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贞 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五十周年，但学者们在讨论中美外交时，却经常忘记“乒乓”这个重要因素。2021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联合国五十周年，乒乓外交助力中国回归联合国——体育一直在国家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更不用说当下正在进行的2022北京冬奥会，体育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徐国琦教授是国际史的重要开创者，他率先提出了“共有的历史”这一史学范式，其著作《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本文整理自2021年11月4日徐国琦教授在武汉大学所做的讲座“体育在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和贡献”，经徐国琦教授审阅并授权，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修改。

体育作为中美共有的历史：1872-2008

在中美早期的外交中，体育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过长期以来未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留美幼童是早期中美外交中的重要人物。1872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为代表中国出使世界的使节。蒲安臣出使的第一站就是美国，他代表清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规定美国的教育机构得以向中国公民开放，使得清廷得以派遣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同年，清政府开始组织挑选留美幼童，资助他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计划十五年。这批留美幼童中涌现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设计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谈判庚子赔款项目的晚清外交家梁诚，以及邀请美国专家制定中国宪法的蔡廷干。

留美幼童

这些留美幼童在体育方面都非常出色。比如钟文耀在1880年作为舵手，率领耶鲁大学划船队打败了哈佛大学划船队。哈佛-耶鲁赛艇比赛起始于1852年，是全美最悠久的体育运动之一，影响力非常大。舵手是赛艇队的灵魂，既要掌控方向，还要动员队友，因此往往由全队最具领导力的人担任。钟文耀就是耶鲁赛艇队的舵手。他率领耶鲁大学划船队获得胜利，成为当时耶鲁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再如另一位留美幼童曹嘉祥，每个周末都会去打猎，其打猎事迹也被他的美国朋友记录下来流传至今。1881年，留美幼童被召回国时，路过加州奥克兰市，他们和当地的棒球队下战书，并在对战中大败奥克兰棒球队。在临走之际，留美幼童们通过这场棒球赛告诉美国人，“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但是，这些有趣的体育历史都不会被纳入到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中。毛泽东曾经称中美乒乓外交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平民外交”，但留美幼童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启了“平民外交”，只是学者们没有重视而已。

中国人的体育观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实际上，古代汉语中没有“体育”这个词，“体育”一词是1897年前后从日本传到中国的。在宋朝以前，中国人的体育观念与西方并驾齐驱，但此后程朱理学兴起，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束缚中国人的体育生活。宋朝出现了女性裹小脚的传统，从此之后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开始走下坡路。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被日本人打败，有志之士开始全方位地反思中华民族的落后，中国人体质之落后也成为反思的重要内容。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中撰写了《原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是一个“病夫”的说法。严复认为中国要富强，中国人的身体也需要改变，于是提倡“体育救国”，提出了新的身体观。

当中国人在思考救亡图存的时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恰好发轫。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国的顾拜旦开始筹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希腊成功举办。更有趣的是，刚好在前一年，美国传教士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该组织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向中国人介绍奥林匹克运动，推广现代体育。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杂志《天津青年》上讨论了三个非常著名的问题：中国人何时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何时赢奥运金牌?中国人何时主办奥运会?当然，直到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一百年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实现了奥运之梦。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救国确实时代强音。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成员，他也是这一理念的拥护者。后来，他在创办南开大学后，就极为重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1917年，毛泽东在当年4月份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名为《体育之研究》。毛泽东对体育的关注，正是继承严复以来的体育救国理念。

虽然有关“体育救国”的呼声很多，但中国人实际参与国际体育的并不多。在192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前，中国人一直是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名义去观摩奥运会。1928年，宋如海先生作为武汉汉口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前往阿姆斯特丹观摩，回国后出版了《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在这本书中宋如海把“Olympia”翻译成“我能比啊”，展示出中国人渴望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中国人也是可以和其他国家比的。

在此后的历史中，奥运会对中国而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前往洛杉矶，中国体育健儿终于第一次正式参加了奥运会。如果我们要把这一事件放在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会发现这一事件其实充满了政治色彩。同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让其合法化，伪满洲国希望派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而把“国旗”升到国际舞台上。许多爱国人士纷纷表示不满，尤其是曾控制东北的张学良将军，他出资8000大洋把刘长春送到美国参加奥运会。中国其实错过了奥运会的报名日期，但美国人还是接受了刘长春。1932年初，美国虽然孤立主义盛行，但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也拒绝了伪满洲国派人参加洛杉矶的奥运会。可以说，刘长春到美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纯粹是出于外交考量，不是为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为了展示“中华民国”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论上也参加了1952年奥运会。1952年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办，当时的芬兰是一个亲苏国家，苏联参加了这次奥运会，实行“一边倒”政策的中国也愿意追随苏联参加。但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陷入纠纷，最后选择既邀请大陆也邀请台湾。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信奉“一个中国”原则，蒋介石因为主办方邀请了大陆而拒绝参加，毛泽东发现蒋介石不参加，就决定让政府派人去。但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快闭幕时才到达，只在本次奥运会上竖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所以，1952年中国并不算真正参与了奥运会。1958年因为美国的台湾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了所有台湾参加的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才重回奥运，并打算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树立全新的中国形象。邓小平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表示，中国人不仅要参加奥运会，将来还要举办奥运会。

