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朝辉  来源：作者赐稿

【编者按】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被视为自由市场理论的奠基者。但细读斯密的原著，就会发现后人对斯密有关市场和政府的真意，存在大量的误读、误解和误信，因为他们把斯密从没说过的术语强加于斯密，包括“市场经济”、“经济人”、“有效市场”、“完备理性”和“守夜人政府”，当然还包括“一只看不见的手等于市场”等。同时，一些研究者也忽略了斯密对于政府角色的保守论述，比如“民众要服从君主和政府”、“爱国需要服从官员”、“政府可以是自由、适度和良好的”等等。主讲人洪朝辉教授在2022年2月12日的纽约聊斋上，演讲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和政府的最新解释，他通过还原斯密的四本英文原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法理学讲义》、《修辞学讲义》)，质疑斯密市场理论的四大悖论，新解斯密的市场定义，并分析市场的五大特性，包括有限自由、相对自然、对等适度、有形可控和不完全理性。对于经典，学者有责任还原原始文献、纠正流行谬误、厘清思想概念。这不是较真，而是认真和求真。

【主讲人洪朝辉，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

过去一年里，我连续在澳门大学学报《南国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与亚当斯密有关的中文学术论文，有点姐妹篇的意思，一篇是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市场到底是否有关系?结论是没有直接关系(请参见洪朝辉：“‘一只看不见手’的百年误读——文献还原亚当·斯密的隐喻” ，《南国学术》，2021年第一期，第5-15页)。另一篇就是今天要讲的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定义和理论的文章(参见洪朝辉：“文献还原亚当·斯密‘市场’的真意”，《南国学术》，2022年第一期，第4-16页)。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还原原始文献，还亚当·斯密的本来面目。下面演讲整理稿的引文出处，请参阅两篇文章的原文。

首先，我把今天要讲的主题交代一下逻辑安排。第一，斯密没说过什么?这是一种排他法，把他没说过的、被我们后人强加于他的重大思想和概念说清楚，就剩下他究竟说了什么。除了强调他没说过的六大重要概念之外，我还要简要说明一下，是谁把这些莫须有的概念，要斯密来背锅?第二，斯密究竟说了什么?这就需要精细梳理和还原斯密涉及市场和政府的原话。第三，有了原文作根据，就可以对斯密的市场理论和特性做出精确定义和理论解释。第四，对于斯密的市场与政府的理论，做出我个人的总体评价。

一、亚当·斯密没说了什么

今天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澄清一下，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和政府，没有说过什么。主要依据的是他的两部巨著。我还引用了斯密在身后出版的两本著作：《法理学讲义》和《修辞学讲义》，都是在他去世后近200年才出版，一本是1978，一本是1985。下面主要例举斯密没有说过的有关市场和政府的六个要点。

第一、斯密没有一次提到“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或“市场制度或体系”(market system)，在他眼里，市场似乎还不存在一个系统和体制，而且，斯密也没有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单一理论(single theory)，也并不认为自由市场总是有利于人类的福祉(Human well-being)。这也表明，斯密似乎并没有将市场理解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经济形态，作为对比，他提及重商主义制度(mercantile system)却多达22次。类似，斯密也完全没有提到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

第二，斯密没有说过“经济人”一词(Homo Oeconomicus or Economic Men)，也没有提过“利益最大化”一词。市场的经济人理论都是在斯密身后才出现，例如，首次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是穆勒，时间在1859;但最后将著名的“经济人”一词正式引入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帕累托，时间在1935年。此后的经济学家大多借助斯密的大名，“创造性”地强化了利益最大化和经济人理性的理论。

第三，斯密没有说过市场有效。市场有效假说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发明人是诺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Eugene F. Fama，他在1970年发表论文：“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5 (2) (1970): 383-417，把市场有效假说强加在了斯密的头上。

第四，斯密没有说过完备理性Full Rationality。从字面而言，斯密在整部《国富论》只有两次提到理性(rational)，一是关于理性谈话(rational conversation)，二是关于理性宗教(rational religion)， 它们与市场的理性和商人的理性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斯密提到合理性(reasonable)多达81次，但这与理性的原意不一致、不相关。另外，虽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多次谈到理性，但他只是将理性与幸福(happiness and sensible beings)相联系，完全没有涉及理性与市场、理性与经济人的关係。

第五、他没有说过“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斯密在《国富论》中完全没有提及当时已经流行的“自由放任”一词。据记载，1681年，当法国商人耿德勒(M. Le Gendre，生卒年不详)会晤法国财务大臣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时，首次提出“自由放任”;1751年，“自由放任”一词被书面使用。现在难以确认斯密在25年后的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是否读到过这个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密在《国富论》中抨击了重农主义(Physiocrats)所主张的反政府干预的理念，认为这种不允许政府干预的理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因为斯密强调市场是靠信任和信用，而信任与信用则与政府制定的法律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没有政府，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就很难建立市场所需要的信任与信用。

斯密还以为，如果商人可以单方面的做出自由作为，一定会带来害处，因为如果同行业的商人一起聚会，“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是阴谋反对公众(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或是想方设法地提高价格”，所以，任何法律都不应该促进这种聚会，也不应该为这种聚会提供任何便利，更不应该使它们成为一种必要。这个观点实在过于保守与反商人。

第六，斯密没有说过“守夜人政府”，night-watchman state。据查证，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于1862年，首次提出“守夜人政府”或“守夜人国家”(德语：Nachtwächterstaat)一词，目的是将政府和国家的功能定位在“仅仅是防止抢劫和盗窃”, 类似一个小警察的职能，而斯密则将政府的功能定位，远远超越了“守夜人”的角色，下面会具体谈到这一点。

二、亚当·斯密究竟说了什么?

下面侧重聊聊，斯密关于市场究竟说了些什么?

