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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2)《中美建交公报》的文本分歧和政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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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tuzhuxi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1.第一个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参见上文: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1)一个中国原则 vs 一个中国政策》

2.第二个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

在第一个公报发布六年后,于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Joint Communiqué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美方由卡特总统签署。

公报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1979年3月1日起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该公报亦重申了1971年双方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在《中美建交公报》发布的当天,卡特宣布美国终止与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此外,卡特还宣布将驻台美军全数撤离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并宣布与ROC签署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AMDT)失效(由于该条约规定了一年的知会期,因此,自中国(PRC)与美国正式建交后一年的1980年1月1日方解除。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访问美国之前公布的。这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历史里程碑,进一步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对于国民党台湾/ROC,则是又一次重大打击。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建交公报》看似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但却为中美双方未来存在的重要分歧埋下了重大“伏笔”。

所以,需再回头看看公报里相关的内容及表述。

英文版: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communique02.htm

中文版:

http://www.gov.cn/ztzl/zmbh/content_624348.htm

1)公报正文第一小点:

中文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解读:PRC和美国政府正式相互“承认”并要建交了。我将“承认”/“recognize”一词特别标出。下文再进一步讨论。

2)公报正文第二小点:

中文版: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解读:

在1972年《上海公报》里,美方的表述还只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当时中美正在进入邦交正常化的通路,美国只是说,看到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PRC和ROC当时提出的主张是“镜像的”、“对称的”),但并没有正式接受、承认PRC就是“中国”的代表。需记得:a)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保持着共同防御条约;b)美国没有与PRC正式建交;c)在1971年联合国承认PRC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2758决议里,美国投了反对票。

《中美建交公报》解决了上述问题:美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代表“中国”的官方身份,同步要中止与台湾中华民国的既有关系。这一切也是中美建交的前提。但在公报里,美方明确提出要与台湾人民(the people of Taiwan)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3)公报正文第三小点:

中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

英文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agreed on by the two sides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解读:

与《上海公报》做了一个承接、延续。但为免歧义,也需说明,在《上海公报》里,中美双方明确说过双方同意的——无论是抽象原则还是具体内容——就算同意了,但不包括双方只是各自表达、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甚至特地留有含糊的地方。

4)公报正文最为“要害”的第七小点

中文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英文版:“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解读:

a)“中国”(China)、“中国的”(Chinese)

首先,双方使用的概念是“中国”(China)。笔者在上篇文章分析了对“中国”的定义。此处的中国,中美双方理解和认知的内涵是有些微差异的。

中方的理解与视角:“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语言及文化原因,中国人的理解通常偏概念和抽象,所以,笔者尝试用更严谨的文字来表述一下中方的逻辑:

——世界上只有一个政府能够在国内国际合法地代表“中国”这个历史性的国家(nation/country),并在国际上承接“中国”的所有地位、权利、责任、义务等;

——美国既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就承认了PRC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国”这项主张,就要接受PRC在国际法/外交上成为ROC的“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

——另外,PRC和China也“合二为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

——美方只要承认台湾是“中国”(nation/country)的一部分,逻辑上,就等于承认了PRC(作为代表China的政府)对台湾的主权。

美方的理解与视角,美方的理解和中方是有差异的,就这个问题的表述,《中美建交公报》,美方的视角其实没有突破《上海公报》:

——美方《上海公报》表述:“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 美方《中美建交公报》表述:“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中方的视角或解释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中国立场”;

美方的视角或解释里,“中国立场”(Chinese position)还可以泛指“中国人”的立场,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美国人认为无论政治立场和主张如何,两岸的人是“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要明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立场,更加严谨的表述是“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或the position of PRC。美方总是希望含糊一些,保留“strategic ambiguity”(战略模糊)或“constructive ambiguity”(建设性模糊)原则。为什么要含糊?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有更多的空间和余地,有朝一日可以回避责任。话说,美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的,究竟要对谁回避责任呢?答案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是白宫,他们要对美国国会回避责任;要对最高法院回避责任;要对国内的选民回避责任;要对潜在的战略伙伴国民党台湾回避责任;甚至,要对历史回避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其实接受了含糊表述,因为不妨碍“一个中国原则”的逻辑闭环。但对下一个问题,就是核心要害问题了,中方认为必须加以明确。

b)美国对中方立场,到底是“承认”,还是“知晓”?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文字表述,但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里最为要害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在《中美建交公报》的中文版里,文字表述为: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承认,就是表示接受、认可的意思。在国与国之间如此重要的外交文本里,“承认”是一个正式表述,隐含着外交与政治上正式的权利、义务、责任、地位。

“承认”一词进入了《中美建交公报》(及随后的《八一七公报》),成为经两国政府签字换文,共同认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外交文件,因此成为我们认定和理解美方态度的核心。

在今天,这一表述也可见于我们所有的官方表述。

例如,在2022年8月国台办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里:

“1978年12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也要看到,官方发布的《白皮书》英文版则反映了英文版的表述:

“The China-US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78, stat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The Taiwan Question and China’s Reunification in the New Era)

https://english.news.cn/20220810/df9d3b8702154b34bbf1d451b99bf64a/c.html

“acknowledge”出现在英文版文本里,是美国政府官方正式认可并一直使用的字眼。美方认为,acknowledge的意思是“知晓”、“了解到”、“认识到”,但不是“承认”(recognize)或“接受”(accept)。

如果我们要按照美方视角重新翻译一下这句话(“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的话,它就变成了: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了解(或认识到)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美国政府的中文版)。

问题是;《中美建交公报》的中英文版本都是经两国政府签字换文,共同认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外交文件。这个“承认” vs “知晓”的问题,变成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概念分歧。本文就旨在进一步探讨这个分歧的由来及意义。

a)先横向比较,看《中美建交公报》自身中英文文本。

《中美建交公报》里,中文出现了三次“承认”,我们把对照的英文文本也列示一下。

i)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ii)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iii)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前两个中文的“承认”,对应的英文是“recognize”;“recognize”是正式的外交术语,即“承认”之意。我们说,在外交上承认不承认一个国家,就用“recognize”这个词。外交承认,就是diplomatic recognition;“未被承认的政府/国家”,叫“unrecognize state”。

所以,“recognize”对应“承认”,是没问题的。

只有第三个中文的“承认”,对应的是英文的acknowledge。

b)再纵向比较,看《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

1972年《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的文字表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可以看见,两个《联合公报》里,美方就这个问题的措辞没有调整,都是acknowledge;中方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从《上海公报》的“认识到”,变成了《中美建交公报》的“承认”。

在中文文本里,出现了概念的突破。

c)Acknowledge有没有“承认”的意思?能不能如此翻译?

最早记录出现acknowledge一词是在1533年,中古英语knowlechen(发现、揭示、认可)及 aknowen(认识到、承认)的组合;aknowen语出古英语的ācnāwan(认识到、知道、承认)等。

查牛津、韦氏等权威英语词典发现,acknowledge意思比较宽,有看到、认识到,也有承认、和接受的意思:

——to accept or admit the existence or truth of (Oxford)

——to recognize the rights, authority, or status of;to disclose knowledge of or agreement with(Merriam-Webster)

——to admit to be real or true;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truth, or fact of:(Dictionary.com)

——to admit the knowledge of; to recognize as a fact or truth; to declare one’s belief in(Wiktionary)

单独拎出一个英文文本,直接进行翻译,是有可能翻译成“接受”或“承认”的。但考虑到recognize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外交用语,在同一文本里已经出现了两次,而acknowledge这个词汇的概念又比较宽泛,而外交或法律类的语言/措辞表述要表达精确,所以如果从事的是翻译工作的话,为了准确表达,避免歧义,就需要了解对方的确切意图。

一是我会参考上下文,譬如前面美国用recognize,这里用acknowledge,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对方有没有特殊的用意或考虑;

二是我会参考之前文件的表达,譬如六年前的《上海公报》,同一表述是如何措辞的;

三是概念“对称性”:一方面,我要考虑当看到“acknowledge”这个英文词时,我应该翻译成什么中文;二是如果看到“承认”这个中文词时,我应该翻译成什么英文,翻过来再翻回去,应该对称才行;

四是由于这是一个正式的外交/法律文件,双方政府要签字换文,文本应该完全对称,双方都要看对方文字的表达准确。所以并不能说是谁“翻译”谁的文字,而是双方共同形成一个能够互认的文本。

起草和确认文本并不是翻译;起草和确认文本本身就是谈判的一部分。这一点必须明确。

但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在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里,中文版用“承认”对应“acknowledge”,帮助中方在“台湾是否属于中国”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的概念性突破,并减少了美方玩弄“战略含糊”的空间。就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进一步讨论。

d)之后中美公报的文本是如何处理的?

可以看看1982年中美签署的《八一七公报》。相关表述如下:

中文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In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January 1, 1979,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t acknowledged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in so stating,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China’s consistent position regarding the thorough settlement of this issue)

可以看见,《八一七公报》的中英文版都各自沿用了《中美建交公报》里的措辞字眼。同时,在《八一七公报》涉及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再次将美方“acknowledge”翻译为“承认”,估计也是延续翻译的传统吧。中英文本不对称、中文文本实现的概念突破就被保留下来了。当然的,伴随中美交恶,这种不对称就成了分歧的来源。

无论如何,往后,涉及台湾是否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述,所有中国的官方表述,引用历史文本,都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承认”了中国这一立场。

而“acknowledge”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意思非常广,确实含有admit, accept的意思,伴随时间推演,美国政府首脑与官员自己也被形成了认知分歧。说白了,就是美方有意保留的“战略含糊”不仅在“糊弄”对手,也在“糊弄”自己人。

鉴于许多参与过的当事人已经作古。但《中美建交公报》是一个经过中美双方政府正式认可的重要文件,因此,除非出现了新的文件,后代只能各自沿袭之前的传统。

3)针对“承认”还是“知晓”,美方对《中美建交公报》后来的解读和澄清尝试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方从政府到官员到学术研究机构,都做过大量的解释,明确否认美国曾经“承认”(“recognize”)过中方的主张,而只是“知晓”(“acknowledge”)。

早在1979年2月22日,卡特总统的副国务卿Warren Christopher就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解释说,美国 “acknowledged”(意为“知悉”)了中方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主张,但美国没有同意(has not itself agree to,原始文档就用斜体强调)这一主张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ald-trump-has-disrupted-years-broken-taiwan-policy-18609)。Warren Christopher说,“我们以英文文本为准。我们认为,‘acknowledge’才是决定美国政策的准确措辞。”(“we regard the English text as being the binding text. We regard the word ‘acknowledge’ as being the word that is determinative for the U.S.)。

在往后所有的官方措辞里,美国政府都会强调,美国只是“知晓”(acknowledged)了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主张,但从未“承认”(recognize)或接受过这一主张。就此问题,美方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一贯的,从未发生变化。并且,如果说早些年,美国为了维护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愿意更多的保留“战略模糊性”的话,在过去几年——尤其是Trump上台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几年,美国政客就更加愿意把这个问题放到台面上说了,更加明确地强调美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政客甚至在推动对中国“摊牌”,颠覆美国过去几十年维系的“一个中国”及两岸政策。

4)回到历史,当时的文本是怎么确立的?

