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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是美国外贸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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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是一个国家的GDP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美国的GDP估计为30万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约 1.02 万亿美元,在GDP的统计中是个负数。虽然占比很小,却是特朗普关税大棒所针对的重要打击目标,直接影响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外贸又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大项。由于特朗普关税政策,2025年是美国外贸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年。又因为美国外贸的体量巨大,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全球的外贸格局。

货物贸易”(Goods Trade)

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压力下,2025是美国“货物外贸”发生重大改变的一年。以下是目前印太地区主要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具体关税概况:

中国 (China)

目前税率: 综合有效关税率约为 32%。根据 2025 年底达成的最新协议,由于中国在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将芬太尼相关关税从 20% 降至 10%。现行税率包含 10% 的“对等关税”以及保留的 301 条款关税。原定于 2026 年初上调的计划目前因双边协议处于一年暂停期。

印度 (India)

目前税率: 高达 50%(针对特定出口)。2025 年 8 月,美国因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对其商品加征了 25% 的惩罚性关税,使总税率飙升。2026 年 1 月中旬,双方正在进行密集谈判。美方表示,如果印度减少俄油采购并增加对美能源(如液化石油气)的采购,将撤销这部分惩罚性关税。

东南亚国家 (ASEAN)

东南亚国家的关税率目前较为统一,但仍普遍高于传统水平越南: 约 20%。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约 19%。尽管税率提高,但与中国 30%+ 的税率相比,东南亚国家目前在对美出口上仍保留约 10% 的相对优势。印尼总统计划于 2026 年 1 月下旬访美,寻求签署新的贸易减税协议。

日韩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基础关税率约为 15%。2025 年曾一度面临 25% 的关税威胁,但在 2025 年底达成双边贸易框架后,税率有所回落或得到豁免。日本在钢铁和铝产品上的 Section 232 综合关税目前被上限封顶在 15%。

台湾: 2026 年 1 月 16 日,美台达成最新关税协议,税率已从 20% 降至 15%。

2025年美国外贸逆差前五名(基于 2025 年全年的贸易估算及官方月报汇总):

中国:预估为2400-2800亿美元,依然高居榜首,但较2024年显著收缩。

墨西哥:预估为2100-2900亿美元,随着近岸外包的发展,墨西哥在汽车、电子等领域替代了部分中国产能。

越南:1500-1650亿美元。逆差增长最快,越南已经成为美国电子产品和服装的主要来源。

台湾:1000亿-1150亿美元,AI算力需求的爆发影响,美国对台高价值芯片进口激增,逆差排名上升至前五。

欧盟(会员国合计):230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主要是德国的汽车和制药。

2025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商品总额为431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但出口总额也高达3490亿美元,贸易逆差只有820亿元,未例入以上前五。

2025年内出现了逆差“大洗牌”, 2025 年 10 月的单月数据曾出现罕见情况,墨西哥 在某些月份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逆差来源,而 台湾 和 越南的单月逆差额也一度与中国持平。 所谓的“中国贸易逆差”实际上已部分转化为“对越逆差”和“对台逆差”。许多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转口或在墨西哥设厂,导致美国对这些地区的逆差在 2025 年创下历史新高。

2025年是墨西哥连续第二年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商品供应国。这主要归功于《美墨加协定》(USMCA)的关税优势以及美国企业为了缩短供应链而进行的“近岸外包”。在 2025 年的某些单月统计中(例如 10 月),中国的单月对美出口额甚至被 加拿大 超越。虽然全年总额仍排在第二,但其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已从峰值期的 20% 以上降至目前的约 11% – 13%。

越南 在 2025 年表现尤为强劲,其出口量增长了约 12%,已成为美国在东南亚最依赖的制造基地。台湾的表现也不容小觑。受全球 AI 浪潮驱动,美国对台湾高价值半导体和服务器的需求激增,使台湾在 2025 年上半年一度成为美国第 6 大进口来源地。

目前对美国出口最多的国家序列已形成了“墨、中、加”的三强格局。其中,由于 2025 年底生效的最新关税政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对地位在 2026 年初依然被普遍看好。

2025 年开启的“关税风暴”已深刻重塑了《美墨加协定》(USMCA)的运行模式。虽然 USMCA 名义上仍是北美贸易的基石,但在实际执行中,它正面临自 2020 年生效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 2025 年的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改变了以往“协定内即免税”的惯例,将关税作为迫使加、墨在非贸易问题(如边境安全、毒品走私)上让步。2025 年 3 月起,只有完全符合 USMCA 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 的商品才能享受零关税。不符合要求的商品(如使用过多非北美零部件的汽车)被加征了 25% 的关税。对于不符合 USMCA 优惠范围的加拿大能源产品和钾肥,美国在 2025 年曾征收 10% 的临时关税,这打破了 USMCA 长期以来对能源贸易的全面保护。

USMCA 包含一个特殊的“日落条款”,要求每六年进行一次审查。原定于 2026 年 7 月开始的审查已因 2025 年的紧张局势而提前至 2025 年底/2026 年初实质性启动:目前谈判的矛盾集中在数字服务税(加拿大)、转口贸易(墨西哥是否成为中国商品的“后门”)以及劳工标准上。

美国利用 USMCA 的审查机制,对墨西哥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要求墨西哥建立更严格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筛查机制,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墨投资的汽车工厂。为了保留 USMCA 待遇,墨西哥在 2025 年被迫提高了对中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进口关税(约 19%),以向美方展示其“北美堡垒”的忠诚度。

