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来源：Joseph S. Nye, Jr, “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No.5, 2022, pp.1635–1651.

导读

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一问题的结果取决于众多未知因素的影响，包括未来三十年两国采取何种举措。未来的图景从来不只一种，而是存在多种可能，其中哪种图景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将部分取决于美国选择采用哪种战略应对中国崛起。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美国决策者该如何抉择?大多数决策者仅依靠直觉“率性而为”。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于2022年9月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发表了新文章。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本文更像一篇针砭时弊的“政论”。从心理地图视角出发，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ies)深刻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其中，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1914年“梦游者”是决策者最常诉诸的三个历史类比。奈对此提出忠告：将历史隐喻作为一般性预防或许是有益的，但若过于笃信历史的必然性，则会招致危险。

在奈看来，诉诸历史类比需要慎之又慎，当今美国面对的是囊括经济、军事与跨国关系网络三者在内的“三维棋局”，而非美苏争霸时的“二维棋局”。在中美深度相互依赖的今天，寻求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且有害的。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既不能过度自满，也不应夸大恐惧，合理的对华目标应是与中国进行“有管控的竞争”(“合作性竞争”“竞争性共存”)，这一过程既需要美国重视内政管理与自身科技创新，也需要美国充分运用硬实力与软实力，保持对外开放、强化联盟体系，捍卫一个有利于西方且基于规则的体系。联系当下，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相较于特朗普政府体现出更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引用布林肯的话——“投资、结盟、竞争”(invest、align、compete)是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关键，这似乎正与奈在文中提出的政策建议不谋而合。

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心理地图

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范式，但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视角理解世界，而自由主义者则看到了实现洛克式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简言之，不同理论模型对应着不同的心理地图，以指导美国回应中国崛起。

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运行的标准模式，是大多数决策者共同认同的心理地图。但是，即使是对那些接受现实主义指导的人而言，“选择困难”仍然存在，因为现实主义存在诸多变体——其中一些变体大肆渲染崛起国的威胁;而另一些则对崛起国的影响过于不以为然。正如珍妮丝·斯坦(Janice Stein)所言，我们应该同情那些将“霸权转移论”奉为应对中国崛起之圭臬与良方的决策者。

历史隐喻与类比

理论表述上的差异往往可以被简化为“历史的教训”。但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历史确实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导，但诉诸历史类比需要慎之又慎。“历史教训”在很多时候常被过度简化和滥用，就好似未来一定会与过去相同一般。在今天美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讨论中，对历史隐喻与类比的运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种类比最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1914年“梦游者”。

1.修昔底德陷阱

许多人注意到，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与修昔底德对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以此类推，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的恐惧很可能在当今引起大战的爆发，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与雅典的本质差别。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试图量化1500年以来的霸权转移案例，但他对案例的界定标准模糊不清，其统计数据和研究方法亦受到了诸多质疑。此外，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个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英国应对崛起的德国)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大战的起源。除了德国崛起之外，一战爆发还源于德国对俄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衰落的奥匈帝国对声势日大的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恐惧等等。就连最经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案例也并不像修昔底德本人概括得那么简单，根据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考证，这场战争不是由超越个人层面的结构性力量引起的，而是源自雅典的政策失误使斯巴达人产生了“值得一战”的想法。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考察，会忽略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美国决策者或许无法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但却可以影响中国在华盛顿造成的恐惧程度。夸大威胁可以调动国内支持，但如果因过度夸大而导致误判，那才将是修昔底德的终极陷阱。将历史隐喻作为一般性预防或许是有益的，但若是过于笃信历史的必然性，则会招致危险。

此外，与霸权转移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可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灾难是因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头号强国之后却没有继承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所致，结果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崩溃、经济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反观今天，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中国政府的表态常常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的热情与决心，但就像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试图促使多边制度朝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并寻求使国际规则朝己倾斜。中国既不是纯粹的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现状国家，其行为同时体现了修昔底德与金德尔伯格两种版本的“霸权转移”结构性困境。竞争是合时宜的，但只关注竞争的隐喻将会使决策者忽略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古希腊与两次大战的历史类比可以为决策者提供警示，但是绝对没有提供政策答案之本身。

2.新冷战

事实证明，冷战隐喻对于寻求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政治领导人而言是有用的，一些分析家用该比喻形容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华盛顿的一些人开始畅谈与中国“脱钩”;但要是认为美国能够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前提下与中国完全脱钩，那就大错特错。在真正的冷战中，苏联对美国而言是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但美苏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上的相互依赖，因此“遏制”是一个可行的政策目标。然而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此深、人员交流如此广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像经济疲弱的苏联那样被遏制。