这里,可以先参考一下美方当事人的说法,再结合中国的视角进行回顾和解释。这里需要引用美国外交官员费浩伟(Harvey Feldman,1931.6.25-2009.2.24)曾在美国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前担任美国国务院最后一任“中华民国事务处长(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断交后,他是台湾关系相关法案的推动者与起草人之一。1999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及了这个问题(https://www.adst.org/OH%20TOCs/Feldman,%20Harvey.toc.pdf69~70页)。

笔者翻译一下正文。

Harvey Feldman:

此外,美国在“关系正常化”及“撤销(对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公报里声明,美国“acknowledge”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关于一个中国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这一点被广泛误读——尤其是后任的白宫政府。当美国说它“acknowledge”了PRC的立场,它的意思不是说它接受了这一立场(When the U.S. said that it acknowledged the PRC’s position, it did not say that it accepted it)。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表述。对于PRC立场的”“acknowledgment” 是一种出于礼貌的表达,意思是说:“我们听到你说的了;我们知道这是贵方要主张的。我们不会提出反驳/否认,但我们也不会针对我们自己的立场做出进一步的声明(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PRC position was a polite way of saying :”We hear

you;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what you claim. We will not contradict it, but we make no statement on our own position.” )。通常而言,美国这一声明翻译成中文的方式应该是三个汉字:“认识到”(“we acknowledge”)。中方希望突进得更快。他们在联合公报的中文版本里,使用了两个汉字的词汇:“承认”(“recognized”)。这一表述是用于承认一国政府的。当这个两字词汇出现在中文文本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立即表达不认可中方的文本。当时联络处的负责人是Leonard Woodcock,他曾担任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的主席;副主任是 Stapleton Roy(芮效俭)出生长大在中国,是能够说中文的;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在做和中国相关的事情。他完全知道两种表述的内涵差别。Roy应该立即指出美方没有准确翻译中方的文本,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他非常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以没有指出这一条重要的误译。因此,最终,公报的中文文本里包括了“承认”(“recognized”)这一措辞。由于同一公报两种文字的版本其实在讲不同的东西,结果就给中美关系制造了无休止境的问题。中方使用“承认”( “recognition”)来支持PRC对一个中国的主张,而英文版本说的却是美国“acknowledges”(“知晓”)PRC的主张/想法。

伴随时间推演,“acknowledges”这个词也被不同的白宫政府的发言人自己所误解——包括现在这任总统。克林顿政府时不时地会说美国“接受”了(“accepted”)PRC的主张,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从官方角度来说,美国从来没有“接受”(“accepted”)中方的观点:我们只是知晓了这一观点。(In fact, officially, the U.S. has never“accepted” the PRC view; we have only “acknowledged” it.)

这是美方视角。笔者读后,想到了以下几条内容:

第一条,Harvey Feldman把主要责任落在美方副主任Stapleton Roy。因为他很清楚,文本形成本身就是谈判的一部分,各自肯定都希望公布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落地。两个语言文字不同的国家发布联合公报,肯定需要调和文字。中英文版本如何形成,纯粹只是个技术问题,形式可以多样,例如,美方如不放心,可以自己先提供美方陈述的中文版,由中方提意见,中方反过来也一样,对称操作。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文本形成的过程并不重要,核心是结果,因为最后形成的是中英文两套文本,双方要互换签字,共同认可,文件拥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双方都要对最终文字把关、负责,尽可能防止出现不利于己方的文本不对称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Harvey Feldman认为,主要责任还是在美方(Stapleton Roy),没有对中方提出意见;

第二条,Acknowledge这个词确实是比较广义、有含糊性的,确实包含了接受、承认、认可的意思。美国人使用这个词,就是因为它足够的含糊,到最后,连美国人自己都被套进去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它提出的语境与含义,所以需要特别进行澄清。

第三条,美方在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上搞的是“战略含糊”策略,希望的就是尽可能的含糊再含糊,避轻就重,对重大问题不发表意见,使得自己可以随时甩锅、免责、跳船。中国人的思维,很多时候宏观、抽象、笼统,不纠缠细节,在推动中美关系上,也知道很多东西“宜粗不宜细”,颗粒度不能太细,要靠时间来解决,但在最重大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中方希望的是明确原则,不喜欢美国和稀泥的说法。什么叫“知悉”我们的立场,然后还不予表态?那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认可不认可呢?我现在就要你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一部分?如果你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建交?这是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不容含糊的。所以,我们希望美国接受“承认”这样的措辞,争取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如果你明确提出反对,我们可以再谈,但如果你接受了文本,那就视你为接受了。

第四条,要看到,当时中美关系确实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中方肯定着急希望美方能够明确这个重要问题,美方主事外交官们也确实希望中美关系赶紧正常化,认为这些问题再过些年可能真的就不是问题了,为免麻烦,也就接受了。当时的人都不知道几十年后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不知道当时的理解不对称或分歧会一点一点演变为难以调和的重大分歧。

第五条,美方的外交套路是搞“战略含糊”;当时中方对这一策略还不一定完全了解,但在重大表述上对美方含糊其辞一定不会满意。《中美建设公报》中文版里,在美国政府看待“台湾是否属于中国”这一最关键问题上,中方推动使用了“承认”一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如果还是停留在“认识到”这样的措辞上,中国政府很难对国民交待,很难对历史交代,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合法性也会被削弱,所以中国没有选择,必须推动使用“承认”这一词;相信Stapleton Roy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另一方面,使用“承认”,就是逼美国退了一步,同时也埋了个“包袱”,缩小了美方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操弄“战略含糊”的空间:无论怎么说,无论如何争议,美国政府也是要对这个文本及其争议承担责任的。最后,中美关系如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措辞对中方没有损失,因为美国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项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如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又可以迫使美国“摊牌”,放弃“战略模糊”,承认自己的真实立场。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个小小措辞的力量,文本的起草,也是针锋相对的外交战场。

5)“承认”vs “知悉”——下一步怎么办呢?

无论中方还是美方,参与谈判的许多人业已作古。今天的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完全还原某些文字形成的背景了。但在评价《中美建交公报》时,必须充分结合和考虑它形成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不能完全按照今天的视角和现实需求去评价。

由于中国希望明确,美国希望战略含糊,结果中方始终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美方不得不搞出一大堆的法案和文本(《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地位甚至超越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使得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困难重重。

那么未来怎么办呢?

说从来就不“承认”(recogniz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笔者的判断如下: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就台湾问题,中美确实存在根本性的概念分歧,而且我们看美方的表述,从1979年开始就非常清楚(后面还有《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对此要实事求是看待,不能抱有幻想。原来我们只是把矛盾回避了而已;

——双方既然有了重大概念分歧,按道理说,应该是发布一个新的联合公报澄清分歧。(“你不承认之前承认过,那我们现在重新说说,你到底承认不承认”)。但以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真实态度,签署新的公报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相反,美国政客酝酿的可能是何时推翻之前的三个公报;

——中方谴责美方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信弃义,现实上无法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纠缠这些文件的历史形成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应该说意义已经不大。相反的,美国在放弃“战略模糊”,跟中国“摊牌”了:反复、明确、频繁、高调地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三个公报里“承认”(recognize)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说法,并说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立场确实就是美国的官方态度,如果说之前不明确的话,现在是彻底明确了;这种立场也是美国的主流政治/政治共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如此,中国在两岸问题上对美国施压,只会让美国政客觉得有动力将美国进一步推向反面(例如废弃三个公报)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历史经纬非常复杂,中美分歧现在是国际上的公案。笔者以为,继续在国际上谴责美方不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也已很难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道义加分。第三方国家现在反而可能这么看:美国干预别国内政确实讨厌,但美国就这德性,台湾问题上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不过武装统一也不好啊,别打仗,一团和气好好谈嘛……你们和美国之前签的公报,确实好像有点概念分歧,你们现在是各说各话。建议你们两国重新签一个公报,达成新的谅解,行不行?我们绝对支持……第三方国家的内心深处,对这个问题其实是中性的、回避的。

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逻辑闭环、自洽的,绝大多数第三方国家都是接受这些逻辑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

——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中国做到拉拢或中立就可以了;

——对极少数顽固的反对派(美国),最终只有用实力解决问题。

下篇,我们再看看《台湾关系法》、《八一七公报》、“六项保证”,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及走向的逻辑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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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1)一个中国原则 vs 一个中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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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兔主席  来源:tuzhuxi

今天,让我们尝试梳理一下围绕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及中美关系历史发展演变里涉及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对未来做一些判断。本文的目的不是再去重申中国方面的主张与价值,而旨在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厘清一些比较关键的提法与概念,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分歧及在此基础上的角力。

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The Three Communiqués)及其他历史法案与文件

周三(8月17日),是中美历史性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发布四十周年(1982.8.17~2022.8.17)。但现在中美关系处在冰点,两岸关系紧张,已经鲜有人愿意提及这个联合公报了。

但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三个公报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历史语境,以及中方和美方的视角及历史语境等。

1.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美方由尼克松总统签署;

这是中美关系破冰的历史里程碑。基辛格先来打前站,最后由尼克松在访华期间签署。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双方表达了诚意,没有回避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分歧,同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围绕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

