东亚。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经济中心开始西移，从亚洲逐步移到欧洲。大概在1820年，世界经济中心移到欧洲。所以差不多有300年的时间，这条丝绸之路就变成一条沙漠的路了，就没人再走了。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重新开始提出新丝绸之路，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将从西面向东转移。预测现在已经移到了欧亚大陆的乌拉尔山以东，大概在2025年，基本上移到中亚靠近新疆边境的地方。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就成了一个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这就是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全球航路的改变，全球技术的转移，全球市场的变化，重新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把东西欧亚大陆联起来，这就是新丝绸之路。所以新丝绸之路和老丝绸之路根本不同。过去老丝绸之路是自然经济，没有全球经济，东方文化向西方输送一条通道，要走好几年，才走到西面。后来马可波罗来，也走了好多年。中国张骞其实走了一小半，大部分还没走完，波斯也没走到，后来通过波斯人到了希腊，再通过希腊到了西欧。现在我们的新丝绸之路，如果高铁修起来的话，按300公里一小时，40个小时从连云港到鹿特丹，如果按照将来磁悬浮的话，600公里一小时。24小时就从东亚的东头到西头。所以，四小时走遍欧亚大陆，这个前景在2050年左右完全可以做到。

　　国新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有着许多历史和异域的联想，然而通过现在全球化进程审视丝绸之路的话。您认为我们举办的研讨会，具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黄仁伟：这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国有能力为这个趋势提供一条通道。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条通道不是哪一个国家独有垄断的，它是开放的。凡是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而且都会获利，是共赢的。然后我们有很多具体的项目，要一件件做。你可以做铁路项目、公路项目、油漆管线项目、输变电项目、生态河流项目等等。这些具体项目，就带动了一个个地方的发展。

　　所以当新丝绸之路这个宏伟蓝图提出以后。很多国家很快从疑惑怀疑转向要参与，要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就要更好的让各国也让中国人共同来谈这个远景、谈近景。一面谈具体怎么做，一面也就解决了一些疑惑问题，所以它是解决想法，也解决做法。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在这个会上都可以交流。这是一个开头，这个会，我相信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不仅在新疆，还可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西安、成都，它们都愿意做这个事。你再往外到哈萨克，你从俄罗斯到白俄罗斯，还是到欧洲、欧盟都可以做，都来参加举办这样的会，就会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越来越找到共识，越来越可以找到合作的结合部、利益共同点。所以整个一条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非常具体了，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用新丝绸之路这个载体、平台，把它连接起来。

　　国新网：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合作中对于加强人文合作与文化交流将起到哪些促进作用呢?

　　黄仁伟：阿拉伯国家和中国有中阿论坛，欧盟和中国有中欧论坛，俄罗斯和中国有人文交流这些活动。如果用新丝绸之路连起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双边的了，就是多边参与。

　　现在国际关注的宗教分裂、领土纷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落后与文化意识形态隔阂所造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带，将带动超大规模人口流动、文化流动和社会流动，从而为东西方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为世界和平提供空间保障。

　　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后，这些由于封闭带来的仇视、敌对，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了。空气是流通的，要素是流通的，同时人员流动以后，它就会带来很多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认识。以前的流动都是在海上，后来是在空中。新丝绸之路，它是在路上，所以在这个丝绸之路沿线，就会产生许多新的城镇，新的经济枢纽。这些新的枢纽新的城镇就不是原来当地的一点居民，会有很多外来的人口的这个集中。所以新丝绸之路一旦起来以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就会从现在的一种简单虚拟的网络文化，变成实体的在人们生活中具体发生的文化。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3/6/28

旧文章ID：198

作者：黄仁伟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 杨牧)国际关系学院21日在京举行“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发言人中指出，中国面临安全困境，解决得不好将走上与守成大国对抗的老路，而中国“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黄仁伟指出，中国最近提出两个安全观，一个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是“亚洲安全观”，简称“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是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提出，时间较长。“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最近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而提出来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来的功能、结构、定位做了准备。

　　“新安全观”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安全观

　　黄仁伟指出，传统大国的安全观即“美国安全观”，主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以实力决定安全。这里，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你接受我就安全，你不接受我就是不安全”，这样的安全观大国已经习以为常。

　　黄仁伟指出，现在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有别于传统安全观。区别有4个：从狭义安全到广义安全、从绝对安全到相对安全、从单边安全到多边安全、从盟国集团安全到盟国和非盟国伙伴的共同安全。

　　“新安全观”给中国走出安全困境指路

　　黄仁伟指出，中国的安全困境主要是，崛起过程中的内外结构变化和中国安全能力之间的差距。结构的迅速变化和能力不能跟上结构变化之间的差距，是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个差距并不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外部入侵、国家被颠覆的危险，而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不能适应这个结构的时刻，就会出现安全危机。

　　黄仁伟指出，“新安全观”就是要解决新的安全困境，解决能力和结构的问题。如果结构改善得好或者能力跟得上，危险就很小。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陷入新兴大国挑战老牌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中了老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圈套。

　　黄仁伟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挑战世界结构，中国将受到这个结构中各种因素的围困。按照传统安全观的思路，为了打破围困，中国倘向霸权国家“摊牌”，就会导致大国进行一场“决战”，这就回到了德国、日本的老路上去，而“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崛起中面临的这种困境问题。

　　“新安全观”有深远国际意义

　　黄仁伟指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具有联动性、互动性。“新安全观” 致力于解决内外两种安全的问题，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和能力，用“亚洲安全观”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和中国同周围国家的安全共享问题。

　　黄仁伟认为，以这两个安全观为指导来建设中国安全能力和安全体制，从长远来说有很深的国际意义。美国虽不愿意中国发生这种改变，但是早晚也会接受。这种能力和结构变化并不威胁美国，反而为未来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3/6/23

旧文章ID：197

作者：黄仁伟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1期

　　本文试图对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作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以此构成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机遇。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其次，全球治理的新特点在于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而新兴大国尚未做好能力和制度的准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陷入僵持状态。其三，在此渐进曲折的过程中，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新兴大国则越来越趋于主动，全球治理越来越不等同于“西方治理”。其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中国的战略挑战，又是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应调整战略和策略，抓住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机遇，实现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再平衡。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官方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理论概括和战略判断。其中至少透出几个最关键的要点：其一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经济治理”，表明中国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经济事务领域，它涵盖着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和其他新领域的全球治理内容。其二是中国官方文件也是首次使用“全球治理机制”的概念，这表明全球治理不只是一种外交事务和世界现象，而且是一种机制和制度，它是世界秩序的另一种表述。其三是这种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也可以说“全球治理”正在从“西方治理”转型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共同治理”。这种变革不仅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而且影响到各国的国内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仅仅从这些初步理解来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上述这个变革的战略内涵和历史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为此，本文试图对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主要探讨的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阶段、新特点。

　　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阶段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全球范围进行跨国家的经济协调和监控。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无序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使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失衡、不公平的巨大风险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一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时期。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

　　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难以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的背景下，新兴大国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之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近20%，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接近一半。预计到2030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与西方七国相当，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将达到相对均衡。因此，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符合世界大势的客观进程。

　　联合国体系、G20、金砖国家、区域机制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四个层面，其中联合国体系正在从传统的国际治理体系向全球治理体系转变，这个转型过程十分艰难。G20作为全球治理的另一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但是其机制化过程几乎没有进展。金砖国家是在金融危机后形成的新兴大国集群，直接成为这一轮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两大“集群”，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展开博弈。在G20之中出现金砖五国峰会和G7峰会并存的“大峰会前的小峰会”，形成两大“集群并存”的新现象。

　　然而，这种权力转移过程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表现出某种后发优势，已经开始发挥稳定和改革的推进作用，其虽然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仍未占据上风，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干预治理”具有制衡作用;在全球气候治理等新领域，由于发达国家的立场后退，新兴国家的角色正在从“被治理者”向治理者转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正在从西方的“善治”与“劣治”区分标准转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内部治理。“全球治理”不等于“西方治理”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反映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首先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步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大国仍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保持着主导地位，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尚未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的南北发展严重失衡依然存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长期曲折的发展进程。尽管如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态势正在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正在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变化。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对象正在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移，但这一过程将长期而艰难。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欧美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主导权，势必会想方设法拖延改革进程，或者设定改革底线。而新兴大国则试图借助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改革现存国际经济组织，扩大其代表性和发言权。西方大国对“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只是停留在表面和局部的领域，并非要进行实质性的、系统性的变革，这突出表现在保持甚至扩大“领导权”的努力上。最近几年，美欧几经努力，保持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但又不得不在基金配额和领导职务人选上对新兴大国稍作让步，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导权已难保持“一统天下”。至于规则的改造和创新，西方更是拖延和抵制，试图将“西方治理”的核心内涵保持在“全球治理”的外壳之中。可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刚刚处于起步线上，在领导权和创制权两个方面受到西方大国的有力阻碍。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正在从短期危机应急机制转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从各国对外经济关系调节转向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目标共识的协商机制转向约束性的规制机制。这种转变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较早出现雏形，它们来源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的OECD、广场协议、G7等机制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在西方经济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国际金融危机后逐渐形成一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创制的新机制、新范式，如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目标，保证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的“数量化规则”，防止国际经济失衡的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等。这些新机制逐渐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拉开距离，同“西方自由市场秩序”产生差别，其方向是从“西方治理”转变为“全球治理”。

