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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调:拜登、特朗普参与下届大选的党内支持率都没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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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郭贝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相当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希望党内在2024年大选中推举除了拜登和特朗普以外的总统候选人。但目前两党均未决定除两人之外的其他代替人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月13日报道,本次民调在2022年1月10日至2月6日对美国1527名成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和拜登的党内支持率均不温不火。在参与民调的选民中,45%的民主党人希望民主党在2024年重新提名拜登,51%的选民则希望更换候选人。在共和党中,支持和反对特朗普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的声音则基本持平,分别为49%和50%。

民调发现,民众反对特朗普和拜登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两人的当选可能性抱有怀疑。在不支持拜登的民主党选民中,有35%的人给出理由“怀疑拜登是否有能力战胜共和党候选人”,19%的人则对拜登的年龄表示担忧(拜登将在2024年11月年满82岁)。

在共和党中,39%的反对者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22%的人对他是否能赢得大选表示怀疑,还有6%的选民对特朗普的个性表示担忧。其他理由还包括希望总统候选人“是新面孔”“行事不那么极端”等。在被问及是否有其他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仅有19%的受采访者表示有明确的替代人选,29%的人选择了“除了特朗普以外的人”。在这些人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的呼声最高,达到了21%,其他提名占比均未超过1%。

民调对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行分类。拜登的支持者主要由45岁及以上、有色人种和大学以下学历的选民组成。其中,在那些对拜登施政方式持强烈认同的受调查者中,有70%的人希望看到拜登被推举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而对拜登的表现“一般满意”的选民中,只有35%的人希望拜登成为候选人。特朗普的党内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大学以下学历的选民和曾在2020年大选中唱衰拜登的选民中,占比分别为60%和64%。

本次民调还统计了美国民众对2024年大选的态度,58%的人在接受民调时对下一次总统选举表示“期待”,41%的人则选择“害怕”。其中,共和党人的态度更为积极,有81%的受访者期待大选的到来,这一比例在民主党中仅为41%。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4

旧文章ID:27149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帝国迷思”:仍未觉悟“用力过度”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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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琪 薛静  来源:澎湃新闻

2月11日,美国发布了新的《印太战略》,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新版《印太战略》本应在去年年底前发布,但因“需要在美国各机构以及域内和域外国家之间加以协调以达成共识并纳入不同观点”的缘故而姗姗来迟。

这份战略文件明确了美国政府在印太地区的五大政策目标,并提出未来1-2年内将推进的十大具体政策举措。通观报告可看出,拜登政府的核心诉求仍然是强调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绝对领导地位,主要是通过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改变和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来阻遏中国的发展态势,从而实现与中国开展竞争和威慑中国并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战略目标。但与前总统特朗普时期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一如既往地大打“安全牌”的同时,也不忘增添一些“经济牌”来提高吸引力。

拜登政府介绍该文件时声称,这份印太战略文件并不代表拜登政府中国战略的全部内容,但这份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观念,也为我们分析中美竞争态势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美竞争拼的是什么?

拜登版本的印太战略报告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具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是长期性。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的相互关系体现着国际体系趋势的基本结构。当前中美关系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种波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期,直到出现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之后,新的国际结构框架也就将随之而确立。两个大国将在一个双方认定的具有底线安全边际的界限之内调动各种国内外资源进行战略博弈,这预示了竞争的长期性。

其次,中美两国的竞争和斗争是全方位的。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两个国家将在世界重要地理区域进行竞争和斗争;二是双方的竞争和斗争不仅有赖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更是从国家治理和发展模式到对世界格局和国际规则的认识等诸多方面的相互较量。

目前仍然是美国在前面领跑,中国在后面紧追的态势。而从美国近年来所采取的手段来看,美国已显现出某种疲态和焦虑。美国在对华战略中坚决强调建立同盟,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复兴,这说明与中国单打独斗美国没有必胜的信心。美国频繁强化出口管制措施来实施科技封锁和舆论抹黑等各种“盘外招”,反映出美国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与华竞争和斗争的后果也已心存疑虑。

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与其在冷战之后过度使用力量分不开的。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都造成了巨额军费消耗,缺乏一贯和明确的战略目标最终遭遇巨大的战略失败争议。同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盲目乐观情绪,错误地将自身的政治制度奉上神坛,自认为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而在实质上忽略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缓解社会存在的深刻矛盾,没有足够关注国内民生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国际霸权,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美国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和社会深度撕裂的困局。

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之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斗争主要是比拼“内功”,没有哪个大国会因遭遇封锁而最终崩溃。如果某个大国出现崩溃,国内原因才是主要因素。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当中,谁能解决好自己国内的问题,更好地往前发展,在国际上赢得更多朋友,谁就能最终胜出。

美国仍未觉悟“用力过度”之失

在这份印太战略文件中,拜登政府依然没有觉悟之前过度使用力量的失策,强调美国“将关注该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和大洋洲,包括太平洋岛屿”。也就是说,美国还要决心不断地对外投射资源,而不是将这些资源用来解决国内问题,一定意义上违背了其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取向的承诺。在具体竞争手段上,美国将一如既往地主要利用安全问题作为抓手,持续在中国周边制造问题,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美国本身地理条件优越,不担心中国采用同样手段反制),希望借此继续掌握印太地区的主导权。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仍将坚持以经贸手段和国际发展倡议为纲领,积极开拓对外发展空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如今不仅仅是“世界工厂”,还是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由于中国采取了最为有效的抗疫措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地位更加巩固。印太地区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美国欲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制华而绑上美国的战车,就必须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弥补其损失,这恐怕是美国难以负担的。随着中国实力不断提升,这一负担也会越来越重,直到把美国压垮。

这份印太报告虽然也提及了经贸措施目标和手段,但美国如今自身的经济状况堪忧,不仅债台高筑而且通货膨胀高企;美国又拒绝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而包含中国在内的“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在今年正式开始运作。所以不少国家都担心美国提出的所谓经贸利益是空中楼阁,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高压态势之下采用“经济上偏中国安全上偏美国”的对冲策略,其实是不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这也正是美国欲通过产业链的战略重组而力图加以改变的。

美国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曾经认为,美国的制度弹性使之更容易发现自己过度扩张的错误而及时加以纠正。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依然故我地继续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只有把矛盾向外转移才能稳定国内的局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美国政治一定程度上像艾森豪威尔所说已被军工复合体绑架,无法作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了。

“刚不可久,柔不可守”。拜登政府如真像印太战略报告所完全指导的那样不计成本地投射力量,一定会在财政上造成赤字,更可能在民生问题和国际形象上产生赤字,以至于积重难返。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的公布和实施,我们要动态地认真评估和分析中美竞争和斗争中双方的优劣势,树立长期博弈的信心,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共同富裕和开放道路,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事而不随风起舞,对外斗争坚持“不挑事,不怕事”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静,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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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观察美国经济走势 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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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新生  来源:中评社

美国日前公布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22.9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8%。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对于美国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其中存在水分,不能只看美国经济的增长量,还要看美国经济的质量。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应当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首先,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长毋庸置疑。美国经济之所以实现快速增长,不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具有爆发力,也不是因为美国网络平台企业或者数字经济具有强劲的动力,而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投入。可以这样说,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者。

正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才使得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金融经济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300000亿美元,达到了极限。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美国经济要想实现快速增长,将会非常困难。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增长的概念。美国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增长,或者说是一个资本概念上的增长。

通俗地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财政赤字计划,向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发放救助款,并且向美国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要求美国中小企业减少失业率。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策略是,如果美国中小企业不关门倒闭,保持营业状态,可以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领取救助款,美国失业率就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美国普通家庭可以收到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支票,而这些现金支票直接用来偿还住房贷款,资金很快进入美国的投资银行,美国投资银行利用美国联邦政府的救助款,投资美国的资本市场,从而使美国的资本市场价格上扬。美国资本市场的价格上涨,客观上导致美国上市公司收入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必然会增加。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国内大循环”。只不过这种经济循环是建立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关键还要看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能否起到杠杆作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会继续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计划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存在障碍,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会悬崖式的下跌,美国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

其次,美国联邦政府已经预感到,经济增长动力越来越小,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美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发展美国的军事经济。

所谓军事经济就是要制造冲突,增加军火销售,从而使美国军工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巨额利润。美国军事经济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之所以在欧洲方向制造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在亚洲方面,不断地排兵布阵,制造大兵压境的假象,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希望出现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军工既得利益集团企业股票价格就会迅速上涨,美国军工企业就会获得订单,美国军事工业就会快速发展。这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不遗余力,在世界各地挑起事端。美国不断渲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恐怖紧张气氛。尽管俄罗斯反覆强调,只要乌克兰不直接向东部地区的俄罗斯人发起进攻,俄罗斯不会进攻乌克兰。可是,美国仍然开足马力,渲染战争气氛,并且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的先进武器,美国军用飞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的机场,向乌克兰运送弹药。美国这样做是唯恐天下不乱。只要爆发冲突,美国经济就会增长。因为美国远在大西洋的彼岸,乌克兰冲突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直接冲击,相反地,会让欧洲国家陷入灾难,欧洲国家一定会直接向美国求助,美国不仅向欧洲国家出售军火,而且可以向欧洲国家出售天然气,抢占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市场份额。可以这样说,美国已经意识到政府的财政赤字计划不可持续,美国必须另辟蹊径,开辟战场,确保美国的军事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美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是一个依靠军事工业集团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催生了美国的网络经济,美国经济辉煌一时。

可是,美国骄傲自满,在科技创新领域,追求高精尖,美国生产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可是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美国生产的最先进隐形战斗机接二连三的出事,从而使参与研制美国隐形战斗机的国家感到心寒。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但是,在局部战场上,美国航空母舰的威慑作用已经很难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美国气势汹汹军事挑衅不屑一顾。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和阿曼湾地区的武装挑衅,没有让伊朗彻底屈服,反而暴露出美国的软肋。