中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PRC)是中国(China)的唯一合法政府(sole legal government);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个省(province),早已归还祖国(motherland);解放台湾是中国(China’s)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The Chinese Government)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 “一中一台”(one China, one Taiwan)、“一个中国、两个政府”(one China, two governments)、“两个中国”(two Chinas)、“台湾独立”(an independent Taiwan)和鼓吹 “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China),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各自提出了主张,但是内容不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而美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双方的分歧一开始是含糊带过的,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里就一些概念、历史语境、双方的理解做一些阐释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与“中国”(China)的概念关系。在当代的文字使用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经常被混同使用,但这些概念背后的含义是不同的;

a)“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政权/政府/国家主体(state),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

b)文化和历史的“中国”(China):“中国”指发端自中原华夏民族的一个历史性的国度(nation或country)、人口(populace)、一方土地与辖境(territory),背后有历史、文化、政治等传承。如果用来审视历史,发现这个概念不难理解:例如历史上大一统的朝代,在不同时期都代表着“中国”例如在明政权覆没以后,清代开始代表“中国”。但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并存的时候,可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代表“中国”;

c)国际法/外交层面的“中国”(China)——这里其实是国家继承/继承国(successor state)的概念: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都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地位的,例如它签署的国际条约,它在国际组织里的席位,它的财产权利与经济责任,甚至它的伦理责任(例如战争责任)等等。在一个国家的领土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政权,可以部分或全部继承这个国家之前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b)和c)里的“中国”,是不是表面不同,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就这个问题,是有理解差异的,理解差异就会带来争议。我们下文再探讨。2)基于以上,有几个因素导致“中国”概念的混淆:

a)文字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又是“中国”,可能造成概念上的混淆;b)文化混淆:“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上世纪末以来,台湾地区在有意识地进行本地化、“去中国化”,将“中国”概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但又不与“中华民国”等同);因此,“中国”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下的辖境。照此逻辑,如果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治下,那么台湾就不属于“中国”;c)法律概念混淆:即前述国际法主体及继承国的概念,一个合法继承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一个国度(country/nation)在国际社会上的权利、义务、地位。这个问题非普通人能够搞明白。由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演变、教育问题,还有法律及技术常识问题,发展到今日,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圈里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关系。在中国内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经常混用(包括在法律文本里),也存在概念混淆。但这一情况不特在中文世界存在,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地方(例如日本、韩国)也普遍存在。3)《上海公报》中出现的相关概念,以及中方的“一个中国原则”——《上海公报》里,凡是大写的“Government”,或PRC,指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体的政权/政府(state/government),对此没有分歧;——凡是说到“中国人”(Chinese),指的都是在这方土地上(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常住人口(populace),对这个也没有分歧;——说到“中国”(China)的部分,就缺乏进一步清晰的释义了,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解释一定会结合自己的价值与立场。我们看看公报里中国政府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套用前面的概念,第一个中国,指的应该是历史性的国度“中国”(as a nation/country),这里,现在只有一个合法政府能够对内(国人)、对外(国际社会)代表它,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as a state)。台湾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一个“省”),之前已经归还“历史中国”(指的应该是从日本殖民者手里收还)。所以,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internal affair),不容外国(即第三方)干预。请注意,这里的概念上是有些含糊的,可能引起理解分歧,但从中方(PRC)的角度来说,该表述就意味着,因为PRC已经代表了中国,就是代表了中国这个国度(as a nation),是合法的继承国(successor stte),对内对外享有主权(sovereignty),所以PRC对台湾享有主权;台湾的问题,就是PRC的事。这是中方的视角和立场。这也是“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的核心。4)中华民国政府(ROC)/国民党台湾/老蒋的视角与立场“中华民国”(ROC)/国民党台湾的视角对我们理解美国及第三方国家的看待台湾问题的态度很重要。在大陆内战打输、被迫撤离台湾后,老蒋/ROC/国民党台湾仍然认为自己才是“中国”(China)的唯一合法政府和统绪正宗,是历史中国的successor date,要对内(Chinese/国人)及对外(国际社会)代表中国(China),享有主权、行使国际权利。ROC拒不承认PRC的身份、地位、主权,全力谋求在国际社会上压制PRC。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老蒋甚至还希望反攻大陆。无论如何,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及问题上,当时的ROC/国民党台湾和PRC/共产党除了个别差异(例如对外蒙主权的认定),观点是“对称”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承认老蒋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5)美国对“一个中国”(One China)提法的“观感”对美国人来说,PRC和ROC的主张和诉求是“镜像的”、“对称的”,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两岸对“中国”(nation)的大历史叙事是一致的,都认为自己是“中国”(China)领土上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历史中国的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all Chinese),对“中国”历史全域享有主权(包括自己并未直接管治的对岸——即PRC认为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ROC认为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两个政权还相互否定,认为自己拥有所谓的“exclusive mandate”(“独一无二的授权”)。

需注意,此问题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里并非中国独有:

——西、东德问题。当时的西德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代表及继承历史德国(1871~1945年的德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代表德国全域人民,同时作为继承国,也背负德国战争留下的义务与道德责任。当时西德的政策,只要某国和东德建交,西德就要与之断交。反过来,东德也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代表德国的政府,西德只是北约的傀儡国家。两德不互认。当时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是站队的,西方阵营认为西德是“德国”的代表;东方阵营则认为东德是“德国”的代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德国”的问题,矛盾无法调和,两德都不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但那时西、东德实力相当,背后又是美苏两大阵营。最终,德国人只能接受现状:伴随西、东德两国在1973年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两个德国”分治的情况也就坐实了。东德在1974年更将两德统一的目标从宪法删除。“两个德国”的问题直到1990年东西德统一才得到解决。

——南、北朝鲜问题。冷战以来,朝鲜半岛也长期分裂,都主张自己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另一边只是美或苏阵营下的傀儡国家。1991年,南、北朝鲜问题都加入了联合国,坐实了“两个朝鲜”。朝鲜半岛究竟如何统一,目前没有方案与方向。

——南、北越南问题。自1950年代中开始,南、北越就分治,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整个越南的合法代表,另一边只是美或苏阵营下的傀儡国家。1975年,南越对北越无条件投降,越南实现了统一。

所以,冷战时期——至少在1970年代,一个历史国家(nation)和人民(people)因为种种原因被切成两半,并且一边跟随西方阵营,一边跟随苏联阵营,两相竞争冲突,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并不能说罕见。美国很容易带入其他国家的案例。

对于美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象中复杂,就是结合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及意识形态进行“选个边”。同时,苏联往往还在另一边做“对称”的选边行为:

在西、东德上,美国选择了西德;在南、北朝鲜上,美国选择了南朝鲜(韩国);在南、北越南上,美国选择了南越……

6)美国在“一个中国”上如何选边?国民党台湾/ROC vs PRC从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解放战争”)到1970年代,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直选择站在ROC/国民党/老蒋的一边。在1970-1980年,因为国际情势的变化,美国政策逐渐改变,具体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美国考虑的因素大致如下:

——越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PRC初期是大力支持北越的,美国希望能够中立北京,或弱化北京对北越的支持;——中苏交恶:中苏关系在1968年急转直下,中方甚至寻求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在中美苏的三角关系里,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上力不从心,此时希望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以华制苏”)——美国当时的“中国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已经深切认识到,国民党台湾对中国的主权主张不切实际,也得不到国际支持,没有前途。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认可PRC为联合国组织里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这个历史决议里,美国还投了反对票。当时美国人已经很清楚,选“中国代表”选错了,必须改弦易辙;——在亚洲适当战略收缩,脱离中国内战:当时的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参与制衡/维持两岸的安全——既是防中国大陆打台湾,也得管住台湾不要进攻大陆。美国希望能从中国内战里抽出身来;——政治制度和反共意识形态的考量: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反共的,与国民党台湾的合作也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其一,社会主义阵营看来也不是“一块铁板”,中苏交恶,可以拉拢中国大陆制衡苏联了,地缘政治收益更大;其二,国民党台湾是一个军事化权威主义政府(和美国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扶持的许多政权类似),除了反共以外,谈不上和美国有什么价值共同点,得到美国本国民众的支持有限。所以,对于台湾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价值。

结果,美国倒向了PRC。对美国来说,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两个拥有“镜像”、“对称”主张的竞争政权里,选择了一个实力更强、更受国际社会支持,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方而已。

7)《上海公报》里美方的表述及“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

重温一下美方的声明:

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China),台湾是中国(China)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interest)。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美方在当时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台海两边,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自我定义为“中国人”(Chinese),都认为只能有一方式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继承政府,区别只在与国民党台湾认为“中国”是ROC,大陆的共产党认为“中国”是PRC。同时,两岸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并无分歧。如果这样,美国为什么要提出反对呢?当然“不提出异议”;

——美国希望“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海峡两岸的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中国人”。请注意,1972年的美国人面对的台湾是并不听话的蒋介石和一众国民党外省人,他们那时想不到有一天台独分子(甚至台湾的主流政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另外,美国当时认为台海不出现冲突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这些,确实是1972年美国人的想法。

但要指出的是,美方只承认了台湾是“历史中国(China as a nation)的一部分”,或者说在PRC和ROC各自对“一个中国”的表述里,是各自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一部分。

更确切地说,美方的态度是,认识到、了解到、知道了PRC所提出的关于台湾地方的主权主张,但从来就没有对这种主张表示认可。

这就是基辛格所谓的“建设性(或战略性)含糊”(constructive/strategic ambiguity):回避尖锐问题,求同存异,先向前迈进。

在1970年代,中美破冰,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迈进,“战略含糊”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建设性含糊”的背后,是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我们需要注意,在所有的公开场合,美国政府的措辞都是“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所提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并不相同。

8)再看看中方(PRC)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

中国大陆政府(PRC)确立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71年10月联合国2758号决议里,PRC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身份得到了确认,藉此,一方面确立了在国际社会上只能存在有一个冠名“中国”的合法政府(且这个政府是PRC),另一方面确认了PRC是中国的继承国(successor state)。

尽管美国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里投了反对票,与台湾依然维持着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SAMDT),但PRC与美国的关系通过《上海公报》破冰。尤其是,PRC让美国正式接受了“一个中国”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形式上似乎接受了PRC方面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两国关系一切向好的时候,存在和含糊和分歧是没有关系的,在两国关系不好时,分歧就会暴露并被放大。

这里,有必要再看看中方“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e)的定义。

先看看我国在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表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全文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个国内文本里,几种“中国”的概念是混同的使用的,可以视为“三位一体”。但也正因为概念的混同,使得我们反而不容易判断美方/外方与我们理解上的差异与分歧。

