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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周文星:未来三五年台海政策走向 战争是否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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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周文星博士的专访。周文星教授即将出版一本聚焦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变化的英文学术专著,书名为Explaining Taiwan’s Chinese Mainland Policy Change: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erspective(中文名称为《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陆政策变迁》)。他在此次访谈中围绕未来三到五年台海政策的走向、两岸统一的前景与战争是否必然等核心议题发表了深入见解。

您最近要出版一本英文版著作,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变化。您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两点启示是什么?

周文星:这本英文专著名为Explaining Taiwan’s Chinese Mainland Policy Change: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erspective(中文名称为《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陆政策变迁》),是我2020年11月入职南京大学以来出版的第一部英文学术专著。该书即将由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在2026年1月全球发行,目前该书已得到谷歌图书、亚马逊等主流平台的推荐,并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等主要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在线书店都处于预售状态。

如书名所示,这本专著聚焦于分析台湾地区的中国大陆政策(即台海政策或两岸关系政策)变迁。任何政策都是在内外等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持续互动、调整而成型的。台湾当局在制定和调整有关台湾定位、两岸关系等涉及大陆事务的政策过程中,离不开与大陆的互动,大陆的对台政策自然是关键互动对象。因此,我在书中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及其演变也多有着墨。

总体来看,这是一本既有学理探讨,也兼有政策分析的著作,不同读者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启示。我是学术工作者,更是一名中国公民,以下两点启示供大家参考。

一是台湾问题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更复杂、敏感、危险。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结果,但由于美国基于其狭隘的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力度持续干涉台海事务,导致该问题延宕至今。美国等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干涉,势必引发中方的有力反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中美关系剑拔弩张,正如1996年和2022年台海危机所呈现的那样。要消除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一“导火索”(flashpoint),美国必须停止干涉台湾问题。中国有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台湾问题必须交由两岸的中国人民自己协商解决,任何外部干涉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危险性。

二是台湾问题的出路是注定了的,那就是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尽管我指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危险性,但其出路却是注定了的。台湾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弱乱的表现和结果。在75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持续攀升,中华民族正以大步伐迈上伟大复兴的征途,台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两岸必将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外开明人士对此其实早有共识。

中国有专家提到维持现状并不是中国大陆的最终目标,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统一。而目前来看,台湾方面同意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必有一战?

周文星:对中国大陆来说,维持现状只是手段或短期目标,谋求国家的最终统一才是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我在上面提到了台湾问题的出路就是与大陆的统一,但这取决于对诸多因素的研判,因此,有关两岸统一的具体方式(即一般所说的“和平”和“非和平”方式)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好回答,更不可能让各方满意。

但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首先要追问:台湾方面对和平统一日益降低的接受度,和两岸发生战争的必然性,两者存在相关性吗?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例如,战争是因何种原因而起、由哪一方引发?《反分裂国家法》中阐述了“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您提到“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小”,是否小到构成了上述法律中有关“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情形?

又如,考虑到美国外交政策中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如果中国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完全赶超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导致美国不得不彻底退出台海事务,原本和平统一意愿日益降低的台湾方面是否会“回心转意”?

当然,回答上述问题还取决于您说的“台湾方面”到底指哪些群体?是台湾执政当局、反对势力,还是社团组织、普通民众?中国国民党虽然日益演变为一个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政党,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民意如流水,岛内民众对台湾未来的设想也是动态变化的。就这一点而言,大陆过去几年力推的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果让您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台海政策走向,您认为最可能的三种情景是什么?每种情景下的关键触发因素为何?

周文星:在这本专著中,我综合运用战略三角模型、双层博弈理论等概念,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和预测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制定及其演变的理论框架。简单来讲,台湾当局作为连接岛内外行为体的“中介”(intermediate agent):它在岛内与反对党争夺民意的支持,三者构成了岛内的三角结构;同时它也在岛外与中国大陆争夺美国的支持,三者又构成了岛外的三角结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正是由这两个三角结构所共同形塑。

根据这个框架,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情景剧阵(scenario matrix)有四个,即民进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合作大于竞争时的“受限的象征性举措”(Constrained Symbolism),民进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竞争大于合作时的“大胆的自主政策”(Assertive Autonomy), 国民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合作大于竞争时的“稳定的接触政策”(Stable Engagement),国民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竞争大于合作时的“软性的制衡政策”(Fragile Balancing)。

在书中,我结合上述理论框架,试对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剩余三年的大陆政策进行了研判。未来三年台湾的大陆政策很可能在“受限的象征性举措”和“大胆的自主政策”之间摇摆。

在惯于运用“抗中保台”思维的民进党当局看来,强调所谓“主权”“民主”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价值观,并采取包括正名、“价值观外交”等具有象征性的挑衅性举措,是台湾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特朗普当局的理性之举。然而,如果中美战略竞争一旦突破目前特朗普仍然看重的稳定局势,台湾当局很可能采取更加冒进的大陆政策,加强与因制衡大陆而狂打“台湾牌”的特朗普当局的政策契合度,那么,台湾大陆政策将更加大胆,具有更强的自主倾向。

可见,上述两种情景的关键触发因素是中美竞合程度,准确来说,主要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处理对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以及中国大陆的应对方式。当然,这个理论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岛内另一个重要行为体的作用,即在野党等反对势力对民进党当局的掣肘。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快速抢占被民进党当局垄断的大陆政策话语,可能影响对于岛内三角的平衡,进而削弱赖清德当局的政策执行力。台湾“立法院”席位三党不过半,呼之欲出的“蓝白合”对民进党当局也是一个制衡因素。

您的研究关注美国智库在涉台议题上的关注。请问智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或国会的涉台立法与政策?它们的主要运作路径是什么? 

周文星:是的,美国拥有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智库群体,尤其是在包括涉台议题的对华政策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因此是我研究美国的主要对象之一。

囿于篇幅,我并没有在这本英文专著中分析美国智库。不过,我近年来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智库在涉台议题上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国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发表在《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2期)、《情报杂志》(2023年第2期)和《台湾研究》(2023年第4期)上的论文。

在《闽台关系研究》上刊发的论文“美国保守派智库对美涉台政策的介入与走向——基于特朗普时期的研究”,以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为代表的三家保守派智库为个案,分析了它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涉台政策过程中的具体行为与逻辑。我提出了保守派智库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的“六阶段说”,即议题发起、议题强化、政策成型、政策出台、政策助推、政策反馈。这六个阶段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但共同构成了影响美国政府涉台政策的有机循环体系。

例如,某个智库专家发起涉台议题或概念后,其所在智库或同类智库会积极跟踪并推进该议题,如公开会议场合强调议题主张、通过与其他类型智库或高校共同发表政策报告等,经大众媒体、政府官员或其他政策机构等平台转发后,该议题就得到了强化。此时智库往往会趁热打铁,邀请美台现任官员前来智库演讲,或智库研究人员赴国会作证、向行政官员提供咨询,或赴台访问、与美台政策制定者直接沟通,以匹配双方政策需求,将议题转化为政策举措。

当然,其他类型的智库,如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内的偏自由派智库,和包括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内的偏中间派智库,影响美国政府涉台政策的机制也大同小异。就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的影响路径或渠道而言,上述六个阶段都有所涉及。

您在研究中提到台湾问题国际化是近几年台海形势复杂化的重要因素。您能具体说明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周文星: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指的是台湾问题在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尤其是在美国的助推下变得日益“国际化”的一种趋势。我们在《台湾研究集刊》(2025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辨析,认为它应该包括台湾的“国际存在”和台湾问题的“国际处置”两方面。

台湾的“国际存在”,指涉台湾当局为了凸显其所谓“国际存在”,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默许和支持下持续深化其“国际参与”、拓展其“国际空间”。而台湾问题的“国际处置”,则指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声明、政策立法、军事勾连等方式,企图增加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通过成本强加的方式阻止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最终统一。

尽管台湾问题“国际化”并非新鲜事,但却因拜登政府以空前力度大打“台湾牌”而成为一个热点议题。不过,随着特朗普总统自2025年1月开启其第二任期,台湾问题“国际化”也随之出现了我所说的“降速态势”。我们在最新一期《闽台关系研究》(2025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专门讨论。

就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分析来看,美方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有五个方面,包括话语“合法性”塑造、政策立法支持、盟伴体系支撑、稳固台当局“邦交”、多元议题拓展。正如我们在过去10多个月所看到的,特朗普政府在多个方面,尤其在盟伴体系支撑方面,在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松动。

基于我们的研究,美方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具有多重动因,既有强化美国同盟管理、配合民进党当局“亲美抗中”议程的短期考量,也有旨在服务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霸权护持的中长期规划。

美国的主流观点是保护台湾并不是在插手中国事务,而是在保护一个实力较小的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民主国家。这和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很不相同的,您如何说服美国公众中国的立场也有合理之处?

周文星: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您所说的“主流”做个明确的界定。它是指涉人数更多的群体,还是声音更洪亮的少数人群?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没那么恰当的类比问题是:一个领导人在某次选举中的胜利,一定意味着他/她代表或赢得了主流群体的认可了吗?选举投票当日,也许沉默的大多数足不出户,仅少数选民中的相对多数投票支持这位领导人,但这位当选的领导人,极有可能会在胜选后公开宣称他/她获得了“主流”的支持。显然,实际情况与这种宣称大相径庭。

根据我近年来对美国涉台议题的密切观察和研究,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主流”存在。如果有“主流”,那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把控政策资源、决定政策走向的少数人,不代表人口数量占优的美国普通公众。

也许有人会援引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民调数据,认为越来越多受访者对美国支持军事援助或协防台湾的支持代表了美国的“主流”看法。但在这些受访者中,有多少人去过台湾或对两岸关系有基本了解?有人曾在美国街头做过采访,多数受访者都无法准确告知台湾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主张积极干涉台海事务的多数美国国会议员(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成员除外)都不一定了解台湾,更遑论普通美国民众?

