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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美军登船扣押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

编者按:《纽约时报》中文网2025年12月15日刊登此文,文章原标题为“美国特种作战小组登船扣押自中国运往伊朗货物”。这一新闻12月12日由《华尔街日报》报道,题目和题记是“U.S. Forces Raid Ship, Seize Cargo Headed to Iran From China–Operation highligh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use of aggressive tactics against adversaries at sea that were rarely used in the past”。本站特转发《纽时》的报道供本站读者参考。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一支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上月在印度洋登上一艘船,扣押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这是一次罕见的海上行动,目的是阻止德黑兰重建其武器库。

《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了这起扣押事件,当时伊朗和美国正就其核武器计划陷入战略僵局

今年夏天,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在12天的激烈远程导弹和空袭中,有1000多人丧生。在那场战争中,一支美国隐形轰炸机编队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美国官员称此举“大大削弱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但地区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冲突重燃是不可避免的。

这名美国官员说,美国一直在跟踪这批货物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过程,因为没有被授权公开发言,这名官员要求匿名。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发起行动时,这艘船正在离斯里兰卡海岸约几百公里的地方航行。突击队员登上这艘船,没收了船上的货物,然后让船只继续航行。

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究竟装载了什么,但该官员称,货物包含可用于民用或制造常规武器的两用部件。此次登船检查发生在近期委内瑞拉近海扣押油轮事件数周之前。

负责该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伊朗的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补充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库存。在今年夏天的战争中,伊朗曾试图以数量优势压倒以色列的防空网络,而且很可能会寻求进口零部件,在新的冲突爆发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新武器。

美国正不断加强对两用商品的管控,特别是制造制导武器系统和远程无人机所需的微电子和软件。由于这些部件在非军事领域具有合理用途,许多此类产品很难被明确禁止或禁运。

乌克兰战争期间,美国官员曾试图阻断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运输此类商品。但这种努力从未升级为针对商业航运的军事行动。

日本也有反制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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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星期四宣布,12月12日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六个国家的首届“硅和平”峰会,并签署《硅和平宣言》(Pax Silica Declaration),以确保人工智能所需的硅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本次峰会是在美国牵头下举行的,除了六个签约的国家,还汇聚了来自荷兰、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国家拥有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发展的重要企业和投资者。

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生产国,也几乎垄断了稀土的生产。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中国也越来越倾向将这些关键的材料武器化。北京10月初宣布加强对稀土的出口管控。

声明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已经形成明确共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值得信赖的技术和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硅并非稀有金属,硅以化合物的形势存在于地壳表面,占比高达27%,是地壳储量最大的矿物之一,而且分布极广。另一方面,硅的市场地位极重要:90%以上的芯片基于硅,CPU / GPU / 存储 / MCU / 模拟芯片几乎全部是硅,整个 CMOS 工艺体系围绕硅建立。

硅从化合物提炼成不同质量等级的工业硅和多晶硅,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欧美的技术甚至更为先进。那么,中国是如何成为硅的最大生产国,而且高居垄断地位?

其过程和稀土有类似之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下,可以“政治挂帅”,依靠举国之力,有计划地对各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物进行超大规模开发、提炼和环保措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私营企业,“利润挂帅”,一旦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势必败下阵来。尤其是硅的提炼,需要消耗大量电力,中国的优势是能够大量供应廉价的电力。

从硅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引出了一个衍生的问题,那就是硅的下游产品晶圆,其中12英寸(300mm)晶圆是芯片制造业的最主要原材料,目前高度集中在以下5家公司:信越化学(日本)、SUMCO(日本)、环球晶圆(台湾)、Siltronic(德国)和SK(韩国)。这五家垄断了90%的晶圆市场,而前三名的占比高达70%。

这种垄断,比中国对稀土金属的垄断更加严重,因为稀土还有很多替代方案,例如废品回收,但12寸晶圆目前没有替代办法,因为 12 寸晶圆不是“知识密集型”,而是“经验密集型”产品,它是几十年的技术和经验结晶。中国不是造不出12寸晶圆,而是至今无法造出质量稳定可靠、能通过严格论证的12英寸晶圆,使芯片制造企业敢于放心采用。

目前中国只能稳定制造8英寸晶圆(200mm),用于汽车等工业用低档芯片。至于先进制程的芯片和高端芯片,必须依赖进口的12英寸晶圆。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可以用稀土来卡日本的脖子时,不要忘记日本也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杀手锏”,那就是用来制造高档芯片称晶圆,更何况日本除了晶圆,还有光刻胶等晶圆涂料,没有光刻胶,再高级的光刻机也无能为力。

这说明,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这个世界的确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命运共同体”,要想“脱钩”,谈何容易?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何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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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1月7日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引起中方的强烈抗议后,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是高市的国内支持率却似乎居高不下。

最近(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的主要民调结果如下:

JNN(东京电视台/日经)联合调查:约75-82%,部分调查显示极高的支持率;

Nikkei/TV Tokyo/Sankei/HYomiuri联合调查;多数结果在72-75%之间;

共同社(Kyodo):约69.9%;

NHK/ANN/Manichi等:约在64%–70%区间;

Jiji Press(时事通讯社):约59.9%,最新12月民调显示支持率有所下降。

新首相上台之初的支持率通常都比较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率通常会有所下降,但是高市的支持率与今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之初的支持率相比较,除了Jiji的民调显示略有下降外,不同机构的结果差异较大,反映出问卷设计、采样时间与媒体背景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绝大多数近期调查仍显示多数日本民众支持高市内阁。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什么居高不下?

