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淄川  来源：经济观察网

　　近几个月里“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又称“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突然崛起，得到全球瞩目。该组织在伊拉克西北部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威胁巴格达，危及伊拉克石油供应前景，震惊世界，让西方国家不得不熟思应对之策。

　　不过，长期的观察者也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ISIS发起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并没有引起全球新一轮“反恐”警报齐鸣。最开始，美国对ISIS的反应相对冷淡，把防御其扩张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巴格达政府，只是到了后来，在ISIS围困信奉基督教的“雅兹迪派”，并把主攻方向转到与美国关系亲密的库尔德人，危及当地美国利益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才决定对其发动空袭，但尽管如此，还是始终排除出动地面部队的选项。

　　作风极其残忍的ISIS有占据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野心。它在6月29日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其领导人巴格达迪为首任哈里发。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1924年初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废除哈里发制以来(当然在那之前很久哈里发制就沦为形式意义上的历史残迹了)，首次有人宣布恢复哈里发制。巴格达迪把历史上的哈里发名号加于自身，意味着试图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在此之前，阿富汗塔利班等组织虽然都试图建立神权政体，但都没有显露出如此庞大的野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这件事发生在9·11事件之后，这会在西方激起多大的反应。政治家肯定会说，在遥远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土地上猖獗作恶的恐怖组织ISIS并不是孤立的，从那里滋生的恐怖活动必然会波及西方社会，构成对西方平民的伤害，因而有必要对其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试想，2001年时，塔利班只不过是庇护了“基地”这个恐怖组织，尚且遭到美国空袭，被赶出喀布尔等大城市，失去执政地位。而现在ISIS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直接控制大片土地，掌权建政，一个本应被视为心腹大患的问题，为何反而被轻描淡写呢?应该说，美国总体上对于“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和反应力度，都有所降低。而这与美国国内对整个“反恐战争”话语的检讨有一定关系。

　　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一直只是就事论事地谈如何应对ISIS，而不再将这起军事行动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事实上，“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词，并不是一贯就有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用了很久的措辞，而是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但在小布什执政后期，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就一直批评“反恐战争”说法，而且在美国当时的反战气氛中，这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奥巴马上台以来，迄今为止，从未再正式使用过这个语词。可以说，“反恐战争”一说已被奥巴马政府彻底放弃。当然，美国国内或许还有媒体或个人在提“反恐战争”，但它已不再是官方的政策。

　　也许有人会说，不提“反恐战争”，不过是说明奥巴马这一届民主党政府忽视“反恐”，如果不是民主党人当政，共和党很可能重提乃至重启“反恐战争”。再次应该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小布什时代美国真正是在“反恐”吗?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出兵打击塔利班后不久，迅速就把战争方向转向了美国情报机构后来确定和9·11袭击根本没有关系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政权纵有千般残暴，也有一个客观上做得对的地方，就是对“基地”等原教旨主义激进好战分子严厉镇压(当然这主要是萨达姆维护自身独裁统治所需)，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在伊战之后，伊拉克重新成为滋生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的温床。而这一切，无不是反战者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经激烈警告的。可以说，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至少在伊拉克起到了让恐怖主义加剧的效果，把战争重点转向伊拉克也导致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打击不力，而最后本·拉登是在奥巴马任内被击毙的。这个鲜活的例子说明，“反恐战争”这个语词可能被政府利用，把军事等资源投入与反恐无关的方面。

　　小布什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反恐”演变成为一种名号，用来掩盖对于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毫无疑问，针对平民的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行为，的确是应予严厉谴责的。这是人类文明的底线，这种行为也是为世界所有主流宗教所坚决反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对文明的威胁，对人类正常生活的威胁，都应该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对威胁的反应，应该和威胁的具体特点和威胁程度成比例、相适应。恐怖组织并不是传统的国家，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固定的统治地域。在方式上、策略上，对于这些来无踪、去无影、模糊飘渺的恐怖组织，有一些效果更好的方法，比如加强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缉捕恐怖分子。

　　如果是在法治废弛的“失败国家”，则可以采取小规模特种军事行动的方式来应对。如果是以发起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应对，很容易让“反恐”偏离对象，而且对平民造成大量的所谓“附带伤害”。这时就要考虑，为了本国平民的绝对安全而让别国平民承受过度的伤害，在道义上是否合理。

　　“反恐战争”还容易让人认为存在一种“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把“反恐”视为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不把“恐怖分子”全部清除就不罢休(讽刺的是对“恐怖分子”的认定权属于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很容易导致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污蔑和妖魔化，也导致外交政策过于迷信武力。事实证明，战争难以消除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需要复杂的应对方式。“反恐战争”还很容易导致把很多性质很不相同的组织都视为“恐怖组织”。弗朗西斯·福山就批评说，“反恐战争”一语混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反占领的反抗行为，虽然这种行为有时也以无差别袭击平民的方式出现;另一种是专门以袭击平民制造恐慌为目的的“全球圣战”。这种混淆容易导致对合法组织的误伤，从而让别国民众觉得美国蛮不讲理、是非不分，从而激发出更大的针对美国的敌意。

