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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启动了针对中国行动计划的审查的相关问题提问。

汪文斌表示，无论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还是美国的甚嚣尘上反亚裔言行，都是美国内系统性恐怖歧视问题的体现，都反映出美国内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美方应该深刻反思，解决国内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维护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合法权益。

来源时间：2022/2/17   发布时间：202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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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朝辉 董存发  来源：澎湃新闻

梅兰芳1930年访美，中美京剧外交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中方的主观努力，但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美国媒体和剧评专家的反应;二是票房绩效和观众的反应。

(一)美国媒体的正面反馈

在美国，向来是先有公共舆论，后有外交政策(“The United States had a press before it had a foreign policy”)，[1]而当时影响美国舆论的主导力量是报刊杂志，尤其是最著名的大报《纽约时报》。自1930年1月27日始，《纽约时报》连续报道，不断追踪梅兰芳到纽约演出(2月17日)之前的行踪，从1月17日到2月16日一共发表7篇报道，远胜广告的效率。演出开始后，《纽约时报》从2月17日到4月20日期间，共发表35篇报道，还不包括梅兰芳离开美国后的两篇后续报道，一共发表了消息、报道和评论44篇，盛况空前、十分罕见。

名伶梅兰芳氏抵美：为旧金山欢迎梅氏行列经过唐人街 (1930-6-22 申报)

名伶梅兰芳氏抵美为电影皇后范朋克夫人在洛山别业招待梅氏並罗佛禮勃朗菲諸明星及共夫人作陪(1930-6-22 申报)

美国媒体对梅兰芳演出的反响，大致可分三个方面。第一，对梅兰芳文化外交和京剧外交的评价。

其一，梅兰芳是“艺术大使”(Ambassador in Art)，因为他带来的不仅仅是演出，而是交流、接触和奉献(engagement)，[2]梅兰芳的演出说明，“各国对彼此文化尊重(respect for one another’s culture)的一种方式，就是相互欣赏艺术(mutual appreciation of art)”，[3]而且，《旧金山年鉴》(San Francisco Chronicle)提到，梅兰芳“是一位大使，不亚于他的演员身份，他所做的远远超出外交来往，更能使美国民众对他的民族产生同情性的理解(sympathetic university of his race)”。[4]同时，梅兰芳从遥远的北京而来，“带来了一个与我们的戏剧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戏剧”，它是一种“纯粹的艺术(pure art)”，它“通过优雅和美丽给人以愉悦。这就是自然、朴素和天真(naivete)，在此基础上重组世界是多么的自然和天真”，[5]所以，“在你看到和听到这位伟大演员之前，你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民。如果我们认可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欣赏和尊重是一种国际理解的力量(a force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我们必须感谢中国给我们送来了像梅兰芳这样的自己的象征(symbol)”。[6]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在纽约的欢迎宴会上提到：“我不但为梅兰芳的成功庆贺，我实是为东方文化庆贺，借梅君之力，得以把他的美点宣传表现出来;又为美国人庆贺，借梅君之力他们得以瞻仰最高尚的东方艺术。那么梅君沟通两国文化、联络两国感情，其力量真是大极了，佩服佩服!”加州Pomona College校长Charles K. Edmunds也表示，梅兰芳访美演出是“宣传东方美术，联络中美感情，沟通世界文化，这样伟大的功业，几十年来还没有过，所以本校才议决，把这个荣衔(名誉博士学位)赠与梅君”。[7]

刺虎剧照 美名雕塑家为梅兰芳塑雕像(选自《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谷曙光)

其二，梅兰芳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之王”(Great King of Actors)，因为他“体态优美，比例完美。他所穿的服装从头到脚地覆盖，只留下他的手和脸。他的手让人赏心悦目;他的脸是一个完美的卵形，嘴唇相当丰满，但在其他方面的造型却毫无瑕疵”。而且，他的头发和假发进行了极为复杂的编排，表情常有一种平淡、俏皮的品质，总是有一种异国情调，他是“男人扮演着女人的角色，仍然保留着我们几个世纪前才抛弃的惯例，即禁止妇女上台表演，这是一个更受尊重的习俗(a custom which is to be more honored)”。[8]尤其是，一个男人不仅要形似女人，更要神似女人，这就是梅兰芳天才般的魅力所在。[9]

MEI LAN-FANG，New York Times,1930-4-6

其三，梅兰芳是“中国舞台上最重要的成员”(foremost member of China’s stage)，因为他是“一个害羞的、不引人注意的、心地善良的年轻人(a shy, unobtrusive, good-natured young man)”。当被问及他对美国的印象时，他的回答是，他被美国的“年轻和快乐”(the youth and joyousness)所刺激。[10]而且，作为一个“首席主人公”(Chief protagonist)，梅兰芳“是一个可理解的和引人注目的人物(an intelligible and arresting figure)”，尽管“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戏剧可能是遥远而无意义的(remote and meaningless)”。[11]

第二，梅兰芳演出轰动存在四大文化原因。一是一种东方主义情节。美国观众能从梅兰芳京剧表演中感受“娱乐”(entertainment) 和“独特的满意”(peculiarly satisfying);而具有满意感的原因则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处于“心理深处”(lies deep in the psychology of esthtics)的共鸣，因为在欣赏梅兰芳表演的短短几个小时里，西方人往往“处在一个情感和智力共同放松的世界里(a world of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ral relief)”，中西世界对戏剧的共同要求就是“要让人感受、思考和行动”(make men feel and think and act)。所以，“关于西方戏剧和东方戏剧哪一种更好的问题，都是空谈(idle)”，因为“每种戏剧都是其文化的缩影(epitome)和总结(summary)，而戏剧正是这种文化的产物”。[12]所以，美国观众能够记住他，“不是因为他是古板的和外国的(quaint and foreign)，而是因为他的艺术中有一些普遍的东西(universal in his art)，它超越了语言、习俗和岁月的障碍”。[13]对此。张彭春也认为，演出如此成功，不能仅仅归结于美国观众的好奇心，“必定是中国京剧艺术中的某些东西和梅先生独特的造诣使美国观众的艺术享受得到了满足”。[14]

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手绘宣传图，出自《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吴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是梅兰芳能给西方人产生独有的魅力，因为梅兰芳给人主要的印象是优雅和美丽(grace and beauty)、庄重和温柔(stateliness and sobriety)，具有纯粹的想象力(unalloyed imagination)，以及置身于活生生的古代(living antiquity)的感觉，尽管梅兰芳的戏剧并不反映当代中国的情况，但不难相信，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某些灵魂(the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如果你能在这些条件下去接受它，你就会充满好奇和困惑(full of wonder as you are of bewilderment)。[15]其中一位美国剧评家认为，梅兰芳的演出帮助美国对种族关系和待人态度产生影响，梅兰芳得到美国人的赞许不是因为他“真的像个美国人”(realy like an American)，而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中国人”(is truly Chinese)，梅兰芳“引导我们许多人尊重中国人和他们的文明，这是任何说教和布道都做不到的，他在自己身上具体化了中国人性格中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东西”。[16]