可以这样说,美国炮舰政策边际效用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军事科技的投入规模越大,美国所面临的财政赤字也就越多。但即便如此,美国庞大的军工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绑架美国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要想削减美国军费开支比登天还难。虽然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可是,美国军费开支仍然高达7600多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国主义国家。如果美国不发动战争,那么,美国经济将难以持续。可是,如果美国发动战争,美国要想赢得胜利,可能非常困难。这是因为美国可以发动战争特别是现代化的高科技战争,但是,美国没有办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可以退出战场,但是,决定战争的不仅仅是武器,还有国家意志。如果一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决一死战,那么,美国将会面临尴尬局面。

现在美国在叙利亚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虽然美国不断地开采叙利亚的石油,维持当地的运转,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美国不改变自己的军事经济体系,把美国的军事科技用于发展经济,而是穷兵黩武,那么,美国早晚有一天会自食其果。

如今美国全力以赴,发展太空经济,试图通过建立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系统,全面遏制中国,成为太空领域的霸权国家。可是,美国发展太空经济需要更大的投入,短期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印刷钞票,支持美国太空产业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很善于通过资本市场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美国发展太空产业,把太空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会受到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限制。正因为如此,美国采取的策略是,支持美国民营企业家,让他们发展太空经济,通过建造太空通讯网络,发展经济一体化的通信系统,独霸全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有关规定,在外层空间开疆辟土;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于资本市场,帮助民营企业筹措大量的资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上扬,这背后有美国联邦政府的影子,有美国垄断集团在幕后撑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是为美国发展太空经济充当马前卒。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策略是,通过扶持若干这样的企业,在未来的太空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虚拟经济,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如果美国在控制重大疫情方面面临障碍,如果美国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地抑制,那么,美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悬崖下跌局面。为了确保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挑起冲突,然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提高利率,吸引世界各国的资源。历史反覆证明,每当其他国家出现动荡的时候,美国资本市场就会欣欣向荣。

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寻衅滋事,在欧洲地区制造乌克兰危机,原因就在于,美国试图借助于地区冲突,吸引世界各国的资源。如果其他国家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那么,将会有大量的资源转移到美国,这对于稳定美国的市场价格,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法西斯制定了排斥犹太人的法律,一大批犹太人携带自己的金银财宝进入美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目前为止,美国企业界、金融界、科技界的领袖主要还是犹太人。美国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能源不断地进入美洲大陆,为美国经济复苏发展作出贡献。可以肯定,即使没有战争,美国也会挑起战争。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推销自己的军火,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推动美国经济增长。

客观地说,美国仍然有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属企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放出风声,提高存款利率,实行紧缩政策。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能否实行自己的政策,提高利率,人们还需拭目以待。说到底,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美国资本市场将会作出激烈反应,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那么,美国经济将会爆发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正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而美国联邦总统已经焦头烂额。财政赤字难以为继,联邦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法案,在美国国会遭到抵制,美国民主党政府能否渡过难关,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分析美国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要看到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经济内在不健康因素越来越多,美国经济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美国过去利用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从世界各国掠夺财富,未来美国能否利用地区冲突和战争,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值得怀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2020年美国的经济表现极为糟糕,因此,2021年美国经济大幅度增长,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分析美国经济必须有历史的观念。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6

旧文章ID:27147

陈溪: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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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溪  来源:联合早报

2022年,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将从“激烈对抗”阶段,发展到“国内优先”阶段,主因在于中美均须应对全球性挑战所带来的冲击,例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革命性技术缺位、冠病疫情盛行、气候变化加剧、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动荡等。全球数码消费领域的并购潮,将体现中美两国资本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仍将在全球并购以及高标准商品和数码贸易协定中,发生激烈竞争。

中国发展的重心是产业数码化和城市群建设。通信(包括5G、光纤)、特高压、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造船、航空宇航等产业的数码化浪潮,将大幅提升中国的制造业效率,维持全球竞争优势。此外,融合了公共卫生、应急安全、社会公平、碳达峰碳中和、智慧城市等维度的城市群建设,将提升人居品质和政府治理水平,为技术应用提供市场。

美国的注意力则在数码产业化和再工业化。美国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卫星互联网、人机交互和脑科学等产业链具有显著优势,将构成世界数码消费市场的基础底座。同时,美国通过财政补贴、政治施压,以及兴建更高效的通信系统、高铁网络等基础设施,将促成芯片制造在内的高质量就业回归。美联储也已启动金融霸权机器,通过多次加息,吸引资本向国内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回流。

“国内优先”并不意味中美与世界脱钩。相反,美国不会错失各国货币贬值之机,积极收购全球优质资产。例如,可以预见中美双方互联网和资本巨头(包括美国的微软、面簿和黑石,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和平安)共同营造一波全球数码消费应用并购潮。这波浪潮后,手机、家电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数据消费入口,边缘计算、云计算和虚拟现实等需求将极大提升,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将加速娱乐化和虚拟化。

全球并购和高标准国际协定领域,仍将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激烈战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阻止中国资本的全球的收购活动;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所列之实体清单(Entity List)也会越来越长。中国将以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作为回应,例如1月底出台的《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放宽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数据要素交易和跨境数据业务、5G与物联网以及金融、医疗、文化、交通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深化国内改革,让港澳和亚细安在内的全球经济体,受益于更开放的市场。

美国将利用AUKUS(澳英美联盟)、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与盟友将经济和技术议题与安全议题绑定,阻碍中国打造人才、资本、商品和数据高效流动的跨区域要素市场,或为中国加入更高标准的商品和数码贸易协定设定更高门槛。幸运的是,亚细安、韩国、智利或新西兰等亚太经济体,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参与的亚太商品和数码贸易协议是不完整的;而中国也会积极参与《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引导国内数码经济走高标准发展之路。

最后,中国仍面临其他挑战。例如,中国将受制于中小微企业(MSMEs)较弱的创新力。虽然包括北交所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已尝试贴近MSMEs,但是基础科学和创新精神的不足,以及国有和私营平台企业业务的过度延伸,都制约MSMEs的发展。

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而言,构建跨区域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评估体系以及政策体系十分重要。这将保障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减少资源浪费、增强区域协同。这种机制也会引导规划更重视数码资产收益的分配机制,并弥合不同人群、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数码鸿沟挑战。

作者是北京市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筹)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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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中美的认知和知识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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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来源:审时度势

笔者这一代“七零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这是流行音乐和电视娱乐文化主宰的时代,对于西方,一般都有积极的憧憬和向往。在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中西对比极为敏感的父母,更是容易把“出国”的希望寄望在这一代人的身上。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过多,经济远比西方落后所造成的焦虑感到处蔓延,知识界甚至一度声称,中国可能被“开除(地球)球籍”。

当笔者在1991年进入大学时,改革开放处于暂时的低潮,但是对外界的兴趣和向往并没有消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和专业,每个学期都有来自英语国家的外籍教师,全职对我们进行分项的英语训练,其中包括日常可以自然接触和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读物。

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教师为我们带来更为活泼的教学方式,比如在教室里环坐成一圈讨论,轮流的英语口头时事报告(记得有一次我的报告内容是当时轰动一时,一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挨鞭刑的新闻事件)、英语辩论等。有的教师也和学生建立了不错的情谊。

我们知道有的美国教师在美国过得并不怎么好,要靠家人资助,有的喜欢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教英语谋生,同时体验不同文化,有的和学校也发生过关于待遇方面的纠葛,有的特别爱吃烤鸭,有的亚裔教师特别注重亚裔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学校的要求,导致“外教”的主要功能还是局限于语言训练,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深入教授西方的制度、历史、宗教、文化。对英美社会的学习,不过局限于“概况”式的简介,虽然是英文原版教材,但介绍的内容几乎是旅游指南式的浮光掠影。

笔者在今天反思时认为,如果在我们的这种已经显得很受西方语言和文化影响的校园里,仍然缺少对西方的深度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更是严重受限。

就“外教”来说,除了把学生引入好莱坞电影(如当时流行的Home Alone《小鬼当家》)这样的大众文化以外,也没有任何动力,和相应的课程及阅读材料,把学生引入对美国历史、社会和对政治的全方位认识。有的外教也确实只是敷衍应付,因为向已经初步掌握英文的中国学生教授自己的母语,实在说不上多么困难。

即使很多年以后,“外教”在中国的各类培训机构中已经随处可见,其传授内容也仍然超不出“教英语”这个基本范畴,而“外教”也乐得维持美国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那种“好莱坞”式的半虚幻形象。

一名外教曾经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在几点之前交作业,过了时间就拒收,而我们从来没想过去讨价还价,全都严格遵守她的规定。但在美国任教后,笔者才发现,找出种种借口讨价还价,要求延期,是美国大学生的常态。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自认为已经很了解美国的人的信息来源,常常是中国国内的涉美新闻、家人和亲戚中定居美国或留学的成员,而不是严格的阅读和思考训练及深度剖析。

认识其他区域的知识基础

然而,美国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发展起来一套以美国为中心和出发点,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体制。在全球化时代,又进一步以在下一代中培养具有领袖意识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为目标,以“多元化”(diversity)为旗号,大力吸纳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学者,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让来自某个国家的人讲自己的国家,并最终服务于美国人认识和研究他国的庞大知识基础工程。

在这个计划中,语言教学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在阿拉伯语的教学中,来自中东的学者也会开设关于中东政治和宗教的课程。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例,在中文教学以及更进一步的文学和电影分析以外,笔者接触和认识的华裔学者,分布在美国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哲学/宗教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及东亚研究系科。他们把自己在中美两地的严谨学术训练,以及某些实地的人生体悟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生可以通过课堂的详细解剖,获得极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洞见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华裔学者在这种有关中国的教学互动中的特殊作用,是缺乏在中国长期生活经历的美国普通中国研究学者所不具备的。同时,华裔学者的自我要求也很严格。笔者认识的一位华裔历史学教授,曾反思如何排除个人经历和情感对历史教学的干扰;另一位同行也提示华裔学者不要在教学中过度“自我代入”。

当然,笔者认为,“自我”既然存在,绝对不“自我代入”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学者在讲授中国的时候,会自然地说“他们”(they)如何如何;而在中国长大,以中文为母语的华裔学者,会很自然地在课堂上用“they”来描述中国人吗?

