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宇琪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赵宇琪，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

近期，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nmondo)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这一概念，可谓拜登政府重塑更具韧性供应链的“外交牌”。“友岸外包”这一概念借鉴了“离岸外包”(off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友岸指的是友好国家，既包括朋友，也包括盟友。外包的意思是将生产设施转移到友好国家，加强美国与这些“秉持共同价值”国家的贸易合作，从而避免或减少在战略物资方面过度依赖存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

友岸外包之内核

相较于离岸外包与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突破了供应链合作的时空限制，将关键零部件领域的生产设施转移到“友好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欧洲国家和韩国。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联手组建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2022年5月，美国重申TTC在新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核心作用，试图协调盟友，以在技术领域构建“价值观供应链”。

韩国因其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成为友岸外包的重点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韩国之行中明确提出将与乐金集团(Lucky-Goldstar, LG)深化合作，增强电动汽车电池、疫苗、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生产的多样性，“努力使友好国家免受中国等干扰市场和贸易活动的国家的影响”，进而增进美国经济的韧性[1]。

本质上，友岸外包将供应链重建的过程政治化，在外包国家的选择上更多基于价值判断而非客观事实，如生产效率、运输成本、相对优势等。这一政策挑战了国际贸易和供应链的基本属性，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使得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

此外，拜登政府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大战略目标需要内政与外交的配合，如在芯片制造方面，“芯片法案”、友岸外包政策和“芯片四方联盟”互相联动，形成了一套内政外交组合拳。因此，友岸外包是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战略手段。

供应链重塑势在必行

对内，是美国内政的“强心剂”。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流行和俄乌冲突引发的系列能源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面临持续压力，通胀的阴霾难以消散。根据美国通货膨胀计算器的数据，2022年6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9.1%，为40年来历史最高水平，7月份虽回落至8.5%，但仍处于高位。[2]美财长耶伦在访韩期间还表示，需要集中力量复苏经济并恢复供应链，为经济增长奠定更坚实基础。[3]值此关头，建设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就需要美国与友好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和更多元化的供应渠道。因此，友岸外包策略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供应源及供应渠道，巩固美国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从而减少突发事件对于美国经济的冲击。

图 1: 美国年度通货膨胀率：2012-2022

拜登执政之初，便意图通过美联储和重塑供应链这两种方式来改善国内消费品价格飙升的困境。而美联储两次加息仍不能有效改善这一问题，因此重塑供应链成为拜登政府证明自身执政能力、领导力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抓手。

重塑供应链成功与否直接反映在民众对于拜登政府的支持率中。2022年8月30日，路透社民调数据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仅为38%，而民众的不满主要来自于长期高通货膨胀率和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美国的衰退，经济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4]

此外，中期选举在即，如若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仍不能见效，未来两年内民主党在美国政坛中的话语权将成为未知数。此时，友岸外包不仅是民主党的一种尝试手段，也是面对持续走低的支持率，不得不注射的“强心剂”。

对外，是重返国际的“助推器”。恢复美国的领导力作为拜登政府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国际层面体现为“重返国际”战略，如重回世卫组织、重返巴黎协定并修复与盟友的关系等。友岸外包的本质是在友好国家之间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区块，并提高其韧性和多元性。这一策略正是美国重塑同盟及伙伴体系，进而重建领导力的一种尝试。

拜登政府还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华强硬，实行孤立打压和单边制裁。友岸外包政策在国际层面鼓吹对华“战略竞争”，并以降低风险和提高多元性为由，意图借此实现供应链层面的“去中国化”。

友岸外包落地艰难

友岸外包政策与美国早年间的“制造业回流”政策相似，本质上是对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进行转移和重组。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友岸外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多样性和本国经济韧性，有利于建设面对新冠疫情等紧急公共事件的能力。对于美国而言，友岸外包政策还服务于“印太战略”这一大战略背景，具体来看，该政策与近期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相呼应，在经济层面上巩固了美国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友岸外包政策过多掺杂了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因素，是政治对于经济的强干预，因此违背自由市场客观规律，将对美国、中国以及国际贸易带来消极影响。

友岸外包政策直接损害了美国民众的经济利益。虽然这些友好国家在人力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相较于中国，劳动力熟练度不足，供应体系和相关规章制度尚不成熟，生产效率难以得到保障。一旦企业在友好国家的投资无法顺利转化为产品，那么很可能需要回头到中国购买原材料或雇佣劳工，这就大大增加生产经营成本，商品价格也将相应上浮，美国民众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相同的产品。对比石油价格上调在欧洲社会激起的千层浪，商品价格上涨对美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预见。