三是名人加持，促使观众判断梅兰芳绝非等闲之辈。《纽约时报》2月4日报道，为了欢迎梅兰芳，以美国前第一夫人威尔逊总统的夫人为首，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其中的成员包括中国驻美国大使夫人、美国驻中国前大使(Charles R. Crane)、华美协进社社长孟禄(Paul Monroe)、哥大杜威教授等。[17]而且，美方主办这次演出的单位不是专为盈利的商业企业，而是出于文化关系和友好考虑(in the interests of cultural relations and good-will)的华美协进社。[18]

分别刊登在《纽约时报》和中国报刊上的同一照片：电影皇后曼丽璧克福与梅兰芳行见面礼

四是美国媒体的专业包装。美国媒体的预热性报道十分有效，早在1930年1月27日，《纽约时报》就发出第一篇报道，提前21天，预报2月17日梅兰芳将来纽约演出，明确提到共有27位京剧演员和舞蹈演员来到美国，主办方是华美协进社，并强调所有演员都是男性。[19]在中国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也提到，随行还有一位主翻译(chief interpreter) Frances Pan博士，他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大学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和中国清华大学。[20]另外一个媒体的标题则是：“受五万万人欢迎的一位大艺术家梅兰芳到纽约了!”[21]为了使梅兰芳的艺术能够为西方观众所理解，剧团专门设立了“一位司仪杨素小姐(a mistress of ceremonies, Miss Soo Yong)，她在每一出戏之前出现在幕前，解释剧目主题，并引导人们注意有关表演的注意事项”。[22]

第三，是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评论。美国媒体首先引用胡适对京剧的负面评价：“中国戏剧在历史上是一种停顿的增长(an arrested growth)，它还没有从与音乐、歌唱、舞蹈和杂技游戏的历史联系中解脱出来，它也没有成功地成为一个自然说话和自发表演的戏剧(a drama of natural speaking and spontaneous acting)，这一切都不能也不需要被否认”。[23]但是，中国的戏剧是二维、优雅和有距离感的(two-dimensional, polished, remote)，它是通过一些精致的设计，来进行“暗示(hints)而不是表达(expresses)”。作为对比，“西方的戏剧是丰满的(full-bodied)，经常是粗放(coarse grained)和说教的(didactic)”。所以，通过比较梅兰芳的京剧，能够帮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戏剧不是一种镇静剂，而是一种刺激剂”(not a sedative but an irritant)。[24]

《梅兰芳全集》第7卷 傅谨 李斐叔游美日记

而且，梅兰芳在离开美国后，一直不曾被美国媒体遗忘。1930年7月19日的《纽约时报》从上海发来报道：“梅兰芳回到中国，向美国表示感谢!”提到梅兰芳在7月18日到达上海的第二天(7月19日)专门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Edwin S. Cunningham，请他向美国人民转达正式的感谢。《纽约时报》还称梅兰芳被普遍称赞为从中国到美国的善意大使(a good-will ambassador)。[25]1931年12月30日的《纽约时报》竟然还报道：“梅兰芳要回来了!”强调梅兰芳从1930年2月17日起，一共在纽约演出了41场，这次前来，将表演全新的剧目，还将带来好莱坞的电影团队。[26]更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在1935年看到了梅兰芳访美演出之后，推动了世界性的戏剧交流与创新，包括中日、中美、中苏和中欧之间的深入交流，在中国的剧院内，兴起了一股国际文化交叉的潮流(Cross-currents in the Chinese theater)。[27]

(二)美国公众的积极反应

除了媒体正面报道外，美国民众的反应也十分惊人。首先表现在票房，京剧外交是否成功的一大标志就是票房，因为一个好的演出不仅需要叫好，更需要叫座，票房就是硬道理。据《论坛报》(Herald Tribune)报道，“头几天在纽约开演，上了满座，还在人意料以内，想不到演了四个星期，依然是天天满座，由此可知美国人对中国剧欢迎的程度了”。[28]而且，纽约49号街剧场位于百老汇剧场林立的中心，不是只有几十个座位的中国茶室，而是拥有七百个座位的大型剧场。[29]后来，由于观众反响实在踊跃，只能将演出移到拥有2000个座位的国家剧院，又上演了21场。[30]

名伶梅兰芳氏与美国编剧家兼导演家贝拉奇(Belareo)博士合摄之影 梅氏所持之杯乃拿破仑与约瑟芬合时所用十余年前贝氏重价得之者(申报 1930-5-25)

同时，京剧在海外演出的共同遭遇就是头场反应平平，因为很少有人听得懂，也很少有人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但是梅兰芳的演出却是例外。据报道，在纽约演戏的第一晚，观众爆满。第一出《汾河湾》演出结束后，观众要求谢幕(叫帘)五次(curtain call);第二出《青石山》，由朱桂芳与刘连荣合演，谢幕三次;第三出由梅兰芳舞剑一段，谢幕五次;最后一出《刺虎》，谢幕竟然高达十五次。观众共送花篮五十多个、鲜花二十多捆。总计在纽约共演出了五个星期，许多人观看次数高达五六次，甚至十几次。在纽约演出的最后一晚，许多观众提议要求与梅兰芳握手道别，梅兰芳立即答应，长达几十分钟。

另外，在当时的美国，观众习惯每逢周三和周六演日场，主要观众是女性，一般难以满座，可是这次梅兰芳的日场戏，也几乎满座，盛况空前。梅兰芳在美国一共演了七十二天戏，大致有五十几天满座，其余至少也有七八成，票价也由五美元涨到了十二元，由此可见观客的拥挤了。[31]

大致而言，梅兰芳在纽约演出吸引了六类不同的观众，包括华人、美国友人、百老汇演员、戏剧评论家、时髦人士(the smart)以及百老汇平时的常客。前五类观众的捧场属于意料之中，但能吸引挑剔、高端、专业的百老汇常客来欣赏梅兰芳的京剧，实属不易，“这也许表明百老汇在美学上的包容与成熟(May this mean that aesthetically Broadway also has come of age)?”[32]