的确,美国人自诩是“山巅之城”的“上帝选民”,他们向来都有支持“弱势者”(underdog)的明显倾向。这在美国的涉台政策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即通过持续对台军售、政治支持等方式,提升台湾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而且随着大陆压力的增强,近年来美国也相应地提升对台湾的多方面支持。

这种行为倾向看似深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的影响。然而,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深知,所谓道德观不过是美方干涉台湾问题的借口罢了。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问中国,到卡特与中国正式建交,美国两党政府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会也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国家”地位问题。

然而,美方的这种政策认知与立场却因为冷战的突然终结而出现混乱和倒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美国战略界开始出现各种奇谈怪论,不时有保守派智库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协防台湾论”,国会中也时而出现所谓主张美台“复交”的立法提案。如果采取长时段历史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台议题,可以发现一条暗藏其中的战略主线,即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所谓道德或价值观不过是美国掩盖那条战略主线的“遮羞布”。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客正加紧打“台湾牌”,连台湾在哪都不了解的普通公众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反复宣传和渲染下,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台湾”对抗“威权中国(大陆)”。在这种充满结构性矛盾和对立的中美双边关系中,要说服美国公众理解中国涉台立场的合理性何其艰难!常言“国之亲在于民相交”,鼓励和支持更多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普通民众来华学习、旅游,进而了解中国、熟悉中国,也许在这过程中接触和了解台湾问题,或是有限选项中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中美两国,有哪些务实、可操作的沟通渠道或危机管控机制,能在紧张时刻降低台海冲突风险?

周文星: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在过去建立了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与危机管控机制,但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执政并将推行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拜登执政时期不仅没有恢复被共和党政府破坏的沟通渠道和危机管控机制,反而因为新冠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升级等挑战的叠加作用,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乏善可陈,甚至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位没有在任内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就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来看,中美两国高层的战略沟通,尤其是两国元首之间的热线和会晤,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釜山的会晤,以及11月24日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台湾问题在两次沟通中都是重要甚至核心议题,充分体现了中美元首战略引领在两国关系发展处于不确定性时期的关键作用,这在紧张时刻应当有助于降低台海冲突风险,避免两国迎头相撞。

但在更理想的状态下,随着中美互动频率增加,两国逐渐步入战略稳定期,多层次务实、可操作的沟通渠道与危机管控机制随之恢复或设立,才是大国应有的胸怀和智慧。当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须认清两岸同属一中、两岸终将统一的客观事实,否则中美将在实现战略稳定前难免陷入周期性的危机,这不利于两国关系互信的建构和对全球挑战的解决,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鲁金斯研究员:特朗普国家安全报告让北京“松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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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本周四深夜发布的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尽管国家安全战略本身不具备强制力,且分析人士也提醒不要将其视为完全等同未来行动的指南,但这份一般每任总统仅更新一次的文件,仍具有标志性意义。

也许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在多个方面有了突破性表述。该报告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表达了本届白宫长期以来对欧洲的轻视与敌意,动摇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不再把民主价值观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再自诩为“自由的全球力量”,重提聚焦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以及优先保护美国国内利益。

北京会“松一口气“

布鲁金斯研究员、前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席恩(Jonathan Czin)说,这份战略对北京而言传递出“更愉快的信息”,比拜登政府或特朗普第一任期版本都更温和。他指出,报告对拉丁美洲的关注“预计也会让中国感到欢迎”。

“我认为北京会松口气。”现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研究员的席恩说。

报告写道:“我们寻求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与和平的商业往来,而不向它们强加与其传统和历史迥异的民主或其他社会变革。”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曾将世界置于“独裁体系与自由社会的竞争”之中。虽然目前共和党内部仍旧就中东、俄罗斯、中国等重大议题争论不断,但报告所呈现的是特朗普政府内部逐渐形成的共识:避免卷入军事冲突,以商业利益为先。

与历任政府不同,新战略在地缘竞争问题上显得更加克制。报告不再沿用特朗普2017年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试图塑造“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悖的世界”的表述。

报告没有将俄罗斯称为敌人,而是写道:“在乌克兰尽快停止敌对行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平协议的目标包括“重新建立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以及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可行国家的存续”。

中国则被定位为竞争者,但大多在特朗普倾向于谈论的经贸框架中。报告称,必须要避免台海战争,因为其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并呼吁与北京建立“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呼应了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宣布贸易休战时的语调。

《南华早报》早前提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主张以“克制”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分裂。此前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坚持在“国安战略”中软化有关中国的措辞,但同时,以负责政策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柯伯吉(Elbridge A. Colby)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将重点转向“遏制中国”,这导致报告被推迟数周发布。

不过,正因为这两派观点的较量,这份报告对于涉及中国的地方,有合作也有遏制的成分。例如,该战略并未点名提及“中国”的统治地位。但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鼓励印度为“印太”地区安全做出贡献,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防止亚洲出现“任何单一竞争国家的主导”。

报告还提到了南海议题,称南海作为“第一岛链”中的重要航道对美国非常重要,任何有可能控制南海的“竞争者”和“潜在敌对势力”也对美国构成了相关的安全挑战。美方承诺采取“强有力”威慑手段,同时呼吁盟友加大集体防御投入,并敦促日本、韩国承担更多军事负担。

对于台海议题,更新后的战略在三个段落中提及“台湾”八次。报告称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对台湾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美国“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并防止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a priority)”。

报告写道,美国将同日本等盟国实现“集体防御”,增强“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任何夺取台湾岛企图”的能力,或采取任何“使保卫该岛变得不可能”的其他步骤。报告同时指出,美国将维持其“长期声明性政策”,即“不支持对台海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

总的说来,这份报告针对中国的地方不是一味强调遏制和竞争,这对中国来说,也许本身就意味着有积极的地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如果对比2022年的拜登版,总体印象会是: 2025年特朗普版NSS涉及中国的篇幅变短了,而且主要集中在‘亚洲: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的章节里。它不再突出与中国的全面系统竞争,从谈论意识形态对抗转为强调交易式互惠。新报告没有提中国核威胁或‘试图重塑全球秩序’,并且将印太的安全优先级降为第二,西半球取代了第一位置。”

前国防部长高级顾问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这份新战略是“对失败的冷战后两党外交共识的一次真正决裂”。他表示:“太久以来,我们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一些幻想之上——幻想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幻想我们的利益所在、幻想军事力量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这是一份基于现实的文件。”

《纽约时报》写道,这份 33 页的报告突破了美国外交政策数十年的惯例。在报告中,民主不再被视为值得捍卫的价值。以往美国高度重视安全关系的以色列与台湾,此次被置于各自区域的经济意义之下,而非其民主制度。

报告写道,中东是“国际投资的来源地与目的地”。同时呼吁停止美国过去对海湾国家的“错误实验”,即试图以批评方式迫使其放弃传统与历史形成的政治体制。

在拉丁美洲,报告主张美国将“重新确立并执行门罗主义,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美国外交官的任务之一,是寻找“重大商业机会,尤其是政府大型合同”。报告明确写道:“对于那些最依赖美国、而美国也因此拥有最大杠杆的国家,我们的协议条款必须对美国企业实施单一来源(sole-source)合同。”

虽然报告提出美国应“倾向于不干涉主义”,也强调要从其他区域向拉丁美洲重新部署军力,以“应对本半球的紧迫威胁”。

考德威尔指出,美国“美国优先”运动中许多人“担心美国在委内瑞拉发起政权更迭战争”。但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委内瑞拉以及我们本半球发生的事,都比谁控制(乌克兰)顿巴斯更值得关注。”

报告对欧洲非常严厉

本报告对欧洲的严厉态度是这份报告与以往类似报告不同的地方。今年的报告不仅要求欧洲国家对自身安全承担“主要责任”,暗示美国将不再保证欧洲安全。该报告直接挑战欧盟,称欧盟的活动“损害了政治自由和主权”。声明还表示,美国应该“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力量”,并赞扬“欧洲爱国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份《纽约时报》形容为“直白而刺耳”的官方文件让欧洲主流领导人深感震惊。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欧洲安全的终极保证,但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却极具震撼性的改变了这个立场。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管、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表示:“它(该报告)就摆在白宫官网上,全世界都看得见——这让人非常难以接受。”

美国的表态正值俄罗斯最近明确警告其“已准备好与欧洲开战”之际,一些专家甚至认为特朗普政府文件的措辞与俄方论调相似。这一背景让欧洲内部更急切地讨论:继续忍受特朗普带来的羞辱、维持与美国的依附关系,还是面对现实、加速武装并走向防务自主。“这是欧洲觉醒的时刻吗?”曾为欧盟高级官员提供战略建议、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娜塔莉·托奇问道。

近年来,为应对美欧可能出现裂痕,欧洲国家已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跨境军事合作,一些国家恢复或扩大义务兵役制度。德国更是在上周五通过立法,计划将军队规模扩大近五成。欧盟还首次设立了负责促进成员国军工合作与武器生产的“国防委员”。

但现实仍然残酷——在军事一体化、关键作战能力和弹药储备方面,欧洲远远无法摆脱美国。纽约时报写道,欧洲领导人在特朗普文件发布后反应低调,也反映出他们似乎已习惯特朗普周期性“发脾气”,选择以稳定关系为优先。欧盟负责外交的高官卡娅·卡拉斯表示,美国“仍然是我们最大的盟友”。库普坎分析称,为避免跨大西洋联盟破裂,“讨好特朗普、让他站在欧洲这边”是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并非仅是外交摩擦,而像是一种战略意图。美国著名学者、极权主义研究专家蒂莫西·斯奈德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新战略报告在论述方式上与俄国国家安全战略惊人相似,例如强调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而非法治原则,并传播类似俄方宣传的观点——例如声称欧洲多数民众希望乌克兰战争“无论结果如何尽快结束”,而战争是由“脱离民意的精英”推动的。此外,一些专家更怀疑特朗普政府削弱欧洲的深层动机,是为了让美国科技公司摆脱欧盟监管束缚。

