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GER COHE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巴黎——普京总统已经命令俄军进入乌克兰，但他明确表示，他的真正目标并不只在这个邻国，还在于美国的“谎言帝国”，他还威胁称，“任何试图干预我们的人，都将面临其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后果。”

周四，在另一场充斥着历史积怨和指控西方对俄罗斯长期图谋不轨的冗长讲话中，普京提醒了所有人，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国家之一”，并“在多个尖端武器领域具备一定优势”。

普京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在为入侵辩护，比数十年来世界主要领导人的任何宣言都更像核战威胁。他的直接目的再明显不过：通过表明他将毫不犹豫地升级局势，来阻止西方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

有了俄罗斯核武库的加持，他表示，“一切潜在的进犯者若是直接攻击我们的国家，都必将遭遇失败和厄运。”他还说：“在这一点上，一切必要的决定都已作出。”

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直白露骨的核威胁粉碎了欧洲的安全理念和数代以来这里对于和平的设想。二战后创造出如此稳定繁荣局面的欧洲计划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对抗性的新阶段。

在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前夕，一批西方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试图说服普京收回成命。美方实际上拿出了回归军备控制的提议;如果普京是对现有安全框架不满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愿意寻求重新协商。

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朔尔茨真心——或许是天真地——相信，他们能让普京恢复理智，这已经说明他们所处的世界存在着怎样的鸿沟。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并不打算用锋利的手术刀刺破欧洲的安全秩序，而是要以冷战的方式，用一把钝刀切割出什么属于我们，什么属于你们。

欧洲的弱点再次显露出来。马克龙周四表示，普京“决意对我们欧洲数十年来的和平稳定进行最严重的破坏”。在谈到乌克兰人时他说，“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

但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都不打算为了这份自由冒上生命危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如何为普京划下红线。

在2008年与格鲁吉亚短暂交战、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策划军事冲突制造出两处分离地区、以及2015年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后，普京显然已经发现，对于俄罗斯使用武力推进战略目标的意愿，美国或其欧洲盟友并不会做出回应。

“俄罗斯希望看到欧洲动荡，因为武力是它的王牌，”法国前大使迈克尔·杜克洛斯表示。“不论欧洲抱有怎样的幻想，俄罗斯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新的安全秩序。普京早已认定，与西方对抗才是他的最佳选项。”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史蒂芬·沃尔特表示，关于核冲突的说法“令人担忧”。“但我很难相信的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会有任何世界领导人——包括普京在内——愿意认真考虑动用核武器。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明白后果会怎样，”他说。

尽管如此，历史已经表明，有世界大国参与的欧洲战争可能演变出失控后果。乌克兰若陷入长期战争，最终可能会殃及波兰、匈牙利或斯洛伐克。

中欧与波罗的海国家是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实际前线，在未来一段时间，这里都将处于真实的威胁之中。

在入侵发生后已经不再那么渺茫的一种不祥前景是，曾要求北约从前苏联控制的国家撤出、回到1997年东扩前局面的普京，最终将把注意力转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小国正是北约国家如今的前线。

杜克洛斯表示，普京的目的很可能是在基辅建立一个俄罗斯傀儡政府，如果达成此目的，“他还想在波罗的海国家做同样的事情。”

曾在“二战”后被苏联帝国征服的这三个国家都于2004年加入北约。拜登总统放话称，美国及其盟友将“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意味着即使俄罗斯进攻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也可能点燃冲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波罗的海三国立即启动了北约创始公约的第四条款，该条款允许成员国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进行磋商。北约因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些国家的担忧充分说明了俄罗斯的入侵已经颠覆了欧洲安全和欧洲人的设想，而这种状况似乎肯定会持续下去。

但沃尔特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俄罗斯比任何国家都在意，并更有能力左右短期结果”，那么当普京的行动范围扩大，平衡就会开始改变。到那时，“信念和实力的对抗就将转而对我们有利。”他还表示，“即便比昨天的可能性更大，但我在核战中丧生的几率还是微乎其微的。”

美国坚决认为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进行侵略行为，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通常认为这是过于危言耸听，但这些分歧在追求外交的过程中被掩盖了。

欧洲人所坚信的外交努力最终注定要失败，因为日益孤立的普京将自己置身于复仇主义的愤怒之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在独自作战，敌人是美国以及在乌克兰被他称为“由主要北约国家支持”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普京不断积累的愤怒集中于他眼中31年前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羞辱和以及随之而来的北约东扩，后者的目的是保护像波兰这样在莫斯科极权统治时期受尽冷战之苦的国家。

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愤怒显然已经形成一种吞噬一切的世界观，认为美国恶贯满盈。在军事领域上，这在未来几年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

“美国给世界许多地区带去法律和秩序，但几乎在每个地方都造成血淋淋、无法治愈的伤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诅咒，”普京说。美国在全球的所作所为是“骗子行径”。

他继续说：“因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说，由美国以自己的形象和样子组成的整个所谓的西方集团，整体而言就是同一个‘谎言帝国’。”

然而普京似乎并不在意俄罗斯入侵的一系列动作是惊人的欺人之谈，但这也是意料之中。

这种欺人之谈包括对“基辅政权”犯下的“羞辱和种族灭绝”未经证实的指控;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以便这些“人民共和国”可以向“俄罗斯求助”;并声称因此俄罗斯根据《联合国宪章》有权通过派遣军队“使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来回应援助请求。

最后，普京似乎毫不犹豫地命令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他指责基辅当局——在他看来都是新纳粹篡位者——渴望“获得核武器”以与俄罗斯进行不可避免的“对决”。

他似乎忘记了，乌克兰在1994年根据《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协议放弃了曾经拥有的庞大核武库。俄罗斯是签署该协议的国家之一，承诺作为交换，它永远不会对乌克兰使用武力或威胁，并将尊重其主权和现有边界。

看来也没什么用。

Roger Cohen是《纽约时报》巴黎分社社长，自2009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专栏作者。他为《纽约时报》工作了30多年，曾任驻外记者和驻外编辑。他在南非和英国长大，后来入籍美国。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YTimesCohe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2/26   发布时间：2022/2/26

旧文章ID：27242

作者：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俄军攻入乌克兰，对北京官员而言，任何暗示他们为了支持莫斯科而背叛中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都让他们深感愤怒。

他们甚至不愿称之为入侵，而更愿意描述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局势”则是另一种说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他对这场危机的立场与以往完全一致。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中国官方的摘要，习近平在周五的通话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说道。