(三)梅兰芳访美大获成功的启示

总之，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演出，从美国媒体和观众反应的程度而言，是空前成功的，给今天的国民外交和文化外交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民间性。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忙于各种内战，无暇顾及中美外交，且放慢了梅兰芳成行的速度和效率，但这正是梅兰芳访美成功的一大原因。一旦访美不再是政府行为，反而推动了民间各界的积极参与，包括学界、商界、报界、甚至黑道等，尤其是当时的中国，利益多元、政党对立、军阀混战，任何文化活动的官方主导，只能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梅兰芳长期自费公关与接待来自美国各界人士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梅兰芳在美国的知名度。梅兰芳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专业演出，没有中美官方代表在舞台上发表官式讲话，这有助于民间外交效用的最大化。加上，当时的中美外交，没有冷战思维的干扰，也是梅兰芳得到美国上下、左右、老少、男女支持的正面因素。

第二，非商业性。尽管没有商业赞助，对筹款的规模和速度造成阻碍，但反而凸显了京剧外交的正当性与非功利性。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如果不是商业演出，只能吃政府的“皇粮”，因此难免具有官方背景，削弱其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是商业演出，就会染上“铜臭”，在演出传播中难免出现“植入性广告”，这就有可能稀释文化交流的色彩和功能。而梅兰芳访美演出的特点既不是商演，也不是官办，尽管提升了筹款和组织成本，但高成本，有时就能得到高回报，它促使演出的文化交流效用成倍提高，既提升了梅兰芳剧团的专业形象，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民众的感情有效交流。

第三，亲和性。“故事员”的亲和素质很重要，这也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软实力。尽管“主讲人”梅兰芳的功力、知名度、人格魅力和公关能力，以及助讲人齐如山和张彭春的专业辅助、外语能力、形式改良和后勤保障等，都是文化外交成功的要素，但这类努力决不能是单向、单一、单调的灌输、说教或宣传。正如一位纽约当事人所说，通过与梅兰芳面对面的交流，尽管是通过翻译，但“梅先生既不无聊也不傲慢。他笑得很得意。梅先生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喜爱”(won the affections of the American public)。[33]类似人为的努力，都有可能突破天时与地利的不足，在艰难的客观环境下，打破客观因素决定论的“宿命”，创造主观战胜客观的奇迹。

第四，专业性。梅兰芳访美始终坚持专业至上。在访美前，他极力听取熟悉美国社会的专业人士之反馈;参与剧目改良的团队都是一流的戏剧界大家;纽约剧场的选用也是依赖专业的百老汇经纪人;舆论推广梅剧的主力是顶尖的美国报界;参与京剧评论的也是纽约一流的戏剧专家。去除了政治和商业的“杂念”，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由专业化所释放的文化和教育功能。所以，专业性不仅淡化了政治性和商业性，更是梅兰芳访美成功的重要保证。

第五，互动性。京剧外交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与互动。一般自命为“高大上”的访问，往往忽略对当地百姓的耕耘与关注。殊不知，京剧外交的成功离不开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平民百姓。梅兰芳通过在轮船、火车、旅馆、餐厅、旅游等与美国平民的互动，产生了极大的亲善、谦卑、友好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潜移默化。尤其是，他与当地华人华侨的互动，既是梅兰芳京剧外交的一大主题，也是旅美演出顺利、成功的保证。[34]

梅兰芳(左六)在无量大人胡同寓所接待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左七)等人(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民族的，往往是世界的。古老的中国国剧、天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属于世界的本质原因，在于人类的共同心性、共享价值和共情能力。正如文章开头所定义的文化外交的本质，就是它具有自然而又天然的交流性、互动性、多元性。尽管梅兰芳访美演出无需重复、梅兰芳的天才更难以复制，但中美文化外交和京剧交流不应也不会停滞，历史的路径既值得今天借鉴，更有助于明天的超越。

注释：

[1]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The Butterfly Effect and the Making of ‘Ping-Pong Diplomacy,’” Journal of Comtemporary China, 9 (25) (2000): 441; James Reston, “The Press, 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44 (1966): 553-573.

[2] “Mei Lan-fang P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30.

[3] “Mei Lan-Fang Urges Wide Art Sympath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30.

[4]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7.

[5] J. Brooks Atkinson, “Mei Lan-fang, Ambassador in Art,”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23, 1930.

[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33.

[7]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2、44页。

[8] Herbert L. Matthews, “China’s Stage Idol Comes to Broadway,”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16, 1930.

[9] George Kin Leung, “The Chinese Actress: Social and Dramatic Factors in Her Slow Rise to Fame,” Pacific Affairs, 4 (5) (May 1931): 396-397.

[10]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11] “Mei Lan-Fang Gives a New Program,”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30.

[12] “As Far as the East,”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30

[13]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29.

[14] 张彭春：“《梅兰芳先生在美国：评论与回顾》前言”(1935年1月)，载梁燕主编：《梅兰芳与京剧在海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第403页。

[15] J. Brooks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17, 1930.

[1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31.

[17] “Sponsors of Mei Lan-Fa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30.

[18] J. Brooks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19] “Chinese Compmay to Open here Feb. 17,” New York Times, Janurary 27, 1930.

[20] Leslie McKillop, “Mei Lan-Feng in Americ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8, 1930, p. 456.

[2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3页。

[22] Atkinson, “China’s Idol Actor Reveals his Art.”

[23] Atkinson, “Mei Lan-fang, Ambassador in Art,”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23, 1930.

[24] “As Far as the East.”

[25] “Mei Lan-fang Back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30.

[26] “Mei Lan-fang to Retur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931.

[27] George Kin Leung, “Cross-Currents in the Chinese Theater,”433-438.

[28]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4-5页。

[29] 梅绍武：“梅兰芳访美演出盛况拾遗”，《百年潮》，2003年第3期，第63页。

[30] 许姬传：“人少照样能演好戏—忆梅兰芳访美演出二三事”，第57页。

[3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31-32、34-35、36页。

[32]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828.

[33] Barbara Scott, “We Bow to Meil Lan-fang—The American Triumph of China’s Matinee Idol,”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229 (5) (1930): 573.