我再复述/翻译一下中国(PRC)对台湾问题的主张: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主权政府(sovereign state)能够合法地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里冠名及代表“中国”(as a nation,作为一个国度)。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组织里不会也不能同时存在PRC和ROC等同时冠名“China”的政权。

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里指的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向前追溯到三国时期及至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甲午海战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复归给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ROC);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法律和事实上均收复了台湾。

第三,PRC建国后,逐渐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里获取/继承了“中国”会员/代表资格,以及获得了各国对PRC的外交确认,证明了PRC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政府(successor state),在国际法及外交上能够继承“中国”(例如追溯至近代的清、民国政府等)在国际上的权利、责任、义务、地位等。

第四,进而的,PRC接替了ROC,拥有了对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主权是否属于PRC,涉及到PRC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根本问题。而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又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

第五、台湾目前确实不在PRC的直接管治之下,但对于一方领土,占领(occupation)、事实上的(de facto)治权和法律上的(de jure)主权是需要区分看待的。这里可以举一些国际上的例子:

——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里占领了许多地方,例如现为以色列首都一部分的东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国际社会大多不承认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认为东耶路撒冷属于巴勒斯坦。这里,占领/治权 和 主权是分可开的;——德涅斯特里亚(Transnistria)1991年宣布独立,独立运行三十余年,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摩尔多瓦;——北塞浦路斯,1974年被土耳其占领,独立于塞浦路斯运行,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塞浦路斯;——南奥塞梯,1991年宣布独立,独立运行三十余年。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格鲁吉亚;——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2014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认为两地主权属于乌克兰;——索马里兰,1991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认为其主权属于索马里。

或者可以如此理解:一个国家的某个地方闹分离(breakaway)或叛变(renegade),或者被第三方占领,暂时陷入了事实上的自治状态,也不会使得该国政府自动丧失了对该地的主权(sovereignty)。

台湾是中国内战的产物及状态的延续。从这个维度看,PRC尽管不直接拥有对台湾的治权(de facto),但依然在法律上(de jure)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第六,“一中一台”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只要将中国和台湾置于平行地位,就意味着要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侵犯。

这就是中国(PRC)的“一个中国原则”之要义。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与全世界181个国家(包括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假定与我们建交的国家都认可“一个中国原则”。

9)中方(PRC)在1970年代初围绕大国政治的考虑

19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军事力量,对中国也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1969年,苏联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两国一度面临全面战争。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而非美国,需要拉拢美国对付苏联。

1973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所指,是让一条纬度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974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战略,要团结美、日等一切国家与力量去共同对付苏联。

中美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开展共同合作的,目的是一起遏制苏联。这也是中美破冰及《上海公报》的历史语境。

《上海公报》里就有针对苏联霸权的表述: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美苏是三个大国的角力关系。1970年代,中美走到一起对抗苏联,国民党台湾的价值一下就变小了,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双方很容易找到共同点,搁置争议前行。

今天的国际环境又是另一番局面。美国全球制霸,咄咄逼人,中俄走在了一起。这时,台湾就又成了美国反华、制华的战略旗子。

10)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及与中方(PRC)“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区别

《上海公报》引出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将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要看到,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说的“一个中国原则”,其实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两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此处有必要再次强调:

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认可)第二,台湾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认可)第三,台湾也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未认可)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美国未认可)第五,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未认可)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第一,美国“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但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认可、接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中国对美方立场不认可)第二,美国真正的官方态度实际上是“台湾地位未定”;(中国对美方立场不认可)第三,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有意识地进行模糊处理的(中国不喜欢这种模糊处理)第四,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所谓“现状”,就是“两岸分治”;(中国不认可,因认为这是中国内政,和美国无关)第五,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手段解决两岸问题,而支持和平手段。(中国不认可,因认为这是中国内政,和美国无关)

中美关系向好的时候,有一点分歧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弥合;

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分歧就是大问题了,从小的裂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下篇,再看看其他的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及走向的逻辑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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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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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 果 刘志强 王 珂  来源:人民日报

109枚公章,静静躺在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成为“放管服”改革的特殊烙印。

2014年5月2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挂牌成立。散布18个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口一个部门;1枚公章,取代109枚公章。同年11月,废弃的公章来到国家博物馆。

时任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感慨:“这些公章是政府简政放权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的重要文物。”

180平方米,肖特集团的进博会展位面积,记录着这个德国企业与中国从邂逅到拥抱的缘分。

“起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进博会,却被现场深深震撼。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就这样鲜活地摆在面前。”中国区总经理陈巍笑言,今年,肖特又报名参加了第五届进博会。

引进高端生产线,设立药用玻管厂,成立亚太区研发中心。与进博同行4年多,肖特的展位面积扩大5倍,同时扩大的,还有对中国开放机遇的信心。

历史总是以自身的发展逻辑,标注划时代的印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

新时代改革开放,铸就历史性伟大变革——

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中国经济实力、活力、动力再上台阶。

减贫困、建小康、惠民生,反腐败、兴法治、促公平,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

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出重拳、亮利剑、谋福祉,中华大地天蓝、山绿、水清日日可享。

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东方大国改革步伐越迈越大,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

伟大变革,书写崭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奏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激扬乐章,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伟大变革,闪耀真理光芒。“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掌舵领航谋全局

“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三天一项制度创新,“前海速度”令人瞩目;2万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抢抓机遇,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未来可期。首个经济特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叠加,南海之滨,续写“春天的故事”。

“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深圳湾,蛇口“开山炮”声犹在耳;莲花山,见证又一次新的出发。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2020年10月,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发出时代强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续写新时代改革开放传奇,深圳是最好的观察哨。

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引领,就没有大江南北春潮涌动的新局;没有“南方谈话”的冲决,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同样,没有“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号令,就没有新时代非凡十年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开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关口——

观全球,风云变幻。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看国内,机遇挑战并存。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容作答。

这是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这是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

这是对执政自觉的清醒认知:“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高瞻远瞩、掌舵领航,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推动改革与法治同频共振、相互促进;

党的十九大,作出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出决定;

…………

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这十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而生、同向共进。

——以上率下、勠力同心,改革始终力度不减、蹄疾步稳。

重要改革亲自部署、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亲自督察。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这件大事,牢牢抓在手中。

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纪检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十年,平均每一到两个月,总书记都要主持召开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讲方法、明路径、指方向、下决心,带领全党爬坡过坎、滚石上山。

号召深圳“先行示范”,支持上海浦东开发,推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赋予雄安更大改革自主权……这十年,一次次考察调研,刻录下人民领袖谋划改革全局、推动改革实践的孜孜步履、殷殷心意。

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央深改委(领导小组)熔铸改革强中枢;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各地区各部门争当改革实干家……这十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项项改革落地,一个个困难破题。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改革始终拥有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革的是既得利益。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3个月后,25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的部门,全部挂牌。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刀刃向内。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高举巡视利剑,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制度治党,立起党内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这十年,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全体党员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改革开放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觉醒引向更高境界。

非凡十年,深刻昭示: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在于每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都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抓住了机遇。

全面深化展宏图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群山连绵,碧波蜿蜒。一条赤水河,横跨云贵川,牵起沿途美景。

谁能想到,十多年前,赤水河曾“疾病缠身”:上游水土流失、中游煤矿遍布、下游酒厂超排。

划定保护红线,压实“河长”责任,引入第三方治理,创新生态补偿……贵州率先发力,一举推出12项生态制度改革举措,云贵川三地齐抓共管,跨区域治理。短短几年,赤水河水质得到根本性改变。群众竖起大拇指:“英雄河、美酒河,而今成了改革河!”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全面深化改革的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部鸿篇巨制。这十年,我们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拓展改革广度。

5G、高铁、核电,载人航天、深海探测、北斗导航……这十年,我们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出科技体制改革“组合拳”,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得益于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拒绝单兵突进、不搞零敲碎打,各领域2000多个改革方案密集出台、整体推进,广度前所未有:

经济体制改革紧锣密鼓,中国经济活力迸发;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民主法治底色鲜明;

文化体制改革激活春水,文化自信基石筑牢;

社会体制改革持续创新,民生短板加快补齐;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履铿锵,美丽中国跃然眼前;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役。这十年,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破藩篱、涉险滩、革积弊、去沉疴,不断掘进改革深度。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新时代改革开放,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决心更大、勇气更强,深度前所未有:

简除烦苛,管好“有形之手”。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压缩,“放管服”改革改出市场活力。

壮士断腕,化解“产能僵局”。从“手撕钢”“笔尖钢”到高铁轮轴,历经去产能阵痛,钢铁业走上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不畏艰难,打破“户籍坚冰”。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提速。

国企改革扎实推进,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上海金融法院,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设立,服务新经济新业态……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作风锤炼。这十年,我们崇尚求真务实,精准谋划、因地制宜、有的放矢,不断增强改革精度。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人,着力点在干部,见不得脚不沾土、作风漂浮,容不得大而化之、闭门造车。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出真作风,改出真发展:

精准把脉,不整“一刀切”。亩均能耗、亩均税收、全员劳动生产率,浙江平湖市拿起“精度尺”,千余家企业有了“全息图”,低端产能退出,优势产业升级。

精当统筹,不说“大概其”。下面借广建水利之名,想增6000多编制。安徽省坚决堵住,政府投2/3,社会跟1/3,多种形式服务,多样化市场主体,打通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

精细操作,不搞“大呼隆”。2014年,全国贫困地区80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2015年补充、调整“回头看”。手握“明细账”,“滴灌式”扶贫托了底。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民生工程。这十年,我们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改革温度。

金秋小岗,稻花香,农家乐。

“农民成了股东,日子更有奔头!”拿到安徽省第一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加入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开超市、搞乡村游……严金昌,年近八旬的“大包干”带头人,心劲儿不输年轻人。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深刻指出:“小岗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看了让人感慨万千。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新时代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一份个税“礼包”,送出真金白银。赡养老人、子女教育费用可申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上有老、下有小,成都市民肖鸿很踏实。

一次药品降价,点亮生活希望。历经两轮9次谈判,70万元一针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降至3.3万元,苦苦等待的北京患儿果果,用上救命药。

一宗积案得解,护佑百姓权益。“6年了,没想到还能追回来!”得益于陕西高院执行联动机制,农民工时夭全手捧欠薪,长舒一口气。

群众的急和盼,就是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就业优先,促进就业创业;整合城乡社保,兜牢保障底线;坚持“房住不炒”,推动租购并举;统筹城乡教育,改革招考制度……改革的含金量,化作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年攻坚,一路向前,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非凡十年,深刻昭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

真刀真枪抓推进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提出“改革方法论”。

次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考察,作出更为深思熟虑的论断:“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观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和有效路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论。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锻造“上”与“下”的合力。

患病已久,居民翁华过去总往医保账户“贴钱”,如今“年有结余”;从医多年,医师谢汉刚收入比10年前翻了两番;医改数载,全市医保基金从一度亏空变为保持盈余。

“三医”联动改革,福建三明,树起标杆。

瞄着“三明医改”,全国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更多群众,看病不再难。

基层有真经,一线有答案。全面深化改革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尊重创造、鼓励探索。

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江苏“不见面审批”、浙江“最多跑一次”;“群众院坝会”、新时代“枫桥经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一项项新鲜探索,凝聚起亿万人民的智慧力量,激荡起最为活跃的改革因子。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把握“点”与“面”的关系。

“村里路宽了、景美了,乡亲腰包鼓了、心气足了!”

