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志東  来源：作者赐稿

【编者按：本文是郝志東和黎明所著《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一書的前言。書的前言和結語在撰寫過程中，徵求了文革研究的專家如宋永毅、魏昂德（Andrew Walder）、Lynn T. White以及平定縣多位文革過來人的意見。各位都提了很好的建議，作者也對初稿作了相應的修改。我們在這裡一併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該書即將由台灣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山西省平定縣人。主要著作有《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剖析》（2014）；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2011）等，以及學術期刊和普通雜誌文章。近期將出版《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合著）以及《遙望星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編著）。】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舊唐書．魏徵傳》

唐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魏徵去世後所作的感歎。

為了理解中國的今天「為什麼」(why)是這樣的，我們就必須理解文化革命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what)事情。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前言」。[1]

「文化大革命」會不會再來？別看我們已經改革開放了，從我們的某些思維方式、社會問題上可以看到，「文革」長長的影子還存留着。

——白岩松[2]

關於文化大革命，人們可以問「十萬個為什麼」。但是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問五個「為什麼」。我們的為什麼，既來自於我們對目前國內外對文革研究的理解，也來自於我們對本書所描述的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的觀察。所以我們在問為什麼的時候，既會介紹別人研究的成果，也會介紹本書的內容，同時介紹本書的特點或者對文革研究的貢獻。我們會著重討論這些問題對今天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啟發。這幾個為什麼包括：

1.       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革？他是否有一個總體的策略、規劃，如果有，執行情況如何？他的文革思維對今天有什麼啟發？

2.       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3.       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兩派鬥爭對今天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發？

4.       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5.       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去希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在本書的結語部分，我們會探討文革反省的困難與必要性，並和前言中的這些「為什麼」相呼應。在討論所有這些問題時，我們會力圖比較全面、公正地看待歷史。

在文革發生50年之後，無論是我們的被訪者，還是我們身為本書作者，都希望對我們的後輩有個交代。與此同時，正如上面的引文所顯示的，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認為應該以史為鑑，認為只有知道歷史，才能理解現在；只有學習前人的教訓，才知道今天的人們應該怎麼做。不少研究者也都強調文革和今天政治與社會發展的聯繫[3]。這些也正是我們寫作本書的目的。

關於文革的研究或者回憶的書籍與文章，儘管已經不少，但是好多文革檔案還沒有解禁，需要研究的問題仍然很多，正如Jonathan Unger所指出的，尤其是對基層文革的研究，現在還非常缺乏[4]。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文革的著作有前引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和沈邁克的書，以及其他如較早的高皋、嚴家其合著的十年文革史，王年一、金春明、卜偉華等人的著作[5]。也有一些專題性的研究，比如宋永毅、孫大進關於文革異端思潮的研究，宋永毅關於地下讀書運動的研究，印紅標關於青年思潮的研究、Andrew Walder （魏昂德）的北京紅衛兵的研究，唐少傑關於清華大學武鬥的研究，Lynn White、蘇楊、鄭義各自關於暴力的研究等等[6]。關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研究就更不勝枚舉了，如齊慕實、迪特默，高文謙、傅高義等等[7]。也有研究一省或一市的文革史的著作，如高華和程鐵軍的內蒙文革史，王紹光的武漢文革史，裴宜理和李遜的上海文革，Keith Forster 的浙江文革，唯色的西藏文革，石名崗主筆的山西文革等等[8]。另外還有無數的回憶錄，如閻長貴、王廣宇對文革小組等的回憶，鄭念的上海回憶，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吳德的北京回憶，王力的反思，徐景賢的十年一夢，徐友漁所編的回憶錄，以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回憶錄[9]。

回憶類的書籍和文章為文革研究澄清了不少事實，提供了很多素材[10]。本書關於平定文革的研究，除了口述歷史之外，也引用了很多回憶的文字，這對了解當事人的經歷和感受很有幫助。回憶錄、口述史、檔案材料等多種資料相互印證，有助於我們在較大程度上還原歷史。

但是上述研究，多為縣域以上城市和地區的研究。關於縣域的文革，我們看到的很少。我們知道的有關於湖南道縣大屠殺的研究，記述一個縣裡的大事件，還有Dongping Han關於山東一個縣在文革中的經濟與教育發展，但是主要集中在發展上面，而不是一個全面的縣域文革史[11]。所以像我們這樣的研究，一個縣域比較全面的文革史，還沒有看到。我們的書應該說是填補了一個文革研究的空白。

另外在研究文革史時，著重文革這個大事件對個人的影響的著作還不多見。而我們的著作則特別強調文革對個人、家庭、朋友的影響。這是當今歷史研究的一個特點，也是本書的一大長處。

一般文革研究，通常也會涉及我們上面提出來的五個為什麼。但是從縣域的角度來看這些為什麼，來看文革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對基層老百姓的影響，來了解像白岩松所說的人們如何仍然生活在文革長長的身影中，卻是其他人很少涉及的問題。希望我們的書能夠融合到文革研究的大範疇裡去，為文革研究提供一個縣域的視角，了解縣域文革和全國文革的同於不同，以及文革研究的現實意義，為方興未艾的文革研究添磚加瓦。

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有了結論：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其實我們這本書也是要討論為什麼說文化革命「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十年動亂，所為何來？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回到文革前。無論是老幹部還是造反派都重頭再來。這十年，對很多人來說，其實不光是辛苦，而是災難。所為何來？多少人因文革而死。逝者已矣，但是所為何來？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前面提到的幾個為什麼。

一、文革的起源：

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革？他是否有一個總體的規劃與策略；如果有，那麼在基層的執行情況如何？毛的文革思維和鬥爭方式對今天有什麼啟發？

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後中共對文革的評價儘管談到「嚴重性」時比較到位，但是談到「原因」時卻顧左右而言他。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起源的分析，多少和毛澤東自己關於路線分歧的說法有所契合，但是他們也指出了權力鬥爭的問題。這一點是毛澤東語焉不詳的。他在談到和劉少奇的鬥爭時，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少承認自己是在和劉少奇爭權奪利。平定這個地方文革的發生和發展也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規劃所進行的，儘管毛澤東並沒有預料到文革開始後事情進一步演變的複雜性及中央試圖整合各方面力量、重新建立政權的難度。我們會著重強調文革思維對我們今天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1.      毛澤東對文革起源的解釋，對文革的規劃以及本書所描述的平定文革的實際運行過程

平定文革的歷程，似乎可以證明毛澤東搞文革是有計劃、有規劃、有策略的。當然他或許並不總能控制局勢，所以他的計畫也在變化，但是他搞文革並重新建立政權的初衷至死不渝。就是在今天，毛澤東的思想遺產，還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人的思維方式。我們還面臨著選擇未來道路的困擾。那麼他搞文革的初衷，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什麼呢？林彪在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應該已經講得比較清楚[12]：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消滅資產階級，至少打敗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那麼，誰是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呢？林彪接著說，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歷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將劉少奇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揪出來，將權力從他們手上奪過來。之後，要建立革命委員會，清理階級隊伍，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總之是要建立起來一個新政權。林彪說，

這場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的問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除台灣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誌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前進，「認真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 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緻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即使在建立政權之後，階級鬥爭也還會繼續，無產階級還要和資產階級繼續鬥爭。這就是所謂的「繼續革命」的理論。老的資產階級消滅了，還會有新的資產階級產生。所以鬥爭是長期的，不會停止的。林彪說，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那麼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革以及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後的繼續革命呢？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 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這就是放手發動億萬群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首先發動的是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然後是工人、農民與解放軍。而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今後每隔七、八年就要再來一次[13]。

上面林彪所描述的文革的起源、方法與過程，既代表了毛澤東的思路，的確也正是平定文革發展的歷程。本書的章節安排，以平定文革發展的歷程為線索。讀者可以看到文革的思想動員、組織動員、對紅衛兵的「鍛鍊」、「訓練」和「磨練」、鬥走資派、平定的兩次奪權、兩派在奪權過程中的鬥爭包括武鬥、大聯合與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及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等鞏固革命政權的措施。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地摧毀政權然後再建立政權、鞏固政權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並不順利，這也是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的，正如林彪所說的那樣，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走資派還在走，所以須要繼續革命。這個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平定文革的歷程一方面從經驗上證明了毛澤東對文革有個總體的規劃、計畫和策略，並且一直不遺餘力地推行他的計畫，包括只有鄧小平承諾永不翻案才會重新啟用他。另一方面，平定文革的實際運行也說明毛澤東「用兵」並不是「真如神」。他應該沒有預料到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分成了兩派，並且似乎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許還真「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正如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在平定乃至整個山西，由全國勞模陳永貴（大寨大隊所在的昔陽縣是平定的鄰縣）支持的一派和解放軍支持的另一派之間所發生的政治鬥爭也無法平息。對鄧小平的啟用，他也是後來才意識到，「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當然他應該更沒有想到，自己的得力助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就被抓捕並被關在秦城監獄了。他所設想的自己死後資本主義復辟時，左派會打著他的旗號起來造反，也沒有兌現。儘管左派的確在打著他的旗號批判資本主義，但是批判和造反畢竟是兩回事。

另外林彪所說的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發陰暗面的方式，其實在反右的時候已經試過了，而且是不成功的。那麼為什麼林彪還要說現在剛剛找到這種方式？毛澤東難道是從反右中得到什麼啟示，並且有信心這次能夠成功嗎？抑或他認為自己能夠控制運動的走向，不會像反右那樣，引火上身？毛澤東或許也在走一步看一步，看步行步，他或許認為只要有解放軍的支持，事情就會朝著自己所設想的方向走。

資本主義似乎復辟了，左派有很多意見，習近平也在力挽狂瀾，試圖保住紅色江山萬萬年。但是要在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上完全走「老路」，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儘管我們還要拭目以待。總之，毛預見了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他並沒有想到左派幾乎沒有力量扭轉乾坤。習近平似乎是他們的唯一希望，但是讓習近平完全走毛的路，恐怕也有困難。