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友岸外包政策将对经济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恶劣影响。友岸外包的本质是重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和生产秩序，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贸易的基础应当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权与自由市场规则，而政治干预正是对国际贸易根基的撼动。友岸外包政策如延续下去，那么很有可能迫使各国选边站队。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相违背，也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的分裂和对抗。

考虑到将制造业从中国向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转移的成本，以及民众对基础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抗拒，友岸外包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美国与友好国家之间虽然有共赢的区间，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利益也不同，因而很可能在“外包”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这一点在环保问题方面尤为突出。当前全球变暖愈发严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在数十年前就享受了排污和排碳带来的发展红利，而友岸外包也包含一些处于发展初始阶段的国家，它们不得不遵守严格的排碳标准，采用环保设施并限制重工业发展，为发达国家“买单”，因此经济发展也必将受限。此外，如若友好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进步较快，那么很有可能对美国触发部分产业的新竞争，同时还可能引发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

虽然友岸外包政策剑指中国，但是中国有底气也有能力应对冲击。面对美国的遏制干扰和疫情影响等多重冲击，中国经济仍显示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并一直是全球投资的热土。2022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9.8万亿元，同比增长9.4%，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越来越稳固。[5]

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等供应链竞争的独特优势很难被简单复制或轻易取代。随着我国工业产业内部结构持续转型升级，高端制造业占比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不断向“中国智造”转变，这些优势将被进一步放大，使得中国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at LG Sciencepark,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880, retrieved July 31, 2022

[2]US Inflation Calculator,Current US Inflation Rates: 2000-2022,https://www.usinflationcalculator.com/inflation/current-inflation-rates/, retrieved September 5, 2022

[3]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at LG Sciencepark,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880, retrieved August 5, 2022

[4] Reuters, Biden approval falls, holding near low end of his presidency, https://graphics.reuters.com/USA-BIDEN/POLL/nmopagnqapa/, retrieved September 5, 2022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总署2022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330/4466472/index.html，2022年7月13日

来源时间：2022/9/15   发布时间：2022/9/14

旧文章ID：28343

作者：Noah Smith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2010年，俄裔美国学者、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彼得·图尔钦曾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出现政治不稳的局面，并且预言成真。他认为，美国因人口增长和学历增加形成“精英过剩”，而这些“过剩精英”成为社会不安因子，因为“他们有才华、有人脉、有时间组织运动，并能清晰地传播激进思想。”

本文作者、前彭博评论员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观察2021年美国文科生入学数据时，重新想起图尔钦的“精英生产过剩理论”，并搜罗多项数据，发现现实与其高度契合。他指出，对于精英阶层尤其是文科精英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惨淡就业，是他们加入社会政治运动的原因。在过去二十余年间，美国的文科招生达到顶峰，而找寻“有着丰厚收入、并符合个人兴趣的职业”这个期望本身，就包含阶级跃升的幻想。

史密斯指出，如果我们将“文科热”看作衡量经济乐观情绪的一个标准，那么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年轻人事实上正抛弃文科而转向更实际的学位。而他提出的建议，也颇为残酷：年轻人必须降低期望，因为改善现实非常困难。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些过度乐观、拥有大量文科生的千禧一代，可能很快被Z世代取代，而Z世代的期望很低，几乎与70、80后X世代的父母持平。

本文原载作者评论网站Noahpinion，原题为The Elite Overproduction Hypothesis: Did America produce too many frustrated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2000s and 2010s?，由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精英生产过剩假说：

美国在过去20年间是否培养了

太多失意的大学生?

有一项数据令人大开眼界：自2010年以来，美国的文科生比例大幅下降。

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本杰明·施密特指出，美国主修计算机的学生几乎与文科生全部加起来一样多：

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美国大学生希望能够找到高薪或者有保障的工作，囊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STEM领域，医疗领域，酒店等以工作为中心的专业领域，生源一直在上升。

回顾千禧年至10年代初文科热，以及美国过去8年的社会动荡，我想到了俄裔美国学者、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精英生产过剩理论。他认为美国培养了太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抱有过高期望，但现实经济和社会无法满足这些期望，导致他们转向左翼政治和“破坏性”的社会行动。如下是图尔钦理论简短概述：

