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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专栏:美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编者按:本文2025年11月21日由《纽约时报》发表,英文题目是“The Thucydides Trap Is Coming for America”,作者是Lydia Polgreen;11月24日,该文由该报中文网站发表,题目是“在与中国竞争的世界之巅,美国正给自己‘挖坑’”。作者为写这篇时评专门采访了乔治敦大学的Zenobia T. Chen,因为她是今年夏天《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想要什么”(What Does China Want?,点击【这里】查看该文英文全文)文章的作者之一。文章的其他两名作者分别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康灿雄(David C. Kang)和阿联酋沙迦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黄兆希(Jackie S. H. Wong,黄是康的博士生)。这篇文章的概要(abstract)是: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霸权国家,渴望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机构,并按照自己的模式重塑自由国际秩序。我们基于对12000篇文章和中国领导人数百篇演讲的分析,从中国官方言论中提取了三个关键词或短语来探究中国的意图:“斗争”、“东升西降”和“无意取代美国”。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关注政权稳定,其重心更多地在于国内而非国际事务。中国的目标明确、持久且有限:它关注自身领土、主权和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的主要关切几乎都集中在区域层面,且与区域内其他国家普遍承认属于中国的地区有关——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我们的论点有三个主要含义。首先,中国并不构成传统观点所声称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是不明智的,可能会不必要地加剧紧张局势。其次,两国可以在一些被忽视的领域开展合作。第三,传统观点低估了经济和外交领域的重要性,而这些领域是军事对抗手段无法有效解决的。

在华盛顿,长达十年的激烈政治两极化刚刚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但两党却存在一个罕见的共识:由美国建立并主导的世界秩序正面临中国的威胁,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正当领导地位。

有一个词精准概括了这一论调——修昔底德陷阱,特指新兴大国挑战现存霸权国时引发的激烈冲突。在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是雅典成功挑战了斯巴达的霸主地位。而这一模式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新兴大国的野心与扩张几乎无一例外以流血冲突收场。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彻底颠覆了这一预设。在一片混乱中,本届政府单方面对美国亲手建立的全球秩序展开了彻底破坏——威胁发动侵略、滥用惩罚性关税、近乎抛弃长期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的回应大多是坚定维护现状。局势出现惊人逆转:如今执意触发修昔底德陷阱的,似乎是美国而非中国。在世界之巅,美国正在自我颠覆。

两党此前的这一共识如今已显露裂痕,而这一共识本身建立在对中国意图的误读之上。至少,三位东亚问题学者近期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上的一篇颇具争议的论文是这样认为的。作者写道:“中国是一个关注政权稳定、维护现状的大国,其对内政策重心远高于对外战略诉求。”

这一清醒的分析基于对海量中国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涵盖官方讲话、学校课程等各类文本。研究结论令人瞩目:作者发现,中国公开宣称的领土关切从未超出其长期主张的台湾地区及相对狭小的边境地带。“中国的目标明确无误;中国的目标持久不变;中国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们写道。

中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并非向外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旨在巩固执政党在国内的执政根基。外界眼中所谓的激进举措,往往是为解决国内问题而采取的行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些人将其视为中国通过准帝国主义手段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举措。但论文作者之一、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泽诺比亚·陈(音)表示,该倡议的背后更多是国内考量,而非全球野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需求推动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她告诉我。她还说,除了长期坚持要求合作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承认台湾独立外,中国基本上并未将这些海外投资用作实现全球野心的杠杆,更没有强迫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

当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绝非高尚甚至善意的角色。其在南海的强硬、在新疆的政策、对香港的整治,以及不顾台湾民众意愿、执意要统一台湾的诉求,都对亚洲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也违背了基本人权原则。近期中国与日本的外交争端升级——暂停日本海鲜进口并建议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更是彰显了中国的施压能力。

但无论这些行为多么残酷,都远未达到重构世界秩序的程度。中国似乎只是在现有体系内维护自身认为的历史诉求和内政主权,以一种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几乎没有资格指责的方式曲解规则。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一个即便手段强硬但以维护现状为目的的大国,还是一个试图按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大国,这两者所构成的挑战有着本质不同。

无论如何,认为全球应由单一霸权国主导的想法或许早已过时。“这并非单纯的美国相对衰落或中国崛起,而是相较于前几十年,权力分布更加广泛,由不同地区的多个大国共同掌握,”艾玛·阿什福德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书《群雄之首》(First Among Equals)中写道。“美国和中国虽领先于其他国家,但领先优势远不及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多极格局下的复杂平衡而非两极对峙才是未来的趋势。

可以说,特朗普并未妥善应对这一现实。在他一系列疯狂威胁中,近期以“持续纵容杀害基督徒”为由扬言对尼日利亚动武的言论或许最能体现他的挫败感。美国向来按自己的规则行事,但特朗普甚至抛弃了表面上对原则的尊重。政治学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对我说:“声称‘某些国际法规则不适用于我们’是一回事,而宣称‘我根本不在乎国际法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

无论有没有特朗普,过去20年的军事冒险主义都已成为美国衰落的明显标志。“如果我们必须通过入侵这个并未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来维持霸权,那显然我们正在走下坡路,”进步派外交政策学者、《对抗危机》(The Rivalry Peril)作者范·杰克逊指出。“历史周期反复证明,当主导大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资源,扮演这种军事角色的时候,新兴大国就会崛起,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不乏衰落大国因侵略扩张而覆灭的案例:16世纪西班牙军事圣战式愚行、奥斯曼帝国晚期对民族主义的追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地位的无谓尝试。这些案例的结局如出一辙:在全球舞台上迅速丧失权力与声望。

当下的局势或许并非完全如此。尽管特朗普频频威胁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但除了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短暂空袭、轰炸加勒比海小型船只外,他似乎更热衷于动用军队管控美国公民。正如他对军方高层所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为海外军事冒险练兵。但人们很难不认为,对民主党执政城市的居民发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目标。

同样,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战与世界关系远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密切。这场关税战表面上是为了与那些“欺诈”美国的国家公平竞争,惩罚那些政策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芬太尼问题就是典型例子)。但近期最高法院就特朗普关税政策展开的辩论明确显示,这些关税的成本大多由美国民众承担,同时还绕过了宪法赋予国会的财政决策权。简而言之,这场关税战看似针对全球,实则伤害的是本国。

这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讽刺: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非但没有遏制中国,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美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痴迷于政权稳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管控民众;小心翼翼地守护周边势力范围,却对领导全球毫无兴趣;在民族主义的狂热氛围中,围绕专制领导人塑造个人崇拜。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言辞激烈地抨击中国,但他从未真正成为对华强硬派,即便其身边部分人士一直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政策遏制中国崛起。事实上,他常常对中国领导热大加赞赏,后者所拥有的那种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他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上月在韩国会晤时,特朗普曾这样献殷勤。

特朗普的赞美发生在美国接连退出自己协助创立的多边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之际。至于本周末在南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数月前就宣布不会出席,派遣副总统万斯代为参会。万斯在此前的国际场合一直扮演着严厉批评者的角色,说教欧洲国家要维护言论自由,还当面斥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难想象,他若在约翰内斯堡参会,又会发表怎样的言论。

但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了,因为特朗普本月突然宣布美国将全面抵制此次峰会,还荒谬地声称南非白人正遭受黑人多数群体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式暴力。“只要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持续下去,美国政府官员就不会出席峰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然而在周四,美国政府又突然改口,表示派遣一支规模小、级别低的代表团参会,但该代表团不会参与峰会讨论。

中国则在进行一场更具长远眼光、更精妙的博弈。作为习近平主席的首席特使,中国总理李强将率领庞大的官员代表团出席约翰内斯堡峰会,准备与全球主要经济体探讨新兴多极秩序下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渐衰落,如今它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以受尊重的伙伴身份,与新兴国家携手构建一个更公平的新型多极世界;要么执意追求通过霸权统治获得的、代价高昂且脆弱不堪的权力。特朗普选择了后者,而中国似乎选择了前者。哪条道路通向和平与繁荣,哪条道路终将走向毁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钟声: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

编者按:钟声应该是《人民日报》一个专门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发表评论的写作小组,具体都有哪些人组成不得而知,相信它的成员来自中国政府涉美的各个机构。从12月26日开始,钟声已经发表了五篇关于2025年中美关系的现状的文章,系列文章的总标题为“2025年中美经贸启示录”。从已经发表的4篇评论的主要观点来看,中国的领导人期待2026年双边关系能更上一层楼。本站特转发此系列文章供读者参看。点击【这里】查看本站之前转发的钟声的文章。