庭院整饬一新,樟树华盖亭亭。江西鹰潭市余江区宋家村,说起“宅改”试点,村民蔡秋荣连声称好。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稳慎推进,盘活乡村“沉睡”资产,守住土地性质、耕地红线、农民利益。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向纵深推进,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先行先试、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推开。

北京、山西、浙江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三江源、祁连山等试点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这十年,一次次试水破冰,催生出全局性改革的阔大蓝海。

——坚持开放与改革相促进,增强“内”与“外”的联动。

“过去,产品走海运到中亚得1个月,现在搭中欧班列‘长安号’,只要7天!”

乘着“长安号”东风,陕西小伙元朝辉甩开膀子,将代购小生意做成跨境电商平台,去年销售额过亿元。

开行之初不足百列,去年呢?3841列,占中欧班列开行总量1/4!联通亚欧的“长安号”,见证不沿边、不靠海的古丝路起点,崛起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2018年11月5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内,各国嘉宾齐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掷地有声,再次宣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改革与开放,如同“双螺旋”。从扎实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从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多领域开放,到不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十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壮阔实践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不断丰富升华——

既从目标倒推,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又从紧迫问题入手,牵住“牛鼻子”,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解开“因”与“果”的方程式;

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奏好“立”与“破”的协奏曲;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走好“稳”与“进”的平衡木;

…………

有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保驾护航,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非凡十年,深刻昭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就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

锚定目标勇向前

“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锚定总目标,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非凡十年,“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更加坚实。

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市场主体超过1.6亿户,民企数量10年翻了两番……这十年,中国高质量发展迈新步。

发展高度,来自改革力度。

一张负面清单,窥见全局之貌。2018年12月,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此,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准入壁垒大幅破除。

一张负面清单,诠释理念之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无先例可循的制度创新,展示巨大改革勇气。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制度型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成熟定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这十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中国经济底气更足、动力更强。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十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非凡十年,“中国之制”的独特优势更加彰显。

璀璨焰火,点亮鸟巢上空。

2022年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如约而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生动定格“中国之制”。

世纪疫情突袭,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经受“压力测试”。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奋战、众志成城!我们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这十年,“中国之制”的独特优势在一次次大战大考中反复印证——

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齐攻坚,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守住底线,未雨绸缪,粮食、能源、金融、网络、产业链、公共卫生等领域补短板堵漏洞,有力应对“黑天鹅”“灰犀牛”;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国经济无惧风浪勇向前。

——非凡十年,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更加强烈。

“如果选择一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介绍给我的国家,我认为是治理能力。”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一位非洲学者由衷感慨。

从瞩目中国经济到关注中国制度,国际社会的观察视角悄然改变。原因不难理解:“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中国之制”成为读懂中国的关键密码。

从追赶世界到平视世界,14亿多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生命力、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胸怀制度自信,书写伟大变革,今天的我们,来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新征程上再出发,需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一仗接着一仗打——

再出发,务必拿出勇担当、不畏难的魄力。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更大勇气、更多举措深化改革开放,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再出发,务必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定力。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前进道路上,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再出发,务必凝聚听党话、跟党走的合力。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顺利推进。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时代总是在奔腾不息的潮涌中推动历史前行。

历史深深铭记这十年——

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时光悄然驶向下一程——

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中华民族必将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 人民日报 》( 2022年09月13日 01 版)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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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日本记者提出20大常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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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网络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曾参与报道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发现,这一届中共党代会非常特殊,会议已经即将召开,但还没有媒体爆出任何像样的下一任政治局常委名单。他在脸书发文中解释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两份可能的常委名单。

矢板明夫9月13日在脸书发文说,往年在中国跑政治线的外国记者和海外华文媒体都会提前预测常委名单,其中有不少是中共中央有意放出来测试风向的,但今年并未见任何预测。

他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特殊,说明了两点:第一,是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在北京的记者已经难以采访到接近党内核心秘密的人物了;第二,党内高层还在酝酿最后人选,至今还没有尘埃落定。

矢板明夫认为,习近平连任基本上没有悬念,但下面人员的名单,应该还在激烈的讨论之中。他提出,中共二十大的看点,一个是人事问题,一个是路线问题。

矢板明夫表示,人事其实就是政策,谁上谁下对国内的经济问题、清零政策和对外关系有有重大影响。

他因此预测,如果中共内部求变势力上升,下一任常委组成可能是: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克强转任人大委员长,汪洋接任国务院总理,赵乐际转任政协主席,王沪宁续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坤明成为中纪委书记,胡春华出任常务副总理。

相反,如果中共在20大后按既定方针办,下任常委构成可能是:习近平续任总书记,李强成为国务院总理,陈敏尔升人大委员长,蔡奇任政协主席,丁薛祥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坤明任中纪委书记,胡春华是常务副总理。

延伸阅读:中共改革开放后各届党代会常委名单

中共19大常委名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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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8大常委名单: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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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7大常委名单: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共16大常委名单: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2007年6月2日病逝)、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中共15大常委名单: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中共14大常委名单: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中共13大常委名单:87年–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89年–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中共12大常委名单:85年–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87年:赵紫阳(代理总书记)、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

中共11大常委名单:

十一届一中全会(1977年8月19日)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

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日-29日)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

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29日)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主席:胡耀邦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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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大:王小洪发表文章谈“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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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洪  来源:学习时代

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为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重要训词,多次深入公安基层单位视察指导,亲切会见慰问公安民警,就新时代公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新时代公安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为动力,忠实履行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群众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上升至2021年的98.62%,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强化政治建设、做到“两个维护”,忠诚警魂进一步铸牢。牢牢把握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坚决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两个维护”更加坚定。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制定出台《公安部党委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公安部党委关于加强公安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引导广大民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自觉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理论武装更加自觉。紧密结合全党集中性学习教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中之重,发挥各级公安机关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用,共举办各类政治轮训班7.5万期、累计培训602万人次,打牢全警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政治纪律更加严明。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坚决同一切违背和损害“两个维护”的言行作斗争,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等人和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及时发现、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两面派。执行落实更加有力。健全完善“第一议题”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督促检查、问责问效等制度机制,强化政治巡视巡察,探索开展政治督察,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强化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政治安全防线更加坚固。始终把防范政治安全风险置于首位,统筹境内境外、网上网下,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斗争,有力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聚焦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保持高度敏感敏锐,下先手棋、打主动仗,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丹心守卫红色江山。聚焦反恐防恐。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完善反恐怖防范标准体系,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持续开展严打暴恐活动、网络暴恐音视频等专项行动,持续加强反恐国际合作,打好反恐防恐“组合拳”,全国连续5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事件。聚焦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牢记“首都稳、全国稳”,以系列重大活动安保维稳工作为牵引,持续排查化解突出风险隐患,创新完善社会面管控整治机制措施,坚决保卫祖国“心脏”;坚定支持香港警队、澳门警队等纪律部队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法律有效实施,助力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澳门保持和谐稳定,护航“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聚焦维护网络安全。牢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开展“净网”等专项行动,深入打击治理网络谣言和有害信息,严防严打网络渗透攻击窃密活动,健全并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等制度措施,全力营造安全清朗网络空间。

  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综合施策,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始终坚持稳字当头,紧盯各类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与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预测预警预防,努力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百万警进千万家”等活动,推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源头治理措施、多元化解机制,有效防范矛盾累积发酵;持续开展公安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减存量、控增量成效显著。稳妥应对重点领域风险。紧盯经济、民生等重点领域,协同行政主管、行业监管等部门,细化完善监测预警、研判评估、稳控处置等措施;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犯罪,全力追赃挽损,严防风险外溢传导。扎实做好重大安保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安全第一”理念、“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标准和“细致、精致、极致”作风,创新完善重大活动安保模式,圆满完成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实现了安全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全力抓好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完善与卫健、交通、海关等部门联动机制,动态调整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强化陆路水路口岸管控,积极配合做好人员管控、秩序维护等工作,助力打赢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强化为民宗旨、深化平安建设,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高。聚焦人民群众对平安品质的更高期待,严格落实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有效提升社会治安掌控力,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到安全触手可及、就在身边。攥紧“打”的拳头。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违法犯罪,坚持依法严打方针,组织开展系列专项行动,有效遏制多发高发态势,2021年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数比2012年下降64.4%,我国长期处于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行列;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1万个,破获刑事案件24.6万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为党的十九大以来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着力破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难题,创新完善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业技术和抓好内部合力、促成外部合力的“四专两合力”理念及配套机制措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22.7万起,发案数自20216月起同比保持连续下降;集中打击治理跨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彻底摧毁一批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有效遏制境外吸赌招赌势头。织密“防”的网络。创新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快速反应等警务机制,强化重点区域、部位、时段巡防巡控,全国建成2.1万个街面警务站,日均投入约50万警力开展巡逻,2021年全国“两抢”案件、盗窃案件立案数比2012年分别下降96.1%62.6%;加强道路交通和铁路、民航、港航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公共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强化“治”的合力。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创新公安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完善群防群治机制,强化力量统筹、部门协同,涌现出“朝阳群众”“沈阳义勇”“杭州义警”“厦门百姓”等一大批品牌,有力铸就专群结合、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强化问题导向、锐意改革创新,公安改革实现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变革。落实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要求,大力实施改革强警战略,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公安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公安现役部队和国家移民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公安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30万官兵的改制转隶;深化行业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了领导指挥关系;按照“党委领导、部级抓总、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思路,全面完成公安部机关机构改革任务,稳妥推进市县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构建自上而下高效率组织体系;推进公安队伍管理改革,全面落实人民警察职级序列、招录培养、职业保障制度改革政策,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推进警务运行机制改革。大力推进“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和市县公安机关扁平化、实战化、合成化运行机制改革,推行派出所“两队一室”、“一村(格)一警”等机制模式,全国已设立社区(驻村)警务室19.5万个,配备社区民警22.3万人,基层基础不断夯实;建立健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警务协作机制,不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推进行政管理服务创新。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因时因势连续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开具户籍类证明和5个户口迁移事项“跨省通办”,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目标;全面实施申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全国通办”,累计为非户籍地人员签发出入境证件2800余万本次;将公安机关12项涉企经营许可全部纳入“证照分离”改革,驾驶证“全国通考”、机动车“全国通检”等78项交管便利措施全面落地;完成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2.0建设,越来越多的公安政务服务可全程网办,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零跑腿”。推进智慧警务建设。坚持科技兴警,聚焦实战应用,全面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基本形成全国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新生态,极大提升了警务运行效能和核心战斗力。