尽管 85% 的美加贸易目前仍保持免税,但频繁的关税威胁(如 2025 年多次“临时关税”与“豁免”的反复)导致跨境供应链的合规成本和物流成本激增。

2026 年审查的不确定性使许多原本计划在墨西哥进行“近岸外包”的企业转为观望,担心 USMCA 协议最终会像 NAFTA 一样被废除或彻底改组。

货物贸易依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2025 年逆差规模因上半年进口激增而有所扩大。

出口总额 ()2.15 亿美元

总额 ()3.49 亿美元

易逆差:1.33 亿美元

服务贸易(Services Trade)

以上只是“货物外贸方面的变化,美国的“服务外贸“其实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其程度甚至比“货物外贸”更为深刻。

根据2025年的官方统计,美国服务出口总额为1.25万亿美元,受旅游、金融和AI软件驱动,同比增长6%。该年度美国服务贸易顺治有所扩大,达到3500亿美元,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平衡器”。最大的服务出口项目是全球回暖的旅游项目,增幅最大的是知识产权与AI授权,出现爆炸式增长。

进入 2026 年,回顾 2025 年的服务贸易,其格局确实发生了极其深远的改变。与货物贸易受关税直接冲击不同,服务贸易的变革更多体现在数字化转型、地缘政治重构以及新型贸易壁垒的出现。

以下是 2025 年服务贸易的四大核心改变:

  1. 数字交付贸易(Digital Trade)创历史新高,2025 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几乎完全由“数字化”驱动。全球数字交付服务(如在线软件、流媒体、远程教育、AI 服务)贸易额在 2025 年突破了 4.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0%。2025 年是人工智能(AI)真正融入外贸流程的一年。实时多语言翻译服务、基于 AI 的跨境法务咨询和智能营销方案成为了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在美国的出口结构中,知识产权使用费、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数字化服务”的占比显著提升,抵消了部分货物贸易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友岸”与“近岸”外包在服务业的蔓延:过去服务外包主要看成本(如印度、菲律宾),2025 年则更多看“政治互信”。继货物制造业后,服务业也出现了“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将原本位于东亚的研发和数据中心转移到了墨西哥、巴西和加拿大。对日本、韩国、台湾提供了服务贸易合规便利,这些地区的金融、专业咨询服务对美出口增长显著。
  3. 服务贸易壁垒“隐形化”与新规制:各国不仅通过关税,而是通过数据法规和数字税来争夺服务贸易的主动权。2025 年,超过 15 个国家修订了数据隐私法(如欧盟和中国的新规),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审计变得异常严格。这直接增加了跨国银行、保险和云服务商的运营成本。
  4. 2025 年的服务外贸不再只是货物贸易的“附庸”,它已演变为一种“以技术和信任为基础”的新型竞争,因为这已成为目前最大的隐形贸易壁垒。

服务贸易是美国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领域,美国旅游出口、知识产权授权费以及 AI 驱动的 IT 服务出口录得显著增长。2025 年顺差继续增长,起到了一定的“平衡器”作用。

出口总额 (预估): 约 1.21 万亿美元

进口总额 (预估): 约 0.89 万亿美元

服务贸易顺差: 约 3,200 亿美元

贸易逆差(Trade Deficit

根据2025 年美国全球贸易的核心数据(基于 2025 年前 10 个月累计数据及年度趋势预估):货物贸易依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2025 年上半年,由于企业预期新关税政策,进口量同比激增 11%,导致 2025 年全年的货物贸易逆差处于历史高位。

外贸总额约7.74万亿美元

总出口约3.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总进口约4.3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6%

总贸易逆差约1.0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

从 2026年1月 的最新汇总数据来看,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推行的激进关税政策确实没有实现缩小全球总逆差的初衷,反而导致了总逆差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为什么?

除了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2025年的“抢购性”进口,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贸易逆差在 2025 年降至历史低点,但逆差并没有消失,其主要原因是“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对越南、墨西哥和台湾的逆差在 2025 年创下新高。许多原本在中国生产的商品,通过在东南亚进行简单组装后再次出口至美国(绕道贸易)。这导致美国的全球总逆差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总量依然庞大。

此外,关税政策通常会导致美元汇率上升,2025 年的情况尤为明显。强势美元使得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加昂贵,导致 2025 年美国出口增长几乎停滞(仅增长约 5.1%),无法跟上进口的增幅。

虽然关税没能降低逆差,但它确实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2025 全年,美国海关关税收入预计超过 2,600 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于抵消国内的减税开支。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有关特朗普关税权力的合法性(针对 IEEPA 的引用)。如果法院裁定政府权力过大,2026 年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关税返还,届时贸易数据可能会再次出现剧烈震荡,这将是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天。

赵穗生: 从特朗普1.0到2.0的美中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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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丹佛大学著名教授、中美问题专家赵穗生近日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题为 《一场“新冷战”的兴衰: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美中大国竞争》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w Cold War: The US–China Great Power Rivalry from President Trump I to II)。这篇论文发表在 2026 年 1 月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点击【这里】下载英文全文。

赵穗生教授在文中认为,所谓的“新冷战”虽然定义了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但随着美中两国意识到直接军事冲突或彻底经济断裂的代价无法承受,双方正从“冷战式对抗”转向一种高度竞争但又带有交易性质、受管控的“大国僵持”状态。

文章回顾了过去几年美中关系的剧烈演变。作者指出,美中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急剧恶化,在拜登时期延续了竞争态势,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二任期),这段被称为“新冷战”的对抗期经历了一个从顶峰到重新调整的过程。

赵教授聚焦特朗普第一届任期和拜登政府两个时期,阐述了“新冷战”的兴起(Rise)。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华盛顿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发起了贸易战,并在技术(华为/5G)、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台湾、南海)上全面对抗。在拜登时期,尽管言辞有所不同,但拜登政府巩固了“小院高墙”策略,通过盟友体系(AUKUS、芯片联盟)进一步围堵中国,使美中关系滑向冷战边缘。