[34]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第1-5、45-52页;卷四，第36-48页。

来源时间：2022/2/17   发布时间：20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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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朝辉 董存发  来源：澎湃新闻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历程中，特别是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早期传教士，非常推崇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形式、内容和筹资能力。但真正决定故事讲述成败的关键，是承担“传教士”角色的“故事员”。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最重要故事员当然是梅兰芳本人，但也离不开另外两位故事员——齐如山和张彭春的助攻与配合，这是一出京剧之外的“三人转”，缺一不可。

四大名旦(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一)无可替代的梅兰芳

首先，梅兰芳所独具的几个素质无人可比，更无人可代。

第一，精湛的京剧表演艺术。作为中国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不仅京剧功夫一流，而且他在男扮女装、超群唱功、优美舞姿等方面，彻底征服了美国观众。用戏剧的形式讲故事，既少了无聊的废话，也增强了故事本身超越种族与文化的穿透功能。在美国观众眼里，梅兰芳的头、颈、肩、手、腰、眼、袖和舞台行走的动画，都表达出“一种纯粹的快乐”(a sheer joy)，所以，观众需要一个晚上只看梅的眼睛，另一个晚上看他的手，再一个晚上看他在舞台上移动时自由的美丽动作(free beautiful motion)。[1]

梅兰芳《贵妃醉酒》剧照(出自《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第二，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杰出能力。梅兰芳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在京剧，自幼喜爱文学和艺术，尤其是，梅兰芳广交学界和各界朋友，梅宅一直是“谈笑有鸿儒”，常与京剧理论家和导演艺术家切磋演艺。而且在交友与交流过程中，培养了一种闻过则喜、不断改良的能力。这种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特质，既能适应和顺应美国观众的喜好、促进京剧在美国社会的本土化，也能保持京剧形式、内容和剧目在坚持原味中，不断创新，而这种平衡传统与创新的能力，正是一个故事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苏格尔(A. E. Zucker)在他的《中国戏剧概论》(The Chinese Theater)就认为，“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2]

第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性。出生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具有忍受权贵欺凌和金主剥削的耐力与情商，而且一旦从艺，不管碰到怎样的艰难困苦，绝不放弃。例如，为梅兰芳联系剧场和演出打前锋的司徒雷登校长秘书傅泾波，突然在梅启程美国前几天来了一份电报：此间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天，傅又来电：“如来要多带钱。”经过长考，梅兰芳以少有的激动口气说：“走!”“欢送会已开过，舱位定了，如果临阵收兵，将传为笑柄。”然后，梅突然提高了声调：“这是一次冒险，但我必须拿出勇气来冒这个险。”[3]梅兰芳在从日本到加拿大的远洋客轮上，经常听到轮番演奏的美、英、法、日四国国歌，但就是没有中国国歌，对此，梅兰芳召集团员表示，“不必过于愤慨”，我们需要“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才能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4]

美国政界、商界、戏剧界等盛情招待梅兰芳团队访美(《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第四，待人接物的谦卑与处世为人的低调。梅兰芳作为一个当时年薪高达75万美元的戏剧名角，竟然言谈举止如此温良恭俭让，深得美国观众的赞许，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外交的亲和功能。[5]他在纽约访问期间，毫不吝啬地利用演出间隙的时间，最大限度地与美国公众见面、互动，几乎每天都在学术聚会、时尚接待、社区餐叙之中度过。在纽约之行的告别晚会上，梅兰芳表现得“极其礼貌和温和，慢慢地绕过长桌，认真地看着外国人的脸，把他惊人的柔软的手伸向所有其他的手。他没有错过任何人。每一个人他都以庄重的态度打招呼”，尽管“他看起来特别疲惫”。[6]这种名演员与观众一一握手的情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和重要的交流方式”(a tremendously popular and important engagement)。[7]同时，梅兰芳谦虚学习的态度和能力，也得到广泛赞誉，应验了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海纳百川的心胸。这种得体的谦词和谦卑的肢体动作，又是一个优秀故事员所必不可少的。

第五，激发美国人好奇心与共情的能力。必须承认，很多美国人是怀着好奇心来看梅兰芳的戏，这种好奇心一方面是来自东方主义的神奇、迷幻和迷思，另一方面是梅兰芳自身的独特魅力，因为梅兰芳给美国人的印象总是优雅和美丽、庄重和温柔，能激发美国人无限而又纯粹的想象力。

一则小故事：1924年5月19日，泰戈尔在北京看了梅兰芳为他专场演出的《洛神》，地点是在北京开明戏院，看完后的第二天，泰戈尔用毛笔在一柄扇子上，用孟加拉语写下了一首可以传世的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8]

泰戈尔真的不懂京剧，但他与京剧和梅兰芳出现了心灵的共鸣，因为中国的京剧就是善于表现“景生象外，意得空中”，“于无中得有，在虚里显实”。[9] 所以，心灵相通，是艺术的独特功能，我们从中国人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想到了英国人休谟和斯密的同情共理和共情的能力。这一点，也是梅兰芳成功的最重要一点，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爱的温度，美国人感受到了。一个没有温度的演员，是无法传递任何热度给观众的。

梅兰芳与旧金山市长握手(选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

(二)齐如山的鼎力相助

除了梅兰芳本人的主观努力，这台京剧故事的成功离不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齐如山(1877-1962)和张彭春(1892-1957)的珠联璧合、鼎力相助。

梅兰芳与美国著名戏剧家贝拉斯考在纽约。后排为：左一黄子美，左二张彭春，左三齐如山。(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齐如山曾在清末的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和俄文，三度游历欧洲。辛亥革命后，曾任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对戏剧和戏剧理论颇有造诣。齐如山于1913年与梅兰芳相识，自1916年后的二十多年，齐如山深度参与了梅兰芳十多个剧目的编排与改良，并与梅兰芳合作，旨在“恢复古典戏剧的精华”(restoring classical stage properties)和“复兴历史京剧”(reviving historical drama)，“由于齐的博识和导演(erudition and direction)，梅卓越的表演艺术得到很大提升(greatly enhanced)”。[10]1919年和1924年，齐如山两次陪同梅兰芳访问日本，提出中国京剧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新论。自1920年代初开始，历经六七年，全力为梅兰芳赴美演出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了解美国民情、准备传播资料、联系美方各界等，既主管行政、财务和人事业务，又负责梅剧的改良与提高。

梅兰芳访美演出舞蹈图谱 《贵妃醉酒》(《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梅兰芳访美演出舞蹈图谱《廉锦枫》(《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齐如山首先通过接触美国来宾，在北京大力宣传梅兰芳和京剧，并利用餐叙和茶叙的机会，向外宾介绍京剧戏台的规矩与做派。齐如山“相信这种无意的宣传，所生的效力，比那正式的鼓吹，要普遍得多”!十几年来，这类聚餐与会谈约有八十余次之多，被招待的外宾也高达六七千人。文化的核心是“人化”，这种社交机会帮助梅兰芳寓文化传播于招待之中，杯、盘、盏、箸皆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载体，而且以笔墨山水、写意花卉来讲解中国戏剧，更能表达中国绘画与京剧的相通，因为它们的用笔、举止动作、言谈表示，大多是“由像真演进为美术化”。

《洛神》剧照，出自《梅骨芳华-梅兰芳极限片集》谷粮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梅兰芳全集》第7卷 傅谨 李斐叔游美日记

