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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者沦为美国“政治棋子”,“移民北送”引两党持续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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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杨帆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称,部分共和党籍州长将美国南部边境移民北送的行为系“一场人为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朗斯(Mike Rounds)承认该行为具有“政治性”,但仍为共和党籍州长此举背后的意图辩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14日晚,两架载有约50名移民的飞机降落在马萨诸塞州度假胜地玛莎葡萄园岛,这正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手笔。德桑蒂斯此举是对同属共和党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和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自今年4月发起的移民北送行动的支持。为了抗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边境是安全的”的发言,阿博特于9月15日上午将载满移民的巴士送至副总统哈里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外。

移民问题无疑是点燃中期选举选战的导火索之一,这些从南部边境“被打包”运至北方的移民中不乏儿童。批评人士指出,利用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移民表达政治观点的行为涉及“道德问题”,两党政客将移民作为“政治棋子”利用、牺牲,“十分残忍”。

被政治化的移民成党争棋子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参加CNN“国情咨文”节目时表示,共和党籍州长在将移民送至纽约前没有与纽约市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危机中的协调是需要双方共同完成的。”亚当斯补充称,他曾联系阿博特政府以便进行组织工作,但未能成功。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报道,过去几个月里,阿博特已经向纽约、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运送了数千名移民,以引起人们对他强调的“南部边境移民危机”的关注。有共和党人对此表示,他们只是在全美范围内分配来自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的移民负担。

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朗斯在“国情咨文”节目中承认,阿博特和德桑蒂斯的行为是“政治性的”,但他认为“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向全美其他地区,传达关于来自美墨边境以南的人正身处困境的信息”。在被问及利用包括儿童在内的人表达政治观点是否涉及道德问题时,朗斯表示,“你必须考虑到南部边境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一天,你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带着婴儿(来美)。”

将在今年中期选举中竞选科罗拉多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籍候选人乔·奥迪(Joe O’Dea)也为共和党籍州长的行为辩护,“人们称他(德桑蒂斯)的所作所为是残酷的,但无视这个问题更加残酷。而民主党人对此视而不见。”

然而,在未经移民运送方通知的情况下,北方城市安置移民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就亚当斯管理的纽约市而言,缺乏协调的移民北送行动正在给纽约城市管理带来压力。“我们需要住房资源,确保我们能够适当地为他们提供所有基本必需品。”亚当斯指出,到达纽约的移民中有人存在脱水、感染新冠病毒或缺少食物的情况。

“这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亚当斯强调。

共和党人借移民议题重振中期势头?

据《金融时报》报道,民主党人在移民问题方面不具优势是不争的事实,共和党人选择此时大肆渲染移民问题,甚至打破哈里斯欲粉饰太平的努力,其底层逻辑仍是基础政治游戏。

此前,通胀飙升影响美国人生活水平,拜登的支持率也不尽人意,考虑到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往往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赢家宝座似乎已非共和党莫属。然而,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而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因涉嫌处理机密信息不当而受到调查后,两党在选战中的势头发生了转变。

中期选举势必是一场比预想中更加激烈的角逐,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表示,“双方都在玩基础政治游戏,这是适合中期选举的,因为届时不会有那么多独立人士投票。所有的民意调查都告诉我们,现在民主党更具优势。移民问题会给共和党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他们需要这个契机。”

德桑蒂斯将移民问题推至政治议程前列的举动,帮助共和党人重新团结起来。16日,锡耶纳学院和《纽约时报》共同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登记选民同意共和党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看法,只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在这一问题上支持民主党。

但民调机构警告称,眼下距离大选仅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和党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才可重振势头。许多专家表示,虽然潜在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仍应有利于共和党人,但共和党需要弄清楚如何利用它们。

“共和党人现在应该处于胜利的位置,但他们一直在被自己绊倒。”萨巴托指出。

来源时间:2022/9/19   发布时间:202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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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美国将军们的“内部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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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军方始终应当保持中立的,不能干涉政治。但特朗普在2017-2021的4年执政期间发布的种种命令似乎表明其想利用美国军方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最终,以马克·米利为首的美国军官从无条件忠诚于总统走向背叛。本文《特朗普和他的将军们的“内部之战”——马克·米利和其他美国军事官员如何处理特朗普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Inside the War Between Trump and His Generals——How Mark Milley and others in the Pentagon handled the national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their own Commander-in-Chief )于2022年8月15日刊登在美国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作者苏珊·贝克·格拉瑟和彼得·贝克(Susan B. Glasser and Peter Baker)夫妇二人特朗普和他的美国将军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表示特朗普想要的是完全忠诚于自己的美军将领。特朗普执政的4年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采取的从阿富汗、叙利亚撤军等行动被美国军方认为极大地危害国家安全。其任命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最初完全忠诚于他,但自拉斐特广场事件爆发以来,也逐渐走向背叛之路,并在阻止特朗普推翻2021年大选结果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米利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军官终于美国人民,从来也永远都不会是特朗普的将军。


2017 年夏天,在入主白宫仅半年后,特朗普便前往巴黎参加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举办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马克龙组织了一场壮观的军事表演以纪念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老式坦克从香榭丽舍大街滚滚而来,喷气式飞机在众人头顶呼啸而过。这次活动似乎是为了取悦特朗普,而后者显然非常高兴。但当时负责阅兵的法国将军跟其中一位美国同行说:“明年你也得这么做。”

果然,特朗普回到华盛顿后就决定让美国军事将领们在7月4日举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宏达的阅兵式。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美国将军们对此十分反感。“我宁愿喝硫酸都不想办这个阅兵。”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如此表态。官员们努力劝阻特朗普,指出阅兵式将耗资数百万美元并且给首都的街道带来极大破坏。

但是特朗普和美国将军们之间真正的分歧并不在于资金或者阅兵式的实用价值,正如他们无休止的政策斗争不仅仅是关于是否从阿富汗撤军或如何应对朝鲜和伊朗构成的核威胁产生的观点冲突那样。

这种分歧也是价值观的问题,即他们如何看待美国本身。在特朗普告诉其新任参谋长约翰·凯利(一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将军)关于他对独立日的期待时,这一点再清楚不过。特朗普不希望阅兵式中有因战受伤的士兵参加,因为他认为这样有损其个人形象。凯利对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告诉特朗普:“那些人是英雄。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那群被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人,再没有人比他们更加英勇了。” 凯利在此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他是一名在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中尉,也是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将士之一。

后来在总统办公室中,特朗普、凯利和空军将军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瓦讨论阅兵式时这个话题再次出现。特朗普重申:“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参加,这有损我的形象。” 塞尔瓦将军负责组织7月4日的阅兵游行。特朗普询问塞尔瓦对于阅兵式的想法。塞尔瓦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实际上是在葡萄牙长大的。在那里,阅兵游行就是要威慑那些持枪的人。而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不会那样做。这不是我们美国应有的样子。”塞尔瓦认为,只有独裁者才会举办特朗普要求的阅兵游行。

特朗普在任总统的四年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不时的暴怒、深夜推特风暴、突然解雇官员。起初,通过声称患有骨刺而躲过军事服役的特朗普似乎非常享受担任总司令的待遇,十分亲切地对待他所任命的国家安全官员。但特朗普与其将军们的“蜜月期”非常短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前总统强烈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这些人非常没有才华,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不再靠他们办事,我依靠的是体制内真正的将领。”但事实证明,这些将军们懂规矩、有标准、有能力,而不是盲目忠诚。

特朗普某天大声怨怼约翰·凯利:“你们这些该死的将军,为什么不能像德国将军一样?”

“哪位将军?” 凯利问道。

“二战中的德国将军。”特朗普回应道。

“你知道他们刺杀了希特勒三次,差一点就成功了吗?” 凯利说。

当然,特朗普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否认了凯利的说法并坚称二战中的德国将军们完全忠于希特勒。这是他想要的美国将领,但凯利告诉特朗普,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将军。特朗普决心亲自试验自己的想法。

2018 年底,特朗普打算亲自挑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厌倦了奥巴马任命的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瑟夫·邓福德。此人与马蒂斯关系密切,共同抵制了特朗普一些更为古怪的想法。邓福德的任期实际上还有一年多,但数月来,在宾夕法尼亚州为特朗普赢得2016 年大选的说客大卫·厄本一直在催促特朗普和他的核心团队用一个与他们更志同道合的人取代邓福德。马蒂斯推荐继任邓福德位置的是大卫·戈德费恩,一名空军将军,也是一名前 F-16 战斗机飞行员,他驾驶飞机在巴尔干半岛被击落但成功逃脱。没有人记得历史上曾经有总统在国防部长的反对下任命主席,但五角大楼传来消息说,特朗普不可能只接受一项人选提议。然而,陆军的两个有力竞争者纷纷表示拒绝被考虑:北约欧洲最高盟军指挥官柯蒂斯·斯卡帕罗蒂将军告诉同事,自己已无力应付当特朗普的主席。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将军也恳求能够离开,表示自己并不适合与马蒂斯如此密切地合作。

厄本曾与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起参加过西点军校,内心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军人,他支持的人是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作为陆军军官,米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指挥部队,领导第10山地师并监督陆军部队司令部。米利毕业于历史学系,经常随身携带一堆关于二战的新书。米利健谈、直率到有点无礼,而且他毕业于常春藤联盟高校,总是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陆军参谋长,米利已经在与特朗普的会面中展示了自己的这些性格特点。“米利会正确地解释总统了解陆军的重要性以及为何美国陆军是赢得所有国家战争的军队。他会巧妙运用所有电梯演讲用得到的妙语。”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回忆道,“他会发出先巨大的吼叫声,然后面对特朗普,他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表示‘总统先生,我们的军队是来为你服务的。因为你是总司令’。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特朗普喜欢这样。” 此外,和特朗普一样,米利也与马蒂斯不对付,认为马蒂斯完全是一个“控制狂”。

2018年11月,也就是米利被安排和特朗普一起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和马蒂斯在五角大楼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米利后来向其他人讲述这件事,说马蒂斯催促他告诉特朗普,自己想成为欧洲的下一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向马蒂斯表示自己不会那样做,而是等着听总统安排。这让两位将军的关系彻底破裂。

第二天,当米利抵达白宫时,凯利接待了他,在他看来,凯利似乎异常心烦意乱。在他们前往总统办公室与特朗普会面之前,米利询问凯利的想法。凯利说:“你应该去欧洲,然后离开华盛顿,白宫这地方是个污水池,你应该尽可能地离远点。”

在总统办公室,特朗普一开始就表示自己正在考虑让米利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回答说:“总统先生,您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谈论了世界局势。随即,二人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在阿富汗问题上,米利表示如果美国军队如特朗普所愿完全撤出阿富汗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新问题。此外,米利已经公开表示反对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命令,但特朗普却坚持这样做。二人还有其他的分歧,但最终米利表示:“总统先生,都是由您做出决定。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会给你一个诚实的答复,我不会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大肆谈论,我会尽我所能给你一个诚实的答案。将由您做出决定,只要它们是合法的,我就会支持它。”

目前尚不清楚“只要它们是合法的”这一警告在特朗普身上应验了多少。但正如特朗普所设想的那样,任命米利是一个难得的可以报复马蒂斯的机会。几年后,特朗普与两人闹翻后表示,他之所以选择米利,只是因为马蒂斯对米利这个人的态度是“无法忍受他,不尊重他也不会推荐他”。

12月7日深夜,特朗普宣布,他将在第二天于费城举行的第19 届年度陆军海军足球赛上透露一项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的重大人事决定。这实际上就是邓福德即将被公开羞辱的通告。

但任命米利的决定并不是当天最大的新闻。当特朗普要乘坐直升飞机前去参加比赛时,他又公布一个重磅消息:约翰·凯利将在当年年底离职。凯利在他所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中坚持了17个月。

对特朗普来说,这项决定是一个转折点。比起任命另一个态度坚决会反对自己命令决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特朗普倾向于选一个事事顺自己心意的人。一周后,凯利进行了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特朗普不要让米克·马尔瓦尼代替自己,此人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国会议员,曾担任特朗普的预算主管。凯利告诉总统:“你并不想用一个只会应声的人。”“我不在乎了,”特朗普回答说,“我就想要一个只会对我说‘是’的人!”

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马蒂斯也离开了,他用辞职的方式反对特朗普突然要求从叙利亚撤军的命令。这是近四年来第一次一位重要的内阁秘书因与总统之间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分歧而辞职。

所谓的“成人轴心”已经结束。他们都没有像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来约束特朗普。但他们所有人——凯利、马蒂斯、邓福德、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以及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都以某种方式充当了“防护栏”。特朗普希望用态度不那么强硬的人物来取代他们。

2019年1月2日,凯利给白宫工作人员们发了一封告别邮件。他说这些才是他会想念的人:那些无私地为美国人民辛勤工作,从不放低自己与猪在泥泞中打滚的人;那些置身于戏剧舞台之中,将个人野心和政治放在一边,只是为我们伟大的国家工作的人;那些有道德的,总是告诉他们的上司需要听的话,而不是他们可能想听的话的人。

同一天早上,马尔瓦尼出现在白宫中,这是他正式代理参谋长职位的第一天。他召开全体会议并宣布: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约翰·凯利走了,我们要让总统当总统。

2019 年秋天,在特朗普宣布任命他为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近一年后,米利终于从邓福德手中接过了这个职位。上任两周,米利在白宫与国会领导人会面时坐在特朗普身边,讨论中东正在酝酿的危机。特朗普再次下令要求美军从叙利亚撤军,这危及到美国的库尔德盟友并且是将领土控制权拱手交给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队。在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中,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甚至三分之二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也投了赞成票。

在会议上,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指出了反对总统的投票结果。而当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宣读马蒂斯的警告,说离开叙利亚可能导致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时,特朗普非常愤怒。作为回击,特朗普嘲笑他的前国防部长是“世界上最被高估的将军”。

最终,佩洛西沮丧地站起来,指着特朗普说道:“跟你共事,条条大路通普京。你给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叙利亚。” “你只是一个政客,一个三流政客!” 特朗普回击道。最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特尼·霍耶也受够了,起身和议长一起离开。当佩洛西离开白宫时她告诉记者,自己离开是因为特朗普正在“崩溃”。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佩洛西站在他身边身处白宫的照片,反讽她才是那个崩溃的人。这张照片作为佩洛西与特朗普对峙的一个例子而广为传播。

在这张照片中还可以看到米利双手紧握,低着头,一副想要把自己埋到地下的样子。对佩洛西来说,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软弱表现,她后来表示自己永远不明白为什么米利在那次会议上不愿意站出来反对特朗普。毕竟他是无党派的军队领导人,而不是特朗普的马屁精之一。

事实上,米利已经对特朗普颇为警惕了。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华盛顿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此人也是当时在场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些事情通常都会这样的吗?” 米利问道。正如史密斯后来所说:“那一刻,米利意识到自己的上司可能有一两个螺丝松动了。从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第一天开始,他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身为美军最高将领的挑战摆在眼前。”

2020 年6月1日傍晚,米利在可称为其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考验中惨败。在主张“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者被暴力驱散的几分钟后,从白宫步行不远穿过拉斐特广场,米利身着军装,与特朗普的顾问一起跟随在特朗普身后,这一幕被拍了下来,被认为是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合影,旨在对自上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以来在白宫外和整个美国肆虐的抗议活动做出有力回应。大多数示威活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也爆发了抢劫、街头暴力和纵火事件,其中包括白宫对面的圣约翰教堂发生的小火灾。

在拉菲特广场照片事件的那天早上,特朗普与米利、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就他进行军事武力演习的命令发生过冲突。“我们看起来很软弱。”特朗普告诉他们。特朗普想援引1807年的《起义法》并动用现役军人以平息抗议活动。他要一万名士兵上街,于是第82空降师被召集起来。他要求米利亲自负责。当米利等人反抗并表示只使用国民警卫队就足够了时,特朗普非常气愤,认为米利等人都是失败的懦夫,还要求米利开枪射击抗议人群。

最终,特朗普被说服不派遣军队对付美国公民。巴尔作为执法部门负责人,在应对抗议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动用国民警卫队以协助警察。几个小时后,米利、埃斯珀和其他官员被突然召回白宫,并被派往拉斐特广场。空气中还残留着催泪瓦斯的气味,米利走着走着意识到他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于是便悄悄地驾车离开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没有人会关心甚至记得当特朗普在受损的教堂前举起圣经时他不在场,人们已经在电视直播中看到他穿着战袍跟随总统大步前进,这一形象似乎表明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最终成为了一个与自己交战的国家。米利知道这将是一个永远困扰他的错误判断,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时刻”。

在拉斐特广场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米利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中写了数遍辞职信的草稿。这封信有简短的版本也有很长的版本。他最喜欢的是其中的完整版本:“我很遗憾地告知您,我打算辞去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感谢您任命我为高级军官。但过去几周的事件让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不能再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忠实地支持和执行您的命令。我认为您对我的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我认为,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把美国军队政治化。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这一点。但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做不到,我需要让位,让其他人这样做。