我們還是回到平定文革的經歷和毛澤東的計畫上來。本書第一章首先介紹了平定簡史，討論了文革前平定的發展以及各種政治運動。這些運動應該說是為文革奠定了基礎。第二章我們介紹了平定學毛選、學雷鋒、王傑等英雄模範，批「黑幫」等運動。我們可以把這些運動看作文革的思想動員。第三章談平定紅衛兵的興起，這是文革的組織動員。第四章介紹破四舊、立四新、批鬥牛鬼蛇神，這實際上是一次「練兵」，因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舊、牛鬼蛇神，是需要清理的，但不是重點。所以這些文革早期的運動或許起到了毛澤東所講的「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的目的。第五章介紹紅衛兵的長征，我們可以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對紅衛兵的培訓與磨練。他們到各地去學習革命經驗，很多人步行到延安等革命聖地去緬懷中共的革命業績。最終的目的是我們在第六章講的鬥走資派，和第七、第八、第九章講的奪權。由於陳永貴所支持的紅總站與解放軍所支持的兵團兩派相持不下，奪權以及建立新的政權就顯得比毛澤東想像得還要複雜得多。

照原來毛澤東的想像，上述過程包括後面的建立和鞏固革命委員會三年就可以結束，但是文革還是搞了十年。或者像全山西包括平定的情況一樣，時間更長[14]。這說明毛澤東儘管有個大的設想，但也是在看步行步。於是有了書中的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所講的武鬥初起、武鬥升級以及武鬥傷人、死人的嚴重後果。正如我們在第十三章所描述的，在解放軍的強壓下，兩派終於可以大聯合、建立革命委員會了。但是又如我們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所描述的，之後在鞏固革命成果的過程中，也就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的過程中，在學大寨運動中，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兩派鬥爭，清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內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九種人，而且這個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武鬥時期。革命的隊伍一定要純而又純，階級鬥爭要進行，而且永遠不會到底，要繼續革命。這也正是本書最後一章即第十六章所討論的階級鬥爭的邏輯。階級鬥爭看來還是不能停止，還要繼續搞下去。這和毛澤東的設想是一致的。一切都在按毛澤東的計畫進行，但是一切似乎又飄忽不定。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群眾被發動起來之後，運動就會以自己的邏輯、由自身產生的動力來運行[15]。

2.      毛後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起源的評價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革。如前所述，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所說的錯誤發動，是指毛澤東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決議說，毛澤東認為：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也正是前述林彪講話的實質。決議所說的反革命集團是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後者即「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好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沒有責任。儘管毛澤東犯了錯誤，但他仍然是犯了錯誤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才是壞人，毛澤東被他們利用了。

但是，國內外的文革研究者認為問題並不是那樣簡單。換句話說，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確有路線之爭，就像林彪所說，儘管分歧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誇張。比如劉少奇等認為在大躍進失敗之後國民經濟的困難時期，的確應該發展一些私人經濟，如自留地、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等，對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和窮國家要減少援助，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是發展資本主義，削弱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在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自己可以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毛澤東也的確認為劉少奇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權，多數幹部和劉的想法、做法一致，毛澤東有一種大權旁落的危機感。再加上看到蘇聯的赫魯雪夫在斯大林死後批判、清算斯大林的情況，毛也擔心在自己身後遭到劉少奇等人的批判與清算，所以意識形態、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導致他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將那些反對自己路線的人、可能在身後和自己算帳的人剪除[16]。而周恩來、林彪、江青等人則是毛的得力助手。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毛的錯誤的說辭是無法解釋文革的。

在毛澤東的眼裡，的確有一個不同於劉少奇所想像的世界，這是一個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的世界，而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世界。從舊社會遺留下來以及新社會所產生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包括走資派，都在掃蕩之列。在他眼裡，到處都是階級鬥爭，到處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是我們說的文革思維。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的指示中說（即「五七指示」），在這個理想的世界裡[17]：

﹝軍隊﹞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工農兵學商，除了做好自己本行的工作外，還要學習其他，尤其是都要批判資產階級。根據毛澤東烏托邦的設想，「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在此之前的1958年，他就津津樂道將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似乎中國馬上就要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一個沒有社會分工的社會，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平均主義的社會[18]。幾年之後人民公社失敗了，共產主義社會仍未建成，毛便認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作祟，於是要搞文革。這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是毛為中國設計的社會模式，而文革則是這個龐大的社會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這個烏托邦為什麼破產，則是我們必須思索的問題。

順著毛澤東的思路走，平定文革在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也的確揪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階級敵人，五類分子，甚至九類分子。但是在基層的人們，除了個別人，如縣委領導之外，多數並不清楚有什麼路線鬥爭。一般人應該說連上層權力鬥爭的概念都沒有。只是毛澤東怎麼說，大家就怎麼信了。也正是這種盲從，使得毛澤東在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幫助下，才能將群眾，首先是紅衛兵發動起來。這正是我們下一節要討論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的被訪者中，也有一些人對毛的思路是持懷疑態度的。郝鼎丞原來是縣裡的一般幹部，也被安排為二三線人物，即如果文革第一線人物如縣委書記、縣長被衝擊後不能工作的話，這些人要去頂起來。他不認為有什麼走資派：

在「四清」時，我接觸了不少領導幹部，我看到，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努力在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認真地為人民工作辦事，沒有一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跡象。我想不透為什麼在「文革」中他們都受到衝擊，被打成走資派，沒完沒了地請罪，沒完沒了地被批鬥，沒完沒了地站隊。這也就是我在「文革」中被打成保皇派、被挖了二三線，沒有參加到兩派的任何一個群眾組織中的原因之一。

郝鼎丞談到了文革中他和縣長朱永的一次見面。朱永談到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時說，這是「毛澤東鞏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的方法。因為毛反覆講重上井岡山、黨內有派黨外有黨等等問題。說明中央已經有分裂的跡象」。朱永顯然是很有判斷力的。權力鬥爭是我們上面提到過的文革的起源之一。朱永作為一個縣一級的領導幹部，他的認知原始素材相對多一些，認知水準也高許多。政治敏感性強，這與他直接參與中央和省的各種會議有很大關係。

另一位幹部張啟傑則提到了文革的另一個起源，即路線鬥爭。他認為：

我相信毛主席，亂有它的道理，中央可能有分歧。一方面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是劉少奇的「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下面這些人，不管哪一派都是迷迷糊糊。

這一點和翟治璧的看法是一樣的，即認為毛劉之爭的確是路線之爭：

「文革」的前奏是「四清」運動，「四清」的指導文件「前十條」、「後十條」和「二十三條」，直至「文革」的「十六條」，都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說毛澤東是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高度來提出搞「文革」的……。但是，什麼樣的問題就構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各個文件都不具體明確，這就給以後運動的發展帶來了很大隱患。

3.      毛的文革思維方式對今天的啟發

其實，文革思維的表現之一就是罔顧事實。那就是大家誰都不要去問到底事實是什麼，到底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沒有階級敵人。只要毛主席說有，那就是有，大家就順著毛主席說的到處去抓就是了。從平定文革的歷史來看，所有的冤假錯案，都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根據階級鬥爭的邏輯、罔顧事實而主動製造出來的。

的確，文革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沒有其他邏輯。幾十年來一直在輔助毛澤東幹革命的劉少奇、鄧小平們，尤其是那些省、市、縣、公社、村的第一把手，怎麼可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毛澤東同志的眼皮底下，一夜之間反毛道而行之，全部變成了走資派？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自己怎麼可能仍然大權在握？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這個階級鬥爭的邏輯把人看作非敵即友、非黑即白，沒有中間地帶。我們在書中還會看到更多的在這種階級鬥爭思維方式指導下發生的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的事情。

文革思維的第三個特點是鬥爭的方式只能是你死我活。對敵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留情面。其實路線鬥爭以及權力鬥爭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態。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民主。用你死我活的方法將一派壓下去，問題並沒有解決。按說在經歷了文革之後幾十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更好的理解。但是事實不是這樣。任何時候都有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和中央保持「絕對一致」，不能「妄議中央」，就是在抹殺不同意見，抹殺人的創造性與能動性。和毛時代一樣，這只會造成更多的矛盾、更大的問題、更嚴重的不穩定。保持一個思想、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格局，否則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文革思維的表現之三，需要深刻反省。

所以，罔顧事實，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沒有其他邏輯，壓制不同意見並將有不同意見的人當作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文革思維。這應該是我們從文革中學到的教訓之一，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一。

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從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已經50年了，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是否還在影響著人們的言行，尤其是決策者的言行？資本主義是否真的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復辟了，左派是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推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文化革命是否還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結束，或者說即使形式上結束了，今後還有可能再搞第二次毛那樣的文革？抑或習近平能夠在資本主義和毛式社會主義之間找到某種平衡，但是這可能並不是建立在憲政與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平衡，而是利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儘管這個共產黨和早期那個力圖建立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的共產黨似乎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或者說中國政治的發展，儘管有曲折，但是最終會融入世界發展的民主大勢，順著普世價值的思路，建立一個憲政國家。這些其實都還是未知數。但是無論如何，文革給我們的啟示，毛澤東的遺產在當今社會的作用，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思考，對中國今後往哪裡去，有很多的啟發。可怕的是文革思維非但沒有破產，而且還在指導著當政者與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行為。

總之，對平定縣基層文革的研究，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思路如何在基層被貫徹了下來，而且相當徹底；另外一方面平定文革也讓我們看到基層文革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一些獨特性、複雜性與盲目性，如前述兩次奪權、大聯合的困難、陳永貴在平定文革中扮演的角色等等。畢竟，縣級文革不像北京、上海那樣會直接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是根據中央對全國乃至山西文革的指示，然後自己再摸著石頭過河的。但是，所有這些，都是在上述文革思維的指導下進行的。這種文革思維在全國都是相同的。而且這種文革思維在當今的中國仍然在指導著很多人的思想與行為。下面我們看文革的第二個啟示。

二、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發動紅衛兵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在建國以後的十多年來，已經被培養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了。這個接班人是如何培養的呢？楊國斌在對紅衛兵的研究中列舉了文革前十七年的革命化教育。他說「教育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即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階級鬥爭教育」。他引述了一本英文著作對小學教科書的研究。該研究發現

