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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竞争不断延伸至西半球，拉丁美洲正成为又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本次访谈中，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与拉美关系千年研究核心”（ICLAC）负责人弗朗西斯科·乌尔迪内斯（Francisco Urdinez），围绕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逐步削弱展开分析。基于其著作《经济性替代:中国与美国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的终结》（Economic Displacementt: China and the End of US Primacy in Latin America 剑桥大学出版社），乌尔迪内斯指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并非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对抗，而是过去二十年来华盛顿在贸易、投资和发展融资领域持续收缩所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变化。

乌尔迪内斯进一步解释了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角色如何重塑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公众舆论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的投票行为，并在多个层面上削弱了这些国家与美国立场的一致性。他同时警告称，美国日益以安全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尤其是在委内瑞拉等案例中——或许能在短期内弥补经济杠杆的不足，但从长期看将进一步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与合法性。

在美国“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之后，该国局势依然高度不确定。您认为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揭示了美国在拉美投射权力方式的哪些变化？

乌尔迪内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是一个分水岭事件，揭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投射权力方式的根本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源于实力增强，而是源于实力的相对衰退。这个事件表明，正是因为美国在经济层面已无法有效与中国竞争，才越来越依赖强制性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我在《经济性替代》一书中指出，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历史上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提供商品、服务、信贷以及市场准入。在整个20世纪，美国几乎垄断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这构成了其霸权合法性的根基。但在2001年至2020年之间，美国事实上将这一角色让渡给了中国，把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中东事务以及国内政治问题。

对委内瑞拉的干预，实际上是对这一现实的默认：美国既无法、也不愿意通过经济竞争来扭转被中国取代的局面。要真正逆转这种替代，美国必须持续、大规模地提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当的经济资源。但无论是“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还是“美洲伙伴关系”，都未能在融资规模和基础设施投资上达到这一水平。华盛顿并不存在投入如此资源以重新深度介入拉美的政治意愿。

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美国拉美战略的“军事化”。当你无法在经济上竞争时，就会诉诸仍然掌握的工具——军事力量和强制性外交。但这种方式存在明显局限。军事干预或许能在短期内孤立某个政权，却无法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发展融资，也无法创造拉美国家迫切需要的经济机会，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正在提供的。即便马杜罗被成功移除，也无法解决促使委内瑞拉及南美多国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条件。

从长期看，这种权力投射方式既不可持续，也适得其反。它可能带来短期战术成果，却会进一步侵蚀美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性与软实力，从而加速其原本试图逆转的趋势。

如果美国希望有效“重新介入”拉丁美洲，仅提供安全合作是否足够？还是必须在经济层面进行根本性调整，以与“一带一路”竞争？

乌尔迪内斯：仅靠安全伙伴关系，远不足以支撑美国在拉美的有效再介入。我的研究清楚表明，地区影响力主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非安全合作之上。若美国希望逆转已经在12个南美国家中有10个发生的经济性替代，就必须彻底改变其经济投入方式。

我书中的核心结论是：当一个国家在贸易、投资、信贷和援助等方面的经济权重（相对于GDP）超过另一个国家时，就会发生经济性替代。中国在拉美的成功，并非源于更激进的战略，而是填补了美国撤退后留下的经济空白。2001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投资和融资满足了全球南方长期被忽视的发展需求，拉美国家转向中国商品和资本，正是因为美国的选择要么缺位、要么不足。

真正的美国再介入意味着什么？首先，是与“一带一路”规模相当、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道路、港口、铁路、能源和通信项目，资金规模应以数千亿美元计。其次，是通过进出口银行等机构提供在规模和条件上可与中国政策性银行竞争的发展融资。第三，是扩大市场准入，提供符合拉美经济结构变化的贸易机会，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大宗商品出口。

关键在于，这不能是随政府更迭而变化的短期政治项目。中国的优势之一在于其持续性和耐心，其经济参与跨越了多届美国政府，为拉美国家提供了可预期性。一项可信的美国再介入战略，必须获得两党支持，并通过制度安排确保跨越选举周期的连续性。