中国最终并没有参与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这与美国有很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回归奥运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洛杉矶运动会的组织者非常欢迎中国人参赛，因为能为他们带来大量的经济收入。为了表达对中国人的感谢，奥运村的第一把钥匙交给了中国运动员，奥运村因此第一个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在开幕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也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不仅拿到第一块奥运金牌，并一举拿下15块金牌，中国女排打败了美国女排的佳话也甚至流传至今。当然，最重要的事件是，许海峰在这届奥运会获得了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许海峰

2008年，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国土上举办了奥运会。在历史上，美国在任总统很少出席任何国家奥运会的开幕式，甚至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连自己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都不参加，但2008年时任总统小布什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见中国通过国际体育大大提升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更可看出中美关系的密切。在2008年奥运会中，中国一共拿了48块金牌，美国拿了36块金牌。如果从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来看，早在2008年中美两国的竞争如同1908年在伦敦奥运会上美英争霸一样，在奥运金牌榜上就出现了端倪。

中美乒乓外交

要讲到体育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乒乓外交是不能不讲的话题。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思考如何和中国实现“大和解”。尼克松在选举中承诺美军能够从越南战争中抽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尼克松希望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同时，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苏联在美苏竞争中占上风，苏联拒绝与美国进行谈判，尼克松则希望通过打中国牌使苏联回到谈判桌上。尼克松本人作为政治家，野心很大，希望千古留名，中美大和解也成为其战略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希望实现中美大和解。

但是在1949年之后，中美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彼此之间互不信任，如何保证不被对方愚弄呢?为了表达诚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公开抛出橄榄枝。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70年12月邀请斯诺一起吃早餐，希望斯诺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红娘”。1970年12月25月的《人民日报》头版就是毛泽东和斯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报纸右上角还有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中美双方其实都公开表达希望和解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其实是不信任斯诺的，因此中国的友好态度并没有被美方真正理解。

1971年3月28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毛泽东亲自决定中国运动员去参赛，并提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比赛，规定代表团每天向北京报告比赛情况。在日本比赛时，中国运动队有自己的巴士，但一个美国运动员格林·科文却在慌忙中上了中国人的巴士，中国运动员们一开始不敢与他交谈。但庄则栋想起了毛泽东曾说“美国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句话，便开始与格林交谈，还送给了格林一份礼品。毛泽东听说了这个情况，最终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友人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的最好红娘居然是价值25美分的乒乓球。两国友好之门立即开启。同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15日，中美政府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第二年访华——这一切都是乒乓球推动的。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美国人访华之后，中国人也迈出了赴美的步伐，开启了中美民间外交的第一步。由中美关系委员会出资，中国乒乓球队赴美旅行，受到了底特律民众的热烈欢迎。中国乒乓球队还在联合国展开乒乓球表演赛。在七十年代双方无法对话的情况下，中美关系都能实现战略大和解。目前中美关系紧张，我相信，在今天双方都有对话渠道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友谊之门不会再度关闭。

从体育角度看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历程

体育比赛是观察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此前被忽略的因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历程，也会发现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的1894年，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在经济、科技、商业上虽然都超过英国，但是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在军事上、外交上仍然拒绝担任霸主。但美国仍然全力以赴地在文化和体育上的进行扩张。1889年，美国人就开始环球宣传自己的国球——棒球。1899年，美国民间也出现通过打网球战胜英国的声音，美国人建立的网球Davis Cup应运而生。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英国人在开幕式上动了手脚，没有挂出美国国旗。但这个插曲并没有影响美国人获得奥运会的大胜利，通过在体育方面的强势出击，美国已经代替英国在经济上、技术上等多方面成为新一轮霸主。

从1896年到2020年，美国一共拿了1061块金牌，2636块奖牌，至今排名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综上所述，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轨迹是非常清楚的：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国际扩张主义就在文化、经济、体育方面普遍存在。直到二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才延伸到军事和外交上，成为真正的世界霸主。

回顾美英之间在体育上对抗的历史，我们便可以重新审视今天中美关系。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直到最后一天美国的金牌数才以一枚的优势超越中国。这既不是政治上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竞争，仅仅是体育上的较量。