文章提到,2009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层曾一度认为“东升西降”,美国处于衰落中。这种认知推动了更加积极(Assertive)的外交政策。然而,随着美国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遏制决心,中方也意识到硬碰撞带来的巨大代价。

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作者谈及了“新冷战”的破产或转型(Fall/Shift)。作者分析认为,特朗普重返政坛后,其“交易型”外交风格与之前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所区别。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极限施压获取经济利益,而非进行一场旷日持久、可能导致共同毁灭的全面冷战。在这种情况下,双边都有妥协的动力。 华盛顿意识到完全“脱钩”成本太高,且无法阻止中国的全面崛起;而北京也在寻求稳定外部环境以应对国内经济挑战。双方开始寻找一种“大国共处”而非“全面对抗”的新模式。

以下是赵穗生教授论文《一场“新冷战”的兴衰: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的美中大国竞争》部分翻译内容:

摘要 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优先考虑贸易交易,同时避免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其地缘政治雄心,从而缓和了他在第一任期内参与点燃的“新冷战”。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并非结构性预设,而是反映了特朗普在巩固了对共和党的近乎绝对控制后,重新调整的政策优先级,以及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态度。尽管由此产生的战略稳定性非常脆弱,且可能被证明是暂时的,但这场“新冷战”的兴衰说明,结构性紧张并不必然导致对抗。虽然给定的力量对比塑造了大环境,但领导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政策优先级、个人感知和政治动机能够改变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轨迹。

脆弱的战略稳定性

然而,战略稳定性依然是脆弱的。尽管特朗普扭转了鹰派的对华政策,但这一转变并未反映出美中紧张局势结构性根源的根本性变革。特朗普看到了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北京则看到了赢得喘息时间的机会。双方都没有看到通往彻底解决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路径。

美国国内充斥着将中国视为最大长期对手的对华鹰派,其对华政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依然分崩离析;而中国的国内政治轨迹依然维持威权主义,并深深根植于其历史性的国家建设逻辑。在特朗普取消对英伟达(Nvidia)H20芯片的出口限制后,包括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博明(Matt Pottinger)和戴维·费斯(David Feith)在内的一批对华鹰派签署了一封信函,对这一“危及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经济和军事优势的战略失误”表示愤慨——AI被越来越多地视为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决定性领域。黄仁勋(Jensen Huang)在公开批评对华鹰派后也遭到了“MAGA”硬核派的猛烈抨击。史蒂夫·班农称黄仁勋是“中共的影响力代理人”,并认为他“应该被逮捕”。来自竞争对手政党的两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罕见同台,批评特朗普帮助美国的敌人。蓬佩奥指责特朗普放弃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并警告称“中国共产党想要砍掉我们的头”。希拉里则谴责“势力范围法”将控制权让给了东欧的俄罗斯和东亚的中国,使美国变得脆弱,尤其是面对中国共产党时。

美中政策撕裂的另一个缩影是2025年10月13日发布的《兰德报告》(RAND Report)引发的强烈抵制。该报告主张战略克制,因为美中双方都无法完全击败对方,继续走“全面对抗”的道路只会将两国拖入一场谁也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战争。报告敦促美国放弃“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以某种形式的“渐进式和平统一”或高度克制的新现状管理,来推动台湾海峡的长期稳定方向。由于该报告无异于给了对华鹰派一个响亮的耳光,发布不到三周便从兰德官网上悄然撤下,这说明了美国战略建制派内部的激烈分歧。

在众多的对华鹰派中,特朗普的声音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他对共和党的掌控力给了他谈判的自由空间。由于特朗普有动力追求达成协议且控制着共和党,他约束了对华鹰派主张的挑衅措施。然而,民主党在2025年11月补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削弱了他的影响力,促使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开始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如果2026年中期选举延续这一趋势,国会可能会摆脱特朗普的温和影响。如果特朗普不能显著减少贸易逆差,并缓解中国商品过剩对美国工业冲击的担忧,他遏制鹰派的动力也将减少。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处理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例如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发展低效国企的政策,以及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北京可能并不想仅仅为了满足特朗普的要求而调整这些政策。通过贸易谈判,北京对自己掌握的战略工具变得更加自信。贸易战更多关乎承受痛苦的政治意愿,而非痛苦本身。中国的政治体制赋予了其优势。尽管中国经济遭受了失业率上升和其他损害,但其政治后果比美国消费者面临稀土短缺时的反应要温和得多。中国的威权国家体制严密控制着社会,能够更好地承受冲击。贸易战测试了中国的经济韧性,并将中国民众的注意力从内部问题转移开,加强了党作为国家利益守护者的权威。

与此同时,北京对特朗普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和霸道性格主导了他的政策。特朗普极其武断、不可预测、反复无常、散漫且逻辑不连贯,带有标志性的沙文主义和尖刻的漫骂,专注于具体的得失,强调交易和解决眼前问题。特朗普在某些课题(如移民和贸易)上有坚定的信念,但依靠直觉进行实验和即兴发挥。他不坚持大战略,也不遵守长期计划。美国对华政策未来的很大一部分动态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突发奇想。美国政府很少如此被总统的情绪状态所挟持。

