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跃然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下半年，美国的工人斗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进展。无论是工人以个体形式自发反抗雇主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还是在“罢工十月”(Striketober)中展现出的有组织集体行动的力量，都彰显了工人的抗争决心和热情。从数据上看，2021年的大型罢工数量回到了2018、2019年的水平，可看作是近几年美国工人抗争回潮趋势的延续。虽然2021年参与大型罢工的工人总数不及2018、2019年，但2021年罢工发生的行业更加广泛(相比之下，2018、2019年的大型罢工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医疗行业)、也更多涉及私营企业(2018、2019年的大型罢工以公立部门为主)，这些都是让人乐观的信号。亚马逊工人组建工会的运动虽然在2021年上半年暂时受挫，但势头并未减弱;而到了2021年年底，星巴克部分门店工人在组建工会上取得成功，不仅激励了其他门店的星巴克工人，而且为历来被视为难以开展劳工组织工作的餐饮零售行业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美国工人在罢工和组建工会上的新进展，不仅吸引了全球劳工观察者的目光，也在中文舆论界引起不小的关注。但除此之外，2021年下半年的美国还有两条值得关注的劳工新闻：第一，美国的货车司机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简称Teamsters)举行了领导层换届选举，由基层民主改革团体“争取民主工会的货车司机”(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简称TDU)支持的候选人名单大获全胜;第二，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基层工人组成的民主改革团体“所有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民主”(Unite All Workers for Democracy，简称UAWD)不懈的动员努力下，UAW工会会员以公投的形式，将工会最高领导层的产生方式改为基层工人一人一票直接选举。

这两条新闻，意味着在美国的全国性大型工会内部，由基层工人发起的民主改革运动取得重大进展。与关于罢工、组建工会的新闻相比，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重要意义不容易被直观地理解，因此吸引的关注相对较少。但细细挖掘起来，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未来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意义像一株植物的根部或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不能被直接注意到，但却是一切后续发展的基础。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对于其他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乃至其他社会运动领域来说，都有借鉴价值。

相比成立尚不到两年的UAWD，已经存在四十多年的TDU拥有更长的斗争历史和更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本文着重介绍TDU追求工会民主改革的历史脉络，讨论其在2021年获得的胜利有何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供一种从劳工运动内部出发的视角，分析工会改革运动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美国物流工人争取工会民主的四十年斗争史

Teamsters是以货车司机为主、同时包含物流运输行业多个工种工人的全国性工会，目前会员人数超过130万，是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工会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相当长的时间被强人政治、腐败、黑帮势力的阴影笼罩。在二十世纪初正式成立之后，Teamsters一直维持由强势工会领导人主导的模式。一方面，这些领导人确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在基层工人中有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利益输送手段和黑帮势力干预，维持并扩大自己在工会内的控制力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一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吉米-霍法(Jimmy R. Hoffa)任Teamsters主席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几年前的大热电影《爱尔兰人》所讲的故事便与此相关。

但这一时期的工会领导人并非无所作为。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工会领导人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扩展工会的“地盘”、将新工人组织到工会中;不断壮大的工会规模、运输物流行业在生产链条中的关键位置以及基层工人时常发起的罢工行动，使得工会领导人能够发挥自己纵横捭阖的政治运作本事、甚至借助黑帮的力量，逼迫资方让步，为工人争取到不错的待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Teamsters的强人政治模式并未受到基层工人的挑战，工会还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到1976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顶峰的200万之多。

但也恰恰是在1970年代，强人政治的模式开始出现裂痕。美国联邦政府对霍法等工会领导人的调查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也让许多Teamsters基层会员意识到工会领导层的腐败已经何等猖獗。同样是在1970年代，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运输行业的去管制政策，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资方被“逼迫”着尽可能地压降成本。这样一来，工会领导人原先惯用的那套以“运作”手段换取资方让步的模式难以为继，反而不得不在态度更加强硬的资方面前接连接受妥协。基层工人对Teamsters工会领导层的不满迅速积累和爆发，在1970年代组织了多个争取工会改革的团体。经过几年的分分合合，这些团体最终整合为TDU。