其次,您正在利用军队在人民心中制造恐惧——而我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人民。我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参与到对美国人民的口头或其他形式的攻击中。美国人民信任他们的军队,他们相信我们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国内外所有敌人的侵害,我们的军队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背弃美国人民。

第三,我曾向美国宪法宣誓,并深信在宪法中体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亚洲人还是印度人,无论你的肤色如何,无论你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无论你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犹太人还是选择无宗教,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你来自哪个国家,你的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我们都是美国人。在红白蓝三色(我父母在二战中为之奋斗的颜色)下这意味着世界普遍存在勇气和强大、纯洁和清白、正义和警惕。很明显,您对这些颜色的看法与我不同。您并不珍视这些价值观和我所服务的事业。

最后,我深信您正在破坏国际秩序,并在海外对我们的国家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最伟大的一代人在1945年建立的为之奋斗的目标。在1914年至1945年之间,一亿五千万人在战争中被屠杀。他们死于暴政和独裁。那一代人,就像每一代人一样,与法西斯、与纳粹主义、与极端主义作斗争。现在很明显,您并不了解世界秩序,不了解何为战争。事实上,您赞同我们反对的许多原则。我不能参与其中。特此提交辞职信,深表遗憾。”

这封信写于6月8日,距离拉斐特广场事件过去整整一周,但米利仍然不确定是否应该把它交给特朗普。他正在四处寻求建议。他联系了邓福德,也联系了诸如军事道德专家、退役陆军将军詹姆斯·杜比克等前辈。他还打电话给政治联络人,包括国会议员以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大多数人告诉他前国防部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的做法:让他们解雇你而非自己辞职。

“我的感觉是马克很快就对特朗普这个人进行了相当准确的猜测,”盖茨后来回忆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在6月1日之前,他就会告诉我一些在总统办公室提出的非常疯狂的想法,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离开韩国等。这种事一直在发生。”

米利并不是唯一一位向盖茨寻求建议的高级官员。在过去的两年里,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几名成员曾到他华盛顿的家中拜访。盖茨会给他们倒一杯饮料,给他们烤一些鲑鱼,并帮助他们解决最新的特朗普难题。“辞职的问题在于你只能做一次。”他如是说道。所有的对话都会回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我怎样才能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我怎样才能阻止一项对国家安全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在拉斐特广场事件之后,盖茨告诉米利和埃斯珀,鉴于特朗普越来越古怪和危险的行为,他们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五角大楼。 “如果你们辞职,那只是一天的事情,”盖茨告诉他们,“但如果你们被解雇,这表明你们在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 盖茨催促米利尽快打出手里的另一张王牌:“联合其他参谋长,向白宫方面表示如果你离开,他们都会离开。这样白宫那边就会明白,这不仅仅只是解雇米利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参谋长联席会议。”

在公开场合,拉斐特广场事件对米利来说似乎是一场灾难。几位退役将军谴责他参与进去,表示无法接受这位拥有超过20万现役黑人、种族多元化军队的领导人反对种族正义运动。甚至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特朗普的马蒂斯也发表了关于“奇怪的照片操作”的声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马蒂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米利穿着迷彩服在广场上游行的形象感到愤怒。”

无论他们之间有何不同,马蒂斯和米利都知道这一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特朗普一直试图重新定义军队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曾公开表示支持使用酷刑和其他被军方视为战争罪行的做法。就在2018年中期,他命令数千名士兵前往南部边境,以打击移民大篷车的假“入侵”。2019 年,在破坏军事正义和指挥系统的行动中,他赦免了一名被判有罪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他在伊拉克与一名俘虏的尸体合影。

用杜克大学军民关系学专家彼得·费弗(曾在军事学校教授美国军官们该科目)的话来说,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在2018年大选使用军队的决定是“2020年的预兆”。当曾是费弗学生的米利在拉斐特广场事件后寻求建议时,费弗认为米利应该道歉,但鼓励他不要辞职。 “这将是一个错误,”费弗说,“我们的军队中没有用辞职抗议的传统。”

米利决定在国防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道歉,他原定于照片事件后一周内发表演讲。费弗的建议是让米利承认错误,并明确表示错误是他而不是特朗普造成的。毕竟,总统是“被允许做政治噱头”的,这是当总统的一部分。

米利的道歉非常明确。他在演讲中并没有提到特朗普:“我不应该在那里。我在那个时刻和那个环境中出现,让人产生了一种军队参与国内政治的错觉。” 他还补充说这是他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

与此同时,米利最终做出不辞职的决定,并决定和特朗普斗争到底。在他看来,挑战只是在于如何以符合执行总司令命令的义务的方式行事但能阻止特朗普造成更多损害。然而,宪法并没有为一位面对流氓总统的将军提供实用指导。自1949年设立该职位以来——或者至少自理查德·尼克松在1974年的最后几天以来——从未有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米利的道歉之行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开的。随着即将到来的选举加剧特朗普的狂热紧迫感,他试图向民主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不会同意总统为国内政治目的部署战争机器所做出的的任何事。

然而,在国会层面,包括佩洛西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来说,拉斐特广场事件证明了米利一直是特朗普主义者。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回忆说:“人们对米利有很大的误解。尤其是在6月1日之后,我的许多民主党同事都特别担心。”史密斯试图向其他民主党人保证米利绝不会帮助特朗普做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然而,佩洛西等人仍然不信任米利,因为那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特朗普在没有事先向国会领袖通报的情况下下令杀死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史密斯说,佩洛西认为米利一直在逃避并且不尊重国会。而对米利而言,他认为自己不能无视特朗普坚持不通知立法者的做法——这是总统对针对他的弹劾程序感到愤怒而做出的违规行为。“在特朗普世界的航行对米利来说比南希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史密斯如是说。他为米利做担保,但从未成功说服佩洛西。

五角大楼和总统之间的这种对峙还能持续多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米利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在当天结束之前被解雇。

埃斯珀也受到了关注。在拉斐特广场事件发生两天后,国防部长前往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室道歉,甚至表明他反对特朗普援引《起义法》并使用现役军人的要求。埃斯珀认为,这样的行动应该只适用于最紧急和最可怕的情况。特朗普后来在总统办公室对埃斯珀的这些批评大发雷霆。第二天,特朗普最新的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家中给国防部长打了三通电话,让他放弃反对援引《起义法》的立场。埃斯珀回忆说,当自己拒绝这项要求时,梅多斯高声威胁他,但最终失败了。(梅多斯的一位发言人对埃斯珀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埃斯珀决定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自己的职位上,他觉得自己有特别的责任要坚持下去。根据法律,除总统外,唯一有权部署军队的人是国防部长。埃斯珀决心不将这种权力移交给像罗伯特·奥布莱恩这样的总督,他已成为特朗普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是曾担任国家情报局代理主任的前公关人员里克·格雷内尔。

埃斯珀和米利都找到了等待特朗普下台的新目标。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抵制他,因为特朗普一再要求出动现役部队平息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威胁要援引《起义法》并试图阻止军方重新命名纪念联盟将军基地的名字。盖茨回忆时说道:“他们每天都希望被解雇。米利会打电话给我,基本每次都说自己不会在他的职位上做到明天晚上。他对此很满意。他觉得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支持宪法,而且没有第二种方式可选择。”

米利把辞职信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制定了一个如何度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计划。他确定了四个目标:首先,确保特朗普没有在海外发动不必要的战争。其次,确保军队不被用于街头对抗美国人民以满足特朗普执政目的。第三,维护军队的完整性。第四,保持自己的正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米利提到计划的次数非常多。

在6月时,米利就明白这不仅仅是在11月3日总统大选之后阻止特朗普的问题。他知道选举日很可能只是特朗普带来的问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样一种预兆令人担忧。就在拉斐特广场事件前一周,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很快引起轩然大波的推文。他第一次警告说,2020年的总统竞选最终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被操纵的选举”。

到11月9日星期一的晚上,米利对选举后动荡时期的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新闻机构为拜登竞选造势,但特朗普拒绝承认他以数百万票的差距落败。权力的和平过渡——自由民主的基石——现在受到质疑。那天晚上九点左右,米利在家里接到了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紧急电话。可能除了副总统迈克·彭斯外,在公开场合没有人比蓬佩奥更忠于特朗普,或者在私下里更奉承特朗普。但就连他也无法忍受了。蓬佩奥在电话中要求与米利尽快面谈,米利邀请蓬佩奥来到自己家中。蓬佩奥认为白宫已经被疯子们接管,而且他们在五角大楼内也占据优势地位。

就在几个小时前,在拜登参与大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特朗普终于解雇了埃斯珀。米利和蓬佩奥对克里斯托弗·米勒继任国防部长感到震惊,直到最近,他还只是特朗普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层反恐官员。

对于米利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妙的走向。从一开始,他就明白没有军队根本无法夺取权力。米利研究过政变的历史,发现掌权者总是要求接管他所谓的“权力部门”——军队、国家警察和内政部。米利一听说埃斯珀被免职,就马上冲上秘书办公室。米利向埃斯珀表示,他将辞职以示抗议。“你不能,”埃斯珀坚持道,“你是唯一剩下的人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米利多次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增强他们在埃斯珀出局后抵制白宫任何危险政治计划的决心。他向他们引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团结一致的名言。他告诉他的同事们,如果需要,他将和所有参谋长以集体辞职的方式相威胁以防止特朗普试图动用军队非法留任。

在米勒抵达五角大楼后不久,米利与其会面。他告诉这位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先说最重要的事情,你得明白你是美国现在唯二有能力发射核武器人之一。”

一位与米勒往来密切的国防官员在大选前一个多星期就听说了他可能接替埃斯珀的消息。“我的第一直觉是,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这位官员回忆道。但随后他想起了米勒在特朗普白宫的变化,又说:“他有点像帆,风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走。他不是空想家,他只是一个愿意听命于上级的人。”巧合的是,这位官员恰好在米勒进入五角大楼时走进了五角大楼,随即一段米勒在楼梯上绊倒的视频很快就传开。

与米勒共事的是三个人,他们至少会在几周内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产生巨大影响:米勒的新任参谋长卡什·帕特尔,将升任代理副部长的负责国防情报与安全的埃兹拉·科恩,而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塔塔,他是一位退休将军,也是福克斯新闻台的负责人,他将成为五角大楼的代理政策负责人。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三人组合。塔塔因称奥巴马为“恐怖分子领袖”(他后来收回了这一说法)以及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高层曾威胁要暗杀特朗普而出名。帕特尔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领袖德文·努内斯的前助手,他被指控散布阴谋论,声称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干预了 2016 年的选举。特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博尔顿的副手查尔斯·库珀曼都强烈反对让帕特尔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只在被告知这是总统个人要求必须雇用帕特尔的命令时才放弃反抗。尽管如此,根据特朗普在第一次被弹劾期间的证词,帕特尔还是设法绕过他们直接与特朗普打交道,向他提供有关乌克兰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本文的声明中,帕特尔称这些指控是“完全捏造”的。)最终,帕特尔被派去帮助里克·格雷内尔执行白宫要求的对情报界进行清洗的命令。

科恩早期曾在国防情报局工作,担任迈克尔·弗林的手下。他最初于 2017年被特朗普国家安全委员会聘用,但在弗林成为特朗普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后被赶下台。后来在白宫重新启用科恩时,博尔顿的副手库珀曼宣称要辞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特朗普:“我不会雇佣一个会成为组织中另一个毒瘤的人。” 2020年春天,科恩抵达五角大楼,在特朗普大选后的改组中,他担任了五角大楼的最高情报官员职位。

米利是最有理由对这些新的五角大楼顾问保持警惕的人。就在选举之前,当海军海豹六队执行救援在尼日利亚被扣押的美国人质的绝密任务在最后一刻几乎不得不取消时,他和蓬佩奥都被激怒了。尽管帕特尔做出了保证,但尼日利亚人并没有按要求提前批准任务。“飞机已经在空中,但我们没有被批准。”国务院高级官员回忆说,“救援队飞机一直在盘旋,而外交官们试图与尼日利亚外交人员沟通,他们设法在飞机必须折返前几分钟找到了他们。”最后,蓬佩奥和米利都认为自己被骗了。中央情报局坚决不能与帕特尔有任何关系,蓬佩奥要求自己的手下也要谨言慎行。(帕特尔否认了他们的说法,声称自己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延误。)

在埃斯珀被解雇后,米利分别把帕特尔和科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严厉指责他们。他告诉二人,无论他们在谋划什么阴谋,都得明白在监狱里的生活将会非常糟糕。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1200小时之后美国会有一位新的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拜登。如果他们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米利都不介意让他们入狱。科恩后来否认米利对他发表此番言论,坚称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积极的对话”。帕特尔也否认了这一点,声称“他为我工作,而不是反过来。” 但米利告诉他的手下,他已经警告科恩和帕特尔他们正在被监视。

新团队的部分任务很快变得清晰:确保特朗普兑现他在2016 年的竞选承诺,把美国军队从海外“无休止的战争”中撤出。在埃斯珀被解雇的两天后,帕特尔在与米利、米勒会面时将一张纸从桌子上滑到米利面前。这是一个命令并带有特朗普用黑色记号笔写下的签名:在1月15日之前撤出所有在阿富汗的4500名剩余部队,并要求在12月31日之前撤出在索马里执行反恐任务的不到1000人的特遣队。米利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问帕特尔和米勒是否是二人建议特朗普如此做,但二人纷纷否认。米利认为,根据法律,作为总统的军事顾问,在自己没有提出军事意见建议时,总统不能如此行动。随即,他穿上制服和其他人前往白宫,在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的办公室里米利询问撤军命令的出处,奥布莱恩和担任彭斯国家安全顾问的退休将军基思·凯洛格觉得这份命令是伪造的,因为格式不对。

事实证明,这个命令不是假的。这只是特朗普白宫内的流氓行动,由特朗普三十岁的人事主管约翰·尼麦肯蒂监督并得到了特朗普本人的支持。该命令由退休上校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格起草,他是特朗普最爱在电视节目中提的人,与麦肯蒂的一名初级助手共事。然后,该命令绕过国家安全机构和特朗普自己的高级官员,直接被提交给总统让他签署。麦格雷戈经常出现在福克斯新闻上,他要求从阿富汗撤军并指责特朗普的顾问总是阻碍总统做事。

在埃斯珀被解雇的那天,麦肯蒂邀请麦格雷戈到他的办公室,并让他担任新的代理国防部长的高级顾问,并递给他一份手写的清单,其中列出了四个优先事项,麦肯蒂声称这直接来自特朗普:

1. 让美军撤出阿富汗。

2. 让美军撤出伊拉克和叙利亚。

3. 完成从德国的撤军。

4. 让美军撤出非洲。

阿富汗命令一经发现,特朗普的顾问就劝说其让步,提醒他,他已经批准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离开的计划。“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计划?”蓬佩奥问道。特朗普最后让步,奥布莱恩随后告诉其他不知所措的国家安全领导层官员,该命令无效。

然而,妥协实际是一项新命令:特朗普要求在1月中旬之前将美军在阿富汗的数量缩编至2500名,同时还将在伊拉克的美军减少到3000名。在该命令发布之前,国务院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通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两个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米利的脑海中盘旋:一是特朗普可能会引发一场海外危机,例如与伊朗战争以转移注意力或为其在国内攫取权力制造借口。另一个是特朗普会制造一场国内危机,以证明命令军队上街阻止权力转移是正当的。米利担心特朗普会“像希特勒一样”接受自己选举的谎言,而这可能会导致他寻求“国会大厦纵火时刻”(1933年,希特勒趁着德国议会失火,控制了整个国家)。

到11月下旬,在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攻击手段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米利和蓬佩奥的合作进一步加深——这是国务卿蓬佩奥在12月1日的晚宴上向司法部长比尔·巴尔透露的事实。巴尔刚刚公开与特朗普决裂,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选举舞弊以致于要推翻选举结果。当他们用餐时,蓬佩奥告诉巴尔,他向米利提出了一项特别的计划以确保国家在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保持稳定: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与马克梅多斯通电话。蓬佩奥和米利将其称为“让飞机降落”的电话。

米利告诉他的手下:“我们的工作是让这架飞机安全着陆,确保在 1月20日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义务。”

在公开场合,蓬佩奥仍然坚定地支持特朗普。事实上,在他秘密前往米利家发表“疯子接管白宫”那番悲痛言论后的第二天,他仍然在接受采访时拒绝承认特朗普的失败,并讥讽地告诉记者:“美国将会顺利过渡到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然而,在幕后,蓬佩奥承认选举已经结束并明确表示他不会帮助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

米利和蓬佩奥都对特朗普在解雇埃斯珀后派往五角大楼的笨拙理论家团队感到愤怒。尽管米利对蓬佩奥并不抱任何幻想,但两人对此“志同道合”。正如州官员们所说,随着他们对特朗普大选后行为担忧的加剧,二人更加紧密地合作。米利认为,长期支持特朗普并渴望亲自竞选总统的蓬佩奥想要“第二次政治生活”,但特朗普最终陷入否认主义是他最终也不会越过的界限。到12月初,在二人的电话会议中,米利确信蓬佩奥真的在努力实现将权力和平移交给拜登,“让飞机平稳降落”。但他从来不确定梅多斯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大多数时候,米利还会打电话给白宫法律顾问帕特·西波隆,他并不是米利常联系的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周,真正相信特朗普保守议程的西波隆是特朗普为选举失败翻盘而采取的各种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在与西波隆打完电话后,米利告诉一位来访者,特朗普的律师“有建设性”“并不疯狂”,并且是“试图在总统周围设置护栏”的重要力量。