此外,由于在美华裔学者除了少数供职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外,大多数就职于普通的公立大学分校校园和小型文理学院,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并不会成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而是成为具备对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并通过有深度的阅读和分析写作训练,而对一些特定问题有相当认识的普通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对华认知,必定比中国国内只注重英语语言学习的群体的对美认识更立体、更全面、更具有理论和实证基础。

笔者提出的“知识逆差”,就是指这种不对等现象。在中国出生的海外华裔学者,由于职业的要求,在大学课堂上向未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有系统、有学科背景和框架地传输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分析和研究角度,并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地阅读、写作和初步研究。

这一过程中的知识输出,其数量和质量以及参与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外教”在中国所进行的简单、随意、浅层的传播,而且后者最多接受过在海外教授英语(TESOL)或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的训练,既没有深度的社会科学背景,更没有被吸纳进中国的大学学科和评估体制,其间还混杂了不少不学无术的“洋混混”甚至不法分子。由此,双方的传播质量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基于中美两国国家体制,移民政策的区别,中国注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自己的大学里系统讲授外国,并接受同等的教学科研评价。

这样的现状的结果,就是在相似的阶层中,美国人对中国有较深度了解的人,会超过中国人对美国真正有了解的人;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制度和文化出现误判的概率,也极可能会大于美国对中国误判的概率。因为真正有效的判断,必定建立在具有学理基础和深度分析的研读和思考之上,这和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对美国的简单了解,并非一回事。

由于中国国内缺少“外国人讲外国”的制度安排和学术环境,或许也缺少培养“全球公民”的宏大计划,而是出现中国网红吹嘘中国,美国(西方)网红也跟风吹嘘中国的社会怪象,难免导致一流大学的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也受到局限,变得网络化、快餐化、流俗化。

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指出,清华学生“居高临下”看世界,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以令人信服的客观、严谨,以及平衡的态度,把真实的外部世界告诉中国学生的一个机制。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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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东:朝鲜半岛局势再现紧张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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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付东  来源:中美聚焦

新年伊始,截止到1月25日,朝鲜不甘寂寞,先后进行五次导弹试验,其中还包括两次高超音速导弹试验。1月19日,朝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鉴于美国未放弃敌对政策和军事威胁,将研讨重启此前暂停的核和远程导弹试验。

美韩研究机构也预测朝鲜今年可能进行远程导弹试验。2018年以来总体平静的朝鲜半岛局势显露出重回紧张的迹象。

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存在内在的失衡,若长期维持现状,对朝鲜极为不利。当前,美国主导的对朝国际制裁体系纹丝不动,甚至是越勒越紧,朝鲜经济发展需要的绝大部分外贸、外资、外汇被切断。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中,若是长期封闭,仅靠自力更生最多只能勉强维持政权生存,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长远目标根本无从谈起。平壤近年也多次承认制裁导致其经济发展目标未能完成。

朝鲜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必然给其带来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朝鲜与韩国长期分裂,始终面临零和竞争的高压态势。韩国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治理、外交、军事等领域日益跃升为中等强国,对朝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韩国不仅在经济上远超朝鲜,在军事上对朝鲜的优势也越发明显。外界往往关注朝鲜的核导进展,却忽视韩国在军事上的狂飙突进。

在核武器上,韩国有美国的延伸威慑,并不亚于朝鲜的核威慑。在常规军事竞争中,韩国比朝鲜更为咄咄逼人。文在寅政府时期的军费创纪录地增长了36.9%,按2021至2025年的国防中期计划年均增幅将达6.1%。

2020年全球火力(GFP)“世界军力排名”中,韩国从2015年的第11位跃升到第6位,朝鲜则从2019年的第18位下降为第25位。2021年,韩国首架国产第五代战机KF-21飞天,首枚潜射导弹升空,首艘自主研制的3000吨级常规弹道导弹潜艇“岛山安昌浩”号下海。

随着美国解禁韩国的导弹射程,朝鲜引以为傲的中远程导弹韩国也都有了,而且依靠丰富的资金和工业制造能力,技术水平更加先进甚至还出口发达国家。韩国还在积极部署轻型航母、潜艇、预警雷达等。

在上述情势下,朝鲜必然希望打破现状,尽快实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升,尽快追赶周边国家。2018年,朝鲜宣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其主要目标是在拥有核武器保障国防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攻势打破外交孤立和制裁,再以某种程度上的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朝鲜领导人会见美韩首脑时已多次提及实现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

美国对朝鲜的意图和困境洞若观火。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朝鲜越是急于打破现状,美国越认为维持现状更为有利,因此它奉行拖字诀,不急于和朝鲜达成实质交易。在目前缓和局面下,美国不必轻易触碰朝核问题这个烫手山芋,不致耗费过多国内政治成本,在外交上可以集中处理中国、俄罗斯、中东等优先事务。

而且,美国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只要坚持现有国际制裁框架,朝鲜就没有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后劲,即使平壤开发出核武器也不能当饭吃,长此以往仍将面临垮台危机。因此,美国对于朝鲜近两年持续的武力示强,即使触碰了安理会制裁决议,姿态仍放得很低,大多淡化处理,反而高举“无条件对话”的道义大旗。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维持对朝国际制裁体系、加强美韩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坚持朝鲜无核化的原则立场方面毫无放松,可谓“说的全是软话,做的全是狠事”。

不在平静中爆发,就在平静中灭亡。朝鲜必然要动起来,摆脱制裁绳索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的危局。其无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无核化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同步换取外界解除相应制裁,另一种是反其道而行,升级军事示强,刺激美国和周边神经,增进新的谈判筹码,迫使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拥核国地位,并解除制裁。

对平壤的利益认知来说,前者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后者才是更容易的首要尝试。因此,朝鲜才祭出高超音速导弹这种通常军事大国还在摸索的前瞻性武器。

然而,美韩军事界普遍认为,朝鲜试射高超武器的政治外交目的大于军事目的,这一尝试在技术和实战层面并不“高超”,并未刺激到美国神经。毕竟先进武器的发展,需要制造业实力、材料、制导等支撑,需要长期巨额投入和不断试错,归根结底还是要与本国经济发展实力正相关。

在美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下一步平壤可能进一步推高紧张,加大对美国施压,这就是1月19日政治局会议威胁重启核导试验的原因所在。

虽然朝鲜半岛紧张可能会升温,但这不意味着朝鲜将回归到2017年在核导武器上的狂飙突进模式。当时,朝鲜的主要目的是快马加鞭突破核门槛,和谈也不过是其缓冲和蓄力的工具。

而当前朝鲜在军事上的示强加码,主要目的是实现拥核前提下的外交和制裁突破,争取正常国家的发展空间。朝鲜目前的举动,仍是2018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路线的新表现,核心仍是对美交易。而且,朝鲜在核问题上也不会走得太远,毕竟制裁这个大棒还在美国手里。

朝鲜半岛紧张再度升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会有不利影响,长远看对当事国也是不利的。眼下的关键是美朝双方必须认识到各自国家和政策能力的界限,追求更为折中的现实目标。

美国长期缺乏真心解决朝核问题的意愿,不愿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照顾朝鲜切实关切,而是火中取栗,把朝核问题当作策略性工具,借此深化美韩同盟和美日韩军事合作,导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朝鲜坚定走上拥核自保之路。

这中间的最大风险倒不是朝鲜对美发动核袭击,而是核扩散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解体。困窘的朝鲜可能让核、导技术流入国际市场,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也有可能效仿朝鲜拥核。

朝鲜面临美韩同盟的巨大安全压力,发展核导武器主要出于防御目的,而非美西方渲染的威胁他国。但国际核不扩散规则和地缘政治的约束,导致其很难像印、巴那样成为不受制裁、正常发展的拥核国。

纵观朝鲜的国家战略,始终存在安全与发展的内在张力,这严重制约了其长远的发展。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核武器也能生存和自强,关键取决于该国的国内治理和合理的外交政策,核武器并不是保障安全和繁荣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拥核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但若牺牲发展利益,也无法保障长远的安全。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5

旧文章ID:27144

中国的挑战促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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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富利洛夫;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2021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美国总统乔·拜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罕见地举行了三方记者招待会,这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三国领导人各自在首都进行虚拟会议,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AUKUS,承诺在三个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和科学联系。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联合推动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舰队发展。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华盛顿承诺共享核动力推进系统——美国军事技术皇冠上的明珠之一。

这一重大变化激起了法国的愤怒。三国新协议的结果是,巴黎失去了一份为澳大利亚建造常规动力潜艇的宝贵合同,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指责堪培拉在耍花招,指责华盛顿在耍两手把戏。此外,美国刚从阿富汗混乱无序地撤军,就出现了AUKUS,这让一些欧洲分析人士声称,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但在澳大利亚和亚洲大多数盟国的观察人士看来,尽管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全球政治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态度,但AUKUS证明了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以及盟友对华盛顿的信心——是持久的。

美国的政局变化影响两国关系

去年是美澳结盟70周年。作为唯一一个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每一次重大冲突(包括越南战争)中都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澳大利亚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华盛顿最可靠的盟友。在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调查中,公众对澳美同盟的强烈支持是最一致的结果之一。

然而,过去几年对美澳关系来说是艰难的。只有当美国治理良好、团结一致、对世界有吸引力,并且强大到足以威慑其对手时,堪培拉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治理不善、分裂、缺乏吸引力和软弱——所有这些都招致了朝鲜、俄罗斯等国家的不良行为。

尽管特朗普最恶劣的行为没有波及堪培拉,但这位前总统的世界观也与澳大利亚人的倾向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相信盟友;特朗普却认为盟友是骗子。澳大利亚人倾向于国际主义;特朗普则偏爱孤立主义。澳大利亚是一个贸易国;特朗普却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攻击了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是一个古老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特朗普则喜欢与独裁者和强人为伍。