“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习近平表示。

然而，在中国官媒制造的回音室效应之外，俄罗斯挑起的战争无疑还是令中国这一伙伴在包括主权立场等问题上进退两难。

周五，尽管俄军已经挺进基辅，中国可能还是在劝说俄罗斯拿出更温和姿态上发挥了作用。

在普京与习近平通话后，中方领导人呼吁进行谈判，俄罗斯总统表示对此提议持开放态度，推翻了他自己的外交部长几小时前发表的声明。克里姆林宫称普京的姿态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回应，后者曾表示他愿意讨论乌克兰的“中立地位”。

解决危机的谈判，无论多晚，显然都符合中国的利益，能缓和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所遭受的批评。

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都声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不断践踏他国，近年来最恶名昭彰的行动就是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中国一直传递出自己才是主权独立真正守护者的信号，特别是针对贫穷国家。

而另一方面，普京料到习近平就算不支持，也会接受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迄今为止，习近平政府一直在配合普京，将这场欧洲数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战争归咎于美国的狂妄自大。中国也与联合国对俄罗斯的谴责保持了距离。

中国“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对美国的核心攻击是指责它作为全球大国，不断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主权原则”，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两种说法完全矛盾。”

在推动普京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中俄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联系也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力。随着西方大国现在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普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成为俄罗斯石油、小麦和其他产品的投资者和购买者。

许多专家和前外交官都表示，除非乌克兰危机得到解决，否则中国还是会继续在言辞上费尽心机，在支持俄罗斯和对民族国家主权神圣的承诺之间极力寻求平衡。

如果战争扩大并持续下去，中国在这场致命危机中的含糊其辞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北京的立场已经激怒了西欧领导人，并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传统上与北京关系密切的亚非国家都谴责了俄罗斯的行动。宣称致力于所有国家的主权完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筹码，而这可能会受到贬损。

“从长远来看，这种立场不一对中国是有害的，”中国时事通讯出版物《中国内参》的评论员倪凌超表示。

“它不仅破坏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原则，也使它更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他说。倪凌超表示，这也会被“美国和欧盟成员国视为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表里不一和沆瀣一气，北京可能因此付出代价”。

中国报纸一致支持政府对这场战争的立场，指责美国提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是对俄罗斯的挑衅。

“中国认为，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不尊重俄罗斯的国土安全，”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认为这场战争是俄罗斯的自卫行为，自然不会将其形容为入侵。”

私下里，一些中国学者就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心存忧虑。在中文互联网上，一些用户强烈质疑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要如何与其长期坚持的理念相一致，即各国应掌控自己的命运。

“乌克兰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想加入北约欧盟那是它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周五，微博上的一条评论这样写道。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更为强调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人权标准。中国对于主权的现代概念是从19世纪西方列强征服清朝时发展起来的。

“对主权完整概念的强烈坚持，是第三世界殖民或半殖民地环境的典型特征，”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谈到这些概念在中国的演变时说道。“至今依然如此。”

北京对于主权范围的强硬观念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麻烦点。

北京坚称，台湾这个从未被中共统治过的自治岛屿最终必须与中国统一，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北京对南海岛屿和水域都提出了广泛主张。此外，它还因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与印度发生冲突。

在国内政策上，中国政府也在强调主权。当局在秘密审判异见人士时，往往会以“司法主权”为由拒绝探视或提供信息的请求。当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受到批评，官员们声称中国有权维护其“网络主权”。

现任亚洲协会主席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在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时，他们经常提到这个词。

“不干涉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整个概念已经不止于表面原则，而是中国体制内的操作原则，”他说。

对于要如何解释这种原则与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致，中国外交官还得下很大功夫才行。

虽然可能难以服众，但他们已经有过一些先例。2014年，当俄军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时，中国就在努力取得平衡。在一项敦促各国不承认俄罗斯对该地区主张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中国投了弃权票，但它也没有正式承认俄罗斯的主张。当2008年俄军占领格鲁吉亚领土后，中国领导人也尝试了骑墙策略。

但这一次，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更靠向俄罗斯了。他和普京在2月初北京冬奥会开幕时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在那份将习近平与普京紧紧绑在一起的声明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必然会对纵容俄罗斯侵略的中国进行惩罚，”曾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说道。

“但中国也更难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它不支持俄罗斯的行动，”她说。“看起来，是普京骗了习近平。”

Keith Bradsher和Ana Swanso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Liu Y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2/26   发布时间：2022/2/26

旧文章ID：27241

作者：  来源：VOA

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之际，美国出了一本新书，讲述在美国开启了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之后，美国的精英们，包括政界、商界和学界的领袖们，是如何受到中国广大市场的诱惑成了中国CCP的“说客”的，讲述他们帮助壮大中国的同时，是如何损害美国的利益，让中国最终成了美国的对手。

在这本名叫《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的书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把为尼克松访华打开前路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称做“中国影响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被作者点名的还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迪斯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罗伯·伊格(Rob Iger)，也包括老布什总统一家。

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多家智库都对此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作者的说法“太有争议”，因为在美国，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是在“做好事”，是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经说过，与中国接触，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选择社会体制的机会。

前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经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曾这样说过：“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但也有人指出，虽然如此，作者在书中举出的大量实例令其结论很难被辩驳。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现在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他曾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林培瑞告诉美国之音，他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美国对华关系中“养虎为患”的问题“说到位了”。他说：“为什么养虎为患呢？这虎怎么养起来的呢？这跟美国商界很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能够到中国去投资的大公司，把中国便宜的劳动力给剥削下来，做球鞋、做玩具，这是美国大公司，不只是美国的，应该说是跨国的大公司看到的一个好机会。这个问题是跨国公司跟CCP合作的问题。”

书的作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中国生活过6年，曾担任过《时代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在书中揭示了中共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概念的真实内涵，他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美国之音日前专访了石宇，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CCP的宣传渗透到美国人的谈话中

记者: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一个问题，你这本书主要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样的一本书？

石宇: 是什么驱使我写这样一本书？我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在北京。我搬回美国的时候，发现一些美国人，美国的精英们，描述中国的时候，不是用独立的语言，也不是中国人的语言，而是用CCP的语言。所以我就想，这太奇怪了。为什么我回到美国，听美国人讲中国，用的是中国人的话，中国式的宣传概念。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如何进入美国的。当我在中国，我和大家聊起来，大家说，这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东风”，也不是中国的影响，而是CCP的影响。我在这里想明确的一点是，我写书的时候，我做事的时候，我不是“反华”，我是“反党”(反共，编者注)。“反华”和“反党’是两码事，必须隔离这两个概念。