以务实行动勇担大国责任(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一)

中美合,世界安;中美斗,世界忧。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回望一年国际风云变幻,中美经贸互动始终牵动全球视线。从“打”到“谈”,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回归平等对话协商轨道,中美经贸关系经历的起伏,对这两大经济体正确处理彼此关系、准确把握时代趋势蕴含丰富启示。

国际关系从来不是风平浪静,在惊涛骇浪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方见智慧与担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战略格局必不可少。从大处着眼,从责任出发,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时一以贯之的理念。

经贸风浪惊扰全球之际,中美元首外交充分发挥定盘星作用,为两国关系校准航向。两国元首通过通话与会晤深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为双方妥处分歧、解决问题提供战略引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确定性和稳定性。

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先后举行5轮磋商,逐步积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一个事实不断得到验证:任何试图把中美关系简化为“竞争”甚至“对抗”的叙事,都是对现实的偏离和误读,不仅无益于问题解决,还会给两国乃至世界制造更严重的新问题。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殊死较量中,中美曾并肩战斗,为捍卫和平与正义作出重大贡献,在至暗时刻拯救了人类文明。回望历史,启示昭彰:为了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未来,中美应该也可以携手合作。

时代演进,让中美合作的分量进一步上升。中美关系不仅影响全球战略格局,也牵动世界经济脉动,关系各国民众生计。中美贸易互动,直观展现了两国关系的外溢性。从东南亚的生产线,到拉美的贸易商;从国际金融市场,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美经贸的丝丝变化,都会在世界经济中激起涟漪,迅速传导。

涟漪之下,蕴藏的是对时代走向的深刻叩问:是在对抗中集聚风险,还是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是在动荡中加剧分裂,还是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这一重大判断不断得到现实印证。

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口,世界期待中美以负责任的抉择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习近平主席以朴素话语回应世界期盼。特朗普总统也指出,两国携手可以在世界上做成很多大事。作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两个大国,中美妥处分歧、聚焦合作,就能不断造福彼此、惠及世界。

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这将为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方拓展共赢合作打开更广阔空间。期待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以务实行动勇担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发展信心。

中美合,世界安;中美斗,世界忧。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美双方都应以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长期福祉为重,把开放的门开得更大,把合作的路走得更宽,把稳定的信号释放得更充分,共同为世界应对挑战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6日)

以正确认知共寻相处之道(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二)

中美共同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大国相处新路,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重大命题之一。破题的关键,就是要树立正确战略认知,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

“从人造圣诞树、彩灯到装饰花环,如果你想在年底节日季到来之前装点家居,今年或许得早作打算。”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由于贸易战和关税,美国市场圣诞商品库存紧张、价格上涨,不少美国民众不得不调整节日预算。

2025年,从太平洋(4.150, -0.02, -0.48%)东岸涌起的一场关税海啸,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福祉都造成严重损害。这再次证明,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今天,零和博弈寸步难行,互利共赢才是人间正道。

美方一些人执迷于零和博弈,这是中美经贸关系波折不断的重要原因。从无视国际经贸规则滥施关税、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到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科技领域出台严苛管制措施,种种扰乱正常经贸合作的做法,背后都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陈旧逻辑在作祟。

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打着所谓“对等”“公平”的旗号搞零和博弈,最终结果是损人不利己。美方滥施关税不仅没能解决其货物贸易逆差和产业竞争力问题,反而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从美国港口因关税政策摇摆出现物流拥堵,到美国科技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而蒙受巨额损失,现实的教训比比皆是。身处经贸第一线的美国工商界一再呼吁取消加征关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今年父亲节临近时,一名美国TikTok博主发布视频,推荐来自中国义乌的太阳能(4.510, -0.03, -0.66%)风扇帽作为父亲节礼物,在平台上收获900多万播放量,引发购买热潮。这个小小的案例,折射出中美贸易合作对民众福祉的巨大增进作用。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你输我赢。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产业链供应链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第八届进博会上,美国企业参展面积连续7年位居第一,美国商界用行动为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要人为砍断这种互利合作关系,既做不到,也不可取,只会导致双输。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中美共同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大国相处新路,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重大命题之一。破题的关键,就是要树立正确战略认知,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中国不挑战、不取代美国,乐见美国繁荣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发展进步是美国的机遇,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国更好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承认,对华贸易有助于美国缓解通胀压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过去一段时间,在两国元首共识引领下,双方经贸团队举行了5轮磋商,解决彼此关切问题的思路逐步明晰。这充分表明,只要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平等协商,中美完全可以找到妥处分歧、增进合作的办法。

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摆脱狭隘视野,便能看到广阔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坚定选择对话而非对抗,开展互利合作而非零和博弈,让中美经贸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而非“绊脚石”。(《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7日)

以求同存异妥处双方分歧(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三)

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化解分歧,以大局驾驭矛盾,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有媒体指出,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多数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华采取合作与接触政策。这表明,尽管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通过双方理性管控分歧,美国社会对两国关系的理性认知正在逐步积累。

  大国能否妥善处理分歧,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从历史上欧洲大陆的均势理论,到冷战期间的两极对立,国际关系史记录下大量经验与教训。今天,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各异,双方如何看待差异、处理分歧,能否找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道,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正确看待分歧是前提。经贸领域尤其如此。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体量巨大,牵涉面广,双方利益不可能完全同步。在特定领域存在竞争乃至摩擦,实属正常。关键是要从大局出发,大处着眼,避免一叶障目,因局部问题而否定双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更不能被问题牵引,将分歧无限放大,陷入恶性循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中美应该多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

  妥处分歧要靠对话,对话必须以原则为基。2025年中美经贸互动在元首共识引领下重归平等对话正轨,清晰印证了对话比对抗好的道理。对话须有原则底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中美有效管控分歧的重要基础。双方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一旦越线搞讹诈施压,对话将难以为继。

  对话要产生实效,必须秉持建设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日内瓦到吉隆坡,中美团队先后开展5轮磋商,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整体来看,双方都重视发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共同努力。回顾这5轮磋商,每一次积极信号的释放,都为两国企业乃至全球市场注入暖流。双方应珍惜已有成果,落实既成共识,并继续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推进对话,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

  妥处分歧,既要出现问题时善加管控,更应平时多架桥梁,促进相向而行。近期,中美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工商交流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受到两国企业界欢迎。人民相亲是中美关系的坚韧纽带。双方应多栽花、少栽刺,通过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理解,让真实声音穿透偏见迷雾,让尊重与共识在交往中生根发芽。

  历史一再证明,中美之间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没有管控不了的问题,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国完全可以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建设性关系。从长远看,中国的发展振兴与美国实现“再次伟大”并行不悖。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化解分歧,以大局驾驭矛盾,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8日)

以稳定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四)

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共同繁荣才是正道

  “一部好莱坞电影,为何在中国票房远超北美?”正在上映的好莱坞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截至目前在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39亿元人民币,远超北美市场,暂列全球第一。片尾字幕众多的工种和人员名单,正是中美产业深度嵌合的缩影。有媒体分析,高度繁荣的中国电影市场,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彰显中国市场的开放与活力。

  近来,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奥克兰等地,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的重要共识,深化经贸交流合作。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这再次说明,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共同繁荣才是正道。

  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方一些人所谓“吃亏论”完全是对事实的误读。中美贸易从建交时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24年近6883亿美元,增长了270多倍,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内生动力。如果中美经贸关系真是“一方受益、一方吃亏”,显然不可能形成如此合作体量。中美双方在自然禀赋、市场、资金、技术等领域各有优势、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经过长期发展,中美利益早已深度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中国古人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美国商务部图书馆门口有一行铭文:“与所有人一起促进和平与商业”。中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向投资,都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美对华出口、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约1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多年稳居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届链博会,美国参展企业数量较上届增长15%,继续位列境外参展商数量之首。面对机遇和繁荣之门,中美两国企业用行动作出选择。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所言,美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已超过半个世纪,美企在中国持续发展、扩张和投资,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与中国建立合资公司,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的发展振兴同特朗普总统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并未减少,而是增多了;双方合作的战略价值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两国都面临新的发展任务和挑战,都需要从对方发展中获益。不论是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无限广阔,双方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从长远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和平与美好的生活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当前正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面向未来,双方应该算大账、看长远,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造福两国人民,惠及世界。((《人民日报》2025年12月29日)