同时，齐如山利用广博的社交关系，常给驻各国的官绅通信，向留美学生供给材料，鼓励他们给当地报馆通信宣传。在访美两三年前，齐如山专门出资聘请两位美国通信员，请他们时常与美国各报馆通信，并在每封信里附上梅兰芳一两张相片，导致美国登过梅兰芳消息的杂志，不下几十种，其中寄到梅兰芳家里的美国杂志，就高达三十余种。另外，出访前两年，来自美方要求获取梅兰芳照片的来信总有几百封，“这也是宣传渐渐发生效果的一个明证”，更体现了一位文化外交故事员的效用。

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出自《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为了防止参访成员游美出洋相，齐如山非常注重出国培训，毕竟，一人出错，满团皆输。所以，齐如山提前三四个月推进的出国培训，包括衣食住行的美国规矩。为了熟悉美国人的吃饭习惯，还实地排练了几十次，并请了著名外交家傅泾波等来教英文。所以在美国期间，梅剧团成员“并没有见笑于外人的地方”。

最后，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赠送外人的礼品至为关键，这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好借口与方式。对此，梅剧团精心选择了几大类礼品。一是磁器，专门烧制，印上梅兰芳相片，并有梅花和兰花各一支，作为梅兰芳的标志;二是笔墨，刻上梅兰芳的名字及相片;三是绣品，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也为多数外人所迷醉，并绣上梅兰芳的姓名，锦上添花;四是美术图画，专门聘人画了二百多张中国戏剧图画，梅兰芳还亲自画了二百多张写意花卉;五是扇子，梅兰芳亲自画了一百多把扇面;六是照片，印了五六千张梅兰芳的戏装相片，还制作了团体徽章、标志、旗帜等。在封箱的前一天，还特意告诉团员，谁也不许带私货入关。结果，梅剧团成员很自制、自重、自爱，在锁箱查验时，没有一点私货，保证了在美国入关、验货期间，也没有任何麻烦。[11]

(三)张彭春的导演功力

除了齐如山之外，另外一位帮助梅兰芳讲述京剧故事的功臣是张彭春。他于1910年成为第二届庚子赔款学生，入读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于1915年获得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1918年在南开学校任职，1919年再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4年获得教育学博士。1923-1926年回国，担任清华学校教授兼教务长，期间认识了梅兰芳，并参与了梅兰芳访美的一些咨询事宜。1929年再度赴美，193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所以，张彭春并没有与梅兰芳同船赴美，而是在梅兰芳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表演之后，在后台见到梅兰芳。张明确告诉梅，很少美国人能看懂他的京剧，张的这一观感得到当时美国新闻媒体一则短讯的印证：“观众对演岀的各方面多少有些茫然”(The audience was somewhat in the dark as to what it was all about)。[12]梅兰芳当即邀请张担任梅在美国演出的总导演，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了导演制。[13]

相较于齐如山，张彭春更加了解美国文化，更懂中美戏剧的异同，也更具有学术水平和国际观念。《纽约时报》曾经评论道：张彭春关于中西戏剧的比较，十分通俗易懂，因为他说，尽管中国戏剧的音乐是“乐器更少、音调更少”，但中国音乐希望每个音调都有“更多的个性和意义”。[14]《纽约时报》还专门提及，在一次有200多位来宾参加的、美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午宴上，来自北京南开大学院长(Dean of Lankai University at Peking)张彭春博士(Dr. P.C. Chang)，精妙解释了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所表现的不同的细微之处(finer points)。[15]根据孟治博士的回忆，当时的百老汇和梅兰芳互相之间毫不了解，只有张彭春既了解百老汇，又了解梅兰芳。张彭春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中国京剧艺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够互相补充”(supplementary)。[16]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成功，更证明张彭春的判断，京剧与西方戏剧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仅凭直觉，西方观众完全能够欣赏京剧艺术。[17]

尤其是张彭春的英文水平可以帮助梅兰芳对外代言，这是齐如山不能企及的能力。当梅兰芳在纽约49街剧院首次公演时，张彭春身穿燕尾服首先登台，用英文介绍中国戏剧的组织、特点、风格和动作所代表的意义。而且，梅兰芳参加演出前后的各种应酬、聚会、聚餐、拜访，都离不开张的参与和组织。张还介绍了许多美国著名的戏剧家(如斯达克·杨Stark Young,1881-1963等)与梅兰芳见面，并与梅一起解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提升了交流的深度。

(三)两位故事助讲员的珠联璧合

所以，梅兰芳走向美国和西方的最大幸运，是结识了齐如山和张彭春两位朋友。例如，当年每次演出前，杨素(Soo Yong)小姐的讲解词就是张彭春和齐如山两位共同拟定，由杨译成英文再经张教授审定，对美国观众理解京剧艺术起了很大的作用。1946年上海《海星》杂志评论道：梅兰芳在“国际间宣扬最得力的，则为齐如山及张彭春两教授”，齐如山的“捧梅兴趣，可谓十年如一日”，本来梅兰芳的大名不出古都，但得齐如山推广，使得“梅氏之剧艺，方为外洋人所激赏”，所以“齐氏实为梅氏造成国际成名之一大功臣也。梅氏也对于齐氏，亦师事之唯谨”。同时，张彭春博士留美多年，回国后，“以英文文字，在美国报纸杂志上宣扬，所以梅氏赴美，张氏亦为随员之一，梅氏载誉回国，且博得文学博士头衔以回，据说：皆由于张氏一人在美活动之后果”。[18]

陪同梅兰芳访美的秘书李斐叔和《梅兰芳游美日记》 手稿

对此，有学者总结道，“梅在十八岁时与齐结交，是梅艺术生涯中的最大幸运， 也是梅在四大名旦长期相互竞争之中，能够始终名列首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当梅进入而立之年，能够经常切磋演艺的师友又增加了比梅只年长两岁的张彭春”。而且，在美期间，张彭春还以比较戏剧学者的身份，与梅和齐“相当广泛地观摩了西方戏剧”，使梅见识了“外国舞台上所能显示的新形式和风格，但又一刻没有被它们所迷惑”。1970年代在台北出版的《谈梅兰芳》里认为，美国归来之后，是梅兰芳充分发挥天才、创造舞台典型、举手投足恰到好处、达到平生艺术巅峰的原因之一。[19]

尽管有学者指出，齐如山与张彭春之间存在瑜亮情节，因为“由于生活、教养、艺术见解不同，对于剧目选择、剧本加工、舞台调度、身段表情的意见，常常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而当他们发生争论，梅兰芳往往都是采纳张彭春的意见，对此，一向以京剧权威、梅的知己自居的齐如山自然很不愉快”，[20]但是，他们两人对于梅兰芳京剧外交的成功，绝对起到表演与导演、内务与外交、守成与革新的互补和平衡作用，更重要的是，梅兰芳能够促使两人精诚合作，共同讲好京剧故事，而不是互相拆台，保证了梅兰芳访美的成功。

注释：

[1]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9.