尽管欧洲主流政府普遍忧虑,部分右翼“主权主义”政党却对特朗普政府的立场表示欢迎。“这些都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当然感到高兴。”西班牙极右翼 Vox 党籍欧洲议会成员赫尔曼·特尔奇说。他强调,在此前的美国政府时期,“我们一直很害怕美国”,但在特朗普任内,“这是一个新时代”。

库普坎指出,战后欧洲一体化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试图拆散它的人只需翻开任何一本20世纪史书,就能看到灾难性的后果。他警告,特朗普政府如今正公然推动的路线,将迫使欧洲在未来的战略选择中做出决定性的抉择。

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份战略报告是“站在欧洲极右翼之右”,言外之意比欧洲右翼还右翼。

阻止印太爆发大国战争,拯救西方文明——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转载自微信公号“刚写完”,2025年12月5日】

12 月 4 日,白宫公布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这份只有三十多页的文本里,美国一方面警告“西方文明正在被抹除”,点名欧洲的经济停滞、人口下滑和主权不断外包给欧盟机构,另一方面宣布自己将“不再像神话中的阿特拉斯那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把全球注意力从欧洲转向印太和美洲。文件既要求“迅速停止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又把与中国的竞争和台海风险写进一整套具体的经济与军事清单。

后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就这样为美国和它的盟友重画了世界地图:这是一次拯救西方文明的自救,还是在为下一场冲突排兵布阵?

一、美国的国家安全被重新定义

这次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封面非常传统:白底、国徽、标题、落款“2025 年 11 月”。真正的变化在于它开篇就宣布:冷战结束后的那套全球主义设想——美国长期为“世界秩序”兜底——已经走到尽头。

文件把“国家安全”重新拆开,跟几个典型的美国“国内议题”紧紧绑在一起。

移民和边境

文件用了相当强烈的措辞,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加重了社会压力、犯罪风险和社会撕裂,提出“结束大规模移民时代”这样非常明确的政策方向,把边境管控直接写成安全战略的优先事项。

工业和能源

战略认为,“和平与繁荣需要强大而主权完整的国家”,而强大的前提,是美国自己要重建工业基础和能源自主。文件提出要通过关税、产业政策和能源开发,恢复制造业、扩大化石能源和核能生产,把“再工业化 + 能源优势”当成安全政策的支点,而不是附属于气候议程之下。

社会和文化

文件批评部分“意识形态试验”削弱了效率和社会凝聚力,强调传统家庭、社区秩序和所谓“文明自信”,把这些完全放进国家安全的叙事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这份《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在简单扩大“安全”的概念,而是在承认一件事: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把美国内部积累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推到了安全决策者的桌面上。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安全思维,先要给自己列一张欠账清单——边境、工厂、能源、社会秩序——再决定还有多少余力去管外面的世界。

今年六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LGBTQ)人士及其支持者在华盛顿上街游行,抗议特朗普政府削弱他们的权利。

二、欧洲:既是盟友,也是风险源

外界对这份文件讨论最多的,是它对欧洲的描述方式。

在欧洲章节里,文件一方面继续肯定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强调要与欧洲“共同保卫自由与安全”;另一方面,却用上了“文明被抹除”、“恢复西方身份认同”这样的语句,直接把欧洲内部的移民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和言论管制,写成关系到整个西方未来的风险因素。

更敏感的是对欧洲政治方向的评价。

战略认为,部分欧洲政府在俄乌问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依赖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结构,还通过限制反对意见来维持路线,这样的政治生态,可能让欧洲在长期安全问题上缺乏可持续的共识。

西方媒体还进一步放大了文件中的另一句话:美国要在欧洲“培育抵抗力量”,支持那些强调国家主权和传统认同的政治力量。《金融时报》《卫报》等报道都指出,这等于在官方层面承认,美国准备与欧洲部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政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从战略思维看,这里有两层含义:

  • 美国不再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当作一张需要重新分区的地图。
    哪些国家愿意承担 5% GDP 的国防开支、愿意在对俄和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长期一致,这些将成为未来美国安全资源分配的关键指标。
  • 欧洲不再只是“价值观共同体”,而是被当作一个可能失衡的变量。
    移民、人口和政党生态,被纳入对盟友可靠性的评估之中。这对习惯了“自动团结”叙事的欧洲来说,是一次不太客气的重新定位。

文件本身仍保持外交辞令的克制,但把文明担忧、价值认同和政治风险写入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足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舆论的第一反应,是“被当成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伙伴”。

(2023 年欧洲生育率地图。欧盟平均只有 1.38,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生育率已低于 1.2,法国仍是少数略高于 1.6 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如果欧洲大陆不能克服政治分歧并改革其移民和人口政策,欧洲文明可能会在未来20年内消失。)

三、俄乌战争:目标转为尽快止损”

相比语言上的激烈,这份战略在俄乌问题上的定位反而显得冷静甚至冷淡。

文件没有把俄罗斯定义为“首要战略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需要管理的地区大国。

文件明确写道,尽快实现乌克兰战事的停火、避免冲突升级,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同时,战略对部分欧洲政府“坚持彻底胜利”的立场有所保留,认为那是一种缺乏现实基础的期待。

这背后反映的是一本很清楚的账:

一方面,乌克兰战场已经持续多年,对欧洲经济和政治都带来了沉重负担,也让美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军援和外交资源;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本身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全球力量结构中的根本地位,却压缩了美国在其他方向(尤其是西半球和印太)的机动空间。

因此,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像是在重新设置战略目标:
从“必须通过战场胜负彻底改写欧洲安全格局”,转为“防止升级、控制成本、为新的欧洲安全安排预留空间”。这既不是单纯对俄罗斯“示弱”,也不是对乌克兰“翻脸”,而是在后全球化语境下,对一场高成本战争的再评估——它必须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出口,而不是无限期地消耗下去。

对欧洲政治来说,这意味着压力被推回欧洲内部:是继续坚持“战斗到底”的路线,还是在某个时点接受一份“够用但不完美”的和平安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很可能会成为欧盟内部政治的核心争论之一。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在 1904 年提出,把欧亚大陆腹地画成决定世界权力的“心脏地带”,东欧是通往心脏地带的门锁,美洲、日本等海上国家则位于外弧地带。今天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则把注意力从这块欧亚心脏,转向以西半球和印太为核心的双中心世界。)

四、中国:除了价值观以外的全面竞争

在外界的解读里,最容易产生误会的一点,是把这份文件理解成“降低了中国的威胁级别”。如果仔细读完对华部分,可以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而是把竞争的方式、内容和目标写得更细、更可执行。

在经济章节里,文本提出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强调互惠、公平和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把关税、投资审查、供应链重组这些工具,统一纳入一个长期的竞争框架。

它一方面承认,中美之间依然可以保持“互利”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又强调,敏感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核心资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因为全球化而失去控制权。

这意味着,以前那种“默认合作”的全球化逻辑已经退场,未来是按行业、按技术、按环节逐条划线:哪些领域可以继续深度互相依存,哪些要逐步降风险,哪些干脆禁止对方进入,由美国来主导设计这套“安全清单”。美中的竞争没有减弱,而是从抽象的“头号战略对手”,转进了具体的产业和技术战场。

在印太部分,文件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安全目标:

防止印太地区爆发大国战争,建设一支可以在第一岛链范围内“拒止侵略”的军力,特别强调要在台湾方向保持足够的军事优势,把“阻止台海爆发冲突”列为优先事项之一。

同时,重申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任何试图在南海形成单一控制格局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这里呈现出来的,仍然是竞争方式的“精细化”。

一方面,美国没有在文字上把中国塑造成冷战时期那种“生存性敌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几条关键战线——供应链安全、关键材料与技术标准、第一岛链防御体系、台湾问题与台海航道、南海航行自由。

另一方面,这种聚焦关键战场的写法,意味着在这些点上,美国不会轻易后退,甚至准备投入更多资源,同时,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和地区参与度,把印太安全的某些成本外移到盟友身上。

从后全球化的视角看,《美国安全战略》对华部分呈现出一种“紧而不爆”的结构:

竞争不再被包装成一场抽象的意识形态对决,而是被拆解成一串可以测量的指标——贸易逆差的规模、技术封锁的范围、海上控制线的位置、盟友防务支出的比例。话语上的温度有所降低,但竞争的精准度和可操作性明显提升,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更像是一份中美长期博弈的“操作说明书”。

美国并不是在弱化对中国的威胁判断,而是把这场竞争,从“谁对谁错”的宏大叙事,改写成“在哪些具体战场、用哪些具体工具、去达到哪些可量化目标”的系统工程。

(美军在日本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示意图。横须贺、横田、嘉手纳、冲绳群岛等构成美国在印太第一岛链上的前沿阵地,总计八十余处设施支撑其对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五、被重新排列的美国安全优先级事项

把美国这份《2025 国家安全战略》放回冷战结束之后的长时间轴,它既不是“美国从此躲回美国”的孤立宣言,也不是简单回到冷战时期那套二元对抗思维。

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全球化高峰期之后,美国第一次用一份正式文件,把内外部的所有压力摊在同一张桌子上重新排优先级——移民、工业、能源、社会秩序,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俄乌战争的成本和出口,中美之间无法回到旧秩序的结构性竞争,都被摆进了同一个框架里重新算账。