以自身发展增益全球繁荣(二〇二五中美经贸启示录五)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聚焦自身发展,办好各自的事,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025年,世界在变乱交织中加速演进。中国发展与世界格局的联动性不断增强,中国对全球增长、科技变革和全球治理的影响更加深远而积极。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国际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表示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有信心,国际民意对中国文化、技术兴趣高,期待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信心”“耐心”“底气”——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应对复杂外部环境时的高频词。今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冲击,中国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将顺利完成。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中国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发展自己,又增益世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关键在于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这是唯物辩证法揭示的基本道理,也是中国发展历程的深刻启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赖他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一五”到“十四五”,从一穷二白到今年经济总量预计达140万亿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经济航船能穿越激流险滩、战胜艰难险阻,靠的就是那一份心无旁骛办好自己事情的笃定。

今年,一场关税海啸突如其来,阴云笼罩全球经济。困难时刻,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从容自信:“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从容自信从何而来?离不开这些年中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定不移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系列战略擘画在大变局中抢占先机,为当前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提供坚实支撑。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对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4%;首次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10个经济体之一,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尽管有困难有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宏观政策支持有力,新动能稳步成长,实现全年预期目标有较好条件。

要办好世界上的事,前提是要办好自己的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聚焦自身发展,办好各自的事,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中美两国都在追求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实现这一目标,正确处理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各自发展得更好,才能为对方提供更多机遇,也有助于应对各自面临的挑战。

中国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要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投资机遇。未来10多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8亿人,正在加快形成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消费市场。更多“与天下同利”的精彩故事将在中国展开,美国可以是参与者,也将是受益者。美方也应展现大国应有的智慧与格局,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同中方相向而行,实现相互成就、共同繁荣。

心向远方,何辞山高路险;锚定航向,无惧海阔风狂。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历史主动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航船继续破浪前行,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开拓新空间。

台湾的地位为何不能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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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高级研究员保罗·希尔( Paul Heer) 近日发表于《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Why Taiwan’s Status Can’t Stay “Undetermined”》的中文翻译。作者通过回溯二战后相关国际公约,以及美国、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审视当前国际讨论中关于台湾地位的两种核心叙事:一是北京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即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二是美日长期沿用、但未明确界定其内涵与终局路径的“台湾地位未定”说法。作者认为,从历史承诺、外交文件及政策实践来看,美国与日本当前对台湾地位的模糊表述,与其自身早期立场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持续回避对台湾地位作出清晰界定,既难以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也难以为相关各方提供可持续的政治与外交出路。

《中美印象》特约撰稿人Emerson Tsui将该文翻译成中文,供本站读者参考。

美国和日本含糊、脱离历史语境的“一个中国”政策,正在加剧其它们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近期日本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升级,再度引发并强化了关于台湾国际法律地位的长期争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1月初公开表示,中国若对台湾使用武力,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并暗示这或将引发日本的军事介入。该言论随即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

随后,中方要求高市撤回相关表态,坚称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并指出高市的言论违反了日本此前接受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随后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显然意在促使特朗普向高市施压——“台湾在日本二战战败后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及习近平相关表述的意义,有必要简要回顾历史。台湾于17世纪被纳入中国版图,但历代统治者对其关注断续,且往往难以实施全面有效的管控。直到1887年,台湾才被正式设立为中国的一个省。

不久之后,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吞并并进入殖民统治时期。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中国帝国瓦解,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然而,此后中国大陆陷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直至二战爆发才被迫中断。

二战期间,美国与中华民国结盟对抗日本。1943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与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发表《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应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这一立场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再次得到三方确认。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与法律框架,习近平才向特朗普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但此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内战再度爆发,共产党最终获胜,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方面则撤退至台湾,并继续在岛内维持中华民国政权,且在当时仍获得美国与日本的承认。尽管日本被迫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中华民国亦代表美国及其盟国接受了日本在台湾的受降过程,但台湾的主权并未通过任何国际法律文件正式移交给某一国家或政治实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恢复、对日和平条约的达成,或由联合国加以考虑。”这一表述,构成了当今部分观点认台湾地位仍属“未定”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回到为当下太平洋地区安全,主张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往往并未明确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究竟应由何方、在何种条件下,对台湾地位作出最终认定。如前所述,杜鲁门当年提出了三种可能路径。其中,“”的恢复,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但并未引发任何关于台湾地位的正式法律裁定。

1952年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确认了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但同样未将主权正式移交给中华民国或其他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内战尚未结束,国际社会仍在摸索如何应对两个彼此竞争的中国政府——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的签署国中并未包括任何一方中国政权,而未能就台湾主权作出明确安排,既源于对蒋介石政权缺乏信心,也反映出当时各方不愿通过将台湾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削弱中华民国的考量。

由此,杜鲁门所提及的“联合国考虑”成为剩余选项。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台湾问题,但并未就其法律地位作出完整裁定。该决议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决定将联合国席位由中华民国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北京方面认为该决议确认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但决议文本本身并未就台湾地位作出明确法律认定。尽管如此,一些台湾方面的支持者仍认为,联合国未来或可依据《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台湾法律地位问题上发挥作用,例如通过某种形式的全民表决。

然而,实现上述设想面临多重现实障碍,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以及许多国家不愿因支持相关行动而与中国发生对立。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支持北京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即便在并未完全认同该原则的国家中,也鲜有成员愿意公开对此提出挑战。因此,联合国以任何北京明确反对的方式介入台湾地位问题的可能性,仍然相当有限。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关键问题:究竟由谁、在何种条件下“决定”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引出了高市关于日本可能在台海情势中采取军事行动的暗示之后,华盛顿与东京所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尽管美国与日本都不接受北京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在名义上沿用“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但这一立场与两国在历史上曾经采取的表述与政策定位并不完全一致。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表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立场,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表述在现实讨论中常被粗略等同于美国1979年建交时的措辞——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中方立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日本的表述所传达的含义显然更为明确。

1973年,一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在公开文章中进一步解释称:从历史以及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角度来看,采取“台湾应按《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之意归还中国”的立场“完全一致”。该官员并表示,日本政府因此“不反对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也“绝无支持台湾独立之意”。

他补充指出,《日中联合声明》中的官方措辞“意在反映上述立场”。而在今天,东京对类似的澄清则明显持回避态度。面对近期中方施压,高市虽重申日本遵守1972年联合声明,但并未作进一步说明。北京方面则认为这仍不足够,并继续要求日方给出更明确的解释。

在美国的情形中,同样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线索:在1945年至1950年间,华盛顿并未公开质疑“台湾属于中国”的观念,也未否认“台湾回归中国”构成战后安排的一部分——这与习近平近期对特朗普所强调的表述在历史依据上相互呼应。1950年1月,也就是杜鲁门在半年后提出“台湾地位需等待进一步处理”之前,他曾援引《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并将台湾明确纳入“中华领土”的范围之内。

此后,尽管美国国务院在朝鲜战争背景下逐步形成“台湾地位未定”的政策说法,但其对该立场来源的内部评估仍显示,当时主要外交参与者普遍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更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在启动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时,实际上淡化乃至放弃了“未定”的论述。在1972年访华期间,他对周恩来表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我们的官僚体系,就不会再发表任何暗示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

因此,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公开发表的《上海公报》虽然仅表示美国“认识到”北京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同时补充称,“美国政府不提出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此后历届美国政府虽然并未延续尼克松私下对周恩来的表述,但中方领导层无疑记得这一段历史,并赋予其重要意义。由此,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政策叙述——与日本类似——在历史一致性上存在相当脆弱之处。

这正是高市有关“日本可能对中国对台动武作出军事反应”的表态所引发争议的核心所在。人们很难不作如下推断:若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是在配合或支持美国的军事介入——其目标将是阻止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这一目标在逻辑上可能与美国和日本早先“不挑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立场安排相冲突。

华盛顿内部的一些观点认为,一旦北京动用武力,这些既有安排便可被视为失效;这种判断部分建立在一种并不准确的理解之上,即认为北京在正常化过程中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事实上,北京当时的表述是“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而非作出具有约束力的绝对承诺。

从效果上看,华盛顿与东京对“北京可能攻台”的高度聚焦,掩盖了(有意或无意地)两国“一个中国政策”在实践层面的持续弱化,也转移了外界对台北自身政策变化的关注——台北近年来逐步偏离某种“一个中国”框架,向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倾向靠拢;在北京看来,美日通过相对默许的方式正在对这一变化形成事实接受。与此同时,这种聚焦也遮蔽了华盛顿与东京自身在政策实践上向“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漂移的趋势,例如对台湾长期与中国分离的偏好正在逐步显现。