小學語文課本的政治主題，以出現的頻率來計算，依次為：1. 對新社會的忠誠，2. 新社會的優越性，3. 毛主席的偉大，4. 國民黨的罪惡，5. 中國人民得到解放，6. 人民曾經受過壓迫，7. 警惕特務和壞分子，8. 熱愛人民，9. 熱愛祖國，10. 舊社會的黑暗，等等。歸納起來，這些內容就是培養學生對新政權和領導人的認同，及對國民黨和舊中國的仇恨。[19]

這正是我們上面所描述的文革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我們在書中的第二章，也介紹了1965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英雄人物的熱潮，以及時刻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時刻準備和階級敵人作鬥爭等等教育。我們這些過來人在文革前在腦子裡就已經被灌滿了階級鬥爭的思想。

楊國斌認為1960年代初期的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階級教育是突出的話題，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正如我們在書中指出的，很多學生也都認為資本主義隨時可能復辟，我們會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於是，當時人們心中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的思想，沒有別的思想。多數人們不知道如何判斷是非，而是單純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20]。

因此，當毛澤東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他的身邊，全國各地充滿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號召大家起來造反的時候，那種同仇敵愾、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決心就很容易理解了。正如1966年清華附中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誓詞所說[21]：

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是我們最高的紅司令。在這裡，面對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面對著我們敬愛的黨，面對著全中國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我們宣誓，用我們革命紅衛兵的榮譽莊嚴宣誓：我們保證永遠忠於無產階級！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要把全部精力和整個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對於人民，我們要無限忠誠！對敵人，我們要刻骨仇恨！生，為黨的事業而奮鬥！死，為人民的利益而獻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們絕對保證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們也要用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毛主席！毛主席，我們無限忠於您！堅決跟著您老人家，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仇恨敵人，這就是當時的紅衛兵的真實思想，也是平定的紅衛兵的真實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書裡後面幾章所敘述的破四舊、立四新、鬥爭牛鬼蛇神、鬥走資派、兩派之間的鬥爭，甚至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大家都在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何錯之有呢？不光沒有錯，還要和階級敵人拼一個你死我活，流盡最後一滴血。

上面這些可以看成是紅衛兵運動的思想基礎。我們在第二章講述了平定縣文革的思想動員。這裡不光包括紅衛兵的思想動員，而是對所有工農商學兵的動員，以便讓大家牢固地樹立起階級鬥爭的觀念。

關於紅衛兵的興起，學者們也作了種種分析，其中一個觀點，比如Anita Chan的觀點，就是紅衛兵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是因為之前中共所培養起來的對毛的個人崇拜以及階級鬥爭的觀念。她分析了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以及這種政治社會化對紅衛兵積極參加文革的影響[22]。這也是上面所討論的楊國斌他們的觀點，這一點是有相當解釋力的。平定文革的發生和發展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論述的文革的思想動員那樣。

還有一個觀點，即Lynn White的觀點，和上面的觀點相輔相成。他認為紅衛兵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是因為中共在1966年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一套完備的管理政策和系統（administrative policies），比如誰是好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誰是壞人（地富反壞右），涇渭分明。大家都在某個單位工作、學習，都要接受黨的領導，上下級關係明確。1966年之前的各種運動，也使得人們明白只有老老實實聽黨的話，跟黨走，才有出路，否則是死路一條（其實現在又未嘗不是如此，當然程度已經非常不同，不跟黨走不至於死）[23]。用王蒙的話來說[24]，

經過「反右」鬥爭的慘痛教訓，舉國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們這裡是不興反對領導的，關鍵在於聽領導的話，對領導要言聽計從，緊跟照辦。誰的胳臂擰得過大腿？哪一個個人抗得了組織？離開了領導，你活下去都很困難，一切生活資料，都是有領導地生產與分配的。你有什麼轍脫離領導？什麼叫向隅而泣的可憐蟲？背離了領導，被組織所拋棄，被班主任宣布「誰也不許與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過是臭一塊地。「一塊地」的說法來自「反右」中積極分子的發言，這樣的透徹可以叫做刺刀見紅。問題是咱們這裡，請問哪一個昏了心的膽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歡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對人民進行的新一輪的進攻呢？

的確，人們連「向隅而泣」的權利都沒有。像林昭、顧准、遇羅克、張志新那樣的捨身求法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說這個行政管理體系和政策的觀點是有道理的。這其實是文革的組織基礎。

郝志東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文革的路徑依賴[25]。換句話說，從思想上、組織上都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他指出從1910-20年代的AB團到1940年代的整風，黨內鬥爭的方式就已經形成。另外周、劉、鄧對毛的個人崇拜也是從1949年之前就逐步建立，使得他們在後來也唯唯諾諾，失去了反抗能力。毛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毛就代表黨。毛就是黨。反毛就是反黨。反黨也是反毛。

我們在第三章討論平定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時，讀者會發現所謂「官辦紅衛兵」，就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搞起來的，而參加者就是紅五類（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其他勞動者的人），尤其是黨團積極分子。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指出的，文革剛開始時批判彭、羅、陸、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運動都是省委、縣委及各單位的黨總支、黨支部所組織、領導並發動的。人們之所以起來搞文革，是在積極回應黨的號召。而且大家也知道，如果不響應黨的號召起來行動的話，可能會有不良的後果。如果沒有這個組織基礎，紅衛兵是動員不起來的。

有了思想基礎，有了組織基礎，接下來就是組織動員了。這正是魏昂德所處理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個觀點。他在分析造反派為什麼分為兩派時，指出這和他們的政治互動是有關係的，與當時的情景、他們對當時情景的解讀是有關係的，並不是以出身劃分派別[26]。但是，他關於分派的觀點，也可以用到紅衛兵的發動這個問題上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組織動員。的確，平定縣紅衛兵的發動，是和北京到山西、太原到平定來串聯的學生有關的。我們在第三章討論了當時平定縣從上到下都感到不知所措，是在來串聯的外地學生的鼓動下，大家才逐漸動了起來。這一點類似北京紅衛兵「三下江南」到上海「點火」，鼓動當地學生向市委開炮[27]。之後的大串聯，就更是政治互動的進一步深化，是組織動員的一部分，也導致文化革命的進一步深化。不過，正如我們在第九章討論兩派成員的特點時所指出的，儘管出身不是劃分派別的唯一因素，和兵團的人相比，平定總站一派中的確有較多的人是有在原單位受壓的經歷，是與主流社會比較有離心力的一些人。

蘇楊在他關於集體屠殺的研究中，回應了魏昂德的觀點，提出了一個「社區互動模式」（a community model），也即該社區，比如一個村莊，通過一個政治互動的過程，確定了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敵人、朋友、加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這是一個發動群眾的過程，也是一個解除道德與法律約束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會直接影響到殺人與不殺人，以及殺什麼人等等決定[28]。

有了上面這三個觀點所討論的這三個條件：思想基礎、組織基礎、政治互動或政治動員，文革的發動就水到渠成了。當然這三點又是建立在兩項重要的歷史資源上面的，即在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所積累起來的民心和幾千年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29]。這些都是全國文革包括平定文革發生和發展的機理，這一點會體現在我們後面各章的敘述之中。

但文革發動的這三個條件，又何嘗不是任何社會運動發生和發展的條件？當前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果要想成功，必須有自己的思想基礎，如普世價值的理念，並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使其和現代文化相結合。而且這種現代化的思想又必須深植人心，還不能使用暴力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這是有很大難度的。民主運動還需要有自己的組織基礎，但是不能像共產主義革命那樣好人和壞人涇渭分明，需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但是又必須民主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需要有激勵機制但是又不能使用暴力。民主運動要組織並動員別人來加入自己的事業，這就需要言論的自由與結社的自由，但是在中國這些事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民主運動，何其難也？

而當權者如果要遏制社會運動，又何嘗不是從這三個方面下手：鞏固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遏制異端思維（比如憲政、普世價值）；鞏固組織基礎（除了大中小學、國營企業之外，在私營企業甚至公民社會組織內部都要設立共產黨的組織）、將異議人士繩之以「法」並警告黨內黨外的各類人等不要不按「規矩」辦事；阻止政治互動與組織動員，嚴密控制人們在思想上的交流（這一點在互聯網時代有一定難度），不讓人們相互「串聯」，更不能成立任何政治組織，尤其是不能成立全國性的組織。

所以從文革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今天的執政黨和民主運動之間的博弈，前者由於有公權力，顯然處在優勢地位；而後者作為挑戰方，再加上民主本身的理念及其對實踐者的要求，顯然處於劣勢。但是，對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發生和發展的研究，對執政黨和對民主運動來說，經驗和教訓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角度不同而已。在這個博弈中，執政黨能否做出些許讓步，和公民社會組織一起，尋找中間道路，找到中國發展的方向與路徑，我們還不得而知[30]。這是文革對我們今天的啟示之二。

對平定基層文革的這次研究，既讓我們意識到共產黨在基層統治的牢固性，使得紅衛兵運動比較容易地發動了起來，但是也讓我們看到基層的政治動員，由於地域的局限性，畢竟需要借助外力。對今天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只不過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所謂政治動員，或許不太需要文革那樣的大串聯，只要開放互聯網就可以了。

三、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

文革中的兩派鬥爭，其實也是社會運動中的正常現象，關鍵是政治與社會制度是否能夠接納不同意見，並讓代表不同意見的不同組織良性競爭，在約定的政治規則下來運行。這一點和前面的文革思維有很大關係。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三。

文革中的兩派，通常一派被認為是造反派，另外一派被認為是保守派。就平定的文革來說，我們在本書的第三章介紹了官辦紅衛兵的興起，在之後的幾章裡，敘述了官辦紅衛兵的解體、其他民間組織的誕生，以及這些民間組織如何在整個山西省文革發展形勢下分為兩派：一派是以平定縣的鄰居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全國勞模陳永貴為首的造反派，即紅總站派；另外一派以擁護解放軍為主要訴求的保守派，即兵團派。

在文革的研究中，始終有一些人認為有兩個文革。王希哲、楊小凱、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都支持社會衝突論。楊小凱認為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是對共產黨不滿的人。但是徐友漁認為這些人並不是對共產黨不滿，而是對當地官僚的不滿，他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31]。至少在平定文革中，兩個文革的區分並不清晰。我們發現，即使兩派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比如在解放哪個領導幹部問題上，但是他們都是毛主席忠實的衛兵，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保皇派。在第十五章，我們討論了岳增壽的冤案，但是他只不過是對學大寨的一些具體作法有看法，對陳永貴有所批評而已。是只反「貪官」而不反皇帝的。