总之，体育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能为我们揭示传统研究中被忽略的很多因素。从体育角度来观察中美关系的演变，我们也能发现，在历史中，无论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之中，我们在民间层面上始终有强大的“共有的历史”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帮助中美两个国家最终避免冲突，走向理解和合作。

来源时间：2022/2/20   发布时间：2022/2/15

旧文章ID：27185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对中评社表示，特朗普对华采取单边行动，企图通过逼迫中国多采购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这种手法从一开始就不可行，现在更是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

耶鲁大学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管理学院高级讲师罗奇是16日晚间与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就“如何避免美中意外冲突”举行线上对话，在回答中评社记者提问时做上述判断的。

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集团主席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罗奇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他说，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的错误叙事之一是，将美国的贸易赤字归咎于中国。有人以为只要挤压掉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工人就会变得更好。“那是胡扯!”这位说话一向耿直的经济学家说道。

罗奇指出，当美国对106个贸易伙伴存在逆差时，反映的问题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不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去追打某个国家，无济于事。考虑到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追打中国，只会让顺差转移到其它国家，且给美国的生产者带来更高成本，给美国老百姓加税。

罗奇指出，过去15年，中国已经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他们不想陷入发展初期的模式–做世界工厂，只做组装生产线并不能给他们的中产阶级带来长远的繁荣。此外中国也想在技术方面创新，在关键产业上领先。

罗奇表示，这让美国感到担忧，但美国却以为自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我们保持不变，中国必须靠拢我们”。他认为，这正是美国的问题所在，美国必须在宏观经济上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和改变，处理储蓄不足和财政赤字问题。

答问部分，中评社记者问：美方指责中国没有完成第一阶段协议的采购承诺，美国试图通过双边协议强迫中国购买以减少贸易赤字，你是否觉得这种手法注定会失败?

罗奇回应：“不是说注定会失败，而是已经失败，起不了作用。”

对于拜登政府维持由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战模式，罗奇表示他对此持批评态度。他说，当你与106个国家有贸易逆差时，反映的是国内储蓄的缺乏，而不是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追打你最大的贸易伙伴，解决不了贸易赤字问题，过去对日本不管用，今天对中国也不管用。

罗奇指出，美国不愿或无能进行经济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只好盯住中国，作为美国无法整理好自己房屋的借口。美国预算赤字和储蓄不足不是中国的过错，美国对中国从事经贸的方式不满，完全有权通过世贸组织发起争端解决，但像特朗普那样，在“让美国再伟大起来”的旗号掩护下，对华采取单方面行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行。特朗普将第一阶段协议夸口为本世纪最好的协议，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outright unmitigated failure)

罗奇表示，美国在处理对立的经济关系时，固守拜占庭式的过时框架，不断重复类似的做法。

“我们总是寻找替罪羊，我们有受害者情结，需要一个人来甩锅我们的问题。”罗奇评论道。

罗奇指出，过去美国通过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重估日元币值，削减利率，产生经济泡沫，让日本至今仍想从失去的30年挣脱。现在又将这种手法用在中国，但中国人不会那么做。中国已经从日本那里吸取教训，采取不同的手法，比日本人更有效地应对和控制风险。

来源时间：2022/2/19   发布时间：2022/2/19

旧文章ID：27177

作者：沈逸  来源：环球时报

自人类面临新冠疫情威胁以来，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面对疫情的反应，找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继而加以持续改进，是所有认真应对疫情冲击国家都会自觉做的事情。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无讶异地发现，美国，这个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令人吃惊地成为全球抗疫最失败的国家，它已为此付出超过90万美国人生命的代价。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现有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知错不改。

所谓知错，就是与外界一般的预期和认识不同，美国政府和公共卫生相关领域，自始至终都知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美国存在哪些缺陷和不足。

从近的来看，2022年1月27日，承担审计监察职能的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名为《新冠肺炎：对救济基金的监督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领导能力亟须重大改进》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领导协调作用”已被列入“高风险名单”，被列入这份名单意味着“易受浪费、欺诈、滥用和管理不善的影响，或是亟须转型”。报告认为，十多年来，HHS在应对与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有关的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展现的领导协调作用与能力有着“重大且长期存在”的缺陷。报告总结了HHS在多个领域工作中存在的五大缺陷：为联邦政府、州政府、非政府合作伙伴等建立的角色和责任不够明确，收集的疫情数据不够完整全面，与主要合作伙伴和公众进行的沟通不够清晰一致，透明度不足且问责制度存在问题，对关键合作伙伴的能力和局限性了解不足。