记者: 你在美国都听到了什么？大家都怎么说？

石宇：比如，大家经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5000年历史，而是中国CCP用这样的说法暗示，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合法继承人。中国有那么多悠久的历史，中国CCP是那段历史的巅峰。叙利亚也有5000年历史，埃及也有5000年历史，我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历史文明达到顶峰，因为它们没有CCP宣扬这些东西。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国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好吧，CCP还让数以亿计的人陷入贫困呢。中国人从79年到80年代初，真的是80年代末期脱贫。那句话暗示着，CCP是人们摆脱贫困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在80年代、90年代和今天非常努力地使自己摆脱了贫困，不是党，不是因为党。

记者：那你书的主旨是什么？

石宇：主要信息是中国CCP将很多负面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我们可以反击，不是用“麦卡锡主义”，也不是用种族主义的方式。

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记者: 在你的推特中，你说，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是最应该为目前美中关系的问题负责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中，你单独指出了基辛格？

石宇：为什么说他是应该为美中之间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是因为自1972年以来，尤其是自1982年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协会以来，他是那个不断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最重要的美国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友谊的概念。毛泽东说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时候，称呼他为“斯诺朋友”，而不是“斯诺先生”，“斯诺记者”。“友谊”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友谊是CCP的另一个术语，类似‘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概念。它是中宣部的一个概念，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CCP的朋友，你是帮CCP扩展它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术语，很长时间，大家用的也随便。他们说，‘太棒了。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这意味着你在宣传CCP的政策。基辛格是中国CCP有史以来拥有的最重要的朋友。有好几个人也写到了这一点，大家这样描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与CCP步调一致。我想，朋友的意思在这里是，按有的人的说法，就是中共的走狗。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基辛格多年来所做的是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但这不是对真正的中国，而是CCP想要在国际上塑造的形象。

记者：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基辛格是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

石宇：1990年代中期，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前议长，编者注)主张让台湾进一步独立，让台湾恢复其联合国席位。他和基辛格谈过这件事，但是基辛格说，不，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的威严、影响力和魅力说服了金里奇，让他相信这是一个糟糕的方法。在美国的政策中，甚至在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基本上可以说，从1982年起，他用了很多手段推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

记者：谈到基辛格，我就想到了尼克松总统。5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个月是他访华的周年，如果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那么尼克松呢？与中国接触可是他提出来的。那是一个错误吗？

石宇：我觉得不是错误。我实际上非常支持尼克松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尼克松是对的。基辛格错了。我对他那次访华之旅本身关注太多了，而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少关注。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尼克松在丑闻中离职，但他没有参与咨询业务，也没有成为商人。他指责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接任尼克松的美国第38任总统)在离任后加入了这么多董事会，出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

尼克松与中国保持着关系，但他这样做是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商人。当尼克松去中国时，他会和政策助手一起访问。当基辛格去中国时，他会和其他作为他的客户的商界人士一起拜访。他(基辛格)与当时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起去了几次，并帮助他在中国拓展业务。尼克松会去谈论政策，尼克松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共的批评远比基辛格更严厉。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

记者：除了基辛格外，你还提到了很多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很多人说，你的书非常“具有挑衅性”。在你看来，他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损害美国利益的？

石宇：他们压制了对中国的批评，放大了对中国的赞美，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体系。你知道直到最近，强烈批评中国对美国的商业领袖以及一些前政客来说都是禁忌。“我怎么能说中国的坏话？”“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这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好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可能会得罪CCP。这可能会冒犯中国人。这可能会让我们在中国的生意难做。正是这些非常限制性的框架阻止了我们就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进行真正健康的辩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合作，我们有过各种不同的认知框架。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现在中国是苏联的敌人了，所以我们应该与中国合作，以反击苏联”；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也不行了，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屠杀学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好吧，“如果我们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会进一步放开”。因此，我们将经济扩展到他们的国家，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好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理由，直到200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变得更强大并开始反击美国的利益时，我们又说，好，“我们可以塑造中国，我们可以让他们成为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下一个叙事方式。以前的叙事方式都行不通了，特别是在21世纪。现在，在美中真的有可能站在战争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展开足够的全国性辩论。美国未来应该怎么走？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如何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试图在中国扩大业务和影响力的商界的影响？

记者：所以，这也是美国学界和好莱坞的问题。你书中有两到三章是谈中国在美国学界和好莱坞的影响力的，这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你要把这两个领域单独提出来？

石宇：把好莱坞单独提出来讲是因为它可能是美国商业部门中最亲北京的一个，而且它又是宣传的重要载体。我在这里用宣传在这里意思比较宽泛。它用它的政治影响力在影响好莱坞所做的很多事情。好莱坞特别怕得罪中共，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经常宣扬中共的利益。

真正影响我的是我在2017年在重庆看《战狼2》(这部电影)。在电影的一开始，男主人公是在和一个贪婪的开发商在打斗。这是一部非常爱国的电影，在里面有中国的敌人(中国人可以是怀人，编者注)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连一个中国的敌人也没有(不能有中国人是坏人的情节，编者注)。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震惊，在这样一部爱国的宣传片中，中国人可以是坏人，而美国却没法这样做。

对于大学来说，大学对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坦率，比好莱坞也更加真实。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部门，是知识生成的地方。我认为，研究中国领域的人对某些事情的谨慎方式有损对开放知识的追求。你必须能够提出很多的想法。有的人说，我不谈政治，但是，你必须谈。你谈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不高度关注政治，你知道，或者你不能忽视这些事情。我发现这不利于学术自由的观念。

记者：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他们在试图与中国加深联系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地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你怎么看？

石宇：我是对像基辛格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人不以为然。确实有很多聪明的人与我看法不同，我认为这很好。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鼓掌。美国智库中有很多人，很多美国记者和很多学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会说，你知道，中共不是敌人，我们误解了中国。我觉得这是进行健康辩论的一部分。我担心的是人们出于经济原因，出于恐惧，出于自我审查这么做。

担心对华裔美国人的影响？

记者：你也提到美国公众有了觉醒，对北京的朋友的做法也有意识了。这会阻止这种做法吗？

石宇：但愿如此。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CCP在做什么，但我也担心越来越多的反华情绪和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行为。我希望我们关注的是中国CCP，必须将两者分开。不过，总体说来，这是一个好的趋势。我很高兴看到女子网球协会为支持彭帅所做的一切。我很高兴看到一些政界人士在讨论中国。我确实觉得这变得越来越现实，但这其中有一条线必须谨慎。