又比如，鬥走資派一章（第六章）指出，平定中學的造反派對黨支部批判牛鬼蛇神有意見，進而焚燒了黨支部關於牛鬼蛇神的黑材料，但是他們那是認為黨支部在轉移鬥走資派的大方向。平定縣西郊村的農民也批鬥了走資派，認為他們在執政時有多吃多占的現象，對當時一件整人致死的案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那也都是符合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是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做事的。

平定分派在開始時的確是由於一些學生不滿官辦紅衛兵的精英路線，認為他們只鬥牛鬼蛇神不鬥走資派，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於是他們組織起自己的紅衛兵戰鬥隊。有幾位被訪者都談到造反派中階級成分不好的、受壓的人多，有人加入紅總站是為了反抗、報復原來整他們或者他們父輩的黨政幹部。他們是受壓者在反抗，在和主流社會相對抗，這無疑也是造反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是總體來看，儘管兩派的社會經歷有些不同，出身的分野其實並不十分明顯。後來儘管兩派在解放幹部、建立政權上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鬥走資派問題已經沒有了分歧。兵團一派也沒有說不要鬥走資派，但是兵團一派的確認為鬥走資派不應該太過暴力。在解放誰的問題上有分歧，但不是什麼有意義的分歧。他們的分歧主要是在對待大寨與解放軍的態度：總站支持大寨，不能有一點批判；兵團支持解放軍，否則是反軍小丑。陳永貴是造反派，所以總站也是造反派。而解放軍代表著秩序，所以兵團便成了保守派。但是這似乎也不是什麼根本的利害衝突。也很難說他們在搞另外一個文革。從武鬥的原因等等方面，也看不出來他們在搞另外一個反抗暴政的文革。雙方都有暴力行為，都是文革思維。

那麼，既然兩派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保皇派，為什麼兩派聯合不起來？為什麼以拳頭和兵器相見？兩派之間為什麼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毛澤東所講的用巴黎公社的方式選舉領導人，為什麼從來沒有實行？這就又強迫我們回到之前所討論的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哪一派都沒有檢討自己。難道大寨、陳永貴沒有問題嗎？難道全國就只能學大寨嗎？其他典型，比如平定縣的牛角溝村，也是平定縣自己樹立起來的模範村，是否也可以學習？解放軍沒有問題嗎？但是，人們並沒有這樣去質疑對錯，而是單純地認為只要說大寨、說解放軍不好，就是反大寨、反軍，就是反革命。這正是階級鬥爭的簡單思維方式。正如讀者將在第十三、十四、十五與十六章讀到的，解放軍主導的革委會成立後，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對造反派及其他所謂出身有問題的人持續整肅，導致不少人自殺身亡；之後從昔陽來的幹部借清理三種人的機會，不光整肅了對武鬥死人有責任的兵團領導，對大寨或者昔陽有所批評或者略有微詞的人也大力批判，有的甚至判了刑。這些都是以階級鬥爭思維的方式來進行的。是雙方都有責任的。在文革思維這個問題上，雙方都不遑多讓。

本書對於平定縣兩派的成立與分裂的敘述，也符合魏昂德對北京紅衛兵的分析[32]。即這種派別劃分並不像通常社會運動理論中、或者對中國文化革命紅衛兵緣起的分析中所說，是建立在社會利益、社會階層的區別上面，而是建立在因時因地而異的社會事件、社會過程之上的。比如對北京紅衛兵來說，對工作組的態度會使學生分派。對平定縣的紅衛兵來說，對大寨的態度、對解放軍的態度，會使學生分派。以此類推，在全國各地的城市和鄉村，兩派的形成，也一定與本地的特殊矛盾有關。但是一派比較保守，一派比較激進，倒是比較符合事實。

關於兩派鬥爭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分派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人們對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因為不同的看法而分為不同的派別，是正常現象，就如美國政治由兩派分為兩黨一樣。也正如毛澤東所說（至少被認為是毛澤東所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保守和激進是正常人的正常分歧。

其次，這些組織是跨縣、跨市的全省性質的組織。除了共產黨與政協的其他黨派如此之外，1949年之後的中國還沒有允許任何其他組織這樣做，而且是自下而上、上下聯手的草根群眾組織。這是當時分派的第二個積極意義。這正映照著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如果那個時候都允許跨地區（非跨省）組織，現在卻不允許，那麼社會是進步了呢，還是退步了呢[33]？

當然，問題的關鍵是兩派如何能夠實現良性競爭。在我們所描述的平定文革中，良性競爭沒有可能。最後的結果是只有一派壓倒另外一派，社會才能恢復相對安定。這是即使在今天都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如何對待不同意見？是否要按照文革思維，將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打成敵人，關在監獄裡才能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社會應該創建一個什麼樣的機制才能保證人們有表達不同意見而又不被打成敵人且關起來的自由？公民社會如何建立？政治體制如何改革？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深刻反思的內容。這是文革給我們的第三個啟示，即如何看待群眾中甚至幹部中的政治組織、政治派別，包括所謂的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平定的基層文革也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有派別鬥爭，其派別鬥爭的特點和當地的具體矛盾有關，需要用合適的辦法來容納並協調，而不是單純靠壓制就能解決問題的。這就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

四、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文革給我們的啟示之四，是如何看待暴力。這是貫穿在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嚴重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在第21世紀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暴力已經減少了很多，但是仍然處在一個文明社會不應該允許的程度上。我們需要了解暴力的成因。而了解暴力的成因也即是了解文革的機理，因為文革是以暴力為特點的。

胡鞍鋼在《毛澤東與文革》一書中，引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所提供的資料，說「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的幹部和群眾有70萬人，被迫害致死的達3.4萬人。全國因冤假錯案受到誣陷、陷害、株連的達一億人以上」[34]。但是其他人研究中的死亡數字為210萬（中

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到773萬（美國夏威夷大學的R.J. Rummel教授）[35]。魏昂德根據1500個縣公開出版的縣誌推斷出只在清隊期間，全國受迫害人數為3600萬人，被殺數字為75萬到150萬之間[36]。蘇楊和魏昂德的另外一個對非正常死亡人數（包括武鬥被打死者約23萬7千人）的估計是172萬8千[37]。僅在中國首都北京於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約40天內，紅衛兵抄家33,695戶，打死或自殺人數達1,772人[38]。北京郊區大興縣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的5天內，共有323名「階級敵人」被殺，年齡從剛出生38天到80歲不等[39]。

湖南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1967年被殺的就有9,093人[40]。殺人的手段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包括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繩勒、火燒等等（如將小孩摔死）[41]。有的是全家被殺。比如興橋鄉橋頭村的周文棟一家。周原來是轉業軍人，縣裡的一名教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回鄉務農。他當時和妻子、兒子在地裡幹活時被村裡人在生產隊隊長的帶領下投入一眼廢窖，再投入柴火燒死、燻死。後來突然想到他家還有一個8歲的女兒和2歲的弟弟，大家就將姐弟兩人誆出來，投到同一眼枯窖裡燒死燻死。晚上回去，村裡人把周家的東西能吃的當場吃掉，把牲畜殺了、糧食農具分了，名曰「吃死人飯」，也是當地的風俗[42]。

廣西省靈山縣1968年至8月1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3220人，全家殺絕的529戶。文革中全省死亡人數有名有姓有地址的8.97萬人，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而且也像湖南那樣，殺戮完後，到被害者家裡大吃大喝，並將東西搶劫一空[43]。賓陽縣從1968年7月26日到8月6日12天裡，全縣被打死或迫害致死3681人，全家殺絕176戶。殺人手段有槍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活燒、挖眼、剖腹、碎屍、用牛拖死等等[44]。

蘇楊對廣西、廣東、湖北三縣的縣誌做了詳細的研究。他發現廣西省65個縣中，66.2%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指一次死亡人數為十人以上）、廣東57個縣中49.1%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湖北65個縣中6.2%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廣西省全州縣的縣誌記載的一次集體屠殺是這樣的：

1967年10月3日，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連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76人，集體坑殺於蛇形黃瓜弄。……七月至十二月該公社成立了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859名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45]

一個縣死亡人數最多的為廣西2,463人，廣東為2,600人，湖北為115人。蘇楊發現在三省發生大屠殺的時間為1967年末到1968年，即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前或之後不久。集體屠殺的發生地往往為縣級以下地區，通常發生在公社或大隊，也就是國家控制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受害人最多為所謂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階級敵人，也有少量的貧下中農、幹部、市民、工人、學生。施害者通常為民兵、群眾組織的成員，但是都有政府的人從中組織。施害者在多年後的訪談中說他們大多數人在殺人時是在執行政治任務，而且這類行動還常常會得到政治獎勵：

據廣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檔案，在文革期間的廣西，有九千多名殺人者被吸收入黨；在文革初期「火線入黨」的兩萬人後來都殺過人。另有一萬七千名黨員對殺人負有這樣那樣的責任。[46]

屠殺事件的發生，和地方政府鞏固權力有關。這和本書所描述的平定文革史的情況是相吻合的。本書第12章敘述了兩個人被打死的慘案。但是如本書第14章所寫，平定死人最多的時候是革委會成立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的時候。儘管平定沒有發生集體屠殺事件，但非正常死亡人數也達到了70人左右（這是官方資料，民間傳說是160人）。其實，當時鞏固政權並不需要鬥人、關人、殺人，尤其是不需要殺地富反壞右，因為這些人對政權並不造成威脅。他們絕大多數人在多次運動之後已如驚弓之鳥。只有在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來思考時，他們才會構成威脅（即「人還在，心不死」）。這僅僅是一種偏激的、不符合事實的思維方式。當然也不排除義和團式的無厘頭的、弱肉強食、不分青紅皂白、為殺人而殺人、殺人以取樂的起鬨心態。

從中央到省一級的領導幹部從來沒有允許過集體屠殺，而且一旦發現集體屠殺，他們會派軍隊前去恢復秩序。但是，這些打人的人，只有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受到起訴。相反，當時的中央對施暴者是寬容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在1968年5月的一個講話中說：