从稍微远一些的来看，2019年美国曾经举行过两场以美国本土面临大规模传染病造成公共卫生威胁为场景的模拟演练。这两场推演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联邦层面包括各个机构对由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导全局工作方面依旧存在分歧，各州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上各行其道，资金短缺、防护设备制造能力差、供应不足、药品规格名称不统一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负责传统救灾任务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与主管卫生领域的HHS在谁应该领导一应机构抗疫方面也存在认知模糊及法规缺陷。

再向前继续推进可以发现，从21世纪初开始，已经持续有人关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是否能够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带来的挑战，而在制度设计、资源储备、人才队伍、应急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暴露在各方面前。然而，极为微妙的是，知道错误在哪，华盛顿却怎么也改正不了。不仅改正不了，而且还对能够有效防控疫情的做法，进行日趋显著的带有歇斯底里色彩的攻击。

2022年1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逻辑错乱、事实不清、观点荒谬的文章，称追求“清零将把国家置于灾难之中”，疯狂攻击中国事实证明有效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这篇文章最严重的问题，是将抗疫的有效策略理解为“用人命去填”，只要“不全部死光”且敢于顶着病毒传播风险进行所谓的“开放共存”，就被认为是有效策略，而且坚持要中国仿效和学习。这让人不由得揣测文章作者是不是希望通过忽悠中国，让中国按照美国3亿人死90万+的比例死上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以满足文章作者的畸形偏好。不过联系到2020年2月，一些美国议员通过内部机密情报了解新冠病毒威胁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是通知民众强化防护，而是利用内部信息去合理合法地炒股赚钱，也就不会对《纽约时报》文章表现出来的荒腔走板感到意外和惊讶了。

很显然，意识形态领域的傲慢与偏见、政策设计层面的深层缺陷，以及在体制机制维度上对生命的漠视与不尊重，使得占据硬件优势的美国，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地成为全球抗疫最失败的国家之一。希望美国能够早日醒悟，对问题进行有效整改，与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而非坚持在错误方向上坚决不改。(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来源时间：2022/2/18   发布时间：2022/2/18

旧文章ID：27183

作者：赵晨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为缓解俄乌当前的紧张关系，近期美国、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谈判活动。然而，与反复强调希望避免冲突的俄乌欧领导人不同，拜登政府却一再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危险，并于日前关闭美驻乌克兰大使馆。频频拉响战争警报无益于和平解决危机，但却能有效放大美国的角色和地位。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Josep Borrell)心酸地指出：在危机当头才发现，在俄乌冲突上，欧洲人的参与和发言权少得可怜。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跨大西洋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乌克兰危机中拜登政府的行为模式值得深思。本文作者认为，拜登政府执政后欧洲在美国外交的重要性上升，其对欧政策正在向奥巴马时期的“巧权力”外交模式回归。所谓美国的“巧权力”，就是为了保持和重塑国际领导地位，美国不必使用自己的“左右手”，而是可以通过盟友、国际机制、外交和理念的力量来实现代表美国目标的利益。这种方式既可以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能确保美国行为的合法性。通过调用“巧权力”，美国在美欧之间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中合力压制“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和“唯一能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全球竞争对手”中国。 去年，美国成功在美欧关系中插入“中国议题”，而当下的乌克兰危机，美国或将实现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和打压俄罗斯的双重目的。美国外交模式的转型值得重视，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

从“蛮权力”回归“巧权力”: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初评

赵晨

拜登政府执政后，改变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轻视欧洲的态度，高度重视包括欧盟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在内的盟友。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明显在向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的“巧权力”外交模式回归，欧洲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上升，拜登政府一方面以“民主同盟”和“共同价值观”对欧洲盟友进行绑定，另一方面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给欧洲“让利”，力求缓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欧矛盾，使美欧关系得到改善。

1 从“蛮权力”向“巧权力”回归

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不重视欧洲盟友，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以美国的即时获益为外交政策目标，将美欧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武器化，高举“关税大棒”，滥用国家安全诉求，实施“长臂管辖”与次级制裁的频度和无理程度史无前例，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蛮权力”。在这一时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陷入21世纪以来的最低谷。拜登当选后，对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高度重视。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指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发挥外交领导力就意味着要再次肩并肩地与我们的盟友和核心伙伴站在一起”。2月19日，拜登通过视频形式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该会议的美国现任总统。在会上，拜登向欧洲国家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在过去的几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经受了考验，但现在“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公开表达出对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与欧洲重新接触”的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再重申拜登政府对欧洲的承诺，表示拜登政府将同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保持一致，拜登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一个“完整、自由、繁荣、和平的欧洲”。