尽管北京喜欢特朗普不讲意识形态、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平辈、搞砸贸易战以及敢于直面华盛顿的对华鹰派,但中国对美国长期遏制企图的怨恨依然存在。中国没有动力去达成可能转瞬即逝的长期协议。基于华盛顿将通过战略脱钩继续阻碍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信念,北京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更多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而非与美国的贸易和其他关系。因此,北京已为动荡和持久战做好了准备,包括应对美国重新恢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华敌意。一位中国学者揭示了北京的心态:由于战略竞争已成为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核心支柱,即使是最倾向于接触的中国分析家也不再指望华盛顿会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改变其战略姿态。北京认为,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逐渐与美国脱钩是可行且必要的。随着美国在中国长期战略规划中的角色日益减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从中国的“大战略”中消失,一种“心理脱钩”已经出现。决策者和公众都越来越接受关系恶化的现实。

此外,北京不能指望特朗普的大国勾连(collusion),因为特朗普的大国势力范围之梦很可能是虚幻的。当今世界过于互联、过于复杂、过于充满争议,无法像19世纪的欧洲那样进行整齐的分裂。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不断变化,要求不断重新划定势力范围。中等甚至小国几乎不承认大国有瓜分世界的特殊权利。特朗普可能并不在乎俄罗斯和中国如何管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欧洲国家无法容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许多亚洲国家也无法接受中国在地区的霸权。此外,全球供应链、气候变化和技术相互依赖无视边界。要管理好大国勾连,需要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那样的手腕,这位普鲁士领导人找到了操纵“欧洲协调”的方法。尽管特朗普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但他并不是俾斯麦。大国勾连很难达成,也更难维持。

结论

“新冷战”的兴衰表明,大国竞争的轨迹并非完全由结构性力量决定。美中大国竞争之所以陷入停滞,是因为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尽管他们承受不起输掉这场斗争的代价,但也无法赢得这场斗争。因此,双方重新调整了政策优先级以达成谈判妥协,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竞争很难以任何一方的崩溃而告终。中国和美国都将长期存在。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双方杠杆效应的局限性,以及在诸多重大跨国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这两个大国别无选择,只能以某种形式和程度的互惠妥协与相互承认来和平共处。

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考虑到其规模和体量、深厚的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系统以及拥有先进制造知识的庞大劳动力群体,它依然保持着韧性。长期以来,一些观察家一直预言该政权的崩溃和经济的内爆。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大国,不太可能突然崩溃或接受国际体系中的从属角色。无论中国领导层能否妥善结合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并解决中国面临的一些最大的国内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经常能在重重困难中涉险过关。

同样,尽管中国宣传部门长期将美国描绘成处于衰落之中,但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政治韧性,并展示了卓越的连续性以及克服无数戏剧性时刻与危机的强大能力。对美国经济和民主的威胁主要源于内部而非外部。尽管威权民粹主义在特朗普治下已深扎根基,但美国的韧性或许仍能占据上风。

尽管存在脱钩的尝试,但美中两国的经济和供应链已经深度纠缠,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采取过于鲁莽的行动,这在经济上相当于一种“相互保证毁灭”的威慑。特朗普将美中关系从“冲突不可避免”的态势重置为“通过谈判达成贸易调解”,这比在民主与威权、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进行殊死搏斗更具务实性。2025年7月的芝加哥商会调查显示了这种转变的积极迹象:大多数美国人(53%)认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与接触,这一比例高于2024年的40%。目前,美国人在美中贸易是削弱(48%)还是增强(47%)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2024年大多数美国人还认为贸易削弱了国家安全。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反弹至疫情前的水平。然而,这种进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崛起。虽然双方的谈判与让步值得欢迎,但在美国意识到其困境、以及中国掌握其地位的优势与局限之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渥太华在经贸领域破镜重圆?

编者按:本文2026年1月17日由《华尔街邮报》中文网站发布,题目和题记是“中国和加拿大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和加拿大同意降低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和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这是两国领导人所称的‘新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文章作者分别为Yoko Kubota 发自北京 / Paul Vieira 发自渥太华。中加关系近年来因为赖昌星和孟晚舟受到巨大冲击,有时又因为华盛顿要挤压中国而不得不对北京说不。特朗普总统对邻国的“六亲不认”终于导致渥太华不得不寻求新的路径,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办法之一。北京积极回应有利于拓宽自己的国际空间,更好应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站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若隐若现之际,中国和加拿大同意降低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和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这是两国领导人所称的“新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周五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后表示,面对迅速瓦解的全球贸易体系,加拿大必须务实。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拉拢那些艰难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和多变贸易政策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警告称,加拿大的这一举动可能会给美国的北方邻国带来“问题”。

背景

卡尼曾表示,加拿大与美国长期以来密切的经济关系已经结束。

他周五表示:“就近几个月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而言,它比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更可预测。”

卡尼与习近平的会晤标志着两国紧张关系的转变,双方在会晤中均称赞了两国关系。此前的紧张关系始于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请求逮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一名高管之后。

中国不会很快在加拿大经济中取代美国。在过去12个月里,加拿大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约为800亿美元,不到同期美加贸易额(约1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

对习近平来说,与加拿大关系的任何改善都有助于中国政府将自身塑造成一支稳定全球的力量,并为对美国感到失望的盟友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华盛顿的选项。

卡尼告诉记者,加拿大正试图驾驭他所称的“新世界秩序”,在这一新秩序中,支撑西方盟友间全球贸易和安全合作的全球基础架构正在被削弱和侵蚀。卡尼说:“问题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他补充说,他预计国家联盟将通过涵盖农业、能源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协议来填补这一空白。

贸易分析人士称,加拿大与中国的协议可能会在华盛顿招致审视,眼下特朗普政府正寻求遏制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对现行《美墨加协定》(USMCA)的审议正在华盛顿进行,美国希望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其做出进一步让步,以保持该协定不变。

美国贸易代表詹姆森·格里尔(Jameson Greer)对CNBC表示,加拿大同意的协议是“有问题的”,他说:“从长远来看,加拿大不会喜欢这份协议。”格里尔说,虽然卡尼试图实现贸易多元化,但美国“将永远在(加拿大)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动机