读过《国富论》的学者都知道，斯密从没有对市场给出一个清晰和严谨的理论定义，因为17-18世纪的大师们就是不信这一套。结果，过去232年来，成千上万的各路学者对斯密的市场理论大多是各取所需，左派往左解释，右派往右拉扯，各自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解释与原文没有关系。这样，自然就会出现无数的误解、误传，也有与原始文献没有任何联系的误断。

我今天就是希望回归原始文本，侧重国富论的四个版本(1776、1778、1784和1786年版)和《道德情操论》的六个版本(1759、1761、1767、1774、1781和1790年版)，进行比对，但主要以1786年版的《国富论》和1790年版的《道德情操论》为主，因为最后一版一般比较能反映作者的最新、最后和最成熟的想法。

很遗憾的是，斯密对他重叠出版的两本巨著，从未互相引用CROSS CITATION，也没有澄清它们之间所出现的一些自相矛盾，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困惑。另外，我将结合斯密于1762-1763年完成的《法理学讲义》和《修辞学讲义》，对斯密眼中的市场，进行搜索、还原、比对，试图做出比较明确的定义和理论解释。

《国富论》一书提及“市场”(market)的次数多达623次，《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也各提及市场13次和17次。这里我必须交代一下我的研究方法，我的论文主要是借鉴、应用和发展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侧重运用实证的方法，比如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将数据按三类进行整理。但我将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应用到文献研究，似可称为“文献扎根理论”。想借用一个图说明一下这种研究方法。

第一，先把所有有关“市场”的623个关键词当作“一级编码” ，一个一个找出来，但不是断章取义，也不是支离破碎的只有孤零零的623个关键词，而是把这些关键词的上下文，都排列出来，尤其是把与这个关键词相关的整个段落，甚至2-3个段落，都罗列出来;第二，再从重复率最高、重要性最大、与市场和政府概念最相关的623个关键词中，分离出8个“二级编码”，目的是发现和建立相同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最后，再从这8个市场分类中，提取有关市场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作为“三级编码”，形成核心类属。

这种方法能帮助学者减少预先设定的理论假设和思维定势，一切以623个原始的市场概念为起点，对文本的上下文和总体涵义，进行系列、完整地追寻，就像清代汉学家所提倡的“治经如剥笋”，全身心、无偏见、价值中立地从塬始资料中，层层剥离、归纳结论。这就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类似先了解14亿中国人，一级编码，再把14亿中国人分成56个民族，二级编码，最后，得出中华民族的总特征，核心编码。这个扎根理论是在19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出现，现在已经从经济学界发展到其他社会科学界，但很少被人文学者和历史学者使用。

现在我们就把斯密关于市场的概念，分解成八大关系。第一是市场与价格的关系。《国富论》论及“价格”(price)或“市场价格”(market price)的次数，高达1364次。大致而言，围绕着市场机制问题，斯密将价格分为叁大内涵。一是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它由货币来衡量;二是实际价格(actual price)，它加入了为了获取物品所需的劳力成本;三是市场价格(market price)。斯密认为实际价格比自然价格更能反映商品的真正价值，因为实际价格包含了劳工们的劳力成本，对此，马克思是如获至宝，因为这个实际价格理论的实质就是承认和强调了劳动价值论，并把劳动价值论与货币价值论、价格价值论、需求价值论、心理价值论和文化价值论等形成对比。在斯密看来，市场不仅能够调节价格，而且能够调节劳动力的供需。

第二是市场与供需平衡的关系。在斯密眼裡，供需问题是市场的精髓。《国富论》提及需求(demand)319次、供应(supply)178次。斯密强调，市场价格由商品的供应数量和消费者的需求“意愿”所决定;同时，决定这种供需比例，就是一种市场“调节”;市场价格必须考虑三个组成部分：土地的报酬—地租;劳动的报酬—工资;资本的报酬—利润，这就是所谓的三大要素价格。同时，斯密对供需平衡持有宗教信仰般的信心与乐观，强调市场的供需、价格的高低、买卖双方的利益，都在市场中“自然”地得到了“适应”(naturally suits)。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平衡”(balance)与“反平衡”(counterbalance)问题，高达近90次，深刻反映了他对平衡与适度思想的良苦用心。大致而言，斯密的平衡思想主要表现在六大主题：一是平衡供需问题，表现在产品供应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这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关键;二是平衡劳工问题，表现在工资与商品价格、工资与利润、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三是平衡金融问题，包括利润获取与亏损、收入与支出、借款与贷款、收益税与关税等;四是平衡贸易问题，包括进出口贸易、自由贸易与垄断贸易，这反映了宗主国英国对海外殖民地市场的重大关切;五是平衡政教问题，表现在国王专制与殖民地民主、王权与神权、王权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关係，由此说明，身处一个封建王权和神权的国家与社会，市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必将受到政教关係的直接制约;六是平衡自由与安全的两难，主要表现在处理民众的总体自由与安全的敏感关系，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一永恒的两难问题，市场运作既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持续。

其实，斯密不断重复强调平衡，其核心就是秩序。他最关心的就是市场失序、政府失效、人性的贪婪失去制约。

第三是市场与竞争。《国富论》共有130次提到竞争(competition)，这是理解斯密市场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斯密经常将竞争与垄断进行对比，认为大商人们一定反对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一定会导致产品的价格降低和利润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商人非常热爱和支持殖民地公司，因为他们在殖民地可以享受垄断。

其实，斯密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扩大市场或缩小竞争(widen the market and narrow the competition)，对谁有利?斯密认为，扩大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最大受益者总是公众，因为他们将在市场上得到更便宜的产品。作为对比，缩小竞争和促进垄断则对商人有利，由此揭露了商人与公众利益难以相容的秘诀。

第四是市场与开放。尽管按照常识，自由市场与开放市场紧密相连，但在这个重大的要开放，还是要封闭或要垄断的问题上，斯密的观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充满矛盾。一方面，作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的斯密，推崇自由竞争和开放市场，而且认为，政府指挥私人如何运用资本的方式，这一定是一种“无用或有害的干预”(a useless or a hurtful regulation)。

但另一方面，斯密却对国家实施一些高关税保护政策和限制开放政策进行辩解，因为他自己当过苏格兰的海关负责人。他认为，英国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尽管这是一种对国内市场的垄断行为和政策，并会极大地鼓励特定的垄断产业，但这些垄断企业是否能够促进社会总体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够推动这些垄断企业自身，走向最有利的发展方向，也许不完全那么明显(is not, perhaps, altogether so evident)。

如果站在一个典型和彻底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立场，一定对这种保护性关税和垄断行为，进行明确而坚定的谴责，但斯密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装糊涂。这种既要自由竞争、又不反对垄断市场的双重标准，有损于斯密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设形象。

第五是市场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优化配置有限的资源，是对一个健康市场的基本要求。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资源”(resource)与“分配”(distribution)各有13次和27次，提到有效或优化(effect)的次数多达332处。斯密尤其注重资源、劳力和货物的流通(circulation)与分配(distribution)。

大家都知道，斯密非常关注劳力资源的分配和劳动分工。斯密在《国富论》提及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共43次，而分工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因为在一个市场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分工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要求生产和供应的动力就增加，于是就激励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但为了提高效率，优化劳动分工就成了一个有效途径。但是，斯密多次预设这类劳力、土地和资本有效分配与流通的一大前提，那就是发生在“一个最完美自由的国家里”(a state of the most perfect liberty)，并导致“自然分配”(natural distribution)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不言而喻，这种预设过于理想，难以实现。