尽管欧洲在遭受特朗普四年“折磨”之后，对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美国回来了”的说法依然心存疑虑，但拜登政府的对欧外交的确是“回来了”，跨大西洋外交关系已全面重启。2021年6月9日至16日，拜登将欧洲定为他的首次出访地，接连出席英美领导人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以及欧美领导人会晤，并在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在他返回华盛顿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布林肯即访问德法意三国，巩固拜登的访欧成果。拜登政府在重塑美欧关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政治成本，这不仅体现在高层互动方面，还体现在美欧之间的网络化沟通和对话机制已恢复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水平，工作层面的沟通渠道已经畅通。

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拜登政府也同特朗普政府做了部分切割，缓和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欧贸易争端。2021年3月，美国与欧盟宣布双方暂停因波音和空中客车飞机补贴争端而相互施加的报复性进口关税四个月，美国取消75亿美元欧盟输美商品关税，欧盟取消近40亿美元美国输欧商品关税。在2021年6月举行的美欧领导人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就这一持续17年的航空补贴争端达成“休战协议”。特朗普时期美国单边对欧盟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欧盟在2021年5月率先暂停对美国实施的报复性关税， 拜登政府与欧盟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计划在2021年年底前解决这一关税争端。布林肯曾指出，特朗普对欧征收关税只是“假强硬”，伤害的是美国民众，拜登政府将结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欧 “人造贸易战”。此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坚持下，拜登还改变了反对建设“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立场，美国在2021年7月与德国达成协议，宣布豁免对此天然气管道运营公司及其负责人的制裁。

在国际事务方面，拜登治下的美国宣布部分重返国际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这符合欧洲的意愿和对美国的期待。拜登在1月20日宣誓就职的当天颁布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还与俄罗斯达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五年的协议，宣布尽快重返伊朗核协议谈判。此外，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但增加500名驻德美军，拜登在访欧期间重申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的承诺。美国这一系列的举措彰显了拜登政府重视欧洲盟友的态度，增加了拜登宣称的所谓“美国回来了”政策的可信度。

在对欧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已展现出与特朗普政府的显著不同。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粗鲁蛮横，不在意对外交往的利益互惠和制度规范性，也不注重维护长期博弈所必需的信用积累和声誉。拜登在文明有礼方面超越了特朗普，在保持信誉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方面，他目光长远，也更有耐心。拜登在当选总统之前的2020年4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出“外交需要信用，而特朗普已经粉碎了我们的信用”。拜登弃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重视美欧共同的价值观和以此为根基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视欧洲盟友的作用，愿意以谈判的方式处理美欧的经贸矛盾。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正在向奥巴马时期的“巧权力”外交模式回归。所谓美国的“巧权力”，按照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苏珊尼·诺瑟(Suzanne Nossel)的定义，就是为了保持和重塑国际领导地位，美国不必使用自己的“左右手”，而是可以通过盟友、国际机制、外交和理念的力量来实现代表美国目标的利益。这种方式既可以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能确保美国行为的合法性。

美欧关系转入“和谐”，与拜登团队成员个人偏好和民主党政策理念与欧洲主流意识形态相近密切相关。拜登本人以自己为爱尔兰后裔而自豪，他并不掩饰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好感，不赞成英国脱欧，同时也是北约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称拜登为“一代人中最具有跨大西洋精神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布林肯也是“亲欧派”，他的父亲曾在克林顿时期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叔叔艾伦·布林肯(Allen Blinken)曾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布林肯9岁时曾到巴黎求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2021年6月访问德国期间，布林肯和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一起追忆学生时代与德国友人共组乐队的经历，他与马斯都参加过美德教育交流项目。

民主党在冷战后一向比共和党更愿意促进美欧协调。美国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更为接近，他们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社会问题都更为宽容，支持女权主义，注重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主张社会平等，赞成社会再分配，赞赏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对欧洲更有好感。而由保守派构成的共和党则更为传统，支持不受限制的私人持枪权利和保留死刑，捍卫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美国自由派以及欧洲多数人的立场不同，右翼共和党人不愿看到美国文化“欧洲化”，认为“欧洲化”意味着“道德颓废”，他们将以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为代表的美国自由派看作“欧洲人”。在外交理念方面，民主党秉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主张的国际自由主义理念，支持多边主义，强调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的作用，认为这些机制为同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注入了“黏合剂”。但共和党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开始反对国际组织对“美国主权的干涉”，推崇美国的“行动自由”，轻视甚至忽视欧洲的伙伴作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嘲讽欧洲是因为缺乏力量才崇尚外交，而美国则由于拥有充足的军事实力，所以为了更好的实际效果，宁愿直接以武力解决问题。卡根仿照约翰·格雷(John Gray)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提出了“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来自火星”的比喻。但英国学者提摩许·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则指出，其实比喻为“共和党人来自火星，民主党人来自金星”更为准确。