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或已露出端倪:文件未再直接提及“一个中国政策”,转而强调“我们长期以来的宣示性政策”,但并未对其作出清晰界定;同时首次将台湾描述为“战略枢纽”(strategic linchpin),而这并非华盛顿“一个中国政策”传统逻辑的组成部分。

一旦发生中国对台动武,这些美日内部长期积累的趋势——也正是推动北京强烈不满的背景因素——很可能会被战争风险所掩盖,从而使华盛顿与东京得以将两岸紧张升级的主要责任归因于北京。事实上,东京与华盛顿似乎已准备以“保卫台湾、其民主与区域稳定”为理由实施军事介入,同时暂时搁置其在“台湾是否属于中国”及“台湾地位是否未定”等问题上的立场矛盾。与此同时,这也绕开了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台北自身是否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具有意愿,以及华盛顿与东京究竟是否存在、并愿意推动某一种统一方案。

然而,美国与日本终究需要就台湾主权与地位形成一套更清晰且不以北京是否动武为条件的政策表述。当前,华盛顿与东京的做法更像是在回避这一要求:一方面反复重申含糊且愈发缺乏说服力的“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另一方面又借助“台湾地位未定”这一说法作为遮蔽,却并不说明其“如何被决定”。

对“攻台威胁”的预设性聚焦,既未推动两岸紧张降温,也难以提升台湾的长期安全。外界当然可以对台湾民众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决的期待,以及对自身所处历史困局的不适——这一困局先后与蒋介石、北京、华盛顿与东京等多方的历史选择有关。但台湾无法比中国、美国或日本更轻易地摆脱历史;而鉴于“未定”本身在历史一致性上的薄弱基础,继续依赖这一论述也难以为问题提供真正可行的出路。

因此,华盛顿与东京更应正视其“一个中国政策”中固有的悖论及自身的历史责任,并推动一套不以军事威慑为唯一中心的对台外交路径。若华盛顿、北京、台北与东京之间的长期对话仍无法澄清台湾地位,那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或将是大国政治与军事力量。

2025年是充满“动荡不安”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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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对于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我们也许可以用“动荡不安”这四个字来形容它。

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打乱了全世界的贸易秩序,几乎影响了所有国家的经济。可以说,几十年来WTO框架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民粹政治”的回潮,和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本来似乎是铁板一块的美欧关系如今也被阵营的内部分裂所取代。

 

“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观点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美关系虽然在年底前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但一年来,两国关系在稀土、芯片、军售、台湾、关税等各个方面都处在“低烈度、长期化”的摩擦区间,形成一种可控但高度紧张的常态。

中日关系由于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涉台言论而高度紧张,由于双方的克制,虽然目前还没有升级到更严重的“失控”局面,但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继续高企不衰,说明日本的“再武装”和“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越来越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尤其令北朝鲜感到不安的是,最近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愿望有所抬头。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2月19日年终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显示美国既要和日本保持亲密的盟友关系,却又避免直接表态明确支持高市的言论;美国既要和中国保持务实的合作关系,却又大规模地卖武器给台湾。卢比奥希望用“平衡术”来保持“稳定”,其实是很不稳定,矛盾随时可能被激化。

如今的小事件随时可以快速政治化而失控。2026年最可能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是在台海。最危险的不是决策层“下令开战”,而是军机/军舰擦枪走火、演训误判等随时可能发生并迅速激化的意外事件。

在2025这一年中,“以巴”和“俄乌”冲突虽然出现缓和的迹象,战争还在继续,和平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只能指望冲突不再升级,“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直接攻击和破坏,而伊朗全无还手之力,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如果今后北朝鲜继续挥舞核武器而导致美国直接对北朝鲜的核设施进行袭击,人们也许不会感到惊讶。

2025这一年中,“人工智能”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也同时出现了新的混乱和不安。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而是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

“失业率”是国家经济中最敏感的指标之一,而AI的发展有可能夺取人的工作岗位。美国街头的出租车司机正在高度敌视不断出现的无人出租车,中国街头送货小哥的饭碗也可能被无人飞机送货所取代,而英伟达的GPU芯片则成为中、美科技博弈中的热点。

在2025这一年中,一个新的趋势令人关注,那就是美国“门罗主义”的抬头。巴拿马、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国家,成为美国新的关注重点。“美国人的美洲”已经成为特朗普国家战略中新的“第一优先”,芬太尼被特朗普宣布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对拉美国家采取行动的合法借口。中国多年来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和经营将受到排挤,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实施海上封锁,入侵委内瑞拉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委国不能抵御美国的入侵,推翻马杜洛也许是委国人民众望所归。特朗普不相信“颜色革命”,但武力推翻在本家后院曾经是美国屡试不爽的手段。

如果说美国是世界“动荡不安”总源头,那么随着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其它地区的国家也许多少可以松一口气了。

虽然如此,展望2026,我们也许只能说,新的一年将继续“动荡不安”,并越来越成为常态。

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对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出言不逊

编者按: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白宫和内阁主要成员几乎没有大的变动,这些都被归功于白宫的主心骨–白宫厅主任苏珊·怀尔斯的“管理有方”。怀尔斯(1957年生人)是特朗普2024年竞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前曾参与包括里根在内的多名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竞选。她在马里兰大学获得英国语言文学本科学位。然而,12月16日,美国《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是作者惠普尔(Chris Whipple)对怀尔斯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对怀尔斯的11次采访集结而成。文章内容包括对特朗普及其主要内阁成员的“诋毁”和“攻击”。文章发表后,怀尔斯谴责《名利场》杂志的文章断章取义,但她并没有指责作者捏造或撒谎。最有意思的,所有被怀尔斯攻击的人,包括特朗普本人,都没有指责她出言不逊或胡说八道。相反,他们都说他们跟怀尔斯关系很好。笔者原本以为小肚鸡肠的特朗普会因此解雇怀尔斯,但他说,他对怀尔斯有充分的信任,她的工作再好不过了,虽然他滴酒不沾,但的确有酒徒性格。他还说《名利场》杂志的文章他没有看,因为那份杂志早就迷失了方向。本站特转发《纽约时报》中文网站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该文的作者是Peter Baker,原文英文题目是“Takeaways From Susie Wiles’s Candid Interviews Describing Trump World”。

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第一年里,向来回避公众关注的威尔斯接受了克里斯·惠普尔的11次采访,采访内容发表在《名利场》杂志上。惠普尔曾写过一本关于白宫幕僚长的书。威尔斯直言这位情绪多变的上司很难伺候,她谈了自己输掉的斗争,以及围绕在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

报道发布后,威尔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这是“一篇刻意抹黑我与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白宫幕僚及内阁的攻击文章”。她并未否认文章中的任何事实,仅表示“重要语境被忽略,我和其他人关于团队及总统的诸多言论未被纳入报道”。

以下是该文的五个要点:

威尔斯曾试图约束特朗普的1月6日事件特赦、关税政策以及对政敌的“清算”行动。

威尔斯将特朗普比作自己的父亲——传奇体育解说员帕特·萨默拉尔,萨默拉尔缺席了子女的成长,且有酗酒问题。尽管特朗普不饮酒,但威尔斯暗示他有着“酒鬼人格”,因为他总是抱着“没有他做不到的事,完全没有,零”的心态。她说,与父亲相处的经历让她“在应对强势性格的人方面算半个专家”。

她描述自己多次建议特朗普放缓脚步或不要过于极端,但最终他还是我行我素。她表示,曾劝说特朗普不要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中最暴力的暴乱分子,但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她还提到,由于团队内部的“巨大分歧”,她还曾试图让他推迟春季宣布高额关税,但他同样一意孤行

或许最引人关注的是,她表示曾与特朗普达成“宽松的协议”——在90天后停止针对政治对手的“清算”行动,以免干扰核心议程——但显然并未奏效。她还承认,部分起诉行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特朗普的报复意图。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看起来像是报复,”她说。“而且偶尔可能确实存在这方面的成分。谁能怪他呢?反正我不会。”

特朗普的圈子里包括“一个阴谋论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狂热分子”,以及一个承认自己吸毒的“很怪很怪的人”