第六，市场与交换的关系。在《国富论》中，交换(exchange)一词的次数出现了184次(省略)。

第七，市场与自愿的关系。自愿(voluntary, voluntarily)出现了18次，由此凸显市场的本质是一种自愿交换和交易。但限于篇幅，不在此具体展开。(省略)

第八，斯密论及市场的第八大相关要素是市场与政府的关係，它成为理解市场机制最具争议的因素。《国富论》提及政府(government)的次数高达370次，其中对政府与市场的相关论述，可以分成四大部分进行讨论。

其一，商人自由与政府限制的问题。斯密一方面强调限制私人或限制一个银行家金融交易的权利，是对商人的天然自由之明显侵犯，政府的法律不是侵犯、而是支持商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斯密又提出，少数商人所表现的天然自由，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所以，所有政府的法律都会而且应该对商人的自由加以限制，无论是最自由，还是最专制的政府都应该这么做。由此反映了斯密对平衡自由与限制的关切，又显现了斯密的模糊立场与矛盾理念，所谓的“既要又要”，类似正确的废话。同时，斯密并不认为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相反，“商业和制造业逐渐引入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也就是说，他把似乎完全对立的商人发财、社会秩序、良好政府和个人自由四大要素，变成可以良性互动和平安相处的四胞胎。现实中，可能吗?

另外，斯密既反商人的殖民垄断，也反商人的奴隶贸易。例如，斯密对重商主义所推崇的垄断、专制、排他型的殖民政府，存在天然的反感，认为一个由商人组成的特权公司型的政府(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许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最坏的政府”(the worst of all governments)。

同时，斯密也反对以自由宽松为特征的道德体系，因为这种自由宽松的道德体系一定会表现出轻浮的恶习(vices of levity)，如奢侈、放纵、违反贞操等。所以，在面对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问题上，斯密坚持道德重于自由贸易。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烈谴责奴隶制度，讽刺这些来自欧洲的“肮脏主人的灵魂”(soul of his sordid master)，而且，他认为从经济角度，奴隶制是没有效率和效益，之所以它能流行于世，是因为懦弱的政府和贵族企图借奴隶制，来表现他们自己对控制和专制的热爱(the love of dominion and authority)。

其二，经济发展与政府作用的问题。斯密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君主不能废除，因为他们存在三大责任。其第一大责任就是“通过军事力量的履行，来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这一，为了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维持军事力量，政府就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保护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君主和国家的责任，也就成了纳税人的义务，民众必须支付国防军费，并支持政府发展军备。

政府或君主的第二个责任是“尽可能地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公正或压迫”，并建立“一个准确的司法行政责任”。在这里，斯密把社会不平等与政府责任进行了逻辑的联系：首先，“哪里有大量的财产，哪里就有大量的不平等”;其次，正因为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富人的财产往往激起穷人的不满;再次，穷人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会借机侵占富人的财产;这样，“只有在行政官员的庇护下”，那些通过几代人的劳动而获得财产的所有者，才能睡一个安稳觉，富人只有通过“不断举起行政官员的有力手臂来责罚这些敌人，他才能得到保护”，因此，商人们为了“获得有价值而又大量的财产，必然要求建立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只有在没有财产的地方，才没有必要建立公民政府。

斯密这一观点实在令人惊讶，因为他没有强调政府具有保护穷人正义的责任，也未追究导致贫富不平等的原因，而是侧重财富不平等的后果一定会导致穷人暴力抢夺富人合法财产的现象，并由此强调政府保护富人财产的必要与重要，其中所凸显的政府应保护富人的保守立场，十分明显，但也表达了斯密对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视。

在另一方面，斯密又严厉批评欣赏富人、忽视穷人所造成的道德情操上的腐败。他在1790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增加了第一篇第三章第三节和第五篇，他认为这种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对贫穷和卑微者的轻视，虽然对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道德情操堕落的最大和最普遍的塬因。同时，斯密强调，在维护正义和秩序的过程中，政府的权力不能没有边界，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应该合二为一，而且应该使司法权尽可能地独立于行政权，包括法官不应根据行政权的任性而被免职，法官工资的正常支付，也不应取决于行政权。

政府或君主的第三项责任是建立和维持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和公共工程(public works)。尽管这些公共产品对社会大众有利，但人们不能指望任何个人能够有能力建立或维持这些设施，因为无利可图，于是，政府就必须介入和投资各种公共工程和机构，包括12大领域：国防、司法、行政、教育、道路、桥梁、运河、港口、邮局、警察，尤其是他提到了两大领域，政府可以介入：宗教和医疗。

在此，斯密还为政府的作用辩护，强调“在自由国家，政府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对政府行为可能形成的有利判断，因此，人们不应对政府作出轻率或任性的判断，这肯定是最重要的”。这类极其保守的观点，似乎对后人所假定、设定和判定的斯密的“自由主义”形象存在极大反差。

其三，市场发展与法官和官员的作用。首先，斯密强调民众要服从君主与政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出乎意料地强调了法官与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斯密认为，行政长官被赋予权力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行政长官能够抑制不公、维护和平，而且能够建立良好的纪律，来促进国家的繁荣。所以，这些官员有权力制定一些规则，不仅禁止同胞之间的相互伤害，而且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但如果民众“不服从君主的命令，不仅要受到责备，而且要受到惩罚”，如果民众完全忽视这种君主和官员的权力，将会导致国家面临“许多严重的混乱和令人震惊的暴行”，并最后将“破坏所有自由、安全和正义”。 更使人震惊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新增的第六篇“关于美德的特征”中，对爱国(love of our country)提出两个惊人的原则定义，一是对实际建立的宪法或政府形式的某种尊重和敬畏;二是真诚希望我们的同胞尽可能地安全、体面和幸福。

他说：“如果他(公民)不愿意尊重法律、不愿意服从行政长官、不希望力所能及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同胞福祉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公民，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好公民”。斯密认为，“应该教导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赞美对政府官员的服从，并指责所有不服从和反叛行为”。于是，“行政长官的法律应该被视为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错误的唯一的最终标准”。

总的来说，斯密表达了对法官与政治家的信任，并把他们尊为“客观的旁观者”，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利益，甚至荣誉，而牺牲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类行为应该得到最高尚德性的赞美，并认为“最广泛的公共善行是政治家的善行”。