[2] 梅绍武、梅卫东编：《梅兰芳自述》“改革创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6月)，第85页;唐德刚：《梅兰芳传稿》(纽约，1952年)，http://t.icesmall.cn/wapbook/3/410/2.html

[3] 许姬传 ：“梅兰芳的胆识”，《中国戏剧》1989年，第10期，第38页。

[4]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载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5]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6]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30.

[7] Mark Cosdon, “Introducing Occidentals to an Exotic Art,” Asian Theatre Journal, 12 (1) (Spring 1995): 186.

[8] 引自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9] 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106页。

[10]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151.

[1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16、43、46页。

[12]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827.

[13] 许姬传：“人少照样能演好戏—忆梅兰芳访美演出二三事”，《人民戏剧》1982年7期，第56页。

[14] Olin Downes, “Triumph of Uncut Wagn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30.

[15] “Mei Lan-Fang Urges Wide Art Sympath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30.

[16]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pp.150-151.

[17] 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戏剧艺术》，1988年第3期，第36-38页。

[18] 雨雨：“梅党健将张彭春齐如山”，《海星》杂志(上海)，1946年第20期第8页。

[19] 齐嵌：《谈梅兰芳》，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转引自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极其影响”，第42页。

[20] 马明：“论张彭春与梅兰芳的合作及其影响”，第35页。

来源时间：2022/2/17   发布时间：2022/2/16

旧文章ID：27155

作者：洪朝辉 董存发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按】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在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之际，梳理梅兰芳京剧外交和文化传播的努力，有助于思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真谛，促进“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良性互动，寻找缓和今日中美关系张力的途径。

扮相梅兰芳与青年梅兰芳(分别出自《梅骨芳华-梅兰芳极限片集》谷粮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梅兰芳珍藏老像册》梅兰芳纪念馆，2003年)

著名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于1930年访问美国，取得空前成功，为中美文化外交做出了贡献。文化外交是一种以国家为符号的观念、意识、价值和形式的外交活动与文化交流，属于公共外交的一大部分。它以具体文化形态为观念载体，通过国家与民间的多重努力，主动或有意识地参与文化观念的交流，推动国际之间文化体系、文化结构、国家形象和个体名誉的重塑。[1]本文所讨论的梅兰芳“京剧外交”即属于文化外交。

由此定义，能够揭示“京剧外交”的四大要素：第一是符号的国家性。这个符号是指京剧文化、京剧文化活动和京剧文化人所具有的国家(如中国)烙印，但不一定是国家、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是交流的民间性。京剧外交既存在以政府为主导、以外交利益为驱动的政府实践，更推崇以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由理想和京剧艺术驱动的个人和民间行为，与政治和商业利益并不发生必然和完全的联系。第三是国际的互动性。原生文化国的文化人与他国民众存在观念和人员的互动，既包括民众之间态度、话语、行为和策略的交流，也包括单向、双向、多向的京剧表演和观赏互动。第四是表现的多元性。京剧外交的表现形式包括故事讲述、舞台表演、社交联络，也包括价值宣扬和媒介包装。[2]

1930年梅兰芳访美成为中美京剧外交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流和主题是“西学东渐”，而梅兰芳访美则成为“中学西传”的一大尝试，见证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通过京剧这一重要媒介，促进了超越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心灵相通，建构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经络。

梅兰芳游美纪念专刊：梅兰芳近十年来所得之纪念品，《北京画报》1930年 第2卷 第67期

(一)并不理想的时机

必须指出，1930年梅兰芳访美时的“天时”与“地利”非常不理想。

就中国而言，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12月9日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尽管形式上形成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但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外交事务，疲于应付各种国内危机。而且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许多学者对京剧的态度日趋负面，包括胡适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著名文章，对传统京剧进行了猛烈抨击，[3]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将孔家店、传统社会和古典文化视为中国落后、现代化失败和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原因，由此导致中国知识和教育精英普遍拒绝传统文化和京剧。加上梅兰芳的原配夫人王明华去世，梅兰芳在1929年12月22日才把夫人安葬在北京香山，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梅兰芳的美国之行。[4]

美国政界、商界、戏剧界等盛情招待梅兰芳团队访美(《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

在美国，经济上，1929年仅10月24日至11月3日两天，纽约股票指数从452点下跌至224点，高达50%左右，失业率超过25%，导致演出成本激增、观众观剧意愿萎缩;政治上，1882年颁行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继续有效，直到1943年才被废止，华人出入美国困难重重;文化上，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的印象，仍然停留在18年前刚推翻的清朝帝制：剃发留辫、愚昧落后、专制闭塞，严重影响美国舆论和受众对京剧的观感。根据当时生活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主席孟治的回忆，1920年代的美国人对于中国人“是友善多于尊敬”(more good will than respect for Chinese)，但对中国戏剧和音乐知之甚少，对那些高深莫测的中国人去欣赏“不和谐的打击乐”(dissonant percussions)和“尖叫的假声”(screechy falsetto)的嘈杂表演，实在感到莫名其妙。[5]尤其是，看过京剧的西方观众已经出现脸谱化偏见，认为京剧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让人想到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一样的难听”，而且，1929年，美国戏剧家Sheldon Cheney在《三千年的戏剧历史》(The Theatre Three Thousand Years)的“东方戏剧”中，认定中国戏剧内容“虽然有儿童似的神仙故事的清新，却又是种四不象的诗的剧场。中国戏剧内容太过简单，缺乏深度，表现了中国人无知的天真，这种天真只能使西方人视之为可笑的幽默”。[6]

如此不利的客观情势，对梅兰芳的“中学西传”和“京剧外交”提出挑战，也更凸显了梅兰芳人为努力的重要。根据修正学派的史学理论，许多历史事件的出现与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因素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主观、人为、偶然因素密切相关。[7]

CHINA’S STAGE IDOL COMES TO BROADWAY，New York Times，1930-2-16

(二)访美演出的三大定位

任何一类成功的文化外交必须定位明确、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梅兰芳访美适度而又合理的定位，明确地向外界宣示了其访美宗旨、演出性质与官民合作的基本特质。