这些差异——以及澳大利亚人对特朗普的普遍厌恶——在洛伊研究所的民调中显而易见。2020年,只有3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总统会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近75%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拜登赢得总统选举。拜登获胜后,公众舆论发生了转变。2021年,近7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拜登会做正确的事——与一年前的民调结果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39个百分点。对美国的信心也有所回升。6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比202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拜登远非一个完美的领导人,但他的风格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欣赏这种转变。他的亚洲外交让人想起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盟友优先”战略,即优先处理与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特朗普则采取了“中国优先”的各种变体。奥巴马似乎认为北京有兴趣与美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就特朗普而言,他身边都是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士,但他的行为却很不稳定:有时咄咄逼人、十分强硬,有时则渴望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

拜登的顾问在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这一点上更为现实,他们更渴望与华盛顿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例如,在直接与北京接触之前,拜登的高级官员会见了美国的盟友,以确保他们在2020年大选后感到舒适和放心。直到这以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才在2021年3月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峰会上与中国代表谈判。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种“盟友优先”的做法的好处在新政府上任的头几天就显而易见了。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经济核心),并与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进行了充满敌意的通话。相比之下,拜登上任伊始就召集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领导人进行首次虚拟会议,并告知北京,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中国停止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措施。

AUKUS是中国催生的

中国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在鼓励堪培拉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扮演更有野心的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0年以来,北京对许多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惩罚性限制,包括大麦、葡萄酒、海鲜、棉花、木材、牛肉、铜和煤炭,这显然是对澳大利亚呼吁对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回应。中国也给予堪培拉沉默的待遇——暂停对话并拒绝官方会谈的请求。

尽管关于谁应对关系破裂负责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发生了变化。近十年来,北京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内部管理有所收紧,也不再容忍国际批评。反过来,澳大利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其主权,包括禁止电信巨头华为和其他高风险的中国供应商参与其5G的部署,并通过了新的《反外国干预法》。堪培拉还增加了国防开支,并加强了与该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关系,包括四方成员印度、日本以及韩国。

最重要的是,澳中关系的这种恶性循环,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利用AUKUS协议来表明其意图塑造其外部环境并影响区域力量平衡。核动力潜艇——以其杀伤力、速度、航程和隐形能力——将赋予澳大利亚巨大的威慑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AUKUS是中国催生的。

然而,AUKUS不仅仅是一笔潜艇交易。该协议还涉及技术共享、新的网络和量子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以换取使用海军基地的权利,两国“为了共同和普遍的利益,在某些事务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因此,AUKUS是这一往事的再现。面对新出现的挑战,志同道合的国家再次“合为一体”。

美澳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

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在过去一年中加强了,但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华盛顿希望堪培拉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而堪培拉希望看到华盛顿与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方面展开竞争——中国仍是大多数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信誉。拜登将不得不努力弥补,但华盛顿目前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敌意使这变得困难。

国内政治对联盟的未来也很重要,澳大利亚定于2022年上半年举行联邦选举。反对党工党(Labor Party)的实力很高,但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总理的基廷曾批评该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并将购买核潜艇比作“向大山扔一把牙签”。

美国政局的不稳定也会影响联盟关系。自拜登当选以来,华盛顿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不可否认地受到了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动摇。对于堪培拉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位前总统在2024年重新掌权的前景是可怕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人欣慰地看到,白宫里有一位总统明白,结盟是为了团结,而不是敲诈勒索。

迈克尔·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是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1

旧文章ID:27143

黄仁伟:从谷爱凌看冬奥会中国形象的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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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伟  来源:文汇报

18岁的中美混血儿少女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决赛中夺冠,不仅刷屏,更如旋风和强烈的阳光,落入每个国人内心,也照亮着世界体育迷和和平爱好者内心,同时也引发了国际问题专家对中美关系及未来的思考。昨天(2月9日),文汇报记者就冬奥主场外交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他认为,谷爱凌证明了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能带来双赢;00后谷爱凌代表的中美新生力量或是改变中美关系的生力军;谷爱凌仅是北京冬奥会的一个亮点和缩影,冬奥会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了最细微的人心和人性。

首先,谷爱凌的成功是中美教育的共同结晶,这说明,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助于双赢,而中美之间的双赢也离不开良性竞争。黄仁伟开门见山,他分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赴美的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在美国有了第二代,他们既接受了美国教育、美国文化,也接受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谷爱凌既热爱美国文化,也热爱中国文化。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这样共同培养的下一代并不在少数,在中国有几十万留美归国学生,在美国也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下一代会散落在各个领域,其中的杰出者会走在同代人前列。去年的世界奥数比赛,冠军第一次被美国队里的中国孩子夺得,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相互竞赛、相互学习,因此也相互提高,哪个国家赢已经不重要,双赢是最重要的。“由此看,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会带来中美双赢,中美双赢需要这样的良性竞争。”

第二点,从谷爱凌身上,看到了改变中美关系的力量和未来。这次冬奥会谷爱凌尚未参赛前,黄仁伟教授就在微信大群中预言,“谷爱凌将是未来的中美关系大使”。他回顾,这两年中美关系间负面效应居多,这次中国举办冬奥会,美国官方带头抵制,还鼓动了少数盟友。谷爱凌的出现,给大家带来了一丝亮光,她脱胎于两国人民的深厚基础中,闪耀在中美人民关系之中。尽管过去也倡导民间外交的力量,但从来没有预想过会如此耀眼和富有潜力。谷爱凌天赋极高,她的未来,无论在时尚界、科学界、金融界,都有无限可能。而一旦这样的一股力量在中美之间游走,就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民间大使,并且将发力至少五六十年,这对双边关系的正面作用不可估量。

黄仁伟提醒大家,再过半个月就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中美上海公报》签署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的美国知华派被称为Chinaboy,现在都已年近耄耋。他们看着中美关系曲折发展,但现在淡出历史舞台了。而60、70以至80后的新一代美国中国通,主张对华强硬的居多。谷爱凌的出现,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流,将是在中美人民中广泛涌现的“谷爱凌们”。

这次冬奥会,不仅仅是谷爱凌选择了中国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还有2002年出生美国、2019年选择加入中国籍的花滑运动员、20岁的朱易等一批归化运动员。从谷爱凌巧答美国记者的挑衅来看,这一代人不在乎华盛顿的所谓“政治正确”,凭着真诚和热爱做事,他们直面西方媒体不卑不亢,“坦率得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许多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以往所低估的力量。我们也要换个研究视角。”

最后,谷爱凌只是这次冬奥会中诸多亮点之一,冬奥会所表达的“中国故事”俯拾皆是。这背后折射出:只要中国人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全世界都会看见,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反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黄仁伟举例,这次冬奥会开幕式上演唱奥运会歌的,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阜平“马兰花儿童声合唱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力量深入到了偏远山区的每个角落。每个参赛运动员领到的赠送手机里,任何国家的币种都可以自动转化为人民币,并且以数字货币形式支付,而在奥运村里都是机器人提供餐饮服务,现代高科技的应用浑然一体。

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具体化了,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贴近人心和人性的身边人和事,这也就是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黄仁伟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0

旧文章ID:27142

为了去陕北,他打了五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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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晶  来源: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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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抗战之声(斯诺摄于宁夏吴忠豫旺堡。图中号手为谢立全。十九年后,谢立全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1979年这张照片因为被用作新版《西行漫记》封面而广为流传)

纪念埃德加 · 斯诺逝世50周年

1936年,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踏上了去陕北的遥远旅途。在出发之前,斯诺给自己注射了五种疫苗,包括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当时这些都是西北的流行病。

谁也不曾想到,这次陕北之行让斯诺名声大噪,这次采访记录的结集《红星照耀中国》成为第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红色中国的专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斯诺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一个时期内,他甚至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人之一。

1972年2月15日,这位来自西方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世长辞。去世前他留下一份遗嘱:在我死后,请把我一半的骨灰埋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妻子带着斯诺的一部分骨灰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举行了安葬仪式。斯诺的墓地前立着一块汉白玉做的石碑,上面的碑文,由叶剑英题写: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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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22年2月15日)是斯诺逝世50周年,中国人民依然怀念他。斯诺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以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为增进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

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

让世界第一次看到“红色中国”

文 | 何晶

来源 | 《中国报道》2021年第3期 

很多人都仍然铭记着这张照片——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左边, 剑眉微皱,神态儒雅。这是毛泽东所有照片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让世人最早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撰写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也是第一个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照片中的红军帽现在仍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而《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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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斯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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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逝世后,他珍藏多年的这顶毛泽东戴过的八角帽,由其妻子带回中国转增给邓颖超,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

1928 年,23 岁的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他的初衷是如此朴素,甚至简单到仅仅是为了旅游。可当这位热血青年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才发现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却继续甘愿冒死加入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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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斯诺

这些经历都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斯诺把心里思考的整整80个问题都记录在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里。要解答这些问题,斯诺觉得身边朋友提供的答案并不令人信服:“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早在1932年,斯诺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五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 ;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终于成行。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他在一个午夜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前往“红色中国”的火车。

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同时还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1936年7月13日,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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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右一)在陕北

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彻夜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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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毛泽东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包括自己个人的问题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 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在对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访问之后,斯诺又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 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还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

“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1936年10月,斯诺恋恋不舍地离开苏区。回到北平住所后,他便开始在一些英美报刊发表系列新闻通讯报道,客观公正地报道自己在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早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于1936年11月就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他在延安采访的报道,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正如海伦·斯诺所言 :

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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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宁夏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 :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 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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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朱德

在斯诺的笔下,这位苏维埃掌权人毛泽东的身上竟也露出了孩子般的好奇和欢快。

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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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红小鬼”在操练(斯诺摄)

斯诺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让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

在此后的30多年间,斯诺多次访问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其风格独特的报道、著作和讲演,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感慨地对斯诺说 :“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他们两人这种相互信任的友情保持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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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上刊载的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文章