根据网上的分析和评论,主要原因是“安全焦虑”成为日本选民的结构性主导情绪。

日本社会近两年出现明显变化(台湾海峡紧张,朝鲜试射导弹常态化,俄乌战争冲击“和平幻想”等),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的感知,使得大量选民开始优先考虑“强硬、清晰、有准备”的领导人,而不是“协调型”或“模糊型”政治人物。高市早苗强烈、明确、不回避冲突的安全话语,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

在日本保守阵营内部,高市是唯一被广泛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她提供了明确的国家叙事,清晰的敌我区分,和稳定的意识形态锚点。

外交与涉台议题:她的“强硬”反而在国内加分。在日本政治中长期存在一种机制:越被外国(尤其是中国)点名批评的政治人物,越容易在国内被视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人”。

高市的涉台言论在中国舆论场被强烈抨击,在日本国内却被解读为:“不向中国低头”,“敢说实话”,“日本终于有硬气领导人”。对日本普通选民来说,这并不等于“要打仗”,而是“态度清楚、不再暧昧”。

高市把“台湾问题”包装成“日本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她并非以“意识形态支持台湾”为主,而是反复强调:

台湾有事,即日本的海上通道受威胁;

台湾有事,即冲绳、西南诸岛受影响;

台湾有事,将使日本经济与能源安全受损

这让很多原本对台湾问题无感的日本选民,也开始接受她的逻辑。

政治技巧层面:高市“懂选民,也懂媒体”,她的语言风格简单、强烈、可传播。她的表达特点非常符合现代政治传播:句式短、立场明确、适合被剪成标题,容易在电视与社交媒体传播。对比之下,日本传统政治人物用语暧昧,逻辑复杂,不利于情绪动员,这使得高市在“电视政治”时代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中方对日本的反制措施,目前也保持在比较克制的低水平,估计也是顾虑到高调反制可能反而助长了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

短期内,高市可以把日本的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但是,如果中日矛盾一旦实质升级,使日本经济较大受损,中间选民也会迅速动摇,商界与地方政府会出现反弹,高市的支持率也可能出现“断崖式回落”。这就是目前为什么高市也尽量保持低调,以免激化矛盾。

抗美援朝与所谓中朝友谊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群,编辑无法核实每个历史细节的真实及其列举的档案的存在,但编辑认为,虽然整个叙述有一点文学色彩,但捏造的可能性不大。本站近年最受欢迎的文章为“综述:抗美援朝中国官兵伤亡情况”(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全文),说明读者对抗美援朝如何改变国运的关注。本文发表后,一位读者说,中国是为了自己才入朝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入朝作战是选择,不是非打不可。做出入朝决定后,自然要大讲特讲特讲入朝作战的必要。很多人认为入朝作战得不偿失。为了避免再犯冒进的错误,全面和客观总结入朝作战的得失十分必要。

以下文字里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每一句引言,都能在今天已经解密的以下档案里找到原件(只标注档号,不做二次演绎):

1950年10月21日,大栗子矿务局灯房会议(俄档С-415/278、军档全宗3-目123-卷7)

彭德怀原话(会议记录):

“如果不统一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各打各的,敌人一个旅就能把我们割成几块。联司必须成立,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有作战命令直接下达。”

金日成原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来援助朝鲜的,不是来取代朝鲜最高司令部的!”

斯大林10月25日致金日成密电(俄解密档):

“指挥权必须交给彭德怀,否则苏联空军明天就停止出动。不要拿朝鲜的命运开玩笑。”

10月27日金日成签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司令部第0002号命令》:

“自即日起,一切在朝作战部队(包括人民军)接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指挥。”

底下亲笔批了八个小字:“暂时如此,保留异议。”

1951年1月7日,汉城北郊破小学校吵架现场(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日志原件)

金日成:

“敌人已经溃逃,这正是统一朝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立即向南追击!”

彭德怀:

“我问你,追击拿什么追?第38军现在平均每人只剩17发子弹,第40军棉衣还没到,冻伤减员每天300人!你拿什么统一?”

金日成(拍桌):

“你们中国人就是怕死!”

彭德怀(摔茶缸):

“老子怕死就不会带着几十万人过江!老子怕的是把几十万二十岁的孩子葬送在你那赌徒战略里!”

洪学智当场记录:

“双方领导人情绪极为激烈,警卫人员已将子弹上膛,邓华副司令员和朴一禹大将分别将两人拉开。”

1951年11月17日,安州火车站铁路会议(铁道兵团档案全宗29-目41-卷12)

朝鲜铁道省副相金雄宣读调度新规定:

“凡民用列车、粮食列车、煤炭列车享有绝对优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军列必须无条件让行。”

志愿军铁道兵团司令员李寿轩当场把调度表撕了:

“让行?让几十万人饿死冻死你们负责?!”