对外,这份战略最鲜明的新动作,是在西半球明确提出“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补充原则”。

文件写得很直接:要恢复美国在美洲的“优势地位”,要一个“没有敌对外来势力军事存在、也没有外来势力掌控关键资产”的美洲大陆,要确保关键地理位置和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里。

文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用的是“非本半球竞争者”、“外来入侵和关键资产所有权”的表述,再结合近期美国官员在巴拿马运河等场合公开点出要警惕中国在港口、运河、数字基础设施上的布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条原则的现实指向,主要就是约束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俄罗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港口控制权和安全存在。

在欧洲,这份战略开始公开讨论“文明自信”、“西方身份”的流失风险,把移民、人口结构和政治碎片化视为影响盟友可靠性的安全变量;在俄乌战场,它把目标从“坚持到底”调整为“防止升级、尽快止损”,承认这场战争不能无限期地压在美国和欧洲身上;在印太和对华部分,则通过经济、技术和第一岛链,把对中国的警惕写进一系列非常具体的目标之中——重新平衡经贸关系、保护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在台海维持足够威慑、确保印太主要海上通道的通行。

这份战略规划尝试给美国社会一个更现实的解释:国家安全不再等于“在全球到处托底”,而是回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美国究竟还能承担多少外部责任,为哪些地区、哪些战场、哪些伙伴付出成本,这些选择要如何服务于国内的工业、就业和社会稳定。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给这份文件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而是意识到:

在后全球化的语境下,美国正在用这套国家安全战略重排世界的优先级。

未来几年,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份战略下的美国:不再讲宏大故事,而是用安全、成本和顺位,来决定要不要再打一场仗、在哪儿打一场仗……

(美国冷战时期提出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示意图。第一岛链大致从日本、冲绳、台湾到菲律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战略家在二战后为遏制苏联、后来也包括中国而划定的西太平洋前沿防线,至今仍是美军印太战略的核心地理框架。)

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词频信号:战略重心的再平衡与地缘叙事的重写

微信群(智库论坛,2025年12月6日)

对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词频分析呈现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地缘政治图景:美国的全球战略叙事正在发生明显调整,既保留传统盟友体系的核心地位,又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三大领域中,尝试为“后乌克兰时代”和“中美长期竞逐”奠定新的物质基础。词频分布显示,美国在战略布局上的“重点—次重点—非重点”已经清晰化。

一、对华叙事:不点名领导人、不强调意识形态,突出“结构性竞争”

China出现21次、Chinese 3次、Taiwan 8次、South China Sea 2次,而Xi与Communism皆为0次。

这说明三个趋势:

  1. 从“人格化”竞争回到“结构性竞争”

不提“Xi”,不提“共产党/共产主义”,意味着美国正在从拜登政府的“价值观竞争”叙事退回到特朗普时期偏好的“国家竞争”框架。竞争目标是“国家实力”,不是意识形态。

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对美方有利——它使美国更容易争取欧洲及全球南方的支持,因为“价值观对抗”在国际社会已出现疲劳。

  1. 台湾议题回归“战略议程”,但不升级到“核心矛盾”

Taiwan 8次,属于较高频词,但明显低于Europe(49次)与energy(21次)。

这反映出:

美国强调台湾的重要性,但不愿把冲突推到不可控区间。

这与报告中“威慑(deterrence)出现13次”构成对应关系——美国希望营造“稳态威慑”,即强硬姿态+避免表面升级。

  1. 南海议题降温

South China Sea仅2次,说明美国暂时不把南海视为2025年的重点战区,美国战略资源并未配置到这里。

二、欧洲被重新定义为全球战略中心:与俄战略稳定仍是最核心议题

Europe/European高达49次,为全篇最高。NATO 7次。Eurasian 1次但指向关键句。Russia/Russian 10次。Putin 0次。

这是最值得注意的词频结构。

  1. 欧洲是2025年美国的无可置疑的战略中心

欧洲出现49次,压倒性超过China(21次)或 Indo-Pacific(8次),这说明:

美国2025年战略是“先稳欧洲,再管其他”。

乌克兰战争虽然未解决,但美国已把它视为长期结构性风险而非短期危机。

  1. 与俄关系进入“战略稳定”叙事,而非“政权更迭”叙事

“Putin 0次”表明美国避免将问题“个人化”。

反之,报告强调:

“reestablish condition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cross the Eurasian landmass”

这是一句重量级信号,意味着:

美国承认俄美关系必须重建基本稳定框架

欧亚大陆稳定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底盘”

欧洲利益被明确排在印太之前

  1. 乌克兰不再是“热点”,而是“负责任的管理问题”

Ukraine仅4次,远低于2022年的高峰,表明美国政府开始从“战争主导”转向“秩序管理”。

三、能源—资源—供应链:美国2025年的真正战略核心

energy(21次)、resource(13次)、infrastructure(7次)、mineral(6次)、AI technology(仅1次)。

这是本次词频分析最能解释美国战略逻辑的部分。

  1. 美国战略的物质基础从“科技叙事”转向“实物叙事”

AI technology仅出现1次,几乎可以视为“边缘词”。

反之,美国把高频词锁定在:

energy(21)

resource(13)

mineral(6)

infrastructure(7)

这意味着:

美国2025年的战略优先级不是科技竞赛,而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控制权——即传统大国竞争的物质基础。

换句话说,美国意识到:“缺矿、缺能、缺基础设施”会削弱其全球政治控制能力。

  1. 大国竞争正在从“AI竞赛”回到“能源–资源”时代

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

美国正在构建一种“后乌克兰时代”的全球能源与关键矿产战略,以对冲中国在中亚、非洲、南美的深入布局。

  1. 多次出现deterrence(13次)说明美国试图用物质基础强化威慑体系

“威慑”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是因为美国认为其全球威慑能力正受到三方面挑战:

俄的核优势与战备提升(nuclear出现9次)

中国的军力扩张

全球能源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因此,威慑需要“物质基础”支撑,而不仅是军费账面数据。

四、印太:保持存在,但并非2025年的核心战区

Pacific 9次、Indo-Pacific 8次、Asia 6次、Japan 5次、India 5次、Australia 3次;ASEAN 0次、Philippines 0次、Vietnam 0次、Korea仅2次。

  1. 美国维持印太框架,但减少资源投入

词频显示印太不是2025战略的“主舞台”,更像是美国维持联盟体系的一部分,而非主动扩张区域。

  1. 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属于“点状支点”,而不是区域整体战略

美方对三国的频率:

Japan 5

India 5

Australia 3

这说明美国希望继续推动“四边机制”,但并未把印太提升为“第一优先级”。

  1. 东南亚被忽略:ASEAN、菲律宾、越南皆为0

这是强烈信号:

美国不准备在东南亚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

至少在2025年,印太不是核心战区,中美竞争不在南海展开。

五、中东与全球南方:有限介入,优先以色列与伊朗

Israel 7次、Iran 5次、Saudi 0次。Africa 10次、Global South仅1次。

  1. 美国不放弃以色列,但减少沙特角色

Saudi出现0次非常罕见,说明美沙关系不再是战略焦点。

  1. 中东主要围绕以色列—伊朗,而非海湾结构

反映美国的优先级是:

防止以色列安全恶化

管控伊朗核能力

  1. 非洲成为供应链布局的重要部分

Africa 10次,高于South China Sea、Ukraine、Russia。

非洲被视为美国夺回矿产供应链的关键区域。

六、西半球的重要性被重新激活:门罗主义的回潮

Western Hemisphere 13次、Latin American 2次,并引用“The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这是一次明显的战略回潮:

美国将拉美视为“基本盘”

认为必须防止中国、俄罗斯在拉美扩展影响

“门罗主义升级版”成为核心指导原则

这意味着美国在2025年将加强对加勒比、中美洲、南美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渗透。

结论:美国2025战略的五大核心趋势

根据词频结构,可以明确得出美国战略重心的五项判断:

(1)欧洲是绝对核心,欧亚稳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底盘

重点关键词:Europe(49)、Russia(10)、NATO(7)。

(2)中国是结构性竞争对手,但美国避免意识形态升级

重点关键词:China(21)、Taiwan(8)、South China Sea(2)、Communism(0)。

(3)美国战略回到“能源—资源—基础设施”时代

关键词:energy(21)、resource(13)、mineral(6)、infrastructure(7)。

这是全篇最鲜明的战略指向。

(4)印太不是主战场,东南亚被显著弱化

关键词缺失:ASEAN(0)、Philippines(0)、Vietnam(0)、DPRK(0)。

(5)门罗主义全面回归,美洲再次成为美国专属战略腹地

关键词:Western Hemisphere(13)、Latin American(2)。

一句话总结

美国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是“中美全面决战”,而是以欧洲为核心、以资源为基础、以门罗主义为支撑的“全球再平衡战略”。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道

新华网: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调整美全球安全优先事项

新华社华盛顿12月5日电(记者徐剑梅)美国白宫4日深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后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聚焦美国“核心国家利益”,重新调整美国全球安全优先事项。

  报告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所追求的“永久主导世界”,是“从根本上来说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今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旨在保护经过优先级排序的有限“核心国家利益”,而非面面俱到。

  在地区层面,报告提出“西半球优先”,宣称“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首要地位”,加强在拉美的军事存在,确保美国在拉美“持续享有对关键战略要地的使用权”。报告尖锐批评欧洲,警告其因移民政策等原因面临“文明消亡的严峻前景”,称美国对欧政策应优先考虑“帮助欧洲纠正其当前发展轨迹”。报告对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作了“降级”处理,提出要避免陷入使美国在中东地区付出巨大代价的“永久战争”。