随着全球贸易壁垒的增加,中国政府尤其决心扩大其经济所依赖的出口市场。

卡尼正面临与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关税及其他障碍,因此正在别处寻找市场,尤其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

但加拿大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扩大加拿大农民出口市场的同时,不因促进廉价的中国汽车的进口而损害加拿大的汽车产业。

细节

加拿大表示,将允许不超过4.9万辆中国产电动汽车以6.1%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加拿大市场。目前,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加拿大汽车行业以及加拿大中部的政治领导人曾警告不要放宽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这些关税于2024年实施,旨在使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卡尼表示,有资格享受较低关税的中国电动汽车将占该国汽车销售市场的不到3%。他补充说,该协议还设想中国在三年内投资于加拿大的汽车生产,他认为这是所谈判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的领导人批评了卡尼的协议。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表示,该协议是“不平衡的”,让中国在加拿大市场站稳了脚跟。“(这)有可能对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关上通往美国市场的大门,而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这将损害我们的经济并导致失业。”

根据加拿大的声明,在中国方面,预计中国政府将在3月1日之前将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降至约15%的综合税率,此外还将取消对其他一些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该声明称,目前中国政府征收的综合关税水平约为85%。

加拿大丰业银行(Bank of Nova Scotia)的经济学家Derek Holt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经济带来了“有限且集中”的好处,对食品加工业的某些领域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Holt说:“随着美国日益采取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做法,逐渐疏远其值得信赖的经济伙伴,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拓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EV进入美国市场看来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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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24年拜登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EV)加征100%关税以来,美国市场看不到中国制造的EV。加拿大对中国制造EV的关税也增加到100%。墨西哥从2026年1月1日起,也将中国产EV的关税提升到 50%。

加拿大和墨西哥提高关税,被广泛认为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为了应对今年7月1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审查,不得不与美国同步。这是自2020年USMCA生效以来的第一个六年审查点,具有极高的政治和经济敏感性。

然而,这一情况在今天(1月16日)发生了戏剧性突变。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正式宣布了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向:加拿大将大幅削减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EV)的关税,将从之前的 100% 降至 6.1%,即恢复到贸易摩擦前的“最惠国待遇”水平。作为回报,中国同意将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从目前的约 84% 降至 15%,并取消对加拿大龙虾、螃蟹和豌豆等农产品的贸易限制。

墨西哥在加税前,对中国EV的税率大约25%,即便如此,中国EV在墨西哥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25年墨西哥进口了24.4万辆中国EV,市场占比高达20%,其中“比亚迪”占多数。可以设想,如果加拿大把进口税减少到只有6.1%,中国EV将迅速充斥加拿大市场。

也许加拿大不想过于得罪特朗普,低关税进口中国EV用“配额制”来限制低关税进口,2026年限量49000辆,以后逐年增加到70000辆,包括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和“大众”等电动车,但估计“比亚迪”仍将占多数。

行内有人指出,由于中国产EV价廉物美,即便是加征100%关税,仍有一定的竞争空间。

今年1月,拉斯维加斯的CES(消费者电子商展)展出了大量中国造的纯电动车和电油混合车,几乎把一个电子商展变成中国电动车商展了。在今年的 CES 上,中国参展企业超过了 1,500 家(也有统计说是 900 多家核心科技企业),占了总参展商的近 22%。特别是在“汽车与出行”板块,中国企业的占比甚至超过了一半。看来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已经瞄准了北美市场。

此外,中国EV车企还有多个选择,例如到美国开厂生产EV,也可以借用其他外国品牌,例如“沃尔沃”Volvo已经被中国“吉利”所收购,中方可以在瑞典生产电动车,用“沃尔沃”名义出口美国。

1月14日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国际车展,展品几乎没有纯电动车。过去几年,展馆内的室内测试赛道几乎是电动车的专场(强调静音和加速)。但今年,主办方重新允许燃油车和混动车进入室内赛道。

为了表示对传统燃油车的支持,特朗普亲自到底特律为美国车企站台,但是他也表示“欢迎中日车企来美建厂”。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他说:“如果他们(指中国车企)愿意来这里建厂,雇用你们的邻居和朋友,那是好事,我非常欢迎。” 这一表态与他一贯的高关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被解读为他更倾向于“美国制造”而非单纯的“贸易封锁”。

他重申了已经取消的 7500 美元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是正确的。。

他对 USMCA(美墨加协定)表示质疑。他称该协定目前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强调他更希望看到汽车是在美国本土组装,而不是从墨西哥或加拿大进口。

有人对比这两个车展评论说:底特律的车展像是“老派贵族的守旧”,在政策变化和需求放缓下,纷纷撤回电动化,重拾燃油引擎,试图稳住现有的利润。”而拉斯维加斯的CES像是“科技新贵的需求”,中国厂商正在这里定义未来的“轮式机器人”,把 AI、智驾和电池技术推向极致。

全球EV产量第一的“比亚迪”(BYD)2025年销售了226万辆纯电动车,同比增长26%,而“特斯拉”只交货了164万辆,同比下降约9%。如果加上油电混合车,“比亚迪”的总销量达到了惊人的460万辆。在刚刚结束的 2025 年,“比亚迪”正式在多个维度上拿下了“世界第一”。

“比亚迪”没有正式参展今年的CES,但是展出了一辆最新的SUV,是“比亚迪”在本次商展前赠送给好友“熊猫快餐”老板程正昌的,也可能是目前“比亚迪”在美国唯一的一辆。