米利继续与接近拜登的民主党人接触,并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允许军队被滥用来让特朗普继续掌权。其中一位他经常联系的人是前奥巴马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后者被民主党人称为“赖斯频道”。他还与缅因州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多次交谈。金说:“我和他的谈话多是关于一些企图利用军队宣布武力戒严令的危险。”他承担起安抚其他参议员的责任并引用米利的诚实品格保证军方绝对会做正确的事情。

米利越来越有理由担心这种选择实际上可能会带给自己压力。11月下旬,特朗普赦免了迈克尔·弗林,后者承认自己对联邦调查局关于他与俄罗斯的接触的指控撒谎。不久之后,弗林公开为特朗普提出了几个极端的选择建议:他可以援引戒严令,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并授权军方在一些立场摇摆的州重新举行选举。12月18日,特朗普在总统办公室接待了弗林和其他一群反对选举结果的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严肃利用军队推翻选举结果。他们带来了一份拟议的总统令草案,要求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 “夺取、收集、保留和分析”投票机器,并在就职典礼结束后的60天内对所有调查结果进行“最终评估”。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号召他的追随者来到首都,帮助他继续执政。

米利对政变的恐惧似乎不再牵强。当特朗普正在被“一群疯子”游说命令军队在国内进行干预时,米利和他的将军们担心特朗普会授权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在他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鹰派方一直在鼓动与伊朗摊牌。当他们意识到特朗普可能会输掉选举时,他们加快推进此进程。2020年初,当迈克·彭斯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时,米利询问其原因。“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彭斯说。米利回忆其当时的回复:“副总统先生,世界上有很多种邪恶,但我们不会与所有邪恶开战。” 米利在选举前变得更加紧张,当时他听到一位高级官员告诉特朗普,如果他输了就应该打击伊朗的核计划。当时,米利认为这些说法不可理喻,但现在这似乎存在着一种可怕的可能性。

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是另一位频繁采取强硬措施的添油加醋者:“总统先生,我们应该狠狠地打击他们,用我们拥有的一切狠狠地打击他们。”埃斯珀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狠狠地打击他们”是奥布莱恩常使用的“乏味用语”。

在埃斯珀离任的那一周,米利被召到白宫被要求提出攻击伊朗的各种军事战略,在此他见到新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令人不安的表现。米勒后来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乔纳森·卡尔,他是故意在会议上表现得像个“该死的疯子”。在上任仅三天,他就推动了各种方案升级以应对伊朗突破核封锁。米勒的行为看起来并不是故意的,而且对米利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特朗普一直在寻求替代方案,包括在伊朗境内对其弹道武器站点进行袭击。米利解释说,这将是一种非法的先发制人行为:“如果你袭击伊朗大陆,你将发动一场战争。”在与特朗普更激进的顾问的另一次冲突中,在特朗普不在场时,米利更加直言不讳:“如果我们按照你说的做,我们都将在海牙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特朗普似乎常常是咆哮而非咬牙切齿采取实际行动,五角大楼的高层仍然认为他并非想要一场全面的战争,但即使在11月的会议之后,他仍继续推动对伊朗进行导弹袭击。

最大的担忧是伊朗会激怒特朗普。美国官员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渠道警告伊朗人不要利用美国动荡的国内局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斯密回忆道:“我们很担心伊朗会利用我们国内的局势以某种方式袭击我们。”

米利认为,在拜登就职前推动总统打击伊朗的人中有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席之地。12月18日,就在特朗普与弗林会面讨论实施戒严的同一天,米利在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的家中与其会面,亲自劝告他对特朗普让步。

两天后,即12月20日,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向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发射了近两打火箭弹。特朗普的回应是公开指责伊朗并威胁说,只要有一个美国人被杀,就会进行重大报复。这是十多年来对绿区最大规模的袭击,而且正是米利一直害怕的那种挑衅。

在假期期间,随着美国杀害苏莱曼尼一周年的临近,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警告说:“那些下令谋杀苏莱曼尼将军的人将受到惩罚。” 1月3日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特朗普会见了米利、米勒和他的其他伊朗国家安全顾问。蓬佩奥和米利讨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一份令人担忧的新报告。但是,到最后,即使是伊朗鹰派蓬佩奥和奥布莱恩也反对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

在与他的安全负责人会面结束时,特朗普把米勒拉到一边,问他是否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1月6日抗议活动。“这将是一件大事,”米利听到特朗普告诉米勒,“你有足够的人来确保我的人安全,对吧?” 米勒向他保证他做到了。而这是米利最后一次见到特朗普。

1月6日,米利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与国防部首席拜登政府过渡官员克里斯汀·沃穆斯会面。在选举后的几周里,米利开始在他和沃穆斯坐的圆桌对面的大屏幕上同时显示四个新闻网络:CNN、Fox News、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小型媒体Newsmax和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它一直在播放连福克斯都不会播出的选举虚假信息)。当沃穆斯在他们的一次会议上注意到米利的观看习惯时,米利开玩笑说:“你必须知道敌人在做什么。”

那天,米利和沃尔穆斯本应讨论五角大楼撤出驻阿富汗美军的计划以及拜登团队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安排。但是,当他们惊恐地意识到他们面前的屏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米利被召集到米勒和陆军部长瑞恩麦卡锡共同参与的紧急会议上。下午2点30分,米利进入国防部长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部署华盛顿特区国民警卫队以及从附近各州调动国民警卫队部队和司法部的联邦特工。米勒在下午3点04分发出命令,调来华盛顿警卫队。但是已经太迟了:国会大厦被一群反对选举结果的人,白人至上主义民兵,阴谋论者和特朗普的忠诚者所围堵。米利担心这真的是特朗普的“国会大厦纵火时刻”,这场危机将使总统能够援引戒严令并保持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国会领导人在麦克奈尔堡的安全设施中得到保护,他们呼吁五角大楼立即派兵前往国会大厦。南希·佩洛西和查克·舒默怀疑米勒:这个特朗普任命的不知名的人是哪一边的?米利试图向民主党领导层保证,穿制服的军队正在处理此案,而不是听从特朗普的命令。他告诉他们卫兵正在来的路上。

然而,此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三十分,国会领导人对时间如此之长感到愤怒。他们还与迈克·彭斯进行了交谈,后者也提出给五角大楼打电话。下午4点左右,他找到了米勒,那时米利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听着。“清理国会大厦。”彭斯命令道。尽管是副总统试图保卫国会大厦,但梅多斯想假装是特朗普采取的行动。他打电话给米利,告诉他:“我们必须消除副总统正在做出所有决定的说法。我们需要说总统仍然掌权。”米利后来驳斥了梅多斯,但梅多斯的发言人否认了米利的说法,称其在“玩政治”。警卫队最终在下午5点40分到达国会大厦,正如米利所说,这已经是军队的“冲刺速度”,但对于一些国会议员来说还不够快,他们会花费数月时间调查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到晚上7点,国会大厦外已建立起警戒线,FBI和A.T.F.特工在国会大厦的许多隐蔽处和狭窄的走廊中继续寻找剩余的暴徒。

那天晚上,在等待国会恢复正轨并正式批准宣布特朗普的选举失败时,米利打电话给他在拜登团队中的一位联系人。他解释说,他曾在白宫与梅多斯和帕特·西波隆进行过交谈,也曾与彭斯和国会领导人通电话。但米利从未收到总司令的消息,那一天,国会大厦自 1812年战争以来首次被敌对势力占领。

后来,米利经常回想起那可怕的一天。这位具有历史头脑的主席援引了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以微弱优势击败拿破仑之后的名言:这是一场险胜。特朗普和他手下的阴谋未能得逞,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米利和其他人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特朗普的将军。但他们对选举的反击暴露了该体系具有一个明显的弱点。“他们动摇了共和国的核心。你能想象若是一群能力更强的人能做到什么吗?”米利如是反思。

文章来源:

Susan B. Glasser and Peter Baker, Inside the War Between Trump and His Generals——How Mark Milley and others in the Pentagon handled the national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their own Commander-in-Chief, New Yorker, 15/08/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2/08/15/inside-the-war-between-trump-and-his-generals

译者介绍:

卢俊妃,北京大学法学院21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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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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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米尼克·蒂尔尼(Dominic Tierney)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传统上认为,美国鹰派尤其是国防鹰派一直是倾向于美国右翼的典型代表。但是在过去几年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军队中支持民主党执政的人数不断增加,传统右倾观点发生了改变。本文《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Liberal Hawks)于2022年9月4日刊登于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多米尼克·蒂尔尼(Dominic Tierney)认为,美国军方转向美国左翼意味着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崛起,造成这一结果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个人和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将军队视为其权力的象征,其上台后的各种行为与军方的荣誉准则及其对宪法的承诺产生了根本冲突,令美国诸多高层国防官员转向支持拜登。此外,俄乌冲突引起美国左翼的高度关注,他们将美国支持乌克兰战斗视为全球争取民主斗争的重要组成,在此点上,美国左翼与军方建立了联盟。但是作者表示,一个自由主义鹰派的时代不应该对军队无条件地拥护支持。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进步的声音来遏制“军工复合体”中泛滥的浪费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自由派应该把美国的政策引向比如保护人权、推进绿色技术研发等更进步的方向。

1967年,马丁·路德·金在哈莱姆河畔教堂向数千名远道而来的民众发表演讲,公开谴责越南战争,认为它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消除贫困运动,表示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暴力的国家”。

2022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再次援引马丁·路德·金在演讲中的经典表述以请求美国国会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今日家喻户晓。我可以说,我有一个需求:保护我们的国家。”两个月后,美国民主党人一致投票支持向基辅提供40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援助。

这两件事表明美国左翼对美国军队和战争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进步人士通常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谋杀和剥夺人性的手段,会阻碍社会进步、限制自由表达并让社会资源流入“军工复合体”。左派领导反对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谴责美国从美莱村屠杀到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战争罪行。从历史上看,进步派批评人士指责美国军队犯下一系列罪行,其中包括歧视同性恋士兵以及在贫困地区大肆征兵等。

然而几十年来,美国右翼一直支持美国的战士。国防鹰派是“里根凳子”的三条腿之一,另外两条腿分别是社会保守派和经济保守派。美国军队本身是右倾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1996年,自称为共和党人的陆军军官人数从总数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根据《军事时报》的一项民调,2016年现役军人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比希拉里·克林顿高出将近一倍。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从2021年到2022年,军队中对共和党“非常有信心”或“相当有信心”的人数比例从81%下降到71%,而支持民主党的人数比例从63%上升到67%。军方的态度也随之改变。2020年,数十名前共和党国家安全官员支持乔·拜登担任总统,他们认为特朗普“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人的角色”。在2020年大选前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支持拜登的现役军人比支持特朗普的军人多(分别为41%和37%)。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个人和乌克兰问题。

特朗普把军队视为权力的象征,任命多位美国将军。但当他意识到他们不是自己的“禁卫军”,不能坚决执行他的命令,保护他以对抗其所有国内外的敌人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让他继续执政时,他便对军队产生了反感。特朗普践踏了美国最神圣的信仰和仪式,称美国将军们是只会打仗的“傻子”,并认为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都是“失败者”和“傻瓜”。特朗普认为是军官家庭出身的人在白宫传播了新冠病毒,斥责美国战俘,表示自己只喜欢没有被俘虏过的人。他还赦免了三名被控诉或被判决犯有战争罪的军人,尽管军方领导人表示,这将破坏军队的正义准则。特朗普的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在国会作证时说,特朗普让他在1月6日准备好国民警卫队来保护他的支持者,而不是国会。所有这一切都与军方的荣誉准则及其对宪法的承诺产生了根本冲突。特朗普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将军不能像希特勒的将军(他指的是在柏林废墟中战斗的忠诚狂热分子,而不是试图刺杀纳粹独裁者的德国国防官员)那样支持和拥护他。

自卸任以来,特朗普助长了一种保守观点,即拜登正在向军队灌输自由主义思想。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说,美国军方正遭受“觉醒的癌症”的折磨,有成为“一群三色紫罗兰”的危险。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姆建议取消对军队的资助,直到它放弃军队多元化的计划。

的确,军方已经转向左翼,但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个人。乔治·弗洛伊德在2020年被谋杀后,凯利斯·赖特在推特上写道:“我是谁?我是一个碰巧是空军军士长的黑人。”在去年,五角大楼也发出警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解决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军队是“大政府”的缩影:有平等的工资、社会化的医疗以及全国最好的由美国政府管理的儿童保育系统。难怪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开玩笑说,这是“社会主义最纯粹的实践”。如今,进步人士对出现一个理解多元化价值、关心法治、愿意在民主的未来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对抗特朗普的机构满怀新的感激之情。在诸如“匿名者Q”等阴谋论盛行的时代,自由派人士意识到,军方运作于一个充满切实威胁和复杂力量交织的世界里,而他们能基本尊重现实。乔治·奥威尔曾说过,人们常常坚信谎言,直到谎言撞上真相,而这“通常是在战场上”。

此后,俄乌冲突爆发。自西班牙内战以来,还没有哪场外国冲突如此攫取住美国左翼的关注。近一个世纪前,许多进步人士将西班牙内战视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纯粹斗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和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格尔尼卡》都描述了法西斯暴行的恐怖。如今,许多左翼人士将乌克兰视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又一场较量,同时是一场罕见的战争:一场正义之战。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也加入进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张与美国左翼所代表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后者认为,普京不仅对一个民主主权国家发动了无端的攻击而且还贬低LGBTQ群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并声称“自由思想已经超出了它原有的目的”。

相比之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与全球左翼势力站在一边。在德国,绿党带头向基辅提供武器,一反德国几十年来对干预外国战争的谨慎态度。柏林的LGBTQ群体抗议者还要求德国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运输,以便有一天能在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市举行同性恋群体游行。乌克兰的自由主义者——艺术家、翻译、教师、电影制片人,也都加入了这场斗争。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我们在乌克兰的所有潮人都在战斗。”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仍有一些左翼边缘势力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邪恶帝国,并对美国的军事力量怀有深深的敌意,这其中包括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人士诺姆·乔姆斯基,他称赞特朗普是推动乌克兰谈判和平的模范政治家。但大多数左翼人士对乌克兰问题表现出了非凡的团结一致性。曾经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自由主义者们现在敦促美国政府派出更多的火箭炮以打败俄罗斯帝国主义。进步党团成员、纽约州众议员贾马尔·鲍曼在推特上说:“在普京发动攻击后,我们明确站在乌克兰这边。”

反对帮助乌克兰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右翼。特朗普一直称赞普京是“天才”,并谴责美国人提供给乌克兰大量资金援助。大多数国会共和党人支持5月份对基辅的援助计划,但11名共和党参议员和57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反对。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兹在推特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那么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结束。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声称乌克兰是美国的傀儡国家,他真正的敌人不在莫斯科而是在美国左翼。

今年3月,民主党人认为美国“有责任保护乌克兰不受俄罗斯侵犯”的比例比共和党人高10个百分点。到7月,这一差距扩大到22个百分点。最近的另一项调查发现,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支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及接受乌克兰难民进入美国境内。令人惊讶的是,42%的民主党人支持在乌克兰部署美军,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为34%。

进步人士总是把国外的冲突和国内的斗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要么是危险的“传染”,要么是正义的“讨伐”。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张海报上刊印了一个死去的孩童,并配文:“如果你容忍这种行为,那么你的孩子就是下一个。”到了下一代,钟摆的指向发生了变化:马丁·路德·金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视为对美国民权的威胁。而今天,钟摆又摆了回来:左翼人士将美国争取自由的游行和保卫乌克兰的战斗视为全球争取民主斗争的重要组成。

左派和军方之间的联盟会持续下去吗?进步人士可能会对乌克兰局势的升级感到紧张或者对战争失去兴趣。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经济仍然是最紧迫的问题。也许,就像奥威尔在加泰罗尼亚那样,一些在乌克兰的美国志愿者可能会认识到这场斗争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纯粹。左翼对美国军队的潜在担忧并没有消失。共和党人可能有一天会把特朗普推下台并试图让“80年代的乐队”——防务鹰派、社会保守派和经济保守派,重新团结起来。

一个自由主义鹰派的时代不应该意味着对军队无条件地拥护支持。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进步的声音来遏制“军工复合体”中泛滥的浪费问题(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耗费了数千亿美元)。在乌克兰问题上,自由派可以把美国的政策引向更进步的方向:强调人权,推动国家投资绿色技术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追查莫斯科的“黑钱”。

美国军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保险”,但是这保险费可能高得离谱。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用不到它,但如果需要把M777榴弹炮运到乌克兰,“军工复合体”的用处就显现出来了。

1967年,马丁·路德·金将越南战争视为美国国内外的一场灾难是十分正确的:“如果美国的灵魂完全被毒浸染,解剖后一定会发现其中的一部分是越南战争。”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更严峻的选择。泽伦斯基,乌克兰进步派和欧盟?还是普京、特朗普和塔克·卡尔森?美国左翼选择了右翼的做法。

文章来源:

Dominic Tierney, The Rise of the Liberal Hawks, The Atlantic, 04/09/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9/liberal-democrat-military-support-ukraine-trump/671328/

译者介绍:

卢俊妃,北京大学法学院21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7

旧文章ID:28375

《芯片与科学法案》下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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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奕竹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

当地时间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价值约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下简称“CHIPS法案”)。该法案经过两年的酝酿,7月27日由参议院通过,7月28日由众议院通过。CHIPS法案为美国半导体制造和更广泛的科技基础研究提供联邦政府的补贴,旨在缓解美国半导体短缺问题,鼓励美国芯片制造业回流,提高国内半导体行业竞争力,同时它还严格规定受补贴的公司在中国可以进行的投资。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何短期内影响美国芯片制造商?为何会引起部分议员和科技企业的反对?长期内能否保证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提高本土芯片制造能力?