会议记录最后一页写着:

“朝方代表5人、志愿军代表6人同时拔出手枪,被警卫人员强行制止。会议中断两小时后继续。”

195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金日成锦绣山7小时密谈(周恩来年谱+朝鲜外务省解密档)

周恩来带了三份文件:

1951年10月-12月志愿军因铁路延误冻饿死12647人统计表 

美军轰炸后朝鲜铁路中断天数对照表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保证志愿军后勤生命线”的决定

金日成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铁路是朝鲜的主权问题,不能完全交给中国。”

最终签署的《中朝铁路军事运输暂行协定》附件里,有一行铅笔小字(周恩来亲笔):

“实际调度仍由朝方掌握,此事留待战后再议。”

1953年3月30日-4月1日,战俘问题上的惊天反目(俄总统档案APRF fond 45, opis 1, delo 348)

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建议以“自愿遣返”原则解决战俘问题》声明

4月1日,金日成给苏斯洛夫的密电(原文):

“中国同志擅自在战俘问题上让步,出卖了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朝鲜党保留彻底重新审查中朝一切协议的权利。”

4月2日,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会议上摔文件:

“如果中国要停战,那就让他们一个人签字!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打下去!”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签字帐篷里的30秒(邓华回忆录+南日口述)

邓华签完字,把笔递给南日。

南日手抖得厉害,钢笔掉在地上,墨水溅了邓华一裤脚。

南日弯腰捡笔时,用中文小声说了句:

“邓华将军,今天的停战线,就是我们两国永远的伤口。”

1955年6月,牡丹峰志愿军烈士陵园被连夜拆碑(朝鲜内务省1955年6月18日机密令)

原碑文: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拆除后新碑文:

“朝鲜人民军烈士永垂不朽”

原大理石牌坊被炸成四块,当天夜里运往价川水库工地做拦水坝石料。

志愿军随军记者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里,碑座只剩两个空洞的螺丝孔。

1956年9月30日-10月1日,周恩来“国庆突袭”平壤(外交部解密档第109-00843-01)

9月30日深夜,金日成正在准备抓捕延安派27人名单。

10月1日早晨7:15,周恩来专机(伊尔-14)未事先通报,直接降落顺安机场。

8:40,周恩来在锦绣山官邸门口对金日成说了一句话(米高扬同声传译记录):

“如果你今天敢动一个人,志愿军明天就再过一次鸭绿江。这不是威胁,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原话。”

金日成当场把名单撕了,碎片被风吹到院子里,像一场小雪。

写在最后(用档案里最冷的一句话收尾)

1958年2月19日,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回国那天,彭德怀在丹东火车站对送行的朝鲜联络官朴一禹说:

“老朴啊,仗打完了,兄弟也该散了。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朴一禹没说话,只敬了一个军礼,眼睛却看着别处。

档案翻到这里,纸页冰凉,像鸭绿江12月的江面。

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原来从签字那天起,就已经结冰了。

WJS:中国若武力攻台,战事将如何展开?

编者按:本文2025年12月10日由《华尔街日报》发表,英文题目和题记为“See How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Could Unfold
–An amphibious assault to conquer the island democracy would be one of the toughest military operations to pull off”。作者为Niharika Mandhana/ Daniel Kiss/ Carl Churchill。本站特撰文供读者参考。

距台湾海岸五英里处,ZTD-05两栖战车在炮火纷飞中从舰船上驶出,在水面上飞驰。车内的中国士兵接到的命令是:抢占海滩,不成功便成仁。

附近,中国的空降部队正遭受损失。他们在黎明前乘坐低空飞行的运-20飞机抵达,意图夺取桃园机场。台湾防御部队击落了数架飞机。已经着陆的伞兵散落在各处,他们正争分夺秒地抢在台湾方面摧毁机场前发起攻击。

这一假设的战斗场景构想了中国攻打台湾的情形,正如军方、决策者和兵棋推演者所做的那样。两栖登陆入侵将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行动之一。而一场全面战争将是极其血腥的,会摧毁全球经济,并改变21世纪的进程。

中国政府是否会试图以武力攻占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是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未知数。紧随其后的第二大未知数是:作为台湾主要防务伙伴的美国将如何回应。

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些问题。热战并非不可避免,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要求军事规划者做好准备,推动了和平时期的快速军事集结。

战争形态

入侵将如何展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台湾如何反击,美国是否干预,以及中国军队在天空、海洋、沙滩和太空的协同作战能力。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西方专家指出,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会用密集的导弹攻击台湾。第二阶段,中国舰船将穿越台湾海峡,两栖部队将尝试在一个或多个海滩登陆。第三阶段,中国军队将突破登陆区,向台北发起地面进攻。

实际上,战争将涉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和反击。中国可以先夺取台湾的小型离岛。中国可以实施封锁,迫使台北方面屈服;也可以切断海底互联网电缆,让该岛陷入数字黑暗,或下令发动毁灭性的网络攻击。






第一阶段:火力打击

中国将发动“联合火力打击”,用导弹猛烈攻击台湾。目标是:通过打击台湾的防御来“软化”台湾,为中国舰船穿越海峡创造更安全的条件,摧毁台湾的战斗意志,并通过强有力的武力展示来劝退美国的干预。

这场行动可能涉及发射数百枚导弹攻击数百个目标,从台湾的防空系统和空军基地,到弹药库、指挥中心和海岸炮兵。这样的闪电战旨在摧毁地面上的战机,炸毁跑道,并使防御方陷入混乱。

轰炸持续多久——几天还是几周——将是中国战争规划者必须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如果这一阶段拉长,可能会给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但如果未能消除台湾方面的关键能力,则可能危及入侵的后续步骤。