更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为斯诺另一部《红色中国杂记》写序言时这样说过:

(《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 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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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很短时间的接触,周恩来给了斯诺这样的印象 :

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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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周恩来夫妇在武汉

此后,斯诺又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谈。此外,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保安(当时的临时“ 红都”) 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了。最后冒着炮火,他又折返保安,获得了大量、丰富、新鲜的采访及实地考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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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骑兵(斯诺摄)

这次“西行之旅”让斯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斗志昂扬的中国人。他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他听到了义愤填膺的红军战士激动的演讲 :“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论而不能打仗。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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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小鬼”(斯诺摄)

斯诺还遇到了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他在书中这样描写 :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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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与康克清

1936年6月至10月,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边区深入红军战士和百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4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正如斯诺在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写道 :

……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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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战士的体育活动(斯诺摄)

1937 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 10万册。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如今,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德、法、俄、日等 20 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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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兰登书屋美国版

《西行漫记》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都曾阅读过《西行漫记》,并从中受到鼓舞。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为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写作序言时,曾描述 :“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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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记》1938年复社版

“《红星照耀中国》有几十种语言,近百种版本。一直到今天,各国还在重印《红星照耀中国》,说明各国人民还把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一本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目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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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左)和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延伸阅读(一)

忆1970年斯诺访华

何理良(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黄华夫人)

《百年潮》2020年第10期

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总理借机调黄华回京参加接待工作,于是,黄华很早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他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将会陆续被调回京,都非常高兴,班里还为他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黄华回到北京约两个月后,我也接到回京调令,我在江西干校大约待了一年半。历尽磨难,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

斯诺夫妇到北京那天,黄华和我到北京机场迎接他们。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们热烈拥抱。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斯诺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 20 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克里斯多弗,女孩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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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周恩来等陪同斯诺参观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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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会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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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8月,周恩来在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及其夫人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因那时国内外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他们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和我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

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30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接着去访问延安和保安。

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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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黄华在延安毛主席旧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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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夫人在延安窑洞

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100人,现在有3000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13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戏院。老百姓的生活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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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访华期间与中国百姓交流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一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的今天。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再次回到北京后,斯诺夫妇受邀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邀斯诺夫妇去他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的情景被摄像机定格下来。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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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左二为冀朝铸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经常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东西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黄华要了粮票,才吃上烤白薯。

周总理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给黄华,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同时提醒他,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黄华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

1970年12月18日晚, 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关于中美关系,毛主席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2月25日毛主席77岁生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和斯诺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他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在毛主席12月会见斯诺之后,总理还同斯诺长谈了一次国内经济情况,向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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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小册子

为在圣诞节时同儿女们团聚,斯诺的夫人决定先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主席审定谈话稿。这时,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件毛衣和单裤,细致周到的周总理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我们的名义送给他。我们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他受中共贿赂,在离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

斯诺的访华报道,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 月,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斯诺对之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他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斯诺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 表示敬佩,尼克松在信中还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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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出版的斯诺著作

斯诺的夫人为斯诺的病四处写信求援,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 1972年 1 月抵达日内瓦。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听他这样说,黄华既感动又心酸。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中国的春节,斯诺与世长辞。斯诺毕生追求真理和正义,是让世界确信中国人民必定战胜法西斯、赢得光明未来的首位西方记者。斯诺曾经说过,中美之间建立友谊与相互理解的桥梁,虽然前途艰险,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终必将架起。今年是斯诺诞辰115 周年(注:本文写于2020年),而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结点追忆他对促进两国友好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加强双边交流合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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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发行的斯诺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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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敕勒川文化公园的斯诺雕像(新华社记者丁铭摄) 

来源时间:2022/2/16   发布时间:20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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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政治如此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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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是美国记者和作家,其著作《第六次大灭绝:不自然的历史》获得普利策奖。她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撰写了《政治如何变得如此极端》(How Politics Got So Polarized)一文,探究美国政治极端现状成因。文章开篇介绍了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两队背景相同的白人男孩,在相处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队伍认同。在随后的比赛中,两队的偏见和恶意加深,对立越来越严重。当今,美国互联网上的政治观点两极分化,回音室效应也在加强。也有观点认为中间派在互联网中大多选择沉默,两极分化是虚假的。美国两党越来越撕裂,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学者观点,试图寻找解决之道。在前述心理学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两队完成需要合作才能实现的“上层目标”,两队才握手言和。借此结论,作者认为美国两党并不缺乏需要共同应对的危机,但其能否就何为危机达成共识仍是未知。

1954年6月19日,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11名男孩登上了一辆开往东南方向约150英里处的强盗洞穴州立公园[1]的巴士。这些男孩彼此从未见过面,但都刚刚读完五年级,都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他们都是白人和新教徒。当他们到达公园时,男孩们被分配到一个空的童子军营地的小木屋里。他们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 "响尾蛇"。

第二天,第二批男孩——同样都是白人、新教徒和中产阶级——来到营地。他们被分配到一个无法从第一个营地看到的小屋。他们决定自称为 "老鹰"。

在一个星期里,这两组人继续进行各自的活动–游泳、扔棒球、围坐在篝火旁——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有单独的游泳场,他们的用餐时间是错开的,所以他们没有在食堂见过面。在他们吃饭、玩耍和打斗的过程中,每个团体都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例如,"响尾蛇 "乐队就喜欢骂人。老鹰队则不喜欢说脏话。

在这一周结束时,两组人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双方的反应都很迅速。每个小组都想挑战对方,他们的辅导员安排了一场比赛。

第一天,“响尾蛇”们在棒球和拔河比赛中都取得了胜利。“老鹰们”脸色铁青。他们中的一个人宣称,"响尾蛇 "看起来太大了,他们不可能是五年级学生;他们的年龄肯定更大。那天晚上,老鹰队在返回他们小屋的路上,注意到他们的对手在棒球场的后挡板上挂了一面队旗。他们把它撕下来,并把它烧了。第二天早上,两组人马打了起来,不得不由辅导员出面制止。

那一天,这群人的立场发生了逆转。老鹰队赢得了棒球比赛,他们把这一发展归功于他们对胜利的祈祷和对手的粗口。而后他们在拔河比赛中获胜。响尾蛇队对这些挫折的反应是在老鹰队睡觉后袭击了他们的小屋。老鹰队在他们的对手吃早餐时发动了反击。发现自己的床铺被掀翻后,响尾蛇队指责老鹰队是 "共产主义者"。

氛围越来越紧张,两个团队都更加咄咄逼人和维护自我。响尾蛇队认为,他们在棒球上输了,因为老鹰队有更好的球棒。他们把从老鹰队那里偷来的一条牛仔裤做成了一面旗帜,并带着它到处游行。

老鹰队指责响尾蛇队胆小,因为他们在夜间发动了袭击。他们储存了石块,以备对方再次入侵时使用。当老鹰队赢得比赛时,每个男孩都得到了一枚奖牌和一把笔刀。响尾蛇队立即偷走了它们。

这时,两组成员都宣布他们不想再和对方有任何瓜葛。但是他们的辅导员(其实是研究生)才刚刚开始介入。他们把两组人带到一起进行另一场比赛–只有社会科学家才会喜欢的那种。数以百计的豆子散落在泥土中,每个男孩都被给了一个纸袋,他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收集尽可能多的豆子。然后,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叫起来,表面上,他们袋子里的豆子数量被投射到了大屏幕上,让每个人去数;实际上,袋子从未被打开过,同样数量的豆子以不同的排列方式被反复投射到屏幕上。响尾蛇队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老鹰也是如此。根据前者的计算,每个响尾蛇队队员平均比他的对手多收集10%的豆子。根据后者的计算,老鹰队是更好的拾豆者,收集率比对方高了20%。

整个精心设计的实验现在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参与者被选中是因为他们非常相似。不同的图腾动物和对一些小刀的争夺就足以使他们恨对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结果是令人不安的。现在,仍然是。

今天的美国人似乎被分进了两个房子里:驴和大象。根据YouGov[2]的一项调查,60%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是 "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对于共和党人,这一数字接近70%。皮尤[3]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和近一半的民主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对手是 "不道德的"。另一项在2020年大选前几个月进行的皮尤调查发现,十个正在寻找恋爱关系的民主党人中,有七个不会与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约会,十个共和党人中有五个不会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人约会。

即使是传染病现在也受到党派冲突的影响。在马凯特大学法学院[4]1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0%的民主党人说,他们认为新冠是他们州的一个 "严重问题",而共和党人中只有30%。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奥密克戎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变种 "的第二天,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罗尼·杰克逊议员将新检测到的菌株称为民主党用以证明缺席投票[5]的合理性的诡计。"MEV(Midterm Election Voting)来了–中期选举变种,"曾在特朗普时期和奥巴马时期担任总统内科医生的杰克逊在推特上说。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党派人士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另一方已经疯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寻找更细微的解释。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出版了值得进入总统图书馆[6]的书籍,书名如 "断层线"、"愤怒的政治"、"政治必须是战争吗?"和 "隔壁的党派"。

丽丽安娜·梅森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家。在《不文明协议:政治如何成为我们的身份》(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 Became Our Identity)一书中,她指出,不久以前,两党在人口特征和意识形态上都很难区分。在1950年代早期,黑人或多或少地在两党之间分裂,而白人也是如此。男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时,两党的政纲如此相似,以至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发出呼吁,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更加努力地区分自己。"各党派之间的选择被定义得如此糟糕,即使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也往往难以确定选举决定了什么。"

梅森指出,50年代 "不是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美国人经常以丑陋的方式进行斗争,包括共产主义、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和移民,以及其他事情。不过,各党派之间纠缠很深,这些争斗并没有按照党派的界限进行分解。梅森写道,美国人可以 "参与社会偏见和谩骂,但这与他们的政治选择是脱钩的。