记者：所以你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你担心你的书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排外情绪？

石宇：我希望不是。我的确很担心。这就是我这样结束这本书的原因。美国有着如此可怕的反亚裔的历史，你知道，我们称之为“黄祸”。这个，这种非常东方主义的想法。你知道，大批东方人涌来，要占领我们什么的。我真的很担心鼓励这些想法。我强烈谴责他们。

我也担心我们的“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以及根除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我认为，当我们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时，我们的体系才是强大的。我认为需要将出于商业原因，出于一些非法原因这样做的人和持有这些观点(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分开。我也觉得有这么多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对中共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当他们看到有人诋毁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时，你知道，这反而会激起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心。所以，我觉得既有强烈的道德原因，也有战略原因。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但并非不重要。你的书名从什么地方来的？

石宇：我开玩笑的时候说，可以把它翻译成“美国很二”。题目来自与特朗普所说的美国第一，特别不恰当的民族主义观念，我们需要摈弃这些。

它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正在制造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其说是削弱其他国家，不如说是加强中国。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北京希望中国回到世界的中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很多宣传都在暗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抵御是徒劳的，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两个想法都进行了回击。

我也希望我的书起到预警的作用。如果我们持续忽略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按原来的方式做事，美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没什么关系，也许这更好，让我们对此进行辩论。如果这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应对？

来源时间：2022/2/26   发布时间：2022/2/26

旧文章ID：27229

作者：娄宇昂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在被起诉近一年后，美国司法部终于在1月20日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陈刚的指控。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陈刚有“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和“在纳税单上作伪证”的嫌疑，而这意味着陈刚可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非法资助”。作为麻省理工首位华裔系主任和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陈刚案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此案常被认为是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滥伤。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进行了撤诉处理，但此案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陈刚本人表示：“不必要的恐慌正侵扰着学术界，其他科学家仍面临指控。”一方面，学界对于“中国行动计划”的不满情绪正在高涨，而另一方面，“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司法“大棒”，而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是不会停止的。“中国行动计划”将会如何变化?这个话题关乎着美国华裔科学家未来的处境。

一、裹挟于“中国行动计划”洪流中的华裔科学家

科技实力是当代综合国力中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引发了美国的焦虑。加之美国对华存有科技上的偏见，其认为中国通过“经济间谍”行为获取了美国大量的科研成果，对华进行科技封锁的呼声在美国政界一直存在。2018年11月，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aff Session)宣布了旨在打击中国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具体的行动方略则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保护，严格审查美国科研人员与中国的联系，对“偷窃”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到目前为止，中国行动计划一共“炮制”了77起案件，并有148人因此受到指控。

美国国内的科研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而华裔科学家所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2009年以来，被司法部起诉为“经济间谍”的人中有52%的华裔。而自2018年以来，被司法部起诉为“经济间谍”的人种中有88%的人为华裔。亚利桑那大学和美国华人华裔团体 “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Hundred)的联合调查发现，51%的华裔科学家都表示对美国政府的监控感到恐惧，而非华裔科学家仅有11.7%的人有同感。附带在中国行动计划中的“种族主义”可见一般。国会的太平洋裔美国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主席赵美心(Judy Chu)也表示，联邦调查局对于案件的调查并非是以正常方式进行，而是从具有种族特质的嫌疑人身上先开始调查。

但中国行动计划并不局限于对华裔的种族歧视或仅仅是打击“经济间谍”。从本质上来看，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脱钩”战略的一环。但美国必然能够认识到，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难以被撼动，中美经贸领域全面的“脱钩”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美国只能选择在最关键领域进行脱钩，即科技领域。高强度的司法审查会造成学界中近似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美国科学家会对来自中国的资金和机会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中美学界的联系则会自动受到削弱。余下的科技合作也将受到来自政界的阻力，这会使得中国难以接触到最新的科研技术。

二、“中国行动计划”将会去往何方

中国行动计划是影响美国华裔科学家的生存状况与未来发展的最直接变量。幸运的是，“中国行动计划”有着诸多的内在矛盾，若美国政府不对其进行调整，其必然会走向崩溃。(编者注：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将结束“中国行动计划”。)

从其自身来看，中国行动计划是一个十分混乱的计划。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中国行动计划的目的在于打击经济间谍。可事实上，仅有25%的嫌疑人涉嫌违反了《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21年的6起案件中，竟然有3起案件的嫌疑人是因为“学术不端”问题而受到调查。而时至今日，司法部也未能给出中国行动计划的官方定义与具体措施，其仅仅罗列了计划的目的。

从其影响来看，美国的科研环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美国的科研环境一直被认为是包容开放的，这样的环境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美国在科技上越领先，则其自信心越强，而科研环境则能够更加开放和自由。这样的良性循环是美国科技霸权的支柱，而中国行动计划破坏了美国科研环境的自由与开放。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在2021年9月份的调查显示，竟只有不到25%的人认为美国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实现了对科学开放性的保障。中国行动计划或许能减缓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但美国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在另一方面，美国无法承担丧失华裔科学家的代价。斯坦福大学的调查显示，有97%的华裔科学家和94%的非华裔科学家认为华裔科学家在科研与教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行动计划”则正在增加华裔科学家与美国的隔阂，一个缺乏华裔科学家的美国，必然会在STEM领域成为二流的国家。诺贝尔奖得主、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表示，“我们搬起石头砸的不是自己的脚，差不多砸的是自己的头。”

从美国社会的反应来看，中国行动计划也必然会走向崩溃。陈刚案触怒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整个学界，大量呼吁变革的声音开始出现。一年前，在陈刚被起诉的初期，近两百名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教职工签署了联名信对他进行声援，他们表示，司法部的行为是对“任何从事科研工作的公民的侮辱”。陈刚案所引发的“寒蝉效应”是不可磨灭的，人人自危的科研氛围开始在美国弥漫。而对“中国行动计划”的不满情绪充斥着整个美国学界。在9月份，斯坦福大学177余名教职工致信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呼吁其结束“中国行动计划”，最终有来自全美223所院校的近两千教职工响应了这封信函。可以说，反对“中国行动计划”与反对政治干涉学术已经成为了美国学界的共识。

综上所述，中国行动计划是一条死路。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行动计划逐渐走向了衰落。2020年中国行动计划共引起了31起诉讼，在2021年只有6起。