反革命分子只要願意接受再教育，就不應把他們殺掉。打死人更是錯上加錯。但出現這種﹝殺人的﹞事是因為缺少經驗；所以就不必追究責任了。重要的是吸取經驗，認真執行毛主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教導。[47]

死人這麼大的事情，居然說得如此輕巧。其實，這裡對殺人者的縱容，除了公安部之外，毛澤東尤其難辭其咎。在號召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同時，毛澤東說：

打就打嗎，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

這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所傳達的毛澤東關於1966年8月北京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並流行為當時的「最高指示」[48]。1967年，毛澤東在聽到張春橋彙報說8月4日王洪文率領數萬人攻打上海柴油機廠，雙方死亡慘重的消息後，說「打得好」！他到南京後聽說一家最好的飯店幾乎被燒光後說，「這是亂了敵人，鍛鍊了自己」。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講話要全面否定公檢法三大系統、徹底打碎舊國家機器之後，毛對周恩來說，「我一聽到『砸爛公檢法』，心裡就高興」[49]。在一次和自己信任的人談話時，毛說「希特勒這個人就很兇殘。越兇殘越好，是不是？殺人越多就越革命」[50]。

如果說中央和毛澤東對暴力要負責任的話，那麼下面暴力的執行者呢？我們在上面提到施害者認為他們殺人時是在執行政治任務。這讓我們想到了「平庸的惡」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中所提出的。當時，阿倫特是《紐約客》雜誌的特約撰稿人。她在現場報導了對納粹德國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艾希曼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稱為「死刑執行者」。艾希曼對自己的辯護就是說他在執行一項任務，與道德無關。他「反復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據此，漢娜·阿倫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概念。阿倫特以艾希曼的行為方式來闡釋現代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平庸的惡」，這種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惡是平庸的，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或者說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這就是現代社會中、體制化之中個人平庸的惡的基本表現。[51]

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需要承擔屠殺的主要責任之外，其他人也都應該承擔「平庸的惡」之罪。的確，大家都是那個齒輪系統中的一環，沒有打人，但道德的責任不可以逃避；打人了，責任就更不可以逃避。打死人了，是要受到刑責的懲罰的[52]。作為後來人，如果不建立責任的意識，誰能保證如果自己身處文革中，不會做文革中的人所做的事情？尤其是直到現在都不知道文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知道需要對中國文化、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反思的話。我們不是有太多的人對明知的惡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嗎？不過，屠殺的主要責任，當然在毛澤東與黨中央那裡。正如譚合成在討論道縣屠殺時所說[53]，

應該承認，殺人事件的責任人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他們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是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那麼除了毛澤東、黨中央以及每個參與文革的人的責任之外，暴力還有哪些成因呢？我們在前面提到紅衛兵運動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社會或政治互動以及中國深厚的專制文化的基礎。這些同樣也是暴力產生的基礎。前述Lynn White 和蘇楊也都是在討論文革暴力問題。Lu Xiuyuan在關於文革暴力的研究中也討論了這些問題，並注重討論了意識形態如何被鞏固、感情如何被激發、價值觀如何被置換從而使得暴力可以產生的這樣一個過程[54]。的確，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沒有1949年後建立起來的強大的組織系統、人與人之間相互給予的政治壓力，暴力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當然，中國的專制文化也無時不刻地在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包括對暴力的讚賞。本書作者之一郝志東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中國文化中的暴力問題[55]：

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中的暴力傾向有所反思。這一點，對那些每天在鼓吹「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模式將在世界普及、甚至統治世界」、「中國的王道將戰勝西方的霸道」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其實，暴力至少在我們熟知的一些文化中、在歷史上，是家常便飯，包括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所謂「王道」，其實是「外儒內法」，也就是用「王道」掩飾「霸道」。傳統中國的「五馬分屍」、「株連九族」，到現代中國還存在的「千刀萬剮」（如在土改和除奸反特時期所發生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文化革命）等等，都是中國暴力文化的例子。

但是對這些暴力，我們至今缺乏反省。我們對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歷史非常缺乏反省。國共內戰已經過去60多年了，但是除了張正隆的《雪白雪紅》（描寫遼沈戰役時長春被圍五個月、兵不血刃、幾十萬饑民被餓死）以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等少有的作品對這段歷史有比較深刻的反省之外，人們似乎已經基本忘記了內戰的殘酷。我們在電影中、在戲劇中對暴力仍然津津樂道。

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民族的前途是堪憂的。難道我們還是梁啟超110年前口中的「少年中國」嗎？我們什麼時候長大呢？本人喜歡京劇，但對其暴力的內容很不以為然。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一位元京劇藝術家描寫京劇的魅力。她說京劇的動作設計優美，比如在殺人之後，還要用一個優美的動作將劍上的血用兩個指頭輕輕地抹去。對暴力的讚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此為甚。

對中國暴力文化的反省，可以説明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民族其實還有很多黑暗的地方，需要面對，需要解決。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地復興，就要在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上多多學習。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需要在這些方面努力。其實，這都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世界上有人願意不要做人的尊嚴、不被別人尊重、長著嘴卻不能說話、長著腦袋卻不能為自己做主嗎？有誰願意被別人打壓、打殺嗎？……一個成熟的民族，需要摒棄暴力，學會用民主的辦法、用尊重人權的辦法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

缺乏對傳統專制文化、暴力文化的反省，政府主導的對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批判，是我們至今還會經常看到暴力的原因之一。這些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校園暴力（比如網上可以輕易看到的多個初中女孩子被同學暴打的視頻）、警察暴力（刑訊逼供，太原警察將討薪的女農民工的頭髮踩在腳下的畫面──該女工最後慘死──有良心的國人恐怕都還沒有忘記）、其他國家暴力（將維權的女性、律師抓起來或帶走詢問警告、暴力拆遷、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搗毀教堂）等等。這些似乎已經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這難道不是很可怕的嗎？即使是對付恐怖主義，警察也要儘量避免使用暴力，不能以暴易暴，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可是，對所有這些問題，我們缺乏公開的討論與反省。而對暴力的反省，對其成因的分析，包括個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社會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正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四。如果不對暴力進行反思，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並用制度去制止暴力，那麼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就會停留在一個低水準上，也就沒有什麼社會和諧與穩定可言。

我們對平定基層文革的研究，也告訴我們個人的暴力儘管造成了一些傷害，但是公權力的暴力對人的傷害更大，無論是誰在掌握著這個公權力。這一點是在其他研究中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

五、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造成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文革對人的影響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對那些在文革中失去性命、受到折磨的人和他們的家庭、朋友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文革使人們放棄了理想，覺得世間的事情沒有對錯，也是文革帶來的傷害之一。所以文革的啟示之五，就是要深刻認識文革對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以便人們追求一個尊重人的理想社會。本書已經有很多個人遭到傷害的例子。不過在此，我們還是想舉幾個相對而言不太嚴重的例子，來說明上面這個問題。

當然，對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來說，承受力與解釋文革的方式可能有很大不同。比如原平定縣委書記郭存華的兒子郭旭明就說，「總的來講，我還是相信黨的，對毛主席還是很崇拜的，對毛主席還是有深厚感情的」。「媽打錯孩子，孩子也沒啥怨的」。對於受到衝擊的革命幹部來說，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政權的一部分，所以原諒政權，就是原諒自己。但是對於那近兩百萬被打死的人及其家屬來說，可能不是「媽打錯孩子」那麼簡單了。對那些被鬥來鬥去的「牛鬼蛇神們」來說，也沒有那麼輕鬆。他們失去的畢竟不光是自己的尊嚴，也是幾十年的生命。

紅總站的領袖之一荊履榮，談到了文革兩派鬥爭時，他自己的家庭受到連累的情況，但是他認為自己還是看得很開的。

我一輩子也沒有害過人，但我的妹妹翠花，老父親都跟著我受了害。妹妹曾對我說：「你不要搞這了，家裡還有孩子們了。」我說：「沒有辦法了，上有毛主席的指示，下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他談到了妹妹如何受到他的牽連，被對立派打傷的故事。儘管妹妹對他說， 「你不要再鬧了，全家跟你受罪了」，他還是認為自己無法不參加文革。他說他的父親也是因受到自己牽連，被調查，說老人是唱戲的「小把頭」，而連病帶氣而死的。

趙成秀是平師附小的教師，他參加了教育系統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來，他在自己的著述《印象平定》中回憶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平定師範新成立的革委會和平師附小領導組不折不扣執行了縣裡的指示，不僅將文革初期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如關一之、吳覺民、王鐵夫等重新推上了審判台，還揪出了很多現行反革命，如陳增清、張德光等，附小的史文華也被以現行反革命再次揪出。我因為日記也被列入他們的黑名單，剝奪了我工作的權利，要求作出書面檢查。

1970年4月24日，文衛系統學習班結束，所有學員都回到了各單位，我也回到了學校。我當時難以名狀我自己回到宿舍的心情，只覺得天十分暗淡，心裡恍惚、恐懼、忐忑，似乎所有的人都以一種鄙夷的目光斜視著我，我無地自容。學校領導派出多人，赴外調查我的家庭背景。高忠明還偷偷告訴我，領導組裡有人主張，要降低我的工資級別（天哪，我的工資是中教十級，是中教中最低一級工資，真不知再降一級是多少工資！）

儘管自己沒有錯，但是還是有一種自卑感、一種自責、一種恥辱感。

我和史文華被剝奪了上課的權利，參加勞動改造。當時，正在落實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在馮拉科的帶領下，附小的地道從校內挖到了城牆根，還在操場的地底下發現了一個磚砌的大地窖，能容納三四百人，這被上級領導視為重要發現。我和史文華跟著馮拉科整天鑽在地道裡，刨土、運土，我從小沒有參加過重體力勞動，所以，搞這樣的地下掘進受苦不少，但一想到「改造」二字，一切都忍了。好在馮拉科心眼好，對我也特別照顧，心裡變得坦然多了。挖地道告一段落以後，我們又做起泥工活。父親年輕時當過泥匠，我也大體知道泥匠的做派。所以，我做大工，史文華當小工，修理學校院牆破損的地方。看到往日教過的學生，總是難為情地低下頭。上課時間，我會不自覺地朝教室裡瞅一瞅，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我在講臺上授課的情景，眼濕潤潤的。