  强化法治思维、突出规范执法,法治公安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完善公安法规制度体系。积极配合制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推动危险驾驶罪、袭警罪等入刑,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一系列执法指导意见;修订完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章制度,出台现场执法活动、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等具体指导意见,为一线执法提供精准指导、有力支撑;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核和备案审查机制,保障执法决策和制度的合法性、科学性。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进受立案制度和刑事案件“两统一”、涉案财物管理、“阳光警务”等改革,完善案件评查、执法责任追究、常态化责任倒查等机制,在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推行法制员制度,持续整治有案不立、压案不查和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突出问题,构建系统严密、运行高效的监督管理体系;特别是大力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全国市县两级已建成2994个,计划完成率达到97.4%,实现一站式办案、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完善执法教育培训体系。依托全警实战大练兵等载体形式,举办各类警务技战术训练班、专业培训班等30余万期,组织各类对抗性比武竞赛和实战演练25万余场次,实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全国约190万民警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6万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全警法治素养和执法能力显著提升。

  强化党建引领、狠抓从严治警,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稳步推进。锚定“四个铁一般”标准要求,结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始终坚持党建带队建。构建部省市县四级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体系,健全责任清单、述职评议、党建督察等制度,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重点,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组织开展“公安心向党、护航新征程”等主题宣传活动和“公安楷模”“最美基层民警”等评选表彰活动,推树“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时代楷模”潘东升等先进典型,全国公安机关共有240余万人次、24万余个集体被记功嘉奖,弘扬了主旋律、激发了正能量。始终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制定修订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优秀年轻干部双向交流锻炼实施办法等,严格执行“凡提四必”、党风廉政意见“双签字”、任前公示等制度,选好配强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异地交流任职比例分别上升至96.8%99.3%98.2%。始终保持“严”的氛围、“惩”的力度。坚持严在平时、管在日常、抓在小处,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制定出台并严格落实一系列新的铁规禁令,构建完善具有公安特色的大监督格局,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水平,引导全警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特别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清除一批害群之马、整治一批顽瘴痼疾、出台一批制度规定,队伍风气面貌焕然一新。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带队伍。公安队伍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有3700余名民警因公牺牲,5万余名民警因公负伤。牢记党中央关心厚爱,推动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确定中国人民警察警歌、修订人民警察誓词,不断健全人民警察标识体系、荣誉制度,增强民警职业归属感、荣誉感;推动出台《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等制度规范,专门印发爱警暖警工作指导意见,推动解决民警家庭就医、就业、就学等实际困难,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变革性实践,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公安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确保“刀把子”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公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做好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聚民力等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价值取向,持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切实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落到实处;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体现实战化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警务体系,积极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为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证。

  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者为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6

旧文章ID:28365

Perlez:不是冷战胜似冷战:美中冲突与斗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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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来源:NYT中文版

十多年前,时任副总统的乔·拜登在访问中国期间发表演讲,颂扬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他说,美国的富裕程度是东道主的2.5倍。

当天下午,拜登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面,两人进行非正式的散步时,讨论的主要是国家安全问题。习近平对华盛顿派侦察机监视中国表示不满,拜登回答说,这些飞行会继续下去,他后来这样告诉美国记者。

那时候,这类分歧看起来相对可控,尤其是因为两国官员当时定期举行会晤。现在,两国的富裕差距已经缩小,但安全挑战却更加艰险,而且双方几乎不存在沟通。

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作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拜登和习近平正越来越多地走上可能相撞的方向,存在引发新冷战的风险。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紧张状况不受控制地影响着这两个大国。随着中国扩大自己的核武库,在半导体领域展开竞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担心被挤在了美中之间。

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个专制国家联盟,它与俄罗斯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目的,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定于本周晚些时候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在过去一周,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受挫,但北京方面不太可能因此而回避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为击退其眼中的美国霸权,需要在莫斯科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北京与华盛顿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向这个民主自治但被中国宣称为领土的岛屿表示支持后,中国政府取消了三轮中美军事会谈,并推迟了另外五轮有关气候变化和国际犯罪问题的会谈。两国之间的军事讨论虽然只是偶尔为之,而且往往是固定的套话,但在目前风险越来越大的环境里,在美中船只经常在中国附近的海域靠得过近的情况下,这些讨论仍被认为很重要。

“一场风暴正在我们的周围聚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上个月的一次讲话中说。“美中关系正在恶化,问题棘手,猜疑很深,双方的接触有限。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很快改善。”

李显龙说,他担心“误判或事故很容易使事情变得更糟糕”。

在还不算很久之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至少还不算坏。

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加州的一个庄园里款待他。2015年,这位中国领导人访问了四个美国城市,奥巴马也访问了中国。他们的副手们定期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由高层官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每年举行论坛。

那时甚至有人认为,谈得太多而付诸行动太少。2015年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期间,时任国务卿的约翰·克里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了一个关于非洲野生动物贩运的展览。中国那时正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屿,但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在对话上讨论。

自2021年初以来,拜登和习近平只通了五次电话。缺乏接触使摩擦更危险,外交人士和分析人士说。

“缺乏持续的私下对话,有助于加剧紧张关系,”曾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查尔斯·库普坎说,他现在是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分歧恶化,不信任增多。”

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两位领导人同意择日举行面对面会晤,这似乎有可能发生在今年11月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都已确认出席,普京也已确认出席。

如果实现的话,这将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习近平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与普京会晤,并将于本周在乌兹别克斯坦再次与普京坐下来谈谈,这是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国访问行程的一部分。

北京和华盛顿都试图淡化新冷战的说法。但双方都在为占据上风而采取行动,他们的行为常常会给人以相反的印象。

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本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双方“已经处于一场全球斗争之中”。

白洁曦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考虑到双方之间的高度不信任,有必要进行新的讨论,尽管不一定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种全面接触。“鉴于双方的高度不信任,这类讨论的目的不应该是制造一个让双方都会将其视为特洛伊木马的新框架或新口号,”她说。

冷战期间的权力均衡与现在不同。苏联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而且美国还能利用苏中不和。

尼克松总统利用了毛泽东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满,把他争取到了美国这边。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用新的美中结盟做砝码,说服了苏联人加入到军控谈判中来,这些谈判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几届政府。

这些谈判与首脑会议交织举行,让国家领导人在会晤时有实质性的议程,并相互作出保证。

“今天,我们的军备控制议程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军控议程已出现了逆转,”曾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和驻俄罗斯大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说。

美苏之间的交流从未少到两国目前的程度,洪博培说。“中国人简直就不想发生往来,”他说。“把灯一关。音讯全无。”

美国对中国似乎在迅速扩大核武库感到担忧。去年7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核专家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西部沙漠地区建造100多个核弹发射井。

拜登在去年11月与习近平通电话时,曾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就“战略稳定”展开会谈。“战略稳定”的说法涵盖了核战略和危机管理,华盛顿研究机构“国防优先事项”的亚洲事务主管金莱尔(Lyle Goldstein)说。

记者在今年8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拜登的建议向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提问时,秦刚答道,这类对话在美国解决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问题之前不可能发生,他指的是台湾的未来。

美中之间不再进行军事对话可能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

这些对话通常很呆板,中国军官都是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金莱尔说。但对话有时是有益的,能推动双方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尽管不能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我们的讨论是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太平洋舰队前指挥官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说。他曾在2016年和2017年与中国同行会晤,那时候的两国关系较为缓和。“讨论的结果是,我们能够超越言辞上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减少海上意外事件升级为我们各自的领导人认为适得其反的挑战的可能性上。”

斯威夫特说,他强调了被称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指导方针,这些规则为中美船只在靠近对方航行时制定了可遵守的礼仪。

在目前的气氛下,两国之间剩下的一点互动在最好的时候也充满了紧张。

上个月就上演过一个冷战剧场的经典戏。就在佩洛西抵达台湾的那一刻,中国外交部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伯恩斯先等佩洛西已经着陆的消息得到了确认,然后才开车前往外交部,结果迟到了几分钟。

“我们进行了一次艰巨且充满争议的会晤,”伯恩斯说。“我捍卫了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权利,并说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反应过度,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危机。”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旧文章ID:28364

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凸显中俄关系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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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ton Troianovski Keith Bradsher  来源:NYT中文版

总统普京周四承认,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存在“疑问和担忧”,这是一个虽然比较隐晦但值得注意的表态,表明莫斯科缺乏其在世界舞台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伙伴的全力支持。

周四,普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是他们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习近平自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出访。然而,在俄罗斯努力从上周在乌克兰东北部遭遇耻辱性的军事挫败中恢复之际,两位领导人并没有表现出对抗西方的欧亚团结,而且在公开讲话中的调子也不一致——习近平对乌克兰只字不提。

“我们高度赞赏我们的中国朋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公平立场,”普京在会议开始时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们理解你们在这方面的疑问和担忧。”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将近七个月,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地区峰会期间,普京发现自己陷入了严峻的政治困境。在战场上,俄罗斯本月已经失去了2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决定性地战胜受到西方武装的乌克兰的可能性从未如此渺茫。在国内,普京因军事进展缓慢而面临一些支持者的罕见批评

在国际上,随着西方继续加大对克里姆林宫的制裁,普京周四看到习近平明显拒绝公开支持他的战争,尽管在俄罗斯入侵前三周,习近平曾承诺两国之间的友谊“没有止境”