  在乌克兰问题上,报告把通过谈判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称为“美国核心利益”,称美国需要“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以及“终结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报告还指责欧盟阻挠美国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在军事层面,报告提出要阻止地区冲突升级为整个大陆和全球的战争,要保有全球最强大核威慑,为美国本土打造 “金穹”等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重振国防工业基础,解决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等昂贵武器系统的成本错位。报告强调,美国要结束盟友和伙伴“搭便车”,要求其承担所在地区主要防务责任,为集体防御作出更多贡献。

  在经济层面,报告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要求“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关系,扩大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和材料的获取,监控全球关键供应链和技术进步;通过“战略性关税”和新技术应用,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强化美国“能源主导”和“金融主导”地位,保持美国科技和经济创新优势。

  报告再度突出特朗普反移民、反全球化立场,宣称“大规模移民时代终结”,“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首要要素”,同时淡化国际合作议题,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理念,指责一些国际机构、规范和议程试图削弱国家主权,甚至被“反美力量”所操控。

  美国总统通常在每个任期首年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对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分配和政策优先事项制定具有一定影响。

环球网:白宫低调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专家解读

环球网(2025年12月5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任重 环球时报记者 陆泽楠】据美国“政治新闻网”5日报道,白宫当地时间4日晚间低调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33页的文件罕见地以正式方式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世界观。报告对欧洲措辞严厉,暗示欧洲正陷入文明衰落,对中东和非洲则着墨甚少。香港《南华早报》称,尽管印太地区在文件中占据显著位置,但西半球和国内安全才是白宫最为关注的问题。

美国总统通常每届任期都会发布此类战略文件,用以指导美国政府各部门在预算分配和政策优先事项上的决策。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是2017年12月发布的,而前总统拜登是在2022年10月发布。

根据此次发布的新报告,特朗普计划未来让美国在西半球维持更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以应对移民潮、毒品问题以及该地区敌对势力的崛起。报告对西半球给予了不同寻常的高度重视。报告称,经过多年的忽视,西半球需要华盛顿“重申和执行门罗主义”,以此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并维护国内安全。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新报告中,亚洲章节以“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为主轴,台湾议题则被纳入“威慑军事威胁”部分。《南华早报》称,报告中遏制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

据统计,与2017年相比,今年报告对台湾问题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多。报告宣称:“外界对台湾的关注相当高,部分原因是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更主要的是,台湾可直接通往第二岛链,并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隔成两个不同的战区。每年全球约1/3的海运通过南海,这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最好通过维持军事优势来防止冲突。美国也将维持长期以来的既有政策,即美国不支持台海现状遭任何单方面改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十年里打“台湾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如今美国担心失去这张“牌”,因为整个台海形势正向着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逐渐推进,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政策措辞透露出要“阻止”这种变化趋势的意思,正是因为担心不能像过去一样可以任意打“牌”。

张家栋认为,“美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涉台表述反而体现出台海态势力量的转变”。美国在表明自身所谓担忧,而相关战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也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台海的基本态势。

观察网:警惕!美国新版“国安战略”8次提及台湾

 观察者网, 齐倩(2025年12月6日)

当地时间12月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这份最新战略中,特朗普政府概述了“对华双轨制”方针:一方面努力遏制中国全球影响力和地区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致力于维护和“重新平衡”对华经济联系。美方还妄议台海议题,表示将继续主张维持现状,同时宣称“防止冲突是美国优先事项”。

路透社提到,更新后的“国安战略”在三个段落中提及“台湾”八次,且措辞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措辞,但同时区别于拜登政府,基本避免表明对于未来冲突的回应方式。

有美国学者告诉《日经亚洲》,新战略文件中的措辞结合了美国传统的两种立场——“反对”改变现状和“不支持”台湾独立。香港《南华早报》则提到,白宫内部在美国全球政策方面分歧严重,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支持“软化”对华措辞,而对华鹰派则强调采取遏制措施。

就台湾问题,中方已多次向美方明确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日前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在三个段落,提及“台湾”八次

根据白宫发布战略文件,新版战略呼吁通过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中国“维持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文件指出,这种调整是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目标是使美国经济规模从“2025年的30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代的40万亿美元”。

文件指出,美国不能让任何国家变得如此“主导”,以至于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这不仅包括防止全球主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防止“区域”主导。《日经亚洲》认为,这可能暗指中国。

该战略并未点名提及“中国”的统治地位。但美国在文件中指出,美国必须鼓励印度为“印太”地区安全做出贡献,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防止亚洲出现“任何单一竞争国家的主导”。

文件还提到了南海议题,称南海作为“第一岛链”中的重要航道对美国非常重要,任何有可能控制南海的“竞争者”和“潜在敌对势力”也对美国构成了相关的安全挑战。美方承诺采取“强有力”威慑手段,同时呼吁盟友加大集体防御投入,并敦促日本、韩国承担更多军事负担。

对于台海议题,更新后的战略在三个段落中提及“台湾”八次。

美方称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对台湾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美国“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并防止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a priority)”。

文件写道,美国将同日本等盟国实现“集体防御”,增强“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任何夺取台湾岛企图”的能力,或采取任何“使保卫该岛变得不可能”的其他步骤。

战略同时指出,美国将维持其“长期声明性政策”,即“不支持对台海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

“措辞变化,体现白宫内部严重分歧”

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上任后,发布的首份“国安战略”。

路透社称,最新战略涉及台湾议题的措辞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发布的战略文件仅提及“台湾”三次。不过,特朗普依旧避免直接表明他对台海紧张局势升级的回应方式。这明显区别于他的前任拜登,拜登政府多次宣称“美国将保卫台湾”。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则向《日经亚洲》表示,新战略文件的措辞结合了美国传统上的两种不同立场——“反对”改变现状和“不支持”台湾独立。他指出:“其中存在一些模糊性。通过这样总结声明政策,他们可能为未包含的其他措辞变化留下了空间。”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瑞安·费达西乌克同样称,措辞的细微变化可能是一种故意的“中间立场”,旨在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同时表现自身的强硬立场。

报道提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国务院从事实清单中删除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措辞。

当时,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语言变化既不表示美国对台立场的改变。该官员说:“现实是,我们认为公开声明美国立场并非有益。支持现状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措辞就足够了。”

《南华早报》提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主张以“克制”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分裂。

此前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坚持在“国安战略”和“国防战略”中软化有关中国的措辞,并导致这两份报告文件被推迟数周发布。但同时,以负责政策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将重点转向“遏制中国”。

近期,特朗普签署一项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评估“美台”关系并寻找深化该关系的措施。

1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林剑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特朗普“痛击”欧洲盟友

最新文件多次置喙涉华议题,但CNN和半岛电视台均指出,特朗普政府最新战略的核心,是呼吁“重新调整”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存在,以应对移民、毒品走私以及所谓“敌对势力”的崛起。

文件写道:“美国必须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条件。这一条件使我们能够在该地区需要的时候和地点自信地行使我们的权力。”CNN称,特朗普有意恢复美国的“门罗主义”。

该战略中关于欧洲的部分,代表着美欧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文件警告说,欧洲各国面临“经济衰退”,而这种衰退可能会“被文明消亡这一更真实、更严峻的前景所掩盖”。

文件继续指出,“从长远来看,最迟几十年内,某些北约成员国很可能成为‘非欧洲人’占多数的国家”而这引发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这些国家是否会继续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美国的联盟。

战略文件还断言,俄乌冲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加剧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对外依赖”,并声称“绝大多数欧洲人渴望和平,但这没有转化为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政府颠覆了民主进程”。

特朗普政府在战略文件中,指责欧洲官员阻挠了美国支持的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而冲突的结束有利于稳定欧洲经济、防止战争并重新建立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

CNN称,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在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领导人尚未“有时间审查(该文件)”,也“没有立场发表评论”。

文件还称,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将追求自身利益,秉持“灵活的现实主义”。半岛电视台认为,这表明特朗普政府不会推动“民主、人权”的传播。

“我们寻求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和和平的商业关系,而不将与它们的传统和历史大相径庭的民主或其他社会变革强加于他们。”文件写道,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时敦促志同道合的朋友维护共同规范,“其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虚伪之处”。

北京日报:“美国将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长安街知事,2025年12月6日

据@CCTV国际时讯、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12月4日晚发布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这份文件共33页,阐述本届美国政府对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该战略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追求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尝试,并称“美国拒绝了以自身为主导的、注定失败的全球霸权理念”

报告中还对中美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新的阐释,此外报告对台湾问题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多。

重大转向

据参考消息援引法新社报道,这份旨在阐述特朗普打破常规的“美国优先”世界观的国家安全文件,标志着美国长期倡导的“重返亚洲”战略出现重大转向

虽然该文件仍称,美国将阻止其他大国称霸,但补充道:“这不意味着要耗费血汗钱财来遏制全球所有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影响力。”

该战略要求“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以应对本半球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撤出近几十年来或近年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相对下降的战场”,并以强硬的措辞强调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

报告称,特朗普计划未来让美国在西半球维持更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以应对移民潮、毒品问题以及该地区敌对势力的崛起,并称,经过多年的忽视,西半球需要华盛顿“重申和执行门罗主义”,以此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并维护国内安全。

美国将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据报道,在涉及中国的部分,这份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称,自1979年以来,中美两国最初建立在一方为成熟富裕经济体、一方为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的关系格局,如今已经演变为近乎对等的关系

战略还称,美国将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互惠平等为原则,重振美国经济自主地位。

另据环球时报援引台湾《经济日报》报道,报告中,亚洲章节以“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为主轴,台湾议题则被纳入“威慑军事威胁”部分。

据统计,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发布的报告相比,今年对台湾问题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多。

报告宣称,外界对台湾的关注相当高,部分原因是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更主要的是,台湾可直接通往第二岛链,并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隔成两个不同的战区。每年全球约1/3的海运通过南海,这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最好通过维持军事优势来防止冲突。美国也将维持长期以来的既有政策,即美国不支持台海现状遭任何单方面改变。