一、CHIPS法案的两大核心内容

1)半导体制造激励计划该法案的一揽子计划价值527亿美元激励资金和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前者计划未来五年用于美国芯片制造研究的补贴,包括390亿美元的生产激励措施,其中20亿美元用于汽车和国防系统中使用的传统芯片;132亿美元用于研发和劳动力发展;以及5亿美元用于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和半导体供应链的国际安全。后者为企业提供25%的投资税收抵免,国会预算办公室预估到2031财年,这些税收抵免或将花费联邦政府约240亿美元。

其补贴的附加条件即“护栏条款”也非常明确。根据CHIPS法案,拨款发放的资金不能流向外国对手;资助接受者不应期望长期维持联邦补贴,而应是短期的关键投资。重点是严格限制接受美国国家补贴的公司在10年内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扩大其在中国或其他相关外国的芯片制造能力的重大交易,确保这些公司不会在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建立某些设施。

2)更广泛且长期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和创新支持计划该法案聚焦科学和技术(S&T)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授权了近1700亿美元给多个联邦机构用于五年内的公共研发投资,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对公共研发最大的五年投资”。这些联邦机构主要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商务部(DOC)、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和能源部(DOE),对从劳动力发展到制造技术升级等的科学研究和开发进行投资。

这些资金将在未来五年内分配给NSF 约810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用于创建一个技术、创新和合作伙伴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TIP),负责支持10个“关键技术重点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主和相关进展;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自然和人为灾害的预防或减灾;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沉浸式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数据存储、数据管理、分布式账本技术和网络安全,包括生物识别技术;先进的能源和工业效率技术;和先进的材料科学。其余的610亿美元提供给NSF发展基础研究、资助科学教育和扩大研究机会,包括授权130亿美元用于建立完整的STEM劳动力计划,包括人工智能服务奖学金和微电子教育计划,重点增加农村地区这些领域的教育机会。

法案还分配给商务部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各地新建20个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要求这些中心优先考虑位于人口稀少和以农村为主的“非领先技术中心”地区。

二、对法案的各方反应

支持者认为该法案是美国重新主导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突破,有利于美国芯片制造业的回流。一方面,来自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众多立法者与议员都对此法案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尽管担心在中国进一步投资的禁令,芯片公司仍给予了广泛支持。

尽管两党议员对该法案的具体内容及涉及金额存在争议,但在拜登和部分共和党人士的推动下,该法案仍然在美国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获得通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称,《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家庭和美国经济的一个重大胜利”。包括Todd C. Young(印第安纳州)和John Cornyn(德克萨斯州)在内的部分共和党人也加入了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arles E. Schumer(纽约州)和参议员Maria Cantwell(华盛顿州)和Mark R. Warner(弗吉尼亚州)在内的民主党支持者的行列在支持立法。

此外,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和众多芯片制造公司也表示欢迎。SIA表示,此前美国将大部分芯片制造业务外包给了海外,因此对新法案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做法非常欢迎。SIA政府事务副总裁David Isaacs 表示,CHIPS法案为该行业寻求公平竞争环境,缩小在美国与已经补贴半导体行业的国家之间的的成本差异。他表示,台积电最近决定在亚利桑那州建立制造工厂的部分原因就是CHIPS法案。CHIPS法案签署后,许多美国科技企业宣布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业进行额外投资。英特尔表示有望可以利用该法案提高其先前宣布在俄亥俄州建造半导体工厂的投资。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一度警告说,如果涉及的资金得不到国会批准,他将推迟该公司在俄亥俄州200亿美元工厂的投资计划。美光宣布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储存芯片制造,这项投资将在未来十年使美国储存芯片生产的市场份额从不足2%提升至10%。高通公司也宣布计划未来五年内将美国半导体产量提升50%。

与此同时,反对者对该法案的政府补贴形式和成本问题提出质疑。

保守派反对者认为此次政府补贴半导体的产业政策会阻碍美国的创新能力。该法案与以往美国采取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路径相悖。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和参议院伯尼桑德斯批评为“空头支票”,前者在投票前敦促他的同事们“拒绝这个有严重缺陷的法案”,并“从头开始”,后者将其等同为对半导体公司的贿赂。自由主义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批评半导体立法是对盈利行业的不必要的赠品,应该将激励措施集中在最高科技的芯片上。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达斯汀·卡马克认为,由于该法案的部分内容将令投资者在国内外“遵循”政府计划好的融资路径,可能会有损美国的创新能力,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审查政府施加的、阻碍美国公司竞争的障碍,而不是给予特定行业补贴。”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Martijn Rasser表示,这些限制可能是对芯片制造商进行更严格的对外投资审查的前奏。

此外,补贴资金的分配也引发了半导体设计与制造部门的利益之争。部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人士认为,CHIPS法案不公平地为英特尔等制造公司提供大部分优惠和补贴,对现有法案侧重于扶持制造而不是设计感到沮丧。与英特尔在客户端计算、图形和服务器/HPC市场上有最直接竞争的AMD和NVIDIA虽然都在美国设计自己的微处理器,但却与台积电和三星等外国企业签订生产合同,导致他们无法从联邦政府的补贴中获益。

三、CHIPS法案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数据,目前全球75%的半导体生产依赖于东亚,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已从1990年占全球供应量的近40%下降到今天的12%,并且没有最先进的芯片。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的下降、台湾尖端芯片生产的高度集中和中国不断增强的半导体本土化的雄心等现实情况促成了CHIPS法案的签署。

该法案首要且短期影响是缓解美国此前大部分工业基础外包而导致的国内芯片生产力严重不足的问题。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执行董事Sarah Stewart表示,“虽然520亿美元无法弥补其他国家几十年来向美国产业投入数十亿美元所造成的历史赤字,但这笔资金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利于鼓励相关企业资金的转移。”CNAS专家指出,法案的“护栏”并非要强制在外国制造芯片的美国公司完全脱钩,也并非要让这些美国公司无法获得受补贴的资格,相反,这些护栏将有助于确保这些激励措施将制造业的足迹绕回美国。在Data for Progress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研究人员估计,CHIPS法案将在2022年至2026年间创造或保留总共513,630个工作岗位。

长期来看,一方面,对芯片制造商的直接补贴对于缓解美国本土芯片制造的高成本问题效果有限。美国的芯片制造成本远比亚洲国家高,据SIA和BCG 2020年报告显示,美国半导体工厂运营的劳动成本是中国的两倍。然而该法案中对投资通常以数十亿美元衡量的半导体行业仅提供520亿美元,且建设半导体工厂不仅是芯片设施,还涉及庞大的供应网络例如数百种化学品和材料,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和易损件等。

另一方面,该法案的“护栏条款”加上此前美国呼吁建立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或将进一步激化与中国的技术竞争。CHIPS法案目的之一是提高半导体芯片的网络防御,特别是针对来自其意识形态对手的数字“盗窃入侵”与网络攻击。众议院称:“这些资金也有很强的障碍,确保接受者不会在中国和其他风险国家建立某些机构,并阻止公司使用纳税人的资金进行股票回购和股东分红。”对于盟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计划专家Carisa Nietsche 指出要协调与盟国的芯片技术合作,“朋友圈在半导体价值链中将是维护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在欧盟努力批准《欧洲芯片法》的同时,美国必须与其欧洲伙伴和盟国协调,以确保整个大西洋供应链的互补性。”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最近宣布的防止补贴竞赛的机制应成为供应链工作组的核心焦点。

四、结语

尽管CHIPS法案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重大突破”,但其能否解决半导体行业内利益分配问题、高运营成本问题和两党对政府补贴争议的问题,最终达到提高本土芯片生产能力、减少对外国芯片制造的依赖的目的,还需持续追踪。此外,法案的“护栏”条款鼓励美国芯片制造商进一步和中国技术脱钩,加上此前美国呼吁建立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或将进一步激化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其后续影响也值得持续关注。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旧文章ID:28374

佩洛西之后再触台海红线?起底“台湾政策法”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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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霖霞  来源:凤凰网-《凤凰大参考》

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提案人是什么来头?拜登和美国国会的博弈背后透露了什么?如果被通过,对中美关系有多大冲击?《凤凰大参考》解读。

核心提要:

1. 所谓“2022年台湾政策法”脱胎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该法案涵盖美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支持,完全无视“一个中国”原则而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预示着台湾或成为美国最亲密的伙伴。

2. 提案人格雷厄姆与梅嫩德斯“反华”已久,是美国政坛近年来对华敌对情绪的缩影。他们曾试图通过大肆鼓吹“中国病毒论”、抵制北京冬奥会、提出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

3. 在过去的十年里,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获取政治利益早已成为美国两党的竞选工具。拜登政府看似对外拥护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特朗普时代遏制中国的态度。

4. 目前该法案能否在国会中通过仍然未知。据报道,拜登政府正在不顾格雷厄姆的强烈不满而游说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份法案踩刹车。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遵循目前的这种路径,将可能会恢复美台军事联盟,这是对中美关系基础的直接挑战,而中国大陆必定会有更强硬的回应。


1、自诩为美国“对台政策”最强重组“2022台湾政策法”到底是什么?

“台湾政策法”脱胎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该法案由美国卡特总统签署,于1979年1月1日生效,1979年4月10日签署成为法律。此法律的目的很简单:方便美国打着所谓“保护台湾”的旗号,越过中国大陆,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和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维持与中国台湾的商业、文化等其他关系。

2022年4月,两位“反华”老手——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对台湾地区进行了突然访问,从台湾回来后,二人便于6月共同提出了所谓“2022年台湾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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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鲍勃·梅嫩德斯(左)与林赛·格雷厄姆(右)

相比于1979年的版本,2022年的版本显然增添了不少火药味。法 案具体内容包括:为加强中国台湾的防御能力,美国会制定一个全面的培训计划并在未来四年向台湾提供近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为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会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架构提供额外支持;为加强台湾的经济发展,美国会强化与中国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并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支持与台湾之间的教育交流,美国会创建台湾奖学金计划;最后, 法案最重磅的部分在于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根据美国法律,“主要非北约盟友”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这将预示着台湾或将成为美国最亲密的全球伙伴,特别是在“国防”贸易和安全合作方面。

此次经过调整、由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淡化了一些“外交承认条款”, 比如“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任命不再要求如美国驻外大使那样需要送参议院确认;台北经文处更名也从强制“要求”变成建议性的“国会意见” (sense of congress)。在将台湾当作“主要非北约盟友”方面,新版本议案的表述由原来的直接“指定”(designated)调整为台湾“应该(shall)像被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那样被对待(treated)”。新议案还微调了一些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条款,对美国政府的强制性更少了,灵活性更大了。然而,对台安全援助的条款基本没有改变,保留了4年45亿美元军事援助融资条款。

可以说这项法案完全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美国式的优越感。

2、鼓吹“中国病毒论”、诋毁中国发展两位提案人“反华”已久

不可否认,美方此次“对台政策”的升级是中美两国近年来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重要体现 ,而作为法案的提出者,格雷厄姆与梅嫩德斯手中的“反华”大旗高举已久。

南卡罗来纳州资深参议员 格雷厄姆 今年8月2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不仅蔑视佩洛西对华态度过于软弱,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可以这样说,我在这之前对中国的态度就已经很强硬了。”

来看看他之前都有哪些劣迹。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格雷厄姆对中国妄加指责,在特朗普的耳边煽风点火,称贸易战给国内民众带来的痛苦是“中国强加给美方的”,并用“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经痛苦”来哄劝美国企业;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格雷厄姆先是鼓吹“中国病毒论”,后是高举“实验室泄漏论”,以“自我损失惨重”且中方“另有隐情”为由,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制裁;2021年,格雷厄姆更是忽悠其他国家抵制中国冬奥会;2022年,格雷厄姆又借着俄乌战争的东风,拉踩中国,妄称中国可能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手;随后,格雷厄姆又瞄上了中国台湾。 今年4月14日,他不顾中国大陆的反对,率领5名美国立法者代表团高调现身台湾地区,事后还沾沾自喜,认为干了一件大事,耻笑拜登政府“愚蠢且软弱”。

梅嫩德斯也总公开和中国对着干。我们也来扒一扒他的黑历史。

2019年7月11日,作为参议院民主党人领导者的梅嫩德斯公布了一项总额为3500亿美元、名为“2020美国领导法案”(America Leads Act of 2020)的全面立法计划,以寻求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2020年7月,梅嫩德斯发布了一份长达58页的报告,警告称“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必要步骤阻止其发展,中国很快就会作为一个领先的科技超级大国,重新书写互联网的规则”。上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后,梅嫩德斯对中国的敌视更加浓烈。2021年,梅嫩德斯与参议员吉姆·里希共同提出了针对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意欲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向中国施压。2021年下半年,梅嫩德斯又把目光投向台湾地区,他连同其他参议员提出法案,以寻求美国支持台湾作为非借款成员加入美洲开发银行,美其名曰“提升台湾的国际参与”。2022年4月,梅嫩德斯与格雷厄姆等一行5人高调现身台湾地区。

3、非一日之寒:法案背后是愈发紧张的中美关系

格雷厄姆与梅嫩德斯这俩人其实是美国政坛近年来对华敌对情绪的缩影。

更准确来说,“中美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这句话适用于过去,适用于现在,或许也会适用于未来。”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作为美国政治武器的效用得到了充分发挥。2012年,奥巴马总统利用中国反击共和党米特·罗姆尼;特朗普将对付中国作为其2016年竞选活动的核心,谴责中国通过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造成系统性伤害,却对自己在中国进行广泛商业交易的证据避而不谈。 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来获取政治利益,早已成为美国两党的竞选工具。 不论是迎合美国民众,还是出于对中国的忌惮,美国政坛对中方的敌对态势从未消逝,且愈演愈烈。

自特朗普上任后,这种紧张状态走上了明 面。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对华政策的转变,原来的接触战略转变为遏制战略,直指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虽然从2017年至今,这一转变在美国政府内并不稳定,有时两党甚至出现严重分歧,但事实证明,美国还是在“一瘸一拐”的决策中走向了更加反对中国的一端,这从佩洛西窜 台也能看到。拜登虽一直不赞同佩洛西访问台湾,但佩洛西最终也还是去成了,因为拜登只是“担心”,而不是“不同意”。

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对中国的看法都比过去要负面得多 。调查称,长期以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对中国持有更多的不利看法,但在过去一年里,两党的不利看法都迅速攀升,83%的共和党人对中国持不利看法,而民主党人则为68%,皆创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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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两党对华负面态度情况,红色折线表示共和党,蓝色为民主党

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调查显示,特朗普开创了一个更具对抗性的中美关系时代,而拜登虽看起来语气更加平和,且对外拥护多边主义,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态度。例如,尽管在过去一年里,中美有着大量的双边外交活动,但许多会谈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唯一的亮点是在气候方面的一些合作。在过去的一年里,拜登政府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列入其贸易限制名单,还建了一堆“反华”群例如AUKUS、QUAD。 “中美双方在与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上,对立立场已基本形成,且几乎没有留下调整的空间。”

4、准还是不准“2022台湾政策法”?拜登很头疼

那么有人就会问, 佩洛西窜台已成既定事实,如若“2022台湾政策法”在国会中获得通过,美国政府公开挑衅中国的领土完整,中美是不是要彻底撕破脸了?