　　新兴国家在崛起之初就不得不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无疑是沉重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但也不失为战略机遇。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心随着市场重心的转移，正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地位和能力之间的距离正不断缩短。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降低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成本，而且可能降低由于新兴经济崛起而加剧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尽管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是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共同参与和推动的，但是就调整利益结构的动力和方向而言，金砖国家越来越成为这个变革的主动推动者。

　　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一种利益交换和平衡，更是人类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需要;既是对全球市场机制的深刻变革，又是对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换言之，这实质上是对新大陆发现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变革，一场通过和平与发展的方式、渐进式展开的、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经济体尽可能地推迟这场变革的到来，或者尽量降低已经发生的变革力度。同时，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守成者，它们也在试图通过新机制构建，将其市场利益和战略目标渗透其中。而新兴经济体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变革，它们也需要保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相对稳定性，以此维系世界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这种保守与变革并存的两重性，使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长期性。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了新的变革期即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转型是旧的西方治理向新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与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的转变。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的特点，有利于增强金砖国家的整体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

　　1.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停滞不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国集团首次聚会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一个全球经济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当时，美国、欧盟、日本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起，共同刺激经济复苏，防止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可否认，这次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5年时间过去了，全球在治理机制这一领域内几乎没有进展。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缺乏这方面的变革动力。由于西方主要经济体仍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连续减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强。

　　西方经济本身成为“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的治理对象。在2012年IMF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世界经济整体减速，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欧元区债务危机长期化和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是世界经济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由于这两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调控失灵，全球经济的宏观协调机制陷于无效状态。发达经济体力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使新兴经济体面临热钱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缩水的威胁。

　　发达经济体内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援助国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满矛盾：是确保增长优先，还是以财政整顿为重点;通缩的风险大，还是通胀对未来经济更有害;是接受或增加外来援助以度难关，还是抵制或减少财政援助以图自保?这些宏观政策目标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全球宏观调控机制的变革动力和各国宏观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发达经济体利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缺失，力图转嫁经济衰退的破坏性因素。2012年10月，就在IMF年会召开前后，欧美日等央行纷纷推出新一轮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通胀压力。2010年，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曾经催生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导致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骤然上升。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没有立即导致价格暴涨，但是只要西方经济稍有复苏，通胀的潜在危险就会转化为现实危险。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都不具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机制。G20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85%，又是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和供应国，应当能够比联合国系统更加有效管制大宗商品价格。最近几年的G20议程均涵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问题，并就形成IOSCO、改进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监管达成共识。今后宏观经济协调和大宗商品价格监管将相辅相成，成为G20协调机制的两大领域。

　　2.IMF配额改革步履维艰

　　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改革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既是国家货币、又是国际货币的双重功能是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重要原因。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在这个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却根据本国经济的宏观需要调节货币发行量;美国的金融机构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特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投机获利;维护美元地位，就是维护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公司的垄断利益。因此，当前全球治理的焦点就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美国在IMF的决策投票权。增加其他经济体的投票份额和保持美国的否决权份额，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IMF改革的最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就已经确定出资份额的改革方案，准备将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份额从3%提高到9%。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至今没有完成。无论是IMF还是G20峰会，都认为这个领域的改革是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敦促美国等主要成员国尽快完成相关法律程序。2012年，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重申改革方案生效的紧迫性，呼吁尚未完成必要步骤的成员国尽快采取行动。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也重申，为了使份额分配更好地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体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劲增长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应在2012年IMF和世行年会前完成份额改革。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

　　美国阻碍调整IMF的投票份额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其对IMF的决策权，即美国可以16.9%的第一大份额和投票权，使85%一致决议有效的投票体制徒有虚名。一方面，美国以减少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份额来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但欧、日不满其份额的减少，以为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决策权而牺牲盟友利益。美国借口大选年的国内政治因素，拖延改革方案通过国内法律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迁就了欧、日试图保持份额的奢望。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旧的计算公式，尽量压低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由于GDP权重仅占份额公式的一半，新兴国家可以获得的份额仍然远远低于其经济总量。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对美国拥有最大的国债持有权，但是中国在IMF的份额仍远低于日本。通过以上策略，美国既削减了欧、日的份额，表面上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又以旧的份额计算公式，大幅度压低了新兴经济体应得份额。即使如此，这个份额调整方案依然被美国一拖再拖，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

　　IMF份额调整是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实质性地反映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实力下降、新兴经济体整体上升的趋势，同时也证实了美国决不放弃在IMF 一票否决权的种种策略。实现合理的份额分配需要较长时期的博弈，因此这项改革将分阶段地推进。在近期内需要尽量推动的是将2010年改革方案完全付诸实施;中期内的改革目标应当是简化计算公式、增加份额公式中的GDP权重，进一步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远期目标应当是改变85%份额一致否决权的不合理规则。2013年俄罗斯将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推动IMF份额改革实现，由此金砖国家将全部跻身IMF的前10名，中国的份额则提高到第三位。

　　3.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缓慢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短期资本即“热钱”的流动规模迅速膨胀，它与金融衍生产品结合展开跨国金融投机，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如何监管金融衍生产品与热钱流动，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最紧迫的任务。与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相比，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尚处于空白状态。尽管西方国家已经连续推出数轮巴塞尔协议，但是全球金融公共产品和中介管理机构仍严重缺乏，远不能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逐步展开。其中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银行风险、主权债务风险、影子银行体系，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监管。这些监管机制的基础仍然是西方发达经济的金融管理机制，特别是巴塞尔协议体系。但是，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特权和欧元区银行的债务风险，使许多监管机制难以落实，许多在金融危机后提出的重要改革实际上都停留在文字上。其中，美国的评级机构滥用特权，对各国金融业和主权基金的评判标准受到各国的批评。而欧洲银行业如果切实执行监管措施，可能引起更大的破产风波。因此，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推进也陷入步履迟缓的境地。

　　在IMF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同时，G20也把金融监管治理纳入议程，包括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场外衍生品改革、巴塞尔III实施、会计准则趋同等方面的内容。G20制订全球金融治理标准的核心机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2012年10月，该理事会的东京会议重点讨论全球脆弱性问题、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体系监管委员会等重要内容。这样，IMF和G20就形成了同一领域的两个治理系统，二者相互竞争，也互为促进。由于G20中的新兴经济体力量相对较强，它可能比IMF在推进改革方面更具有主动性。

　　从长远目标看，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将越来越从非强制性的共识达成向强制性的执行机制发展，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协调机制越来越紧密结合。其中包括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强制性调节、对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约束、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重要跨国金融机构监管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结合，将有助于纠正全球市场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进而降低系统性风险，并有效预警各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4.全球贸易规则面临新一轮构建

　　在全球贸易领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出现攻守易位。发达经济市场的萎缩，导致保护主义政策盛行，表现为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惩罚等;发达经济体要求新兴经济体扩大市场准入的压力不断加大。2012年4月，G20经贸部长墨西哥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幌子下，以服务贸易便利化压制农业贸易自由化;以提高关税壁垒和国内补贴，阻碍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带动就业;过多关注自身的债务危机，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发展中成员国则担心发达国家借口“贸易新认识”，绕开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凭借自身优势另搞一个世界贸易体系。

　　美国等西方大国试图将自身规则通过优惠贸易协定强加给受其援助的弱国，它们把多边贸易谈判和普遍规则搁置起来，却把优惠贸易协定作为唯一生效的游戏规则，使得西方援助国与欠发达受援国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模板将逐步成为主流协议。事实上，此类模板现在已超越传统贸易问题，延伸到大量与贸易无关的领域，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法规、征用政策和在金融危机中控制资本账户的能力。

　　全球贸易机制变革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内涵的相应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由参与者逐步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和责任者，其地位和话语权显著上升;从被动接受西方制订的贸易规则，转变为与西方共同构建新贸易治理机制。尽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存在着贸易摩擦，但是经济相互依存和分工优势互补已经在G20成员国之间形成市场共同利益，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都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实现互利共赢，是今后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的关键点。同时，由于贸易、金融、投资、援助等领域相互交叉，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如何与IMF、世界银行等其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互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课题。世界贸易组织与G20、各类型区域一体化机制的互动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5.欧盟治理成为全球治理探索的深水区

　　当全球治理步入僵持停滞的时候，区域治理却在危机中深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和前沿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在危机状态下的区域一体化重构，它预示着全球治理如何从非强制性机制走向强制性执行机制。

　　在欧元主权危机的重压下，欧盟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及时落实有效的银行业和更强大的财政联盟，实施结构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欧盟必须控制南欧诸国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欧元危机。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利益极不均衡，并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它们谁也无法承受欧元解体带来的崩溃性后果。作为严厉的债务治理措施，希腊等南欧国家不得不接受空前的财政紧缩机制，以换取德国的经济援助。而德国等债权国也不得不接受南欧国家延缓国家财政破产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欧元陷入全线崩塌。就在这种利益交换和平衡的复杂关系中，欧盟稳定机制和中央财政一体化进程艰难展开。