在与苏联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标准的二维棋局，美苏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但在经济或跨国人员流动方面却交流甚少。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三维棋局，且每个维度的权力分布存在差别。在军事层面，世界仍然是单极的，美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但在经济层面，权力的分配是多极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是主要参与者;而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网络层面(如气候变化和全球性传染病)，权力的分配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与掌控。

当聚焦于经济层面时，美国决策者必须谨记，虽然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抑制冲突，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将成为权力的来源。决策者必须在传统的军事棋盘上仔细谋划每一步走法。然而，如果忽视了经济或跨国网络棋盘上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同维度棋盘之间的纵向互动，美国必将承受代价。如果你在三维棋局中只下二维的棋，你势必会输。一个好的应对中国的战略必须包含相互依赖的所有三个维度，而美苏冷战的隐喻则过于局限于传统的二维模式。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美国制定更复杂的战略，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捍卫一个有利西方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着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认为上述目标不可能实现。但如果将美国的盟友视为资产，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财富总和将在本世纪内远超中国。然而，盟国对中国的看法并非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关于新冷战的言论在维护联盟体系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战的隐喻或许对争取国内政治支持有用，但作为一种海外战略却会产生反作用。

3.1914年“梦游者”

新冷战的隐喻作为一种战略，其作用是适得其反的，但这并不排除冷战或热战爆发的真实可能性。中美两国可能会因为意外而在不经意间走向冷战(热战)。更适用于今天中美关系的历史隐喻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的大国都期待着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以重新建立势力均衡，然而结果却招致了一场持续四年的世界大战，导致了四个帝国的崩塌。

在一战爆发前夕，欧洲领导人对改变了曾经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些新变化包括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对和平的自满情绪，以及德国野心勃勃但却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决策者必须对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保持警惕，在局势紧张程度上升的情况下，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多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致力于在压制法理台独的同时阻止中国进行武统。目前一些分析家警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双重威慑政策已经过时，因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可能会促使其采取行动。还有人认为，对中国台湾的直接保证会刺激中国。即使大陆放弃对台进行全面行动，而只是采取封锁或者占领离岸岛屿等有限度举措，但如果发生船只或飞机相撞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一切努力都白费了(all bets are off)。如果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冻结资产或援引《与敌国贸易法》，中美两国可能将很快陷入真正的，而不是隐喻意义上的冷战，甚至热战。1914年的教训是要警惕“梦游”走向战争，但它并没有为台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大国竞争的回归

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策制定中出现了“大国竞争”的回归，拜登政府将其重新命名为 “战略竞争”。作为一项大战略，大国竞争战略的优势在于帮助美国重新聚焦，使其专注于对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造成威胁的重大挑战。然而，大国竞争战略面临两个问题：其一，美国需要应对不同类型的竞争对手——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可能导致对来自俄国的威胁评估不足;但是正如一战所显示的那样，正是那个衰落的大国(奥匈帝国)最能接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美国需要针对俄罗斯制定一套单独的战略，而不能对俄运用一套与应对中国类似的战略。其二，大国竞争没有充分警示世界所面临的新型威胁(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该战略所遵循的基本仍是一套“二维棋局”的玩法。

如上文所述，将中国强行塞进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掩盖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这种新冷战的隐喻会将我们带往错误的方向。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在经贸上联系甚密，这种密切关系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即使有可能摆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美国也无法通过脱钩摆脱与中国在生态上的相互依赖，后者遵从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正因为美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行使。应对气候变化或全球性传染病，将要求美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合作。

在不确定性下制定战略

由于不存在单一确定的未来，好的战略必须综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美国可以对其中一些情况施加影响，而另一些情况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制定审慎的战略不能好高骛远，而应将眼光放长远。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目标不应是追求所谓的政权更迭，而应该追求在基于规则的、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竞争共存，这是一个可以将盟国团结起来的目标。维持对保持亚洲军事平衡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是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美国也是一个全球大国，因此战略的开展需要跨区域联盟。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言，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或彻底战胜威胁，而是要追求一种“有管控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合理的对华战略要求美国避免对中国的妖魔化，应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并对合作与竞争给予同等关注。好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谨慎的净评估之上，低估威胁会催生自满情绪，而高估威胁则会滋生恐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误判。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拥有一些长期优势，包括地理位置(良好的周边环境)、能源供应、金融地位(美元霸权)、青年劳动力数量、关键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挑战的回应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科技进步而非对外制裁)等等。

美国人的自满情绪始终可能招致危险，但由于缺乏信心与过于夸大恐惧而导致过度反应的后果也应引起人们警惕。美国手里的牌具有优势，但过于歇斯底里可能导致其不能游刃有余地打好这些牌。抛弃联盟和国际制度这些“好牌”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保持与日本的联盟关系，中国就不能把美国推到第一岛链之外。另一个错误是限制外国移民流入，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青年才俊为己所用，以整合与发挥这些人才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如果美国放弃对外结盟和开放的王牌，上述优势可能会不复存在。