在1983年的一次集体谈判中，Teamsters的领导人再次打算接受资方提出的严苛条件，大幅降低工人的薪水，并同意引入薪资双轨制。TDU借此机会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动员，最终组织基层工人以九万多票比一万多票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工会领导人原打算签署的集体谈判合同。经此一役，TDU正式成为Teamsters工会内部一股重要的力量，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基层工人组织。参与TDU的基层工人在斗争中也逐渐意识到，光在集体谈判期间反对工会领导人的妥协态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Teamsters工会内部的强人政治模式，不要让工会继续被工会领导人当做“私产”，让工会真正成为由基层会员掌控的工人组织。在1980年代后期，TDU提出了不少增强工会内部透明度、强化民主参与的改革举措。这些诉求在1989年得到联邦政府的回应——作为对Teamsters领导层贪腐丑闻的惩罚，联邦政府强制工会推行民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改革举措是，工会的最高领导层今后一律通过基层会员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1991年，Teamsters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工会领导层直选。TDU支持的候选人Ron Carey及其所带领的团队在选举中获胜。Carey本人并不是TDU的活跃成员，但其就任Teamsters主席之后，的确推行了不少由TDU提出的改革主张，声势浩大的 1997年UPS物流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被不少人誉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爆发的唯一一次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大罢工)也发生在其任内。但是，Carey的施政遭到了工会原领导层及其相关派系的抵制，尤其是在Teamsters地区层面的领导职位绝大多数依然被“元老”派系把控的情况下(包括Teamsters在内的美国大多数全国性工会的组织结构分为三级：全国总会、地区总会、基层工会)。为了软化元老派系的抵制，Carey不得不同样诉诸分肥政治和利益输送的“经典”操作，并最终在1998年贪腐丑闻爆发后引咎辞职。作为“元老”派系的新任代表，吉米·霍法的儿子小霍法(James P. Hoffa)在继任者选举中胜出，并多次连选连任，担任Teamsters工会主席长达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TDU一直投身于对抗工会领导层、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自身的组织规模也不断扩大，尤其吸引了许多年轻工人的加入。当前，物流商UPS是Teamsters成员最大的雇主，Teamsters与UPS之间的集体合同所覆盖的工人总数也是全美所有工会集体合同中最多的。2013、2018年Teamsters与UPS之间的两次集体谈判，理所应当地成为Teamsters工会内部斗争的焦点。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UPS盈利能力大幅好转的情况下，Teamsters领导层在集体谈判中依然一味妥协，未能回应基层工人最关心的涨薪、取消双轨制等诉求，大量工人感到不满意。2013年，UPS基层工人在投票批准集体合同时投否决票的比例达到47%，许多基层工会更是以大比数否决了主合同之上的附加合同。在多个基层工会与Teamsters全国领导层僵持了一年以后，后者无视前者的反对，硬是宣布主合同和各个附加合同均获批准通过。

2018年，Teamsters全国领导层的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其与UPS之间的集体谈判合同在基层工人投票中收获54%的反对票。但全国领导层援引工会章程中的一项条款——“在参与投票的工人人数未过半，或者反对票人数未达三分之二时，工会可以接受集体谈判的结果”(在TDU的推动下，这一条款终于在2021年被废除)——宣布合同通过。但细读章程条款，则发现其并未规定在反对票人数未达三分之二时，工会必须批准集体谈判合同。如果是真心重视基层工人意见的工会领导者，在一半以上的工人投票反对合同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重新与资方展开谈判，或者将发起罢工提上日程，这并不违反工会章程。无数多数工人的意见、援引工会章程规定的最低标准为挡箭牌，这既说明工会领导层不负责任，也说明其与基层工人离心离德。

在2013、2018年两次集体谈判争议期间，TDU一直活跃在动员UPS工人投否决票的第一线。TDU中的UPS工人成员通过发放传单、车场宣传、电话沟通、社交媒体等方式，向身边工友讲解集体合同的严重缺陷。这样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将关于合同具体条款的讨论与对工会缺乏民主、领导层肆意妄为的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工会领导层枉顾大多数工人意见、硬是宣布合同通过的做法，更是让许多工人感到忍无可忍，充分认识到工会内部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借由集体谈判期间的否决票动员，TDU也进一步发展了各个基层工会中的积极分子网络，增强了在工人当中的扎根程度。