　　同时，IMF和G20等全球治理机构也通过各种渠道推动欧盟一体化的升级，形成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相互支持的态势。2012年6月，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宣言对欧元区成员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该地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改善金融市场运作，打破主权债务与银行债务之间的恶性循环。G20努力推动欧元区与希腊合作，确保该国在欧元区内继续朝着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经过2012年的高难度治理，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信用危机正在接近谷底。欧洲财政长期稳定基金和欧洲央行稳定机制已初具轮廓，2013年可能付诸实施。尽管完全摆脱危机还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欧盟治理的效果已经显现，即欧盟解体的危险正在下降。德国作为欧盟区域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地位已经确立，欧盟有可能形成具有一定权威的超国家中央治理机制。

　　无论欧盟治理机制如何转型，都会对未来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德国在欧盟的地位不可取代;其二是英国在欧盟的地位继续下降;其三是欧盟成员国将进一步让渡主权;其四是欧盟对美国进一步失去信任;其五是欧盟愿意在IMF中与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其六是欧盟治理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新的借鉴。

　　6.亚太区域治理与大国战略博弈交织

　　APFC正处在深化合作或走向碎片化的十字路口。经过以往20年的努力，APEC成员已经从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机制平台中获得重大利益。但是，在2010年以来东亚地缘形势发生复杂变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推行TPP机制，使这一地区合作机制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治理博弈和共同治理双轨并行，既影响全球治理合作，也成为亚太地区治理的主要变数。

　　2012年APEC峰会的四大议题其实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亚太版”，其中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安全”、“建立可靠供应链”、“推动创新增长合作”等具有亚太地区特色的全球治理话题，为全球经济治理实现新的突破打开了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这反映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治理机制领先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

　　例如，这次会议经过艰苦磋商和谈判，就包含54个目录的“环境产品清单”达成重要共识。这是环保规则与贸易规则相结合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方讨论10余年未有成果，而APEC率先达成共识，这不仅在区域治理上取得突破，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尽管如此，这项清单与计划达成的目标数量仍有很大距离。比如，各方对环境产品的内涵和范围存在分歧，对产品降税行动尚未落实。又如，本次峰会决定将“自由贸易协定(FTA)透明度”确定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决定推进《亚太经合组织供应链联接行动计划》，争取2015年前，在时间和成本等方面实现本地区供应链便利化程度提高10%的目标;加强粮食市场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投资;推进在反腐败和保持透明度方面的努力，加强投资保护;推动创新增长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尽管美国力图以TPP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凌驾于APEC和“10+3”机制之上，但是一年来并无大的进展。这是因为美国推行该机制的目的在于以其服务贸易优势来压制亚洲国家的货物贸易优势，使大多数亚洲国家难以获益。况且，美国在这个所谓贸易机制中掺入“民主制度”等意识形态因素，排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市场的参与，这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亚太市场治理体系。美国试图以TPP作为新一轮WTO体系的雏型，一旦在亚洲得逞后，再推向全球。但是，东亚国家不仅没有加入其中，反而加快与中国谈判FTA的进程，足见脱离东亚市场结构的实际去构建地区治理的美国模式是不现实的。对此，亚洲国家也开始清醒、务实地对待中美在地区治理中的竞合并存现象。

　　7.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僵持状态

　　气候问题是最近20年刚刚出现，特别是最近10年较快发展的全球治理领域，也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利益冲突较为突出的领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原有承诺上不断倒退，并反过来对新兴大国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二氧化碳减排义务。由此，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在气候和减排问题上的斗争趋于复杂化。

　　这种分歧和斗争在2012年更充分地展开，集中体现在6月20～22日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和11月26日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上。里约峰会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一次规模大、级别高的国际会议。与前两次峰会相比，新兴大国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两大议题，要求西方大国兑现其政治承诺，与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

　　全球气候治理集环境、科技、政治、经济问题于一身，成为各方经济利益及发展空间的角力焦点。《京都议定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基础性成果，到2012年其第一期承诺予以结束。本届多哈会议将要启动第二期《京都议定书》，即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谈判，由此将引起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以及两大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组合。其中，欧盟集团主张在2015年前建立一个涵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并具有法律效力的新减排协议;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主张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的中期减排目标;包括中国和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则强调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主张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基础四国”表现出比发达国家更加积极的姿态，中国带头提出到2020年开始实行有条件的碳排放总量下降，成为新兴大国中低碳减排的先驱者。从总体上看，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也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新兴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增加，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公共品逐渐减少。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国家承受着主权债务的巨大负担而难以兑现《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所施加的减排压力，只是作为减轻自己应负责任的借口，这反而给新兴大国带来了调整结构和选择路径的时间和空间，使新兴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困境，获得策略的灵活性，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达成妥协与突破，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创制权。

　　三、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新机遇

　　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转移。西方传统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新兴大国则越来越趋于主动，全球治理越来越不等同于“西方治理”。从长远看，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可以预见的事实。而从近期看，如何防止西方经济将其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向发展中经济转移，则是新兴经济体的紧迫需要。

　　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要体现为金砖国家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金砖国家集团(BRICS)本身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推动国际金融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治理就成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2010年以来，金砖国家努力减少美元依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行了一系列集体协调行动，包括倡议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强化区域货币合作、推进货币互换和本币贸易结算、特别提款权地位提升、共同开发银行计划等等。尽管这些行动计划还有待于更加深化，更加具体机制化，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反映了金砖国家对于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动性，与发达经济的消极被动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些改革设想和行动计划，既和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合，又有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合作机制构建，表明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与全球金融治理相比，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动性更为明显。这不仅是由新兴经济体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同时也是由发达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倒退更为明显所决定。其中，美国从多哈回合的领导者蜕变为贸易自由化的抵制者，这更迫使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展开尖锐斗争。不过新兴经济体坚持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也得到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部分发达国家的呼应，说明新兴经济体同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单边主义，它与安全领域的单边主义本质一致，就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既然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已经受到重挫，那么它的经济单边主义也不可能大行其道。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更重要趋势，就是在改革旧治理机制的同时，构建新的治理机制。2012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上，金砖国家共同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规模，其中中国增资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增资100亿美元，南非增资20亿美元。相对应的是，美国在这次增资中没有提供1美元的投入。这是金砖国家整体实力上升的有力证明，也是美国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能力下降的证明。实际上，这次IMF增资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对欧盟债务危机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不仅符合欧盟的利益，而且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也是重要的保证。即使如此，发达经济体仍然对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相对西方C7的止步不前而言，金砖国家在未来的发展潜力显然要大得多，因而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发展空间也必然大得多。

　　当然，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增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砖国家的话语权不仅体现在IMF份额和投票权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和软实力上。金砖国家的话语权可以通过新增特别提款权、新增缴纳资金、新兴国家整体协同，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实现。这种创新的战略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取代美元体系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以避免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和计价基准货币的地位来谋取其本国利益的最大弊端。目前建立这种超主权货币体系构想的难度极大，必然遇到美国的全力抵制。作为过渡性的妥协方式，短期内较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在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同时，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以防止美元无限制量化宽松导致汇率剧烈波动，造成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巨大冲击。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指出的，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的继续增强，IMF不断需要新的改革。

　　即使这个过渡性的调整，也不可能没有金砖国家的参与。因为，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需要强劲升值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参与，以此对冲不断贬值的传统发达经济体货币，才能达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平衡。随着新的平衡建立，金砖国家的全球治理话语权也会相对提升。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构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治理合作机制。这类合作机制的蓝图已经开始设计，部分机构已经开始操作。2011年金砖国家戛纳峰会上，中方提出了加强金砖国家财金领域合作的倡议，得到其他各国领导人积极支持。2012年的金砖峰会又在上述共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各成员国承诺加强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探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表金砖国家联合经济研究报告和统计手册，签署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协议，举办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金融论坛、工商论坛等配套活动。尽管金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差异甚至竞争，但是它们在构建国际治理合作机制方面的一致性和紧迫性，远远超出了发达经济体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诉求。

　　2012年3月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标志着金砖国家的全球金融治理合作进入务实阶段。本次峰会提议，IMF将国际金融监督范围扩大到汇率、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结构改革和金融评级等领域，以提高监督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金砖国家在运用本币信贷工具进行贸易结算方面达成多项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5家成员行，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规模，服务于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同时，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利用五国的金融资本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建设筹集资金。各成员行还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与《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以多边促双边，切实推动金砖国家在各自境内以各国官方货币进行的商品、服务和投资活动。