其四，国民财富与君主和官员的尊严问题。斯密支持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dignity of the sovereign)所需要的费用，要求纳税人支付这些必要的昂贵费用。斯密强调，任何人都需要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时尚，所以，不能奢望君主能独善其身、抵御时尚的诱惑，相反，君主的费用必然比其他官员和臣民更多、更贵。斯密还强调，支持首席行政官尊严的费用，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整个社会应该普遍贡献这些“特供”费用，所有不同成员需要尽可能按照各自的能力，进行有比例地贡献。

三、 斯密关于市场的定义和新解

根据上面所提的市场与八大要素的关系，包括市场与价格、供需、竞争、开放、资源、交换、自愿和政府等，我们就有了扎根理论所说的“二级编码”，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找到斯密关于市场的三级编码或核心编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关键要素。

第一，市场是买卖各方进行自愿交换的一种交易方式，是一种自由竞争的价格;第二，市场是一种与政府调节产生对等适度的机制，双向平衡商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市场允许政府介入国家安全、司法公正和公共工程等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守夜人或一个警察;第三，市场是一种对劳力、土地、资本资源，实行自由流通和有效配置的机制。

有了这个核心编码，最后做出比较明确的、斯密眼中的市场定义，就相对容易了。简而言之，斯密的市场论似可定义为“市场是买卖各方进行自愿交换的一种交易方式，市场机制是一种自由竞争的价格，有形无形地自然、平衡、开放、有效和竞争地调节供需、配置资源，并与政府调节一起形成对等的适度平衡”。

为了帮助大家深化理解这个定义，我又可把它分解出五大市场的特性。如果前面所讨论的主要是述的话，下面开始就是作了，述而又作，加进了我本人的思考，但这些思考也是有根有据。

一是市场的有限自由性。首先，市场的自由性不能过度强调，因为斯密在《国富论》中只有一次提到“开放与自由市场” (an open and free market)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别的关键词可以无数次的重复，但最关键的自由市场，就只出现一次，有点类似“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根据上下文，哪怕这唯一的一次，也只是在微观层面强调具体价格的自由竞争，而不是宏观意义的自由市场和体系。

所以，我们在理解斯密的市场理念时，不能简单而又武断地将自由与市场合二为一的双胞胎，以为市场一定是自由的，受管控的市场就一定不是斯密心目中的市场。这种想当然，很容易忽略斯密所极其推崇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自由利益的思想，斯密曾强调：“只为自己，不为他人的观点，在世界的每一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宰者的卑鄙格言(vile maxim)”。

所以，面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关係，斯密主张相对自由和适度平衡，干预与自由都需要局限在适度的范围，当然前提就是官员和商人都需要具有适度的道德情操，这是各种经济政策设计取得良性效果的保证。

二是市场的相对自然性。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自然”(naturally or natural)一词多达513次，借此表达市场调控供需和价格的“自然”和“天然”，因为市场具有独特的“神性”与“灵性”。斯密认为，供应会“自然”地适应有效需求，并且“自然”地把足够的产品带到市场，满足需求。他强调，也许，商品的市场价格会偶尔和暂时出现波动，但从长期和整体而言，一定会取得平衡。

但是，这种市场调节机制的自然性是有条件和相对的，因为斯密为市场这一神奇的调节力量，加上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却难度极大或者说几乎不可能的先决条件和假设，即有效市场需要在一个“完全自由”(perfect liberty)或“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的环境下运作。在现实中，这种完全而又天然自由的环境，恰恰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制度资源，也就预示了市场完美平衡的稀有。这种市场“完美平衡”的假设，只是斯密的一种理想，它不是现实的常态。一旦这种假设失灵，市场就可能失灵。

重要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睿智地预测到了市场可能失灵的情景：由于就业竞争往往越来越激烈，导致工人的工资会降到最悲惨(most miserable)的地步，并表现出六大后果：挨饿、乞讨、匮乏、饥荒、犯罪和死亡。由此深刻表明，市场并不总是自然、天然和最有效的，也并不总是能够促使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也许市场在长期意义上和最终结果上，会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这个繁荣到来之前，大量穷人们都死光了，最后就是“朱门酒肉臭、路上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的情景。

三是关于市场的对等适度性。根据斯密的观点，不仅政府调节需要适度，市场调节也需要适度。适度思想是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所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及“适度”(propriety)的次数高达310次，远远高于出现212次的“同情”(sympathy)一词。而且，在斯密眼里，《道德情操论》的层次高于《国富论》，前者是“明道”，后者是“优术”，适度的道德情操构成了适度的市场调节的哲学指南、基本准则和定海神针。

不过，斯密在17年后发表的《国富论》，发展了《道德情操论》的适度思想，精妙、睿智地提出“对等适度” (equal propriety)的思想。例如，斯密在提到国民义务时认为，如果为了维护良好的道路和通信等公共工程、促进整个社会的公益，所有社会大众有义务作出普遍的贡献，这种贡献不属于不公正，而是天经地义，一个公民既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也有为社会贡献的义务，这就是对等适度思想的精髓。

斯密还提到了“自由政府”(free government)的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新解斯密思想的一个新的进路，也就是说，市场可以自由，也可以垄断;同理，政府可以专制，也可以自由，其中的深刻含义是，自由不是市场的专利，专制也不是政府的别名。而且，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多次强调适度的政府(proper government)的思想，并多次提及好政府(good government)的概念，以此激励大家深入思考“好政府”与七大人类美好事物的正面关系，包括好政府与智慧、秩序、理性、感性、神灵、生命和幸福的正面关係。而且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互动可以达到良性的正面效用，因为商业和製造业不仅可以引入秩序与良好政府，也能引入个人自由与安全。斯密其实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所以，斯密的对等适度的理念非常关键，因为它提倡适度自由市场与适度政府干预的平衡思想，要求对等制约必要的政府干预与可能的市场运作，促进市场与政府建立双向负责的意识与机制，摆脱市场垄断与政府垄断的两极选择。

四是市场的有形可控性。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是无形的，因为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只是各提到一次“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没有直接关係。而且，斯密也没有详细论述市场的无形性，相反，他大篇幅、多次数地讨论市场的有形性。

斯密多次强调市场是一个有形的“地点”，也就是买卖货物的具体地点和商场。斯密多次将市场描写成“空间”(sphere)、“集镇”(market town)、“城市”(cities) 、“遥远的市场”(distant markets)等具有地点和空间意义的名词和形容词，将市场视为一种与数据和政策相关的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商业场所。