接下来是梅森所说的"分类"。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理查德·尼克松的南方战略和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美国共和党变得更“白”了,更多的人去教堂,男性比民主党更多。这些差异在19世纪初就已经很明显了,到了20世纪初变得更加明显。

"以前的两党是在许多方面有一点区别,现在是一些重要方面极其不同。"梅森说。随着两党在社会上的分类,它们也在意识形态上渐行渐远,实现了以前政治学协会的呼吁。在过去的几个选举周期中,共和党的纲领与民主党的纲领没有交叠。

到现在,党派、种族、信仰,甚至电视观看习惯都是相关的。(一项基于TiVo[7]数据的研究发现,最受共和党人欢迎的20个电视节目与民主党人喜欢的节目完全不同)。因此,梅森认为,美国人不再扮演几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群体身份;他们与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体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她所说的 "巨型身份"(mega-identities)。

当人们感到他们的 "巨型身份 "受到挑战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不安。越来越多地,华盛顿的政治——还有奥尔巴尼、麦迪逊和塔拉哈西[8]的政治–已经沦为 "我们 "与 "他们 "的对立,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危险的)动力。正如梅森所说,"我们有更多的自尊心实体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身份被联系在一起。"

梅森借鉴了亨利·塔吉菲尔(Henri Tajfel)的工作成果。塔吉菲尔是波兰出生的心理学家,他是犹太人。1960年代在牛津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索邦大学上学;他在法国军队中作战,当了五年的德国战俘,回家后得知他的大部分家人都被杀害。

在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中,塔吉菲尔将参与者分成无意义小组。在一个例子中,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是根据他们是否高估或低估了屏幕上的点的数量来分类的;在另一个例子中,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小组分配是完全随机的。他们立即开始倾向自己组的成员。当塔吉菲尔要求他们把钱分配给其他参与者时,他们总是给其他组的人较少的钱。即使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平均分配钱,每个人都会得到更多,这种情况仍然发生。在使两组人的利益最大化,和剥夺两组人的利益但剥夺 "对方"更多利益之间,参与者选择了后者。"胜利似乎更重要,"塔吉菲尔指出。

可以说,特朗普似乎从未读过塔吉菲尔的作品。但他似乎凭直觉就掌握了它。梅森指出,在2016年的竞选中,他经常改变对政策问题的立场。有一件事他从未动摇过,那就是胜利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各个层面上取得胜利,"他在奥尔巴尼告诉一群人。"我们将赢很多次,你甚至可能会厌倦胜利。"

2018年1月,Facebook宣布,它正在改变用于决定用户在其新闻提要中看到哪些帖子的算法。表面上看,这一改变是为了促进 "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之后,该公司因帮助传播虚假信息而受到严厉批评,其中大部分信息来自于虚假的、由俄罗斯支持的账户。新的算法应该是通过提高引起情感反应的内容来鼓励 "来回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新系统甚至比旧系统更糟。也许早该预料到,最能引起反应的帖子都是最具政治煽动性的。因此,新的算法产生了一种恶性或愤怒的循环:一个帖子激发的愤怒越多,它就被推广得越多,如此反复。

社交媒体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超党派主义的蔓延?杜克大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打破社交媒体的棱镜:如何让我们的平台不那么两极分化》(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的作者克里斯·贝尔认为,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的使用 "使人们更加疏远"。

对此的标准解释是所谓的回音室效应[9]。在Facebook上,人们与观点相似的人 "交朋友"–要么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要么是他们崇拜的名人和其他公众人物。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会听到其他特朗普支持者的声音,而特朗普的讨厌者则会听到其他特朗普讨厌者的声音。脸书内部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在该平台上发布的新闻内容中,只有约四分之一被共和党人看到,反之亦然。一项关于推特使用情况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同时,无数的研究–许多可以追溯到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证明,当人们与同意他们的人商议时,他们的观点会变得更加极端。社会科学家将这种效应称为 "群体极化",许多人担心网络已经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群体极化的狂欢节。

“对许多人来说,互联网似乎正在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这正是因为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和更频繁地相互联系,而且往往听不到相反的观点。”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标签:社交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写道。


指导杜克大学极化实验室的贝尔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认为,社交媒体确实鼓励政治极端分子变得更加极端;他们发布的内容越离谱,就越能吸引更多的喜欢和新的追随者,他们获得的地位也就越高。贝尔写道,对这一群体来说,"社交媒体促成了一种微型名人"。

但脸书和推特的大部分用户是中间派的。他们对最新的党派争执并不特别感兴趣。贝尔认为,对这些用户来说,"在网上发布政治信息的风险比它的价值更大"。通过不参与在线政治讨论,温和派允许极端派占主导地位,而这促进了一种 "深刻的扭曲形式"。从他们遇到的争论中推断,任何一方的社交媒体用户都会得出结论,认为另一方的人比他们实际情况更极端。这种现象已被称为虚假的两极分化。"贝尔说:"社交媒体使虚假的两极分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我的祖父是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他非常清楚 "我们 "与 "他们 "思维的危害性。然而,在F.D.R.[10]的第二个任期中,他一到纽约就成了一名热情的党员。他经常引用菲利普·谢德曼的话,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担任德国总理,然后在1919年辞职,以抗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谢德曼宣称,签署该条约的那只手应该枯萎。在选举日前后,我的祖父喜欢说,任何为共和党人拉杆的手都应该遭受类似的命运。

我的母亲继承了我祖父的政治作为,并将之传给了我。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几年里,我开车时贴了一张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 "共和党人支持伏地魔"。我觉得这个保险杠贴纸很有趣。但最终,我不得不把它拿掉,因为镇上有太多人把它当作支持共和党的标志。

最近几本关于两极分化的书认为,如果作为一个国家要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新墨西哥州矿业技术学院的社会科学教授泰勒·多特森在《分歧:狂热的确信是如何破坏民主的》(The Divide: How Fanatical Certitude Is Destroying Democracy)一书中写道:"第一步是让公民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缺陷"。在《出路:如何克服有毒的两极分化》(The Way Out: How to Overcome Toxic Polarization)中,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彼得·T·科尔曼劝告说:"思考并批判性地反思你自己的想法。"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哲学教授罗伯特·B·塔利塞在《维持民主:我们对对方的亏欠》(Sustaining Democracy)(Sustaining Democracy: What We Owe to the Other Side)一书中敦促说:"我们需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管理我们自己和我们联盟内部的信仰极化。"

至少在这位党员看来,党派自我治疗的方法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那些对美国分化做得最多的人似乎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 "损伤"。试着想象一下,唐纳德-特朗普坐在Mar-a-Lago[11],啃着巨无霸汉堡,批判性地反思他 "自己的想法"。

第二,每一方都将对方视为 "严重威胁 "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同等的威胁性。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袭击,不断试图诋毁 2020选举,新的州法律将使数百万人更难投票—特别是在有色人种社区,只有一个政党对这些负责。11月,一个监督组织,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将美国列入其 "倒退的民主国家 "的名单。虽然该组织的报告没有明确指责共和党,但也差不多:"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2020-2021年,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2020年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毫无根据的选举欺诈指控和相关的虚假信息破坏了对选举过程的基本信任"。

正如《时代》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所指出的,美国政治中的极端分类导致了严重不对称。"他在《我们为什么会两极分化》(Why We’re Polarized)中写道:"我们的政治体系是围绕地理单元建立的,所有这些单元都赋予稀疏的农村地区以特权,而不是密集的城市地区。这种影响在美国参议院最为明显,在那里,怀俄明州的每个选民所享有的影响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加州选民的七十倍,这在选举团中也很明显。(这一点比较微妙,但据政治学家称,在众议院中仍然很重要)。

克莱因说,由于共和党在农村地区的代表人数过多,他们有能力比民主党更进一步地偏离中心。"他写道:"共和党的地理优势使其能够开展针对美国中位数选民右侧的运动。相反,"为了获胜,民主党人不仅仅需要吸引中间的选民。他们需要吸引中间偏右的选民。"

克莱因指出,在过去七次大选中,共和党人在普选中输了六次。如果他们总统选举输了六次,想必他们会想出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信息。相反,在2000年和2016年,尽管普选已经输了,共和党还是赢了总统席位。这种情况很容易再次发生在 2024。

这些日子,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一个论坛因为太小或内容无趣而不会被极化。10月,《纽约时报》注意到针对当地学校董事会成员的暴力威胁达到了 "令人不安的高峰",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指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制定一个计划来打击这一趋势。可以预见的是,加兰的指示本身就成为党派攻击的焦点:在国会山的一次听证会上,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指责司法部长 "在全美的学校董事会上把联邦调查局的人赶走"。

"你应该耻辱地辞职,"科顿说,对加兰摇了摇手指。

如果深思熟虑的自我反省不能使美国走出困境,那么什么才是呢?小说家、《时尚先生》杂志前专栏作家斯蒂芬·马奇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下一场内战:来自美国未来的消息》(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一书的开头宣称:"美国正在走向灭亡"。事实上,他写道:"抗议者和民兵之间的战斗,武装叛乱分子试图绑架现任州长,权力和平过渡的不确定性–在另一个国家读到这些,你会认为一场内战已经开始。"

马奇是加拿大人,他认为这是关键。美国人过于沉浸在他们的决斗叙事中,以至于他们无法承认明显的事实;这需要一个局外人来向他们揭示它。马奇写道:"我的国籍使我在描述即将到来的美国崩溃时具有特殊优势。他把加拿大描述为美国的哈姆雷特的霍拉肖——在戏剧的主要事件里是"一个亲密的、令人同情的但大部分时候无关紧要的证人"。

"下一次内战 "可被称为一部投机性非小说作品;有些部分是纪实的,有些部分是编造的。该书的结构是一系列可能发生的灾难,每一个灾难都会使人感到恐惧。美国逐渐陷入混乱。在其中一个事件中,总统在Jamba Juice[12]突然停车时被刺杀。在第二部中,一颗炸弹摧毁了美国国会大厦。在第三起事件中,一群白人至上主义的民兵组织聚集在政府关闭维修的农村桥梁上,美国军队介入。最后,由于厌倦了对峙,军队将民兵成员炸成了碎片。