委内瑞拉的案例正好说明了安全导向策略的失败。即便军事行动取得成功，问题依然存在：谁来为委内瑞拉的重建提供资金？谁来投资其基础设施？谁来提供维持经济运转所需的信贷？如果答案不是“美国”，那么有利于中国经济参与的结构性条件仍将长期存在，无论加拉加斯由谁执政。

安全合作在禁毒、灾害应对等领域确实有其作用，但它无法替代经济参与作为影响力的基础。拉美政府最关心的是发展、就业和经济增长。最有效帮助其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才会拥有真正的影响力。而目前，这个国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是什么促使您在书中提出“经济性替代”（economic displacement）这一概念，作为分析中美在拉丁美洲竞争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与其他理解该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路径有何不同？

乌尔迪内斯：我提出“经济性替代”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回应现有关于中国—拉美关系以及更广泛大国竞争研究中的三项根本性不足。

首先，既有研究过度聚焦于中国的“意图性”，试图证明中国的经济参与究竟是有意识的地缘政治战略，还是单纯的商业机会主义。这场争论在学术上固然有趣，但在实证层面很难得到明确结论（由于中国决策过程的不透明），而且从分析角度看，其重要性也被高估了。真正关键的并不是中国“是否有意”取代美国，而是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结构性后果。我的框架有意绕开“意图”问题，而是关注结果本身：无论中国是否有意为之，可衡量的经济权重已经发生转移，而这种转移必然带来政治影响。

其次，传统研究往往将拉丁美洲国家视为大国竞争的被动接受者，把它们当作“对象”而非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这种视角既不符合事实，也限制了分析深度。我的研究发现，拉美的国内行为体——包括政治精英、地方政府以及私营企业——主动“需求”中国提供的经济产品，以应对自身的发展难题。“经济性替代”这一概念明确纳入了这种能动性：替代发生，既需要供给（中国提供商品、资本和融资），也需要需求（拉美国家的现实需求未能被美国满足）。

第三，现有框架难以解释差异性：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某些国家增长更快？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有效利用中国参与，而另一些却陷入依赖？“经济性替代”通过将现象拆解为可衡量的组成部分——贸易、投资、信贷和援助，并以各国GDP为参照——提供了更清晰的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对替代“何时、何地发生”进行精确的量化判断。

这一框架在根本上不同于强调军事能力的传统现实主义路径，也不同于强调国际组织和规范的自由制度主义路径。相反，它借鉴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关于结构性权力的理论，尤其是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中的权力。我所定义的“经济权重”，体现的是一国通过经济互动对另一国施加的影响力，但关键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性的力量，而非绝对力量。中国并不需要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可以在特定国家中对美国实现经济性替代——只要在双边关系中，其经济权重更大即可。

这一方法也不同于“经济治国工具”（economic statecraft）研究，后者通常假定国家有意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外交目标。我的框架强调，即便不存在明确的战略设计，结构性的经济权力依然会产生政治效果。无论北京是否刻意为之，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权重都会限制拉美政府的政策选择、重塑其激励结构。

您能否分享一到两个书中的具体案例，以说明“经济性替代”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

乌尔迪内斯：我想分享两个案例，它们分别展示了经济性替代如何通过地方能动性和次国家层面机制发挥作用。

第一个案例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两座大型水电站——基什内尔（Kirchner）和塞佩尼克（Cepernic）水坝。这一案例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能动性：国家层面政府主动寻求中国融资，以兑现具体的发展成果。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频繁停电制约了经济增长，而传统的西方融资机构既无法提供可接受的融资条件，也无法满足项目推进的时间要求。基什内尔政府最终转向中国，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约47亿美元融资，并由中国国有企业（主要是葛洲坝集团）负责建设。