避免失败

正如未来存在多种可能，失败的可能情形也不止一种：第一，最严重的失败将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使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其将付出的代价也会是灾难性的，如上文提到的台湾的例子和重蹈1914年梦游走向战争之覆辙的危险;第二种失败是将中国妖魔化，并陷入新冷战，这将使中美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以及核扩散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化为泡影;第三种失败是美国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政治极化，也无法有效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这将导致美国失去集中力量办事的能力和科技活力;最后一种失败则可能是美国愿景和价值观(民主、人权)的受挫。

结论

对美国而言，一个成功的战略应从国内做起，且必须基于：(1)维护民主体制，民主体制是软实力的重要基础，能吸引而非胁迫盟国;(2)制定大力支持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计划，保持美国在特定关键行业的技术优势;(3)保持对外开放;(4)重组既有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5)加强联盟体系，包括北约以及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联盟;(6)提升与印度的关系;(7)加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8)在可能的情形下寻求与中国在跨国相互依赖议题上进行合作。

译者：胡可怡，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南亚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时间：2022/10/5   发布时间：202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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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志夫  来源：昆仑策网

2022年10月1日，美国中文网报道，99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再次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警告两国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将导致历史性的破坏。他说，中美两个高科技国家一旦发生战争，其影响甚至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他甚至直白地警告拜登：别想着和中国对抗，否则将是全球灾难。

但是，拜登听得进他的警告吗?美国政府听得进他的警告吗?

美战略司令叫嚣要与中国打一场“核大战”

美军核力量主要负责人、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四星上将查尔斯·查斯·A·理查德，最近在美国海军权威杂志《Proceedings》上发表文章，公然宣称“中国核武库未来十年可翻几倍，美国必须做好与中国打核战争的准备”。理查德称，虽然发生核战争的概率很低，但随着中俄两国能力不断提升，并继续“在全球发挥自己的影响”，这就导致“如果俄罗斯与中国认为非核(武器)的损失会威胁到其政权或国家安全，那么与他们的冲突很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核冲突”。据美国国防部新闻报道，2022年9月21日，理查德参加了2022年航空航天和网络会议关于“受到攻击的美国——保卫国土”的小组讨论，他说：“我们这个小组的所有人都重新考虑通过危机和可能的直接武装冲突与具有核能力的同行进行竞争。”国防部的每一个计划和能力都建立在战略威慑特别是核威慑的假设之上，理查德说，“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任何权力工具在任何领域选择任何程度的暴力”，“我们只是很久没有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了。”正因为如此，国防部将不得不改变其战争方式，较慢的传统升级方式不再奏效。

理查德强调，在保卫国土的过程中，战斗指挥官需要在所有领域迅速采取行动打击对手：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他说，最近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提出了一个极好的战略，该战略支持核三合会及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现代化，“随着来自中国的威胁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执行这个非常好的战略”。中国的常规力量随着各种装备技术的不断提升，已然很强大，特别是东风21、26系列的打击航母的武器列装，在中国周边的中、近海，美国常规力量已然处于劣势。在中美对抗常规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发出一种核讹诈信号，几年前就有美国军方人士在中国的反航母武器问世后放言：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是美国的战略性武器，如果遭到攻击，美国有权进行核反击。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Defense One)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在前不久阿拉巴马州举行的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正在“疯狂地”(Furiously)改写新的核威慑理论，以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威胁”。他声称，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我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真实世界中指挥官对如何避免核战争的评估，但“中国让这一威胁变得更加复杂”，所以需要重新评估。“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从重写核威慑理论开始，我要告诉你，我们正在战略司令部疯狂地这样做。”

战略司令部将采取措施超越传统的“相互确保毁灭”核威慑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使用核武器都会导致报复性使用和彻底歼灭所有各方——并且已经阻止了近 75 年的核战争。理查德指出，过去的方案并没有考虑美国对于中国可能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技术发展的担忧、中国对统一台湾的准备、中国从西方应对俄乌冲突中吸取的教训，或者中俄可能将其优势相结合，并迫使美国同时面临多种核威胁。

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国策

美国为什么要加紧准备与中国打“核大战”?那是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它认为谁威胁到或可能威胁到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就要搞掉谁，不管是谁，没有道理讲的，而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霸主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当前美国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恐中”情绪之中，全面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国策、两党共识和举国意志。

美国认为，过去40年与中国的合作是“养虎为患”，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但再不“痛下杀手”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付中国的手段就是四个字——不择手段，毫无疑问不排除在必要时与中国打一场“核大战”。