“精英过剩被认作是美国政治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千禧一代要么失业，要么就业不足，要么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高地位。早在疫情爆发之前，特别美国培养出的博士就已过剩，特别是在就业前景黯淡的人文和社科领域。”

图尔钦的这一论断颇为生疑：他只关注了劳动力供应，而忽视了劳动力需求。但这个理论至少可以解释美国最近的一些动荡，特别是左翼政治的复苏。

(本文发表原文截图)

▍文科职业的消失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2006年的美国毕业，手持英语或历史学位，你能做的事有很多：去法学院继续进修成为一名律师，从而拥有高薪、有声望、稳定的工作;你可以去媒体或出版业，满足去东海岸定居的愿望和内心的几分浪漫色彩;如果你想要的只是智力上的刺激和声望，你可以尝试做学术;如果安稳是你的首要目标，你可以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或者为政府工作。

虽然不及理科生，但文科生的职业道路在当时仍算丰富，起码能让一些年轻人没有太多顾虑的选择文科。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如上列出的每一条道路都变得有些困难。

首先从法律行业讲起，这是文科生最为主要的一个去处。从1970年左右开始，美国人均律师数激增，但到世纪之交，它已趋于平稳：

正如《大西洋月刊》前高级编辑乔丹·魏斯曼(Jordan Weissmann)所述，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法律行业就业停滞不前，“计费工时”的下降更导致了收入缩减。上法学院的年轻人供过于求，在遭受了市场打击后，几年后法学院的入学率也随之出现崩溃：

出版业的衰落，不止于康泰纳仕等巨头裁员的轶事。自千禧年起它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大萧条期间更遭受了骤降：

尽管传统出版业的衰落有一部分归咎于互联网的发展，但数字出版的增长量并不能填补传统新闻、书籍和杂志下降的缺口：

至于学术界，文科终身教授的招聘一直开口很小，但金融危机后它进入了深度下降：

而大学通过雇佣低薪兼职人员来取代部分终身教职节省资金的做法，也无形压榨了雇佣人员的休息时间，以便更内卷地获得终身教职。

至于公务员的工作，也在大萧条期间结束繁荣：

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K-12行业，不仅在大萧条后发展停滞，行业本身也不舒适：

过去20年里，文科毕业生的传统职业道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文科报考出现了巨大的繁荣。

精英生产过剩理论认为，这种情况催生了一个易爆的社会环境，并最终在2010年代后期引发了动荡。

▍被持续外推的期望

精英生产过剩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的“期望值上升的革命”概念：

1960年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认为共产主义为何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及在法国、美国、俄罗斯、和墨西哥相继爆发的社会运动。1969年，詹姆斯·C·戴维斯(James C. Davies)用以上案例来说明他的J曲线假说。这个模型显示出人们不断不断上升的期望、满意度、与革命性动荡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在人们的预期不断上涨及满意度不断提高时，将发生发生革命拐点，因为期望持续上升而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让人无法接受，为人们反抗没法兑现承诺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尽管社会发展20年后停止了，但至少比20年前要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生气?

在金融界，一些经济学家在玩弄“外推预期”的概念。他们认为当一个趋势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人们会认为这个趋势背后有着某种结构性的过程，这种趋势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对于向上流动、财富快速增长、或者房产稳步升值的人来说，“向好”本应是正常情况。

但目前的事实证明“向好”并不“正常”——房价企位平稳甚至下跌、收入达到上限、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经济学家迈尔斯·金博尔(Miles Kimball)和罗伯特·威利斯(Robert Willis)将“幸福只是现实和期望之间的差异”的看法正式化。外推预期变得不切实际：除非调整预期，无法持续的增长趋势终究会让人们失望。

许多人以此解释在2019年、2020年在全球大规模爆发的抗议运动。世界银行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拉丁美洲]爆发的抗议浪潮并非因为条件恶化，而是社会发展的预期太高。人们要求的公平和平等远远超出现实。智利的抗议活动最激烈，而它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代中期就持续放缓了：

视线转回美国，自90年代初强劲的生产率在2005年急剧放缓。房价——中产阶级财富的一大决定因素——在2006年趋于稳定，2007年开始下跌。经济在大萧条中崩溃了。

对于精英阶层，尤其是文科精英，大萧条之后的几年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耳光。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在大萧条后收入基本停滞，中上层阶级收入依然稳步增长。而毕业生会以此判断自己的阶级，并怀揣阶级跃升的期望。而这也是过去20年间如此多的年轻人涌入文科的原因：他们期望找到一个有着丰厚收入、并符合个人兴趣的职业。