三、华裔科学家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当前美国的政策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引发了学界强烈的不满，美国的政策必然会发生转变，可这并不意味着华裔科学家们能够回到从前。

华裔科学家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两大变量：第一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发展情况，第二是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状况。种族问题的情况为华裔科学家的发展划定了上限。美国对华裔的敌视有增无减。联邦调查局最新的调查显示，2020年美国的仇恨犯罪达到了12年来的历史新高，针对亚裔的袭击从158起跃升至274起。美国社会仍怀着“非我族者，其心必异”的看法，华裔科学家依旧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怀疑对象。但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改变，或许将是华裔科学家的“福音”。

对华构建科技壁垒的代价太高，美国对其科技领域的“脱钩战略”进行了反思。美中政策特别工作组(US-China Policy Task Force)在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中就提出，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应该更有选择性。进而提出，一定要鼓励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赴美参与科学研究。美国政府也的确采取了更有选择性的脱钩战略，采取了“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式的“精准脱钩”战略，对最核心的科技进行“严防死守”的同时允许同中国在非核心科技领域进行交流合作。美国国防部对“军企”名单进行了重新审核，将小米和箩筐科技移出了“军企名单”，而对字节跳动和微信的禁令也被撤销，被监禁近3年的孟晚舟也得以归国。由此可见，美国逢中必反的科技战略得到了改变。但对于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美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保护性措施。在这些领域上，美国甚至已经做好了在全世界上组建技术同盟并使用“举国体制”同中国竞争的准备。

由此可以预测的是，美国对于华裔科学家的司法干涉不会停止。但是干涉的范围会有所减弱，因为美国放弃了粗犷型全面脱钩的战略。不过从事关键技术研发的华裔科学家，处境很可能会比以前还要艰难。

结语

2018年以来，“中国行动计划”使华裔科学家的“美国梦”几经破碎，而美国的“开放和自由”的科研环境受到了影响。美国国内对“中国行动计划”的不满情绪正在激增，而陈刚的“沉冤昭雪”无疑是对华裔科学家的一次鼓励。可美国的“科技种族主义”暂时无法消退，华裔科学家受敌视的情况不会有巨大的改善。美国的对华科技政策的改变兴许能带动华裔科学家处境的好转，但他们境况的改善程度不宜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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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2/25   发布时间：2022/2/24

旧文章ID：27240

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今日，俄罗斯宣布在乌东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据乌克兰官方报道，目前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乌克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俄乌冲突已指向一场欧洲地缘大变局，美国和欧洲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外交事务》网站近日发文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过度强调俄罗斯会陷入战争泥潭，并以越南和阿富汗作为前车之鉴，但是它们未能考虑俄罗斯获胜的可能，更没有准备好应对欧洲秩序动摇后的结果。 本文提出“战争泥潭”外的另一种可能：俄罗斯成功实现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当前的安全秩序将发生重大转变：北约将以回归“防御性军事联盟”的方式复兴，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欧洲秩序将从军事角度重构，而欧盟等民事机构则被边缘化。这个过程中的最大难题是，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如何在确保欧洲安全的同时不卷入与俄罗斯的更大规模战争。全球局势将呈现一种非常棘手的杂耍状态：欧洲大陆处于经济战和地缘政治斗争状态，但这种斗争绝不能升级为彻底的战争。 普京的突然行动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再次表明冷战后的西方在和平与战争重大问题上的思维退化。只有认真考虑冲突及其后果，我们才知道如何更好地追求和平共处之道。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如果俄罗斯赢了呢?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乌克兰将改变欧州

文|Liana Fix, Michael Kimmage

翻译|谈行藏、述垚

2015年夏天，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震惊了美国及其盟友。出于沮丧，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叙利亚将成为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泥潭”。叙利亚将是俄罗斯的“越南”或普京的“阿富汗”，这个严重错误最终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结果，叙利亚并没有成为普京的泥潭。俄罗斯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从失败的边缘中拯救出来，然后将军事力量转化为外交杠杆。俄罗斯让成本和伤亡维持在合理水平。现在，俄罗斯在叙利亚已经占据一席之地。没有外交解决办法。相反，从以色列到利比亚，莫斯科在更大的地区不断累积影响力，并收获了阿萨德这个俄罗斯可以借以投射其力量的忠诚合作伙伴。在叙利亚，奥巴马政府未能考虑的一种可能是，俄罗斯的干预会大获成功。

如今，在2021-22年这个超现实的冬天，美国和欧洲再次面对俄罗斯的重大军事干预，这次是在欧洲境内。许多分析人士一再警告说，侵略者将面临可怕的后果。2月11日，英国欧洲事务国务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预测，一场大规模的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个泥潭”。这种想法认为，在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乌克兰全面战争的代价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将高到无法接受，并将带来大量流血冲突。美国方面估计，战争会导致多达五万平民伤亡。这不仅会削弱普京在俄罗斯精英中的支持——他们可能会在因随之而来的对欧紧张关系中大受影响——战争可能会危及俄罗斯经济，并疏远公众。与此同时，战争也可能将北约部队带到更接近俄罗斯的边界，让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内陷入与乌克兰抵抗力量的缠斗。根据这种观点，俄罗斯的战争举动将自食其果。

尽管如此，普京的成本收益分析似乎倾向于颠覆欧洲现状。俄罗斯领导层正在冒更多风险，不提那些日常政治的纷争，普京肩负着巩固俄罗斯在乌克兰影响力的历史使命(就像他最近在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所做的那样)。正如莫斯科所看到的，在乌克兰的胜利很可能触手可及。当然，俄罗斯也有可能找到满意的抽身之法。但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算计是正确的，就像叙利亚最终的局面一样，那么美国和欧洲也应该为泥潭以外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赢了，该怎么办?