　　“反恐战争”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表现在国内领域。政府借“反恐战争”之机也可以夸大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渲染，诱使国民接受政府对一些战争行为投入更多资源，从军火公司采购更多的军事装备，到采取一些特殊时期的对信息自由、人身自由放松司法程序约束的行为，这些都将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给人权造成损害。

　　应该说，值得赞许的是，在9·11之后，曾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应该修改那些严格保护人权的司法程序，以避免潜在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被放纵，但美国最终没有全面地这么做。这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小清新”，而是基于合理的利益计算。因为如果以一时的恐怖主义威胁为由，就破坏历史上经过人们长久努力而建立的正当程序机制，将是严重得不偿失的。这种谨慎和反思，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的珍视和对权力扩张的时刻警惕，这是美国文化最大的闪光点之一。但是在局部上，关塔那摩监狱和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也提醒如果因为“反恐”而放弃法治规则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可以发现，对“反恐战争”的检讨，也在慢慢发展为对“恐怖主义”话语本身的检讨。现代社会要求对各种现象“祛魅”，公开讨论其成因，在讨论的基础上探寻理性的基于法治的解决方案，而可以把一些现象神秘化、“不可知化”，就为政府的各种上下其手创造了空间。有人说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就是为恐怖主义辩解，这是毫无逻辑的。恐怖主义应该被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但不应被故意地神秘化。

　　归根结底，语词的使用不只是语词问题，尤其是政府的语词，以及在现代社会拥有巨大“权力”的主流媒体使用的语词。语词往往也关乎社会心理、游戏规则、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因而涉及权力者对社会的形塑与控制。模糊而令人惊恐的语词最易于被操纵，从而用于执政者的私利，导致民权遭到牺牲，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只有把一切政治性的措辞都置于理性和逻辑的审视之下，经历公开民主辩论的淬炼，才谈得上铸造理性而精当的政策。可以说，“反恐战争”在美国就经历了这样的淬炼。

　　当然，不用“反恐战争”这个语词，并不意味着要对一些非常极端残暴的组织听之任之，而只是说要做更多针对具体情境的具体分析，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与对方的威胁程度相适应。比如说，不是不打击ISIS，只是把目标集中在ISIS问题上，分析这一具体威胁所需要的应对举措。从这一方面讲，奥巴马政府主动放弃“反恐战争”说法，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渲染、夸大事态，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弹性和自我纠错能力。

　　在此还要做一些本来不必要、但有时却似乎又不得不做的补充。对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这项具体政策和说辞提出一定的质疑，并不等于质疑民主、自由等，因为支持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等同于对所有政体为民主制的政府的具体政策都进行无条件的支持。那些政体为民主制的国家，他们不一定所有行为、尤其是受国内民主机制约束较低的外交政策行为，都符合民主的精神，而那些或许会对自由构成潜在损害的政策，需要得到严厉的审视，这才符合民主的真正意义。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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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四维  来源：《联合早报》

　　今年5月印度进行大选时，当地媒体曾以“莫迪海啸”来形容那时一边倒的政治形势。近日，9月26日至30日，莫迪访问美国，中国媒体高度关注，有一长篇报道的标题是：“莫迪旋风”刮到美国。

　　当印度媒体和学界有足够时间研读了此访的主要文件后，10月2日，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发表社论，把此访形容为“莫迪与奥巴马的战略拥抱”;著名的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撰文称，莫迪和奥巴马“重新点燃印美浪漫之情”，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恢复了方向和动力”。

　　“莫迪与美国会面”

　　在印度享有第一流收视率的新闻电视频道CNN-IBN以“莫迪与美国会面”作为其报道此访的总标题。这是一个很传神的概括。因为仅就公共关系而言，此访无疑取得极大成功。

　　美国的印度人社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庆祝莫迪来访，一时间使之成为一个盛大的印度节日。莫迪26日抵达纽约，成千上万支持者走上曼哈顿街头热烈欢迎。28日，在以摇滚明星演出而知名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大型演出场，莫迪向1.8万名印度人发表激情演讲。29日，当奥巴马与莫迪举行私人晚餐会时，一批印度民间艺术家在白宫外广场上载歌载舞，四周一片欢声笑语。现场有人说，从未见过任何访美的外国领袖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印裔的热情也感染了其他美国人，据统计，在过去一周，美国人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获取莫迪信息的人数爆增。