但也应看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同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等其他民主党政府的对欧政策相比，也有新的特点，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因素，特别是中国因素在美欧关系中的分量急剧上升。拜登在欧洲问题上“去特朗普化”，但其对华政策却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打压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基调，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在考虑跨大西洋关系的时候，中国因素成为重要议题，拉拢欧洲盟友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与欧洲合作的重要目的。2021年3月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展示了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竞争的姿态，而欧洲就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实力盟友”。在拜登就任之前，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就表示，拜登政府将改善同欧盟和其他盟友的关系，以“重启”(reset)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在拜登政府看来，加强美欧协调是美国得以压制中国、保持世界霸权地位的低成本策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力图推进“巧权力”外交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20年《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在外交方面，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中俄都不具备的宝贵资源，是美国向全世界投送力量的基础。特朗普威胁北约成员取消军事保护、分摊军费的做法使美国的同盟体系出现了裂痕，必须修复美国的同盟体系才能强化美国的军事地位。

2 欧洲的反应

对于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欧洲国家各有不同看法。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更赞赏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立场和增兵中东欧的政策，但欧盟和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对拜登当选持欢迎态度。美国2020年大选投票进程刚结束，拜登胜选的消息宣布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四天内三次向拜登表示祝贺。拜登表示要重塑跨大西洋关系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Josep Borrell)就表示，“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重建欧美合作。既然美国新的领导准备重塑双边伙伴关系，欧盟也应做好做出贡献的准备。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愿意倾听的美国和一个能够行动的欧洲”。11月7日， 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里(David Sassoli)发推特称，世界需要欧洲同美国保持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特别是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我们期待合作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日益不平等等难题。2020年12月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与美国应对全球变革的新议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提出新的跨大西洋合作议程路线图，将医疗健康、气候变化、贸易与技术以及国际安全列为重点关注领域。该议程提出要设定 “欧盟-美国联合技术议程”，建议美国推动建设安全的5G基础设施，双方并就6G展开对话。欧盟还提议启动《跨大西洋人工智能协议》，制定区域和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蓝图。在数据治理方面，欧盟提出就在线平台责任展开跨大西洋对话，进一步加强数字市场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合作。在增进贸易方面，欧盟也率先向美国提出建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提升跨大西洋技术和产业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扩大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

在全球治理层面，欧盟领导人认为，拜登政府就职将是欧盟和美国重启全球伙伴关系的新开端，欧盟和美国可以重新致力于塑造全球议程、秉持多边主义、保持团结并坚守共同价值观。拜登政府更加依赖伙伴和联盟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使欧洲的大西洋派精英为之振奋。德国国防部长安妮格丽特·克拉姆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甚至为此批驳法国总统马克龙，劝其放弃“欧洲战略自主”的幻想，认为欧洲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无法取代美国发挥的关键作用。在总体上欧盟和法国、德国领导人对欧美关系的判断还是清醒的，他们认为欧美关系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欧洲可以在追求“战略自主权”的同时，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认为，欧美之间的分歧不会突然消失，“欧洲必须掌握命运，才能代表自身利益并捍卫欧洲的价值观”。法国总统马克龙始终主张欧洲需要保持较强的独立性，他在出席大西洋理事会活动时强调，“不希望百分之百依赖美国的决定，否则将丧失欧洲的独立自主”。