　　除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这项最重要的成果以外，金砖国家还达成了其他一系列突破。其中包括“金砖国家交易所联盟”，它作为金砖国家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将向投资人提供以本国货币标价的交易所指数跟踪型衍生产品交易选择。这将使金砖国家的投资人能相互投资于各自的发展，扩大各交易所的投资品种，提高流动性，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加深金融一体化。鉴于世界银行长期操纵在美国人之手，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建立一个不被西方国家控制的发展银行。为此，印度关于建立“金砖银行”或“南南银行”的提议，得到金砖国家的支持，各国将成立一个共同的研究小组，以探索这个多边银行的可操作性。金砖国家的这个动向对世界银行构成了改革的压力。2012年新上任的世行行长金墉表示，他要将世界银行打造成“课题解决型银行”，探索各种有效的支援发展模式。

　　金砖国家新德里会议最后发表的《德里宣言》和17条行动计划是新兴大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里程碑文件，覆盖了金融、贸易、农业、科技、卫生等各领域，成为金砖国家进一步开展全球合作的重要起点。经过这次峰会的协调，金砖国家在2012年6月G20墨西哥峰会和9月联大的配合协同明显见效。这就开创了新兴大国战略协调机制的基础。由此，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分别举行“G20大峰会前小峰会”的惯例，将面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预先协调立场，G20就可能成为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的全球治理平台。

　　尽管如此，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集团参与全球治理仍有诸多不足。金砖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各自内部的市场风险和利益差异使它们难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治理共识，也难以承受刚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即使是建立像金砖国家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目前也缺乏较为坚固的金融合作基础。因此，金砖国家要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能力尚需时间。

　　目前应当重点解决几个环节：一是金砖国家之间应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扩大金砖国家内部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使它们接近甚至超过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量和投资量。到2030年，金砖国家可能与G7的经济总量相当，它们内部经济往来的紧密度也应达到相应高度。这样才能改变金砖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不足的现象，在全球治理中才有可能达成较高度的共识。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强化磋商和政策协调机制，对西方大国可能推行的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保持整体压力。金砖国家抵制西方大国滥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就是新兴经济体取得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话语权的过程，同时也是加速金砖国家金融货币合作机制的一体化进程。三是建设金砖国家和发展中经济的全球治理机制，补充由于发达经济在全球治理中停滞倒退而形成的真空。金砖国家可以从基础设施网络和社会治理领域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入手，从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展开，逐步增加全球治理的经验和制度设计能力，积累公共品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转化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实质性改变。四是建立金砖国家常设机构，如秘书处和部长级会议等。秘书处应当设在提供公共品能力较强的国家，部长级会议则实行年度轮值国体制。这个常设体制的建立，可以弥补金砖国家目前市场依存度和机制一体化较低的缺陷，大幅提升其整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使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年度论坛，转型为具有实质性治理机制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2012年新德里峰会已经显示出金砖国家向着全球治理机制迈进的方向。金砖国家将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形成金砖国家全面提升其全球治理能力的新局面，进而改变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战略选择

　　目前，中国面临着参与全球治理的多重压力。西方发达经济体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公共品责任，非洲等欠发达经济体则希望中国给予更大的发展援助，而中国本身也存在着参与全球治理与改善内部治理之间的协调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被治理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推动全球治理的目标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全球治理的大部分领域，中国仍处于较弱一方，又处于受压最大的位置上。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中国积累战略资源的增长点，也是中国的主要挑战来源之一。在“全球治理”外衣下，美国既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又在美国市场上处处挤压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甚至要求对Google、Facebook等开放网络市场。在气候治理、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国也经常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目标。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道主义干预机制领域，中国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扩大参与全球治理，在部分领域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构建，必须从国内治理入手，从国际形象入手，摆脱在全球治理中的“被治理”困境，需要在战略和策略上做积极调整。

　　1.抓住全球治理机制出现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

　　美国因其国内政治经济需要，在全球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倾向又有抬头。这种倾向可能导致美国出现战略失误和挫折，其中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TPP取代FTA、以页岩气阻挡低碳排放、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等等。欧盟目前难有资源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品，这使其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往的治理高调不得不降为低调，敲打新兴国家的动作有所收敛。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困境，正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战略机遇。当前，地缘政治环境出现复杂局面，我们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占据有利位置，在某些议题上增加与西方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2.加强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正面互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一方面，中国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构成、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中，中国正在从规则接受者向机制创建者的角色转变。提高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份额，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份额的增加，约占新兴经济体的总份额一半以上。目前份额调整遇到重重阻碍，中国将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继续争取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更多话语权，逐步改变经济总量与IMF份额不匹配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金砖国家的货币合作机制和亚洲地区货币基金体系，推动人民币与其他重要货币的互换协议和直接结算机制。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减少对美元储备的高度依赖，也是争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主动权的必要条件。

　　3.以强化区域治理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

　　欧盟的财政一体化机制可能取得重要突破，从而成为欧盟走出危机的转折点。欧盟恢复活力，美国将面对又一个战略对手，特别是在全球治理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对美国总体上不利。中国与欧盟在IMF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可以协作的空间较大，应及早建立全球治理磋商机制。东亚国家在“10+3”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越是推进，美国的TPP计划就越是难以展开。东亚FTA是符合东亚各国利益和经济结构的区域贸易治理机制，它可以推动东亚金融货币合作和环境合作机制，而TPP是以美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来压制东亚地区的商品贸易比较优势，不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在APEC机制中，中国可以通过扩大环境产品清单来推动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有利于东亚国家相互扩大在对方的市场占有率。诸如此类，只要我们提出的方案有利于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就较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区域治理机制。中国将于2014年再次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应争取在此前同APEC主要成员之间达成新的合作意向。

　　4.抓紧建立新的金砖国家多边机制，逐渐取得更大话语权

　　面对西方大国试图构建新治理规则的新形势，金砖国家的多边机制建设应尽早成立统一的秘书处，并在秘书处之下设立若干个工作组和专家组。由于中国经济体总量最大，且有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经验，秘书处或可考虑设在中国，秘书长则可以按照一定期限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除了在IMF增加金砖国家的份额以外，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势在必行。中国目前拥有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的50%左右，加上财力雄厚，充当金砖开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甚至控股都是可能的。在开发银行建立之前，有必要建立开发基金或债务基金作为过渡，设立若干重要基础设施的合资项目。

　　5.通过地区治理改善我国的周边环境，通过地缘经济优势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应作为战略方针长期实施

　　我国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中亚开发银行或上合组织货币基金，在扩大上合组织成员的同时，扩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投资。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我们都有条件创建类似机制。中国不应被周边问题捆绑而在全球治理领域无所作为，而应“虚实结合、以虚带实”，通过参与全球治理积累战略资源，实现我们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再平衡”。

　　概言之，国际体系转型将继续展开，大致分为全球治理转型、大国关系转型和地缘格局转型。三个转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关性。其总体态势是，全球治理西方由攻转守;大国关系中美相对平衡;地缘政治美国再造优势。表面上看，金砖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中仍处于弱势方，实际上却是力量上升方。全球治理领域正是中国和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新方向和新空间。新兴大国对新的战略环境已初步适应，并具备拓展能力，开始配置新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金砖国家与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较量不会在短期内决出胜负，应充分作好长期准备。金砖国家的总体对策应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主动出击，在具有潜在优势的领域展开周旋，捕捉机遇;在处于劣势的领域以守为攻，静观其变，等待对手出错;要准备多张利益交换牌和多手组合拳，避免战略摊牌，积小胜为大胜。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196

作者：黄仁伟  来源：《国际观察》2013年01期

　　未来 5 至 10 年，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走向如何?美国、欧盟、俄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会面对怎样的战略机遇与困境?这些主要行为体的大战略调整中会有怎样的变与不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美国：财政困难

　　现今美国的大战略遇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即财政困难。[1]美国大战略的根基在于财政，财政出现了困难，也就束缚住了美国所有的手脚。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应对财政困境与资金不足——这一情况被称为美国的“财政悬崖”(fiscal cliff)，[2]即美国政府又一次触碰到其主权债务的“天花板”。美国正在寻求突破这个“天花板”。如果不能突破，美国的信用就会降级，美元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实际上，这种情况会削弱美国的国家能力。在此种困境中，美国国内政策难以推陈出新，对外战略也难有新的动作。如何应对财政困难是美国的第一要务。然而，这一财政困难在我们可预期的时间内没有解决的可能。现在，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整个经济结构都在调整。举例来说，如今想要到美国读书或访学，拿到奖学金或访问学者资格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因为它的教育开支都受到了较大约束。[3]实际上，因为财政困难，美国大战略规划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实现。

　　财政困难首先制约了美国的新型工业革命，即“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突破点之一是把最新的能源技术与最新的网络技术相结合，使清洁能源能够整合到传统的化石能源网络中，建立一个智能电网系统(smart grid)。[4]在传统技术中，我们不能将清洁能源产生的电力放在运送化石能源的电力网上。有风的地方有风能，有太阳的地方有太阳能，但是这些清洁能源无法在传统的电力网络中传送。所以，在只依靠风能发电的地方，在没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不能发电;同理，在没有充足阳光照射的时候，只依靠太阳能的地方也会出现供电不足。如果新能源不能进入传统电网，那么还得依靠传统化石能源来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低碳的目标还是实现不了。需要指出，清洁能源的优势是可持续利用，它的劣势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清洁能源不能进入传统电网，它的优势也就无法发挥出来。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必须解决这一限制问题，这也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根本突破点。换句话说，有效使用清洁能源的前提之一，是开发出一个智能电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把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放在同一网络中传输。有了这个技术，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就会大大降低，许多大战略问题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化。例如，如果清洁能源得以充分利用，主要大国对于中东石油资源的争夺就不会那么激烈。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反事实推理，如果美国不因为石油而进攻伊拉克，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会这么激烈吗?恐怕不会。如果清洁能源可以发挥其效果，全球变暖的进程也会大大放缓，为争夺海洋资源与航道安全而引发的冲突也会减少。