中方在会晤后的声明中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对于研究中国政府公开表态的弦外之音的学者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含蓄的谴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谢尔盖·拉琴科表示,该声明似乎是在向“俄罗斯人发出谴责,他们的行为不像一个大国,他们正在制造不稳定”。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这是“习近平多年来对两国战略关系最谨慎或最低调的表态”。

虽然习近平在镜头前对乌克兰只字未提,但在周四的会晤中,普京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使得这种不一致更显突兀。北京声称对自治岛屿台湾拥有主权,上个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支持台湾抵抗来自北京的压力,使紧张局势加剧。

尽管如此,因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的莫斯科正在寻找新的进出口市场,中国仍然是它的重要生命线。中国增加了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同时向俄罗斯出售更多汽车和其他一些商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这种支持“对俄罗斯非常重要”,他还说,他相信克里姆林宫“很清楚”中国支持的限度所在。

在周四的一对一会谈之后,习近平和普京还与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了联席会议,蒙古国正在就建设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进行谈判,以便俄罗斯能够将更多的西伯利亚天然气卖给中国,而不是欧洲。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接近达成协议,每年通过计划建设的管道向中国出售5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与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现已闲置的北溪2号管道的输送能力大致相当。然而,建设这样的管道需要数年时间。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谈到普京与习近平的会谈时说道,并称这次会晤“很棒”。他承诺,俄中官员将在下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密切协调。

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几个月一直在附和俄罗斯的宣传,但中国远没有全力以赴地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及其与西方的冲突——普京称这种对抗事关俄罗斯的生死存亡。据美国官员称,今年截至目前,中国似乎没有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迫使莫斯科向伊朗朝鲜购买军事装备。而且,它也几乎没有帮助俄罗斯规避阻止其进口西方先进技术的西方制裁。

加布耶夫说,“获得西方技术、西方市场和西方资金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不准备给予俄罗斯更多支持,以防西方制裁北京。

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都认为对方在挑战西方方面很有用,但普京和习近平的相互支持不会超出一定程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正在为其战争努力向中国寻求物质援助。但美国官员本周表示,他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提供任何此类援助。

“引人注目的是,普京承认习主席对俄乌战争存在担忧,”普莱斯说。“中国有这样的担忧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普京总统会承认。”

拉琴科说,普京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这“严重削弱了他对中国的影响力”。他说,中国政府似乎认为这场战争是一种有害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它导致的全球食品和能源市场动荡“创造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

“普京非常鲁莽,”拉琴科说。“而且他愿意承担中国不赞成的风险。”

普京和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这是一个以安全为重点的组织,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四个中亚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出席了会议,预计将在周五与普京会面。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提醒观众,与会领导人代表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该信息旨在反驳入侵乌克兰使普京遭到孤立的说法。

但分析人士表示,对习近平来说,这次峰会既是为了与普京见面,也是为了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中国的官方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习近平在抵达哈萨克斯坦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周三他在该国停留,然后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在那里受到了仪仗队、舞蹈家和音乐家的欢迎。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专家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说,对中国来说,“这基本上不是为了发展中俄关系——他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与边境对面的邻国培养关系。”

方艾文表示,虽然北京希望向俄罗斯展示外交支持,以抗衡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它也会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招致制裁的行动,因为这会进一步伤害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他说,与此同时,中国正寻求向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口头上的保证,这些国家因乌克兰战争而感到不安——这次战争在一些人看来是普京准备动用武力,试图重建苏联帝国的信号。

北京的时殷弘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和普京几个月来一直保持着定期沟通,彼此都很了解,所以他们之间的谈话没有习近平与中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那么重要。

“过去200天里通过网络有过很多对话,所以和普京对话远远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必要,”他说。“而且俄罗斯目前在军事上的失败让中国更有必要保持谨慎,在军事上不介入。”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旧文章ID:28363

快报:美国国防部次长谈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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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 Zhou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113期

【编者按】美国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 (Colin H. Kahl) 今年9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或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 (China May Draw Lessons From Russian Failures in Ukraine)。卡尔是拜登总统国安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曾是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做国家安全方面

中国国家领导人计划在2027年,即五年后,中国的军队具备攻占台湾的能力。台湾海峡最近发生的事件引发了一些对战略形势和(中国会不会)近期占领台湾的关注。 

美国国防部次长科林·卡尔 (Colin H. Kahl) 认为,虽然中国意在扩大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但在是不是发动对台作战的问题上它会更加谨慎。卡尔在2022年国防新闻年会的讨论中说道:“我不认为中国想把自己置于俄罗斯今天所处的境地。我想侵略一个民主邻国将引起全球对被侵略的国家极大的同情。” 中国将中国这样做不仅会加剧地区的军事紧张,并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中国可能会从俄罗斯过去六个月入侵乌克兰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卡尔表示,“我希望中国能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也许……我们不应该那样。 ’ 我并不认为中国会提前攻台的时间。 毋庸置疑是,中国领导人要求自己的部队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的准备,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他已经做出了攻台的决定。 ”

卡尔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台湾海峡、南海和其他地区日益增加的强势,这种强势行为可能会因误解而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强势,中国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改变台海的现状,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与美国或其盟国发生冲突呢?事实是,在过去一两年里,中国多次在空中和海上尝试不安全和不专业的做法。” 美国及其盟友现在必须警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可能引发国际事件的做法。

卡尔同时表示,美国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开展海空活动:“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我们不会做加剧紧张局势的事情,但我们将继续捍卫印度-太平洋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支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不会退缩。 ”

在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国防部将该国列为 “严重威胁”(acute threat)。卡尔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定义义,即它的威胁“是即时的和尖锐的(immediate and sharp)。 ” 考虑到俄罗斯在未能实现其入侵乌克兰的目的后所采取的做法,卡尔还认为俄罗斯是“鲁莽的(reckless)。 ” 他说,“我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大国,但坦白地说,也许它并不像我们在6或8个月前评估的那样是一个有能力的常规军事大国。事实证明俄罗斯是一个极其危险和不计后果的国家,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 在绝望中,俄罗斯加强了与朝鲜和伊朗的关系,并向它们寻求帮助。此外,由于俄罗斯的常规部队大部都在乌克兰作战,卡尔认为该国将被迫更多地依赖非常规武器,如核、网络和太空武器以及虚假信息和造谣攻势。 

卡尔说,“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并不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但从近期来看,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 

的研究, 2009年至2011年进入政府,在国防部担任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副部长。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台海局势的评估和判断。

来源时间:2022/9/18   发布时间:2022/9/18

旧文章ID:28362

傅好文:美中竞争有利于非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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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zhou

2022-09-17

    【编者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傅好文 (Howard French) 于今年8月10号在美国国际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长篇论文,题为 “大国竞争有利于非洲的发展:美中竞争令双方给予非洲‘最优方案’ ” (A Littl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s Healthy for Africa: U.S.-China competition could benefit Africa by forcing each side to offer what it thinks it is best at) (点击阅读全文)。傅好文称,尽管身处民主体制,但他乐于见到中国在非洲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因为此举可“倒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断调整和完善对非政策。美中双方在非洲公开、直接、全方位的竞争使得两国设法提供给非洲更有效和切实的发展方案,从而令非洲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得到提升。今年5月,傅好文还在美国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题为“当美国沉睡,中国变得不可或缺”(When America Slept, China Became Indispensable)的文章。2014年,他出版了专著《中国的第二大陆:百万中国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一个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奥巴马政府曾担心中国向非洲输出其政治模式。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说,非洲领导人可以从西方学到更多的东西。与西方国家相反,中国政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纯粹是内部事务,外国不得干涉。不过,随着中国与非洲合作领域的扩大化,这一官方立场有所松动。比如,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坦桑尼亚开设党校,向当地执政党传授其治国理政的经验。

    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偏爱与希望看到中国扩大与非洲的交往范围并不矛盾。他曾在中国生活六年,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有能力以远超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活力和纪律来构思和执行政策。此外,美国和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一直以来都成效甚微,除了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外,没有产生实际的成果。中国则在非洲各地建设了切实的基础设施,给非洲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非洲目前面临重大的政治问题,来自美中双方对非洲能力建设的积极投入或许能有助于非洲摆脱发展困境。自上个十年中期以来,非洲地区无效或腐败的民主政权已被军事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在仍然举行选举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早就掌握了修改或重新解释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方法,比如修改或重新解释旨在防止领导人掌权数十年的任期限制。例如,在备受西方青睐的卢旺达,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就每选必胜,但却从未受到西方的谴责或制裁。卡加梅最近甚至宣布他还要再执政20年,并说,“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多党制民主国家的政党与特定的族群建立密切联系之后不但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还扩大了世袭政治的毒害。即使在加纳和肯尼亚等拥有相对成功的多党制的非洲国家,竞选已经没有对不同政策选项的认真讨论,而是被类似美国风格的大量募捐和花费政治献金所左右,它所带来的腐蚀效果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和中国在非洲治理方面更公开和直接的竞争可以迫使西方在与非洲的交往中采取“早该采取”的谦逊态度。傅好文称道,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多年以“能力建设”为名义而肆意挥霍(西方国家政府的发展援助)资金,这实际上是“一笔无效的花费”和“一个巨大的骗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选民很容易被政客们的操纵性言辞所蛊惑,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投入资金等同于浪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量所谓对外发展援助支出的主要受益者。如今,(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改弦更张,用有效的行动与中国在非洲比拼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同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检验非洲国家民主选举的实际价值。如今,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民主危机。无论是2021年初美国国会大厦遭特朗普狂热支持者冲击的事件,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不公正划分选区的做法,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任正在慢慢消失,这使得美国在推动其他国家民主建设方面处于弱势。此外,欧洲近年来也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民主的倒退。因此,基于推动非洲民主发展的长远考虑,西方应该摒弃从前的傲慢态度,在治理问题上更坦率地与非洲国家接触。西方需要找到有效减少非洲各级政府腐败的方法。联合国也应与非洲国家努力合作,制定将选举与真正的治理成果联系起来的方法,从而促进提高当地学生的入学率、改善教学质量和设备质量、提供可负担得起和可靠的电力和互联网服务的公用事业以及更好的公共交通选择。