威尔斯对总统身边人物的评价比白宫官员通常的公开表态更为坦率。她说副总统JD·万斯“十年来一直是阴谋论者”,并称预算主任拉塞尔·沃特是“彻头彻尾的右翼狂热分子”。

她对特朗普的盟友、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批评尤为尖锐——马斯克在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被允许随意整顿联邦机构和部门。“他是个很怪很怪的人,我觉得天才大抵如此,”她说。“你知道,这没什么帮助,但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称马斯克“公开承认使用氯胺酮”,不过后来她告诉《纽约时报》,除了马斯克自己的表态外,她没有其他实际证据。

威尔斯以沉痛的语气讲述了马斯克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重创。“我起初感到震惊,”她告诉惠普尔,并称那些外国援助工作者“做得非常出色”。她说,马斯克的做法“不是我会采用的方式”,还说“没有任何理性的人会认为国际开发署这件事的操作是合理的,绝对没有”。

特朗普坚称比尔·克林顿曾到访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岛,但威尔斯表示他“是错的”

威尔斯承认,特朗普关于前总统克林顿与这名性犯罪者的关系的指控并不属实,并指责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对相关调查文件的处理方式

尽管特朗普多年来一再声称克林顿曾到访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但威尔斯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当被问及爱泼斯坦的文件中是否存在针对克林顿的罪证时,她说:“总统在这件事上是错的。”

至于她的朋友邦迪,威尔斯表示,司法部长没有意识到总统的右翼支持者对爱泼斯坦事件的狂热程度。“我认为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正是那个特定群体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她给了他们一大堆无用的文件;然后又说证人名单或客户名单在她办公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客户名单,更不用说在她桌上。”

威尔斯对万斯和鲁比奥的评价加剧了外界对两人争夺特朗普继任者资格的揣测。

威尔斯言论的一个重要潜台词是关于万斯与国务卿鲁比奥之间悄然展开的竞争——两人都在争取特朗普的支持,希望在2028年接替他。她对两人的区别性言论被视为证据,表明她支持与她同样来自佛罗里达的鲁比奥,而非更受“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的领跑者万斯。

她这样描述两人如何从特朗普的尖锐批评者转变为核心副手:“马可不是那种会违背自己原则的人,”她说。“他绝不会。所以他是不得不这样做。”至于万斯,“他的转变发生在竞选参议员期间,我认为他的转变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

鲁比奥向惠普尔重申了此前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万斯参选,他会支持对方。但当万斯向《名利场》摄影师开玩笑说,如果能把自己拍得比鲁比奥好看,就给摄影师1000美元时,两人之间的竞争显露无遗。

特朗普似乎决心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需国会授权才能发动“地面打击”

无论是否有意,如果特朗普选择升级与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冲突,威尔斯已为他设定了新的政治和法律门槛。尽管特朗普曾轰炸涉嫌贩毒的船只、扣押油轮并宣布委内瑞拉领空为禁区,但迄今为止尚未寻求国会授权。而威尔斯表示,如果他下令实施一直在谈论的“地面打击”,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

她还明确表示,政权更迭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标。“他想一直炸下去,直到马杜罗认输,”她说。“而在这方面比我聪明得多的人都说,马杜罗会的。”

特朗普与高市的“语言上切割、行动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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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美国批准了一项约 110 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案,据媒体报道,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

        此次军售计划可能包括:

  • 82套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HIMARS)系统及相关设
  • 42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
  • 60门自行火炮(如M109A7自走炮
  • 反坦克导弹(如标枪和TOW
  • 无人机系统(Loitering Munitions/无人侦察打击机
  • 军事软件、直升机备件、鱼叉反舰导弹零件等

       特朗普批准这一军售案,是在美国对高市早苗涉台议论保持沉默、态度暧昧,美国发表2026《国防战略》降级美中对抗、两国关系出现缓和之际,用行动表态他对日本和台湾的支持。

       从特朗普对欧洲国家的强烈批评,他的巨额对台军售也可以理解为要求台湾加强在防务问题上的支出,与此相对应的是赖清德最近也提出了一项400亿美元的特别防务预算,意在向美国表明,台湾并不指望过度依赖美国。

       分析家指出,特朗普此举首先表示他并没有因为现实主义转向而“放松台湾牌”,从而对冲他在其他领域(关税、谈判)可能释放的缓和信号,对国会和社会舆论表示他不是“出卖盟友换交易”的人,仍然“比民主党更强硬”,而军售是低风险、易得分的对华强硬动作。对于台外,特朗普此举,并非为了“台湾跟中国摊牌”,而是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无需美军亲自下场的棋子”。军售案只保证台湾“能撑更久”,而不是“一定会赢”

        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核心论述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对高市的激进言论,美国不否认、不鼓励、不阻止,而特朗普在她言论后不久,批准史上最大对台军售,在客观上强化了她在日本国内的三个论点:她没有“误判美国意志”、日美对台问题高度同步、强硬路线“不是孤立冒险”。这对高市在日本国内政治上是加分项。对日本政界,特朗普的对台军售相当于在说:“美方并未踩刹车,你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从而降低了日本官僚体系对“走在太前面会不会被美国抛下”的顾虑。

        因此,不能把这笔 110 亿美元对台军售,直接解读为特朗普“公开或定向支持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但它客观上与高市路线高度同频,并在政治效果上形成了“事实上的背书”。两者之间是 “战略共振”。

       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特朗普政府在整个军售过程中,没有任何一句话“点名支持日本或高市的涉台表态”。这是刻意的“去个人化”,从而避免被解读为鼓励日本突破宪法或法律红线,或美国被拖入日方主动升级的节奏。

      这其实是特朗普的典型风格,即“行动上同语言上切”。

      中方显然看到了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结构性合流”,强烈反对美国的对台军售案。中方声明:军售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为“台独”势力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中方认为,这会鼓励分离主义、增加台海紧张态势,不是和平稳定的力量。

在实力回归的世界里:2025—2026 的秩序再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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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世界被搅乱了,却没有被重写

2025 年,世界看上去仍是一团乱麻。战火在多地反复燃起,大国关系阴晴不定,全球经济失去节奏感,政治语言却愈发夸张。尤其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把本已摇摇欲坠的全球体系再搅一遍:关税一轮轮抛出,却并非每一轮都能落地;就连带有战争动员意味的“普征关税”,也可能在美国国内被法院整批废止。世界被搅乱,却没有被重写——没有谁能按自己的设计重排秩序,一切只是被不断翻动。

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尘埃落定,而是悬而未决。中美走向未定,欧洲前途未定,东亚风险未定,全球供应链正在重塑,美国国内政治仍深陷撕裂。历史没有给出答案,甚至不愿给出答案。世界不是完全失序,而是在旧秩序正在散架、新秩序尚未成形的缝隙中艰难前行。这是一个“秩序不够坏、也不够好”的过渡区间——旧规则无力维持稳定,新结构又未能上场,世界在惯性与不确定之间反复摆荡。

与此同时,俄乌战争拖到第四年,成为这一时代最醒目的症候之一:冲突的延宕揭示的不是战场本身,而是当代政治的迟滞与无力。它展示出一个被卡住的世界:问题足够严重,却没有力量能够解决;分歧足够尖锐,却没有意愿付出代价去终结。

但若看得更深一些,会发现这并非纯粹的混乱,而是一场现实主义的回归。价值口号依旧高喊,制度语言仍然流通,但真正起作用的,愈来愈是力量对比、资源掌控与承受能力。谁能撑住,谁就有空间;谁能交易,谁就不至于翻桌。美国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已经为这一转折盖章:文件不再沉浸于“改造世界”的宏大叙事,而是把力量、科技、供应链、本土经济安全重新拉回战略中心。

世界并未跌入失序,而是进入一个“自主稳定能力不足”的时代:国家之间不再相信规则能自动生效,而是重新相信实力、耐力与风险管理。这种心理转向,比任何一场冲突更能决定未来格局的方向。

世界没有变好,但正在停止发疯。旧秩序正在退场,新秩序尚未登场,我们行走在两者之间那条狭窄、崎岖又漫长的过道上。

二、中美关系:对撞终止,缓冲开启

若要找一条贯穿当下世界的主轴,中美关系仍无可替代。过去数年间,美国几乎把所有手段都用上:关税、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金融审查与地缘围堵层层叠加,企图实现一次“跨代断层式”压制。但现实并未按设想展开:中国付出代价,却未被打断;美国动用重手,却未见决定性回报。中美对抗的边际效应显著下降:再加码,收益不增,风险反而上升。