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即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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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论坛主题:(美中关系中的女性力量)
论坛将于 1 月 29–30 日 在美国亚特兰大 Jimmy Carter Center 举行,汇聚前外交官、学者与实践者,展开跨世代、跨视角的深度对话。

点击【这里】查看论坛内容

* 音乐会|论坛开场特别活动(Opening Concert & Keynote Speech, The Cecil B. Day Chapel, The Carter Center)
论坛将以一场精心策划的音乐会正式启幕。音乐会由中国著名女高音邱曙玮与钢琴家 Zachary Deak、William Wu 联袂呈现,以音乐作为跨文化语言,为论坛定调,开启关于女性、沟通与理解的公共对话空间。

* 主题演讲|女性外交经验的第一视角
音乐会结束后,前美国高级外交官、Macro Advisory Partners 合伙人贝莎兰( Sarah Beran) 将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其在美中外交实践中的亲身经验,探讨性别视角如何塑造外交决策与领导路径。

点击【这里】查看音乐会节目

* 同期艺术展览|视觉中的女性与世界
论坛期间,吉米·卡特中心将同期举办一场艺术展览,展出中国摄影艺术家岳鸿军、陈远明、向荣的摄影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水墨画家吴立民的绘画作品。展览以影像与水墨为媒介,回应女性视角、全球经验与文化表达,构成论坛学术与思想讨论的重要延伸。

点击【这里】查看画展和摄影展细节

* 第二天议程|跨世代的女性对话
1 月 30 日,论坛将继续围绕女性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演变展开圆桌讨论,邀请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到当代新一代的多位女性专家,共同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

📍 时间:2026 年 1 月 29–30 日
📍 地点:Cyprus Room, The Carter Center|Atlanta,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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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掌管”委内瑞拉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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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活捉马杜罗后,宣布要“接管”委内瑞拉,却一反常态,既没有清洗委内瑞拉政府中的查韦斯或马杜罗分子,让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继续执掌旧政权,也没有让反对派上台,使很多人大为惊讶和不解。

其实这是特朗普用“收买”来“接管”委内瑞拉的一个高招。所谓“收买”,就是只要马杜罗分子“听话”,政治态度从“反美”变成“亲美”,就暂时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

特朗普是个政治素人,显然获得高人指点,可能是国务卿卢比奥或副总统万斯。

这一招果然厉害,罗德里格斯在几天之内态度大变,从最初强烈谴责美国侵犯主权,称其为“强盗行径”,到明目张胆的“叛变”,愿意与特朗普合作。这其实是利益主导下政治交易。

罗德里格斯的需求是美国的承认和取消制裁,以保住现政权的生存,并防止美国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的需求是避免陷入地缘政治泥潭,通过与罗德里格斯合作,他可以利用现有的行政架构迅速收割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

1月14日,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特朗普形容这次通话“非常愉快”,称罗德里格斯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并表示美委关系进展“非常顺利”。罗德里格斯也用“富有成效且礼貌”来形容这次对话。

最新的消息显示,特朗普计划在未来访问委内瑞拉,并预计罗德里格斯也将访问华盛顿。这种高规格的外交接触在马杜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双方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后马杜罗时代”的新秩序。

就在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同话的第二天,特朗普在白宫单独会见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首脑马查多,无疑是在告诉罗德里格斯:如果你不听话,美国随时可以扶持你的对手。

掌握委内瑞拉军权的高级将领都是支持马杜罗的强硬派,他们是否“听话”,目前情况并不清晰,但是他们已经表态,将听从服从罗德里格斯的领导,也就是间接的“听话”了。

特朗普很明白,“接管”委内瑞拉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首先稳定委内瑞拉的国内形势,不要陷入内乱,更不能出现对抗,这也是卢比奥“三步曲”的第一步。如果旧政府和军方都肯“听话”,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以上。

特朗普“接管”委内瑞拉的目的,是接管委内瑞拉的石油,正是在这个核心的利益问题上,罗德里格斯表现了合作的态度。

目前,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已经被特朗普所接管,委内瑞拉没有丧失政权,却丧失了该国的石油主权。

1月9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名为《为美国和委内瑞拉人民利益保障委内瑞拉石油收入》的行政命令。所有委内瑞拉出口原油的收益必须先进入由美国财政部监管的账户(主要位于卡塔尔或美国本土银行),罗德里格斯政府无权直接动用这些资金。特朗普明确表示,这笔钱将由美方“亲自监管”,用于购买食品、医药返还委内瑞拉,旨在收买百姓,或直接作为美国此前军事行动和“管理”费用的报酬。

特朗普还宣布,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已同意向美国移交3000万至5000万桶现成的原油(价值约28亿至42亿美元)。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已经在加勒比海扣押了多艘试图绕过制裁出口的“非法”油轮,如1月15日扣押的“Veronica”号,确保所有产出的石油都在美国的出口管控之下。

除了石油业的运营控制,美资油企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重建权”,从而完全控制该国的石油工业。特朗普于1月9日在白宫召见了雪佛龙、康菲和埃克森美孚等高管,要求他们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委内瑞拉破旧的炼油厂和管道。计划的核心是将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彻底驱逐出委内瑞拉能源领域。

在美国的压力下,罗德里格斯正在提交石油法改革议案,允许外国公司拥有超过50%的股份,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控股”的限制。

如此,美国获得了实质性的能源控制权,且无需承担直接占领的成本,真可说是“一本万利”。难怪有人将这种“合作”形容为:“罗德里格斯负责“坐堂”,美国负责“收钱并管账。”

特朗普在媒体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接管委内瑞拉石油的目标之一,是将国际油价压低至每桶50美元以下。他认为控制了委内瑞拉的产能,就掌握了对抗OPEC+和稳定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的筹码。

特朗普为何迟迟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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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虽然如火如茶,政府的镇压也越来愈严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帖,呼吁示威民众“”接管政权机构“,并承诺”救援正在路上“,甚至宣称”子弹已经上膛“,但是至今”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为什么?