如果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或者设法大规模地破坏了乌克兰的稳定，美国和欧洲将开启一个新时代。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将面临重新思考欧洲安全以及如何不卷入与俄罗斯的更大规模战争的双重挑战。各方都必须考虑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可能面临的直接对抗。这两项责任——坚决捍卫欧洲和平和审慎避免与俄罗斯的军事升级——不一定是相容的。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发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自己对建立欧洲安全新秩序的任务根本毫无准备。

1 俄罗斯的胜利：多种可能

对俄罗斯来说，在乌克兰的胜利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与叙利亚一样，胜利并不必然等于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它可能是在基辅建立一个顺从的政府或乌克兰的分裂。或者，也可以是乌克兰军队的溃败以及一场有效地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投降谈判。俄罗斯还可以在武力威胁的支持下，利用毁灭性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工具，使该国瘫痪并引发政权更迭。上述任何结果的出现，都将有效地让乌克兰彻底脱离西方。

如果俄罗斯通过军事手段在乌克兰实现其政治目标，欧洲将不再是战前的模样。不但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将得到确认，任何认为欧盟或北约能够确保欧洲大陆和平的感觉都将成为过去时代的假象。所谓欧洲安全，将不得不降格为仅仅保卫欧盟和北约的核心成员国。在欧盟/北约俱乐部以外的每个国家都将自求多福，除了芬兰和瑞典。这不是说扩大或者联盟政策(enlargement or association policies)会被有意识地叫停，但事实上这些政策会迎来终结。在俄罗斯的围困下，欧盟和北约将不再有能力在它们的边界外制定雄心勃勃的政策。

美国和欧洲也将与俄罗斯处于经济上的永久战争状态。西方将寻求实施全面制裁，鉴于俄罗斯与西方在经济上的不对称性，俄罗斯可能会采纳网络攻击和能源勒索的手段。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将上演一场21世纪的大博弈，俄罗斯不会放过利用欧洲对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承诺破裂的任何机会。通过公平和肮脏的方法，俄罗斯将抓住一切机会影响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和选举。在每次欧洲政治出现不稳定时，俄罗斯都将是一个时而真切时而想象的无常的存在(anarchic presence)。

在一个乌克兰被俄罗斯化的世界中，冷战的类比无济于事。欧洲的冷战边界上有一些引爆点，但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中冷战边界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稳定下来(注：Helsinki Final Act, 协议使苏联所划分的与东德及波兰的边界线合法化)。相比之下，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从罗马尼亚到土耳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宗主权(suzerainty)将打开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区。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存在就会被乌克兰邻国视为挑衅和不可接受的，对一些国家来说，这是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中，欧洲秩序将主要从军事方面进行构想，欧盟等非军事机构随之被边缘化——由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拥有更强大的力量，这将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的常规军队，随时可以投入使用。和北约不同，欧盟的国防政策远不能为其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军事保证将是关键，尤其对欧盟东部成员国来说。仅仅以制裁和口头宣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回应一个决意恢复失地的俄罗斯(revanchist Russia)是不够的。

2 欧洲东部：困境进一步升级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德国在军事上并不强大，其战后的政治形象建立在反战基础上。它周围的朋友圈，特别是东边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都处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凭借的是相对强大的军队和悠久的军事干预传统。然而，影响欧洲事务的关键因素仍是美国。北约将依赖美国的支持，欧洲东部焦虑和陷入危险的各国也会如此。这些前线国家就排列在在漫长的、不断扩张的、不确定的俄罗斯边境线上，包括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

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内的东欧成员国，可能会要求大量北约部队进驻其领土。如果芬兰和瑞典要求加入北约，并获得盟约第5条的保护，北约也不可能拒绝。在乌克兰，欧盟和北约国家永远不会承认莫斯科建立和支持的新领土政权。但他们将面临与白俄罗斯相同的挑战：如何在不惩罚人民的情况下实施制裁，并在无法接触的情况下支持有需要的人。一些北约成员国将支持乌克兰的叛乱，俄罗斯则会反过来威胁北约成员国，以作回应。

乌克兰将陷入严重困境。难民向多个方向逃离，数量可能到几百万。乌克兰军队中没有遭到直接击败的部分将继续战斗，跟二战结束前后撕裂欧洲的游击战非常类似。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永久升级的态势，或许在军事层面可以保持冷静，但在经济层面很可能变热。2014年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设定的(通常根据谈判所在城市命名，称为“明斯克”进程)，并不严厉。它们是可逆的，也是有条件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银行和技术转让的新制裁将是重大且永久的。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制裁将在外交失败之后出现，且一开始就是“梯子最顶格”。而俄罗斯必然进行报复，很可能是在网络和能源领域。莫斯科将限制钛等关键商品交易，就钛金属来说，俄罗斯一直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这场消耗战对双方都是考验。俄罗斯的手段会非常无情，并尝试满足一个或几个欧洲国家的单独利益，以促使其缓和关系，在经济冲突中让步，进而破坏欧盟和北约的共识。

欧洲的强项是其经济杠杆。俄罗斯的筹码则是欧洲或其跨大西洋伙伴的任何分裂或分歧。在这方面，俄罗斯将积极主动，并采取机会主义方式。一旦欧洲出现亲俄的运动或候选人，它一定会直接或间接提供支持。一旦任何经济或政治痛点出现，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政策的效力，都将成为俄罗斯宣传和间谍活动的武器。

以上情形大部分正在发生。但乌克兰的战争会增加赌注。俄罗斯将投入更多的资源，选择工具时更加放开手脚。抵达欧洲的大规模难民潮将加剧欧盟尚未解决的难民问题，并为民粹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4年的美国大选，将决定这些信息、政治和网络战的结果，和欧洲的未来。若唐纳德·特朗普或特朗普式候选人当选，可能会彻底破坏游走在危险边缘的跨大西洋关系，使北约的立场及其对欧洲安全的保护受到质疑。

3 北约的复兴：回归初心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的胜利将对其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宏观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功将迫使华盛顿将注意力转向欧洲。任何对北约协议第5条的模糊解释(例如特朗普领导时那样)都不再被允许(译注：即对北约任何成员国的任何武装或军事侵略都等同于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只有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坚定承诺才能阻止俄罗斯在欧洲国家间制造裂痕。但由于竞争关系中会出现优先事项排序，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情况下有些国家会跟美国有所冲突，绝对承诺会非常困难。当然，欧美间利益关系是根本性的。美国在欧洲商业中占据巨大份额。欧盟和美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2019年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为1.1万亿美元。一个运转良好、和平的欧洲可以助力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公共卫生，以及管理与中国或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等领域。如果欧洲不稳定，美国在世界上将更加孤独。

北约是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证并威慑俄罗斯的合理手段。乌克兰战争将使北约回归其设计初心、朝着一个不可战胜的防御性军事联盟复兴，而非成为民主建设公司或阿富汗战争那样的远征行动工具。尽管欧洲将要求美国做出更强的军事承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入侵还是会迫使所有北约成员增加国防开支。对于欧洲来说，这将是提高防御能力的最后机会——跟着美国——帮美国平衡俄中两难的问题。