这种有形市场和看得见的市场的论述，意义重大，因为经济主体可以并且能够对市场建立某种可控性和可调节性，这样就提升了市场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减少了市场失灵的机率和程度。更重要的是，斯密认为，市场地点的合理设置，有助于促销剩余产品，既为生产者带来新价值、节省运输费用，又能提供新的便宜物品、提高产品价格、增加生产利润。

另外，斯密也强调市场的社会性，因为它是一个有形的机构，类似古罗马的论坛(forum)，属于一个集市(marketplace)和一个公共场所(public area)，这样，除了商品交易之外，市场就发展出一系列社会价值、公民社会、法律制度和宗教观念，同时，这些非经济要素反过来又发展了市场的有形规模，支持了市场的成长、专业和创新。而且，作为一种组织和场所，市场需要经济主体之间发生交流与合作，所以，市场不可能完全自外于政府、国家、文化、习惯、道德等非客观和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对此，斯密不断强调市场与个人消费的特殊性与多元性，认为这种特殊性常常被人类的激情所主导。这样，有形的市场往往导致市场的多元形态、多元功能和多元结构，很难发展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市场规律，因为市场是被激情的、多元的消费者所控制。

五是市场的不完全理性。前面提过，斯密的原文从未提及市场理性或理性市场，但他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作为他强调理性的依据：“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不强调他人的人性，而是强调他人的自爱(self-love)，而且从不与他人谈论自己的需要，而是谈论他人的好处”。

其实，这句话恰恰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完全理性，因为“自私”(selfish)和“自利”(self-interest)应该是理性的，但“自爱”应该不属于完全的理性，因为一旦有爱，就很难绝对理性和完备理性，另外，自爱还蕴藏了积极的道德因素，爱什么、恨什么具有强烈的感情因素。而且，自爱所推动的商业交易行为能够形成一种文明的力量，把人的精力引导到交流、节俭、勤劳和投资上，那句有关“屠夫”的名言，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他人利益的认同，更强调了交换的互惠互利。

所以，把斯密描写成市场力量的倡导者、政府调控的反对者、“无形之手”的信奉者，实在是一种“漫画手法的夸张”而已。其实，当学者在讨论、争论和发展斯密的市场理论时，底线是需要文献还原斯密写了或没写了什么，然后去界定斯密市场论的本意与真意，因为在文献研究中，学者使用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异实”，就像同一个市场，你说的市场是无形的手，而我说的市场是有形的手;同样，当我们使用不同概念的时候，则有可能是“异名同实”，比如你讲的中道，与我讲的适度，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学术争论需要避免“聋子对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应该先澄清“是什么”，才能追究“为什么”。在亚当·斯密的研究中，我们还存在太多的“是什么”的困惑。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认识斯密关于市场的相对自由性、有限自然性、对等适度性、有形可控性和不完全理性的话，我们有可能比较完整、精确、深入地理解斯密眼中的市场真意。

下面，我想把我的文献扎根理论再描述一下。前面一个图提到三级编码，但三级编码还不够，我在最后又加上了两道工序，一是在三个核心编码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最后的定义，把三个核心编码的概念浓缩成一句定义。但定义太抽象，又需要将它分解成五大市场特性，起到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中的效用，这个五大特性代表中。

这种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做大饼的程序：就是先把一部书掰开了、揉碎了，分解成623块，再加水，把623块东东组成8个大疙瘩，然后，再把8块疙瘩组成3块大馒头，最后，将三个馒头合成一个大饼。但一个导向还不够，需要将这个大饼，再分成五个馒头，这样举一反三的效果就是为了不断论证这个市场大饼的精确性与可信性。

四、斯密市场理论的评价

本来下面我本来是要聊聊斯密思想的四大悖论的，但没有时间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斯密的市场观，理解为前后矛盾的悖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悖论和不一致理解为一个宏大、复杂思想体系的辩证统一，对大师的思想，我们需要运用更宽阔的意境和更包容的学术标准予以理解，并将看似对立的两面予以谨慎平衡。这也是狡辩与辩证不可分的奥妙。

其一，根据斯密的思辨，市场既要讲效率，也要讲道德。斯密并不相信商业世界是一个当然的无道德世界，他也不相信政治经济学是，或者应该是，或者可能是一门没有价值观的科学。《道德情操论》的一大基本点——适度，类似取势，形而上;六大核心价值–同情、正义、良心、审慎、仁慈和自制，为市场作了形而中意义上的“明道”，形而中学由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发明;而《国富论》则为市场提供了形而下的“优术”。中国古人有一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则止于术。

其二，市场需要自由，也需要政府正面干预与助推。斯密思想的精髓应该是尽一切可能，依靠市场;如有必要，实施政府干预(Markets where possible, state intervention where necessary)。而且，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个被创造的和被构建的秩序，所以，外力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能够帮助市场更加有效地趋利避害。同时，斯密的市场思想也揭示“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的市场不仅需要约束，而且需要代价，它是一个社会成本很高的价值观念与经济机制，使用过度与不当，都会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利益和其他个体利益，并对伦理、道德、法律造成伤害。当然，这种外力不能只依靠政府调节，还需要道德调节、社区调节、企业调节、国际调节等合力作用。

其三，市场经济原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更具有多样性，并充满人性。斯密在1762-1763年的《修辞学讲义》(Lectures on Rhetoric)中强调，我们经歷了所有不同的情感，但人的性格、年龄和环境的差异，会使我们提出的任何通用规则都不适用(would not be at all applicable)。斯密还强调，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如渔猎、游牧、农耕和商业四阶段)，就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秩序、政治机构、劳动分工和市场机制，这一说法很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色彩，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市场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定义的边界是流动的，不同人在不同时代与地点所从事的市场交易，决定了市场定义的流动与移动。

其四，市场研究既是一门经济科学，也是一门关于人性的伦理科学，它必然以精神、哲学、道德、信仰和情操为主，也就是以取势、明道为主，优术、程序为辅。所以，市场的有效运行就需要法律、制度和习惯来维持，这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一大思想精华。另外，斯密在形而上的人的科学中，注入了“一种牛顿式的科学程序”，促使他的道德情操指导下的市场理论，不仅具有务虚、想像和隐喻的特点，而且存在具体的、数据的、实证的、规範的和政策的导向。

在这里，我需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阅读与理解《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时候，引入了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作为一个中介。从写作时间上，《法理学讲义》正好处在两本巨著的中间，《道德情操论》是1759年，《国富论》是1776年，而《法理学讲义》是写于1762-1763年，这是他的讲课讲义。