科技战尤为关键。美国原以为芯片封锁会造成“算力断层”,但现实出现另一条路线:算法、工程整合、应用密度与国产替代构成新的跃迁路径。AI 的竞争不仅在算力,也在“智能落在哪里”。美国强于模型平台,中国在真实应用与工程密度上更具优势。封锁若不能致命,最终只是致醒。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一方面强调 AI、生物、量子等“国家命脉”,一方面又把对华策略从“改造对手”收缩为“竞争管理”“风险管控”。这背后的真实含义是:美国已无力也无意再无限度扩大对抗。特朗普的回归使对华政策更粗砺,也更现实——不是因为善意,而是不愿再为抽象目标支付无限成本。

中美关系最可能的状态不是和缓,而是可控;不是疏离,而是低温互动。双方将继续角力,却努力不碰红线;维持压力,却避免失控。缓和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时间;急剧恶化也非不可能,却需极端诱因。现实上,中美形成一种“危险共识”:谁都无法击垮谁,而摊牌代价双方都承受不起。

这就是 2025 年的关键新局:中美进入一个“你奈我何、我也奈你何”的长期结构。这种结构不会因政治气氛而改变,更不会因外交辞令而动摇;它在本质上取决于国力、科技链条、产业深度与财政承受能力这些最难改变的因素。

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正在从“意气对撞”转向“结构博弈”,从短线战术退向长期耐力。这一转变也意味着,未来世界的稳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将由双方如何管理这种“不可摧毁的竞争”来决定。

三、俄乌战争:终局在望,却难言正义

打到第四个年头,俄乌战争已经完全褪去“速胜幻觉”,进入典型的消耗战。俄罗斯无力吞并乌克兰,乌克兰难以收复失地;欧洲财政吃紧,美国战略外移,继续打下去的动力在各方同步衰减。这不再是“谁将取胜”的较量,而是“谁还能撑住”的比拼。乌克兰动员日益困难,欧洲军援延宕,美国国内对“无期限援乌”的耐心流失,俄罗斯也承受长期制裁与人力消耗的双重代价。支撑战争延续的,并非胜利的信念,而是退场的代价——谁先退,谁就可能被写成失败者。

然而在力量层面,这并不是一场模糊的战争。乌克兰显然输得严重,俄罗斯虽付出巨大代价,却依然取得了实质性的地面收益。倘若最终形成冻结线,其大致走向已经在今天的战场上显形。换言之,俄乌并非没有胜负,而是胜负的代价过于沉重,以至掩盖了本质。

在这种格局下,“谈判”重回议程,却未必意味着真正和平在望。更现实的前景,是“停火而非和解”,“冻结而非清算”:地图上的火线暂时静止,政治上的裂痕长期存在。乌克兰很难换回完整主权,俄罗斯也难言真正胜利,欧洲得不到稳固安全,美国恢复不了失去的权威。各方都在止损,却难言满意。

战争拖得越久,越暴露出欧洲的结构性命运:安全外包给美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结构性宿命。美国一旦减少投入,欧洲便暴露在真空之中;乌克兰战后重建和长期安全,更不是欧盟凭己力可承担。战事结束之日,很可能就是欧洲进入“战略真空期”的开始:美国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长期硬化,乌克兰残破,欧盟既缺政治意志,也缺资源补上缺口。欧洲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更像是地缘政治的被动者,而非塑造者;更像棋盘,而非棋手。

更深一层,这场战争再次证明了核威慑的辩证法:理论上它意味着“确保互相摧毁”,现实中却成了“确保不会互相摧毁”的稳定支点。正因为谁也输不起核战争,常规战场反而被锁在一个怪异区间:谁都不能赢下去,又谁都不肯认输。若一定要为俄乌战争写一句注脚,也许是:它未能证明世界依然公正,却进一步证明了世界依然残酷。

四、东亚局势:喧哗之下,实力为底

与欧洲的真枪实弹相比,东亚更多呈现为另一种对峙:言辞炽烈,行动克制;演训频密,底线清晰;舆论激昂,现实谨慎。表面剑拔弩张之下,是在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背景中的耐心博弈——没有摊牌的条件,也无轻退的空间。

日本政界的对华强硬声音此起彼伏,反映的并非战略自信,而是安全焦虑。在真实的力量结构面前,日本缺乏独立塑造地区格局的能力,其对华姿态的烈度,往往与其战略能力的不足呈反比。美日结构性失衡之处在于:美国有意愿但力量分散,日本有焦虑却缺乏能力。这一缺口决定了:东京的政治语言可以凌厉,但军事现实从不撒谎。

换句话说,日本更像是东亚局势中的“声部”,不是“主旋律”。只要中美之间维持低温竞争而非对撞,日本再激烈的表态,也很难真正改变地区风险结构;一旦中美发生系统性对立,东亚风险才会陡然跃升。

台湾问题亦应置于此框架中理解。决定其走向的,不是某次军售或某场选举,而是中美力量对比的长期演化,是两岸实力与心理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格局下,更具现实意义的路径仍是:深度融合、空间挤压与心理消耗的组合,而非速战速决的赌博。

时间未必站在冲突一边,也未必站在外力一边,但它在很大程度上站在趋势一边。趋势的方向,远比事件的频率更重要;台海的真正变化,往往不在表面动作,而在力量天平的缓慢倾斜中。

和平统一并非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项。一个成熟的大国不寄望于“一击得手”,而是致力于塑造不可逆转的长期态势。一个成熟的大国,从不依赖豪赌,而依赖塑造趋势,让对手在时间里逐步失去选择。

五、中欧关系:斗而不破,难言亲密

若说中美是世界主轴,中欧更像一道断裂带:难以合拢,也不至崩断。欧洲安全上倚重美国,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在两端牵引中反复摇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来短暂暖意,但其意义更在姿态而非结构。今日对华政策已非一国所能定,而是由欧盟制度、德法共识与对美协调共同塑形。

结构上看,中欧关系已经从“全面合作”,走到“竞争 + 防范”,再走到今天的“有限合作 + 系统性怀疑”。所谓“去风险”,与其说是路线设计,不如说是心理标签:不愿脱钩,却不敢深交。任何临时的暖意,都更像边际修补,而非格局重塑。

欧洲对美的复杂感情,是中欧关系最大的结构性掣肘:安全上离不开,政治上难分家,经贸上有怨言却少反抗。这并非性格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在缺乏独立防务的前提下,“战略自主”更像愿望而非路线图。

马克龙访华也正是这种结构性困境的体现:法国可以好说话,却不足以带动欧盟整体;能表达姿态,却无力提供方案。访华的象征意义大于政策意义,法国的外交弹性也难抵欧盟内部的制度惰性。只要美国依旧是欧洲安全的“最后保险”,欧盟对华政策就不可能脱离华盛顿太远。

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把“帮助欧洲恢复文明自信与西方认同”写进对欧目标之一,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欧美关系的真实结构——一方自视为“文明供应者”,另一方被当作“信心需重建的对象”。用一句民间俗语形容这种关系,不啻天造地设:“纵你虐我千百遍,我总待你如初恋。”

更关键的是,欧洲今日的困境并非中国造成,而是其自身长期未能解决的身份撕裂:既想保持地缘自主,又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伞;既需要中国市场,又害怕过深依赖。欧洲对华战略的摇摆,本质上是其对自身定位的不确定。

中欧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斗而不破,磨而不断”:在规则上摩擦,在市场上纠缠;在舆论上疏离,在现实中共存。只有当中美关系真正稳定下来,中欧关系才有可能真正转弯。

结语:未来雏形已现,稳态未至

回望 2025,我们看到的不是某种明确的终局,而是一组历史进程的交汇面:旧秩序正在散架,但新的均衡仍未出现;权力的重新分配正在进行,但谁都不敢宣布自己握有未来的钥匙。世界似乎正在缓慢摆脱过去十年的混乱,却依旧找不到新秩序的门径。各种热点冲突,如俄乌、台海、中东,都像是在黑暗中反复震荡的地震波;各大力量中心也都在试图避免被卷入“最后的摊牌”,却又无法退出纷争。我们不仅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更处在一个变化“尚未完成”的时代。

这一年的国际政治呈现出一个清晰趋势:力量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语言。无论是美国的供应链重塑,还是中国对技术体系的再布局;无论是俄罗斯的韧性,还是欧洲的战略焦虑;无论是日本的姿态,还是印度的野心,所有国家都不再全盘依赖叙事或价值来组织战略,而开始重新计算实力、比较耐力、评估成本与承担度。世界并没有抛弃价值,但价值必须由实力背书,才能成为真正的行动原则。