中国已大幅增强导弹力量。十年前被提升为独立军种的火箭军拥有3,500枚不同射程的导弹。

  • 不仅仅是火箭军。中国的地面部队、军舰以及像歼-16这样的现代化战斗机都将对台湾进行打击。在2022年的军事演习中,中国军队将PCH191火箭炮运至距台湾85英里的平潭岛。这种在过去十年间开发的火箭炮可以发射不同射程的弹药,包括齐射低成本火箭弹。
  • 火箭军将攻击高难度目标,例如美国制造的爱国者(Patriot)防空系统。美国研究机构CNA的专家德克尔埃弗莱斯(Decker Eveleth)说,火箭军还可能使用像东风-11AZT这样的“地堡炸弹”导弹攻击台湾的地下军事设施。他说,这些弹头不会摧毁深埋的设施,但可以炸塌隧道入口。
  • 火箭军第61基地将是关键角色。该基地旗下的旅驻扎在台湾对面,其规模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
  •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否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这些位于日本和美国领土关岛的基地派出的美国战机能够击沉大量中国舰船,但打击这些基地将立即使世界两大强国陷入正面交战。
  • 如果中国对日本境内的美国目标发动攻击,将同时发射大量导弹。麻省理工学院(MIT)安全研究项目首席研究科学家埃里克赫金博特姆(Eric Heginbotham)说:“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因此导弹防御系统就必须应对来自不同轨迹和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来袭的不同类型导弹。”最先发射的导弹之一将是东风-17。这种导弹配备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在大气层边缘滑翔,并可进行机动,使其更难预测。
  • 赫金博特姆说,火箭军最大的发展趋势是射程的延伸。东风-26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军事力量的枢纽关岛。“其配备的弹头威力惊人,”赫金博特姆说。“精度极高,速度极快,杀伤能力极强。”

第二阶段:渡海和登陆

闪电战之后是两栖攻击。在入侵的这一阶段,中国舰船会被击沉,登陆部队可能在水中被炸毁或在海滩上被消灭,一场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战役的战斗可能会上演。

这将如何开始?大量中国兵力和数百万吨的作战装备将通过卡车、火车和飞机运往中国沿海集结区——这可能会让对手有所警觉。

前美国陆军驻北京和香港武官丹尼斯·布拉斯科(Dennis Blasko)说:“如果他们要大干一场——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不干——那将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一些观察解放军的人士已开始怀疑,解放军是否会利用军事演习之名来掩盖这些预警信号。自2022年以来,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变得复杂得多,也更接近实战。一些专家说,如果这种趋势年复一年地加剧,中国可能会突然转向一次快速、高强度的攻击。

选择合适的登陆点将是棘手问题。

如果中国两栖部队攻打台湾南部,那可能会打得更容易一些,因为台湾的军队集中在台湾北部。但据曾主持兵棋推演模拟此类情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马克·坎西恩(Mark Cancian)说,在那之后,中国将不得不对台北发动一场艰苦的陆上战役,逐河逐岭地推进。

防御方可以炸毁桥梁、炸塌隧道,将敌军困在城市或山区。

从台湾北部攻入能离台北更近,但中国登陆部队将在海滩附近遭遇来自坦克、火炮、地雷等的顽强抵抗。台湾会将其反击集中在撤离海滩的有限通道上,并布设饵雷。


自2017年军事改革以来,中国已经锻造出一支可能会充当先锋的王牌部队。布拉斯科的研究显示,他们是陆军的六个两栖合成旅,总兵力约30,000人,拥有超过2,400辆车。这些部队将乘船渡过海峡,乘坐快速装甲车下水,并成排“游”向目标海滩。

中国还迅速扩建了其海军陆战队,从2017年的两个旅增加到今天的11个旅,这些部队将与陆军协同或独立执行任务。

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及其武器能否以所需的数量渡过台湾海峡?

中国海军拥有数十艘两栖舰艇,但不是数百艘。中国并未大规模增加最适合攻台的登陆舰艇的产量,不过作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中国未来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大的战舰,这些战舰更适合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投射力量。

尽管如此,这些庞然大物仍将被投入到对台作战中。

为填补“海运”能力的短板,中国军方将依赖一个次要来源:民用船只。例如,通常运载乘客、卡车和货物的滚装渡轮,现在正按照国防标准建造,并与军方一起训练。

美国海军退役情报官、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高级常驻研究员迈克尔·达姆(Michael Dahm)说,这些大型船只有经过改装的坡道,可以下降到水下,让装甲车驶入水中。他说,船尾的坡道可以承受巨浪和重压。

达姆表示,主要的挑战将是扩大规模以应对冲突,届时他们需要在护航军舰的保护下以密集队形行进。

第三阶段: 突围并夺取台北

一次成功的海滩登录可以提供一个立足点。然而,在那之后,需要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可能多达数十万人——跟进,以突破海滩,向纵深推进并夺取台北。他们的装备,如重型主战坦克和满载弹药的卡车、燃料和医疗物资,都无法自行登陆。

最佳入口是港口。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兼职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舒加特(Thomas Shugart)说:“如果他们拿下一个港口,基本上游戏就结束了。”

这是因为中国随后可以调来民用渡轮、甲板货船和其他商用船只。这些船只将装载作战人员和地面战役所需的大量后勤物资。舒加特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海运能力将来自商业船只,其供应几乎是无限的。”

这是台湾的噩梦。为避免这种情况,台湾军队可以破坏其港口,不让它们落入中国之手,或在航道中凿沉船只以阻止进入。

今年,中国沿海出现了另一种能力:可移动码头,可用于直接将货物卸到海滩上,或用于受损的港口。该装置由三艘驳船组成,它们头尾相接停靠在海岸附近。每艘驳船都有可伸缩的支腿,可以插入海床以将船只固定在指定位置。

