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zhou

2022-09-13

【编者按】2022年下半年对美、中、台三方来说，不可谓不是风起云涌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八月初佩洛西访台危机，还是本月14日将交由美国联邦参议院审议的《台湾政策法》，都使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虽然双方目前并未“擦枪走火”，但“中国威胁”和“美式双标”的激烈对抗已在网络信息战场上燃起无声硝烟。本期编译精选两篇美国主流媒体和期刊上的观点文章，为读者呈现美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命运与台湾问题”。颇为有趣的是，对于中国未来命运走向和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两篇文章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乔治‧威尔：中国人口危机或将掀起台海风暴

     八月中，美国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撰文“婴儿潮退去，为何中国变得更加危险？”（“Why China will become ever more dangerous as its baby bust worsens”）（点击阅读全文），称中国人口危机正令其经济丧失活力，这意味着中国将步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大国倾颓”之后尘，而“强国梦”的破灭将使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became more truculent as it became more anxious about its waning vitalit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West and the “Asian Tigers”… As China becomes increasingly fixated on its demographic destiny, it, too, might become more dangerous. If intractable population trends indicate that China is at its geopolitical apogee, it might attempt to leap at Taiwan through a closing window of opportunity）。在台湾问题上，审议中的《台湾政策法》或将掀起新的台海风暴。

     大部分美中关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基础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但这个基础目前正面临挑战。据统计，中国2021年出生人口比2020年减少了140万。中国人口目前为14亿，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在2100年减少到7亿至9亿。出生人口的减少只是中国人口危机的一个缩影，老龄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 的总裁伊恩•布雷默 (Ian Bremmer) 表示，“世界并没有朝着中国的方向前进。” 在廉价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 “制造引擎 “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英国历史和政治学家拉纳‧米特 (Rana Mitter) 指出，“每100名中国工人需要养活20名退休人员。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下个世纪之交，每100名工人将需要养活120名退休人员。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雄心正变得遥不可及。” 米特认为，人口危机令中国政府陷入忧患意识，并很可能将其外化为地缘政治冲突。

     与中国相反，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创业者和大量人才。前国防工业领袖、五角大楼官员诺曼·奥古斯丁 (Norman Augustine) 指出，美国在理工学科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是移民：28%美国大学的理工科教师出生于国外。自2000年以来，38%的美国诺贝尔化学、物理和医学奖得主也是如此。奥古斯丁写道，“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有近一半的创始人是移民人士或移民的子女。” 他指出，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科研资源助其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赋予美国强大的国家活力和竞争力。威尔指出，如果中国固守旧路，其未来将难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而在台海问题上的“咄咄逼人”将加快中国“不幸命运”的降临。

     威尔还说，“中国的选择使自己落后。”《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青年失业率为18.4%，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除非他们有马克思主义学位。” 2018年，教育部命令各大学为每350名学生至少雇佣一名马克思主义教员。今年第二季度，要求马克思主义学位的职位空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

     威尔的基本结论是，1917年10月革命给苏联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并导致了后来的冷战。莫斯科因为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输掉了冷战。1949年中国向莫斯科倾斜，但在30年痛苦摸索之后放弃了阶级斗争，选择了改革开放。如果北京穿新鞋走老路，中美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人口危机不会抑制中国崛起，台湾问题将成美中长期对峙目标

     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S. Mastro）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于今年8月22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长篇论文，题为 “中国尚未达到其实力的顶峰，北京有空间等待时机” (China Hasn’t Reached the Peak of Its Power: Why Beijing Can Afford to Bide Its Time) （点击阅读全文）。文章提出，尽管“人口危机将成中国经济发展大患，无可挽回的衰落使中国政府短期内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的悲剧性预言在美国政界弥漫，但中国命运并非由人口决定，它还受到债务、创新、军事力量等多方因素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依旧处于崛起之势，台湾统一则是中国政府的长期渐进性目标，因此美国不应因此前的悲观预测而对中国的国家实力“放松警惕”。

     随着美中关系急剧下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种可怕的新说法在一些美国政策分析人士和制定者中间扎根：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可能在短期内采取行动“统一台湾”。