TDU斗争的成果也反映在2016、2021两次Teamsters全国选举当中。2016年的选举中，TDU支持的候选人团队以48%比52%的微弱票差惜败。而在2021年11月，TDU支持的候选人团队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完胜小霍法支持的建制派候选人，其得票比例在各大地区均占多数，尤其是在以UPS工人为主的基层工会中，其得票比例往往达80%以上。改革派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次掌握工会领导权。

在当前美国劳工运动面临的新形势下，2021年的Teamsters改选显得尤为重要。新上任的改革派领导人将组织亚马逊工人作为任内的工作重点之一。过去的几年，亚马逊工人的组织活动备受瞩目，很多观察者视其进展为美国劳工运动未来兴衰走向的风向标。2021年阿拉巴马州贝斯莫(Bessemer)亚马逊仓储工人组建工会努力的受挫，更让人们直观地看到组织工作的难度。Teamsters工会成员所处的行业与亚马逊工人之间存在高度重合交叉，与亚马逊工人沟通交流的渠道更广泛，也更易于与亚马逊工人发起联合行动。同时，Teamsters自身实力雄厚、组织经验丰富，这些优势都是美国大多数工会不具备的。因此，很多观察者认为Teamsters是最有可能在组织亚马逊工人方面获得成功的美国工会——只要它打算认真地尝试。

Teamsters新就任的改革派领导层明确将组织亚马逊工人作为一项主要长期目标，但同时也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操之过急。他们认为，在组织亚马逊工人之前，首先要将精力放在2023年与UPS的集体谈判上，考虑如何通过坚决、广泛的罢工行动争取到大幅改善工人权益的集体合同。这一策略排序背后的逻辑是：只有Teamsters在与UPS的抗争中身体力行地证明“工人组织起来、发起集体行动，的确能迫使物流巨头让步、争取到权益的明显改善”，才能让包括亚马逊工人在内的大量未组建工会的工人认识到组建工会的意义究竟何在，才能让工人们产生坚定的信心去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型垄断资本斗争。而与2023年UPS集体谈判、尤其是与组织罢工相关的准备工作，必须从当下立即开展。这既包括一系列机构重组和制度改革，以使工会的资源充分流向最重要的环节;也包括提前进行宣传和鼓动，在UPS基层工人中尽早营造出思考和讨论罢工可能性的氛围，让工人们为罢工做好物质和心理上的准备。可以说，这一策略愿景步步为营，既清晰又有章法。它能否在未来几年中变为现实?这非常值得期待。

“行动”的一分钟，“组织”的十年功

工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说，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它是工人们在维护和争取自身劳动权益的过程中走到一起，为了开展互助活动、发起集体行动而形成的彰显自身团结的组织。换句话说，工会就是工人集体本身，而不是任何外在于工人的东西。这是工会与劳工NGO、工人服务中心、法律援助机构等组织团体的根本区别。

而现实中的美国工会——尤其是全国性的大工会——又往往同时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有些工会——如Teamsters——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帮会色彩，依赖某些帮会领袖一般的“强人”主导。而另外一些工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这样的趋势：在作为基本单位的基层工会之上，这些全国性的大工会发展出一整套官僚机构体系，而这一官僚体系的维系本身就变成了一项专职工作。这就导致，大型工会的领导层和管理层往往充斥着专职工会工作者和机构运营者，这些人自己并不是基层工人，但维持着工会的运转，决定着工会的走向。最终的结果是，工会被具有帮会或官僚气息的少数人主导，这些人日益与基层工人脱节，非但不受后者制约，反而领导、控制着后者。

也许我们可以说，工会兼有“工人自己的组织”和“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机构”这两种性质，摇摆于这两极之间。而工会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尽可能冲淡工会的后一种性质、强化工会的前一种性质。