有分析指出,过去几十年里打“台湾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如今美国担心失去这张“牌”,因为整个台海形势正向着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逐渐推进,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政策措辞透露出要“阻止”这种变化趋势的意思。

2025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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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表的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是特朗普上台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份,反映了他对美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它与过去历届总统发表NSS文件的最大不同,在于把美洲放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首位,其次是亚洲/中国,再其次是欧洲/中东。可以说,这是一个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民粹主义”战略构思。

如果说美国在小布什时代的全球战略是把“反恐”放在首位,在奥巴马时代是把“重返亚洲”放在首位,在拜登时代的重点是把 “遏制中国”放在首位,那么,在特朗普时代的今天,他把“美洲”放在“美国利益”的首位。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战略核心概念的重大转移。

难怪分析家把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归结为美国“门罗主意”的复活。

“门罗主义”是美国在19世纪初宣布的一项对外政策,核心思想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际上演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将这一意识形态视作美国干涉和控制拉丁美洲的工具。它在不同时期表现为领土扩张、经济殖民、武力干涉、动政变和滥用制裁等多种形式。 

特朗普上台伊始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霸道表现,利用关税大棒干预巴西内政,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和咄咄逼人,直接要求马杜罗下台…… 无一不充分显示其“门罗主义”倾向。

但是这并不等于特兰普已经不再重视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实际上,特朗普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逼迫中国在美洲的投资和政治影响退出美洲。

多家媒体和分析指出,这份新的NSS文件“花不少篇幅谈中国,虽然对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关注依然存在,但文档避免用过于“煽动性”、极端或高度指责性的语言。文件强调的是“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和“互惠与公平”,主张与中国保持“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聚焦“非敏感领域”的贸易往来。

美国继续在“供应链”问题上力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认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在台湾上继续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高科技问题上继续“围剿”中国,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但是“亚洲/中国”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被降为次要地位,文中有关中国的措辞也比较谨慎与务实而避免煽动和激发矛盾。

近期美国财长贝森体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起草过程中,有报导称文案中针对中国的措辞被“软化”,其中部分是因为他的主张。据称,正是他推动这些改动,以回应当下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以及美国对西半球、安全与国内优先事项的战略重心转移。

不久前贝森特还在大谈“中国不可信任”,他在12月3日的社交帖文(上图)中称:“所有报道都表明,中国正按计划顺利完成大豆采购,并履行其在总统签署的历史性经贸关系协议中的义务。”

他在12月5日的帖文中说:“在今天与副总理何立峰的建设性通话中,讨论了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釜山协议的持续落实情况,目前进展顺利。我还重申了美国继续与中国接触的承诺。”

从贝森特的态度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趋于“稳定 + 可预测”:贸易战全面升级或脱钩的可能性下降,更多靠谈判、协议与制度安排处理分歧。美国会继续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在一些“非敏感和可控领域中”保持合作,特别是在农产品、供应链替代、能源、稀土等资源方面。

对于欧洲,《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批评欧洲,明确指出欧洲大陆面临“civilisational erasure(文明消失)”的风险。文件警告称,若欧洲继续沿着目前的移民、监管、文化与民主制度路径走下去,“未来 20 年或更短时间内,这个大陆将变得‘难以识别’”,欧洲可能成为“非欧洲人”的欧洲。

美国在NSS文件中明确要求欧洲国家在防务开支上大幅提升,自行承担更多军事责任,而不是长期依赖美国。有分析指出,美国将可能大幅削减驻欧洲的美军部署,作为战略调整的一部分。

在对乌克兰战争与和谈路径上,美国与欧洲盟国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战争”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局部战争,理应由欧洲自己解决。美国当前提出的一些和谈解决方案,引起欧盟多国及军政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认为特朗普不可信赖,指责他出卖乌克兰。

美国对欧洲商品(进口自欧盟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政策、以及“重新谈判贸易与供应链条件”的倾向,使得传统“盟友经济”关系也带有强烈竞争和施压色彩。美国不再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的合作伙伴”,而更强调“利益、条件、对等交换”,这改变了冷战后长期以来美欧关系中“信任 + 共同价值 + 安全共享”的模式。更进一步,美国质疑部分欧洲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经济与军事能力”成为“可靠盟友”。

美国虽强烈批评欧洲,却没有放弃合作。NSS文件仍承认欧洲在战略上的“重要、关键”作用。对欧洲的要求,无论是防务自主、经济政策、对俄态度,更多是试图“重构美欧关系”,而不是简单“敌对”。美国寻求新的、以“利益 + 条件 + 对等”为基础的美欧关系。

对欧洲来说,美国的强硬可能带来压力,但也可能迫使欧盟国家、北约盟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自主性、防务投入、联合防御机制等。长远来看,欧洲可能会更倾向“增强自身防务能力,从而在日后的美欧关系中争取更多发言权和自主性”。

特朗普总统签发《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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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总统签发了《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份备受期待的文件阐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强调了其优先事项,即应对西半球的危险,包括使用“致命武力”来阻止贩毒集团,以及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

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份文件宣布,美国外交的一个优先事项是“结束北约作为一个永久扩张联盟的印象,并防止这种情况成为现实。”换句话说,欧洲需要“为自身的防务承担首要责任。”这个新的国家战略与8年前特朗普在自己的首任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大相径庭。《华尔街日报》说,“2017年的战略强调了美国和欧洲合作‘对抗俄罗斯的颠覆和侵略’的必要性,并将莫斯科称为‘修正主义’大国,认为其与北京方面一道,决心‘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

这份报告也与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截然不同,拜登和他的决策圈认为,世界局势是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并强调需要反击莫斯科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战略“强调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的必要性,并将美国政府定位为莫斯科和一个对克里姆林宫目标感到焦虑的欧洲之间的一股潜在调和力量。”

该文件的第二个特点是呼吁调整美国的全球军事态势,以便美国能将更多精力放在西半球。

该战略文件指出:“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卓越地位。”文件还称,美国还将寻求“采取有针对性的部署来保卫边境和击败贩毒集团,包括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以取代过去几十年来仅靠执法部门的失败战略”。

第三,该文件对亚洲提出的战略是“强化和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能力,以威慑中国潜在的侵略行为。美国将寻求在第一岛链的任何地方阻止侵略行为。文件说,“美国的外交努力应侧重于敦促我们的第一岛链盟友和伙伴,允许美国军方更多地使用他们的港口和其他设施,在自身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最重要的是投资于旨在威慑侵略的能力。”“这将把第一岛链沿线的海上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同时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或阻止形成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力量平衡,以至于保卫该岛屿变得不可能。”

最后,文件指出,与太平洋地区相比,随着美国加大能源生产,中东地区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焦点:“中东在长期规划和日常执行中主导外交政策的时代所幸已经结束。”

点击【这里】查看本站特约撰稿人斯韧2018年评论特朗普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下是本站用google翻译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部分段落。

一、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调动我们国家的一切资源。然而,这项战略的重点是外交政策。美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利益是什么?我们希望在世界上获得什么,又希望从世界上获得什么?

我们希望确保西半球保持相对稳定和良好的治理,以防止和阻止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我们希望西半球各国政府与我们合作,打击毒品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我们希望西半球免受敌对外国入侵或关键资产的侵占,并支持关键供应链;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继续进入关键战略要地。换句话说,我们将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

我们希望阻止并扭转外国势力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持续损害,同时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维护所有关键航道的航行自由,并维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和关键物资的供应;

我们希望支持盟友维护欧洲的自由与安全,同时重塑欧洲的文明自信和西方认同;

我们希望阻止敌对势力控制中东及其石油天然气供应,以及这些资源的咽喉要道,同时避免重蹈覆辙,再次陷入令我们在该地区付出巨大代价的“无休止战争”;

并且,我们希望确保美国的技术和标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引领世界向前发展。

这些是美国的核心、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虽然我们还有其他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我们必须优先关注的,忽视或轻视它们将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

亚洲:赢得经济未来,避免军事对抗

以实力为先导

特朗普总统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美国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即通过向中国开放市场、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我们就能帮助中国融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变得富裕而强大,并利用其财富和实力获得了巨大的优势。美国精英——在两党连续四届政府中——要么是中国战略的积极推动者,要么是否认现实。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太地区已占全球GDP的近一半;按名义GDP计算,则占三分之一。这一比例在21世纪必将继续增长。这意味着印太地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下个世纪关键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场之一。为了在国内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在那里赢得竞争——而我们正在做到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0月的访问期间签署了多项重要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在商业、文化、科技和国防领域强大的联系,并重申了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世界领先的创新能力、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以及历史上惠及盟友和伙伴的卓越记录——这些都使我们能够成功参与竞争。特朗普总统正在印太地区构建联盟并加强伙伴关系,这将成为未来长期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三、

遏制军事威胁

从长远来看,保持美国的经济和科技优势是遏制和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最可靠途径。有利的常规军事平衡仍然是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问题备受关注,这无可厚非,部分原因是台湾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提供了通往第二岛链的直接通道,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区。鉴于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每年都要经过南海,这对美国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因此,遏制围绕台湾的冲突,当务之急是保持军事优势。我们还将继续坚持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公开声明政策,这意味着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

我们将建立一支能够阻止第一岛链任何地区侵略行为的军队。但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独自承担这项任务。我们的盟友必须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必须切实履行承诺,为集体防御做出更多贡献。美国的外交努力应着重于敦促第一岛链的盟友和伙伴允许美军更广泛地使用其港口和其他设施,增加自身国防开支,尤其要投资于旨在威慑侵略的能力建设。这将使第一岛链沿线的海上安全问题相互关联,同时增强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任何企图夺取台湾或形成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军事力量平衡(以致于我们无法保卫台湾)的能力。

另一个相关的安全挑战是任何竞争对手都有可能控制南海。这可能使潜在的敌对势力得以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航道之一征收通行费,或者更糟糕的是,随意关闭和重新开放该航道。这两种结果都将损害美国经济和更广泛的美国利益。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措施,并辅以必要的威慑力量,以确保这些航道畅通无阻,不受任何一国的任意关闭。这不仅需要加大对军事(尤其是海军)能力的投入,还需要与所有可能因此遭受损失的国家(从​​印度到日本,乃至更远的国家)开展密切合作。鉴于特朗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和韩国承担更多责任,我们必须敦促两国增加国防开支,重点发展威慑对手和保护第一岛链所需的能力(包括新型能力)。我们还将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同时在与台湾和澳大利亚的交往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增加国防开支的坚定立场。

防止冲突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高度警惕,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加大自身及盟友和伙伴的军事投入,并在长期经济和技术竞争中取得胜利。

Achieving these goals requires marshaling every resource of our national power. Yet this strategy’s focus is foreign policy. What are America’s core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What do we want in and from the world?