关键在于，这并非中国的强加，而是阿根廷的主动需求。政治精英需要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能源危机，并为长期被忽视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带来发展。中国方面提供了西方方案无法匹敌的组合：大规模融资、较快的实施进度，以及在偏远、施工条件艰难地区作业的意愿。阿根廷政府在其中展现了明确的能动性——主动寻求合作、谈判条款，并在政治上利用项目成果。这一案例清楚表明，经济性替代不仅源于中国的供给，更源于拉美国家对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迫切需求。

第二个案例是秘鲁的钱凯港项目，它展示了自下而上的动力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这个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主导融资和建设的大型港口项目，并非源自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而是地方企业家精神的结果。秘鲁的商业集团和地方政府识别到这一机遇，并主动吸引中国投资。中央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者角色，提供制度框架和审批，但将相当大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行为体。

钱凯港将成为南美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彻底重塑区域贸易物流结构，并建立直达亚洲的航运通道，绕开传统航线。该项目显示，地方企业、地区政府和地方官员可以绕过传统的国家对国家渠道，直接与中国展开合作。他们将中国的融资能力和技术经验视为实现地区发展和全球联通的最可行路径，并通过主动推动合作、构建政治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两个案例呈现出若干共同特征。第一，对中国经济产品的需求源自真实的发展需要，而这些需求并未得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有效回应。第二，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拉美行为体都主动塑造并推动了与中国的合作。第三，这些项目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收益——可运行的基础设施、实际发电的能源、更强的互联互通——从而为推动项目的政治领导人积累了政治资本。第四，这些选择主要是务实的经济决策，而非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立场的体现。

这些案例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性替代如此难以逆转。基础设施已经建成，融资关系已经确立，经济收益正在显现，政治资本也已兑现。单纯向拉美政府施压、要求其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并不能改变根本现实：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基础设施、融资和发展机会。如果美国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那么支持中国经济参与的结构性激励就仍将长期存在。

您的著作提出了“经济权重指数”（Economic Weight Index）来衡量影响力。能否解释这一指数是如何运作的？哪些变量最为关键？

乌尔迪内斯：经济权重指数旨在衡量一国通过全面经济互动对另一国施加的结构性经济影响力。它通过操作化“经济权重”这一概念，涵盖四个关键维度：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融资与信贷，以及对外援助，所有指标均以目标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参照。

具体方法如下：在每一个“国家—年份”的观测中，我计算来源国（中国或美国）在上述四个类别中对目标国的年度经济流量总额，然后将其除以目标国的GDP。这样得到的是一个比例指标，能够反映目标经济体规模的差异。比如，10亿美元的投资，对智利（GDP约3000亿美元）和对巴西（GDP超过2万亿美元）而言，其经济意义显然不同。相对指标正是为了捕捉这种差异。

这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反映了经济影响力的不同但互补的方面。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体现的是商业相互依赖和市场准入。如果一个国家高度依赖另一个国家的出口市场或关键进口来源，它在经济上就对这种关系具有脆弱性。外国直接投资反映的是通过对生产性资产、基础设施和企业的所有权所形成的长期经济整合，这类投资往往伴随着持久的经济关系和技术转移。发展融资与信贷——在中国的情况下主要来自政策性银行，在美国则主要通过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为政府实施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对外援助虽然在绝对规模上较小，但在政治上往往意义重大，并且针对特定的发展需求。

在这些变量中，我发现信贷和投资对于理解拉丁美洲的经济性替代动态最为关键。贸易固然重要，但往往受制于商品需求结构，国家可控性有限；而投资和信贷则更能反映供给方和接受方的有意选择，并且会形成更持久的结构性依赖和政治关系。当中国为一座水坝或港口提供融资时，这些基础设施将存在数十年，从而建立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该指数既可用于横向比较（在某一时间点、某一国家中，哪一方拥有更大的经济权重），也可用于纵向分析（经济权重如何随时间变化）。这一时间维度至关重要，因为经济性替代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性事件。它是随着一国经济权重增长、另一国经济权重收缩而逐步展开的。