而蒂姆·厄本(Tim Urban)指出，原本“职业”与“个人兴趣满足”并不全然相关，只是近些年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他有点嘲弄地描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的职业期望：

厄本有些刻薄，我不认为人们应该为自己抱有很高期望而被嘲笑。试想一下现在的文科生，他们在大学里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读了数十本书、有着对社会、历史、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想法，并花了很长时间与聪明的人辩论。而且很多还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背负着父母过上好生活的期望。而且他们一直被告知，大学是进入社会前20%的入场券。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做让自己感到满足的工作，做有益于世界的事，做利用到大学知识的事。

但他们毕业后，没人再需要新的律师，杂志和新闻编辑在衰落，大学没有招聘。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进入研究生院“多掷几年骰子”。或者进入科技公司做单调乏味的重复性工作。于此同时他们还背负着还贷压力，一纸文凭在老家腐烂。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法傲慢地拒绝这个现实。

所以我认为，这可以解释美国精英为何在2010年代后期发起社会运动。

▍美国精英的反抗

文科生的职业生涯在大萧条后受到的冲击最大，但实际上美国绝大多数年轻精英们，无论学文还是学理，都受到了波及。十年来的种种民意调查显示，大学生比高中学历的同龄人更不快乐，尽管挣到的钱要多一点。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伯尼·桑德斯的社会运动迅速在全国爆炸。但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被称作“无产阶级运动”——参与者有很多人是即将成为、或期望在所属行业内成为管理层的年轻精英。而这一运动最激烈的两个诉求是减免学生债务和推广免费大学。

2018年，在与雅各宾派作家Meagan Day的辩论中，我指出很少有美国人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她反驳说最关键的不是贫困，而是“失望感”，并拿自己两次无薪实习的经历加以佐证。而她并不是个例，我见过不少拥有大学学历的社会主义者和我讨论“工人阶级”时，其实在指他们自己。

实际上，2010年代末的青年骚乱远远超出他们自诩的“社会主义”的范围。60年代骚乱的很多是城市贫民，而现今的参与者很多受过不同比例的高等教育。他们借此表达对精英社会停滞发展的不满。而且如果这些所谓的“精英”岗位停止增长，新一代的向上流动一定会受到老年人的阻碍，基于人口统计数据，他们大多是白人和男性，也就是现在运动被主要攻击的对象。

而这些就业不足的精英们在扰乱社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有才华、有人脉、有时间组织运动，并能清晰地传播激进思想。教育的两极分化反而使很多没上大学的人没法加入这些本属于他们的“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问题来了，聚集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反叛者的社会无疑很危险，我们该如何避免更激烈的震荡发生?

▍重塑美国年轻精英的期望

简单的数学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来安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努力改善现实，或降低他们期望。

我首先说，改善现实非常困难，但美国正在努力。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旨在启动更快的经济增长，很多进步人士正在讨论一个“富足议程”，来降低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成本。但是除非出现1990年代的科技繁荣和廉价石油，否则增长的速度仍很缓慢。而且还需要克服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我认为更可行的策略是降低期望，使之更贴近悲观的现实，我称之为“期望重塑”。有人把“文科热”看作衡量经济乐观情绪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逐渐悲观：年轻人抛弃了文科，转向了更实际的学位。而我不得不指出一点：过度乐观、拥有大量文科生的千禧一代可能很快被Z世代取代，而Z世代的期望很低，几乎与70、80后X世代的父母持平。

政府和大学也必须参与维护稳定。他们应该缩减学生的债务负担，避免他们毕业后对工作下太多的赌注。大学也不应被描绘成“淘金场”，也不该与“高智商”简单地划上等号。大学更应该做的是提供职业咨询，让学生为现实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而政府应该加大职业教育、免费社区大学、学徒制等种种计划，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体面——进而缩小大学“精英”与非大学同龄人的差距。

当然，重塑期望，只是暂时缓解。我们的后代依然会对自己的未来形成推断性的期望，但这是未来人该解决的问题。放眼现在，唯有脚踏实地才能平息我们这个年代的纷争动荡。

来源时间：2022/9/15   发布时间：2022/9/12

旧文章ID：28342

作者：张嘉文  来源：中评社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4日排审“2022年台湾政策法”，新党副主席李胜峯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大陆发动围台军演，就已让大陆用军事行动落实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成了两岸新起点。此次美国的“台湾政策法”若通过且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那会成为不折不扣的促统法案。