　　新型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内容是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的高度融合，例如 3D 打印技术(3Dprinting)的发展。[5]只要得到所需材料，通过程序设计，这一技术就可以把所需的东西直接制造出来。所有的生产可以定位到每一个人的个性需求，而且会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今这两个技术都已经在美国成型。但是，如果要把先进的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需要人力资源培训和市场、物流、销售等方面的重新组合。美国现在有这个技术，但是缺乏把先进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的资金。资金不到位，技术就难以发挥作用。美国首先要着手解决财政问题。有了资金支持，才能使新型工业技术投入到大规模生产，才能带来经济复兴。

　　美国的财政困难也影响了其军事战略。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正在减少。[6]因为财政问题，美国的武器质量在短时间内难以提升，武器数量也会因军费开支的减少而减少。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到 2020 年，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比重会升至 60%。[7]但美国还要照顾其在国内、欧洲、非洲等地区的军费开支，中国的军费开支则基本上都用于亚太地区。到 2020 年，中国军费开支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开支大致持平，都在 2000 亿美元左右。[8]如果那时中美军事技术的差距能缩小到 5 到 10 年范围，美国就会认识到，其军事优势即将丧失。美国是一个非常迷信武器技术的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要领先中国 20 年以上才会感觉自己有优势。并且美国在西太平洋需要 10000 公里的作战半径，而中国只需要 2000 公里的作战半径，[9]美国的技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它在西太平洋的超长作战半径抵消了。比如，美国需要有覆盖全球的 GPS，但中国只要有覆盖西太平洋的“北斗星”就可满足需求。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正在缩小，有可能缩小至 10 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如果技术差距可缩小到 10 年以内，军费开支又大体相当，那么亚太地区的军事结构就会完全改变。在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不能与中国军队打地面战争。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也基本上放弃了与中国打一场核大战的可能。现在，我们更可以确保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发生一场核大战，美国只会可能在海空一体战上与中国展开较量。如果十年内中国能缩小与美国在海空领域的军力差距，那么美国也会逐渐放弃海空一体战。这就是说，武器技术决定了美国的战略选择。但是资金又决定了美国的武器技术。因为资金不到位，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正逐渐缩小，亚太的军事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今后 5 至 10 年里，很多国际事件还是由美国的战略决定。但美国的战略由它的能力决定，而这种能力又由它的资金决定。美国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些先进技术转变成生产力需要资金。缺少资金，转变就难以启动，这是笔者的基本判断。需要指出，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由美国的财政状况决定，但是资金确实是最根本的前提;这里也不是说当今美国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而是说由于受到资金的制约，美国无法大幅提高其战略能力。由于财政困难，美国大战略的规划难以真正实现。

　　二、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与结构性矛盾

　　欧盟在现今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二是欧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两个问题使得未来 5 至 10 年内，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出现了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顺差”。[10]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006 年欧盟是最大的对华投资方，其投资额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11]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有贸易出口顺差，但时至今日，出口顺差已经成为“老掉牙”的词汇，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投资顺差国。欧盟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处理，现在最多能做到防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PIGS)的完全崩溃。要让五国财政状况改善为盈余几乎不可能，欧盟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只是降低债务的增加速度。欧盟如果能让五国财政紧缩到维持基本平衡，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现在，五国的财政已经紧缩到不可忍受的程度，这引发了其国内近乎革命性的危机。以希腊为例，2010 年希腊的国民工资削减了近 50%，2011 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削减了 30%，2012 年又在 2011 年的基础上削减了近 30%。[12]2013 年希腊的国民工资将仅相当于 2008 年和 2009 年的 20%左右。希腊的老百姓都快过不下去了。但即使这样，欧盟还是不满意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如果希腊不继续紧缩财政，欧盟就不会继续提供援助。我们对欧盟债务危机最乐观的期待，是实现当年财政严重紧缩下的收支平衡，也就是债务不再增加，但是旧债的本利仍然无法偿还。

　　美国大战略的问题在于资金不足，欧盟则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债务在不断增加。因为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在一体化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欧盟已经分裂为有钱的欧盟和没钱的欧盟、债权国组成的欧盟和债务国组成的欧盟，存在严重的利益不均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一体化难以推进，但是这也不代表欧盟会出现真正的分裂，会回到多国货币的时代。当前欧盟一体化的主要问题是在未来五年内防止欧元区发生分裂。

　　欧盟大战略中的结构性矛盾，在于英、德、法等大国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在欧盟的利益。英国一直持有独立坚挺的英镑，常常自说自话并游离在欧盟之外。德国是现今欧盟成员中唯一保持经济繁荣的国家，其财政、贸易和投资都处在盈余状态。凭借制造业的巨大优势，德国在欧盟扩张后获得了更大的制造业市场。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实力差距——德国拥有巨大的制造业优势，而欧盟其他成员国难以追赶德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此种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因而也就有了“德国人的欧洲还是欧洲人的德国”这样的问题。欧盟其他成员国认为德国有义务援助它们，减免其债务。德国政府认为可以出资，但却要求更多的权力，使欧盟的规则向利于德国利益的方向转变。欧盟中也存在“英—德—法”之间的相互牵制，这种相互牵制导致欧盟缺乏一个领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表欧盟说话。例如，欧盟虽然有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但是其他大国若想有效地解决问题，还是要与英、法、德等国单独协商。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欧洲拥有民族自决的传统积淀，它与欧盟倡导的一体化理念也是相矛盾的。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这种矛盾也对欧盟的整体发展形成制约。一句话，债务危机与结构性矛盾，使欧盟在未来五年难以恢复为强有力的经济体。欧盟的大战略规划受到了严重限制。

　　三、俄罗斯：关税同盟与西伯利亚开发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强调地缘政治的国家，其地缘政治观念比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要强。自沙皇俄国以来，俄国的地缘战略是建立一个安全边疆，把东欧国家变成俄罗斯的地缘屏障。俄国在莫斯科以西都是大平原，没有任何安全屏障。因此只有把边疆向西推得越远，俄国才会觉得越安全。事实也证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是很快就推进到莫斯科城。为了获得更加安全的战略空间，俄罗斯要么把西部小国变成它的盟国，要么吞并这些国家。现在，俄罗斯的战略是用独联体来恢复其战略空间。但是这又不易做到，因为美国已经把“楔子”牢牢地打入了以乌克兰为代表的独联体国家内部。美俄在乌克兰存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冲突，即双方都想把乌克兰拉入自己的同盟，两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乌克兰领导人的频繁更换，就是美国“楔子”战略与俄国缓冲战略斗争的体现。

　　为了应对战略空间的收缩与北约东扩的压力，俄罗斯开始运用地缘经济战略来弥补地缘政治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的成立。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前苏联 80%的土地，其地缘政治与经济能力不容小视。[13]俄罗斯大战略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结合。俄白哈关税同盟已经影响到了上海合作组织，也有力地压缩了北约的战略空间。俄罗斯正在运用关税同盟把西方国家的东扩挡在外面，而不是用另一个“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俄罗斯大战略的一个显著变化。

　　俄罗斯大战略的另一重要转变，是开发东部的西伯利亚与沿海地区。伴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也正在向这一地区转移。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主要的资金与市场来自欧盟。但是，当前欧盟的经济状况让俄国感到。未来 5 至 10 年从欧洲拿到资金的希望不大。俄罗斯把目光投向了拥有丰富资源的西伯利亚地区，这也部分缘于俄罗斯对美国战略东移会损害其利益的担心。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亚洲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而其中没有俄罗斯的一席之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会不保。所以，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带动了俄国战略重心也转向亚洲。新一届俄罗斯政府建立了一个新部门——远东发展部。[14]这一部门就建立在俄罗斯与中国交界的黑龙江黑瞎子岛附近(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在东部有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俄罗斯东部的丰富资源可以转化为战略资源，这是俄罗斯独一无二的优势。能否开发好西伯利亚地区，是俄罗斯能否重振雄风的关键。但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也缺少资金。俄罗斯要实现东部开发，一定要与中国合作。中国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是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的必要条件。[15]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其目的已经从共同对付美国和日本以及应对朝鲜半岛危机，转移到开发西伯利亚本身。中国可以在与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中得到巨大好处，这也是中国解决自身资源不足的出路之一。开发西伯利亚为中国与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新的战略合作点。