俄罗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冲击还会在安卡拉引起问题。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一直在玩冷战留下的游戏——在大国间游走。然而，土耳其与乌克兰之间关系密切。作为北约成员国，它不会从黑海和东地中海的军事化中受益。俄罗斯行动可能破坏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并将土耳其推回美国身边，这反过来又可能在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制造矛盾。这对北约有利，也将为美、土双方在中东的伙伴关系开辟更大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土耳其就不再是麻烦，而变成欧美期待其成为的盟友。

乌克兰更广泛战争的另一个苦果是，俄罗斯和美国将在欧洲问题上视彼此为敌。但他们都无法承受对方更强烈的敌对行动。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多么相去甚远，意识形态多么对立，两个最重要的核大国都必须控制住他们的愤怒。全球局势将呈现一种非常棘手的杂耍状态：欧洲大陆处于经济战和地缘政治斗争状态，但这种斗争绝不能升级为彻底的战争。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决定在灾难性的阿富汗撤军后，于该地区重建其存在，美俄对抗可能会升级到最坏的情况——中东或非洲的代理战争。

保持沟通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战略稳定和网络安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中，美俄在恶意网络活动方面的合作仍在继续。在乌克兰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制裁之后，维持严格军备控制协议的必要性将进一步增强。

4 俄罗斯的胜利不是永恒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展开，西方绝不能低估俄罗斯，也绝不能依靠一厢情愿的叙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不是科幻小说。

但是，即使西方在阻止俄罗斯军事征服上能做的有限，也还是能够影响其后续发展。麻烦的种子往往隐藏在军事胜利的表面之下。俄罗斯可以在战场上消灭乌克兰，可以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但只能通过策划罪恶的战争，并摧毁一个从未入侵过俄罗斯的民族国家来实现。美国、欧洲、其盟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达成共识，对俄罗斯的行动进行批判。通过各国联合支持乌克兰人民，美国和欧洲可以提出方案，将一次侵略战争变为关于正义的精神思考。俄罗斯播种混乱的行为会与西方恢复秩序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被苏联吞并后，美国在华盛顿为其保存外交资产那样，西方面对这场冲突时，可以站在更体面、有尊严的位置。战争的胜利永远不会是永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发动和赢得错误战争的行为，往往会击败自己。

*文章转自Foreign Affairs，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来源时间：2022/2/25   发布时间：2022/2/24

旧文章ID：27239

作者：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撰写有关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文章。2022年2月11日，他于《纽约客》发表了《乌克兰问题上的新鸽派》(The New Doves on Ukraine)一文。文章讨论了美国国内对近期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的争议，将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审查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人士称为“乌克兰问题上的新鸽派”。

在华盛顿，没有人说他们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每个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情报官员向媒体透露：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可能会有5万平民丧生。分析人士正在解读军事信息，并且仔细审查弗拉基米尔·普京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展现出的大男子主义政治。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乌克兰的地面还没有解冻到不能承载坦克的程度，而这在军事解读中意味着一个令人恐惧的时刻可能即将到来。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领域，你会听到关于如何避免最坏结果的定期头脑风暴:周一，一位刚从政府部门出来的欧洲安全专家告诉我，他认为北约部队应该与乌克兰军队在一个邻国举行联合演习，转移其资产，以避开俄罗斯的毁灭性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想法听起来既不切实际又不实用。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密苏里州保守派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上周致信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其在此事上的立场。他写道，是时候重新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了，这是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做出的最初承诺。“现在正是直面残酷事实的时候，”霍利写道。“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兵力，显然表明了美国慎重对待其海外承诺的重要性。” 霍利的立场并不完全是鸽派的——他写道，他仍然支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他说拜登总统向东欧派遣军队的决策是不明智的，尤其是在美国应该关注来自亚洲的威胁的时候:“拜登政府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过去时代的遗留问题，需要特别审查。”

去年1月，霍利支持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鼓励袭击国会大厦的抗议者挑战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这使得霍利受到了民主党人和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的辱骂。但是他仍然能够直言不讳，并很快提出北约是否应当放弃扩张，这很快就成为了和平党派的立场。这种情况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那里招待了霍利，特朗普的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也在另一个场合招待了霍利。科尔比是一名对华鹰派，他的观点经常与霍利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场合，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激进派主持人迈赫迪·哈桑(Mehdi Hasan)写道，“我讨厌、讨厌、讨厌同意乔希·霍利的观点，但他说得有道理——每个人都知道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如果公开正式地这样说有助于防止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那么也许这是值得的。” 在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指责霍利对俄罗斯的观点“鹦鹉学舌”后，伯尼·桑德斯颇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马特·达斯(Matt Duss)发推特称，“霍利事件很糟糕，但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批评者的指责与此如出一辙。不要这样做。” 在《华盛顿邮报》上，资深政治记者戴维·冯·德雷赫(David von Drehle)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北约没有针对乌克兰的计划，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普京?(”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激进派晚间主播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在推特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他写道，“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有说服力。” 伯尼·桑德斯在《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芬兰的中立立场可以作为乌克兰的一个可能模式。北约也不需要妥协。”

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关键的日期是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北约主要成员国决定邀请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他们还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但没有具体说明何时或如何成为北约成员。这一声明代表了一种妥协。普京亲自抵达布加勒斯特，以举行会议，这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前苏联国家与西方结盟。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曾推动更积极的扩张，但据报道，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非常谨慎。布什的立场也遭到了他的一些顾问的反对。他们中的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上周在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警告他，普京会把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更接近北约的举措视为挑衅行为，可能会引发俄罗斯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最终，我们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

芝加哥大学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多年来一直认为，北约的扩张是一个错误，美国应该在与普京的冲突上保持克制，以便把重点放在中国身上。当我最近与他交谈时，他听起来似乎在微笑，因为他知道其他人正转而支持他的观点。“我一点也不喜欢乔希·霍利的政治观点，但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米尔斯海默告诉我，“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谁应对这场危机负责?是俄罗斯还是，老实说，是美国?” 他接着说，“俄罗斯人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发表声明后明确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北约扩张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2014年2月之后，他们明确表示了这一点。”当时，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导致俄罗斯支持的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下台。“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他们一再强调，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米尔斯海默说，美国带领乌克兰人“走上了报春花的道路”，这激怒了俄罗斯人，并给莫斯科“各种各样的动机来破坏乌克兰这个国家”，但是，美国没有承诺要保护俄罗斯。米尔斯海默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和北约表示，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想要的是一份书面协议。我认为，一旦这种协议能够被签订，这场危机就会过去。”