更重要的是，该指数还可以识别“替代阈值”——即在某一国家中，中国的经济权重首次超过美国的时点。在分析中，我将这一阈值作为二元变量来处理，尽管我也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一个渐进过程。一旦发生替代，我便可以检验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政治结果，例如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行为、精英层面的外交政策偏好，或公众对中美两国的态度。

这一指数具有多重分析优势。它具有可复制性和透明性，其他研究者可以验证或质疑我的测量方式；它是综合性的，涵盖多个经济影响维度，而非依赖单一指标（如贸易）；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承认权力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同时，它不依赖于关于“意图”的假设——无论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经过战略设计，指数都能衡量其结构性影响。

您认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正在终结。您更倾向于将这一变化视为中国的主动“推动”，还是美国忽视和地区需求变化所形成的“吸引”？

乌尔迪内斯：这是我研究中最关键、也最违反直觉的发现之一：美国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的终结，主要是美国自身收缩所创造的机会被中国行为体填补的结果，而非中国激进战略扩张的直接产物。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拉力”大于“推力”的故事，尽管两种动力都存在。

我的证据显示，在2001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权重在几乎所有维度上都显著下降，包括贸易、投资、信贷和援助。这并不是因为拉美经济体在萎缩，或整体对外经济参与减少，而是因为美国在地区经济规模扩大、发展需求上升的同时，主动缩减了自身的经济存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事实上将提供经济公共品的角色“让渡”给了中国。

多重因素推动了美国的收缩。2001年之后，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迅速转向中东，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拉丁美洲在冷战结束后不再被视为优先地区，也未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因此获得的关注和投资不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发展融资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失灵使得长期、对国内短期收益不明显的对外经济投入愈发难以持续。

这在整个拉丁美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真空。各国亟需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交通网络和通信系统；需要为政府无力独自承担的大型项目提供信贷和融资；需要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这些都是现实而紧迫的发展需求，政府必须加以回应，以维持政治合法性并向民众交付成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各类行为体——包括数百家国有企业、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的机构——进入了这些领域。关键在于，它们是对拉美行为体主动提出的需求作出回应。阿根廷水坝和秘鲁港口的案例清楚表明：是拉美政府和企业识别了自身需求、主动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并进行谈判。这体现的是地方能动性，而非中国的强制。

当然，中国方面也存在“推力”因素。中国企业受到“走出去”政策（2000年启动）以及后来“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鼓励而拓展海外业务；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了使项目得以实施的融资规模和条件；中国建筑企业具备可在全球部署的技术和产能。但即便如此，这种“推力”更多是为了满足既有需求而创造供给，而非将不受欢迎的项目强加给不情愿的接受国。

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十分明确。如果中国的经济替代主要源于激进的“推动”，那么无论美国参与程度如何，全球范围内都应呈现出类似模式。但事实是，中国经济权重增长最快的地方，恰恰是美国经济权重下降最明显的地方。此外，这种替代发生在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拉美政府之下——左翼、右翼和中间派皆然——说明其驱动力是结构性经济需求，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对华亲近。更重要的是，与拉美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的访谈反复表明，他们转向中国，是因为其他选项不存在或不足，而非中国本就是首选。

区分“推力”和“拉力”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如果问题主要是中国的激进扩张，那么应对方案或许是遏制或反制中国；但如果根本问题在于美国的忽视以及拉美未被满足的发展需求，那么解决之道只能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美国再参与。你无法用需求端的手段（向国家施压、阻止其与中国合作）来解决供给端的问题（美国经济产品的缺位）。委内瑞拉的干预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例证：没有替代性经济供给的强制手段，无法改变支撑经济性替代的结构性条件。

您认为经济性替代会影响拉丁美洲的公众舆论和政治精英。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中国的影响力具体是如何改变拉美国家投票行为的？