　　作为久经历练的印度政治家，此访也凸显莫迪超强的公关能力。各国领导人出访，一般会与往访国领袖共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之类的文件，但莫迪此访的联合文件居然多达三个。除了通常记录访问成果的“联合声明”之外，双方在正式会谈前发表《战略伙伴愿景声明》，开篇有一赞语(Mantra)，“我们一起朝前走”;结尾有一颂词，“我们的伙伴关系将成为世界的典范”。另外，双方还以莫迪和奥巴马个人名义在《华盛顿邮报》网站联合发表文章，回顾一百多年来两国人民的精神交往和友好往来，展望21世纪印美关系的“决定性意义”。从行文看，此文显然出自印方之手。

　　莫迪此访的重点在经济，可谓是一次“招商引资”之旅。为此，他把目光对准工商界，而不是政府。莫迪在启程赴美前夕，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印度制造”主题造势活动，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发出一个强信息。访问期间，其最受关注的活动包括与美国17家大公司的执行总裁专门会见，亲自向工商界发出对印投资的真诚邀请。

　　总的来说，此访是在印美关系近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进行，可以说是一次“恢复性”访问。双方对一系列重大分歧都进行了讨论，但一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比如，美方希望印方修订《核事故责任法》，以使美国企业能够进入印度巨大的核电市场，虽然双方商讨了推动相关进展的具体步骤，但莫迪对修订法律无力做出实质性承诺。再有，美方在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药品专利问题上与印分歧深刻，双方只能商定，将建立高级别工作组进行年度磋商。还有，美国对印度前不久阻止世贸组织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极为不满，双方对此进行了重点讨论，印方同意立即与世贸组织重新磋商，但同时强调其有关“粮食安全”的关切不应被忽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需要实质内涵”

　　然而，缺乏具体成果并不影响印度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对此访做出高度评价。数日前，一位名叫阿什雷·泰利斯(Ashley Tellis)的印裔美国专家在《印度时报》发表文章，标题是《莫迪访美成功之秘笈》。此人非同寻常，十年前是美印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的总策划和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曾为美驻印大使的顾问，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是一位政界和学界两通人物，印度人历来对他的意见洗耳恭听。

　　泰利斯在文章中说，现在，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深感困惑，不知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以其亲身经历宣称，美印关系在瓦杰帕伊出任总理期间(1998年至2004年)首次得到真正的深化，防止中国干扰世界均势，避免大局对美印不利，是驱动双方的基本目标。他强调，那时美印有几对固定的高官对话伙伴，经常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而且谈得很深。他认为，当前正需要向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注入针对中国的“实质内涵”。

　　事情似乎正朝着他所说的方向在发展。细读双方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下几点应该不会被忽略：

　　第一，印美双边文件首次点名“南中国海”。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对由海上领土争端引发的紧张态势表示关切，强调维护海上安全、确保在整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双方呼吁所有各方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推进他们的领土主张。”

　　第二，双方将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与印度海军技术合作的水平，并使现有的“马拉巴”年度海军演习升格。

　　第三，印度将其传统的“东向政策”(Look East，也有译作“朝东看”的)强化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并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关联，双方提出要“通过磋商、对话和联合军演，与其他亚太国家实现更紧密合作。”近年来美国和印度都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或许就属于这一考虑。

　　第四，继续推进包括日本在内的三方联合对话，并将其提升到外交部长的级别。印度现在身处两个大三角之中，一是“美日印”三角，这是重要性正在上升的三角;另一个是已经存在了十多年的“中俄印”三角，尽管已建立了部长级对话机制，但其对印度的重要性却在下降。9月初莫迪访日，为避免传递出任何可能干扰此访的信息，印方临时取消原订8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

　　第五，“双方强调需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走廊的建设，以促进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美方强调，通过其‘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印太经济走廊’计划，美将推进印度与其邻国以及更广阔地区实现互联互通，以实现商品和能源自由流动。”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几年前就提出了，是一个主要为了搞活阿富汗经济而开拓地区通道的设想，但由于可行性不强，现在几乎不再被人提及。而“印度—太平洋”则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个地缘新概念，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将其演变成明确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政策，可谓尚属首次。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由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引发的美印联合反应。不仅内容相似，甚至文字也类同。但区别是，对中方的提议，印方唯恐避之不及;但对美方的邀请，印方则欣然上船。

　　上述发展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仅半个月之后，似有可能对中国的外交论坛形成某种冲击。但笔者相信，中国的对印友好政策是真诚的，其南亚政策的基本考虑是成熟的，不会因为某些变化而做出仓促反应。当然，相信中国有关方面也会就此深入考量，近年来中印关系反复较大，对中国的外交资源有所牵制，需要从维护西南边陲的安全和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中国的对印政策更具总体前瞻性和局部灵活性。

　　(此文发表于《联合早报》10月6日版)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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