三本书对照的读，可以将伦理、法律和市场作为三大视角，全面、系统地参悟斯密关于市场的真意。其实，斯密这三部著作的写作顺序也正好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制度的优先顺序安排：先伦理道德、再法律制度、后经济运行。很明显，斯密是将道德伦理当作指路明灯，再根据道德伦理设计法律制度，最后将道德和法律应用到市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虚而实、自内而外的理论体系建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斯密写作的顺序是颠倒的，先写关于市场的《国富论》，再写关于法律的《法理学讲义》，最后再写《道德情操论》，那有可能出现一个缺乏道德和法律的市场在先，充满丛林规则，尔虞我诈;然后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法律体系，将法律只是当作保护富人财产、牺牲弱势正义的工具;最后，道德也就成了为前面的恶法与贪婪的市场提供精神保护与合理辩护。

所以，尽管市场经济先行，也许有助于经济发展与市场建设在短期内，突飞猛进，但往往会导致市场经济既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更可能出现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很显然，缺乏正义、道德和人性支撑的市场经济难以持续，就像奴隶经济、殖民经济和法西斯经济就是明证，它们可能使少数人迅速暴富，但往往以大多数人遭受不公和不平作为高昂与沉痛的代价。

最后做个结论，根据道家的一种说法：“俗人见其一”，如只看到市场要么好，要么坏;但“智者观其二”，智者能看到市场的两面性;但一分为二还不够，只有“明者识其三”，明者能够看到市场存在中性、中道和适度的一面，也就是市场中性。在过去250年中，左派拼命把斯密往左拉，右派往右拉，我今天的努力是效仿“明者”，尽量把斯密往中间、适度方向拉。

所以，我们最后是否可以这么说：斯密不是一个什么崇拜自由市场的右派，也不是偏好政府干预的左派，而是一个具有对等适度思想和人文道德情怀的温和派、适度派、中道派。他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这种对等适度的学理与哲理，对今天黑白分明、左右对立、两极撕裂的社会，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听众问题一：什么是斯密的四大悖论?】

1876年，有学者提出斯密问题Smith Problem，不是Smith Question，强调道德的斯密与市场的斯密的矛盾、感性的斯密与理性的斯密的矛盾、公平的斯密与效率的斯密的矛盾。我把1876年的斯密悖论衍生出四大新悖论：

第一，市场供需平衡到底属于自然性，还是特殊性?如果是自然的，就是符合所有人性的，符合人性的那就一定是普世的;但如果供需平衡是特殊的，那就一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就难以成为一门数学与科学。对此，斯密始终没有给出一个药方，指导我们如何面对市场规律的普适性与市场形态的特殊性之间的衝突。斯密只是纸上谈兵，至于如何用兵，见仁见智。

第二个悖论是当市场运行带来商人利益、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三大部门的利益冲突时，优先选择是哪一方?怎么来协调贪钱的商人与贪权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市场自由竞争与国家贸易垄断如何协调?市场开放与公司特权，是否可以并存?殖民垄断贸易与国家富强发展，孰重孰轻?伸张正义的核心是保护弱者不被强者欺压，还是保护富人财产不被公众暴力抢夺?对这些重大的两难困境，斯密没有给出一个一致而又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揭示了三者的对立现象而已。

第三个悖论是道德应该以市场发展为前提，还是以交易公正为核心?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饥寒交迫，如何讲道德?自古以来都是仓廪实之后，才知礼节、才懂廉耻。还有，商人的贪婪和不道德到底是发财致富的原动力，还是败坏社会道德的重要根源?黑格尔不是强调恶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吗?但必须指出，关于如何评价商人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问题上，斯密一直难以自洽。如果斯密能够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对商人和道德的关系，进行互相比较和交叉引用，就有助于后人理解他的矛盾立场和不同视角，但他就是有意无意地避免讨论这一尖锐的对立问题。

最后一个悖论是如果市场运行的前提是遵守法律，好公民的标准是服从政府的话，那碰到恶法、坏君主和坏政府怎么办?其实，斯密生前已经看到了美国革命(1775年)和法国革命(1789年)的领袖们，应该都不是“好公民”，因为他们用暴力来对抗政府和法律。还有，斯密时代的商人从事“合法”但万恶的奴隶贸易和殖民贸易，难道应该鼓励?也就是说，历史上，许多“非法”的革命，如美国革命，却是正义的，而“合法”的美国奴隶制(Slave Code)，却是邪恶的。类似尖锐而又简单的问题，斯密课堂上的学生没有提出，斯密着作中也没有讨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困惑不解的难题。这一点，如果这是在苏格拉底的课堂上，添乱和添堵的学生一定问他个20个回合。由此也可见，在批判性思维的层次上，苏格拉底高于亚当斯密。

【听众问题二：斯密悖论的时代原因】

斯密市场理论所表现的矛盾和模糊，与他所处的转型时代有关，存在决定意识。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第一版《国富论》时，苏格兰正经历有史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时间最长、最快的发展时期，苏格兰的商人和实业家们正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所以，斯密的思想不仅是解释，更是在维护和捍卫市场和商业发展，因为在当时，发展就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

但在1770年代后，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斯密见证了市场的动荡与失灵、商人的贪婪与自私，也目睹了工业革命初期贫富的两极分化和民众的贫困与不满。同时，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商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动荡时代，也是重商主义由盛转衰、自由市场由弱转强的时代，但有意思的是，斯密在两本主要着作中只字未提“瓦特蒸汽机”、“英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这三个关键词，尤其是资本主义一词。

所以，一个学者身处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和新旧思想严重碰撞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犹豫和困顿，就像今天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一样，尤其是对这个极其爱惜自己学术羽毛、慎之又慎的亚当·斯密，更是如此。其实，著名历史人物思想的变迁十分常见，他们从青年到晚年的思想倾向都会发生变化。只不过，斯密思想变化的轨迹是从支持商人，到同情穷人、赞美官员;从歌唱资本，到拥抱劳动;从侧重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到关注道德情操、公平正义，总之是从自由走向保守。有人认为这与年龄变大有关，类似美国的年轻人多数投民主党，而年长的多数投共和党一样。

【听众问题三：如何理解这么多经济学家对斯密的高级红或低级黑?】

主要有四个主观原因：第一，许多学者缺乏研读原始文献的良好习惯。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专门研究斯密的大家，他曾实地采访了美国第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发现萨缪尔森并没有读过斯密原著，只是听信了芝加哥大学一些助教的二手传播，于是就整出了一场世纪大笑话，就是把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等同于市场的笑话，而且这个笑话遗祸至今。我还想指出一点，目前流行的注释习惯也助长了这种不读原始文献的坏习惯，因为一些大牌学者的论文注释，只引整本书和整篇文章，不引具体页码，1200页的《国富论》不引页码，叫读者如何来证伪和证实你的引文?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学风不正、引用不规范的大问题，必须改进。