现在来看,这或许还是个伪命题。换句话说,该法案能不能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还是个未知数。

自上任以来,拜登多次在公开场合和闭门会议上敦促国会缓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包括这次的“2022台湾政策法”。据熟悉此法案的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目前正在游说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份法案踩刹车。

《国会山报》8月6日报道称,国会消息人士证实,拜登政府和最高立法者在“2022台湾政策法”上存在分歧。白宫担心该法案内关于台湾地位的强硬措辞会破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现有平衡状态。彭博社此前也引用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Chris Murphy)的评论称“白宫有重大关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美国政府对该法案中的许多内容措辞有异议。

此前,该法案在7月的最后一次预定审议中被搁置。由于参议院准备休会一次,据消息人士称,外交关系委员会当时计划将会议重新安排在9月。据报道,该委员会的民主党发言人没有回答“是否是拜登要求该小组推迟会议”的问题,白宫方面也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不过,这还是引来了法案幕后推手——共和党提案人格雷厄姆的不满,他炮轰拜登团队的犹豫不决是“对如何保持世界秩序的误判”。他对彭博社说: “每一次,他们都走最弱的道路。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参议院会议上,它绝对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

据美媒《快报》(The Dispatch)报道,拜登团队早已意识到,由于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及中国国内会议在即,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都会处于敏感状态, 中国极有可能对美国政府的挑衅行为做出有力的回应,“2022台湾政策法”势必会成为一个靶点。

不论如何,该法案要正式成为法律,还必须在众议院赢得足够的支持并得到拜登的签署,而目前来看,拜登团队对该法案并不看好。

5、对中美关系的杀伤力究竟会有多大?

当然,凡事都要做最坏打算。假设美国国会真的给这项提案亮了绿灯,中美关系会不会面临颠覆性的变化?这样的判断也并非空穴来风。此前有专家称,随着佩洛西窜台之旅的顺利开展以及8月的休会空档期,一些参议员可能会趁机推动对该法案进行修订,以解决拜登团队的担忧。 也就是说,所谓的“2022台湾政策法”很有可能会因此在国会审议中进入“快车道”。

如果说之前美国是在红线边缘试探,那么此次该“政策法”的出台,或将代表着美国直接把自己明确地放在了台湾问题的红线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美关系专家陆翔认为,“ 该法案如若通过,则相当于承认台湾的主权,这将颠覆中美关系 , 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8月10日,曾在里根和老布什任内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职员以及总统行政办公室特别助理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佩洛西的行为推翻了战略常识、失去了控制”。作为一名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包道格曾多次表示,美国政府坚持“一中政策”有助于维持台海和平,但他也直言现状堪忧,“我看到一种类似白蚁的行为,侵蚀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的框架,尽管一直说外面没有变化,但正从内部吞噬它”。基于此,他认为目前中方批评美方言行不一致、奉行虚假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是没有错的。“我可以理解中国因何而抱怨,这应当促使美国在构建对台湾的关系时更加自律。”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则表示,鉴于该法案的最终措辞还在不断修改,现在对该法案的影响进行预判还为时过早。“很有可能,最终这项拟议的立法还会像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那样,语言模糊,立场不明确。”但罗伯特·萨特同样表示: “即使最后获得通过的是毫无约束力的‘2022台湾政策法’,这也将激怒中国,并可能使中美紧张局势恶化。”

据《南华早报》8月10日报道,专家们普遍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悲观,因为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有可能控制国会两院,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亲台”立法出台。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美国声称的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虚,越来越空心化。与此同时,它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实质化。实际上,美国现在奉行的是“一中一台”政策,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该法案可能比佩洛西之行更具有挑战性。“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遵循目前的这种路径,我认为这将可能会恢复美台军事联盟,这是对中美关系基础的直接挑战,而中国必定会有更强硬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日强调, 有关法案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作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独”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停止推进审议有关法案。 中方将视该案进展情况和最终结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参考文献

1.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nancy-pelosi-taiwan-visit-china-us-tensions/card/nancy-pelosi-s-visit-reflects-growing-u-s-bipartisan-support-for-taiwan-GgLl0Bo49Smj98pCVfux

2.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menendez-graham-introduce-comprehensive_legislation-to-overhaul-us-taiwan-policy

3.https://www.foxnews.com/media/graham-responds-pelosi-pivot-china-taiwan-trip-hard-china-cool

4.https://www.nytimes.com/2020/09/17/us/politics/democrats-china-strategy.html

5.https://www.wionews.com/world/united-states-may-lose-cyber-domain-to-china-says-senate-report-315144

6.https://www.scmp.com/knowledge/us-china-relations/article/3130528/senators-propose-more-programmes-help-us-compete-china

7.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senators-want-bigger-inter-american-development-bank-role-taiwan-2021-10-27/

8.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politico-china-watcher/2022/02/10/tough-on-china-gains-traction-as-electoral-test-00007570

9.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congress-is-more-important-than-ever-in-us-china-policy/

10.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7/30/republicans-see-china-more-negatively-than-democrats-even-as-criticism-rises-in-both-parties/

11.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2/21/why-u.s.-china-relations-are-locked-in-stalemate-pub-86478

12.https://uphill.thedispatch.com/p/taiwan-bill-delayed-amid-white-house

13.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2/08/11/how-the-crisis-over-taiwan-will-change-us-china-relations

14.https://uphill.thedispatch.com/p/taiwan-bill-delayed-amid-white-house

15.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88334/taiwan-bill-looms-and-it-could-pose-direct-challenge-us-china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5

旧文章ID:28373

中美之间的战略较量,必须彻底丢掉幻想,坚定“不破不立”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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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朴扣东  来源:今日头条

现在中美之间早已不是“斗而不破”的问题!美国要“霸权永续”,美国要“一超独霸”,在美国统治集团、寄生体集团、军工复合体、金融寡头们眼中,就必须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直至战略剿杀,最低限度也要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打掉,终极目标是实现其“霸权永续”的美梦。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战略家而言,美国之于中国是“不破不立”,根本就不存在“斗而不破”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而言,也唯有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坚定决绝的战略决心和意志,气吞山河的胆略和气魄,果断霹雳的行动和手段,坚决彻底地粉碎美国统治集团的罪恶图谋,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光荣崛起、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于美国也只能是“不破不立”,又怎么能“斗而不破”呢!“斗而不破”是阴谋家和软骨病患者的逻辑!绝非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逻辑!

除非中美之间经过决绝的战略较量,中国把美国已经逼迫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美国才会放下身段,放下傲慢的姿态,否则,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更不要指望通过“斡旋和交易”得到。现在谈判重要的是姿态,而不是结果。而且中国在与美国的斗争中,“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一定要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绝对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也绝对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更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5

旧文章ID:28372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4)——台湾关系法(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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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参见上文: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3)由法律公案初见美国的“不靠谱”》

5.《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年)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认为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建交及中美关系的基石及地位最高的文本的话,在美国,拥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被确立为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TRA),才被认为是主导和影响“中国政策”地位最高的文本。

1)TRA的背景

1970年代的美国,改善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主要是总统/白宫。作为美国分权体制里的行政机构,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受选举政治的影响和干扰更少;他们每日聆听并受下属技术官僚的意见(外交、国防等职)的影响;他们有专门的外交政策专家及幕僚支持(尼克松总统背后有基辛格;卡特背后有布热津斯基);虽然也是经选举上台的,他们更加富有宏观视野,能够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另外,总统掌握实质的外交决策权,能够拍板决策,不用将什么东西都拿到台面讨论,避免了一经讨论就受各种因素左右,失去影响控制、彻底变形走样的情形。

卡特在1978年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同时终止了与台湾当局/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废止了《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对此,美国国会里反共及亲台的政客们感到震怒,他们立即联合起来,紧锣密鼓采取行动,希望消除卡特的影响,最大程度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

其中部分议员希望诉诸司法手段——这就是上篇所介绍的Goldwater vs. Carter案,要求法官出面判定总统无权单方面废止国会所通过的对外条约。但最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选择不掺和此事。

另一支则利用国会的立法功能,用立法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推出来的《台湾关系法》(TRA)。

其实,在1979年1月29日,卡特政府也提出了一个立法提案——《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简称TEA)。白宫认为可以通过这项法律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但国会拒绝了TEA,认为其措辞和手段均太弱。相反,国会火速推出了自己的法案——TRA。

TRA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火速通过:

——1979年2月28日由民主党众议员Clement Zablocki(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非常反共)提出;

——1979年3月13日通过众议院;

——1979年3月14日通过参议院

——1979年3月24~29,两院复商议,消除文本差异,各自通过最终版本;

——1979年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当时,卡特政府的角度,需要对台湾当局有个说法,大方向是希望和中国大陆搞好关系,一起对付苏联。但美国主流政客是这样考虑的:

一、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苏联是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依然是冷战、全球反苏、反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也希望借助TRA表达对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反对;

二、美国对于东亚/亚洲的传统盟友是有军事“承诺”(commitment)的;在这些美国政客的心中,美国能否继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是关乎美国在东亚/亚洲的军事及政治信用的;说白了,美国对台湾是几十年的盟友关系,不能说撤就撤,必须有个说法,有个延续。台湾可以说是美国在东亚军事政策的“试金石”;

三、TRA正文里有许多关于军事与防御的内容。当时,美国认为大陆和台湾仍然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TRA是因为SAMDT被废止 而产生的,自然要延续许多关于军事防御的内容;

四、美国并不希望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也不希望被卷入其中。这里,美国要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找到平衡,一是美国认为要在军事上给予台湾足够的支持,以“震慑”大陆;二来也不希望给台湾过多的军事承诺,防止被台湾当局“带偏”,使得美国被迫卷入冲突。当时的外交专家和政客们都能认同的一条是: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大陆和台湾的分治的“现状”。其实,这一条早在1954年签署SAMDT就已经确立了,甚至到2020年代也没有发生改变。

TRA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里推出的。在重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时,它既包括了一些符号性的内容,也包括了许多实际可操作执行、有实际意义的内容,是美国继与中国大陆政府建交后对两岸问题的“再平衡”。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政府来说,TRA是一个赤裸裸的背叛。

2)TRA的内容

a)表达了对总统的意见:上来先说,由于美国总统中止了与1979年1月1日之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的关系,因此,国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此法以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通过授权维系台湾与美国的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维护美国外交政策。(作者注:此处,将国会与总统的博弈说得一清二楚)

b)美国对台政策的原则:开宗明义,明确美国的政策为:

i)要保护美国与台湾、中国大陆及其他西太平洋地方人民的全面、深入、友好的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

ii)宣布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系美国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同时也是国际关注事项;

iii)明确说明美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未来预期的基础上的——台湾的未来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作者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为美中建交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美方认为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换言之,如果中国大陆不对美国承诺未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美关系也就没有了基础);

iv)任何采用和平以外的方式解决台湾的未来——包括制裁与禁运——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威胁,并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问题”(作者注:美国国会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做了扩展,不仅包括军事行动,还包括了制裁与禁运);

v)要为台湾提供防御型武器(arms of a defensive character)(作者注:以法律的形式将对台出售武器固化成为基本政策);

vi)要维持美国的能力(capacity),以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社会或经济体制的武力(force)或其他形式的胁迫(coercion)(作者注:也是对SAMDT防御承诺的延续。文本表述上不仅针对中国大陆,还针对任何第三方)。

c)政治目标:TRA并指出,要将“保护和促进1,800万台湾住民的人权重新确立为美国的目标”。(作者注:TRA行文基本仅商业、社会、安全等概念,表面上回避讨论政治,但此处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上升到了政治与价值观的高度,这也是对SAMDT(单纯的军事防御条约)的扩展和升华)。

d)对台湾的防卫支持部分。国会希望通过立法,延续SAMDT的部分内容,因此这部分是TRA核心,内容在Sec 3:

i)“美国将会对台湾提供能够满足后者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的防御设备与服务”(The US will make available to Taiwan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in such quantity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作者注:英文文本的用词是“will”(“将会”),“will”表达的是一种意向,相比“shall”(“应当”)而言,法律约束力更弱;)

ii)“总统和国会将决定防御设备与服务的性质及数量——此将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台湾需求的判断,并依据法律的程序行事。在确定台湾军事需求的过程中,应当纳入美国军方机构对总统及国会的建议”(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shall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quantity of such defense articles and services based solely upon their judgement of the needs of Taiwan,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established by law…)(作者注:立法本身并未说明总统和国会程序上如何判断台湾的军事需求。但通常的理解是,白宫牵头做决策,并知会国会;国会有权复议,或以其他形式参与到流程中来)

iii)“如果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体系受到任何的威胁,或者美国的利益自此遭到威胁,总统需要第一时间知会国会。总统与国会将根据宪法流程一道确立美国在面临该等威胁时所应采取的合适行动”(The President is directed to inform the Congress promptly of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and any dang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ising therefrom.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shall determine in accordance with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appropriate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any such danger.)(作者注:根据该立法,台湾受到各种形式的威胁,总统需要第一时间报告国会;同时,总统所需采取的行动只是报告国会,由国会和总统共同决定下一步。这是国会对总统的收权。这也使得TRA并未对台湾承诺的明确防御义务,相反彰显“战略模糊”,其内容、内涵、约束力远不如作为双边条约的SAMDT)

e)经济与政治关系。TRA的核心是将台湾作为一个实质国家来对待。Sec 4的条款:

iv)Sec 4(a):缺乏外交关系或外交承认不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法律适用(“the abse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r recogni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ly with respect to Taiwan in the manner that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with respect to Taiwan prior to January 1, 1979”);美国法律在适用台湾时应当和1979年1月1日之前一样;Sec 4(b)(1)在任何时候,美国的法律指向或关系到外国国家(countries)、民族(nations)、政府(governments)或其他实体,相关的条款及相关的法律应该适用于台湾。)(“whenev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fer or relate to 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 such terms shall include and such laws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Taiwan”)(作者注:Sec 4里不厌其烦的列出了各种对台湾的法律适用情景,目的是使美国得以将外交上不承认台湾所导致的法律影响在美国国内全部消除。换言之,除了在形式上不承认台湾当局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外,其他一些实践照旧。TRA要求美国在法律上沿袭1979年1月1日之前的安排,将台湾按国家实际对待)

f)美国与台湾的外交机构。为了延续与台湾的“非正式”外交关系,TRA在Sec 6~9里确立了美国将在台北建立一个办事机构——“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中文“美国在台协会”)。该机构形式上是一个在华盛顿特区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经费和运作指导、受美国国会授权和监督,实际负责的事务和原来的大使馆一样,只是换了个牌子变了而已。根据Sec 10,美国会同等对待台湾的对口机构(Taiwan Instrumentality)。(作者注:台湾驻美机构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aiw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简称TECRO)。为了在形式上做“到位”,TRA还在Sec 11里特别规定:凡是到AIT上班的美国政府雇员都需要暂时解除公职。(作者注:因此,人还是那些人,纯粹只是换了块牌子。到2002年,这层窗户纸也捅破了:美国国会通过了《2003年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2003)授权美国国务卿及其他政府部会首长可以选派公职人员正式进入AIT任职)

3)对TRA内容的进一步评析

a)TRA是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对抗与收权,旨在说明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彼时的美国总统/白宫/国务院是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发展正常关系的,但国会议员无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利益上、个人关系上都与台湾关系更深;台湾在国会的游说团也非常有力。国会希望通过台湾问题以及立法权能,牢牢把握并塑造、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b)TRA是对中美前两个公报精神、原则、内容的践踏,也是对中国内政/事务的直接干涉

TRA行文里只字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政府,也未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关心的只是如何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后,如何继续界定与维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根据TRA,美国除了不在国际上给予台湾正式的承认,不接受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与台湾建立形式上的正式外交关系外,一切实践均照旧,将台湾作为实际上的实国家对待,甚至还花费心思研究如何在形式上做到位(例如设立AIT)

TRA里明确反对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明确包括了制裁、禁运等手段),并认为这违反美国利益

上述一切都是TRA立法的初衷与目标。通过这个立法,暴露了美国在前两个联合公报中试图保持“战略模糊”之处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指控美国背信弃义——实际上,背信弃义从中美建交伊始,当TRA成为美国的国内法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c)TRA尝试拓宽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联系。SAMDT的语言里更多的是冷战时期的表述,例如对抗军事攻击,以及对抗“共产颠覆活动”(communist subversive activities )。TRA里,一方面弱化了反共表述,但另一方面却表示要维护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保护台湾的人权等(尽管1979年的台湾仍是国民党治下的权威主义政府),但一下将美国对台湾的政治联系与“政治承诺”(political commitment)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相比之下,SAMDT就只是两个反共主体之间签署的军事条约,显得“狭隘”了。1990年代,台湾进行西化的政治制度改革,令美国人觉得更加“熟悉”和“亲近”,自然也增加了美国对台湾提供保护的动力。这些都是TRA埋下的伏笔

d)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部分:TRA希望在可能的范围里延续SAMDT的安排,维系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承诺。但毕竟美国与中国大陆已经建交,TRA的效力远不及SAMDT,更多的是表达美国的政治与政策取态

防卫的范围和SAMDT一样,只包括台湾本岛(“Taiwan”)加澎湖(“Pescadores”),不含金门、马祖等其他由台湾当局控制的领土

SAMDT是一个共同防御条约,TRA是一个美国国内法,只确立了美方的政策、法律、态度等,不能确定台方的政策与态度。所以,美台互有义务的共同防御式不复存在了。同样的。SAMDT授权美国在台湾驻扎陆、海、空等军事力量,在TRA里自然也是不存在的,TRA只规定了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TRA将台湾受到威胁的手段和形式扩大了:不仅仅再是对抗军事进攻,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非军事手段,例如制裁、禁运,包括对台湾社会经济体制的威胁等比较笼统的表述