为访美印制的梅兰芳英文介绍书

首先，梅兰芳明确规定和限定了访美演出的三大性质与宗旨。第一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京剧和学习美国戏剧。1930年1月14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欢送会时，梅兰芳强调，此次美国之行就是通过文字说明、书本图画、服装器械、乐器脸谱等，向美国民众介绍和交流中国京剧。[8]在2月8日纽约欢迎大会上，梅兰芳也告诉美国民众，中国的美术已经流传西方很久，但中国戏剧却很少来欧美表演，而研究揣摩中国的戏剧非有十几年的工夫不可，所以，介绍和传播十分必要。[9]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梅兰芳公开表达了“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对美国的戏剧艺术进行深入研究”。[10]梅兰芳在1930年5月28日接受加州Pomona College荣誉博士学位时也表示，他来美国“是要吸收新文化的”，并听取“贵国学者之批评”，[11]促进古老的中国京剧得到改良。

第二是增进两国民众感情、促进人类和平。梅兰芳在上海举行的欢送大会上提到，他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的民族感情而去美国。[12]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10年左右、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之际，梅兰芳很睿智地在3月23日纽约的欢送晚宴中强调，世界和平需要联络各国国民的感情，而各国民众感情的融洽，最好从美术和艺术入手，“因为美术和艺术是最富于情感的，是人人思想共同有的趣味，并且是不分国界的学问”，尤其是，中国音乐四千年不变的宗旨就是“提倡和平”。[13]在接受荣誉博士时，梅兰芳也明确指出，访美有助于“促进文明人类的最恳切希望的和平”，因为“要维持世界的真和平，人类是要互相了解，互相原谅和同情，是要互相扶助的，不是要互相争斗的”，所以，“我们中美两大民族，希望的人类和平是根据国际的信用和好感”。

美国波摩那、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选自《梅兰芳珍藏老照片》梅兰芳纪念馆编)

第三是演出的非营利性质。梅兰芳明确提出这次访美演出不是为了盈利、赚钱，并要求美国剧场的主人“不可抱完全营业的性质”，但不赚钱不等于没尊严，他要求美国剧场的主人以礼相聘、优待礼貌，授予梅兰芳自由的演出权利，而且剧场的身份和规格需要足够的高尚。[14]

(三)访美演出的官方协助

除了明确上述京剧外交的宗旨和目的之外，梅兰芳积极与中美官方配合，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提升文化外交的效能。但与梅兰芳三次访日(1919年、1924年和1956年)和两次访苏(1935年和1952年)相比，访美演出的官方介入要小得多，梅兰芳访美应该属于官方外交与民间交流的适度合作。

梅兰芳访美的起源与官方外交有关。1915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1855-1939)饯别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1869-1923)，并邀请梅兰芳演出。观戏后的芮恩施提出：“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他表示，“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此后，瑞典皇太子、法美两总督、英国公使、香港总督以及驻华各国公使都曾拜访梅兰芳，经常餐叙与观剧，由此形成了一种辐射效应，因为此后来北京游历的各界外宾常去拜访梅兰芳，他们把参观“故宫、天坛、长城、访梅君、观梅剧，作为同等必要的游程”，而且，中国外交部必定选派官员指导和帮助这类拜访。

另外，美国使馆的公使、参赞在办理游美护照和健康检查等方面给予方便，英、法、德、比、意、日等驻北京公使也给他们驻美大使和领事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对梅剧团帮助照应，其中日本公使还给了一张护照，请沿途日本官员对梅剧团多多关照。当时，中国的各地方官员也乐观其成。例如，当梅兰芳一行离开河北、天津和上海的欢迎告别宴会上，一些地方官员也出席欢送，包括天津市长崔廷献、河北省政府主席徐次辰(训词)、上海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区司令熊式辉等。[15]而且，在1930年1月6日，梅兰芳在上海会见了外交部长王儒堂，王表示：“你们这一次到美国去，于国家体面上，也狠有关系的。我回京之后，自当电令驻美官吏，妥为照料。尽可放心”。[16]

到达美国之后，美国官方也是超规格接待，几乎与外交使团的待遇类同，因为梅兰芳剧团1月31日夜在入关西雅图时，移民局官员亲自到船上接洽。由于入境手续存在瑕疵，而且每个中国人在船上也必须办妥旅美允许证后，才能登岸，但为了节省时间，移民局官员竟然允许剧团成员先登岸，随后将允许证送到旅馆。尤其是到了檀香山，税关监督大致问了问就签字。[17]这与1925年7月4日25名粤剧演员从香港抵达西雅图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他们当时被移民局扣留，怀疑他们是非法移民做苦工，而且接待他们的戏院也遭指控。[18]

檀香山市长招待梅兰芳、齐如山、张彭春(选自《梅兰芳珍稀史料汇刊》谷曙光 编校 学苑出版社)

同时，美国各地方官员也热情款待。5月24日到达旧金山，市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在剧团成员所乘坐的十几辆汽车上，都插上中美两国的国旗，还有警车六辆开道、警笛长鸣。旧金山商会会长在致辞时提到：“旧金山是中国和美国来往的枢纽，所以对中国的感情向来很好;自从梅君演剧以后，全美国对于东方文化更明瞭许多，以后两国国民的感情，必更亲善了。”[19]在洛杉矶和夏威夷，市长和总督等主要官员也亲自接见。

中国驻美使领馆也多方协助。1930年2月14日，中国驻美国公使伍朝枢(Wu Chao-chu,1887-1934)在华盛顿举行欢迎晚会，并约请梅兰芳举行首场演出，约七百多位来自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外国使节出席，其中还包括美国副总统Charles Curtis(1860-1936)、内政部长Ray Lyman Wilbur、商务部长Robert Patterson Lamont等。[20]而且，本来时任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也计划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熊崇智也在纽约主持欢迎宴会，极力赞美梅兰芳访美，因为“国家不费一点钱，不费一点事，能够得这么大的效果”。[21]

这类以民间演出、个人游历的形式，得到中美官方的接待与礼遇，是文化外交值得称道的效应，它揭示了梅兰芳作为国民大使的重大意义。

(四)民间为主的京剧外交

尽管中美双方的外交和地方部门对梅兰芳访美有所协助，但这是一次以民间为主的京剧外交。很显然，没有官方协助与配合，美国之旅难以成行，但如果官方色彩太浓，其所能凸显的文化交流功能一定受到阻碍，事倍功半。

左 申报1930-1-1 梅兰芳赴美宣扬艺术 右 梅兰芳为访美筹款做的广告

梅兰芳访美的构思与准备首先与美国的民间人士密切相关。1915年后的北京已经相当开放，梅兰芳也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各界美国友人拜访梅兰芳时，梅兰芳“必极诚恳地招待，也算是尽地主之谊，也算是国民外交分内的事”。[22]早在1925年，美国的报刊就开始大力推荐和赞美梅兰芳与张彭春，认为中国京剧提供了令人惊喜的可与西方中世纪戏剧相比美的戏剧形式(a surprisingly close parallel to our drama of the Middle Ages)。[23]