达姆和舒加特的研究显示,一旦稳定下来,长长的桥梁就会伸出,将一艘驳船与另一艘驳船连接起来,并将第一艘驳船连接到岸边。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2,700英尺长的堤道,渡轮或民用货船可以停靠。坦克、卡车和战术车辆能驶上桥梁,进入台湾,一次可能多达数百辆。不过,这些堤道很容易受到攻击,这意味着它们只有在海滩被控制后才能使用。

如果中国成功让大部队上岸,就会向台北进发,发动一场21世纪的大都市争夺战。

澳大利亚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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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了部长级(外交、国防)磋商会议。澳洲外长黄英贤、防长马尔斯、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卢比奥和防长赫格塞斯出席了会议。

由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会议谈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大家只能从新闻发布会中获悉一些有关信息。

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对记者说:“澳大利亚是我们唯一一个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四五十年——的每一场战争中都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友,我们对此深表感激。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一个强大的联盟,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 

今年10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美国将“全力推进”美、英、澳三国的AUKUS安全协议(简称“奥库斯”)。 协议包含两大支柱:

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交付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预计将于2030年代交付。这三个伙伴国家还将共同开发一种名为“SSN-AUKUS”的新型平台,预计英国将于2030年代开始使用该平台,澳大利亚将于2040年代开始使用该平台。 

第二支柱是对所有三个伙伴国的工业基地进行大量投资,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即设计和制造军用硬件和物资(包括飞机、舰船、潜艇、导弹、炸弹、弹药、枪支和作战车辆)的私营企业集合,增强三国之间的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

赫格塞斯说:“随着我们全力推进AUKUS项目,我们赞赏澳大利亚即将追加1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扩大美国的潜艇生产能力,我们正在加强AUKUS项目,使其能够为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服务。” 

赫格塞斯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升级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这使得美国轰炸机可以进行更多轮换部署。我们正在升级达尔文的后勤和基础设施,以便更多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能够进行轮换部署,并预先部署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这将在澳大利亚各地建立起新的、更具韧性的后勤网络。” 

他还说:“我们正在深化国防工业基础领域的合作——包括制导武器生产和致命能力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制导武器和爆炸物企业两年发展路线图,以及在诸如导弹发射火箭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等领域的开创性合作。我们还在努力实现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的联合生产和联合维护,以及包括Mark 54鱼雷在内的所有空空导弹联合维护合作项目。” 

赫格塞斯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的稀土项目。澳洲的莱纳斯公司大量开采稀土矿石,经初加工后,运到马来西亚进行进一步提炼。由于稀土金属提炼过程中产生大量污染废料,越来越受到马来西亚当地居民的反对,莱纳斯现在正在澳洲西部建立大规模的稀土提炼工厂(下图),目的是建立完全自主的闭环稀土供应链,这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稀土供应至关重要。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附近岛屿(尤其南太平洋岛国,包括: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汤加、萨摩亚等)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影响力扩展,成为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政府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各国官方、学界和媒体都普遍认为: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区实施了系统性的“渗透式影响力扩展”,并且范围不断扩大。

最引发警惕的案例是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该群岛被视为最具“准军事渗透”可能性的地点。2022-2024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中,最敏感的是:中国警察长期驻留;中国可协助维稳、训练警方;中国船只可访问所罗门港口。虽然没有公开条文写“可以建立军事基地”,但澳大利亚与美国都判断:一旦中国拥有长期驻军或准驻军地位,将使澳大利亚东海岸暴露在中国军力射程内。

类似的消息和传闻还出现在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

澳大利亚对此高度紧张的原因,是南太平洋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前院”,认为南太平洋是其传统势力范围(类似美国的加勒比海),中国的任何军事存在都被视为“战略警报”,一旦中国获得基地或准基地,澳大利亚本土北部将处于侦察与火力覆盖范围,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运可能被牵制,美澳战略纵深将被压缩。因此,中国的每一项投资与接触都会被放大解读。

中方则强调,是应这些岛国邀请而来,在该地区的投资属于 经济合作,安全部署属于 警务合作、不是军事基地,贷款不附政治条件。

南太平洋群岛图: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瓦努阿图(Vanuatu)、斐济(Fiji)、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基里巴斯(Kiribati)、萨摩亚(Samoa)、汤加(Tonga)

如果俾斯麦掌舵华盛顿:他将如何管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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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个性极为强势,但他对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始终保持警惕。他适应形势的能力也异于常人,深知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一旦察觉坚持某种观点或承诺不再符合现实,他会立刻放弃。俾斯麦追求胜利的结果,而非政策的连贯性。他有几个核心目标:一是加强君权以对抗议会,二是巩固普鲁士的权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会采取各种手段,战术灵活多变,通过不断调整策略来与其他列强周旋,堪称现实政治(Realpolitik)大师。如果俾斯麦在现代获得授权,执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并且研读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1],我相信他不会仅选择单一的策略。他将同时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所有要素,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统治精英内部个别人物和派系的动态。他可能会建议在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上做出让步,从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同时避免在朝鲜半岛引发核危机。