平師附小有一個粉筆廠，開工廠兩年多，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所產粉筆可供應全縣的學校使用。文革中停了一年多，不久才恢復生產。我們的勞動多數在粉筆廠碾石膏粉。在石碾房裡，我和史文華呼吸著充滿粉塵的空氣，推著石碾，轉了一圈又一圈，頭髮和眉毛變白了，粉塵落到沁出汗水的臉上結了痂。實在疲累的時候會想起臧克家的詩《老馬》：「總得叫大車裝個夠，牠橫豎不說一句話，背上的壓力往肉裡扣，牠把頭沉重地垂下！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牠有淚只往心裡咽，眼前飄來一道鞭影，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當然還有繁重的勞動，以使自己能夠得到改造。

1971年的春節快到了。我滿以為勞動改造就要結束，我可以和我的父母和妻子兒女在昔陽相聚。沒想到，學校領導組決定，我和史文華繼續在學校裡勞動，碾石膏粉。他們扣了春節供應給我們的油。廚師放假回了家，我們只能靠自己的雙手在學校簡陋的灶房裡做飯。學校靜極了，教室和宿舍都貼上了封條，操場上卷起的黃毛風吹進空蕩的石碾房裡，石碾發出的吱扭聲，更顯得孤寂和淒涼。史文華多次表示過對這種非人待遇的不滿，勸我多歇一歇，不要賣死命地勞動，我卻心有餘悸，總覺得有好幾雙監督的眼睛在盯著我。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遠在昔陽年邁的父母翹首盼望兒子歸來的殷殷目光，想起孩提時春節和元宵節的熱鬧和甜蜜，想起在爺爺、奶奶跟前繞膝、不諳世事的我可憐的兒女，我不禁潸然淚下。我想到死，但一想到他們，我就沒有了勇氣，我一個人死了，自己乾淨了，可父母由誰來養老送終，妻子由誰來共擔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孩子由誰來撫養成人……最終，我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咬著牙堅強地活下去，等待春天的到來。也許是我出身貧農，社會關係也都是貧農，也許是不少同情者真誠的善心，我沒有如左治貞﹝當時的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所斷言的「槍斃」。當然，我也不知道死亡曾多麼嚴重地威脅著我，如果知道，我將是另一種結局。

在想到自己家人的時候，那種痛苦就更不堪言。

記不得是1971年的哪一天，我接到學校領導組的通知，讓我參加學校師生大會。學校中院站著黑壓壓的人，我被叫到主席臺上，怯怯地望著隊伍整齊的小學生，不知將對我進行怎樣的宣判。

領導上臺了，喋喋不休地讀著對我的處理決定。我的心裡打著小鼓，竟然沒有聽清究竟上頭對我的問題是如何定性的，只是隱約覺得，並沒有將我定為敵我矛盾，沒有給我任何處分，也沒有降低我的工資級別，還恢復了我的工作。我有點喜出望外，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句「毛主席萬歲」！無知的小學生們也跟著喊起來。

最羞辱的一幕終於落了下來，我像往常一樣站在講臺上，想不到的是，我仍然贏得了學生們的尊敬，我感謝純潔無邪的孩子們。

和我相反，就在這次大會上，史文華被宣布開除公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

我終於有了一張安靜的辦公桌，我可以在上面看教科書、寫教案、批次工作。此時的我才真正覺得勞動的權利是多麼珍貴！「當你失去它的時候，才真正理解了它的價值」，這是我的切膚之思，肺腑之言。在此後的四年多歲月裡，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履行著一個園丁的職責，先後送走了三個初中畢業班和一個高中班。雖然捉摸不定的「教育革命」蹉跎了他們的學業，但是社會還是給了他們充分的就業機會，成為平定縣各行各業的業務骨幹。而我也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收穫喜悅和成功。每當同學聚會的時候，他們都沒有忘記與曾經的老師共進午餐，留一張甜蜜微笑的合影。作為一個教師，這就足夠了。

其實趙成秀所談的權利，就是人權。兵團有人被總站的人打成重傷，總站的人甚至被兵團的人打死。但是生命與人身的安全是任何人都不應該被剝奪的權利，這也包括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權利。這樣的經歷，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很難說不是刻骨銘心。如果一個人能走出來，那麼是萬幸。正如我們在書中所描述的，很多人是走不出來的。很多人是連生命都失去了的。

在對個人發生影響的同時，文革也使得人們失去了對理想的追求，覺得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什麼對錯，進而放棄任何努力。其實這是文革最可怕的一種後果。比如我們的另外一位被訪者戎崇璽便認為：

過去的事情沒有對錯，在「文革」剛進行一段的時候，張瑾瑤﹝學毛選積極分子，兵團觀點﹞被關在「八一火海」戰鬥隊，張瑾瑤說這時候有什麼對錯，「壓倒葫蘆，瓢就起來了」。我在涉世之前經歷「文革」，使我受到了鍛鍊，後來我發現真的無所謂對錯。我現在看穿了，開始享受生活。人生就是一場戲，演的好就是命好，演的不好就是命不好。把社會看透了，人類也是適者生存。

文革之後，我認定不在政府當幹部。1972年有機會當郊區團委書記，但得先入黨，我不願意，就沒去。我們下鄉時被填的檔案，說我「打、砸、搶，派性嚴重」，我後來在大隊發現了檔案，把大隊的抽屜撬開，把檔案燒了。所以我也不敢入黨，怕人家內查外調，就暴露了。我當時燒檔案時跟別人在一起，燒的時候說誰也不能說出去。

翟治壁認為「文革時間最長，是非被搞亂了」。牛增福的評價是：

其實都是上頭說了算，人家得了好處，下頭人倒楣。現在我覺得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什麼咱也不多想。我就願意當工人，現在特別喜歡幹些技術活，研製了正球型、鍋爐用吸附劑和吊裝加熱器等好多東西。

脫離政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是一種經過文革看透世態炎涼之後所採取的態度。董銀明也感到很失望：

「文革」其實就是上層政權間的鬥爭，我們都成了人家的犧牲品了。「文革」損害了一批年輕人，迫害了一批老幹部。鬥郭存華的時候拉到臺上掛了大牌子，還餵人家馬糞，可是慘了。再有啥運動，我都不參加了。

他寧願不參加運動，也不願意再當人家的槍子兒。即使是以前那些被鬥的老幹部，後來也感覺不到自己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原副縣長鄭子英說：

現在退休以後，給縣裡提意見，提也沒用。例如，一條街裡沒有公廁，去一個廁所要掏三毛錢，這些小問題提了也沒反應。上面來人看，城市建設不錯，但衛生很差，他們看不著。每年領導來看望。新領導來了，也請我們去吃飯、提意見，但沒什麼人提。就像廁所的問題一樣，提了也不頂事。

在風風火火了十年之後，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被鬥的還是鬥人的，積極參加文革的，還是不願意參加文革的，都對運動感到失望，對運動後的結果感到失望，最後甚至決定退出對政治的關心。如果這種退出政治還有點積極意義的話，是對狂熱的抗拒。閆秀雲說：

有一回，有人帶我去傳銷那兒看了一回，看到了他們那股狂熱勁兒，我就想起「文革」那會兒我們的狂熱，和傳銷那股勁兒簡直一模一樣。我看了，覺得羞得不行。我告訴她，你們這股勁兒，我們那時候就有過。

大家至少感到我們不應該再有那種狂熱。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在激烈的兩派鬥爭中，有時也能迸發出來一點人性的光輝。本書作者之一記得當時把平定縣武裝部的政委李金印「揪」到平定中學來，其實並不是要鬥他，而是讓另一派免去一次鬥他的機會，並且也給他一次好吃好喝的機會。荊履榮在訪談中也談到兩派的頭頭文革後期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

其實後來兩派之間的鬥爭，就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時期。有的個人之間的關係還是不錯的，在大聯合時，紅總站的李守珍和兵團的魏德卿逗樂說：「穿著黑大衣，戴著黑眼鏡，寫著黑文章。」魏說李是：「黑心、黑手、黑思想。」二十年後，兩人一個是陽泉市的市長，一個是陽泉藝術學校的校長，兩人還是惺惺相惜，魏在藝術學校的教職工大會上說：「李校長是我多年的良師，他的知識淵博，我是非常敬尊他的，你們選他當校長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了。…… 魏家女兒辦事，我們都去了，大家有一種歷史風雲變幻中的苦澀，又到了人生的起點上了。

不知道這種人性中的善，能否帶領我們走出文革、走向未來？

缺乏對文革中對個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進行清算與反思，是我們今天繼續對個人和社會進行傷害的原因之一。因為政治的原因，不少人仍然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比如六四及其影響就是一例。多少人死去了，而且該事件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但是還有很多流亡人士不能返國與家人團聚，被害人家屬還是得不到賠償。更有甚者，更多的維權人士被投入監獄，造成了更多的人間悲劇。非要這樣不可嗎？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即對個人的影響和對社會的失望上來講，基層文革和大城市的文革，沒有太大的區別。無論是什麼時代，只要是受文革思維的主導，個人悲劇就無法避免。

本前言討論了五個問題，即文革的起源與階級鬥爭的文革思維，紅衛兵的發動，兩派之爭，暴力問題，以及文革對個人、家庭與社會的健康發展所造成的傷害。我們一方面分析了文革發生也發展的機理，同時也強調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仍然活在文革的陰影當中。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清理，文革思維得不到糾正，不同意見得不到尊重，暴力的結構與文化因素得不到認識，人權問題沒有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那麼重蹈文革覆轍的可能性就會永遠存在。實際上，我們今天的政治與社會上發生的很多問題，就是文革思維的結果。希望本書能夠起到一個提醒的作用。             

来源时间：2022/2/18   发布时间：20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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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作者此稿

【编者按：本文載於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2021），第i頁到第xii頁；作者授权发布。点击这里查看本书节选“通过抗戰時期山西平定等地若干实例看所谓「漢奸」”。】