马奇喜欢一刀切的说法。他有一次写道:"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任何一个美国政党的总统都不可能成为团结的象征,只能是分裂的象征。"“一旦共同的目标消失,它就消失了,”他在同一章的后面宣称。不幸的是,他的许多说法都是真实的,比如 "当危机来临时,政府机构将不在那里"。

马尔凯的每个场景都源于不同形式的社会崩溃。大桥上的大屠杀之后,是沸沸扬扬的叛乱;国会大厦爆炸案之后,是政府的镇压、广泛的骚乱和即刻处决。在书的最后,马奇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可能分成四个独立的国家,大致相当于东北部、西海岸、中西部加东南部和德克萨斯州。他指出:"分裂可能是解放"。

强盗洞公园的实验指出了另一条出路。研究人员想看看是否能把老鹰和响尾蛇引向冲突,然后再把它们引回来。他们把这些男孩带到一起进行各种和平的活动。例如,有一天,他们安排这两组人在食堂见面吃午饭。结果是一场食物大战。由于 "接触场景 "不起作用,研究人员转向了他们所谓的 "上层目标"。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危机——缺水、供应车故障–只有在男孩们合作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处理这些制造出来的紧急情况使两组人对彼此更加友好,以至于在返回俄克拉荷马城的路上,响尾蛇队用他们在捡豆子比赛中赢得的5美元请老鹰队吃麦芽糖。

"上层目标 "能否帮助美国去极端化?两党似乎并不缺乏可作为合作契机的危机事件。当然,问题在于,他们首先需要就何为危机达成一致。

[1] 强盗洞穴州立公园是俄克拉荷马州拉蒂默县的州立公园。

[2] YouGov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在欧洲、北美、中东和亚太均有展开业务。

[3] 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的一间民调机构和智库机构。

[4] 马凯特大学, 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是一座私立的,男女同校的,耶稣会的教会大学。

[5] 缺席投票让无法到投票点的人可以执行投票权,其中包括因为旅居海外、生病、在外旅行或于军中服役等无法在选举日到投票点投票的情况。新冠疫情笼罩美国2020届总统大选,拜登的支持者有许多采用了邮寄投票方式,是在计票后期拜登票数反超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6] 总统图书馆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管理和维护的致力于记录、收集每一位美国总统的历史资料库。

[7] TiVo是美国的数字录影机,内置选台器、电子节目指南及硬盘,并可录制节目。

[8] 奥尔巴尼是美国纽约州首府,麦迪逊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首府。塔拉哈西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府。上述城市都是美国政治角力的重要场所。

[9] 回声室效应,有时亦俗称为同温层效应,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

[10]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1933年至1945年间任期。

[11] 海湖庄园(西班牙语:Mar-a-Lago,音译为马阿拉歌庄园)是一座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文物级私人庄园。

[12] 坚宝果汁是一间总部位于美国弗里斯科的餐馆零售商。

·文章来源·

Elizabeth Kolbert, How Politics Got So Polarized, The New Yorker, dec27, 2012.

·网络链接 ·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2/01/03/how-politics-got-so-polarized

·译者介绍 ·

徐顺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20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2/15   发布时间:2022/2/14

旧文章ID:27140

旧瓶新酒: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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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1日,白宫发布题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报告。拜登政府借此全面阐述其对“印太”地区形势、“中国挑战”等问题的看法,并就美国如何深化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提出基本构想和相关举措。在拜登政府发布该报告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到访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下的第四次外交部长会议,为今年春天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四边机制第二次线下元首峰会做准备。可以预见,2022年拜登政府将在落实“印太战略”方面持续展开动作。

“印太”(Indo-Pacific)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近年成为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战略界人士口中的“热词”,其具有极为明显的地缘政治意涵。2021年1月上台的拜登政府多次表示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本质,宣扬要与中国展开“极端竞争”以及“长期性、战略性竞争”,并将美中竞争渲染为所谓“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ell)、国防部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皆认为,“印太”是美中两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此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揭示了拜登政府针对中国加大施压的新动向,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对美国和中国印太角色的定位

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拜登政府首先营造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强调美国与“印太”地区的交往长达200多年。报告开篇即称,“美国是一个印太大国(Indo-Pacific power)”。这显然是为了回应有关美国是该地区“域外国家”的说法,凸显美国所具有的“印太”身份,为美国在“印太”地区谋求主导权赋予正当性。2021年11月11日,沙利文曾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视频演讲。他当时称,美国的国土向西到达关岛,美国在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有长期驻军,美国一直是“印太”地区的“常驻大国”(resident power),这一点“对于我们作为地缘政治玩家的存在很关键,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也至关重要”。此次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历史表明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扮演关键角色的“战略必要性”,考虑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益,必须“坚定地将美国锚定在印太地区”。

报告还特别强调,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在推动“印太战略”方面是一以贯之的。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持续深化。在美国国内裂痕加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该报告展现美国国内在强硬制衡中国、增加“印太”投入方面有较大共识,以此对“印太”地区国家和其他盟友进行安抚。应看到,美国民主党人拥有“印太战略”的发明权。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框架”下筹谋强化对华制衡,特别是加强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坎贝尔曾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正式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后来美国国防部还在2019年6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重新“激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印太经济方略上聚焦数字经济、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三大领域,并通过实施“印太透明度倡议”(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等对中国展开意识形态施压。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下台前还特意解密题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内部文件,以显示其对“印太战略”的关注度,并试图借此框限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从白宫近日发布的这份报告看,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首先,进一步提升了“印太战略”的重要意义。报告称,不应仅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狭隘视角看待“印太”地区,而是要看到该地区的走向将“界定国际秩序的基本性质”。换言之,拜登政府将印太地区的大国博弈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总体把控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其次,沿用了“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政策表述,但同时强调要使“印太”地区“更具联通性、更加繁荣、更加安全和更具韧性”。在这份“印太战略”报告的结尾部分,拜登政府还提出所谓“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这些新增加的表述会否产生实际的政策意义有待观察。再次,更加重视增强与盟友之间的协同,力图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a latticework of strong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coalitions),打造针对中国等对手的“集体实力”(collective capacity)。最后,更加重视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全面性和长远性。报告称美国将“重视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报告还多次提及“21世纪的挑战”“跨国性威胁”等表述,突出气候变化、卫生安全、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政策议题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

不出所料,拜登政府的这份报告对中国的角色进行了较为负面的刻划,延续了2021年3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有关中国的表述基调。报告诬称,中国为了实现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国家”这一目标,正综合使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中国欲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实施的胁迫和侵犯遍布全球,但在印太地区则最为突出”。报告还诬称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在东海和南海地区“霸凌”邻国,与印度发生冲突,并破坏人权和国际法。显然,拜登政府试图将中国描绘为“印太”地区的“恶霸”,并以此为基础动员各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华“统一阵线”,共同对中国施压。与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提出竞争、对抗与合作三分法相一致,这份报告在“抹黑”中国的同时也强调,美国希望“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跨国性威胁”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报告还就美国对华战略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表述,即“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改变中国,而是要塑造中国行事的战略环境,在世界上建立起一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对美国及其盟友有利的影响力平衡(balance of influence)”。

二、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和举措

这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体现了拜登政府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塑造“印太”地区态势的紧迫感。报告强调,未来10年对于“印太”地区和国际秩序而言是具有“决定性的10年”,而且无论是“印太”地区内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与此存在“利害关系”。通过发布这份报告,拜登政府既着力彰显美国国内在“印太战略”方面的连贯性和长期性,也力图强调美国与盟友、伙伴在“印太战略”方面的一致性,宣扬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有原则基础的、长期的,并根植于民主韧性(democratic resilience)”。

从该报告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和相关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巩固“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在拜登政府看来,所谓“自由”即指“印太”地区国家能够在遵守国际法并符合其义务的情况下做出“完全独立的选择”;所谓“开放”,即指“印太”地区的海域、空域和其他共享的空间(domains)得到合法的治理。这一表述在实质上与特朗普政府的说法基本一致。但是,拜登政府强调,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国家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独立的政治选择”,需要从加强相关国家的国内民主制度入手,由内而外的构建所谓“韧性”。报告称,美国将在选举安全、媒体独立性、公民社会发展、反经济胁迫等方面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支持,并协助打击这些国家面临的“外部干预”和来自别国的“信息操控”,巩固民主治理。报告还特别提出,拜登政府将通过实施美国首份“反腐败国家战略”,提升“印太”地区国家的“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曝光腐败行为并推动相关改革。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的“开放”,拜登政府支持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方式”处理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的争端;构建开放、互操作、可信和安全的网络空间,倡导负责任的行为规范;与盟友共同确保对关键和先进技术的主导权,制定“以共识为基础且符合价值观要求的技术标准”(consensus-based, values-aligned technology standards)。

第二,重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体系。盟友被拜登政府视为美相对于中国的“最大非对称优势”,拜登政府力图在“印太”地区打造多主体、多层次、相互嵌套的联盟架构,既包括对美日、美澳、美菲、美韩、美泰等正式联盟(alliance)的“现代化”改造,也涉及进一步夯实与地区伙伴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重点提及的“美国伙伴”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太平洋岛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从这一名单不难看出,美国在地缘上对中国的压制是全方位的。拜登政府提出,要通过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这类“灵活的组合”(flexible grouping),汇聚“集体力量”(collective strength)应对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美国将进一步完善四边机制框架下围绕疫情、气候变化、先进技术、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政策议题设立的工作组。考虑到东盟对四边机制的疑虑,报告重申美国认同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提出要加强四边机制和东盟之间的联系。此外,美国还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新建使领馆,尽快推进与密克罗尼西亚等“自由联系条约国”之间的谈判,确保这些岛国继续作为美国力量投射的“基石”。尤值重视的是,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将促进欧盟和北约加强与“印太”地区的关系,“帮助构建印太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之间的桥梁”。拜登政府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不仅涵盖政府力量,还注重将社会性力量纳入其中。美国将扩大“和平队”(Peace Corps)等组织在“印太”地区国家的活动,并通过设立四边机制奖学金(Quad Fellowship)、实施“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等方式,促进美国与“印太”国家的民间交流,为“新一代注入活力”。