俾斯麦鄙视任何关于德国应为巴尔干半岛自身的利益而关注巴尔干的论调,反复强调尽管德国与奥地利结盟,也不应为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而战。他有一句名言,尽管有多种版本:“整个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他告诫列强不要将命运系于“偷羊贼的激情”之上。在另一场合,他宣告:“整个土耳其,连同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都不值得牺牲一个健康的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更不值得让文明的欧洲陷入一场全面战争。”在柏林会议上,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在此并非为了考虑保加利亚人的福祉,而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十年后,他告诫列强不要“在上帝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扮演伯里克利”,并补充道:“保加利亚……远非一个重要到足以将整个欧洲——从莫斯科到比利牛斯山,从北海到巴勒莫——卷入一场无人能预见结局的战争的目标。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或许都会疑问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战。”

    为了避免列强之间发生战争,他强调必须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巧妙地利用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我们相对于奥匈帝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果奥地利向我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能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背后的逻辑。在奥地利不知情的情况下[2],俾斯麦与俄罗斯就战争爆发时的行为做出了秘密承诺,其核心是:如果奥地利是俄奥冲突中的侵略者,德国将保持中立。1887年,当一些军方人士主张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协助奥地利在巴尔干的行动时,俾斯麦断然拒绝:“他们想激怒我开战,但我渴望和平。发动一场新战争是轻率的,我们不是一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的海盗国家。预防性战争就像敲开鸡蛋,孵化出来的将会是怪兽。”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他的体系,废除了《再保险条约》,将俄罗斯推向了法国的怀抱,并将德国更紧密地捆绑在奥地利在巴尔干的野心之上。这一系列错误,加上德皇威廉二世令人震惊的虚荣、侵略性和懒惰,在1914年的夏天引发了灾难性的爆发。

    俾斯麦会将核战争的风险与动荡的南海危机以及像朝鲜这种地方的“偷羊贼的激情”联系起来吗?断然不会。我推测俾斯麦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而是会保持沉默——除了暗示中国对金正恩的行为负有明确责任之外——同时可能会泄露一份关于日本发展核武器后果的“秘密”研究报告,以引起中国的警觉。无论责任归咎于谁,如果局势失控,例如由于指挥系统崩溃导致权力落入某个精神错乱或吸毒成瘾的当地指挥官手中,导致朝鲜屠杀数百万本国人民,而美国反过来摧毁朝鲜——谁会认为那是美国的胜利?

    因此,必须避免核危机。不要以可能引发灾难的方式,将美国的命运与台湾或韩国捆绑得太紧密。那么,应该如何规划积极的议程?美国应寻求在具有深远意义和道德力量的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在这些领域,共享的制度可以将两国的未来轨迹在数十年内保持一致。三个显而易见的领域是:1)亚洲的灾害响应(海事合作);2)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情报合作);以及3)外层空间。中国已拥有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其在卫星量子通信网络方面的进展是革命性的,可能比GPS更具变革性。在冷战期间,人类曾登上月球,但美国政客自满的优越感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雄心。与其重拾冷战式的对抗,不如建立伙伴关系。正如杰夫·贝佐斯所阐述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的那样,人类可以追求的最宏伟的项目之一,就是利用太空资源来减轻地球的负担。能源和人口增长的逻辑表明,地球应该成为一个“居住和轻工业区”,而重工业则应迁移至太空。为这一宏大的人类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本身就将是一项具有巨大道德力量的工作——促进国际友谊,并提供一种宝贵的视角:一个承载生命的蓝色斑点,被无尽冷漠的黑暗所环绕。人们既可以为自己国家的贡献感到自豪,也可以为人类的集体努力感到自豪。

    当然,友好的合作必须设定界限。如果中国将此解读为软弱,并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对其邻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呢?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俾斯麦式或孙子式的回应将是:如果这些行动是由中国内部动态驱动的,那就让它们发生吧,因为这比美国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让中国的邻国相信有必要遏制它。现在试图遏制中国将会失败,而且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会被视为教科书式的帝国侵略行为。但是,如果美国退后一步,明确表示它倾向于合作而非遏制,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始威胁和控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那时才是建立联盟的适当时机,因为只有到那时,美国才拥有道德权威,这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俾斯麦式的方法还需要确保美国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但这一挑战远比昔日俄罗斯构成的挑战巨大。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后,苏联的挑战一度被视为关乎生存的[3]。摆脱修昔底德式的思维需要建立合作的机制和习惯,但这同时也要求确保一个军事化的中国不会将美国视为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数字制造的飞速发展,未来可能很快带来至少与核威胁一样可怕的非核威胁。

    最后,还有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美国领导人经常谈论美国的利益,仿佛它们不言而喻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其他人觉得这很荒谬,甚至令人愤慨。如果美国领导人希望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他们必须发展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谈论中国。有时,杰出的政治领袖会对对手的心理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同理心。这可能源于一种“互补”的能力,一种能同时容纳相互矛盾观点的心理空间。今天的人们在阅读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时常常感到震惊:他直言不讳地对遭受瘟疫打击的雅典人讲话,揭示了极少有民主政治家敢于提及的令人不安的真相:“你们拥有的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的帝国;你们的统治所激起的仇恨使你们处于危险之中……你们的帝国已演变为一种暴政,拥有它或许不公,但放弃它却绝不安全……凡是寻求建立帝国的人,都必须接受被憎恨和怨恨的命运。”同样,俾斯麦对于他人如何看待他、他的盟友或他的国家不抱任何幻想。他宁愿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也不愿与自己阵营中的激进派为伍。当商业利益集团试图推动他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冒险时,他愤怒地告诉英国大使:“那些来自汉堡和吕贝克的无良商人,除了高喊‘打倒那些该死的中国佬!’之外,对中国没有任何政策。他们会打六个月仗,然后强迫中国人求和,周而复始。我相信这些中国人比我们那些可鄙且势利的商人更真诚、更热爱和平。他们不想打仗。我宁愿看着那些商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和法国盟友——下地狱,也不愿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而同意对中国发动战争。”