　　在中俄两国的历史关系中，政治与安全因素常常是主角。例如，两国为对抗共同威胁而展开的合作。但在西伯利亚开发战略启动后，中俄关系中的经济共同利益就会不断上升，甚至会在未来 5 至 10 年中成为中俄关系的主要支撑点。如果俄罗斯不开发东部，那么中俄两国现有的共同经济利益会越来越脆弱，两国在中亚的争夺也会越来越激烈。俄罗斯启动西伯利亚开发战略，也有其国内政治的考虑，即防止西伯利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并防止俄罗斯东部变为一个“黄色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其东部，中国也需要根据俄罗斯战略变化的新动向，重新设计战略结构，例如鼓励中国企业家加大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投资，以争取在未来战略合作中的有利地位。

　　西伯利亚北部的北冰洋是一个战略要地。最近几年，北冰洋冰盖的融化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科学家的预测。[16]北冰洋的融化，将开辟出北冰洋航道，这意味着整个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的贸易走向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大大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好望角等战略通道的依赖度。从欧洲到美洲，通过白令海峡就可以直接到达。各国一直担心南海或马六甲有被封锁的危险，但是北冰洋航道开通后这些问题都将不复存在。为争夺航道控制权而进行战略规划的必要性也会大打折扣。例如，中国如果要控制马六甲海峡，至少需要 20年的战略投入，并且要认真处理与其他大国的海域争端问题。这无疑会增加很多战略风险，甚至可能升级为战略对抗，有可能要面对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的摊牌情形。因此，北冰洋航道的开通对各国大战略的影响不可估量。北冰洋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北冰洋海底是一个巨大的石油盆地。北冰洋附近地域，例如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加拿大、纽芬兰、北海等地，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如果北冰洋继续融化，北冰洋的新航道和丰富资源就可以被加以开发利用。不过，对北冰洋的开发也会引出一个新的争端：北冰洋周围都是大国或发达国家，谁来控制北冰洋资源会成为一个新的战略问题。

　　四、日本：经济萎缩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压力

　　日本曾经当过亚洲的老大，并且仍未放弃做老大的意图。但是现在日本需要面对双重压力：内部压力来自经济萎缩，外部压力来自中国崛起。最近日本右翼势力上升，就是内外双重压力的结果。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日本的民众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民众就会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日本的这种状态在未来 5 至10 年内不会改变。在经济困难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将会继续表现出心态恶化、政治强硬、军事力量不断扩张的取向。

　　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二战前的那个日本。首先，日本的

　　国民表现出的战斗力已不如以往，日本的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没有那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其次，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亚洲，尤其依赖中国。正因为如此，在钓鱼岛事件中，部分中国人自发抵制日货的行动使日本在华经济受到了冲击。不过，由于很多日本产品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国内生产，抵制日货就相当于抵制中国自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众需要及时转变思维。第三个原因是美国还在继续控制日本。美国不会允许日本成为军事上和战略上完全独立的大国。美国会用日本牵制中国，但是不会允许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或第二军事大国。美军不会离开冲绳，离开冲绳就相当于离开亚洲。70%的美国亚洲驻军部署在日本，因为日本是第一岛链的核心。没有日本就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一岛链也就没有第二岛链。美军的关岛基地只有在第一岛链的屏障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美军一定会保护第一岛链，美国会驻军冲绳，并且会继续控制日本。因此，与其说是中国要美国离开亚洲，不如说是日本要美国离开亚洲。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强大到日本不可能与中国摊牌的地步。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中，中国政府在后期的妥善处理，就使得日本不敢再有动作。中国在海上争端中是主张搁置争议的，但是如果对方无理“得寸”、寻求改变现状，那我们就跟着改变现状，“进尺”以对。只要日本“得寸”，中国就“进尺”，以强硬对强硬。美国可以站出来调解，只要对方把“得寸”的地方退回去，中国也会恢复原状。中国实行“得寸进尺”的策略，既可以尽量避免与他国大打一仗，又可以保护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在这次危机处理中获得的经验。

　　五、印度：大国之梦

　　印度自视为未来的亚洲老大。未来印度的发展动力，首先在于人口优势。目前，印度的12 亿人口中，有 7 亿是青少年人口，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重则在不断加大。与中国相比，印度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增长。[17]印度的第二个优势是西方民主制。部分因为其政治制度仿效西方国家，印度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中颇有“发言权”——当今国际公务员系统的中高层中，有大量的印度籍官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限制，远远多于印度。印度的第三个优势是英语。凡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印度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量的英语人才。印度有如上几个优势，因此认为自己赶超中国不是问题。印度早就有大国梦想，尼赫鲁曾经坦言，印度应该做世界上一流的领导者。[18]印度的精英阶层一直有这样一种“大印度”观念，西方国家也希望崛起的印度能对中国形成掣肘。中印两国之间有边界争端，历史上有麦克马洪线问题，两国也曾发生过战争。印度一直没有忘记这场战争，中印之间潜在的边界冲突将长期存在。

　　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中印两国过去的双边贸易额非常低。做一个简单对比：在 1999 年，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为 200 多亿美元，中印之间只有 50 多亿美元，[19]而新加坡 1999 年的人口只有印度的 1/250。[20]与小国相比，印度拥有巨大的人口与市场优势。[21]最近五年，中印贸易飞速发展，现在已经超过了600 亿美元。[22]按照这个速度，中印贸易额很快就可以达到上千亿，印度也即将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一。[23]中印两国有三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人口规模大;其二是经济增长率高;其三是两国都有一个正在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考虑到两国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预期中印的贸易量不仅会超过日本，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不过，中印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被很多人忽略了。很多人只看到中印之间的潜在冲突和两国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态，并没有看到两个市场相结合的巨大潜力。

　　结 语

　　以上就是本文对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战略走向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表面上是战略和安全因素居首位，但实际上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第二，五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面对一个结构转型期，都会与中国存在一些利益竞争、利益摩擦与利益冲突。在这种结构转型期中，中国必须尽量避免这些利益摩擦与冲突转向对抗的方向。第三，所有这些大国与中国的关系，都在朝着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继续增加与这些大国的相互依存度。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中国更为平缓地应对自身地位上升中的各种挑战。如果这一时期我们不是增加与各大国的相互依存度，而选择战略对抗，那么中国的战略环境将变得非常危险。第四，当大多数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时，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过去的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合作关系，又成为一个新的战略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看到中国自身的战略缺陷与不足。如果我们只抓住对方的弱点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我们就会被自身的战略弱点所牵制，甚至会败于自身的弱点。现在，我们败于他国战略的可能性较小，而败给自己的可能性很大。当前，中国最大的对手不是其他大国，而是中国自己。因此，中国的大战略必须内外兼顾，以内为主。中国把内部结构调整好，尽可能地修补自身战略弱点，中国的外部环境就会改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大国不重要，与其他大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影响巨大。但是，任何一个大国对外战略的成功，都离不开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大战略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效地解决内部问题。再强调一下，中国大战略的最大对手，是中国自身。

　　注释：

　　[1] 美国白宫官方数据显示：2009 至 2011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为 14126.88 亿美元、12934.89亿美元和 12995.95 亿美元，据估算，2012 年的财政赤字还将维持在 13269.48 亿美元，即美国在 2012 年大约有 13200 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2009 至 2012 年，美国政府连续四年财政赤字超过了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是把 1993 年 2550.51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扭转为 2000 年 2362.41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如何降低现今的巨额财政赤字，应对财政困难，是新一届奥巴马政府的首要问题。数据参见：“Table1.1—Summary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Surpluses or Deficits (-)： 1789–2017”，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2] The 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 (CRFB)， Between a Mountain of Debt and a Fiscal Cliff ：Finding a Smart Path Forward http：//crfb.org/ ， http：//www.cfr.org/economics/fiscal-cliff/p28757

　　[3] 2011 年，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不足 2005 年的三十分之一。据估计，2012 年和 2013年的支出会逐渐恢复到 2005 年开支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详情可参见白宫官方数据：“Table9.9—Composition of Outlays for the Conduc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62–2013”，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4] 美国能源部在 2003 年公布了题为《2030 年电网——电力的第二个 100 年的国家展望(》Grid 2030” —A National Vision for Electricity’s Second 100 Year)的发展报告，对智能电网的优点与发展规划作了详细介绍。自 2003 年至今，这一智能电网技术逐渐被美国政府重视为促进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智能电网提升电能使用效率、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分析，见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Smart Grid Research & DevelopmentMulti-Year Program Plan (2010-2014)”， pp. 8-12.

　　[5] 3D 打印技术，也被称为叠加制造或累积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技术。以往的打印技术是直接产出 2D 的平面成果，但是 3D 打印技术却可以在数字模型的控制下，一层一层地连续叠加多个 2D 切割面(2D slices)。这样就可以逐层递加出产品的厚度(a given thickness)，最终造出真实的三维产品。

　　[6] 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011 年军费开支大约为 6870 亿美元。据估计，2012 年、2013 年和2014 年将依次缩水至 6456 亿美元、6139 亿美元和 5335 亿美元，2015 至 2017 年的军费开支将大约维持在5450 到 5680 亿美元之间。见 “Table 5.6—Budget Authority for Discretionary Programs： 1976–2017”，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 Panetta，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Saturday， June 02， 2012，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1

　　[8]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协会的数据，2011 年中国军费开支为 1300 亿美元左右。SIPRI：“SIPRI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11”， http：//milexdata.sipri.org.