在《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一書即將出版之際，編輯要我寫一個自序。我覺得這也是總結自己多年來學術研究心路歷程的一個好機會，於是決定在這個自序裡介紹一下本書創作的背景，或者說我的學術背景，心路歷程，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所表達的政治與社會的關懷。
　　我自己的學術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也代表著三個主要研究方向：知識分子政治社會學、澳門研究與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研究、中國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這三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旦形成，便成為我之後一直都在努力的研究目標，2017年退休之後到現在也是如此。我的研究也體現了自己的專業旨趣與理念旨趣。
　　第一個階段、第一個方向：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研究
　　第一個階段從1988年到2003年。1988年我從河北師大外語系到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修讀英文專業的博士學位。但是一年之後，我轉到了社會學系。這裡有三個原因。第一是自己感到對修讀英語專業的博士學位興趣不是太大，自己更關心的是政治與社會。記得當年在河北師大剛看到寄來的研究生院各科課程設置時，就對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課程很感興趣。所以在第一年就選修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課程。第二個原因是感到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趕上那些從小就熟讀英美文學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儘管我自己在1975年南開大學工農兵學員畢業之後，先在河北電建學校教英文，1980年到河北師大教英文，1984年又去華東師大讀了英語碩士課程，並在1988年拿到碩士學位，自認英文還不錯，但是畢竟在語言和文學方面還是不如以英文為母語的博士生。所以感覺還是轉修另外一個學位更好。
　　從英語轉到社會學的第三個原因是1989年的所謂「風波」，再次激起了自己對政治研究的興趣。其實在文革時期，就一直被毛澤東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所激勵。儘管文革開始時我剛14歲，在上初中二年級（小學曾經跳過一個年級，所以比別人早一年上初中），但是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思想已經在大家的心中發芽，積極參加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鬥走資派、搞兩派鬥爭，都是必不可少的動作（關於這段歷史，請看我和朋友合著的《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1970年到河北電建當洋灰工後，已經感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之大，而1972年到南開大學上學之後，就更加感到國家發展的不正常狀態，儘管那時自己當然沒有什麼深入的認識，只是有一些疑問而已。比如當時有人說從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我便感到不能接受。那時還有對老師的批判，我也非常反感。

文革結束之後，在河北師大教書、在華東師大讀研期間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被迫害的事實被大量揭露出來，我也開始讀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書籍與文章，比如《歷史在這裡沉思》、《沉重的一九五七》等等。自己當時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知識分子當年積極參加革命，是革命的急先鋒。沒有他們的宣傳鼓動作用，比如他們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文藝演出等等所起的作用，革命或許無法成功。但是為什麼1949之後他們便一個一個地被打倒？他們自己對這些歷史悲劇應該負些什麼樣的責任？
　　1988年我還和朋友翻譯並出版了林語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浙江人民出版社為其取名為《中國人》，後來由學林出版社再版並多次印刷發行）。這是當時我在華東師大讀英文碩士時孫梁老師推薦給我們閱讀的著作。我發現林語堂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分析入木三分，時間過去了50多年，但是中國人的「秉性」未改，於是我約中文系的一位朋友一起將該書翻譯為中文。該書成為1990年代一本最重要的認識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書籍之一，當時成為學林出版社的常銷書。這也使得自己更加關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而1989年的民主運動又把知識分子的作用這個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於是我覺得或許應該去學政治學。我就去問政治學系的主任能否轉到政治學系，但是他說我沒有政治學的基礎，不能接受。我於是申請了紐約市立大學系統的Baruch學院的高等教育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並被接受。之後我去社會學系和一位教授說再見。我選修過他一門講美國文化的課，而且他是系主任。他說你為什麼不申請我們系。我說我怕你們和政治學系一樣，說我沒有社會學的基礎。他說沒有問題，你儘管申請。
　　於是，一次談話改變了我的學術歷程，我到了社會學系，開始修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一去不復返。
　　鑑於自己對知識分子研究的興趣，我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為知識分子的政治變遷，並在閱讀了大量研究著作之後，找到了一個知識分子角色類型學的視角，並出版了自己擴展版的博士論文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2003）, 後來又出版了該書的中文譯本，《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2019）。在這期間，我還出版了研究海峽兩岸知識分子在國家認同中的作用的英文書，Whither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Identity, the State, and Intellectuals （2010，這是2002年到2003年在中央研究院做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時的研究題目），後來又和幾位博士研究生共同出版了《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2016）。這可以說是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研究的三部曲。
　　於是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研究就成為了我自己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之後我還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影響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決策“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s U.S. Policy Making with Regard to Taiwan”（2005）、台灣的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Between War and Peace: Ethical Dilemmas of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Taiwan”（2005）、〈媒體的專業主義和新聞工作者的角色：以2008年海峽兩岸媒體對臺灣立法委員選舉的評論、報導爲例〉（2009）、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bor Movement: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2014）等等文章。我和同事合編的討論東亞、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大學學術自由面臨一系列困境的英文著作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2020），收集了三篇我已經發表過的論文，討論作為大學教授的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其面臨的困境（下面會再提及）。
　　第二個階段、第二個方向：澳門研究與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研究
　　我於2003年結束了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之後，應聘到澳門大學教社會學。於是澳門的政治與社會便自然成為了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這也是對自己賴以生存的本地社會應做的貢獻。由於澳門是「一國兩制」，對澳門的研究必然也會涉及到兩岸四地的政治與社會。所以在這期間，我出版了《澳門歷史與社會》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書的第一版（2011）與第二版（2020）、編著《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2008）、文集《走向民主與和諧：澳門、台灣與大陸社會進步的艱難歷程》（2008）、編著《公民社會：中國大陸與港澳台》（2013）、文集《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剖析》（2014）等書及關於澳門研究的還未能夠收入文集的文章，比如從澳門的街道名稱看澳門的歷史與社會環境的文章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of Macao”（2020）。
　　一些關於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學術文章也繼續探討了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模式問題，比如〈香港區議員選舉和太原市縣（區）人大代表選舉比較研究：兼論港澳政治發展模式對大陸政治發展模式的啓發〉（合著2012）、〈珠三角與港澳的政制融合：以穗港澳民意代表選舉為例〉（合著2014）。
　　即使是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我關注的主要也是宗教的政治與社會作用，比如兩岸四城（上海、香港、澳門、台北）的天主教及其公共參與的文章“Catholicism and Its Civic Engagement: Case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Macau, Taipei, and Shanghai”（合著2014）、〈宗教的社會功能與中國宗教政策改革〉（2016）、從浙江強拆教會建築談到國家與宗教如何相互適應的問題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anjiang Church Demolition in Zhejiang”（2018），以及兩岸四地基督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的對比研究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2021）。
　　對澳門的博彩業問題的研究，我關注的也是政府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比如〈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視角看負責任博彩：以澳門爲例〉（2010）、澳門、拉斯維加斯、墨爾本三地賭場的負責任博彩對比研究 “In Search of Best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Gaming (R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G among Macau, Las Vegas, and Melbourne Casinos”（合著2014）、〈負責任博彩：澳門博彩業中政府和運營商的角色〉（2019）。
　　關於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研究，在前述東亞、美國和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的學術自由危機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2020）一書中，我寫的序言討論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商業化和公司化如何影響學術自由的問題，還包括了我自己之前發表過的學術論文，比如大中華地區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商業化與公司化及其對教授學術自由的影響問題“Commercialization and Corporatization Versus Professorial Roles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er China”（2015）、澳門高等教育中教授角色的問題 “In Search of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and the Academic Role of Faculty”（2016），中國大陸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與認同問題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Roles i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合著2016）。此外還發表過澳門的高等教育及其研究的文章 “What It Is Like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A Status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and Its Research”（2018）、澳門的高等教育制度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Macau”（2018發表在國際高等教育制度百科全書中）。
　　第三個階段、第三個方向：中國大陸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研究
　　我從美國回到澳門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澳門和大陸相連，做中國研究比較方便。結果的確如此。在澳門工作的14年間，我幾乎每年夏季和冬季放假都會回大陸做研究。由於我是從農村走出去的，對家鄉必然情有獨鍾，對農村的問題感觸也最深，研究起來熟門熟路，障礙較少，於是對中國大陸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研究在這個階段就成為了自己另外一個主要方向。
　　在這期間，我出版了《兩岸鄉村治理比較》（合編2008，這同時也是自己台灣研究的繼續）、《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歷史變遷》（合著2009）、前述《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合著2016）、前述《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合著2017）。於是我從一個鄉村的發展的研究擴大到了對一個縣的研究，尤其是文革是我自己經歷過的事情，不少當事人還健在，對於澄清那個瘋狂年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還有點可能，否則如果讓後人來寫這段歷史，因為史料的喪失和當事人的故去，可能謬誤就會更多。
　　在完成了村莊史和縣文革史之後，我覺得為了比較全面地理解這些歷史發展，我們還是有必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民國時期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歷史，尤其是當時還有一些80多與90多歲的人健在，還有人對那段歷史有比較清晰的記憶。於是我就決定做這個課題，並在訪談與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出版了這本《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書。
　　當然，一個農村、一個縣的發展離不開全國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所以在這本書裡，我也涉及到了全國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情況。在另外一本書《遙望星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編著，2017）裡，我討論了現行政治體制可以並且應該如何改革的問題；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文革思維“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 的問題，都將歷史教訓與現行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聯繫在一起。關於政改的編書還收入了在一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縣政現狀、問題與改革措施〉（2016年載於《領導者》雜誌第70期，即被關前的最後一期）。這就形成了自己對中國百年來歷史與現狀的由點到面的一個整體的思考。