李胜峰，1953年出生，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现为“国家发展研究所”)，曾任国民党“立委”，1993年与郁慕明、赵少康等人退出国民党一起成立新党。新党主席2020年2月由郁慕明交棒给吴成典，李胜峰仍是新党副主席。

《台湾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由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Robert　Menendez， D-NJ)及共和党首席议员葛瑞姆(Lindsey　Graham， R-SC)联名提案，内容包括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4年内提供台湾45亿美元(约1350亿元新台币)的军援等。此外，这项法案也将承认台湾为美方的“主要非北约盟友”，以促进双边更紧密的军事和安全钮带。该法案已排入委员会9月14日的审查议程。

李胜峯接受中评社访问时对此表示，站在台湾的角度，有人要改善跟台湾的关系，台湾没有拒绝的理由，假如这时讲不欢迎，好像也很奇怪，但这仅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问题，要提出疑问的是，为什么是现在要这样做?如果美国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跟台湾的关系，那40年前不需要，今天却需要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台湾更被美国需要，或者美国发现台湾更可以当棋子来使用?

李胜峯说，当美国认为可以拱火台湾这个棋子来压制中国大陆，是否为美国另外一个目标?而这目标对台湾是真好或者假好，不是所有送上门来的礼物都是好的，要从这角度来看。显然台湾必须认清自己，对方送上来的笑脸是什么意义，难道所有美国对台湾的作为，统统都是对台湾的友好，没有要把台湾拱火上战场的目的吗?

李胜峯接着说，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现状是内在问题未解决所形成两岸分治。举例来说，就像夫妻之间的婚姻，不管双方还有无爱意，在婚姻关系内就是不能出去找别人，否则是犯法的。在这情况下，美国才会跟台湾变成现在这种非官方也非完全民间的模糊关系，所以美国的“台湾政策法”，似乎目的就像知道两岸之间还有夫妻关系，可是摆明要拐台湾上床，这形容虽然有点俗，但相信很传神。

因此就必须讨论这样做的后果会发生什么事，李胜峯表示，之前佩洛西要访台，多方都在劝说不要来，但最终这样做换来的结果，是大陆展开一系列的围台军演，全世界都只劝大陆不要恐吓台湾，但没人对大陆说“你不可以在这里演习”，等于大陆已经用军事行动告诉国际“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佩洛西访台的后果。

李胜峯认为，这个结果从此以后变成两岸关系的新起点，这个起点就主张民族统一的人来说，不会认为不好，但对所谓台湾本土派来说，这是他们要的吗?

同样的道理，李胜峯说，假如美国的“台湾政策法案”真的审查过关，最后拜登也签署，除非中国大陆讲的统一是假的，除非大陆认为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假的，否则绝对不要去挑战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意志。简言之，这法案就和“台独”一样，都是促统方案，这不是恐吓，是基于现实的判断。

李胜峯表示，两岸的事两岸自己解决，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两岸之间的沟通本有自主权，但台湾却要把这权力丢给美国来插手，大陆正努力不让列强来插手两岸问题的解决，难道台湾要想尽办法，引进列强来解决两岸问题?台湾实在不必要自己把所有路都走死了。

来源时间：2022/9/15   发布时间：2022/9/15

旧文章ID：28337

作者：  来源：中评社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美东时间14日下午审查“台湾政策法”，这是一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搞“一中一台”的法案。中国大陆多个部门昨天相继发言，阐明立场，强调坚决反对。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强调，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2022台湾政策法”，“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涵，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推动有关涉台法案;“祗有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才能避免中美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美国国会议员炮制涉台议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规定，大陆对此坚决反对。

近期很多方面、很多人不断指出“台湾政策法”的危害，对此美国国会置若罔闻，拜登政府未见真心阻挡，台湾执政当局明里暗里力促该法通过。台湾作家黄智贤认为，美国正式搞“一中一台”，“台湾政策法”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提升为准官方关系，直接、悍然撕毁中美三个公报;美国不想再装下去，也不想再等下去了，发动了邪恶攻击。

“台湾政策法”将中美关系推至破裂边缘。中方已阐明立场，该说的都已说了，该做的相信未来一定会做。

来源时间：2022/9/15   发布时间：2022/9/15

旧文章ID：28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