　　[9] 根据地图测算，中国厦门到关岛大约 3000 公里，美国西海岸到关岛大约 10000 公里，美国夏威夷到大约关岛 6000 多公里。http：//www.distancefromto.net/distance-from/Guam/to/United+States ;U.S. Department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p40，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0_CMPR_Final.pdf

　　[10] 2011 年欧盟对华投资为 63.48 亿美元，中国对欧盟投资为 75.61 亿美元。参见中国商务部：“2011年 1—12 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v/201201/20120107940573.html;以及中央政府网：“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gov.cn/gzdt/2012-08/30/content_2213920.htm

　　[11] “中国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fgbdqtj/t20070117_72454.htm

　　[12] BBC： “Greece MPs Pass Austerity Pan amid Violent Protests” (February 13， 2012)，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7007761; BBC： “Greek Government Austerity Measures” (October 19，2011)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940431 ; Washington Post： “Greece to Unveil another Austerity Plan：Salary Cuts， Tax Increases” (March 3，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3/02/AR2010030202028.html

　　[13]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 年，俄白哈关税同盟贸易额达 9130 亿美元。其中，同盟内成员国间贸易额为 12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64%;同盟对外贸易额为 78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36%。参见中国商务部：“俄白哈关税同盟对外贸易及成员国间贸易情况分析”，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dxfw/jlyd/201211/20121108438368.html

　　[14][新加坡] 联合早报：“中评社：‘俄建远东发展部重返亚洲’”，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2/05/hongkong120527h.shtml

　　[15]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额为 7.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1%;对美国投资额为 18.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5%;对欧盟投资额为 75.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相比之下，中国对俄投资额仅为对欧盟投资额的十分之一，中国对俄投资的发展空间巨大。中国中央政府网：“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gov.cn/gzdt/2012-08/30/content_2213920.htm

　　[16] 参见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相关数据，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12/20121205_arcticreportcard.html;以及《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监测报告》， http：//www.arctic.noaa.gov/reportcard/

　　[17]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数据：2012 年，15 至 64 岁的印度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 65%。其中，15 至 34 岁占总人口的 34%、10 至 34 岁占 44%。2012 年，15 至 64 岁的中国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 73%。其中，15 至 34 岁占总人口的 31%，10 至 34 岁占 37%。并且，印度 0 至 14 岁的人口接近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一，而中国为 17%。相比之下，印度拥有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所占比重根据数据计算得出)。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18] [印]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 年版，第 57 页。

　　[19] 根据 COW 公布的国际贸易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1870-2009 (v3.0)]计算得出，详细数据见Barbieri， Katherine and Omar Keshk. 2012.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Version 3.0.Online：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Trade/Trade.html

　　[20]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 1999 年的数据计算得出，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idb/region.php

　　[21]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人口为 13.53 亿、印度人口为 12.58亿。到 2020 年，两国人口均为 13.87 亿左右。而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参见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22]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仅 2012 年上半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就已超过 350 亿美元。见中国商务部综合司，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31687

　　[23] 中国商务部综合司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中美、中欧、中日、中俄双边贸易总额分别为 4466 亿美元、5672 亿美元、3428 亿美元和 792 亿美元，其中，中欧贸易额位列第一、中俄贸易额位列第十。参见中国商务部综合司，《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2 年春季)，http：//zhs.mofcom.gov.cn/aarticle/cbw/201204/20120408093758.html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195

作者：黄仁伟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道路”的研究热潮正在国际学术界出现，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否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其发展道路的成功，在于它能够抵御“休克疗法”、防止中国走上“颜色革命”的颠覆道路，确保“渐进式”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结构转型”，中国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规律性。从“包产到户”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从“四个特区”到“全面开放、内外统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中国现代化范式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外延越来越广阔。与此相反，199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和2000年后实行“颜色革命”的转型国家先后陷入巨大困境。于是，各国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学习和概括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特征，即“适合国情、趋利避害、稳步推进”。

　　解答中国发展道路不会崩溃之谜，在于理解其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作出长远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能够在内外危机发生时表现出高度灵活性和将危机转化危机遇的能力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联系更体现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参与度，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是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共产党党内民主、多党合作机制、各部门间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等制度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把中国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吸收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观点和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发展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正在初步确定。

　　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还在于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国未来学家纳斯比特认为，西方的两党制是一种“横向民主”，大量资源被浪费在轮流执政的选举竞争中;而中国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纵向民主，不会因党派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并符合中国政治文化对于和谐稳定的价值追求。西方政治制度所反映的无效性即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正在成为其不可克服的政治痼疾。在金融危机后，诸多西方领导人在党派政治的束缚下对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束手无策，纷纷感叹“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在比较西方大国领导人的政治困境和中国领导人所显示的政治自信后指出，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奋力挣扎，中国却取得罕见的“成功”。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西方学者开始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纷纷给中国的危机反应能力打出高分。西班牙政治评论家胡里奥·里奥斯在《从中国的角度看危机》一文中指出，“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在不利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

　　“中国崩溃论”者们根本不相信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更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危机和挑战。如果他们承认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不仅是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更在于这条道路撼动了各国精英的政治视角，挑战西方制度的道德制高点。然而，“中国崩溃论”毕竟在事实面前崩溃了，“历史终结论”在中国道路面前终结了。

　　(作者黄仁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2012上海书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2/8/20

旧文章ID：194

作者：黄仁伟、章迪禹  来源：《世界知识》2012.23

　　——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美国大选又使“未来四年中美关系走势如何”被频频提起，而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彼此竞争中也一再热炒中国话题。正是在本届美国政府在任期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吗?不少人自然想起了西方和世界历史上那些霸权兴替的先例。在崛起过程中怎样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与美国相处，也是中国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通过分析美英世界霸权和平转移的过程，提出了中美关系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在国际事务中美英常常步调一致，很多人认为美英是天然的盟友。其实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美英曾经是最主要的敌人，自从18世纪末期美国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之后，英国对美政策的核心就是企图将美国再次置于其掌控之下。美国独立后不久，到19世纪初就爆发了第二次美英战争。19世纪中期的美国南北战争中，与联邦政府相对抗的南部一方一直受到英国支持。美国南部生产的棉花是英国的生产原料，换言之，实行奴隶制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与英国利益紧密相连。所以英美曾经是宿敌而非天然盟友。英美之间化敌为友的事实及过程，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

　　美英为何能够和平交接世界霸权?

　　第一，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从未挑战英国的霸权和核心利益。而从19世纪后期起，英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的战略目标从颠覆美国转变为不再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大致认可了美国对周边环境的控制和安全边界，更认可了美国的国内制度。而美国也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地位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予以接受。因此英美双方在核心利益上均不再成为对方的主要威胁。这是英美能够变敌为友的关键所在。

　　第二，美国在经济上超越英国不是一蹴而就。首先是19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次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GDP超越英国。但这也不意味着美国超越英国。第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贸易量和对外投资总量超越英国。这仍然不意味着美英完成权力转移过程。第四是一战之后美国成为英国的主要债权国。但此时的美国依旧不是世界霸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一片焦土，英美实力差距过大，英国更对维持其殖民体系无能为力，而此时的美国不仅拥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且拥有对联合国体系的控制能力，乃至在军事上拥有超越英国几十倍的军事力量。直到这时，美国才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显然，从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到美国拥有世界霸权，这段时间总计长达七八十年。因此，美国崛起、英国衰落、双方完成权力转移的这个过程是十分漫长的。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面对了比美国更为危险的挑战——德国崛起。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德国距离英国较近，且德国的战略目标是称霸欧洲，欧洲是英国安全的第一屏障;而美英(以及英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间有巨大的水体——大西洋和太平洋作为阻隔。因此，对英国来说，德国的威胁必然大于美国。另外，在远东地区，日本也远比美国表现出更大的威胁和扩张的野心。换言之，美国在地理上可以借助两大洋作为安全屏障，在国际关系上可以借助德日对英国产生的威慑来借机发展国内经济制度建设。

　　第四，英国在衰落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美国向英国发放了大量债券，使得后者的财政高度依赖美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财政入不敷出，只能向美国大量举债，而在二战之后英国经济完全破产，也就必须完全依赖美国输血。显然，英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安全方面也开始依赖美国，而其殖民体系也逐渐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总的来说，英国在自身实力下降的过程中，先是依靠美国来维持其公共物品的供应，而后又靠美国来维护其经济、安全等核心利益。也就是说，英国开始向美国让渡自身的一部分世界霸权，而美国的一些霸权也并非通过某种形式的争斗而获得的。