第三,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缺少有力的经济支柱。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薄弱。报告称,2020年美国和“印太”地区的贸易额达到1.75万亿美元,尤其是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具有突出优势。这一贸易关系为“印太”国家提供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到2020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投资额达到9690亿美元,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美国是东盟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拜登政府认为,这为美国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奠定了重要基础。拜登曾在2021年10月抛出“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的构想,此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arine Tai)、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等人访问地区内多个国家,就“印太经济框架”问题进行磋商。报告就此指出,拜登政府将在2022年上半年提出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详尽方案,借此帮助地区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适应技术转型以及气候和能源转型。拜登政府将提出一个新的数字经济框架,与盟友和伙伴构建“多元、开放和有预测性的”供应链,并针对去碳化和清洁能源展开共同投资。在经贸规则构建方面,拜登政府强调将确保满足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高标准。此外,拜登政府还宣称将在地区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与七国集团国家共同推进“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尤其是注重“印太”地区国家5G等方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可靠的电信产品供应市场。

第四,在“印太”地区推进“一体化威慑”。拜登政府称,“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是美国“印太安全战略”的“基石”。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加强多域作战(即整合陆海空天网等多个战域的力量)和应对“全频谱冲突”的能力。美国将发展新的作战概念,建立更具韧性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提高多边军事演训活动的范围和复杂性,构建更具多样性的军力部署态势。拜登政府强调将增强美军与盟友、伙伴军队的互操作性,开发“先进的作战能力”(advanced warfighting capabilities),特别是深化与印度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值得重视的是,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将相关国家的“防务工业基础”(defense industrial bases)相互联结,整合防务供应链,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具有创新性的机制安排,推动相关方在防务科技领域的协作,进而“支撑我们的集体军事优势”。报告提出了“民事安全挑战”这一重要概念,体现出拜登政府注重应对“灰色地带”领域的大国竞争。拜登政府将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包括训练相关国家的海警力量,提升其“海域感知能力”。此外,报告还提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关政策,一是美国将在“印太”地区推进反恐和打击极端主义合作,尤其是监控恐怖主义危险分子和应对网络极端化;二是应对环境和自然灾难;三是处置“自然的、意外发生的、故意制造的生物威胁”;四是打击武器、毒品和人口贩运;五是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维护网络安全,提升应对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五,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等跨国性威胁。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施政的核心关切议题,其不仅关乎环境和生态的安危,还与美国通过发展清洁技术、清洁能源重振自身竞争力有着密切联系。拜登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主要是指美国的劳工阶层和工薪家庭),称将通过推动清洁经济为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质量的、中产阶级的”就业岗位。报告指出,“印太”是气候危机的“震中地区”(epicenter)。这也意味着美国会将“印太”地区国家作为其清洁技术出口的对象,以获得巨大利润。拜登政府将通过实施“清洁先锋”(Clean EDGE)倡议等,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和应用,推动各国能源部门的去碳化,发展气候友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印太”地区国家拥抱“净零排放的未来”(a net-zero future)。报告还着重提出,要帮助相关国家开发储量巨大的海洋资源,推动联合研究,并提升相应的商业和输运条件。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延续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将卫生安全作为“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显著增大了对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疫苗援助。这次报告提出,美国将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加强其卫生体系,以应对“未来的冲击”,扩展处置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包括生物威胁的地区性平台。美国将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印太”地区内的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协作,以构建应对21世纪跨国性威胁的“区域韧性”。

三、结语

“印太战略”是21世纪以来美国持续调整亚太地区政策的结果,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推进对华竞争的产物。拜登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接续构建的“印太战略”框架,同时也植入了不少具有民主党施政特色的新内容,可谓“旧瓶装新酒”。在全面聚焦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通过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等手段,希望能够真正地将美国越发有限的外交和军事安全资源向“印太”地区转移,这一战略动向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中美关系势将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拜登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决心,但是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局限性因素不容低估。拜登政府夸大了美国国内在“印太战略”方面的共识基础,即便在其团队内部,围绕印太数字协定等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拜登政府采取了民主党版本的“美国优先”路线,不愿向“印太”地区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的市场,而是希望能让前者向美国“让利”和“输利”。乌克兰问题导致美俄关系高度紧张,欧洲国家也不愿看到美国远离“欧洲-大西洋地区”。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冲突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也使美国难以抽身。美国在其他战略方向上的收缩,并不意味着它能够顺利将战略资源转移到“印太”地区。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国家普遍反对美国与中国搞对抗,反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该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卫生安全、灾害应对等方面有紧迫而现实的需求,难以指望美国为此付出“真金白银”,恶性的大国竞争只会损害而不是加强“区域韧性”。

中国需要高度重视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挑战,尤其是美国重构军事同盟体系、追求绝对安全、挑动台海和南海局势紧张引发的多重冲击。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周边外交政策的精准性、灵活性,尽力阻滞形成一个美国主导的地区性遏华阵营。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经济合作,确保相关项目惠及民生,重视周边国家的涉华民意变化,减少美国在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制造矛盾的空间。

来源时间:2022/2/15   发布时间:2022/2/13

旧文章ID:27139

美学者展望拜登“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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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近日,拜登政府正准备公布首个针对亚太地区的广泛经济战略——“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和CSIS高级顾问、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威廉·赖因施(William Reinsch)近期就此共同撰文,指出IPEF在具体操作层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取得成功需要实现的四个要素。

古德曼和赖因施认为,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为CPTPP)五年后,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着手制定全球经济规则,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袖手旁观。2021年10月27日,拜登在参加东盟峰会期间宣布将与伙伴国家探讨制定“印太经济框架”。这一声明延续了新总统出席在亚洲首轮年度峰会时展示美国对这一关键地区经济战略轮廓的传统。尽管细节仍未敲定,但美国政府认为该框架不应是贸易协定之类的单一项目,而是与伙伴国家就数字标准、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弹性等议题分别进行谈判的平台。IPEF拥有良好的前景,但如果要将其成为推进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工具,成为其他区域倡议的可靠替代品,并被盟国和伙伴视为美国对该地区的持久承诺,就需要对其进行精心设计和管理。

一、谈判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在政府的有关提案中存在两个紧密相关的过程性问题:第一,是否采取一次性谈判或“菜单式”方法(menu approach),即各国就一般原则达成共识,而后各自选择做出更具体承诺的领域。第二,是否将该框架以及任何相关内容提交国会批准。

在第一个问题上,政府更加偏好“菜单式”方法,但该方式也存在三个缺陷。首先,坚持模糊的原则很容易,但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各国愿意接受的具体规则和义务,并要求美国也做出相关动作要困难得多。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选择妥协事项)。其次,“菜单式”方法可能会陷入“无风险则无回报”的陷阱。政府可能会面临仅有少数IPEF参与者(以亲密盟友为主)愿意做出有意义承诺的情况。因此,重要的是拥有足够多的国家来制定区域规则和规范,并有足够的激励措施来鼓励其他国家在未来加入其中。最后,这种方式可能会加剧“意大利面条碗”(“spaghetti bowl”)现象,即具有不同成员、承诺水平和规则的单独协议网络会给出口商和投资者带来混乱,并使合规变得复杂。

而在第二个问题上,最初的政府声明表示,任何框架的谈判目标或结果都不会提交给国会批准,这很可能是错误的。国会一直认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其在贸易政策上的优先地位。如果不通过国会批准,在未来出现需要国会批准通过的其他贸易问题时,此事就会横亘其中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该框架或协议将不包含任何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的义务。这排除了做出任何市场准入让步以及就有关数字贸易、数字竞争或脱碳等问题进行法律变更的可能。这反过来会从一开始就告诉合作伙伴, 对于IPEF之下任何协议的谈判,他们能从美国获得的好处微乎其微。

二、取得成功的四个关键点

1、实在利益。大多数印太国家都不愿意支持“美国优先”的规则,除非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赢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重要东南亚经济体的支持,情况尤甚。在传统的贸易协定中,美国将提供市场准入让步,以赢得贸易伙伴对美国优先规则的支持。但拜登政府不愿寻求通过国会批准协议,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得不向亚太伙伴提供其他“甜头”,比如可信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建设援助和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等。

2、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只要有可能,该框架就应寻求推动超越广泛原则和目标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硬性承诺。这对于推进美国利益和赢得国会和公众对IPEF的支持都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为了获得美国所寻求的更强有力的规则和标准,拜登政府将需要为地区合作伙伴,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提供切实的利益。他们还希望确认,美国在该框架下的承诺是持久的,不太可能被未来的政府所推翻。

3、有效管理。不同于贸易谈判或由政府单一机构领导的针对性倡议,IPEF涉及多个领域和机构。为了维持和有效实施该框架,需要由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或一名指定的内阁官员担任高级协调员。如果没有这种中央层面的协调,IPEF很可能会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削弱。

4、透明度和包容性。在像IPEF这样的复杂谈判中,政府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劳工、大小型企业、消费者、民间社会团体、美国国会等)的协商至关重要。所有这些团体都可以就框架的各种实质性内容提供宝贵的意见。如果要成为框架的有效贡献者,他们就必须感受到自己参与到该进程之中。

一个拥有高效机构成及良好管理的IPEF可以促进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利益,并让该地区伙伴相信美国对地区经济事务的承诺是可靠且持久的。事实上,美国迫切需要在IPEF上取得成功,否则美国将在制定世界经济规则和规范的竞赛中进一步落后。

本文摘译自CSIS及The Hill官网,文章原标题分别为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After years on the sidelines, the US needs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strategy。译者:张启平

来源时间:2022/2/15   发布时间:2022/2/14

旧文章ID:2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