然而力量扩散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相反,力量越分散、中心越多,误判的可能性越大。中美之间虽然形成某种“缠斗稳态”,但这种稳定是脆性稳定——它依赖于双方对代价的理性认知,而不依赖于互信。俄乌虽然逼近冻结,但冻结并不是和平,只是一种深层矛盾的暂时“上锁”。东亚虽然保持克制,但克制是建立在强烈的不确定感之上;一旦误判、误读、误信号累积到阈值,局面仍可能迅速滑向危险区域。中欧虽然“斗而不破”,但欧洲的身份困境仍然没有解答,未来走向依旧开放。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稳定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必须主动塑造的结果。它需要国家之间保持克制,需要每一方看清成本,需要领导者在国内政治的喧嚣中保持冷静,更需要一种“拒绝冲动、坚持长思”的战略定力。现代世界的冲突并非源自力量的不足,而是源自判断的过度;不是源自实力差异,而是源自叙事的自我加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敌人本身,而是误解敌人的方式。

未来的全球格局大概率不是单极,也不是双极,而是一种两强牵引、多元并存的结构:中美将长期塑造全球的战略节奏,而其周边则有多个中等力量形成动态平衡圈。这种结构在形式上看似更公平,却未必更稳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足以为系统提供压舱石,而各方的国家利益高度分化,难以回到过去那种以联盟为基础的整体稳定。世界正在从“有人掌舵”转向“无人掌舵”的时代,而这种转变的前半段,注定是颠簸、试错与反复的。

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新秩序最终长成什么样,而在于世界能否以尽可能少的颠簸进入新的稳态。稳定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被迫的艺术:必须在试探中形成,在克制中维持,在危险边缘不断校正。未来十年的大国与中等大国领导人,将面临罕见的时代考验:在力量扩散中能否保持冷静,在国内政治喧嚣中能否保持节制,在国际竞争冲动中能否保持耐心;能否让多元不变成多险,让力量不变成冲突,让结构重组尽量少流血。

世界正在重新学会如何不变坏,而它是否能变好,则取决于这一代领袖的清醒与克制。新的时代已经在路上,但它是否能够安全抵达,仍是一道悬而未决的命题。历史把命题交给了我们,而答案尚未写下。

征集学术论文: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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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2014年9月由卡特总统在西安交通大学启动,之后先后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2015,2018)及南京大学(2016)举办,合作伙伴为《环球时报》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自2023年起,论坛与复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联合主办的青年学者会议合并。点击这里查看往年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信息。

2026年5月初,卡特中心China Focus将与复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合作,举办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论坛为三家机构主办的第11次青年学者会议(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的一部分。本次会议主要关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趋势。会议组织者特别欢迎青年学者能就地方新政、科技发展的政经走向和可能揭示中国社会生活深层变化的新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学术文章(This year’s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invites submissions that explore emerging trends reshaping contemporary China across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We particularly welcome research that captures new local dynamics, exam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ology, or analyzes evolving social/cultural practices that illuminate deeper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life.)。

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欢迎在美国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刚入职的学者就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趋势如何影响中美双边关系递交论文。卡特中心将邀请8名青年学者参加本次学术会议,并为入选者报销最高 1000 美元的差旅费。

申请者需要以PDF格式在此【链接】“提交摘要“链接中提交一份简短的摘要(abstract),您的简历和简短是·阐述您提交的论文与本次论坛主题的契合点、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声明。如有任何问题,请给fudanuccenter@ucsd.edu发送电子邮件。论文和会议工作语言为英文。

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征集论文通知。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26年 1 月 16 日。我们将对申请进行滚动审核,并于2月6日之前通知入选学者,完整论文须在 4 月 20日之前发送给主办方,会议将于2026年5月4日和5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

纽时:美军登船扣押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

编者按:《纽约时报》中文网2025年12月15日刊登此文,文章原标题为“美国特种作战小组登船扣押自中国运往伊朗货物”。这一新闻12月12日由《华尔街日报》报道,题目和题记是“U.S. Forces Raid Ship, Seize Cargo Headed to Iran From China–Operation highligh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use of aggressive tactics against adversaries at sea that were rarely used in the past”。本站特转发《纽时》的报道供本站读者参考。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一支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上月在印度洋登上一艘船,扣押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这是一次罕见的海上行动,目的是阻止德黑兰重建其武器库。

《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了这起扣押事件,当时伊朗和美国正就其核武器计划陷入战略僵局

今年夏天,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在12天的激烈远程导弹和空袭中,有1000多人丧生。在那场战争中,一支美国隐形轰炸机编队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美国官员称此举“大大削弱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但地区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冲突重燃是不可避免的。

这名美国官员说,美国一直在跟踪这批货物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过程,因为没有被授权公开发言,这名官员要求匿名。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发起行动时,这艘船正在离斯里兰卡海岸约几百公里的地方航行。突击队员登上这艘船,没收了船上的货物,然后让船只继续航行。

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究竟装载了什么,但该官员称,货物包含可用于民用或制造常规武器的两用部件。此次登船检查发生在近期委内瑞拉近海扣押油轮事件数周之前。

负责该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伊朗的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补充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库存。在今年夏天的战争中,伊朗曾试图以数量优势压倒以色列的防空网络,而且很可能会寻求进口零部件,在新的冲突爆发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新武器。

美国正不断加强对两用商品的管控,特别是制造制导武器系统和远程无人机所需的微电子和软件。由于这些部件在非军事领域具有合理用途,许多此类产品很难被明确禁止或禁运。

乌克兰战争期间,美国官员曾试图阻断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运输此类商品。但这种努力从未升级为针对商业航运的军事行动。

日本也有反制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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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星期四宣布,12月12日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六个国家的首届“硅和平”峰会,并签署《硅和平宣言》(Pax Silica Declaration),以确保人工智能所需的硅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本次峰会是在美国牵头下举行的,除了六个签约的国家,还汇聚了来自荷兰、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国家拥有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发展的重要企业和投资者。

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生产国,也几乎垄断了稀土的生产。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中国也越来越倾向将这些关键的材料武器化。北京10月初宣布加强对稀土的出口管控。

声明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已经形成明确共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值得信赖的技术和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硅并非稀有金属,硅以化合物的形势存在于地壳表面,占比高达27%,是地壳储量最大的矿物之一,而且分布极广。另一方面,硅的市场地位极重要:90%以上的芯片基于硅,CPU / GPU / 存储 / MCU / 模拟芯片几乎全部是硅,整个 CMOS 工艺体系围绕硅建立。

硅从化合物提炼成不同质量等级的工业硅和多晶硅,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欧美的技术甚至更为先进。那么,中国是如何成为硅的最大生产国,而且高居垄断地位?

其过程和稀土有类似之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下,可以“政治挂帅”,依靠举国之力,有计划地对各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物进行超大规模开发、提炼和环保措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私营企业,“利润挂帅”,一旦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势必败下阵来。尤其是硅的提炼,需要消耗大量电力,中国的优势是能够大量供应廉价的电力。

从硅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引出了一个衍生的问题,那就是硅的下游产品晶圆,其中12英寸(300mm)晶圆是芯片制造业的最主要原材料,目前高度集中在以下5家公司:信越化学(日本)、SUMCO(日本)、环球晶圆(台湾)、Siltronic(德国)和SK(韩国)。这五家垄断了90%的晶圆市场,而前三名的占比高达70%。

这种垄断,比中国对稀土金属的垄断更加严重,因为稀土还有很多替代方案,例如废品回收,但12寸晶圆目前没有替代办法,因为 12 寸晶圆不是“知识密集型”,而是“经验密集型”产品,它是几十年的技术和经验结晶。中国不是造不出12寸晶圆,而是至今无法造出质量稳定可靠、能通过严格论证的12英寸晶圆,使芯片制造企业敢于放心采用。

目前中国只能稳定制造8英寸晶圆(200mm),用于汽车等工业用低档芯片。至于先进制程的芯片和高端芯片,必须依赖进口的12英寸晶圆。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可以用稀土来卡日本的脖子时,不要忘记日本也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杀手锏”,那就是用来制造高档芯片称晶圆,更何况日本除了晶圆,还有光刻胶等晶圆涂料,没有光刻胶,再高级的光刻机也无能为力。

这说明,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这个世界的确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命运共同体”,要想“脱钩”,谈何容易?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何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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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1月7日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引起中方的强烈抗议后,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是高市的国内支持率却似乎居高不下。

最近(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的主要民调结果如下:

JNN(东京电视台/日经)联合调查:约75-82%,部分调查显示极高的支持率;

Nikkei/TV Tokyo/Sankei/HYomiuri联合调查;多数结果在72-75%之间;

共同社(Kyodo):约69.9%;

NHK/ANN/Manichi等:约在64%–70%区间;

Jiji Press(时事通讯社):约59.9%,最新12月民调显示支持率有所下降。

新首相上台之初的支持率通常都比较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率通常会有所下降,但是高市的支持率与今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之初的支持率相比较,除了Jiji的民调显示略有下降外,不同机构的结果差异较大,反映出问卷设计、采样时间与媒体背景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绝大多数近期调查仍显示多数日本民众支持高市内阁。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什么居高不下?