对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回答得非常微妙:“事实是,在伊朗问题上,除了总统本人,没有人知道他会做什么。”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官员们在伊朗问题上分为“强硬派”和“谨慎派”,焦点在于是否要在近期内发动直接的军事打击。以特朗普为首的“强硬派” 主张利用伊朗目前的国内动荡,通过军事打击其核心军事设施或核设施,以彻底消除威胁;以副总统万斯为首的“谨慎派”担心贸然的军事行动可能适得其反,例如激发伊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助长现政权的凝聚力。他们劝说总统在发动袭击前优先尝试外交手段。

美军目前的部署已经处于临战状态。为了应对伊朗局势,美军已做出重大调整。 1月14日最新消息,“林肯”号(CVN-72)航母打击群已奉命离开南海,正全速前往中东(美国中部司令部辖区)。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紧急通知该地区的美籍居民立即撤离,制造一种战争已经“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其实这一切都是特朗普的典型“极限施压”手段,迫使对方内部分裂崩溃,企图“不费一兵一卒”降服对方,放弃抵抗。

特朗普的最新“极限施压”手段是对任何与伊朗保持贸易关系的国家征收额外的25%关税。这一政策是特朗普总统于2026年1月12日下午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亲自宣布的。

这是一项极其激进的“二级关税”政策,旨在通过经济连坐手段,彻底切断伊朗与全球市场的联系。

政策的核心要点是任何与伊朗开展商业往来的国家,其与美国进行的所有贸易活动都将被征收25%的额外关税,而且不是针对特定商品或企业的制裁,而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国家级惩罚”,被称为“全球连坐关税”。

作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买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巨大。若加征25%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实际税率可能飙升至60%以上,可能直接终结2025年10月刚刚达成的中美贸易“停战”。

印度目前已因购买俄罗斯石油面临50%的对美关税。如果再加上这25%,印度对美出口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土耳其与阿联酋: 这两国是伊朗的重要邻国贸易枢纽。土耳其不仅有边境贸易,还有能源进口,正面临是否要为了对美贸易而彻底封锁伊方边境的抉择。

欧盟(尤其是德国): 尽管贸易额较小,但德国等欧洲国家仍有部分机械和人道主义物资(药品等)出口伊朗,目前尚不清楚人道主义物资是否被豁免。

截至1月14日,白宫官网和海关(CBP)尚未发布正式的行政命令或执行细则。法律专家怀疑特朗普是否拥有超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的授权来实施这种跨国连坐关税。特朗普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在虚张声势,目前还不清晰。

这一招被视为特朗普“极限施压2.0”的终极手段。他试图通过美国的市场准入权作为筹码,强迫全世界在“美国市场”和“伊朗贸易”之间进行二选一。

伊方认为这是“外交恐怖主义”,旨在配合美军当前的军事部署,通过经济崩溃引发其国内政权更迭。

1月13日和14日,特朗普通过CBS采访和社交媒体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伊朗开始处决(绞刑)被捕的抗议者,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这一表态被视为特朗普的红线。如果伊朗踩踏这一红线,特朗普将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有人将这一“处决红线”理解为:“你可以镇压,但不能屠杀。”

目前的局势非常扑朔迷离。关于伊朗是否已经开始“处决”抗议者,存在着白宫说法与民间/情报消息之间的严重矛盾,就在1月14日下午(华盛顿时间),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签字仪式上告诉记者,根据他掌握的“非常可靠的内部消息”,伊朗统治者已经停止了杀戮和处决。他说: “我们刚被告知,原定于今天进行的大量处决行动已经取消。我希望这是真的,我们将继续观察。” 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特朗普在给伊朗“台阶下”,或者是某种心理战。通过公开宣称对方已收手,他实际上是在通过国际舆论“锁定”伊朗不得执行死刑,否则将面临他此前承诺的“严厉军事后果”。

中加关系:从老特鲁多到马克·卡尼的半个世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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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再次将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加关系上。自去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在美国发动新一轮关税战、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宣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背景下,开始重新审视加拿大的外交与经贸战略,推动贸易多元化,并提出在未来十年内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番的目标。

尽管卡尼此次访华行程早在数月前便已敲定,但近期委内瑞拉局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计划介入并接管该国石油产业的动向,使这次访问格外引人关注,也赋予其更为突出的战略意义。目前,加拿大约90%的石油出口流向美国。一旦美国如特朗普所言,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意味着其可能减少对加拿大石油的进口。与此同时,2025年前11个月,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原油接近1亿桶、液化天然气超过20万吨。中国也是加拿大跨山石油管道及液化天然气项目(TMX)的主要买家之一。该项目于2024年5月投入商业运营,目标是显著提升加拿大对亚洲的能源出口能力,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此外,特朗普持续释放出“拥有格陵兰岛”的强硬信号,也令加拿大倍感压力。格陵兰岛拥有丰富的稀有矿产资源,若美国最终控制该岛,其对加拿大矿产资源的依赖度可能随之下降。

相比之下,中国是加拿大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中方统计,自1970年建交以来,中加双边贸易额已从当年的1.5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930亿美元。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中加双边贸易额为821.54亿美元,同比下降0.8%。目前,中国自加拿大进口的主要产品包括黄金、农副食品、能源、金属矿产以及木材和木浆制品,而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则以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为主。