近年来，欧洲面临内忧外患，相对实力加速下降，欧洲政治精英的焦虑感明显上升，他们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欧洲主权。2017年，当时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在致欧盟27国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欧盟面临五种地缘政治的威胁，分别是“咄咄逼人”的中国、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侵略性政策的俄罗斯、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战争、恐怖和无政府状态(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盛)，以及发表令人担忧声明的特朗普政府，这些外部因素使欧盟的未来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对特朗普未能获得连任，欧洲建制派政治精英深感如释重负，拜登要带领美国重返美欧西方联盟，使得欧盟和法德等西欧国家“捍卫西方价值观”和推行“人权外交”的信心大增。2021年1月，经历了“中毒事件”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Alexei Nalvany)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捕，欧盟随即动用2020年通过的《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欧盟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俄罗斯相关人员进行制裁。3月，美国配合欧洲对俄罗斯多人和多个实体实施制裁，这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5月，白俄罗斯迫降瑞安航空客机，逮捕一名白俄罗斯籍记者的事件发生后，欧盟和美国经过协商，对白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欧盟在人权事务上的强硬立场令原本有所缓和的欧俄关系再度降温。在军事领域，拜登政府执政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在黑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欧洲多国参与军演，随后俄罗斯也在黑海举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在中国议题上，欧美也有共通之处。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在向欧洲理事会提交的《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指出，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国既是欧盟紧密合作的对象，又是欧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点的谈判伙伴，还是同样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竞争者，也是推广不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从时间上看，欧盟的这种对中国的分类认知要早于拜登政府的认知。布林肯在2020年10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中国虽然在经济、科技、军事以及外交领域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但也不应将中美关系的定义过于简单化和标签化，而且要避免“自我实现预言”。布林肯认为，中美关系有敌对、竞争方面，同时也有合作方面。拜登政府的这一“敌对、竞争和合作”的对华综合战略定位与欧盟委员会在《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的表述相近。考虑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团队的“亲欧”立场，不能排除其对华政策定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政策理念与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意识形态相近，均注重所谓的“民主、人权、法治”价值观。通过“巧权力”运作，拜登把“中国议题”列入跨大西洋议程，从所谓的价值观和“民主”理念入手指责攻击中国，构筑和强化国际和地区反华战略同盟。2021年以来，在所谓的新冠肺炎病毒“溯源”、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状况”、南海、台湾等议题上，欧盟与美国相互配合，不惜捏造事实、主观臆断，掀起了一轮轮的对华“叙事战”。特别是2021年3月，欧盟理事会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四位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这是近30年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此次制裁对中欧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引发了中国的反制裁，也使2020年年底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冻结。欧盟一向自认为是“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占据“道德高地”是欧盟自认为区别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重要特征。欧盟之所以决定对中国实施本次制裁，既有对中国的严重误判，也和美国拜登政府的怂恿和支持密不可分。

尽管如此，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仍不愿意彻底选边站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拜登出访欧洲前就曾警告美国，欧洲不愿“回到冷战的逻辑中”，不愿追随美国的意愿将中国视为西方的新敌人。马克龙表示，在与中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上，欧洲将保持独立性，“既不成为中国附庸，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结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与德国和意大利一起，不同意美国提议在公报中写入“强迫劳动”的内容。在北约峰会上，法国和德国与美国的不同步更为明显。马克龙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曾提出北约已经“脑死亡”，此次峰会他更是明确说不应该混淆北约的目标：北约是一个关注北大西洋的组织，而中国与北大西洋关系不大。北约峰会后，默克尔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过分夸大军事联盟(指北约)决议对中国的作用，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是一个对手，但同时也是许多问题上的合作伙伴。最终，北约峰会的公报尽管写入了指责中国的内容，但也宣称“北约尽可能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愿在气候变化等北约共同面对的挑战性议题方面与中国接触”。

从欧洲的公众舆论看，拜登政府并未在欧洲赢得民心。在拜登启程前往欧洲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和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由于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拜登并没有能使美国在欧洲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中国的声望在法德两国有所提升。这项在欧洲主要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51%的德国人视美国为可靠伙伴，在法国这一比例是60%。民调结果表明，“拜登效应”并未发生，并且“美国影响力的衰落，在今天仍然与特朗普执政时相同”。尽管“美国认为自身在海外的影响力正在提高”，但民意调查的结果与这一看法相反。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等智库对美欧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受访者表示感受到“中国威胁”的人数比例均不到受访对象的半数，德国只有40%，而美国受访者认为受到“中国威胁”的比例则高达61%;受访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民众均没有将中国视为经济上的“威胁”，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受访者却认为应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

3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辨析

作为民主党传统的建制派，拜登政府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高度重视，认为它是构筑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奉行“巧权力”战略的拜登政府重视对欧外交，力图以意识形态作为促进美欧“大西方团结”的黏合剂。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宣称，拜登政府将外交视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第一工具，民主是最大的资本，盟友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政府要与想法相似的(like-minded)盟友联合打击以“民主国家”为目标的新型攻击模式，包括跨境入侵、网络攻击、虚假信息传播、“数字威权主义”、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投资进行胁迫等，重点打击“威权国家”利用腐败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发展和保护重要可靠的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主导新兴技术、环境、人权等领域国际规范的建设。