TRA里只说了美国要维持(maintain)相关的“能力”(capacity)以对抗危及台湾安全、社会或经济体制的力量或行动,但却未说明美国究竟如何适用这种能力;

根据TRA,美国“将”对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御支持,但对于如何定量,走什么样的具体程序,没有明确说明;如果真的遇到危机,白宫要做的事只是对国会汇报,后面需由国会与总统共同决定美国的支持事项。综上,TRA表述的更多的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取态与政策,但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性。如此表述,也是“战略模糊”的一部分——美国一方面希望在中国大陆方面留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担心在台湾方面写得太清楚的话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其中,还存在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博弈

4)TRA在美国的地位:作为美国国内法,高于中美联合公报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不熟悉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也不易理解TRA的地位,以及在美国视野里,TRA和中美联合三个公报之间的关系。

到白宫网站搜索“One China Policy”,或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众号搜索“一个中国”,会发现美国政府的官方表述始终如一:

“关于台湾,拜登总统强调,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 "一个中国 "政策……”(President Biden reaffirme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é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视频会晤纪要》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7/28/background-press-call-on-president-bidens-call-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如之前所写,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还要接受一些历史文件“指导”,而在指导文件中居于第一位的就是TRA(地位在中美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之上)。

根本原因在于,TRA在美国国内是正式的立法(TRA,美国联邦公法第96–8号,法律汇编93 Stat. 14),享有其他行政命令、决议甚至对外条约都不具备的“神圣”地位。因为它是法律,总统和行政部门就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在美国国内视野,中美联合公报的法律地位尚不及SAMDT——因为SAMDT是参议院通过的,所以,卡特总统一手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后,引起了国会政客极度不满,一边是闹到最高法院,一边是加速推进TRA。

而从华盛顿政客视角看来:

——中美联合公报只算是总统/白宫的外交政策陈述与表态,甚至不属于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无论是对内(美国)和对外(国际上),都没有特殊的法律地位(针对这一条,中方完全不同意,中方认为中美联合公报是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人们当然可以争议中美联合公报对内对外的法律地位,但无人能争议的是TRA在美国国内的法律地位;

——未来,中美关系朝任何方向发展都有可能,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不排除有总统一举废止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朝好的方向发展,也许有总统能与中国提出新的、积极的联合公报。毕竟,这些都在总统/行政部门的授权范围之内。他们今天可以改成这样,明天可以改成那样,今天可以说这样的话,明天可以说那样的话,都是政策表述,但没有确定性和恒久性。同样的,国会任何一院都可以通过决议(resolution),但决议也是没有约束力的。TRA的地位不同:TRA是国会两院审议通过、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下,TRA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白宫/总统/行政部门在对外谈判时,可能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例如可能受到北京/外国的影响,但无论如何,TRA是不在谈判桌上的,白宫/总统/行政部门无法对TRA做任何事情,北京也无法影响到TRA。TRA就是国会的抓手。

——中美联合公报有很多含糊的表述及争议(例如中英文版本就一些关键字眼的问题);“六项保证”则一直没有放在台面,是保密的,TRA不同:它自1979年就是一个公开的、正式的立法,行文表述也比较清晰,从来没有人能够绕过TRA,假装其不存在。相反,它在过去四十年里很大程度影响了美国的对台/两岸/对华政策。

以上,使得TRA在美国国内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历史上不同的美国总统针对对华政策、两岸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表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鹰派;有的人相对亲大陆,有的人相对亲台湾。但没有人能够质疑和挑战TRA,相反,都在重申TRA的神圣地位。

5)中美的根本分歧

现在回过头看,中国政府签署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认为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条约,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美联合公报不仅仅有约束性,甚至还带有一些神圣性——作为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有担当的大国,对这样的条约、承诺,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认真履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领导人/政府都是这么做的。

美国方面,上来就是权力分离的,谈判、签署联合公报的总统只代表政府的一支(“行政部门”),在美国国内看,他就缺乏足够的政治授权。而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授权,那么签署出来的东西也就没有约束力,是可以被后来人推翻的。到最后,美国认定的是自己的国内法TRA,认为这才具有约束力,可以压倒联合公报及一切对外条约。

中方既然不能改变TRA,只能将联合公报作为抓手,与每一任美国总统确认其对“一个中国”及中美联合公报的提督看法。而美国的总统/行政部门也特别善于利用TRA和北京周旋,说点有利于中国大陆的话(“外交政策陈述”)自然能够获得北京的认可,获取一些谈判筹码,但随时又可以反转,称自己只是一个“行政部门”,权力有限,要受制于国内立法TRA,无法做出北京想要的重大政策调整,等等。

中方经历了美国几十年的政治操弄,肯定已是极为厌恶,归根到底,是美方没有原则、没有担当、背信弃义。在此过程中,两国政治制度及政治文明、文化的差异肯定对于消除分歧无助于事,相反还会进一步扩大分歧。

此外,中国也在采取对应的、“镜像”的举措——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及政治章程的修改(从《反分裂国家法》、宪法到党章等)把台湾问题/祖国统一问题以最高的法律和政治形式明确下来。而当今的中美政治情势是,中国的任何举动,又会推动美国朝反方向迈进,双方的隔阂和差距越来越大。

本文写作的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推动《台湾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而通过对TRA的介绍,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通过针对台湾问题立法来塑造和影响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一旦《台湾政策法》出台,对中美关系可能形成的灾难性打击。

(待续)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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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3)由法律公案初见美国的“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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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参见上文:《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2)《中美建交公报》的文本分歧和政治分歧》

3.美国白宫中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

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美国,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整个谈判过程均由白宫主导,美国国会被“蒙在鼓里”。蒋经国是在《公报》发布前的半夜被美国官员叫醒告知这一噩耗的。12月23日,副国务卿Warren Christopher宣布:SAMDT也废止了。对国民党台湾的官员及美国的反共及亲台势力而言,整个过程不仅令他们愤怒,还具有极大的侮辱性。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志在反扑,把美国的对华政治与政策重心挪回到台湾上来。

《中美建交公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未能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一开始,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美国的政策就转化为对台出售武器。尽管说中美双方就邦交正常化达成了方向上的一致,但就针对美国对台售武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解决。

卡特政府(包括卡特总统及外交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等)知道他们无法在美国国内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对付美国国会,还是对付公众。他们希望将问题留待时间来解决。而卡特作为一个政客来说,其国内支持率岌岌可危,推动中美建交及推动双方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加分,收益已经可观。他的动力在于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对台售武这个“后门”。

而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而言,解决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应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都需要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甚至上是一定程度的盟友关系。虽然台湾涉关统一大业,不是一个能够放在谈判桌上谈判的因素,但领导人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时间解决问题。同时,卡特政府/团队确实也表现出了很大的诚意,在《中美建交公报》就将对台售武这个“后门”告诉了中国领导人,管理了中方的预期,没有给中方任何的“意外”。此外,要看到,在1979年、1980年代初这个时点,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统一是抱有非常乐观希望的,认为是十年之内即可以完成的事情。

在大局考虑及乐观主义驱动下,双方将历史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但要看到,中国的领导人对美国的分权制和美国国内政治动力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很多事情的演变发展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如果说中美前面两个《公报》属于破冰、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么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争议点就是台湾问题了——无论在中美之间,还是在美国国内均是如此。这里面要提一提美国与台湾国民党/中华民国签署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

中美建交后,卡特即宣布SAMDT失效。又基于SAMDT第十条的规定,“任一缔约国得于废约之通知送达另一缔约国一年后予以终止”,因此,SAMDT到1980年1月1日才正式终止。但中美建交后四个月,美军即开始实质撤离台湾地区。

回顾一下SAMDT。SAMDT是在1954年12月2日签署的,SAMDT签署后,美方于1955年4月26日成立了“台湾联络中心”(Formosa Liaison Center);美军的驻台官兵由美国陆军、美国海军、美国空军组成(以空军人数最多)。当时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总司令Alfred Pride中将出任了中心的司令;1955年11月1日起,Pride宣布将该中心改称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USTDC”,徽章如下),直属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之后,USTDC就成为防卫台湾及澎湖群岛的军事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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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DT共维持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当时是冷战时期,美国谋求在东亚/东南亚与各个国家建立盟友关系,遏制及围堵共产主义发展。而由于东亚/东南亚各国历史经纬比较复杂,诉求并非单一,不易建立起多边联盟关系,所以美国与各国/政权一国一策建立双边关系,SAMDT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签署的。美国通过这个条约,实质上认定了中华民国系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再结合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双边关系,帮助在区域内遏制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

但在当时,美国对国民党台湾/中华民国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其一,美国将条约规定的美方范围规定为“西太平洋”的美国辖域(例如关岛等),一旦发生战事,国民党台湾/中华民国是有防御义务的——虽然这与蒋介石政府当时反攻大陆的诉求毫无关系。这一约定与《美日安保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也是不同的。

其二,美国将条约规定的国民党台湾/中华民国范围规定为台湾(Taiwan,本岛)与澎湖(Pescadores),这与蒋介石政府的诉求也不一样:蒋介石政府当然希望美方能够扩大覆盖范围,将整个中国大陆都纳入到防御范围内,但美国怎么可能再介入中国内战呢?他们只是希望在台海维持现状而已。基于此,美方甚至没有将金门、马祖以及其他仍在国军控制中的大陆沿海岛屿包括在内:

——为测试美国的防御底线,1955年1月,解放军轰炸浙江沿海仍由国军驻军的一江山、大陈岛等岛屿,并在1月18日攻下一江山。其后,美方协助国民党军在2月份撤退大陈岛守军及居民。其后,解放军进驻,解放了大陈岛;

——解放军亦对SAMDT界定防御范围之外的金门进行持续的炮击(战况最烈为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史称金门炮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美方表现克制,除了提供部分武器、协助后勤运输外,未直接参战,明确了SAMDT的边界。此后,解放军对金门不时有炮击,直到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当天,方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宣布至此停止炮击。美国不愿介入金门、马祖冲突,说明美国当时是希望维持台海现状的。实际上,美国并不关心金门,甚至不建议国民党台湾在金门部署太多的武装力量。

其三,除了防御解放军进攻台湾外,根据SAMDT第七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御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 强调美双方要“共同”协议,而美国的防御范围只会包括台湾和澎湖,实际上也就使得国民党台湾不可能寻求单方面进攻大陆。

在建国初期,大陆政权还比较薄弱,美国倒向哪一边,确实会对局势产生巨大影响。截至1970年代末,美方军事力量的存在妨碍了中国结束内战、实现统一。不过,反过来看,当时是隔海而治,局势也不能说完全确定,美方一方面干预了两岸关系,另一方面确实也没有支持国民党台湾反攻大陆的机会,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现状的作用。

当时,美国关心的就是遏制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展,对金门、马祖这种军事战略意义微小的领地并不关心;它也不希望两岸真的产生军事冲突,更不愿意为此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与力量。尤其是,它对两岸/两党所关心的中国统一事业肯定是不关心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反而从两岸分治中看到某些利益:

——给美国提供地缘政治上的灵活性外;

——将海峡问题作为与两岸政权分别谈判的政治筹码;

——将两岸问题变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与动能:例如批评另外一党的中国政策过于偏向大陆或过于偏向台湾等等。

但无论如何,废止SAMDT后,美国的正规军就撤离台湾了。1979年4月26日,USTDC举行了最后一次降旗典礼;4月28日,USTDC最后一任司令美国海军少将James Linder离开台湾,并为最后一位离开台湾的美国军官。

下图可见1950年代以后美国在台驻军情况。1958年金门炮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驻军接近两万人。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美方几个月内即撤出所有正规部队,驻台军人数降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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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SAMDT对国民党台湾而言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打击。但与此同时,共和党/反共/亲台力量也开始全面动员,对卡特政府发难,并推行落地《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4.Goldwater vs. Carter案

卡特总统“单方面”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引发了国内反对者的反弹。政客们首先尝试法律途径。

1978年底,共和党参议员BarryGoldwater等十五位国会议员(包括七位共和党参议员及八位众议员,均为反共/保守派政客)将卡特总统及国务卿范斯(Cyrus Vance)告到了联邦法庭(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分庭),称SAMDT是195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条约,卡特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没有国会授权(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条约属于超越宪法权力赋予的行为。最初,法庭以原告缺乏起诉权/起诉地位(lack of standing)之由没有受理,但到了1979年10月(此时政治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台湾关系法》已经通过)又确认了原告的起诉地位,并判定:如果没有参议院的同意或国会两院的批准的话,从宪法角度看,白宫是不能自行废除1954年的SAMDT的。

此事闹到上诉法庭。上诉法庭又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决定,认为总统是有权中止条约的。上诉庭同意地方庭的看法,即历史上存在各样的先例,无法为总统是否有权单独中止条约提供有结论意见的答案,但上诉庭不认为这个案例里,总统需要三分之二参议员同意或两党多数同意方可中止条约。上诉庭认为,卡特总统在废止SAMDT时未获得参议院(或两院)事先同意并没有越权。

Goldwater等进一步将案子推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受理了司法审议的申请,并于1979年12月13日予以恢复。最高法院废止(vacate)了上诉庭的判决,将案子发回地方法庭,建议对Goldwater的投诉不予受理。九位大法官里,有六个人认为案子应该驳回,不需再听取口头辩论。大法官Lewis Powell和William Rehnquist分别独立发表了协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Brennan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法官Rehnquist认为这个案子关乎国会与总统是如何解决外交问题的,属于“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没有可诉性(a nonjusticiable political question),因此法院不应该受理和裁决;大法官Burger、Stewart、Stevens也同意此观点。所谓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即问题本质涉关政治,应交由政治领域解决,法院不应参与,不应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法官Powell也认为不应对案子进行司法审议,但认为这个案子本身确实触及了一个真宪政问题,即:总统到底能不能在没有国会认可的情况下破除正式的条约?他认为,如果国会采取行动,对总统废止条约提出了正式的反对,并且立法机构与执法机构真正地陷入了某种宪政僵局,最高法院才适合介入,而眼下时机并不“成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当时确实有参议员起草了反对决议,但参议院并没有对其投票(因为问题已经由《台湾关系法》通过解决了);

——法官Brennan提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只要总统有权承认他国政府,也就有权废止条约。

尽管多数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不应该考虑这个案子,但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人们不能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给出最终的意见和判决,就认为最高法院支持卡特总统的行动的。相反,总统是否能够废止条约成为一个严肃的宪政问题。迄今,这一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Goldwater vs Carter也就此变成了美国宪法学围绕“政治问题原则”的教科书案例。

Goldwater vs Carter案并没有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形成任何的实质影响。联邦法院的地方庭、上诉庭及最高法院发表意见时,也是《台湾关系法》立法通过以后的事了。然而我们应该关注的:

其一,在1979年10~12月份的时点,司法体系的人士们大概认为,由于《台湾关系法》已经正式由两院通过、总统签署,正式生效成为法律,对中美两个联合公报及卡特总统废止SAMDT形成了实质的颠覆,并且这种颠覆是获得美国国内政治支持的,因此Goldwater vs Carter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探讨的,不再成为禁忌。这可以说明,即便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的司法体系也是受到国内政治氛围及舆论影响的,并非真正的独立;

其二,在废约这样的外交事务上,白宫作为行政机构,面临来自立法机构(国会两院)及司法机构的约束、限制、挑战、掣肘。在外事谈判里,一旦突破了某些“约定俗成”的标准与边界,就可能受到挑战甚至惩罚。卡特执意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美国的中长期利益是有限的,但却触犯了反共亲台政客及利益集团的价值与利益,最终受到质疑与挑战,乃至付出政治代价(从卡特民主党的利益到中美关系)。最后,问题没有通过Goldwater v Carter解决,但通过《台湾关系法》解决了;

其三,美国的权力分离是真实的、实质的。中国政府只会抓住与自己“对口”的白宫谈,但白宫并不能代表美国政治和权威的全部:后面还有国会的两院(由两个对立的政党驱动)、民众舆论,以及最高法院。按这样的话,我们和行政机构(白宫/国务院)谈下来的历史条约可能都是“站不住”的,都有可能被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挑战,一举推翻。一切都不牢固。另外,必须看到,从一开始,美国就是本地法大于国际法/外交条约的。中国将外国条约置于最高地位,而美国将外交条约置于更低地位,并无所谓承诺,可以被国内法律与政治推翻。

综上,美国的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并没有哪个机构能够代表全部美国,也没有哪个机构能够代表美国的中长期利益。中国也是逐渐认识和理解美国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靠谱性”的,要交上许多的历史学费。但这样的事件,自然也会透支中国对美国的信任。

为什么写写Goldwater vs Carter案,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说明美国在国际条约上的“不靠谱性”,一切都可以被挑战、被废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测试,中国越加的意识到,没有人能够代表美国。没有人能够为美国一锤定音,中国也不知道到底该与哪个机构开展谈判,并确保美国对谈判的结果长期负责。

(未完待续。后续:《台湾关系法》、《八一七公报》、“六个保证”等)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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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2)《中美建交公报》的文本分歧和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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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参见上文: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1)一个中国原则 vs 一个中国政策》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在第一个公报发布六年后,于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Joint Communiqué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美方由卡特总统签署。