第二，有些学者不愿或不敢推翻约定俗成的谬误。尽管有些学者也知道斯密没有提出过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守夜人政府这些概念，而且也知道这些词都是在斯密死后多年才被发明的，他们也明白，明目张胆地进行张冠李戴的诬陷工程不好，但鉴于长期的约定俗成，懒得细究，差不多就得了，而且推翻前人定论，风险与代价太大。这也是滞后的传统力量和顽固的历史惯性之可怕。

第三是因善而误。有些学者其实知道“自由放任”一词斯密根本没有提过，但觉得斯密提过自由，而自由与自由放任又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这只是一种“高级红”的手段而已，不是“低级黑”，所以，无伤大雅，不必较真、小题大作。而且，流行的错误解释更能提升斯密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的光辉形象，老百姓又不懂斯密高冷的文字修辞和理论精髓，但一句“守夜人政府”，既浅显易懂，又趣味盎然，还可以触类旁通、自由发挥，岂不妙不可言?加上，经常引用“守夜人”一词，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论战中的有力修辞，能够有效、有力地反对政府干预。

最后，有些学者习惯拉大旗作虎皮，试图利用大师的“名言”，为自己的特定观点“保驾护航”，为我所用，希望出现谁反对我的观点，谁就是反对大师的寒蝉效应，结果就导致长期以来的以讹传讹，积重难返。这里既有机会主义的投机，也有实用主义的杜撰。

【听众问题四：今天道德的滑坡应该归罪于亚当·斯密提倡的市场吗?】

其实，我努力还原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真正含义，就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全面理解斯密的市场理论，是可以减少市场的负面效应的。斯密至少有叁点思想值得今天的社会借鉴。

第一，他的对等适度的思想，博大精深。它的核心意思是不要过于强调商人的自由，要多注重培养商人的责任，而且，钱越多、权越大，权越大，责任就越重。你可以适度自利，但不可以过度自私，因为自私一定是通过损人来利己。商人和官员一样，要见好就收，见坏才上。

第二，客观的旁观者的思想。人在做，神在看，这个旁观者可以是一个具有灵性的上帝和神。西方富裕的基督徒大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为什麽人家这么贫困，而我这么富有?不是因为我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神的恩赐，神帮我取之于社会，所以我必须回馈于社会。不然，神一定会惩罚我;如果神不在我生前惩罚，就是生后也会要我下地狱;如果不惩罚我本人，还有可能惩罚我的亲朋好友。

第三，亚当斯密是提出全人教育理念的先驱。全人教育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我刚发表一篇英文的文章(Zhaohui Hong,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Whole Person Education”, edited by Benedict Chan and Victor Chan, Whole Person Education in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NY: Routledge, 2022, pp. 127-142)，论述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理论与全人教育的关系。斯密提出道德情操教育需要建立一个中心六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适度，类似于中庸，我的新书《适度经济学思想导论》就是详尽论述了斯密的适度哲学与适度经济学观点。同时，六个道德情操的基本点包括同情、正义、审慎、仁慈、良心、自制，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和全人教育。比如，斯密所说的同情，强调的是换位思考，官员要多想想商人和穷人的难处，商人也要想想官员和穷人的难处，同样，穷人也要想想如果把商人杀光，自己就没有就业机会;如果把政府推翻，如果取消警察和军队，穷人自己也许成了别人和别国侵略者的暴力牺牲品，人人自危。另外，斯密特别强调要适度同情，因为过度滥用同情，是对被同情人的二度伤害。

还有，讲到仁慈的时候，也很精彩，斯密说仁慈的关键是要有感恩之心，要求将感恩当作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商人的感恩之心，就是体现在如何回馈社会，但他又说，帮助和捐助他人的时候，不能期待回报、期待被感恩。

同时，斯密所说的自制，对抑制商人和市场的缺德尤其有效。他提出，控制自己需要有两种动机，一是因为害怕不进行自我控制，会导致牢狱之灾，这是一种治标意义的自制，是表面、暂时和不彻底的;二是从道德情操的高度来自制，就是治本之道，因为你将从自己的德性和心性上控制自己的私欲、私心和私利，那就能保持稳定、长久的自制和理性。

【听众问题五：斯密秩序观的核心是什么?】

前面提过，斯密主张在六大方面实行平衡，包括平衡供需、平衡劳工、平衡金融、平衡贸易、平衡政教和平衡自由与安全，但所有这些平衡的根本目的是秩序。斯密最怕市场因为过于自由而失序、政府因为过多干预而失效、人性因为过于贪婪而失去自制。所以，我细读斯密原著的一大体会是，斯密讲道德、讲市场、讲政府，其中还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讲秩序。

斯密的市场观不是建立在市场无序或无效的基点上，而是作为维护人类秩序的手段而存在，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他的保守一面。《道德情操论》其实就是想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当民众放弃上帝和宗教以后，我们的社会靠什么来维持秩序?我们的社会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如何可能会变得更好、更有秩序?有人说，只要我们建立了一个法治社会，就可以取代上帝，就可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大家知道，法律只能管制看得见的犯罪，而且也只能是有限管制，世上存在太多的执法不当、有法不依的现象。于是，我们就需要道德来管住我们看不见的私心杂念、贪婪欲望。类似康德也认为，他不信上帝，但不反对上帝，因为上帝是管住我们道德律令的最后一道堤坝。

所以，我一直以为，秩序论才是斯密伦理学和市场学的重要核心，人的美德和人的财富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秩序。正因为这样，斯密才会主张政府要保护富人的财富不被穷人暴力的盗窃，因为如果穷人可以任意抢夺他人财产的话，那么有产人士的美德和财富，就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了秩序，一切免谈，人人自危。对于这样保守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不可以视而不见，因为这既是斯密白纸黑字所写，更是理解斯密市场理论的一把重要钥匙。

尤其是今天充满动荡、不确定、难预期的世界，细读斯密著作的一大现实意义就是重建秩序，包括重建道德秩序、心灵秩序、市场秩序、政府治理秩序，以及重建六大社会经济组织的秩序，包括社区、学校、企业、军队、家庭和宗教组织的秩序。

【听众问题六：在政府与市场的两极选择中，我们能够借助什么样的第三元选择?】

这是我的《适度经济学思想导论》一书的主题之一，一分为三、执二用中是王道。现在已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来平衡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资本、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张力。其中有六种新选择：