有人曾经问美国总统拜登，2022财年7530亿美元国防预算怎么花，他给出非常明确的答复：就两件事，一是给军队涨薪，二是着眼制衡中国。

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抱有一丝幻想，那都会犯颠覆性的错误。

必须抱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和胆魄

中国自二战结束后就深刻意识到了发展核武器对国家安全所具备的战略意义，并发挥制度优势，在“一穷二白”的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核武器研究和产能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我国没有公开过核弹的储备数量，但我国的核威慑力量不容挑衅，如果我们被迫卷入大国战争中，美国想要先发制人，结果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核力量建设而言，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必须克服侥幸心理，做好最坏的打算。

很多所谓的专家认为，由于核大战具有“互相摧毁”的特征，所以世界爆发核大战的概率几乎为零。但这种观念也许已经成为“过去时”。

前不久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称，美国卡内基研究所发布的核政策报告结论认为，当前各拥核大国在弹道导弹预警、核武器控制系统以及核弹载具的部署上，均存在与常规武器系统混合监控、同一系统指挥管理和混合部署等问题，客观上存在误判、误启动和误攻击的可能性，从而可能成为偶然引爆核大战的祸根。

事实上，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拜登政府又在加速推进新的核战略：一是加紧调整核战略，“疯狂”地重新改写核威慑理论，为应对所谓中俄“核威慑”确定依据;二是加速推进研发和升级核武库，以确保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绝对优势;三是通过重改核威慑理论，降低动用核武器门槛，加速核武器的实战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以应对俄罗斯核威胁为由，在其E-6“水星”末日飞机上启动了机载指挥所核指挥小组，这种飞机是军事化的波音707飞机，执行长期空中行动。

美国的这些举动不仅严重破坏世界及地区的战略平衡，而且进一步加剧核对抗的风险，迫使一些国家也必须相应调整自己的核战略，这势必要引起新一轮的核竞赛，给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新的危机和不确定性。

随着俄乌局势急剧升级，特别是9月27日波罗的海北溪1号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遭遇恐怖袭击，9月30日普京宣布接纳乌克兰东部4个地区加入俄罗斯，世界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核大战的可能性急剧增加。普京多次提及将“动用一切可能手段保卫俄罗斯领土”，暗示可能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他强调，是美国开创了将核武器用于战争的先例。一些俄罗斯专家甚至建议，在偏远地方，比如黑海海上引爆小型战术核武器，作为宣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回应说，如果俄罗斯采取使用核武器的行动，美国将作出“果断反应”。

除此以外，美国也有意重启核试验，推动使用核武器进行战术打击的合法化。作为世界拥核大国，如果美国重启核试验，其核弹毁灭能力将会远远超出冷战时期的最高标准，一旦投入战争，将会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威胁。美国之所以表明会在战争中考虑首先采用核武器，实际上是基于大国战争的背景。

同时，我们不能把美国想象得太好了，笔者说过一句话，对于美国的坏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我写过一篇《美国用沾满鲜血的双手书写历史》的文章指出，美国用超过800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书写“建国史”，用超过300万世界人民的生命书写“发迹史”，用每年超过4万美国人的生命书写“人权史”，用超过100万美国人的生命书写“抗疫史”，你不要寄希望美帝发善心对你“网开一面”。

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对美国可能发动对华“核大战”保持高度警觉，早作准备，制定应对措施，并做好全民应对核战争常识教育和核战躲藏演习，有备无患。

第二，必须调整战略思维，确立“先发制人”的核武使用原则。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近日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指出如果美国在常规战争中遭到袭击，会考虑在合理的情况下动用核武器维护自身安全。

事实上，在美国并不只是凯瑟琳·希克斯一人对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应用表明这样的态度，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上将不止一次宣称，美国不会在核战争爆发后再考虑采用核武器进行威慑，而是会在战争打响后特别是在应付大国战争时，会率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战术打击，不给对手任何打赢的机会。

所以，中国必须针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应当及时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否则就会在未来核大战中吃大亏，承受巨大灾难。一旦确认敌人对我构成战争威胁，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如果是核战威胁，我们必须以核武器先发制人。同时，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核反击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强有力的二次核反击应对机制，这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第三，必须保持足够的核弹基数，使之与国家实力和实际需求相匹配。

记得曾经的《环球时报》总编发出过呼吁：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把核弹头数量增加至上千枚，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他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热爱和平，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核武库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

这些言论在当时遭到猛烈炮轰，但从笔者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核力量建设不仅要应对美国的核讹诈，还要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准备越充分安全系数越高。

第四，必须具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和胆魄，敢打必胜。

美帝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强盗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关于抗美援朝为什么志愿军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的绝对劣势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十七国联军，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得非常经典：我军钢少气多，美军钢多气少。这“气”是什么，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就是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之战，我们必须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和勇气，如果中国都没了，还留下美国干嘛!

来源时间：2022/10/5   发布时间：20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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