公报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1979年3月1日起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该公报亦重申了1971年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在《中美建交公报》发布的当天,卡特宣布美国终止与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此外,卡特还宣布将驻台美军全数撤离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并宣布与ROC签署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失效(由于该条约规定了一年的知会期,因此,自中国(PRC)与美国正式建交后一年的1980年1月1日方解除。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访问美国之前公布的。这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历史里程碑,进一步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对于国民党台湾/ROC,则是又一次重大打击。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建交公报》看似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但却为中美双方未来存在的重要分歧埋下了重大“伏笔”。

所以,需再回头看看公报里相关的内容及表述。

英文版: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communique02.htm

中文版:

http://www.gov.cn/ztzl/zmbh/content_624348.htm

1)公报正文第一小点:

中文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解读:PRC和美国政府正式相互“承认”并要建交了。我将“承认”/“recognize”一词特别标出。下文再进一步讨论。

2)公报正文第二小点:

中文版: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解读:

在1972年《上海公报》里,美方的表述还只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当时中美正在进入邦交正常化的通路,美国只是说,看到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PRC和ROC当时提出的主张是“镜像的”、“对称的”),但并没有正式接受、承认PRC就是“中国”的代表。需记得:a)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保持着共同防御条约;b)美国没有与PRC正式建交;c)在1971年联合国承认PRC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2758决议里,美国投了反对票。

《中美建交公报》解决了上述问题:美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代表“中国”的官方身份,同步要中止与台湾中华民国的既有关系。这一切也是中美建交的前提。但在公报里,美方明确提出要与台湾人民(the people of Taiwan)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3)公报正文第三小点:

中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agreed on by the two sides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解读:

与《上海公报》做了一个承接、延续。但为免歧义,也需说明,在《上海公报》里,中美双方明确说过双方同意的——无论是抽象原则还是具体内容——就算同意了,但不包括双方只是各自表达、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甚至特地留有含糊的地方。

4)公报正文最为“要害”的第七小点

中文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英文版:“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解读:

a)“中国”(China)、“中国的”(Chinese)

首先,双方使用的概念是“中国”(China)。笔者在上篇文章分析了对“中国”的定义。此处的中国,中美双方理解和认知的内涵是有些微差异的。

中方的理解与视角:“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语言及文化原因,中国人的理解通常偏概念和抽象,所以,笔者尝试用更严谨的文字来表述一下中方的逻辑:

——世界上只有一个政府能够在国内国际合法地代表“中国”这个历史性的国家(nation/country),并在国际上承接“中国”的所有地位、权利、责任、义务等;

——美国既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承认了PRC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国”这项主张,就要接受PRC在国际法/外交上成为ROC的“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

——另外,PRC和China也“合二为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

——美方只要承认台湾是“中国”(nation/country)的一部分,逻辑上,就等于承认了PRC(作为代表China的政府)对台湾的主权。

美方的理解与视角,美方的理解和中方是有差异的,就这个问题的表述,《中美建交公报》,美方的视角其实没有突破《上海公报》:

——美方《上海公报》表述:“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 美方《中美建交公报》表述:“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中方的视角或解释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中国立场”;

美方的视角或解释里,“中国立场”(Chinese position)还可以泛指“中国人”的立场,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美国人认为无论政治立场和主张如何,两岸的人是“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要明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立场,更加严谨的表述是“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或the position of PRC。美方总是希望含糊一些,保留“strategic ambiguity”(战略模糊)或“constructive ambiguity”(建设性模糊)原则。为什么要含糊?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有更多的空间和余地,有朝一日可以回避责任。话说,美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的,究竟要对谁回避责任呢?答案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是白宫,他们要对美国国会回避责任;要对最高法院回避责任;要对国内的选民回避责任;要对潜在的战略伙伴国民党台湾回避责任;甚至,要对历史回避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其实接受了含糊表述,因为不妨碍“一个中国原则”的逻辑闭环。但对下一个问题,就是核心要害问题了,中方认为必须加以明确。

b)美国对中方立场,到底是“承认”,还是“知晓”?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文字表述,但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里最为要害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在《中美建交公报》的中文版里,文字表述为: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承认,就是表示接受、认可的意思。在国与国之间如此重要的外交文本里,“承认”是一个正式表述,隐含着外交与政治上正式的权利、义务、责任、地位。

“承认”一词进入了《中美建交公报》(及随后的《八一七公报》),成为经两国政府签字换文,共同认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外交文件,因此成为我们认定和理解美方态度的核心。

在今天,这一表述也可见于我们所有的官方表述。

例如,在2022年8月国台办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里:

“1978年12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也要看到,官方发布的《白皮书》英文版则反映了英文版的表述:

“The China-US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78, st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The Taiwan Question and China’s Reunification in the New Era)

https://english.news.cn/20220810/df9d3b8702154b34bbf1d451b99bf64a/c.html

“acknowledge”出现在英文版文本里,是美国政府官方正式认可并一直使用的字眼。美方认为,acknowledge的意思是“知晓”、“了解到”、“认识到”,但不是“承认”(recognize)或“接受”(accept)。

如果我们要按照美方视角重新翻译一下这句话(“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的话,它就变成了: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了解(或认识到)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美国政府的中文版)。

问题是;《中美建交公报》的中英文版本都是经两国政府签字换文,共同认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外交文件。这个“承认” vs “知晓”的问题,变成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分歧。本文就旨在进一步探讨这个分歧的由来及意义。

a)先横向比较,看《中美建交公报》自身中英文文本。

《中美建交公报》里,中文出现了三次“承认”,我们把对照的英文文本也列示一下。

i)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ii)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iii)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前两个中文的“承认”,对应的英文是“recognize”;“recognize”是正式的外交术语,即“承认”之意。我们说,在外交上承认不承认一个国家,就用“recognize”这个词。外交承认,就是diplomatic recognition;“未被承认的政府/国家”,叫“unrecognize state”。

所以,“recognize”对应“承认”,是没问题的。

只有第三个中文的“承认”,对应的是英文的acknowledge。

b)再纵向比较,看《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

1972年《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的文字表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可以看见,两个《联合公报》里,美方就这个问题的措辞没有调整,都是acknowledge;中方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从《上海公报》的“认识到”,变成了《中美建交公报》的“承认”。

在中文文本里,出现了概念的突破。

c)Acknowledge有没有“承认”的意思?能不能如此翻译?

最早记录出现acknowledge一词是在1533年,中古英语knowlechen(发现、揭示、认可)及 aknowen(认识到、承认)的组合;aknowen语出古英语的ācnāwan(认识到、知道、承认)等。

查牛津、韦氏等权威英语词典发现,acknowledge意思比较宽,有看到、认识到,也有承认、和接受的意思:

——to accept or admit the existence or truth of (Oxford)

——to recognize the rights, authority, or status of;to disclose knowledge of or agreement with(Merriam-Webster)

——to admit to be real or true;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truth, or fact of:(Dictionary.com)

——to admit the knowledge of; to recognize as a fact or truth; to declare one’s belief in(Wiktionary)

单独拎出一个英文文本,直接进行翻译,是有可能翻译成“接受”或“承认”的。但考虑到recognize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外交用语,在同一文本里已经出现了两次,而acknowledge这个词汇的概念又比较宽泛,而外交或法律类的语言/措辞表述要表达精确,所以如果从事的是翻译工作的话,为了准确表达,避免歧义,就需要了解对方的确切意图。

一是我会参考上下文,譬如前面美国用recognize,这里用acknowledge,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对方有没有特殊的用意或考虑;

二是我会参考之前文件的表达,譬如六年前的《上海公报》,同一表述是如何措辞的;

三是概念“对称性”:一方面,我要考虑当看到“acknowledge”这个英文词时,我应该翻译成什么中文;二是如果看到“承认”这个中文词时,我应该翻译成什么英文,翻过来再翻回去,应该对称才行;

四是由于这是一个正式的外交/法律文件,双方政府要签字换文,文本应该完全对称,双方都要看对方文字的表达准确。所以并不能说是谁“翻译”谁的文字,而是双方共同形成一个能够互认的文本。

起草和确认文本并不是翻译;起草和确认文本本身就是谈判的一部分。这一点必须明确。

但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在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里,中文版用“承认”对应“acknowledge”,帮助中方在“台湾是否属于中国”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的概念性突破,并减少了美方玩弄“战略含糊”的空间。就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进一步讨论。

d)之后中美公报的文本是如何处理的?

可以看看1982年中美签署的《八一七公报》。相关表述如下:

中文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In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January 1, 1979,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t acknowledged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in so stating,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China’s consistent position regarding the thorough settlement of this issue)

可以看见,《八一七公报》的中英文版都各自沿用了《中美建交公报》里的措辞字眼。同时,在《八一七公报》涉及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再次将美方“acknowledge”翻译为“承认”,估计也是延续翻译的传统吧。中英文本不对称、中文文本实现的概念突破就被保留下来了。当然的,伴随中美交恶,这种不对称就成了分歧的来源。

无论如何,往后,涉及台湾是否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述,所有中国的官方表述,引用历史文本,都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承认”了中国这一立场。

而“acknowledge”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意思非常广,确实含有admit, accept的意思,伴随时间推演,美国政府首脑与官员自己也被形成了认知分歧。说白了,就是美方有意保留的“战略含糊”不仅在“糊弄”对手,也在“糊弄”自己人。

鉴于许多参与过的当事人已经作古。但《中美建交公报》是一个经过中美双方政府正式认可的重要文件,因此,除非出现了新的文件,后代只能各自沿袭之前的传统。

3)针对“承认”还是“知晓”,美方对《中美建交公报》后来的解读和澄清尝试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方从政府到官员到学术研究机构,都做过大量的解释,明确否认美国曾经“承认”(“recognize”)过中方的主张,而只是“知晓”(“acknowledge”)。

早在1979年2月22日,卡特总统的副国务卿Warren Christopher就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解释说,美国 “acknowledged”(意为“知悉”)了中方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主张,但美国没有同意(has not itself agree to,原始文档就用斜体强调)这一主张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ald-trump-has-disrupted-years-broken-taiwan-policy-18609)。Warren Christopher说,“我们以英文文本为准。我们认为,‘acknowledge’才是决定美国政策的准确措辞。”(“we regard the English text as being the binding text. We regard the word ‘acknowledge’ as being the word that is determinative for the U.S.)。

在往后所有的官方措辞里,美国政府都会强调,美国只是“知晓”(acknowledged)了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主张,但从未“承认”(recognize)或接受过这一主张。就此问题,美方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一贯的,从未发生变化。并且,如果说早些年,美国为了维护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愿意更多的保留“战略模糊性”的话,在过去几年——尤其是Trump上台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几年,美国政客就更加愿意把这个问题放到台面上说了,更加明确地强调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政客甚至在推动对中国“摊牌”,颠覆美国过去几十年维系的“一个中国”及两岸政策。

4)回到历史,当时的文本是怎么确立的?

这里,可以先参考一下美方当事人的说法,再结合中国的视角进行回顾和解释。这里需要引用美国外交官员费浩伟(Harvey Feldman,1931.6.25-2009.2.24)曾在美国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前担任美国国务院最后一任“中华民国事务处长(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断交后,他是台湾关系相关法案的推动者与起草人之一。1999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及了这个问题(https://www.adst.org/OH%20TOCs/Feldman,%20Harvey.toc.pdf69~70页)。

笔者翻译一下正文。

Harvey Feldman:

此外,美国在“关系正常化”及“撤销(对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公报里声明,美国“acknowledge”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关于一个中国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这一点被广泛误读——尤其是后任的白宫政府。当美国说它“acknowledge”了PRC的立场,它的意思不是说它接受了这一立场(When the U.S. said that it acknowledged the PRC’s position, it did not say that it accepted it)。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表述。对于PRC立场的”“acknowledgment” 是一种出于礼貌的表达,意思是说:“我们听到你说的了;我们知道这是贵方要主张的。我们不会提出反驳/否认,但我们也不会针对我们自己的立场做出进一步的声明(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PRC position was a polite way of saying :”We hear

you;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what you claim. We will not contradict it, but we make no statement on our own position.” )。通常而言,美国这一声明翻译成中文的方式应该是三个汉字:“认识到”(“we acknowledge”)。中方希望突进得更快。他们在联合公报的中文版本里,使用了两个汉字的词汇:“承认”(“recognized”)。这一表述是用于承认一国政府的。当这个两字词汇出现在中文文本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立即表达不认可中方的文本。当时联络处的负责人是Leonard Woodcock,他曾担任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的主席;副主任是 Stapleton Roy(芮效俭)出生长大在中国,是能够说中文的;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在做和中国相关的事情。他完全知道两种表述的内涵差别。Roy应该立即指出美方没有准确翻译中方的文本,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他非常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以没有指出这一条重要的误译。因此,最终,公报的中文文本里包括了“承认”(“recognized”)这一措辞。由于同一公报两种文字的版本其实在讲不同的东西,结果就给中美关系制造了无休止境的问题。中方使用“承认”( “recognition”)来支持PRC对一个中国的主张,而英文版本说的却是美国“acknowledges”(“知晓”)PRC的主张/想法。

伴随时间推演,“acknowledges”这个词也被不同的白宫政府的发言人自己所误解——包括现在这任总统。克林顿政府时不时地会说美国“接受”了(“accepted”)PRC的主张,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从官方角度来说,美国从来没有“接受”(“accepted”)中方的观点:我们只是知晓了这一观点。(In fact, officially, the U.S. has never“accepted” the PRC view; we have only “acknowledged” it.)

这是美方视角。笔者读后,想到了以下几条内容:

第一条,Harvey Feldman把主要责任落在美方副主任Stapleton Roy。因为他很清楚,文本形成本身就是谈判的一部分,各自肯定都希望公布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落地。两个语言文字不同的国家发布联合公报,肯定需要调和文字。中英文版本如何形成,纯粹只是个技术问题,形式可以多样,例如,美方如不放心,可以自己先提供美方陈述的中文版,由中方提意见,中方反过来也一样,对称操作。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文本形成的过程并不重要,核心是结果,因为最后形成的是中英文两套文本,双方要互换签字,共同认可,文件拥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双方都要对最终文字把关、负责,尽可能防止出现不利于己方的文本不对称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Harvey Feldman认为,主要责任还是在美方(Stapleton Roy),没有对中方提出意见;

第二条,Acknowledge这个词确实是比较广义、有含糊性的,确实包含了接受、承认、认可的意思。美国人使用这个词,就是因为它足够的含糊,到最后,连美国人自己都被套进去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它提出的语境与含义,所以需要特别进行澄清。

第三条,美方在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上搞的是“战略含糊”策略,希望的就是尽可能的含糊再含糊,避轻就重,对重大问题不发表意见,使得自己可以随时甩锅、免责、跳船。中国人的思维,很多时候宏观、抽象、笼统,不纠缠细节,在推动中美关系上,也知道很多东西“宜粗不宜细”,颗粒度不能太细,要靠时间来解决,但在最重大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中方希望的是明确原则,不喜欢美国和稀泥的说法。什么叫“知悉”我们的立场,然后还不予表态?那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认可不认可呢?我现在就要你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一部分?如果你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建交?这是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不容含糊的。所以,我们希望美国接受“承认”这样的措辞,争取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如果你明确提出反对,我们可以再谈,但如果你接受了文本,那就视你为接受了。

第四条,要看到,当时中美关系确实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中方肯定着急希望美方能够明确这个重要问题,美方主事外交官们也确实希望中美关系赶紧正常化,认为这些问题再过些年可能真的就不是问题了,为免麻烦,也就接受了。当时的人都不知道几十年后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不知道当时的理解不对称或分歧会一点一点演变为难以调和的重大分歧。

第五条,美方的外交套路是搞“战略含糊”;当时中方对这一策略还不一定完全了解,但在重大表述上对美方含糊其辞一定不会满意。《中美建设公报》中文版里,在美国政府看待“台湾是否属于中国”这一最关键问题上,中方推动使用了“承认”一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如果还是停留在“认识到”这样的措辞上,中国政府很难对国民交待,很难对历史交代,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合法性也会被削弱,所以中国没有选择,必须推动使用“承认”这一词;相信Stapleton Roy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另一方面,使用“承认”,就是逼美国退了一步,同时也埋了个“包袱”,缩小了美方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操弄“战略含糊”的空间:无论怎么说,无论如何争议,美国政府也是要对这个文本及其争议承担责任的。最后,中美关系如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措辞对中方没有损失,因为美国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项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如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又可以迫使美国“摊牌”,放弃“战略模糊”,承认自己的真实立场。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个小小措辞的力量,文本的起草,也是针锋相对的外交战场。

5)“承认”vs “知悉”——下一步怎么办呢?

无论中方还是美方,参与谈判的许多人业已作古。今天的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完全还原某些文字形成的背景了。但在评价《中美建交公报》时,必须充分结合和考虑它形成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不能完全按照今天的视角和现实需求去评价。

由于中国希望明确,美国希望战略含糊,结果中方始终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美方不得不搞出一大堆的法案和文本(《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地位甚至超越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使得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困难重重。

那么未来怎么办呢?