在访欧期间，拜登一再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布林肯对此的解释是：“我们要维护的是我们几十年来共同建立、倾注心血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如果有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该秩序，我们将站出来捍卫它。这不是针对中国，这是关于捍卫秩序。”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和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牵头撰写的报告《当心差异：跨大西洋中国政策的优先事项》(Mind the Gap：Priorities for Transatlantic China Policy—Report of the Distinguished Reflection Group on Transatlantic China Policy)中，他们明确指出，现实的美欧关系发展目标就是针对不同议题，分别设置不同的成员资格，以结盟(coalition)的手段保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机制(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顺利运行。但是美欧建制派政治精英力图通过将跨大西洋内部协调出的“规则”不经过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商议，就“放之于四海”，把它变成普遍适用规则，这明显是一种“小集团”式的思维。2021年7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出席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这一概念阐明中国的立场。王毅指出，动辄声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以此向别国施压，是强权政治的翻版。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少数国家的帮规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到底基于的是什么“规则”，维护的是什么“秩序”，必须明确界定，不能语焉不详。中国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各国共同认可的体系只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各国共同维护的秩序只能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只能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只是美国“巧权力”对外战略核心概念——“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个同义词而已。《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21年第1期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行了专题讨论，美国学者大卫·莱克(David Lake)、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德国学者托马斯·里瑟(Thomas Risse)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概念进行了解析，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往往需要加上限定词，或者是“美国领导的”，或者是“开放的”，或者是“基于规则的”。拜登政府反复使用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显然是特指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国际秩序”的 “基于规则”和“自由主义” 两个定语相互矛盾。大卫·莱克等学者认为，将“自由主义秩序”描述为“基于规则”是不充分的。比如，19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以开创大国协调为特征的维也纳体系为代表)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是基于规则的，但它们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美国拜登政府和英国约翰逊政府的说辞，只有所谓的“民主阵营”国家才能制定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就是排外的，是合法性不足的规则，制定这种规则的方法就不符合自由主义“开放”和“包容”的原则。如此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的一种背离，如果不是各主权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参与确立可使国际社会广泛受益的国际规则，那么这种国际规则就不具有权威性，无法令世界其他地区信服。

还可以再从历史角度一探美欧建制派政治人物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进过程。在前述的《国际组织》专题文章中，德国学者坦妮娅·布泽尔(Tanja Boerzel)和迈克尔·祖恩(Michael Zuern)共同撰写了《争论中的自由国际秩序：从自由多边主义到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From Liberal Multilateralism to Postnational Liberalism)一文。该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化过程划分为冷战期间的多边自由主义和冷战后的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两个部分，指出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机制，这些机制能够促进自由贸易、保护国家自由管理本国经济的权力，因此可以降低失业率。但是冷战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后民族国家自由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侵入性自由国际秩序”(intrusive liberal order)，它已不再“以规则为基础”，而是公开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派人士的所谓“社会理想”(如所谓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迁徙”“性别宽容”等理念)背书，并且得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建立的一些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的保护。这种“秩序”受到多方关于双重标准、固化国家间不平等、不公平分配的批评，给其带来无法自我解决合法性的问题。21世纪以来，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美欧联合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国际刑事法庭选择性地判处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姆拉迪奇终身监禁、美欧支持“南海仲裁”结果，这些均为“侵入性自由国际秩序”过度侵犯国家主权、导致不公正结果的鲜明体现。美国拜登政府和欧洲主流建制派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深化合作打压中国，必将导致全球自由贸易程度和跨境投资水平下滑，届时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成为“保守排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是否还能被称为“自由”，或是在适用范围上还能被称为“国际”，都应该打个问号。

4 结语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高度重视欧洲盟友在美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改善了特朗普时代美欧之间的气氛，以“巧权力”外交扭转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下滑趋势，迎来了美欧协调的“蜜月期”。但是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改善美欧关系的举措有强烈的自利政策取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拜登政府希望和盟友合力来压制“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和“唯一能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全球竞争对手”中国，所以有意将中国议题置于美欧之间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刻意营造焦虑感和紧迫感，用所谓“中国对西方自由世界带来挑战”的说辞，强迫欧洲选边站队。

欧盟和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欢迎美国对盟友的政策“回归”，但仍然深度担忧特朗普的影响会卷土重来，同时他们对美国为应对全球疫情和稳定世界经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满意，欧洲民众对美国实力和发展前景也不抱乐观期待。在对华事务中，欧洲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和媒体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上与美国拜登政府保持密切协同，在技术竞争和规则竞争领域，欧洲还率先抛出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这一跨大西洋合作机制倡议。然而在总体上，欧洲并不愿牺牲其经济利益，不愿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中指出，“一起反对中国极有可能制造冲突，我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同样反对美国把欧洲拉入“新冷战阵营”中。经过同欧洲盟友进行多次磋商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表示不会逼迫盟友陷入“我们或他们”的两难选择之中。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尽管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制造业产品可能会出现供应链风险，但同样担忧过度跟从美国对华施压会危及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导致欧洲自身的经济利益受损。欧盟和德法等国在对华经济政策上也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虽然被冻结，但该协定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仍有较大希望获得欧盟批准。尽管德国和法国在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将相继举行大选，欧洲的政坛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中美欧三方分领域博弈与合作的态势预计仍会延续。

*文章转自《当代美国评论》，限于篇幅，注释从略，文章有删节。

来源时间：2022/2/18   发布时间：20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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