     当然,尽管北京声称自己的政治体制比民主体制更加有效率,与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亦不可能避免腐败。但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建设了公共基础设施,大幅提高了其官僚机构的效率和提供服务的能力。虽然这并不代表非洲国家可以或应该复制中国的模式,但是中国可以向非洲国家传授建立国家当务之急的重要性,并培养一个训练有素的政府机构来落实这些当务之急。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加纳经济分析师布莱特•西蒙斯(Bright Simons)称西非地区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难以置信地缺乏战略意义。” 西蒙斯对《外交政策》表示,加纳公务员制度的主要目标似乎不是绩效,而是“逃避工作”。如果中国通过培训工作人员、使用绩效指标考核或分享自身经验的方式来帮助改变这种状况,这将是中国可以为非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在领域。

     因此,在非洲地区发展与合作方面,美国不应习惯性地对中国感到恐惧和偏执,而是要着眼于如何在两国的竞争中更加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2020年底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一项针对非洲18-38岁年轻人的民调显示,非洲人民仍然更加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美中在非洲地区政治影响力的竞争可能会促使西方重新思考自己帮助非洲改善治理和能力建设的方法是否有效。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无论是在政治治理和能力建设的软实力方面,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实力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有义务采取比冷战时期更加透明和道德的手段与他国进行竞争。

聚焦20大:王毅谈习近平访问中亚两国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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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沧海横流领航向,丝路古道焕新机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022年9月14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应邀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仲秋时节,习近平主席踏上举世瞩目的中亚之旅。此访正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地缘冲突蔓延外溢,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此访又逢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神州大地生机勃发,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民族复兴迎来光明前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意义重大、时机特殊,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面向亚欧大陆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是在关键历史节点开展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合作、安全、发展、开放、互信、尊重成为国际主流媒体报道关键热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次出访选择中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对华“包围圈”的战略之举,充分彰显习近平主席的强大自信和非凡影响力,表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3天2夜里,习近平主席飞赴努尔苏丹、撒马尔罕两地,停留时间48小时,密集出席近30场活动,多边与双边日程结合,安全和发展议题兼济,时间虽短,但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有力推动上合组织扩员迈出新步伐,引领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沧海横流领航向,丝路古道焕新机。在国际风云激荡、风险挑战积聚的大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亚之行,为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增添更多生机活力,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地区形势带来更多稳定因素,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更多有利国际条件,充分体现了大国大党领袖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大格局、大担当。

一、弘扬“上海精神”,开启上合组织发展新阶段

王毅说,今年是上合组织宪章签署20周年,也是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这些年来,上合组织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了上合力量,作出了上合贡献。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团结与分裂、合作与对抗的矛盾日益突出,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面临诸多考验,各成员国维护自身安全稳定遭遇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着眼上合组织和各成员国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难题,在撒马尔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紧扣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看待和指引上合组织发展,就各成员国加强团结、推动本组织未来发展提出重大倡议主张。

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上合组织成功经验——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指出这“五个坚持”充分体现了“上海精神”,始终是上合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五个坚持”也是真正多边主义的实践,是对传统集团政治的超越,回答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推进什么样的新型区域合作、如何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问题,对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对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公正发展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上合组织未来建设方向,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重要建设性力量,要勇于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牢牢把握时代潮流,不断加强战略自主,巩固深化团结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为此提出五点建议,强调要加大相互支持、拓展安全合作、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坚持多边主义,这些建议契合各成员国求团结、促稳定、谋发展的共同心声,为上合组织擘画了前进路线图、描绘了合作新前景。

在习近平主席和与会各国领导人共同努力下,本次峰会通过涵盖经济、金融、科技、人文、机制建设、对外交往等领域共40余项成果文件。特别是在中方推动下,成员国元首发表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4份重磅声明。中方还宣布设立中国-上合组织反恐专业人员培训基地、举办产业链供应链论坛、建立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以及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15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等。这些举措实实在在、顺应各国需要,体现出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践行倡议的行动派。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呼吁,要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拓展小多边和次区域合作,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各方积极响应,表示将不断发掘各领域合作潜力,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地区安全稳定之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次峰会前,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中方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通盘统筹、平等协商,在峰会上接收伊朗为成员国,支持启动白俄罗斯加入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同意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上合组织迎来新一轮最大规模扩员,巩固扩大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的地区合作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再次彰显出“上海精神”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吸引力。这次扩员也充分表明,上合组织不是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开放包容的“大家庭”。上合组织作为涵盖26个国家的新型国际组织,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必将为维护亚欧大陆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力,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

撒马尔罕是举世闻名的“丝路明珠”,经历了古丝绸之路的灿烂和辉煌。今天,这座历史名城再次见证亚欧大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时刻。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撒马尔罕峰会成为上合组织历史上出席领导人最多、成果文件最为丰富的一次峰会。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和东道国,高度重视并举全国之力举办此次峰会。中方从政治、会务、防疫等方方面面给予鼎力支持,为峰会成功举办作出积极贡献,体现了中国同上合成员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协作精神。峰会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充分吸纳了中方系列重要倡议的主要内容。

二、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引领,谱写中哈中乌睦邻友好新篇章

王毅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也是中国的西北要邻和全面战略伙伴,还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习近平主席9年前到访中亚期间,在哈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还曾专程赴撒马尔罕参访,与两国结下不解的“丝路情缘”。今年是中哈、中乌建交30周年,明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中哈、中乌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主席时隔数年再次访问哈、乌,并把两国作为疫情以来首访国家,充分表明中国同哈、乌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以及元首之间的亲密友谊和高度信任。

两国元首均高度重视,将习近平主席作为最尊贵的客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以最高礼遇和最高规格接待。托卡耶夫总统亲赴机场迎送,在总统府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向习近平主席颁授哈萨克斯坦最高荣誉奖章——“金鹰”勋章,并亲自安排哈著名功勋艺术家用中文演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映山红》。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接待十多位出席上合峰会领导人的繁忙日程中专程赴机场迎接,在机场精心组织盛大欢迎仪式,向习近平主席授予首枚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最高荣誉勋章——“最高友谊”勋章,并邀请习近平主席共同种下一棵象征乌中友谊长青的橡树。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还指定政府总理全流程指挥接待工作。这些特殊和热情安排,体现了两国元首对华友好的政治意愿,体现了哈乌两国人民对中国的深情厚谊。

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会谈气氛热烈友好,成果务实丰硕。习近平主席同两国元首分别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全面总结建交30年成就和经验,规划下步发展蓝图,宣布为中哈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目标和愿景而努力,着眼中乌关系长远发展和两国人民未来福祉,将在中乌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赋予双边关系全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把相互坚定支持摆在首位。在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哈友好牢不可破,有助于世界积极力量和进步力量发展,也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哈方做彼此发展振兴的坚强后盾。托卡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表明双方致力于开辟哈中关系新的黄金30年,这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必将成为哈中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哈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做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可以依赖的好伙伴、好朋友。在乌兹别克斯坦,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乌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中方愿同乌方践行中乌命运共同体,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历史性访问,将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中国是乌可靠的朋友和全面战略伙伴,乌方坚定不移、十分明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不移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乌将永远是值得中国信任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此访期间,中哈、中乌就下一步合作方向和重点达成广泛共识,表示将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进经贸、能源、铁路、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签署近30份双边合作文件,涉及金融、水利、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其中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亚欧大陆运输大通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此外,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乌时启动的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项目竣工,成为双方人文合作的又一亮点。

王毅表示,中哈、中乌在双边层面启动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必将使双方绵延千年传统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更好造福中国和哈乌两国人民,同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中哈、中乌贡献。

三、深化与各方战略沟通,为亚欧大陆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在撒马尔罕还应约同出席上合峰会的10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并出席中俄蒙三方会晤。其中既有近年来多次会面的老朋友,也有初次见面的新朋友,议题多、内容深、成果实,对引领双边关系发展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起到了举旗定向、提纲契领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今年以来第二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疫情发生以来中俄元首首次在国际场合会晤。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今年以来两国保持的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表示将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增进团结互信,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

中俄蒙三国元首时隔3年首次举行线下会晤。习近平主席充分肯定中俄蒙三方合作取得的成绩,并就推进三方合作提出四点建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三方合作的正确方向,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落实好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培育三方合作更多成果。

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这是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第三次实现会晤,充分体现了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紧密联系。习近平主席重申支持中亚国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亚国家内政,支持中亚国家加强一体化合作。各方一致同意,做大做强“中国+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维护中亚安全稳定、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还分别会见伊朗、白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领导人,就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并就推动伊朗核、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交换了意见,凝聚了合力。中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决定将中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王毅特别指出,针对个别国家近期以来图谋损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上述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时都主动重申,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这再次表明,公道自在人心。中国得道多助。

王毅说,今年以来,从北京冬奥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从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到此次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我们每次都能强烈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坚定支持、对深化同中国友好合作的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开放包容的广博胸襟、重情尚义的人格魅力,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认同。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推动对话与合作、促进团结与开放、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为亚欧大陆乃至世界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阐释中国发展光明前景,展望大国大党奋进新征程

王毅说,去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很多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成就赞叹不已,希望探寻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秘诀,对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下个月,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未来发展规划宏伟蓝图。国际社会更加聚焦中国、关注中国共产党。

此次同习近平主席会见的各国领导人都主动预祝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都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都希望全面加强同中国的互利合作,也都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托卡耶夫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领袖,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必将如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当今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乌方坚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不仅拥有美好的今天,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在各个场合,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角度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同各国领导人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充分展现了大国大党迈上新征程的自信、开放、进步形象,进一步增进了各方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支持和认同。

习近平主席阐述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意义、总体目标,指出大会将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主席介绍中国改革发展形势,强调中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机遇。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已步入新发展阶段,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愿同各方共享发展成果,互鉴发展经验,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中国对外开放和友好合作的大门永远向世界敞开。

习近平主席精辟阐释中国外交理念主张,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雪交加的时刻”,有针对性地介绍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倡导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呼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针对个别国家热衷搞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对抗,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齐心协力完善全球治理,摒弃零和博弈和集团政治,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各方领导人纷纷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经济社会建设伟大成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认为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立足中亚周边,面向亚欧大陆,总揽全球变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和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10年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对外工作踔厉奋发、攻坚克难,取得了开创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的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不断汇聚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牢牢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一边、时代潮流的进步一边,行大道、利天下、得人心。党的二十大即将吹响新的号角,中国外交事业也将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时间:2022/9/17   发布时间:202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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