　　第五，英国的殖民体系完全解体。在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建立时，几乎世界各大洲均有其殖民体系的存在，英国对世界主要的通道均可以进行控制。二战之后，英国实力大幅下降，无法延续其控制力，而此时美国则悄然建立了一种新的控制体系。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依靠的是占领和兼并，而美国则是控制而不占领。这是新殖民主义较老殖民主义的进步之处。美国看起来从未建立过大的世界帝国，但实际上它拥有一个控制力十分强大的势力范围，即依靠同盟体系来实现霸权。英国的殖民体系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一再面临崩溃的危险，而美国的体系则依靠制度建设，靠观念维系。所以美英霸权交替是在不同体系内完成的，而且是这两个体系形成了自身的衰落和崛起的过程。

　　第六，美国的崛起战略符合其自身实力上升过程。在1900年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当时，美国绝对不卷入欧洲事务，坚决不充当冲突中的某一方。这保护了美国100余年的稳定。在1900年之后，美国实力有所上升，其采取的策略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一方面，美国并不挑战各国的既得利益，同时自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采用大棒与胡萝卜相结合的策略，增加自身军事威慑能力，但首先是用好处诱惑对方。它是以金元外交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开路先锋。而后在长期时间内，美国是作为调停者、仲裁者而非冲突方出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而且这种调停往往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总结上述六点，我们发现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渐进过程。美国在取代英国过程中的任何对外战略在英国看来大多是是符合英国战略利益的行为。尽管英美和平转移权力的过程在今天乃至未来都难以复制，而且中美关系与英美关系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文化异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

　　美英权力转移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首先，中美不应该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但现在美国在台湾、西藏、新疆以及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问题上均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也对中国是否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同盟体系心中没底。所以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能否走向和平的核心。

　　第二，要对中国超越美国所需时间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崛起衰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在工业总产值和贸易总量上刚刚与美国不相伯仲，但在GDP总量上则相去甚远。需要注意的是，在上世纪初叶，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甚高，所以工业总产值的超越基本意味着GDP的超越，但目前而言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大，所以中美GDP总量的差距还很大。在对外投资总量以及世界金融资金的流量等方面，中国超越美国所需的时间可能要更长。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国军事能力的下滑，美英军事能力的接近可能比中美军事能力差距的缩小要快很多。最后即便在上述方面中国均超越美国，但是中国只要在对国际制度的掌控能力上同美国存在差距，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缺乏比较优势，中国超越美国的梦想就还很遥远。比如英国在大萧条发生后通过帝国特惠制形成了自己的贸易势力范围，美英曾就此问题展开过多轮谈判，但美国无法打破这一制度。

　　显然，如果世界不出现其他突变，按照美英霸权转移时间的标准，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晋升世界第二，至少得到21世纪末，中国才有可能取代美国。而中国超越美国的难度也比美国超越英国要大很多，因为我们不具备美国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同质性等等。这种漫长实际还意味着适应，即衰落的霸主对崛起国的适应，一般来说这种适应可能需要三代人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对中国的诸多做法就是难以接受被超越这一事实的反应。

　　第三，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即从经济乃至安全上的依赖程度。在经济上，现在很多专家和民众认为中国不应该保留如此大量的美元储备，但事实上这并非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而目前来看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国，比放在欧盟、日本安全很多。

　　第四，中美要防止成为对方的主要敌人。在目前形势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会遇到多种挑战，中国尤其要防止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要利用目前大国崛起的群体性态势。

　　第五，美国目前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在下降，中国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公共物品补给能力。比如在经济上将大量资金注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等等;在安全领域，中国未必需要像美国一样建立军事基地，但维和行动应该多多参与;在非传统安全、核不扩散领域等一些不能依靠美国一家而必须依靠多国合作、国际机制来解决的问题，中国也都应该起到更大作用;在文化教育领域，应该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提供公共物品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这是国际社会的需求在上升的结果。尽管美国可以在军事上领先，但是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军事保护并非很多国家的第一需要，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另外中国提供的公共物品与美国不同，后者首先与美国霸权挂钩，目的是维护美国霸权。

　　第六，霸权国家的衰落往往是内生的，比如英国和苏联都是如此。所以中美之间将有很长时间的制度竞争。没有一方的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一方的制度在某些方面没有优势。这将是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193

作者：黄海涛 韩召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8日第565期

　　【核心提示】自认为是亚太安全秩序维护者的美国在最近的争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决策者和学界精英们在思考对外政策上的“基调”是现实主义。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由“权力转移”所造成的冲突性场景在他们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在海洋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占据一些国际媒体的显著位置。然而，只要稍微浏览其内容就会发现，这些媒体的报道偏向性十分明显。无论是中国海监船的正常执法活动，还是划定“防空识别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正当行动往往被简单概括为“以大欺小”，其背后隐含的意义不言自明：看吧，那个强大的“庞然大物”是东亚安全的搅局者。如果说媒体报道讲究吸引眼球，那么官方和学者的表态则更引人深思。虽然一再宣称对亚太海上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最近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明确表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一系列行为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无独有偶，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大牌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善意”表达了希望中国在处理海洋领土问题上予以“克制”的关切。一时间，中国俨然“坐实”了亚太海域主权争端“搅局者”的形象。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东海和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是由于中国单方面冒进造成的吗?或者以某些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是中国变得“过度自信”，有意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吗?

　　中国同周边多个国家在海上领土问题上存在争议是事实。然而，中国在处理此类争议上所坚持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立场却是长期和明确的。如果对中国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高层领导和外交部官员的谈话等进行话语分析就会发现，在论及周边外交、海上主权和中美关系等议题时，其关键词仍然是“谈判”、“合作”与“互利共赢”，一以贯之的外交话语并未改变。而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中国在海域主权问题上变得更为强硬，那为何存在经常性摩擦的只有日本和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使用的策略，希望各个击破，但难道中国就不担心其他相关国家联合起来搞对抗?这种强硬未免也太不“高明”了吧。对于上述有违西方主流认识的现象，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中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在2010年以后变得更加强硬，媒体与学界存在明显的误读。不过江忆恩教授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如果搅局的不是中国，那又是谁呢?

　　毫无疑问，自认为是亚太安全秩序维护者的美国在最近的争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决策者和学界精英们在思考对外政策上的“基调”是现实主义。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由“权力转移”所造成的冲突性场景在他们的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这些人深信外交舞台上真正靠得住的硬通货是实力。因此，当美国等西方国家2008年以来一直受金融危机困扰，复苏乏力，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时，美国精英们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中国同美国的实力差距依旧十分巨大，而是中美间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也是在这一时期，奥巴马总统快速结束了在中东的战争，宣布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重返亚太”的号角由此吹响。

　　尽管存在不同版本，强调的重点和手段也各有差异，不过“重返亚太”战略的核心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针对中国崛起，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战略部署。但不同于美国历史上曾经的另一个对手——苏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意愿和行动都十分明确。不过一经被美国选为潜在对手，良好的合作表现都被误解为伪装，而中国一旦坚持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就被当作是挑战者的证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的立场同一些发展中大国并无实质性区别，但最后“傲慢”、“不负责任”的大帽子却被一股脑扣到了中国的头上。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受，无论是否有意，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其防范心理表现得越发明显。

　　回到亚太海域主权争端的问题上，同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某些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也感觉到了压力。以日本为例，作为曾经的亚洲头号强国，其地位被中国所取代的失落与焦虑更为强烈。一些国家也担忧，如果领土问题现在不解决，等到中国完全崛起后，恐怕更无力翻盘，而且这些国家对于美国担忧中国崛起的心态也都谙熟于心。在“重返亚太”战略的激励和背书之下，钓鱼岛国有化、黄岩岛危机促成了某些国家“挟洋自重”，努力地把水搅浑，妄想从中渔利。而对美国来说，对华防范的心态导致其在相应问题上“压中国、挺盟友、拉偏架”，这不仅无助于地区稳定，还导致争端进一步复杂化和长期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才是亚太海域主权争端的搅局者。

　　即便如此，仍有人认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如果不算强硬的话，也是过于强势。公允而论，在事关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根本立场历来都是坚定不移的，绝无妥协可能。因此，并不存在所谓中国由于实力增长而变得更加强硬的问题。但在具体争议的处理方式上，中国却比多数大国来得灵活。中国至今仍然坚持使用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议，从来不存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先例。目前中国已解决的陆地和海洋边界问题就是极好的例证。中国的对外行为，我们基本上可以沿用“刺激—反应”模式进行概括。换言之，中国并不是主动的“改变现状”国家。如果一定要比较当前中国的对外行为与过去是否有所不同的话，那么由于中国的实力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突飞猛进，因此做出反应的强度和效果自然也会比过去更为显著。这与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矛盾，也无关中国是否自我克制。

　　对于美国而言，“重返亚太”战略执行至今，效果并未如其所想，国内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究其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无法“如臂使指”般指挥亚太盟国按其意愿和战略行动，相反还存在被小伙伴们“绑架”的危险。日本首相安倍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又一轮东亚外交的紧张局势，这恐怕绝非美国想要看到的。由此可见，亚太区域的情况错综复杂，维护亚太既有平衡的诸多因素一旦被人为搅乱了，可不那么好收拾。维护亚太区域安全稳定，中美两国都肩负着共同的重大责任，这既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挑战，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机遇。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