     这种新说法的依据是：中国崛起已近尾声。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平衡的创新以及其他严重的经济问题已经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逐渐丧失挑战美国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如学者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和迈克尔·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指出，“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往往以悲剧告终的弧线前行：先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崛起，之后就是艰难的坠落。”

     但这种分析是错误的。的确，中国的经济上升速度已经放缓，但是预言“重挫 ”还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经济高峰期的任何下降都是渐进的，随时可能通过其他因素而有所缓解。比如，目前的收入和国防开支轨迹表明，中国在未来十年将拥有比过去二十年更多的资源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增长的军事实力将使中国在亚洲地区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话语权。 

     此外，人口不是命运。尽管2021年，中国的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且根据联合国预测，至2060年中国总人口将减少2亿多人——这些数据使得中国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但即使在人口收缩的情况下，中国依旧保有位列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的国家实力，因为人口危机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快速衰退。回顾过去，中国劳动力减少状况已持续近十年，但其经济增长仍然超过了美国；老龄化问题则在美国和中国同步发生。

     在意识到人口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命运之外，美国也应考虑债务、创新、军事力量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在债务方面，尽管人口老龄化和新冠疫情可能会令中国的债务负担加剧，但这只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而非导致经济衰退。中国将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事和相关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土地和机械方面的支出为6.2万亿美元，比美国的支出多1.6万亿美元。美国资本的生产率高于中国资本，但即使背负着高额的债务负担，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很多资源可供支配。在创新方面，尽管中国当下对一些商业巨头“设限”，但中国政府持续在新技术上注入巨资，推动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中国在2019年的研发支出大约为5150亿美元，而美国则为6330亿美元。即使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的研发支出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里仍有可能增长。虽然中国尚未成为科技领头羊，但在5G电信和能源存储等关键领域，中国已占得先机。在军事力量方面，未来十年，中国在整个亚洲投射力量的能力将不断增强。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更多的航空母舰，性能更完备的空间基础设施，更强大的地面和天基武器。军事竞争力的提升将使中国的“统一”之路更加畅通无阻。

     因此，中国在短期内不会衰落，而一个处于巅峰和上升期的中国在对台湾“统一”的处理上，也不会“急于求成”，而是将其定为“短期让步，长期力争”的战略过程。美国应该警惕那些“短、速、快”的方案，以长远目光接受一个自信、有能力的中国。竞争始终存在，但若盲目相信短期内“解决对手”就能够消灭竞争，显然是不明智的。

作者：vera

2022-09-13

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于8月31日在《NOEMA》杂志上发表题为“镀金时代下的美中竞争”（The Clash Of Two Gilded Ages）的文章（点击阅读全文），提出当前美中两国所处境遇宛如“十九世纪‘镀金时代’再现”，即表面繁华灿烂实则暗藏危象。这些危象主要包括贪婪与腐败、权力斗争、资本对政府的过度干预、民主危机等。洪源远教授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激烈较量并非未来谁将坐稳“全球头号交椅”，而是谁能先于对方处理好本国危机，解决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种种冲突和问题，让资本服务于公共利益。

“镀金时代”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反腐斗争

历史学家H.W.Brands在《美国巨人》中这样描述“镀金时代”：“尽管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觉得不对劲，像是一颗螺丝钉松动了，或是车轮失去了平衡。正如最近的危机所揭示的那样，繁荣并不稳定，不平等空前显著。资本家正控制着政府。”洪源远称，他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洪源远指出，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和腐败。洪源远提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是现代太子党——他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的元老之一，而薄熙来以他的个人魅力在众多党内官员中脱颖而出。BBC评价其为“最西式的中国政治家”。薄熙来担任重庆省委书记期间，曾大张旗鼓地开展“唱红打黑”活动，为底层百姓提供福利，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薄熙来曾是中共最高职位的竞争者，然而在2012年他却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对薄熙来的公开审判揭露了他与资本家徐明的勾结。多年来，徐明赞助了薄熙来一家的奢侈生活，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和国有银行的慷慨贷款。洪源远称，关于中国崛起最大的谜团不仅是中国如何致富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在腐败猖獗的情况下致富。“准入型腐败”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但完善的问责机构能够削弱腐败带来的伤害，但中国却并没有相似机构。问责机构的缺失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政客们收受贿款，服务资本家的利益，大量地建设、借贷和投资并贡献GDP；另一方面，政客们将公共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抛之脑后，积累了大量债务和白象工程。