一是道德调节，厉以宁先生在他的《文化经济学》上提出;二是企业调节，科斯提出来，企业不是市场，也不是政府，而是一个看得见的组织，企业比市场可控，企业比政府可信;三是社区调节，我们香港理工大学的黄小慧教授曾提出，一旦市场和政府都失灵时，社区的力量强大，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大灾大难时期和移民社区之中;四是家庭调节，其功能类似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这个家庭的功能是复合与综合的，结合了道德、亲情、习俗、功利、企业和社区;五是国际调节，有时候，外力的国际调节不可缺少，尤其是面临新冠蔓延全球的情况下，国际之间的合作与调节，必不可少;六是科技调节，元宇宙、AI都是新的调节工具，尤其是比特币和元宇宙，可以超然于政府的管控，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所以，新时期呼唤新调节。

上述调节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政府，更可以独立或超然于政府与市场，甚至可以取代政府与市场。所以，只有将多元的调节，进行适度使用、综合复合、多维使用，才能使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多几种工具，才能应付21世纪这个无常的世纪。

再强调一下，适度、正义和理想都类似一个圆，大家都想画，但永远不可能用手画出一个绝对的圆，但我们不能放弃，迟到的适度比没有适度好，迟到的正义比没有正义好，不完美的正义也比没有正义要好。

【听众问题七：斯密的集体主义思想从何而来?】

斯密的集体主义思想来源于他的道德情操论，而任何学者一旦对道德进行高度赞美，就很难不强调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就很容易推崇集体主义的几大理念，包括同情、正义、良心、仁慈。如果你是一个绝对自私自利的人，是不需要什么同情，同情一定是针对他人。而且，自私的人也不需要讲良心和仁慈。而这些同情等理念正好是斯密的道德观和秩序观的几大支柱，缺一不可。

【听众问题八：政府适度调节的计量标准?】

我的新书《适度经济学思想导论》第八章提到几个适度的计量指标：例如，萨缪尔森认为，失业率在5%以上，政府就需要介入市场，但一旦失业率低于3%，政府就要退出干预，也就是说5%的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的标准，类似通胀率在2-3%属于正常，今天的美国已达到7.5%，所以联邦储备局一定会出手加息，同样，基尼系数应该控制在0.3-0.4之间，许多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将银行利率、财政赤字、GDP增长率定在2-5%之间，超过或不及这个区间，政府就需要适度干预。

【听众问题九：后世的学者从斯密的悖论中得到什麽创新?】

太多了，首先，本人的适度经济学就是受到斯密的供需平衡理论的启发，更受到他的对等适度思想的激励。

另外，熊彼得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也是发展了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熊认为，企业家的创新导致“创造性破坏”的风潮，因为他们的经济创新迫使企业吐故纳新，促使旧的库存、观念、技术和设备被淘汰，在创新中毁灭，但毁灭是一种抑扬顿挫的顿挫，不是一毁不可复活，而是在毁灭中新生。但是，熊彼得发展了斯密的适度思想，提出适度创新、适度毁灭，因为毁灭不能过度，只有适度毁灭才是制度更新的动力，而且，创造与毁灭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形成创造、毁灭、再创造、再毁灭的持续演进过程，这样才能不断推动资本主义走向韧性、活力而又可持续地发展。这一理论帮助现代经济学家，将动态市场机制与研发经济学相结合，提供了一种技术内生化的视角，成为宏观经济学中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

【听众问题十：你为什么这么强调文献研究，而不是实证研究?】

第一，实证研究推崇假设，而假设有时候不靠谱，因为这种在具体研究尚未开始前的假设，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如果假设的大前提错了，将导致全盘皆错，满盘皆输，而且事实证明，那些没有经过案例研究和证明的假设，出错概率很高。同时，建立在样本不足、或者样本质量不高基础上的假设，学术意义也将受到限制，因为根据大数定律，样本越多，离差越小，而离差越小，精确率越高。二是如果重大前提、雷人假设是“正确的废话”，那么下面的所有证明都可能是无聊的，类似“人不喝水是要死的”假设，这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平庸”，花了几百万元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证明连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推崇人为假设，因为他既没有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更没有提出“有效市场假说”。

第二，实证研究最推崇的方法之一是访谈，但访谈有可能不靠谱，因为同一个被访谈对象的观点常常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且，人很健忘，今天问他你喜欢A总统吗?回答是;明天再去确认，回答：不知道，或者我没有说过我喜欢A总统。

第三，实证研究的问卷调查不靠谱，首先问卷设计可以非常具有误导性和暗示性，比如，你想了解对方对华为手机的看法，一种问法是：华为手机为什么这么烂?另一种问法是：华为手机是不是一种好手机?同样，上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民调完全失真，其中一大原因是民调机构是用座机打电话进行民调，因为美国民众的手机号码保密。这年头，谁在家里等你打座机?一定是年长的民众，所以，得出的结果怎么可能全面和精确?更重要的是，你的问卷调查，别人很难证实与证伪，除非我把你的所有原始问卷都拿来，一份一份比对。现实中，一些杂志的主编和匿名评审人一般都没有或无法要求作者提供所有访谈资料和问卷。这样，就有可能为学术不端、学术欺诈提供条件。

第四，作为对比，文献研究能够弥补实证研究的不足。比如，所有学者和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共同查证写在书上的白纸黑字，如斯密到底是否说过完备理性?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面谈，可以随时抵赖。如果在座各位，能够找出斯密说过政府就是一个守夜人的文献证据，我立即认错，根本不再需要硬拗、抵赖。同样，我今天说，斯密绝对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一词，你就去查，如果确实没有，你就要认，而不是继续纠缠说：市场与和市场经济是一回事。

同时，如果斯密的文献确实提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我们理解的意思不同，这就更有意义了，大家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并结合上下文，引进逻辑学、修辞学、诠释学的各种理论和原理，一起来辩论这只手是否等于市场。这种讨论应该比一些问卷调查有意义，类似上海的50%人认为中国经济会下行，而广州的50%人认为中国经济会上升，这有什么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推崇演绎法，所以，必须使用假设。作为对比，我们人文学者和历史学者喜欢使用归纳法，是从下往上(from bottom up)，研究者预先没有理论假设，而是从众多原始资料和数据中，归纳出结论和理论。还有，我们历史学者更喜欢溯因法，就是从现在的现象，往前追溯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从后往前。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适度组合，王国维、陈寅恪都提出双重证据法，既要有文献，也要有出土文物，加上，我们今天也需要实证。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我们能推动三重证据法，就功德无量。【完】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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