乌尔迪内斯：我的研究表明，经济性替代对拉丁美洲国家在多边组织中的投票行为产生了可衡量、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但其作用机制更多体现在美国影响力的削弱，而非中国影响力的直接增强。我考察了三个关键平台的投票模式：联合国大会（UNGA）、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以及美洲国家组织（OAS）。

核心发现在这三个机构中高度一致：在那些已经发生经济性替代、即中国经济权重超过美国的国家中，其与美国立场的投票一致性显著下降。即便在控制了执政政府意识形态、历史投票惯性、双边援助以及地区因素等传统变量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中，我发现经济性替代与拉美国家在美国明确表态议题上的投票一致性下降约8至12个百分点相关。乍看之下，这一幅度似乎不算巨大，但在一个投票结果取决于多数、联盟需要精心构建的机构中，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明显流失。关键在于，这种与美国立场的一致性下降，并不总是对应着与中国立场的一致性上升。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只是变得更加独立，更愿意在并不明确支持中国的前提下，偏离美国的偏好。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证据尤为有说服力，因为在人权议题上，人们通常会预期意识形态和规范因素应当压倒经济考量。但即便在这里，经济性替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历过经济性替代的国家，明显不太可能支持由美国主导、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而更有可能支持中国提出、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国家主权的反制性决议。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基本人权价值观上发生了转变，而更可能反映出，它们不愿为了在人权议题上站队美国，而冒着损害重要经济关系的风险。

美洲国家组织的情况尤为耐人寻味，因为该组织传统上被视为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然而，即便在这里，我也观察到美国在关键议题上的投票影响力正在下降。中国经济权重较高的国家，在从委内瑞拉、古巴到机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不太可能支持美国立场。这对于一个原本几乎是为推进美国地区利益而设立的组织而言，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化。

经济性替代影响投票行为的机制，我称之为“政治杠杆的侵蚀”。当美国是主导性的经济伙伴时，它可以通过经济激励（援助、贸易优惠、投资）或潜在制裁，对他国在国际议题上的立场施加可信影响。而经济性替代削弱了这种杠杆，因为国家拥有了“外部选项”。当美国威胁因投票立场而施加经济后果时，这些国家可以可信地转向中国，寻求替代性的经济关系，从而彻底改变了谈判结构。

值得强调的是，我的研究并未发现这主要源于中国的胁迫，或是将经济利益与投票支持进行明确挂钩的“交换”。至少在频率和公开程度上，中国政府很少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明确提出这种条件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权力：当国家在贸易、投资和融资方面对中国形成依赖时，即便没有明确威胁，也会在反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受到隐性约束。

我还发现，经济性替代对不同类型投票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中国立场明确、态度强烈的议题上（如台湾问题、南海争端、涉华人权批评），影响最为明显；而在中美利益存在分歧、但双方并未将其视为优先议题的更广泛地缘政治问题上，影响相对较弱，但依然存在。这表明，各国正在进行相当精细的策略计算：在北京高度关切的问题上保护对华关系，同时在次要议题上保留一定自主性。

公众舆论数据也印证了这些制度层面的投票变化。在发生经济性替代的国家中，公众对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正面评价有所上升，而对美国作为解决地区问题提供者的评价则有所下降。政治精英，尤其是立法者，也呈现出类似趋势。我对15个国家、十年间超过2500名立法者的分析显示，经济性替代与对中国角色的更积极看法、以及对美国参与方式的更批判性态度显著相关。

委内瑞拉事件将成为检验这些动态的重要案例。如果经济性替代的影响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源自中国的主动施压，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种分化反应：各国可能出于对安全后果的担忧，在言辞上支持美国的干预，但在经济和制度性议题上，依然继续与中国保持一致的投票立场。反之，如果我们看到各国在所有议题上全面重新倒向美国，则意味着安全胁迫在短期内可以压倒经济结构性权力。

许多分析人士将拉丁美洲视为新一轮冷战的“战场”。基于您的研究，拉美领导人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者，还是在努力走一条“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您是否认为拉美最终将被迫在美中技术体系之间作出选择？