同时，梅兰芳访美的资金全部由民间筹集。与梅兰芳在1935年访苏的情形截然不同，因为访苏是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发起邀请，苏方主动提供食宿费用，只是演出报酬无法用外币，具体行程由苏联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等协商安排，尽管正式邀请单位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而且，苏联政府还派“北方号”专轮从上海护送梅兰芳到海参崴。[24]

作为对比，梅兰芳访美只能自筹经费，历经重重困难与波折。梅兰芳先在北京专门成立一家戏剧学院，旨在吸引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朋友出资。后来，在1929年春，得到曾任北大校长和北师大校长的李石曾(1881-1973)之极力推动，并获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和傅泾波(Philip Fugh, 1900-1988)等名流的鼎力相助。而且，由于美国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临行之际，除了已筹的“十万元之外，非再多筹几万不可”，最后关头，政府也未出面，而是由银行协助，“幸而冯幼伟君费尽心力的张罗，银行界诸公的帮忙，居然在上海筹了十来万元之多”。[25]根据随梅兰芳赴美的秘书和第三位弟子李斐叔的日记记载，冯先生“是提携梅先生最早最力之元勋，也是梅先生最敬爱最倚重之一人”。据李斐叔回忆，访美资金一是来自北京的李石曾、周作民、王绍贤等，二是“承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冯幼伟、虞洽卿”等先生的“一致赞助，才成功此次游美之行”。 [26]同时，美国方面共有219人捐款，其中有学术界的哥大教授杜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芝加哥大学校长Robert Hutchins(1899-1977)，文艺界有卓别林等，政界有威尔逊总统夫人、她的女婿、财政部长(W.G. McAdoo)、前美国驻华公使Charles Crane和John MacMurray和洛杉矶市长John Porter。[27]

杜月笙六十大寿与南北名伶合影共28人

左为杜月笙与梅博士合演四郞探母 右为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1933年乙种本)送给杜月笙

另外，主办组织和核心成员皆为民间。美方的主要接待单位是民间的华美协进社。根据孟治的回忆，“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北京访问了张彭春、梅兰芳和齐如山，讨论了梅兰芳访美演出事宜。到了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开始认真的讨论，并收到来自张彭春和梅兰芳的信件，他们希望在马年的春节(1930年2月)开始时，在纽约开始演出”。[28]孟治希望通过梅兰芳访美的项目，将华美协进社演变为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非营利文化机构。而且，华美协进社也希望通过梅兰芳访美，重新评估戏剧艺术的标准，促使西方人“对这个最古老民族的文化燃起新的兴趣”(initiate a new interest in the culture of the oldest living nation)。[29]

更重要的是，梅兰芳访美一路得到美方民间和华侨的厚待。从1930年1月18日登船离开上海，经停日本，在游历维多利亚市(加拿大)、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的整整6个月的过程中，梅剧团在吃住行、行李通关、服务态度等方面，始终得到美国社会各界超出寻常的欢迎与接待。例如，当梅兰芳从美国返华、路经夏威夷时，当地华侨希望船主晚到两个小时靠岸，因为接船的民众还未到齐，如此“非份”要求，船主竟然答应配合。而且，按照美国铁路的章程，不许单挂车，但却给梅剧团挂了一个从西雅图到芝加哥的专车。[30]尤其是1930年3月20日，美国报人协会在纽约举办欢送宴会，5000人参加，一桌500美元，二楼包间1000美元一桌，纽约市长Jimmy Walker陪同梅兰芳走进大厅，所有来宾起立，鸦雀无声，只听到女士们发出爱恋、羡慕的尖叫声。[31]

所以，合理定位访美演出的宗旨与目的、适度借助官方的协助与支持、竭力强化民间各界的组织与筹款，应该是京剧外交和中学西传成功的三大重要助力。

注释：

[1] Ien Ang, Yudhishthir Raj Isar, and Phillip Mar, “Cultural Diplomacy: Bey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 21 (4) (2015): 365;

高飞、彭昕：“文化外交的学理阐释”，《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三期，第268页。

[2] Lucian Jora, “New Practices and Trends in Cultural Diplomacy,”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 (1) (2013): 43.

[3]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第308-315页。

[4]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载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343页;

李小红：“《梅兰芳游美日记》中的李斐叔”，《戏剧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93页、第98页。

[5]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v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150.

[6] 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9、23页。

[7] Thomas Kuhn, “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seco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72), pp. 6-7; Vann Woodwar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梅兰芳欢送会纪盛”，《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页。

[9]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北平：北平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5页。

[10] “Mei Lan-Fang here with his Actors: Foremost Member of China’s Stage Warmly Welcomed by Compatriots,” New York Times, Februrary 9, 1930.

[1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附录，第10页。

[12] “梅兰芳欢送会纪盛”，《申报》，1930年1月17日第15页。

[13] “Mei Lan-fang Paises American Cordial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30.

[14]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10、11页、18页。

[15]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2、9、50、49页。

[16]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第366-367页。

[17]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37-38页;卷三，第5页。

[18] Nancy Younhwa Rao, 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2017 (饶韵华：《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2017)。 引自淹然：“一次历史探索：跨洋的粤剧与消失的唐人街戏院”，https://mp.weixin.qq.com/s/0X3nxGVRnkBlRWoefEdUxQ。

[19]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三，第21页。

[20] “Mei Lan-Fang in the States,” North-China Sunday News, Februrary 16, 1930.

[21]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四，第41页。

[22]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3页。

[23] A. E. Zucker, “Chinese Wits and the Drama,”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April 25, 1925.

[24] 许姬传：《梅兰芳游俄记》，载傅瑾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4页;黄殿祺：“张彭春和梅兰芳的赴美、访苏”，《中国京剧》，1995年第2期，第43页。

[25]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一，第4页、第14页。

[26] 李斐叔：《梅兰芳游美日记》，第362、369页。

[27] 梅绍武：“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我的父亲梅兰芳》(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0-237页。

[28]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p.151.

[29] Edward C. Carter, “Mei Lan-Fang in America,” Pacific Affairs, vol. 3, 9 (Sept. 1930): 827.

[30]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卷二，第1-4、3页。

[31] A.C Scott, Mei Lan-fa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Peking Acto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1.

作者简介：洪朝辉，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历史学终身教授，研究兴趣是中美关系史、美国史和经济史;董存发，加拿大独立学者、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兴趣是民国历史和杜月笙家族史。

来源时间：2022/2/17   发布时间：20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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