卡尼此次访华阵容规格颇高,随行人员包括加拿大外交部长、工业部长、农业与农业食品部长、自然资源部长以及国际贸易部长等多名内阁成员。美联社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列举了中加两国关系的起起伏伏。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加关系能否如两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实现“更上一层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至少从历史上看,两国的确有过和谐共处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在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执政时期,加拿大成为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西方国家之一,比美国早了将近十年。半个世纪后,加中关系在其子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执政期间趋于紧张。如今,他的继任者卡尼本周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试图在多年关系冷淡之后重建双边关系。

1970年:加拿大承认共产中国
加拿大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台湾断交。这一转变发生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前一年多。尼克松访华最终促成美国于1979年正式承认中国政府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特鲁多会见毛泽东
积极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皮埃尔·特鲁多会见了毛泽东。这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华。

1984年:中国总理访加
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与特鲁多举行会谈时,成为中加建交以来首位访加的中国总理。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投资协议。赵紫阳在同一次出访中还前往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

1994年:推动贸易发展
总理让·克雷蒂安率领商界人士访华,推动贸易扩展。克雷蒂安的访华当时受到外界批评,原因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克雷蒂安是改善对华关系的支持者,本月早些时候,他也曾在卡尼访华前赴北京会见中国官员。

2006年:批评人权问题
新任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最初在中国人权纪录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2007年,他会见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引发北京不满。此后,哈珀调整为更为温和的路线,多次访华以促进贸易。

2016年:第二位特鲁多访华
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皮埃尔之子)在访华期间宣布加中关系进入新时代,并表示双边关系在稳定性和规律性方面有所不足。2017年回访中国时,特鲁多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2018年:关系急转直下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拘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管孟晚舟,此举引发双边关系的持续下滑,贯穿特鲁多整个执政任期。中国随后以间谍罪名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科夫里格和迈克尔·斯帕弗。三人最终于2021年在与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下获释。

2024年:关税战爆发
加拿大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配合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关税上调。中国于2025年3月反击,对加拿大菜籽油产品征收100%关税,并对加拿大海鲜和猪肉出口征收25%关税。

2025年:卡尼就任并会见习近平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和中国加征新一轮关税的背景下,卡尼于3月接替特鲁多出任总理。10月,卡尼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双方称此次会面是双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应对特朗普压力 加拿大试探对华关系“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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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于周三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并将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这是自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背景下,此行被外界普遍视为一次带有试探意味的外交“破冰”。

美联社分析指出,北京方面将卡尼的到访视为一个重要机会,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加拿大对美国的战略依附,推动其在对外政策上展现更多“战略自主性”。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多次呼吁加拿大制定独立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渥太华若继续亦步亦趋地追随华盛顿,只会重蹈过去双边关系受挫的覆辙。

从历史、地缘与安全层面看,加拿大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传统盟友采取强硬甚至带有敌意的经济与政治手段,正在冲击这一关系的稳定性。特朗普不仅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还多次质疑北美自由贸易体系,甚至公开暗示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在加拿大国内引发强烈反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卡尼将访华重点放在经贸议题上。他将此次中国之行定位为加拿大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美国仍吸收了约70%的加拿大出口,而中国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占比不足5%,提升空间明显。

加中关系的急剧恶化始于2018年。当年,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随后中国以间谍罪名拘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迈克尔·科夫里格(Michael Kovrig)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两人被关押超过1000天,此事在加拿大被称为“两名迈克尔”危机,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加拿大社会中的形象。2021年,在孟晚舟获释返回中国后,两名加拿大人也相继获释,但双边关系的裂痕并未随之消失。

此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2024年,时任总理特鲁多政府效仿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对包括菜籽油、猪肉和海产品在内的加拿大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其中对大部分菜籽油产品征收100%关税,重创了加拿大西部的重要农业省份。

目前,双方正在就同步降低关税展开谈判。多名加拿大官员透露,讨论方向是将税率降至50%或更低,而非完全取消。但即便如此,在政治层面依然阻力重重。一方面,中国低价电动车若进入加拿大市场,可能冲击本土汽车产业;另一方面,加拿大农业界也迫切希望恢复对华出口。

除经贸问题外,加中关系还长期受到安全与价值观争议的困扰。加拿大安全机构多次指控中国干预加国内政,并对华裔加拿大人、香港流亡人士等群体进行跨国监控与施压。这些指控在加拿大社会引发广泛警惕,也成为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制约因素。

即便如此,近几个月来,双方仍显露出谨慎缓和的迹象。去年10月,卡尼曾在韩国的一场多边峰会期间与习近平短暂会面,为此次访问铺垫了政治基础。随卡尼访华的,还有多名负责工业、农业和能源事务的内阁成员,显示加拿大希望在能源、农产品和清洁技术等领域探索合作空间。

曾任加拿大驻华外交官、现任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L·菲利普·罗(L. Philippe Rheault)指出,仅此次访问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如今,几乎不可能在不提华盛顿的情况下讨论加中关系。无论如何评价特朗普,他都在迫使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安排。”

在中国学界看来,加拿大当前对美国的焦虑,或为双方寻找有限共识提供契机。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崔守军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近期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问题上的举动,加剧了部分国家对美方单边主义的担忧,也可能推动更多国家思考战略自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提醒,不应高估卡尼此行的象征意义。“加拿大不仅是美国的邻国,也是其盟友。这一结构性事实决定了加中关系的上限。”由此可见,特朗普对传统盟友施压,或许为中国拓展对外关系提供了短期窗口,但这些国家仍必须在与中国接近和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依赖之间谨慎平衡。对加拿大而言,中国可以成为其出口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却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美国的核心地位。卡尼此行,既不是一次全面转向,也难言彻底破冰,更像是在动荡国际格局中,对加中关系可能性的谨慎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