  • We want to ensure that the Western Hemisphere remains reasonably stable and well-governed enough to prevent and discourage mass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want a Hemisphere whose governments cooperate with us against narco-terrorists, cartels, and other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we want a Hemisphere that remains free of hostile foreign incursion or ownership of key assets, and that supports critical supply chains; and we want to ensure our continued access to key strategic locations. In other words, we will assert and enforce a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 We want to halt and reverse the ongoing damage that foreign actors inflict on the American economy while keeping the Indo-Pacific free and open, preserv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ll crucial sea lanes, and maintaining secure and reliable supply chains and access to critical materials;
  • We want to support our allies in preserving the freedom and security of Europe, while restoring Europe’s civiliz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Western identity;
  • We want to prevent an adversarial power from dominating the Middle East, its oil and gas supplies, and the chokepoints through which they pass while avoiding the “forever wars” that bogged us down in that region at great cost; and
  • We want to ensure that U.S. technology and U.S. standards—particularly in AI, biotech, and quantum computing—drive the world forward. These are the United States’ core,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While we also have others, these are the interests we must focus on above all others, and that we ignore or neglect at our peril.

Asia: Win the Economic Future, Preven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Leading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President Trump single-handedly reversed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mistaken American assumptions about China: namely, that by opening our markets to China, encouraging American business to invest in China, and outsourcing our manufacturing to China, we would facilitate China’s entry into the so-called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did not happen. China got rich and powerful, and used its wealth and power to its considerable advantage. American elites—over four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were either willing enablers of China’s strategy or in denial.

The Indo-Pacific is already the source of almost half the world’s GDP based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and one third based on nominal GDP. That share is certain to grow over the 21st century. Which means that the Indo-Pacific is alread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mong the next century’s key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battlegrounds. To thrive at home, we must successfully compete there—and we are. President Trump signed major agreements during his October 2025 travels that further deepen our powerful ties of commerce, culture, technology, and defense, and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merica retains tremendous assets—the world’s strongest economy and military, world-beating innovation, unrivaled “soft power,” and a historic record of benefiting our allies and partners—that enable us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President Trump is building alliances and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s in the IndoPacific that will be the bedrock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long into the future.

Deterring Military Threats

In the long term, maintaining Americ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reeminence is the surest way to deter and prevent a large-scale military conflict. A favorable conventional military balance remain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re is, rightly, much focus on Taiwan, partly because of Taiwan’s dominance of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but mostly because Taiwan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the Second Island Chain and splits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to two distinct theaters. Given that one-third of global shipping passes annually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economy. Hence deterring a conflict over Taiwan, ideally by preserving military overmatch, is a priority. We will also maintain our longstanding declaratory policy on Taiwan, mea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any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We will build a military capable of denying aggression anywhere i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But the American military cannot, and should not have to, do this alone. Our allies must step up and spend—and more importantly do—much more for collective defense. America’s diplomatic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pressing our First Island Chain allies and partners to allow the U.S. military greater access to their ports and other facilities, to spend more on their own defense,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invest in capabilities aimed at deterring aggression. This will interlink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alo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while reinforcing U.S. and allies’ capacity to deny any attempt to seize Taiwan or achieve a balance of forces so unfavorable to us as to make defending that island impossible.

A related security challenge is the potential for any competitor to control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could allow a potentially hostile power to impose a toll system ove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ital lanes of commerce or—worse—to close and reopen it at will. Either of those two outcomes would be harmful to the U.S. economy and broader U.S. interests. Strong measures must be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 deterrence necessary to keep those lanes open, free of “tolls,” and not subject to arbitrary closure by one country. This will require not just further investment in our military—especially naval—capabilities, but also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every nation that stands to suffer, from India to Japan and beyond, if this problem is not addressed. Given President Trump’s insistence on increased burden-sharing from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must urge these countries to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with a focus on the capabilities—including new capabilities—necessary to deter adversaries and protect the First Island Chain. We will also harden and strengthen our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hile in our dealings with Taiwan and Australia we maintain our determined rhetoric on increased defense spending.

Preventing conflict requires a vigilant posture in the Indo-Pacific, a renewe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greater military investment from ourselves and from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winning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over the long term.

2025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要点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可概括为以下要点:

一、战略核心原则

  1. “美国优先”导向

报告明确以”America First”为根本原则,强调通过恢复国内经济、能源独立(退出”净零”气候政策)、军事现代化及技术领先来巩固全球主导地位。总统特朗普在序言中指出,其政府已”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历史性逆转”,使美国重新获得全球尊重。

  1. 实力求和平

主张”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强化核威慑与导弹防御系统(包括”黄金穹顶”本土防御计划),同时减少海外军事干预,聚焦核心利益区域。

  1. 主权与经济安全

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反对全球化对美国的削弱,通过税改、去监管化、关键供应链回流(如稀土)及能源主导地位(石油、天然气、核能)保障经济安全。

二、四大优先领域

  1. 军事与安全
    • 重建”全球最强大核威慑”及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
    • 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减少在欧洲等”次要战区”的存在,强化西半球(尤其针对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的军事打击)和印太地区
    • 将朝鲜威胁升级为独立作战司令部层级(原属印太司令部),应对其核武与导弹发展
  2. 经济与技术竞争
    • 对华经济”再平衡”:限制敏感技术贸易,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如通过中亚关键矿产合作)
    • 压制中国”一带一路”影响力:在中亚推进”中间走廊”等替代性基础设施项目
    • 稀土战略:管制对华稀土出口,同时加速本土及盟友供应链建设(如与哈萨克斯坦的钨矿合作)
  3. 区域战略重点
    • 印太地区:视中国为”步调挑战”(pacing challenge),巩固与日、韩、澳联盟,深化对台支持(但避免直接军事承诺)
    • 中亚:通过”C5+1″机制强化经济与安全合作,削弱中俄影响力,重点开发关键矿产资源
    • 中东:继续削弱伊朗核能力(2025年6月对伊核设施实施打击),支持以色列主导地区安全架构
  4. 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
    • 清除国内机构”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认为其削弱美国竞争力
    • 对抗中俄”威权模式”,但策略上更侧重实际利益而非价值观输出(如中亚政策淡化民主推广)

三、对主要对手的定位

  1. 中国
    • 定义为”唯一具有重塑国际秩序能力的竞争对手”,尤其警惕其在台海、南海及技术领域(如5G、AI)的进展
    • 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AUKUS等机制构建对华包围网,限制其获取高端技术
  2. 俄罗斯
    • 虽仍列为”急性威胁”,但实际战略资源向印太倾斜,乌克兰战争后被评估为”持续弱化的威胁”
  3. 朝鲜与伊朗
    • 朝鲜核武被视为”被低估的紧迫威胁”,需单独作战司令部应对
    • 伊朗通过核问题与代理势力(如胡塞武装)构成区域挑战,2025年美直接打击其核设施

四、关键矛盾与挑战

  1. 资源分配困境

报告承认美军需同时应对中俄朝伊等多线威胁,但国防预算增长有限,存在”乌克兰消耗后弹药库存不足”等现实约束。

  1. 盟友关系调整

要求北约国家将防务开支提至GDP 5%,引发欧洲不满;在亚太则强化”自主盟友防御”(如支持日本大幅扩军)。

  1. 国内政治制约

移民安全问题(如2025年白宫旁枪击案)触发更严格审查,可能分散战略聚焦。

 

 

五、战略评估

该战略体现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 优势:明确优先级、经济军事联动(如能源主导支撑军力)、灵活结盟(与中亚国家务实合作)
  • 风险:过度扩张可能(如同时威慑中俄朝)、对华技术封锁的全球供应链反弹、国内政治极化削弱长期执行力

台湾总统赖清德接受纽约时报专访全文

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以视频方式接受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DealBook Summit」主持人Andrew Ross Sorkin专访,针对台湾的国防、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俄乌战争及半导体产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DealBook Summit」是纽约时报的年度盛事,旨在促成各界领袖对话及分享对国际局势之见解及分析。今年的峰会将于美东时间12月3日在纽约举行。本届讲者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州州长纽森等人。

专访问答内容如下:

问:我首先想要请教总统的是,您公布台湾新的国防特别预算400亿美元,台湾打算用这个预算来购买更多美国的武器,试图吓阻中国入侵台湾。请问您是否看到一些指标,或是有什么新的指标,让您认为中国侵略台湾的威胁正在升高?