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中，美国外交政策领导人一直告诉美国人，“重返亚洲”迫在眉睫——这是巴拉克•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明确主题，也是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个不那么连贯的主题。拜登政府一开始也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非常时间，但是也被推迟了，以至于有点情景喜剧的节奏: 女主角想把家人介绍给她的新男友，但她的儿子被学校留校，她的女儿不肯离开她的房间，她爱管闲事的前男友“借”了她的车。彻底分手是很难的。人类的依恋有一种方式让你回到自己的过去，就像情景喜剧中的女主角一样。多年来，美国人一直被承诺要转向亚洲，但历史、惰性、理想主义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因素一直在阻碍这种转变。

从某些角度来看——至少从一些鸽派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障碍是Blob。这是奥巴马的顾问罗兹(Ben Rhodes) 对冷战后外交政策思想家、国防承包商、记者和政治家的称呼。这些人似乎总是同意，在国际紧张局势达到顶峰的时刻，被压迫的人民受到威胁，自由受到威胁，需要发射防空导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6年《时代杂志》(Times Magazine)的一篇关于罗兹的人物介绍中:“罗兹说，被称呼为‘Blob’的这个集团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以及两党中其他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他们现在不停地抱怨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安全秩序崩溃。”

最近，在2016年的民粹主义运动之后，有时可能会发现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反blob力量的出现，它由对华鹰派、教条的现实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被永远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们组成。这些人物之所以聚在一起，与其说是出于共同的目标，不如说是出于对美国传统错综复杂关系的不满:有些人是孤立主义者，有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只是有着不同的战略视角。他们的情感是悲剧性的，而不是浪漫的，他们有条件地走到一起，一直宣称他们是多么不能忍受对方。周四在参议院，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批评霍利，说他可能已经忘记了9/11事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Richard Durbin)与桑德斯发生争执，此前桑德斯表示，美国应该从门罗主义和“俄罗斯人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冲突。这种动态与其说是左对右，不如说是Blob对anti-Blob。

前特朗普国防官员、中国理论家科尔比(Colby)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表示，美国应该准备好为台湾问题开战。他告诉我，他认为大多数基层保守派都属于反blob阵营:“共和党选民，尤其是活跃的共和党选民，似乎对拜登政府对待乌克兰的方式持怀疑态度，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方式，” 科尔比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但这也存在着共和党选民退回到孤立主义的风险。“我要说的是，即使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更多的前沿右翼思想家——并不总是我同意的人——都在说，去他的。” 另一位特朗普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表示，在共和党选民中，很多人“对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深感失望。我们在那里待了二十年，损失巨大。” 他接着说，这种幻灭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最终变成了一个国家建设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一个文化进步的议程经常得到推广。“所以有一种文化战争的叠加，但后来美国又突然离开了阿富汗。‘这是为什么?’”

对于激进派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像在国内政策上那样左倾，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国家利益现实主义是一种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退路。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顾问达斯(Duss)告诉我，“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乎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而激进人士也带来了一种团结感。所以我们正在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与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致?” 达斯说，同时考虑美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人的安全问题，“是激进派人士应当承担的责任。达斯说，同时考虑美国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人的安全问题，“是激进派人士承担的责任。”问题是:我们实际上应该用什么工具来改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生命损失?什么样的现实结果才能既能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全面战争，又能维护乌克兰的民主和独立?”

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一名激进派外交政策记者和评论员，他对美国的部署已经从一种热情的态度转变为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告诉我，在乌克兰，他希望找到一种既能体现激进派的团结，又能体现对“国际政治悲剧性”的现实主义敏感的解决方案。贝纳特认为，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最好的结果与桑德斯的观点一致:乌克兰将采取中立姿态，效仿芬兰的模式，既不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也不寻求正式加入北约。(我从其他乌克兰问题上的鸽派人士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他们也承认，拜登政府可能无法单方面撤回加入北约的承诺。在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集结的情况下，乌克兰将不得不自愿寻求中立，但这似乎并非是迫在眉睫的。) 贝纳特继续说，“我希望激进派人士能站出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乌克兰人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们想要的是人权——那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乌克兰人拥有自决权。但我们也愿意面对现实，因为它们确实存在。’现实就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可能不喜欢，大国确实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美国例外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

如果这是拜登政府正在追求的道路的另一种选择——战略性的后退，公开放弃北约正式但模糊的扩张到乌克兰的计划，但是它也取决于某些假设：一个中立的乌克兰不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向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从而需要美国直接干预，限制北约扩张不仅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计划的一个特征，而且是其范围。

当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欧洲事务主管亚历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打电话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赞同米尔斯海默的历史分析，即北约对乌克兰的承诺是个错误。文德曼说:“我们走得太远了，但仍然不够。我们说过他们最终会加入，但我们没有给他们加入北约的具体途径。这既激怒了俄罗斯，也没有给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他们需要的保护。” 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乌克兰问题:不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向其他民主国家发出信号:如果它们受到威权政权的威胁，美国将支持它们。在文德曼看来，“如果你不相信并接受支持民主的理念，你就不可能进步。”

在我本周采访的所有外交政策演员中，文德曼的观点听起来是最冷酷的。作为一名伊拉克战争老兵和中校，他在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中作证后，被特朗普开除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博士生，对于最近的事件，他曾主张一个更早、更激进的方法来阻止普京的入侵——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向东欧派遣更多的北约部队——并且，他担心干预来得太晚。文德曼说，他预见到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难民。这可不是件容易逃避的事。我只是希望能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这一局面。”

在网络研讨会上，文德曼看起来有点精疲力尽。多年来，作为一名俄罗斯分析人士，他一直在观察乌克兰在走向民主和繁荣方面取得了一些缓慢、不规则的但真正的进展。他说:“尽管我们可能希望布加勒斯特重新来过，但进展已经改变了局势。” “北约只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 文德曼说，“这事关一个崛起的乌克兰，一个繁荣的乌克兰。因此，即使我们说，‘乌克兰在25年内或永远不会加入北约’，这也不会结束这场对抗。俄罗斯仍然会想办法把乌克兰拉回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文德曼看来，撤销北约承诺的理由与其说是非常规，不如说是神奇。“所以这只是表明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在乌克兰问题上缺乏决心的信号。它不会结束这场冲突。”

翻译文章：Benjamin Wallace-Wells. The New Doves on Ukraine. The New Yorrker, February 11, 2022.

网络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inquiry/the-new-doves-on-ukraine

译者介绍：池芷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武汉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在读，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2/25   发布时间：20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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