根据网上的分析和评论,主要原因是“安全焦虑”成为日本选民的结构性主导情绪。

日本社会近两年出现明显变化(台湾海峡紧张,朝鲜试射导弹常态化,俄乌战争冲击“和平幻想”等),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的感知,使得大量选民开始优先考虑“强硬、清晰、有准备”的领导人,而不是“协调型”或“模糊型”政治人物。高市早苗强烈、明确、不回避冲突的安全话语,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

在日本保守阵营内部,高市是唯一被广泛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她提供了明确的国家叙事,清晰的敌我区分,和稳定的意识形态锚点。

外交与涉台议题:她的“强硬”反而在国内加分。在日本政治中长期存在一种机制:越被外国(尤其是中国)点名批评的政治人物,越容易在国内被视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人”。

高市的涉台言论在中国舆论场被强烈抨击,在日本国内却被解读为:“不向中国低头”,“敢说实话”,“日本终于有硬气领导人”。对日本普通选民来说,这并不等于“要打仗”,而是“态度清楚、不再暧昧”。

高市把“台湾问题”包装成“日本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她并非以“意识形态支持台湾”为主,而是反复强调:

台湾有事,即日本的海上通道受威胁;

台湾有事,即冲绳、西南诸岛受影响;

台湾有事,将使日本经济与能源安全受损

这让很多原本对台湾问题无感的日本选民,也开始接受她的逻辑。

政治技巧层面:高市“懂选民,也懂媒体”,她的语言风格简单、强烈、可传播。她的表达特点非常符合现代政治传播:句式短、立场明确、适合被剪成标题,容易在电视与社交媒体传播。对比之下,日本传统政治人物用语暧昧,逻辑复杂,不利于情绪动员,这使得高市在“电视政治”时代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中方对日本的反制措施,目前也保持在比较克制的低水平,估计也是顾虑到高调反制可能反而助长了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

短期内,高市可以把日本的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但是,如果中日矛盾一旦实质升级,使日本经济较大受损,中间选民也会迅速动摇,商界与地方政府会出现反弹,高市的支持率也可能出现“断崖式回落”。这就是目前为什么高市也尽量保持低调,以免激化矛盾。

抗美援朝与所谓中朝友谊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群,编辑无法核实每个历史细节的真实及其列举的档案的存在,但编辑认为,虽然整个叙述有一点文学色彩,但捏造的可能性不大。本站近年最受欢迎的文章为“综述:抗美援朝中国官兵伤亡情况”(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全文),说明读者对抗美援朝如何改变国运的关注。本文发表后,一位读者说,中国是为了自己才入朝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入朝作战是选择,不是非打不可。做出入朝决定后,自然要大讲特讲特讲入朝作战的必要。很多人认为入朝作战得不偿失。为了避免再犯冒进的错误,全面和客观总结入朝作战的得失十分必要。

以下文字里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每一句引言,都能在今天已经解密的以下档案里找到原件(只标注档号,不做二次演绎):

1950年10月21日,大栗子矿务局灯房会议(俄档С-415/278、军档全宗3-目123-卷7)

彭德怀原话(会议记录):

“如果不统一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各打各的,敌人一个旅就能把我们割成几块。联司必须成立,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有作战命令直接下达。”

金日成原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来援助朝鲜的,不是来取代朝鲜最高司令部的!”

斯大林10月25日致金日成密电(俄解密档):

“指挥权必须交给彭德怀,否则苏联空军明天就停止出动。不要拿朝鲜的命运开玩笑。”

10月27日金日成签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司令部第0002号命令》:

“自即日起,一切在朝作战部队(包括人民军)接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指挥。”

底下亲笔批了八个小字:“暂时如此,保留异议。”

1951年1月7日,汉城北郊破小学校吵架现场(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日志原件)

金日成:

“敌人已经溃逃,这正是统一朝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立即向南追击!”

彭德怀:

“我问你,追击拿什么追?第38军现在平均每人只剩17发子弹,第40军棉衣还没到,冻伤减员每天300人!你拿什么统一?”

金日成(拍桌):

“你们中国人就是怕死!”

彭德怀(摔茶缸):

“老子怕死就不会带着几十万人过江!老子怕的是把几十万二十岁的孩子葬送在你那赌徒战略里!”

洪学智当场记录:

“双方领导人情绪极为激烈,警卫人员已将子弹上膛,邓华副司令员和朴一禹大将分别将两人拉开。”

1951年11月17日,安州火车站铁路会议(铁道兵团档案全宗29-目41-卷12)

朝鲜铁道省副相金雄宣读调度新规定:

“凡民用列车、粮食列车、煤炭列车享有绝对优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军列必须无条件让行。”

志愿军铁道兵团司令员李寿轩当场把调度表撕了:

“让行?让几十万人饿死冻死你们负责?!”

会议记录最后一页写着:

“朝方代表5人、志愿军代表6人同时拔出手枪,被警卫人员强行制止。会议中断两小时后继续。”

195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金日成锦绣山7小时密谈(周恩来年谱+朝鲜外务省解密档)

周恩来带了三份文件:

1951年10月-12月志愿军因铁路延误冻饿死12647人统计表 

美军轰炸后朝鲜铁路中断天数对照表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保证志愿军后勤生命线”的决定

金日成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铁路是朝鲜的主权问题,不能完全交给中国。”

最终签署的《中朝铁路军事运输暂行协定》附件里,有一行铅笔小字(周恩来亲笔):

“实际调度仍由朝方掌握,此事留待战后再议。”

1953年3月30日-4月1日,战俘问题上的惊天反目(俄总统档案APRF fond 45, opis 1, delo 348)

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建议以“自愿遣返”原则解决战俘问题》声明

4月1日,金日成给苏斯洛夫的密电(原文):

“中国同志擅自在战俘问题上让步,出卖了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朝鲜党保留彻底重新审查中朝一切协议的权利。”

4月2日,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会议上摔文件:

“如果中国要停战,那就让他们一个人签字!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打下去!”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签字帐篷里的30秒(邓华回忆录+南日口述)

邓华签完字,把笔递给南日。

南日手抖得厉害,钢笔掉在地上,墨水溅了邓华一裤脚。

南日弯腰捡笔时,用中文小声说了句:

“邓华将军,今天的停战线,就是我们两国永远的伤口。”

1955年6月,牡丹峰志愿军烈士陵园被连夜拆碑(朝鲜内务省1955年6月18日机密令)

原碑文: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拆除后新碑文:

“朝鲜人民军烈士永垂不朽”

原大理石牌坊被炸成四块,当天夜里运往价川水库工地做拦水坝石料。

志愿军随军记者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里,碑座只剩两个空洞的螺丝孔。

1956年9月30日-10月1日,周恩来“国庆突袭”平壤(外交部解密档第109-00843-01)

9月30日深夜,金日成正在准备抓捕延安派27人名单。

10月1日早晨7:15,周恩来专机(伊尔-14)未事先通报,直接降落顺安机场。

8:40,周恩来在锦绣山官邸门口对金日成说了一句话(米高扬同声传译记录):

“如果你今天敢动一个人,志愿军明天就再过一次鸭绿江。这不是威胁,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原话。”

金日成当场把名单撕了,碎片被风吹到院子里,像一场小雪。

写在最后(用档案里最冷的一句话收尾)

1958年2月19日,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回国那天,彭德怀在丹东火车站对送行的朝鲜联络官朴一禹说:

“老朴啊,仗打完了,兄弟也该散了。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朴一禹没说话,只敬了一个军礼,眼睛却看着别处。

档案翻到这里,纸页冰凉,像鸭绿江12月的江面。

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原来从签字那天起,就已经结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