    今天,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在敦促华盛顿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著名的警告那样,商业利益与军事利益的融合总是危险的。随着市场和技术驱动的工作岗位继续向东转移,无论特朗普做出何种承诺,这种危险只会增加。五角大楼就像当初对待苏联那样,会夸大中国的侵略性以证明其预算的合理性。俾斯麦是个魔鬼,如果当年的某次暗杀企图成功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某些基本真理。那些负责制定中国政策的人应该仔细研究他的建议。他们还应该研究1914年的夏天,并反思平的人做出的决定依然与那时几乎如出一辙,尽管今天的危机发生速度快了一千倍,并伴随着一百万倍的破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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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2] 尽管当时奥地利是德国的盟友。

[3] 甚至像保罗·萨缪尔森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曾错误地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硬法案“和”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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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美国国会公布了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战争部9000亿美元的支出,比白宫的要求高出80亿美元,其中包括给入伍军人加薪4%,扩大反无人机授权,并指示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新的投资,以及未来两年向乌克兰提供的8亿美元军事援助等。

法案多次提及中国。据《美国之音》的不完全统计:报告170多次提到“中国”(China)这个词,90多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PRC),80多次提到“中国的”(Chinese)。

NDAA是美国国会的产物,是关系美国国防预算的指导性文件,一旦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成为“硬性规定”的法律,而《国家安全战略》(NSS)和《国防战略》(NDS)是白宫和国防部的政策性产物,可以“与时俱进”随时更改,但不能跳出法律的框框。

NSS和NDS高度一致,但NDAA和NSS/NDS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就“对华政策”而言,NDAA比NSS/NDS不仅更为强硬,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强硬。

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不同的总统可以有不同的安全和国防战略,但是NDAA的目的则是锁死美国政府的大方向,不论谁上台当总统,都不得越轨。白宫和国防部作为执行部门,可以制定具体的政策,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是不得超越NDAA所规定的大方向。

如果把美国比喻为一列“火车”,NDAA要求把火车锁定目标后,不管谁当驾驶员,都将之放在自动驾驶模式上,直奔目标,而NSS/NDS是这列火车的驾驶员,虽然和NDAA目标一致,为了避免出轨或意外,必须认真驾驶这列火车,不能放之任之。

换言之,NDAA多少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承担责任,而NSS/NDS则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务实风格,必须考虑风险管理与后果,并承担责任。

2025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了它的“理想主义”风格:

对华技术与军事实力:要求维持压倒性优势,不容许中国逼近关键领域

对台政策:实质军盟化、武装台湾,要求提供“法律化的安全承诺”

供应链:要求去中国化(尤其军工、关键矿产、信息基础设施)

全球秩序:要求由美国主导、对中国形成可持续压力,不给翻盘空间

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一个独特且日益突出的结构性悖论:国会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在强硬方向上年年“加码”,试图通过法律将战略竞争锁定为长期而且不可逆的路径;而行政部门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防务战略》则更强调竞争管理、风险控制与避免冲突。这一“硬法案” 和“ 软战略”的双轨互动机制,看似矛盾,却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在制度结构上的深层逻辑。

美国国会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争夺选票,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谁比谁更强硬,谁就可能获得更多选票。

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唯一能彼此攻击又能得分的议题: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反华是跨党派共识,强硬立场几乎无政治成本,温和言论反而会被攻击为“软弱 /亲中”。这就产生:谁更反华 = 谁更爱国 = 谁更值得选票。无上限加码的原因就在于国会议员不需要承担外交失败的后果,而军事冲突成本由行政部门承担,国会只负责做“姿态政治”。

最危险的不是“文件里写啥”,而是“制度如何锁死行动空间”:

台海:NDAA要求不断军售、联合演训、战备计划,而NSS/NDS想维持“战略模糊 + 威慑 + 防冲突”三角。当台海发生突发事件时,行政部门可能被法律逼着往前走,退一步都牵涉“违反国会意志 /出卖盟友”的骂名。

军机 / 军舰在西太频繁接触:NDAA 支持加强航行自由行动、前沿部署,而NSS/NDS 想加“安全沟通热线、意外相遇规则”。

技术 / 供应链战:NDAA 希望“快速彻底断链”,而NSS/NDS 想逐步、可控地“去风险”,而不是一夜脱钩。

综上所述,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简单的鹰派一体,而是立法系统在向“理想化霸权”加速,战略系统则在努力阻止这列火车冲出轨道。

解读美国的“新门罗主义”和对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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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2025年度《国家安全战略》NSS文件已于今年11月由白宫全文发布,同年度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NDS虽然至今没有对外公布全文,但通过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公开讲话、媒体对该文件的报道和专家的公开讨论,我们已经知道NDS的大概轮廓与核心要点,与NSS基本一致。

比较这两个文件和过去每年发布的同类文件,不难发现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优先事项排序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在“美国第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不同地区对美国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新的优先事项排序是:

第一优先:美洲,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境线

第二优先:中国和印太地区

第三优先:欧洲和中东地区

由于NSS和NDS都把美洲放在第一优先的地位,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再版。

19世纪美国“门罗主义”的背景是美国排斥欧洲国家对美洲事务的干预,抬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虽然后来实际演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但核心思想是欧洲人退出美洲,交换条件是美国人也不干预欧洲事务,在某种意义上暗示或承认“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经过多年的忽视,美国将恢复其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我们将利用这一战略保护我们的国土和通往该地区关键地形的通道,我们还将阻止对手在我们的半球部署部队或其他威胁能力。” 他补充说:“过去的几届政府一直宣扬门罗主义已经失效的观点。他们错了。门罗主义仍然有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如果说今天美国21世纪的“新门罗主义”是把美洲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内,排斥中国在美洲的涉入和影响,是否也暗示或承认印太地区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曾经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中美国(G2),即整个世界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瓜分势力范围,其它国家则被迫选边站。

这种想法的依据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科技崛起,单极主导 (美国一家独大) 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美国不再能无视中国,而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服从美国主导。

反对这种G2观念的也大有人在。中美两国即便是超级大国,它们的优势不完全对称:美国仍在军事 /安全 /军事同盟网络 /传统盟友关系里占优势;中国在经济、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方面有优势。结构上的不对称 + 互补,使得两者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各据一极,而是形成某种“混合 / 动态”格局。

NSS和NDS所反映的,是美国愿意放弃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美帝亡我之心)观念,转而对中国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即既有竞争和对抗,也有合作与伙伴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虽然把中国问题放在第二优先,并不等于美国放弃印太地区,任由中国在印太地区排挤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在该地区是否干预和干预的程度,首先看是否影响美国自身利益和影响程度,即“有限承诺”。

NSS和NDS一致认为,印太地区对美国极为重要 —,既关系全球航运通道 (海上交通线)、供应链与关键资源,也关乎军事、地缘竞争与大国战略平衡。美国对中国的新战略,是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是退出印太。美国“不寻求羞辱中国”和“接受中国的存在”,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改用务实的方式遏制中国,不再把资源浪费在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上。

美国仍然强调在印太地区维持现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军事上尤其强调“以实力求和平”,要在印太地区维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赫格塞斯在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上发表讲话,概述了美国对西半球的新军事重点,要求盟友自力更生,并对中国军队采取了更加和解的态度。

赫格塞斯表示,国防部必须优先考虑“四项关键工作”:保卫美国本土及其所在半球;以实力而非武力威慑中国;加强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责任分担;以及大力发展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关于中国问题,赫格塞斯表示,由于特朗普总统的领导,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他说:“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战争部致力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更广泛的军事沟通,以期减少冲突和缓和局势。这一努力路线基于灵活的现实主义……其目标不是支配,而是力量平衡……这将使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在印太地区享受体面的和平,贸易公开公平地进行,我们都能繁荣发展,所有利益都得到尊重。”

他说:“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还补充说,美国将奉行“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军事建设”的政策,同时五角大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军事建设的迅速、强大和全面。”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指出,国防部长的讲话表明,本届政府正在走向一项承认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的政策——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西半球和整个欧洲。

请注册参加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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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北京宣布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高层论坛开幕。自那以后,该论坛先后在亚特兰大、北京和苏州举办了六次。2019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该年1月第七次卡特中心美中关系论坛在卡特中心举行,94岁的卡特总统做主旨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讲。疫情使得论坛连续几年在线上举行。2024年正值中美建交45周年,卡特中心决定将论坛改名为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当年1月9日,首届吉米·卡特论坛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办。2025年3月22日和23日,第二届吉米·卡特论坛在春暖花开的杭州举行,卡特中心总裁佩吉·亚历山大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将于2026年1月29日和30日在卡特中心举办。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信息。

2019年1月9日,卡特总统在第七次卡特中心美中关系论坛致词后走过讲台。他看到台上这幅画时轻声说,“我那个时候真年轻!”–岳京生摄影

点击【这里】注册参加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

  • 2026年吉米·论坛的主题是“女性与美中关系”
  • 论坛将于1月29日下午在卡特中心开幕,在由两位来自中国的女高音参与演出的音乐会之后,前白宫国安中国事务会高级主任、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贝莎兰(Sarah Beran)将发表主旨演讲,并在卡特中心总裁佩吉·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 主持下回答听众的问题
  • 之后,论坛发言人和嘉宾将在卡特总统图书馆大厅参加酒会
  • 1月30日上午是“女性与美中关系”的圆桌讨论,主持人是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总裁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
  • 午餐主旨演讲人为著名美国记者和作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 同日下午有两场讨论,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美中妇女对国际关系和美中交往的认知”
  •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美中妇女在本国面临的挑战”

2025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在杭州举行,协办机构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注意事项和酒店预定

  • 论坛的音乐会、主旨演讲、圆桌会议和分场讨论全部免费
  • 1月29日的酒会只有论坛特邀嘉宾、发言人和赞助人可以参加,最低赞助为200美元;酒会名额有限(150人)
  • 1月30日午餐需要交付餐费
  • 如有任何问题,可以给刘亚伟(Yawei Liu)或翟乐南(Nick Zeller)发邮件,他们的邮件地址分别为yawei.liu@cartercenter.org和nick.zeller@cartercenter.org
  • 论坛酒店为万怡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Atlanta Decatur Downtown/Emory),论坛特价为每晚172美元(不含税),凡在1月28日、29日和30日需要住宿的嘉宾,请点击【这里】预定房间。房间数量有限,请抓紧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