同时，洪源远指出，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加剧了自由市场无序扩张和管理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发生在2021年的“监管风暴”令无数投资者“落荒而逃”，数十亿的股票价值化为乌有。这意味着在如何妥善处理国内资本主义和政府关系上，中国还任重道远。

“镀金时代”下的美国：“美国梦”的重建与民主危机

中国的繁华之下危机重重，美国经济的向上攀升之路也“险象环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激增，经济增长乏力，2008年金融危机再一次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前景。许多专家将其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即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然而，林赛和特勒斯（Lindsey and Teles）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少，而是干预太多。从住房、金融到知识产权，官商勾结已经削弱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美国不再是拥有新兴经济体自由的国度，而是为累积的规章制度、政治交易和利益集团所束缚。

洪源远选择比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作为美国镀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斯坦福在加州创立了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中步太平洋铁路公司，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并最终捐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修建铁路既昂贵又危险，因此，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861年，就在创建中太公司几个月后，斯坦福被选为加州州长。一上任，他就力劝州议会投资数百万公共资金用于铁路建设。斯坦福的同事通过行贿说服政客们通过法律，使公司利润最大化，同时将失败的风险转嫁给纳税人，官商勾结在1862年的《铁路法案》中达到了顶峰。

洪源远指出，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不天生兼容，一直是紧张共存的，因为前者强调平等，后者的繁荣建立在不平等之上。这种对不平等回报的承诺驱使个人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投入到成果中；不平等程度越高，这种驱动力就越强。总的来说，这促进了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然而，同样的动力也会导致贪婪和腐败，因为成为顶尖企业不再一定要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相反，有利的法律、政府救济、税收减免和监管豁免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宣告了拜登承诺地“重建更好的美国”与资本主义干预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值得思考的则是如何终结“资本家垄断市场、收买政府——甚至成为政府——政府服务于资本”这一恶性循环。

美中之间的“时与势”竞争

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并没有陷入 “文明的冲突 ”之中，而是陷入一种奇怪的大国竞争形式：两个镀金时代的冲突。镀金时代之下，两国的辉煌与阴暗都在世界瞩目下暴露无余，因此，美中之间的竞争是关乎“时与势”的竞争。“时与势”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严重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对国家权力的攫取，以及普通民众难以承担的金融风险。两国都在努力调和资本主义与各自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领导人也将仕途押在解决过度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只是打着不同的旗号。拜登承诺要 “重建更好的美国”，而习近平主张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则由CCP领导。因此，这两个国家所追求的渐进式改革非常不同。在20世纪之交，当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时，其社会通过政治活动、公务员改革、新法规和投票让腐败的政客下台来打击贪污和不平等。如今，面对去工业化的经济和落后的基建，拜登的策略转为通过有关大型公共投资和提高企业税收的立法。而中国试图通过命令和运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以惩罚腐败、消除贫困和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洪源远指出，我们选择的叙事 (narrative) 构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时与势”竞争的叙事不同于“文明冲突”。首先，不应以刻板眼光去看待文明与民族身份，因为这两者并非与生俱来或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其次，“文明冲突”暗含美中之间因意识形态的差异注定要相互斗争，带有一种渲染新冷战在所难免的险恶意味。相比之下，“‘时势’竞争”的叙事提醒公众，尽管美国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但他们在在本国政治中面临相似或相同程度的困境，而这些困境的根源是重塑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挑战。只有让资本主义为公众利益——而非为一小部分超级精英——服务的国家才会获胜。

每个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都是自己造成的。比如，无须“对手”诋毁，没有什么能比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遭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冲击事件更能反映美国当前面临民主危机之严重了。同样，正是中国政府自发掀起的监管风暴，“吓跑了”大量原本热情积极的投资者。因此，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应该是“谁跑得赢谁或谁能弄垮对方”，而应该是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竞争并非相互毁灭，而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