乌尔迪内斯：基于我的研究，我认为拉丁美洲确实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冷战格局，但其形成路径与原有冷战并不相同。委内瑞拉事件或许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原本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的中美博弈，正在转化为军事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对抗，从而迫使拉美国家做出它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试图避免的二元选择。

从历史上看，拉美领导人一直将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对美关系的补充，而非替代。他们努力维持战略自主性，将对华经济合作与对美安全和制度性关系进行“分割管理”。在2001年至2020年间，这种策略相对奏效，因为竞争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各国可以一边与中国开展贸易、接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一边继续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参与美方主导的制度体系，并维持民主治理模式。

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空间正在迅速收缩，新的冷战动态正通过三个关键转变浮现。第一，经济关系正在被安全化。过去被视为务实的发展选择——例如接受中国港口融资、部署华为5G、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锂资源——如今在华盛顿眼中被解读为地缘政治站队，并可能招致惩罚。美国已不再区分经济务实与政治效忠。

第二，美国对经济性替代的回应，正从经济竞争转向强制性干预。委内瑞拉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当美国无法通过经济手段逆转替代趋势时，便诉诸军事力量。这与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竞争逻辑截然不同，更接近冷战时期的干预主义。如果这一模式成为美国政策的范式——即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的国家可能面临军事干预或政权更迭行动——那么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也更加危险的阶段。

第三，技术领域正在制造一种不可避免的分裂。与贸易或基础设施不同，技术生态体系——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数字支付和量子计算等领域——越来越难以兼容，迫使各国选边站队。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各国被施压在美中技术供应商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一选择会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数据治理和数字主权产生连锁影响。

拉美国家正在竭力抵制被强行拉入这一新冷战框架。跨越政治光谱的共识是，不愿回到地区自主性受制于大国竞争的时代。各国试图采取混合策略，在不同领域同时使用美中技术，一边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一边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这种对冲策略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与原冷战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这场竞争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维度。中国并未在拉美积极推广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模式，也未提供军事同盟或安全保障。这场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影响力和技术标准展开，而非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但这未必意味着局势更稳定，反而可能更具不确定性：在缺乏明确阵营的情况下，哪些接触是“可接受的”变得模糊，从而增加了误判风险。

我的研究显示，经济性替代已经对拉美国家的自主性构成结构性约束。那些在大宗商品出口、基础设施融资和技术领域高度依赖中国的国家，难以在美国施压下轻易转向，因为经济代价将极其沉重，而且美国并未提供规模可观的替代方案。这导致一种危险且不可持续的局面：国家在政治上被迫承诺减少对华接触，但在经济上却根本无法兑现。

我认为，拉丁美洲确实将被迫在技术生态体系上作出越来越艰难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影响远不止技术本身。一旦一个国家选定了某一方的5G基础设施，其数字经济、数据治理、网络安全框架乃至整体技术路径都会随之定型，进而被纳入一个由美国或中国主导的技术集团。这些决定几乎不可逆，并会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

委内瑞拉事件表明，拉美国家已经难以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各国如今面临残酷抉择：与中国深化经济融合可能招致美国干预或惩罚，而拒绝中国经济参与则意味着放弃美国并未提供的关键发展资源。这种进退失据的处境，极可能导致地区分化——一些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小国）被迫或选择更紧密地靠向美国，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性替代已成结构性现实的南美大国，则可能在承受美国压力的同时，继续甚至深化对华关系。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新的冷战既不符合拉丁美洲的利益，也未必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拉美最迫切的需求是发展，而非地缘政治站队。强迫国家选边，将资源和注意力从减贫、不平等、基础设施短缺和气候挑战等问题上转移，只会制造不稳定与怨恨。然而，大国竞争一旦启动，往往会压倒地方利益与能动性。我们或许正在进入一个拉美国家自身偏好日益被华盛顿与北京竞争逻辑所掩盖的时代，而这无疑是该地区未来最令人不安的前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