專業與理念的旨趣：對這三個階段與三個研究方向的一個總結

迄今為止，我發表了共18本書籍，包括獨著、合著、文集、獨編、合編、譯著（合譯）等。另外還發表了70多篇學術文章，包括同行評審過的雜誌文章、編書裡的文章、研究報告、書評等，還有100多篇普通報刊與時評雜誌文章（一些文章已經編在兩本文集中）。
　　這些書籍和文章有兩個特點。第一是盡可能客觀地描述現狀，比如知識分子平常扮演的是三個角色：專業、有機與批判，而不是只有最後一個角色，而且他們有能力的確也會在這些角色之間轉換。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狀來看，無論是在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上，還是在農村發展的角色上，都是如此。這樣我們就避免了對知識分子的程式化看法，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角色的多重性與能動性。澳門歷史也不是像有些人鼓吹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範，是「一國兩制」的典範。歷史上中西文化既有合作又有衝突，澳門正在被大陸化，而不是堅守「一國兩制」的初衷，也是事實。中國大陸的革命史是充滿了暴力的，比如土改、文革等時期。這一點儘管被當權者盡量掩蓋，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掩蓋事實的結果只能是讓人們無法吸取歷史教訓，讓政治與社會的發展盡量遠離現代文明，這並不是中國政治與社會之福。只有客觀地看待知識分子、看待歷史，社會才能正常發展。而客觀地看待歷史，客觀地描述現狀，正是我這些書籍和文章的第一個特點。
　　這些書籍和文章的第二個特點是政治與社會問題怎麼解決。比如對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了解，會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別人的角色，更好地審視並檢查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看到這些角色背後的倫理困境，從而更理性地決定自己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在澳門歷史與社會的研究中，我也指出了如何建構民主的政治認同、世界主義的文化與族群認同，以及負責任的經濟認同。在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研究中，我們探討了各個領域可以怎樣進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探討了國人應該並如何建立罪感的問題，為什麼需要對以前的歷史負責的問題。
　　上述第一個特點是一個專業的旨趣，即對事實的追求，對真相的追求，比如本書講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事實與真相是什麼。當然在學術研究中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追求事實與真相，本來也是學術研究的倫理。這個對事實與真相的追求，也包括對事情發生的原因的探討，比如結構、文化與個人的因素對戰爭與土改暴力的影響等。這個專業的旨趣是沒有功利性的。比如對政改的研究，我當時和參與課題的同事們說明，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也即如果我們的研究能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所影響，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如果對政治實踐沒有什麼影響，我們至少在專業上闡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運作模式及其可能的改革方向。這是專業的旨趣。
　　上述第二個特點是一個理念的旨趣，即對一個公正社會、民主政治的追求。人文與社科的學術研究自然完全可以「為學術而學術」，這也是我在知識分子角色中講的專業主義的角色。但是這些學術研究也可以有理念的旨趣，比如是為帝王做嫁衣裳，做國師。這也是我說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我的理念旨趣則是追求社會公正、政治民主。這個理念旨趣在較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我研究什麼問題，從哪個角度去研究這些問題，比如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光是專業與有機，還可以有批判，中國可以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政體，中國文化為什麼應該加強「罪感」等等。
　　這個理念的旨趣當然不是與生俱來的。我記得小時候的理想是「穿皮鞋、戴手錶」，這顯然是因為農村人生活的困苦帶給自己的想法。的確在我們小的時候，每年冬天手上和腳上都會長幾個凍瘡。可見小時候對社會不公就已經有些印象。文革時期，我們那一派是保守派，即認為應該擁護解放軍、為走資派辯護，認為過激的行為是不對的。離開學校到河北電建當洋灰工的時候，曾經認為讓我們去倒洋灰（即把洋灰倒到攪拌機裡）是派活不公而罷工兩天（我現在也奇怪後來為什麼約一年之後還放我去當工農兵學員，當時我們公司只有一個名額。後來聽說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當然實際情況不得而知）。到南開大學當工農兵學員時則認為批判老師是不對的。1985年在華東師大讀研究生時為噪音擾民給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寫了一篇文章，居然也給登了。（但是當時我捎帶著把華東師大的前身大夏大學、聖約翰大學等也大大地批判了一氣，後來了解了聖約翰大學的歷史之後追悔莫及，現在只能抱歉了。）1989年我也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非常不公的。
　　但是這些對社會不公的反應都是比較自然的、原始的，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開始學習社會學才有了一些認知。社會學的基本思路是人的思想和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到了各種制度結構、文化和個人因素的影響。於是社會學首先要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比如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及其倫理困境、「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失敗的基本情況、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暴力的基本事實等等。除了描述這些事實之外，需要尋找事情之所以是這樣的原因。比如不同的知識分子選擇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信仰的原因，也或許是因為個人利益的原因。「一國兩制」的成功與失敗既有中央政府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原因，央地關係不清楚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因素。當然還有本地文化（比如澳門和香港的文化儘管飲食語言等相同，但是政治文化就很不相同）、社會運動的強弱以及策略等等原因。土改的暴力和意識形態、黨的文化、中國傳統的暴力文化、工作隊的領導、當地人的反應等等都有很大關係。在左右這些影響變革的因素中，或許結構因素最為重要。
　　換言之，或許因為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與性格的原因，我的研究的理念旨趣是社會公正與政治民主。如上所述，這或許確定了我選擇研究什麼問題，使用什麼樣的視角，甚至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是建立在對事實的認定以及理論的思考等專業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的，是吸收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後得出的結論。比如我在本書中關於人性的討論、罪感文化的建立、在政改書中提到的漸進改革最終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案等等，都是建立在對事實的認定與理論的思考上面的，是建立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的。
　　總之，我自己的研究著重於追求事實、追求真相，這是專業的旨趣。我的研究也追求對問題的解決，追求社會的公正與政治的民主，這是我的理念旨趣。如果用知識分子角色的分析來看我自己的話，我扮演的是主要是專業和批判的角色，而不是有機的角色，既不有機於政權、商業權力，也不有機於社會運動。即使在少有的幾次為政府做研究（扮演一定程度的有機角色）時，我也堅持了社會公正、政治民主的立場。
　　今後努力的重點：公共社會學
　　我本來想繼續進行知識分子在民族問題研究與決策中的作用的課題，但是現在中國國內的大環境基本不允許做這樣的課題了。當然從迂迴的角度去研究還是有些可能的。還有一些大的項目，比如編寫一本大學社會科學英文寫作教材，一本從世界看中國的英文社會學概論等等。這兩本書都已經有初稿，是我教學時使用的自編教材。但是因為我的視角問題，在中國國內也找不到出版社。不過我還在和出版社探討翻譯出版我的澳門歷史與社會書以及兩岸知識分子在國家認同中的作用的書。
　　但是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公共社會學，即在報刊雜誌以及社會傳媒上發表自己關於各種問題的思考，把社會學的思考和普通讀者結合起來，也即公共社會學的工作。比如我在2020年就發表了10多篇對比中美兩國抗疫措施的文章，著重討論了制度問題、文化問題，以及領導者的責任問題等等。還發表了多篇如何理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挺川和反川問題上的分歧，討論了他們的極右傾向。這些方面的文章還在繼續撰寫與發表中。
　　不過無論撰寫、發表什麼樣的書籍或者文章，如上所述，我都是試圖作一些專業的分析，並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與民主的政治。
　　鳴謝
　　我自己在即將寫完這個自序的時候發現這些年的確發表了不少書籍和文章。但是學術方面的書籍與文章大多經過同行的評審，即使小部分沒有經過評審的書籍與文章也經過編輯的審閱。所以說自己這些學術思考的積累，也是這些同行與編輯幫助的結果，也是他（她）們的成果，而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況且很多著作本來就是合作的結果。
　　我應該特別感謝在我的學術之路上幫助過我的人。首先我要感謝南開大學的谷啟楠、李九明等老師為我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中文系宋玉柱老師為我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寫作基礎。我上大學時儘管還是文革時期，但是老師們卻個個都竭心盡力，為我們糾正一個一個的讀音、一個一個的語法錯誤、一個一個的標點符號。我自認自己的英語、漢語寫作基礎都還不錯，全是她（他）們的功勞，我要特別感謝。我在紐約市立大學的導師Stanley Aronowitz在1960年代時是民權人士、工運領袖，後來拿到學位進入學界之後也成果累累。他的經歷、專業旨趣和理念旨趣對我影響很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是研究知識分子的專家。在我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問題上，無論是書籍還是文章，都得到過他的鼎力協助。沒有他的幫助，就沒有我後續的知識分子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這是一點都沒有誇張的。所以我應該特別感謝他。
　　另外如果我沒有到澳門大學，這些研究也沒有可能。當時在南加州的Whittier 學院教書的時候，本來準備奉行一本書主義，即出版一本書以後就不再做什麼研究了，但是後來工作的變動使得這個想法也徹底改變了。
　　2003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研究結束之後，我本來是要應周曉虹教授的邀請去南京大學教書，但是澳門大學社會學專業的程惕潔教授給當時在美國的我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長途電話，盛情邀約到澳大教書。國內的幾位朋友也勸我說自己可能無法適應國內的教學與研究環境。於是最終到了澳大。實踐證明的確如果不到澳大，我是不可能做這麼多這樣的研究、出版這麼多的成果的。所以我也要感謝程惕潔教授，同時也向周曉虹教授再次表達自己的歉意。
　　我還要感謝澳門大學的經費支持。前述大部分的研究與出版，包括這本書的研究與出版，都受到了澳門大學的資助。當然這些資助都是經過申請、評審與批准的。時任主管研究的副校長Rui Martins非常注重學術自由，我的任何研究都不會有政治上的障礙。所以我還要非常感謝他多年的支持。當然還有圖書館的副館長王國強老師，他當時是澳門大學出版中心的主任，很多本書都是在他的具體支持與指導下出版的，無論是在澳大出版，還是到其他出版社出版，都有他的支持。
　　最後，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太太。她包攬了全部的家務，使得我可以有時間做研究、寫書、寫文章。沒有她的奉獻，這些學術成果也沒有可能。
　　人們常說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即把一個孩子養大，需要全村人的努力。其實做學術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任何一本書，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很多人幫助的結果。就這本書來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很多人之外，還有幫助我搞調研的幾位博士研究生、在家鄉為我提供各種研究方便的朋友、同學，接受我們採訪的各位先生、女士們。著名中國革命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先生、對土改和反右作了大量研究的譚松先生，特別是中國革命與知識分子的研究專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等都撥冗通讀了書稿，指出了一些史實上的不確切之處以及觀點上的可深化之處，並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議。我對此都做了適當的改動或回應。
　　還有出版社的編輯們。沒有他/她們的幫助，也就沒有這本書。
　　希望我關於學術研究心路歷程的描述，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我研究與寫作的初衷，更好地理解本書所研究的課題，理解我研究的優點與缺點。
　　更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並繼續一起探討書中提到的問題。　

来源时间：2022/2/18   发布时间：20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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