说从来就不“承认”(recogniz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笔者的判断如下: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就台湾问题,中美确实存在根本性的概念分歧,而且我们看美方的表述,从1979年开始就非常清楚(后面还有《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对此要实事求是看待,不能抱有幻想。原来我们只是把矛盾回避了而已;

——双方既然有了重大概念分歧,按道理说,应该是发布一个新的联合公报澄清分歧。(“你不承认之前承认过,那我们现在重新说说,你到底承认不承认”)。但以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真实态度,签署新的公报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相反,美国政客酝酿的可能是何时推翻之前的三个公报;

——中方谴责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信弃义,现实上无法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纠缠这些文件的历史形成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应该说意义已经不大。相反的,美国在放弃“战略模糊”,跟中国“摊牌”了:反复、明确、频繁、高调地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三个公报里“承认”(recognize)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说法,并说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立场确实就是美国的官方态度,如果说之前不明确的话,现在是彻底明确了;这种立场也是美国的主流政治/政治共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如此,中国在两岸问题上对美国施压,只会让美国政客觉得有动力将美国进一步推向反面(例如废弃三个公报)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历史经纬非常复杂,中美分歧现在是国际上的公案。笔者以为,继续在国际上谴责美方不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也已很难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道义加分。第三方国家现在反而可能这么看:美国干预别国内政确实讨厌,但美国就这德性,台湾问题上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不过武装统一也不好啊,别打仗,一团和气好好谈嘛……你们和美国之前签的公报,确实好像有点概念分歧,你们现在是各说各话。建议你们两国重新签一个公报,达成新的谅解,行不行?我们绝对支持……第三方国家的内心深处,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中性的、回避的。

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逻辑闭环、自洽的,绝大多数第三方国家都是接受这些逻辑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

——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中国做到拉拢或中立就可以了;

——对极少数顽固的反对派(美国),最终只有用实力解决问题。

下篇,我们再看看《台湾关系法》、《八一七公报》、“六项保证”,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及走向的逻辑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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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1)一个中国原则 vs 一个中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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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今天,让我们尝试梳理一下围绕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及中美关系历史发展演变里涉及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对未来做一些判断。本文的目的不是再去重申中国方面的主张与价值,而旨在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厘清一些比较关键的提法与概念,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分歧及在此基础上的角力。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周三(8月17日),是中美历史性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发布四十周年(1982.8.17~2022.8.17)。但现在中美关系处在冰点,两岸关系紧张,已经鲜有人愿意提及这个联合公报了。

但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三个公报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历史语境,以及中方和美方的视角及历史语境等。

1.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美方由尼克松总统签署;

这是中美关系破冰的历史里程碑。基辛格先来打前站,最后由尼克松在访华期间签署。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双方表达了诚意,没有回避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分歧,同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围绕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

中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PRC)是中国(China)的唯一合法政府(sole legal government);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个省(province),早已归还祖国(motherland);解放台湾是中国(China’s)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The Chinese Government)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 “一中一台”(one China, one Taiwan)、“一个中国、两个政府”(one China, two governments)、“两个中国”(two Chinas)、“台湾独立”(an independent Taiwan)和鼓吹 “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China),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各自提出了主张,但是内容不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而美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双方的分歧一开始是含糊带过的,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里就一些概念、历史语境、双方的理解做一些阐释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与“中国”(China)的概念关系。在当代的文字使用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经常被混同使用,但这些概念背后的含义是不同的;

a)“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政权/政府/国家主体(state),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

b)文化和历史的“中国”(China):“中国”指发端自中原华夏民族的一个历史性的国度(nation或country)、人口(populace)、一方土地与辖境(territory),背后有历史、文化、政治等传承。如果用来审视历史,发现这个概念不难理解:例如历史上大一统的朝代,在不同时期都代表着“中国”例如在明政权覆没以后,清代开始代表“中国”。但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并存的时候,可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代表“中国”;

c)国际法/外交层面的“中国”(China)——这里其实是国家继承/继承国(successor state)的概念: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都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地位的,例如它签署的国际条约,它在国际组织里的席位,它的财产权利与经济责任,甚至它的伦理责任(例如战争责任)等等。在一个国家的领土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政权,可以部分或全部继承这个国家之前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b)和c)里的“中国”,是不是表面不同,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就这个问题,是有理解差异的,理解差异就会带来争议。我们下文再探讨。2)基于以上,有几个因素导致“中国”概念的混淆:

a)文字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又是“中国”,可能造成概念上的混淆;b)文化混淆:“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上世纪末以来,台湾地区在有意识地进行本地化、“去中国化”,将“中国”概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但又不与“中华民国”等同);因此,“中国”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下的辖境。照此逻辑,如果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治下,那么台湾就不属于“中国”;c)法律概念混淆:即前述国际法主体及继承国的概念,一个合法继承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一个国度(country/nation)在国际社会上的权利、义务、地位。这个问题非普通人能够搞明白。由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演变、教育问题,还有法律及技术常识问题,发展到今日,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圈里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关系。在中国内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经常混用(包括在法律文本里),也存在概念混淆。但这一情况不特在中文世界存在,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地方(例如日本、韩国)也普遍存在。3)《上海公报》中出现的相关概念,以及中方的“一个中国原则”——《上海公报》里,凡是大写的“Government”,或PRC,指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体的政权/政府(state/government),对此没有分歧;——凡是说到“中国人”(Chinese),指的都是在这方土地上(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常住人口(populace),对这个也没有分歧;——说到“中国”(China)的部分,就缺乏进一步清晰的释义了,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解释一定会结合自己的价值与立场。我们看看公报里中国政府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套用前面的概念,第一个中国,指的应该是历史性的国度“中国”(as a nation/country),这里,现在只有一个合法政府能够对内(国人)、对外(国际社会)代表它,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as a state)。台湾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一个“省”),之前已经归还“历史中国”(指的应该是从日本殖民者手里收还)。所以,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internal affair),不容外国(即第三方)干预。请注意,这里的概念上是有些含糊的,可能引起理解分歧,但从中方(PRC)的角度来说,该表述就意味着,因为PRC已经代表了中国,就是代表了中国这个国度(as a nation),是合法的继承国(successor stte),对内对外享有主权(sovereignty),所以PRC对台湾享有主权;台湾的问题,就是PRC的事。这是中方的视角和立场。这也是“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的核心。4)中华民国政府(ROC)/国民党台湾/老蒋的视角与立场“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的视角对我们理解美国及第三方国家的看待台湾问题的态度很重要。在大陆内战打输、被迫撤离台湾后,老蒋/ROC/国民党台湾仍然认为自己才是“中国”(China)的唯一合法政府和统绪正宗,是历史中国的successor date,要对内(Chinese/国人)及对外(国际社会)代表中国(China),享有主权、行使国际权利。ROC拒不承认PRC的身份、地位、主权,全力谋求在国际社会上压制PRC。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老蒋甚至还希望反攻大陆。无论如何,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及问题上,当时的ROC/国民党台湾和PRC/共产党除了个别差异(例如对外蒙主权的认定),观点是“对称”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承认老蒋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5)美国对“一个中国”(One China)提法的“观感”对美国人来说,PRC和ROC的主张和诉求是“镜像的”、“对称的”,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两岸对“中国”(nation)的大历史叙事是一致的,都认为自己是“中国”(China)领土上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历史中国的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all Chinese),对“中国”历史全域享有主权(包括自己并未直接管治的对岸——即PRC认为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ROC认为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两个政权还相互否定,认为自己拥有所谓的“exclusive mandate”(“独一无二的授权”)。

需注意,此问题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并非中国独有:

——西、东德问题。当时的西德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代表及继承历史德国(1871~1945年的德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代表德国全域人民,同时作为继承国,也背负德国战争留下的义务与道德责任。当时西德的政策,只要某国和东德建交,西德就要与之断交。反过来,东德也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代表德国的政府,西德只是北约的傀儡国家。两德不互认。当时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是站队的,西方阵营认为西德是“德国”的代表;东方阵营则认为东德是“德国”的代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德国”的问题,矛盾无法调和,两德都不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那时西、东德实力相当,背后又是美苏两大阵营。最终,德国人只能接受现状:伴随西、东德两国在1973年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两个德国”分治的情况也就坐实了。东德在1974年更将两德统一的目标从宪法删除。“两个德国”的问题直到1990年东西德统一才得到解决。

——南、北朝鲜问题。冷战以来,朝鲜半岛也长期分裂,都主张自己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另一边只是美或苏阵营下的傀儡国家。1991年,南、北朝鲜问题都加入了联合国,坐实了“两个朝鲜”。朝鲜半岛究竟如何统一,目前没有方案与方向。

——南、北越南问题。自1950年代中开始,南、北越就分治,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整个越南的合法代表,另一边只是美或苏阵营下的傀儡国家。1975年,南越对北越无条件投降,越南实现了统一。

所以,冷战时期——至少在1970年代,一个历史国家(nation)和人民(people)因为种种原因被切成两半,并且一边跟随西方阵营,一边跟随苏联阵营,两相竞争冲突,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并不能说罕见。美国很容易带入其他国家的案例。

对于美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象中复杂,就是结合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及意识形态进行“选个边”。同时,苏联往往还在另一边做“对称”的选边行为:

在西、东德上,美国选择了西德;在南、北朝鲜上,美国选择了南朝鲜(韩国);在南、北越南上,美国选择了南越……

6)美国在“一个中国”上如何选边?国民党台湾/ROC vs PRC从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解放战争”)到1970年代,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直选择站在ROC/国民党/老蒋的一边。在1970-1980年,因为国际情势的变化,美国政策逐渐改变,具体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美国考虑的因素大致如下:

——越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PRC初期是大力支持北越的,美国希望能够中立北京,或弱化北京对北越的支持;——中苏交恶:中苏关系在1968年急转直下,中方甚至寻求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在中美苏的三角关系里,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上力不从心,此时希望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以华制苏”)——美国当时的“中国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已经深切认识到,国民党台湾对中国的主权主张不切实际,也得不到国际支持,没有前途。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认可PRC为联合国组织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个历史决议里,美国还投了反对票。当时美国人已经很清楚,选“中国代表”选错了,必须改弦易辙;——在亚洲适当战略收缩,脱离中国内战:当时的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参与制衡/维持两岸的安全——既是防中国大陆打台湾,也得管住台湾不要进攻大陆。美国希望能从中国内战里抽出身来;——政治制度和反共意识形态的考量: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反共的,与国民党台湾的合作也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其一,社会主义阵营看来也不是“一块铁板”,中苏交恶,可以拉拢中国大陆制衡苏联了,地缘政治收益更大;其二,国民党台湾是一个军事化权威主义政府(和美国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扶持的许多政权类似),除了反共以外,谈不上和美国有什么价值共同点,得到美国本国民众的支持有限。所以,对于台湾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价值。

结果,美国倒向了PRC。对美国来说,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两个拥有“镜像”、“对称”主张的竞争政权里,选择了一个实力更强、更受国际社会支持,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方而已。

7)《上海公报》里美方的表述及“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

重温一下美方的声明:

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China),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interest)。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美方在当时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台海两边,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自我定义为“中国人”(Chinese),都认为只能有一方式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继承政府,区别只在与国民党台湾认为“中国”是ROC,大陆的共产党认为“中国”是PRC。同时,两岸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并无分歧。如果这样,美国为什么要提出反对呢?当然“不提出异议”;

——美国希望“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海峡两岸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中国人”。请注意,1972年的美国人面对的台湾是并不听话的蒋介石和一众国民党外省人,他们那时想不到有一天台独分子(甚至台湾的主流政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另外,美国当时认为台海不出现冲突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这些,确实是1972年美国人的想法。

但要指出的是,美方只承认了台湾是“历史中国(China as a nation)的一部分”,或者说在PRC和ROC各自对“一个中国”的表述里,是各自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一部分。

更确切地说,美方的态度是,认识到、了解到、知道了PRC所提出的关于台湾地方的主权主张,但从来就没有对这种主张表示认可。

这就是基辛格所谓的“建设性(或战略性)含糊”(constructive/strategic ambiguity):回避尖锐问题,求同存异,先向前迈进。

在1970年代,中美破冰,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迈进,“战略含糊”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建设性含糊”的背后,是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我们需要注意,在所有的公开场合,美国政府的措辞都是“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所提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并不相同。

8)再看看中方(PRC)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

中国大陆政府(PRC)确立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71年10月联合国2758号决议里,PRC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身份得到了确认,藉此,一方面确立了在国际社会上只能存在有一个冠名“中国”的合法政府(且这个政府是PRC),另一方面确认了PRC是中国的继承国(successor state)。

尽管美国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里投了反对票,与台湾依然维持着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但PRC与美国的关系通过《上海公报》破冰。尤其是,PRC让美国正式接受了“一个中国”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形式上似乎接受了PRC方面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两国关系一切向好的时候,存在和含糊和分歧是没有关系的,在两国关系不好时,分歧就会暴露并被放大。

这里,有必要再看看中方“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e)的定义。

先看看我国在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表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全文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个国内文本里,几种“中国”的概念是混同的使用的,可以视为“三位一体”。但也正因为概念的混同,使得我们反而不容易判断美方/外方与我们理解上的差异与分歧。

我再复述/翻译一下中国(PRC)对台湾问题的主张: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主权政府(sovereign state)能够合法地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里冠名及代表“中国”(as a nation,作为一个国度)。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组织里不会也不能同时存在PRC和ROC等同时冠名“China”的政权。

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里指的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向前追溯到三国时期及至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甲午海战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复归给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ROC);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法律和事实上均收复了台湾。

第三,PRC建国后,逐渐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里获取/继承了“中国”会员/代表资格,以及获得了各国对PRC的外交确认,证明了PRC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在国际法及外交上能够继承“中国”(例如追溯至近代的清、民国政府等)在国际上的权利、责任、义务、地位等。

第四,进而的,PRC接替了ROC,拥有了对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主权是否属于PRC,涉及到PRC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根本问题。而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又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

第五、台湾目前确实不在PRC的直接管治之下,但对于一方领土,占领(occupation)、事实上的(de facto)治权和法律上的(de jure)主权是需要区分看待的。这里可以举一些国际上的例子:

——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里占领了许多地方,例如现为以色列首都一部分的东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国际社会大多不承认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认为东耶路撒冷属于巴勒斯坦。这里,占领/治权 和 主权是分可开的;——德涅斯特里亚(Transnistria)1991年宣布独立,独立运行三十余年,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摩尔多瓦;——北塞浦路斯,1974年被土耳其占领,独立于塞浦路斯运行,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塞浦路斯;——南奥塞梯,1991年宣布独立,独立运行三十余年。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格鲁吉亚;——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2014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认为两地主权属于乌克兰;——索马里兰,1991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索马里。

或者可以如此理解:一个国家的某个地方闹分离(breakaway)或叛变(renegade),或者被第三方占领,暂时陷入了事实上的自治状态,也不会使得该国政府自动丧失了对该地的主权(sovereignty)。

台湾是中国内战的产物及状态的延续。从这个维度看,PRC尽管不直接拥有对台湾的治权(de facto),但依然在法律上(de jure)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第六,“一中一台”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只要将中国和台湾置于平行地位,就意味着要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侵犯。

这就是中国(PRC)的“一个中国原则”之要义。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与全世界181个国家(包括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假定与我们建交的国家都认可“一个中国原则”。

9)中方(PRC)在1970年代初围绕大国政治的考虑

19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军事力量,对中国也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1969年,苏联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两国一度面临全面战争。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而非美国,需要拉拢美国对付苏联。

1973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所指,是让一条纬度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974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战略,要团结美、日等一切国家与力量去共同对付苏联。

中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开展共同合作的,目的是一起遏制苏联。这也是中美破冰及《上海公报》的历史语境。

《上海公报》里就有针对苏联霸权的表述: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美苏是三个大国的角力关系。1970年代,中美走到一起对抗苏联,国民党台湾的价值一下就变小了,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双方很容易找到共同点,搁置争议前行。

今天的国际环境又是另一番局面。美国全球制霸,咄咄逼人,中俄走在了一起。这时,台湾就又成了美国反华、制华的战略旗子。

10)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及与中方(PRC)“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区别

《上海公报》引出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将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要看到,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说的“一个中国原则”,其实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两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此处有必要再次强调:

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认可)第二,台湾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认可)第三,台湾也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未认可)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美国未认可)第五,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未认可)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第一,美国“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但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认可、接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中国对美方立场不认可)第二,美国真正的官方态度实际上是“台湾地位未定”;(中国对美方立场不认可)第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有意识地进行模糊处理的(中国不喜欢这种模糊处理)第四,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所谓“现状”,就是“两岸分治”;(中国不认可,因认为这是中国内政,和美国无关)第五,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手段解决两岸问题,而支持和平手段。(中国不认可,因认为这是中国内政,和美国无关)

中美关系向好的时候,有一点分歧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弥合;

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分歧就是大问题了,从小的裂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下篇,再看看其他的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及走向的逻辑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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