赖清德:中国对台湾的军演越来越频繁,强度也越来越强,甚至已经跨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已经影响到印太区域。另外,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也越来越厉害,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同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因此,我们提出国防特别预算。

我们笃信,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我们对和平有理想,但是不能够有幻想,和平必须要靠实力才能够获得,所以我们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防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强化我们的经济韧性。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有高达83.8%投资在中国,但是在去年只剩下7%左右。另外,我们也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发挥肩并肩的力量,发挥吓阻的效果,以备战来达到避战,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解放军的目标是在 2027 年前具备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您也提到北京正在加速为可能的入侵行动做准备。那么,您认为北京现在的时间表是什么?

赖清德: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同时做最好的准备,不管中国解放军什么时候要采取动作,台湾一定要先做好准备,这是我们基本的原则。

我利用这个机会,除了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一定会做好保护自己国家,同时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也非常感谢国际社会,包括G7、美国总统、日本的政治领袖等,大家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这些国际领袖的共同主张对于台湾社会的稳定以及区域的和平发展是有莫大的帮助,我们非常希望台湾能够跟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整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问:总统上周也提到您认为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我想了解总统对此有多大的信心?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特别是川普总统,有多大的机会会协防台湾?

赖清德:台湾与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是台湾非常感谢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也感谢里根总统提出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及国会跨党派对台湾都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因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的确是坚如磐石。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对台湾的各项合作并没有中断,甚至有增加的趋势,我们非常期待能与美国透过这一次的关税谈判,不仅解决美国所需要的贸易逆差问题,也可以深化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更进一步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友盟关系。

问:我们一直关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发展,而在乌克兰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所提供的支持是否足够、以及这将如何影响冲突最终解决方式的讨论。您如何看待当前乌克兰的局势,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赖清德:台湾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我们非常希望这一场不理性、没有正当性的战争能尽快结束,让乌克兰人民能脱离痛苦。但是战争的结束,我们也希望能尊重乌克兰的国家尊严,还有乌克兰人民的福祉,同时也能避免后续的战争。

问:刚才您提到美台间的贸易,台湾在战略资产方面之所以如此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川普总统这样说——就是因为半导体产业。而川普总统曾表示,他希望未来几年美国能在台湾的协助下,制造全球 40% 到 50% 的半导体芯片。依您的看法,这会让台湾对美国而言变得更有价值,还是反而会降低台湾的重要性?

赖清德:台湾虽然拥有半导体产业,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扮演关键角色,但我必须谦卑地说,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全世界共同的资产,因为半导体产业是一个生态系。好比说美国拥有研发、设计以及广大市场,日本拥有原料以及设备,荷兰拥有先进的半导体制程设备,台湾只不过是拥有逻辑制造,韩国拥有快速记忆体的芯片制造能力。

换句话说,半导体产业是一整个生态系,必须要全世界共同合作才有办法发挥功能。因此,台湾政府是支持台积电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或任何公司认为需要去的地方,以促进世界的繁荣跟进步。

因此当川普总统希望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或者是相关协力厂商能够到美国投资时,基本上我们是赞成的,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帮助美国再工业化。川普总统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世界中心,我们也乐意协助。

正如我刚刚所提,台湾希望藉由台美关税贸易谈判,不仅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可以深化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让台湾的产业可以进一步融入美国的经济结构当中,让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是有助于整个世界的繁荣发展。

问:您是否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时程—在未来2至3年内美国可以制造全球40%到50%的半导体芯片,现实可行吗?

赖清德:我们可以理解川普总统的急迫性,因为他非常希望在世界竞争当中,美国能够居于领先的优势。这个速度,就是何时可以达到40%或是50%的目标,除了台湾积极协助以外,美国政府也一定要帮忙配合。包括在土地的取得、水、电、人力、人才各方面的供应,还有一些投资的优惠措施。如果美国政府做得很好、行政效率越高,这个目标就自然而然可以达到。

问:在美国最近引起激烈辩论的议题包括像辉达等公司,是否应该被允许将最先进的芯片出售至中国。目前该议题仍未获确切结果。想请教总统您的想法?最先进的芯片是否应该被允许出口至中国?

赖清德:关于美国的内政,我身为台湾的总统不方便评论。但是对于这个议题,在2000年左右,台湾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可以分享。当时台湾社会在讨论,台湾的晶圆制造、先进的晶圆制造,要不要去中国大陆?包括朝野、广大的台湾社会,进入非常广泛、深入的讨论,结果是认为不宜,不应该过去。事后来看,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当时让台湾的先进制程到中国去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问: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现在的经济发展非常好,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的热潮。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总统。第一,您是否会担心人工智能热潮泡沫化?第二,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否影响习近平主席对台湾的态度?是否会侵台,或是采取灰色地带手段,试图有效孤立或控制台湾?

赖清德: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泡沫,科技界或经济家有很多论述,有些认为会,那有些认为应该不至于。身为政治人物、一个国家的领袖,为着眼于未来人工智能化的时代,将会让人民的生活能够更加便利,经济会更加发展,全球会更加繁荣,我们应该要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人工智能泡沫化。

也就是说,全世界各国的领袖、特别是国家的产业相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应该要共同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人工智能泡沫化。让人工智能能够软着陆,让人工智能能够带动未来全球的繁荣发展。

中国目前的经济的确非常不好,台湾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高达 7.37%,但是根据国际的金融机构来推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概4%点多而已。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中国经济内部竞争的时候,他应该要考虑的不是在于如何扩张领土,而是要思考如何把中国人民照顾得更好。台湾很乐意帮助中国、共同合作,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项经济上面的问题。

高市早苗在中国的压力下“有所软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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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媒报道,高市早苗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中日联合声明》(1972 年)中所阐明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胡锡进将高市的这一表态看作是高市在中国压力下“软化”表现。他说:“可以看出,在中国强大压力和日本政界人士的要求下,高市早苗涉台表态有所软化,但更像是挤牙膏式的软化。她和日本主要官员尚没有在公开发言中完整表述《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也没有收回之前的错误言论。”

        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把国际社会有关台湾归属问题的争议梳理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它的第三条:“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

        《波茨坦公告》为1945年“二战”胜利后的中、美、英三国联合公告,其中第八条规定如下:“《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实施,并且日本之主权将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我们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开罗宣言》是1943年的战时宣言,明确规定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成为战后台湾回归中国的法律基础之一。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是日本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所签订的合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日本不再对台湾/澎湖拥有主权或行使属地权,也不保留任何法理基础或要求权。但《和约》本身并“明确把台湾/澎湖主权或者主权归属”转让给哪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只规定“日本放弃”,而没有指定接受主权的一方。基于这一点,有观点认为 《旧金山和平条约》 留下了一个“法律空白/地位未定(undetermined status)”即台湾主权归属在国际法上未被“通过条约方式”最终解决。

        日本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与“中华民国”签署《台北和约》。在《台北和约》中,双方确认并承认 《旧金山和平条约》 的条款,也就是说日本对台湾、澎湖放弃了主权或权利主张。但这个条约 依然没有明确写出“台湾主权归中华民国”(ROC)”。《台北和约》第 2 条只是“承认”日本已经放弃权利,但“主权转移”的措辞并不存在。因此,即使有《台北和约》,也并没解决“谁是台湾主权主体”的国际法律疑问。很多分析认为,和约“只是确认日本放弃”,但并不代表国际法上自动把台湾“赠与”或“承认”给 ROC 或其他主体。

         “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国际上和学界有一定基础。支持这一论点的人强调:所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提法只是“政策声明”,而领土主权变化应通过正式条约;仅“放弃”不等于“转让”。相对地,也有主张认为,鉴于日本官方已正式放弃,结合战后接受台湾由中国接管(事实上由中华民国接管),应视为对中国主权的恢复 —— 虽然没有在条约里写明,但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战后实际控制”等事实链条,实现了“事实上的主权转移”。这是另一种国际法/历史解释框架。很多国家 / 政府基于这一解释作外交判断。

        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并没有明确提到台湾问题。既然《友好条约》把 1972 年《联合声明》纳入法律框架,就是日本对“一个中国原则”合法性所作的长期承诺。反对者或持模糊态度的人认为:因为条约“从不提台湾”,也从未就“主权归属”做出新的声明或法律承认,故台湾地位仍在理论上存在争议空间。

        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友好条约》20周年纪念)明确指出:日方“继续遵守”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日方重申“中国只有一个(One China)”,将继续仅与台湾保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private/regional exchanges),而不发展官方关系。换言之,1998年声明并没有对台湾问题作出新的、更改性的规定,而是明确延续/固化此前的“一个中国 + 日本不与台湾建交 + 仅保留民间关系”政策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日方在《宣言》中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

        2008 年《中日联合声明》(《友好条约》30周年纪念)中,日本重申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立场,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不变。

        2018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李克强 与 安倍晋三 曾在东京共同出席“缔结 40 周年纪念活动暨访日招待会”。同年还举办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在北京大学(和日本方面机构)共同举办,旨在推动两国青年学术与文化交流。还包括多地文化交流、“中日集中交流月”活动等。但是没有发表联合宣言之类的外交文告。

        这次高市早苗重提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她的重点很可能在于“理解和尊重” 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却不肯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50年来,日本经历了无数个首相,有没有哪一位首相曾经正式承认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委托AI网站ChatGPT进行搜索,还真找到了一位日本前首相,曾经从法律地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进一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应“介入”。他就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卸任后,仍然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多方奔走,积极支持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及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2025年9月3日,他出席了“中国人们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除了这位前首相,其他的前任首相包括现任的高市早苗在内,都口口声声承认“一个中国”,但又都“战略模糊”,不肯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也采用了“理解“而非”承认“的提法。他说他“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却不肯直接使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这种法律承认式措辞 ,即一方面承认了“一个中国政策”,理解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维持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模糊性。这种做法使得美国和日本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同时,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并提供支持。 

        实话实说,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高市早苗在中国的压力下有任何“软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