这首先有赖于更多的基层工人参与到工会活动中来，在不改变工人身份的前提下成为工会的活动者、组织者。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实中做过工会工作的基层工人，大多数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工人把工会看作是一个与工人本身没关系的外部第三方，实在是一种过于普遍、根深蒂固的现象。即使是在那些对工会持支持态度的、甚至是愿意参与工会活动的工人当中，也有不少觉得工会是一个“为工人服务”的机构，而不觉得工会是“让我们工人自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平台。

因此，参与工会工作的工人积极分子，其最重要的日常任务之一就是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让身边的工友逐渐感受到工会是“我们自己的组织”。一方面，这需要一些技巧上的训练。例如，工人积极分子在接受工会组织工作的入门训练时，几乎都会学到这样一个“窍门”：在和工友的谈话中，提到工会的时候，永远不要说“那个工会”(the union)，而要说“我们的工会”(our union)。另一方面，工人积极分子在参与工会工作时也要牢记：工人积极分子的根本作用并不是“替”工友说话、“为”工友办事，而是带动身边更多的工友参与到工会活动中，带动更多的工友成为积极分子和工人组织者、在工会中收获自我发声和行动的信心，进而让尽可能多的工人在工会中获得参与感与归属感、体会到自身团结行动时能爆发出怎样惊人的力量。

在基层工人的积极参与之外，制度性变革对工会民主化同样至关重要。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工会领导层的产生方式、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会资金的使用等等问题上，大多数工会的制度与章程都有大量的改进空间。为了推动这样的制度变革，就需要有志于争取工会民主的基层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TDU、UAWD这样的跨工种、跨工作单位的全国性团体，一方面在尽可能多的基层工会中扎下根，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竞选、发起公投、党团活动(caucusing)等方式，在自身所属工会的全国总会层面协同行动、施加影响。

工会内部的民主改革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当下美国劳工运动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在推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提升广度和烈度的过程中，工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特定的情势下，一时一地的工人也许能自发喷薄出巨大的行动能量，造就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一场震天撼地的罢工。但是对于劳资之间的斗争来说，这种自发的能量和一时一地的行动是不够的，因为劳资斗争是长期的、持续的、永不停歇的，它需要持之以恒的推力，而不仅仅是一时一刻的行动热情。工会作为长期存在、长期活动的工人组织，填补的正是这样一个空白：它持续地承载工人的行动能量，尽量避免这一能量耗散在工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平凡与琐碎当中，在或大或小的日常点滴行动中为这一能量提供给养，并将这一能量与其他工人群体的能量联结到一起。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成功的罢工行动或者工人组建工会的胜利，本身就是长期、扎实的工人组织工作取得的结果。尤其是在工人的行动久拖不决、资方软硬兼施打击工人斗志的时候，工人的行动热情往往开始减退，这时候能支撑工人行动继续往下走的，就不是最开始的行动激情，而考验的是工人们是否能够组织成一个整体，在紧密的相互联结中加油鼓劲、共同承担——行动爆发之前就在长期进行的深耕式组织工作，便会在这时候显示出威力。例如，青年劳工学者布兰克(Eric Blanc)的研究发现，在2018年美国公立教师罢工浪潮中，相比于那些主要依靠社交媒体线上宣传去号召教师们自发参与的罢工行动而言，那些在行动之前就发展出覆盖全部学校的线下组织网络、通过积极分子与普通教师之间的日常联系渠道高效传递信息、通过一次次“压力测试”反复评估大多数教师行动决心的罢工斗争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而2021年的“罢工十月”，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疫情下民不聊生、导致工人终于忍无可忍奋起行动”，而要看到其背后存在一条“深耕式的工人组织实践模式在美国逐渐复兴”的脉络——2021年的“罢工十月”是2018-2019年各州公立教师罢工所带动的行动浪潮的延续，后者不仅在精神上启发和激励了广大工人，还积累、传递了“如何组织工人行动”的具体经验。而教师工会对于罢工的一系列计划与准备工作，早在2010年代初期、改革派积极分子在一些基层教师工会中掌握领导权之时就开始了。

进一步说，一场罢工行动的结束、或是工人组建工会的胜利，也往往意味着另一场更漫长的斗争的开始。如何保证一场行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在未来不流散、如何把行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传承下去、如何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点滴日常工作中继续与资方耐心周旋、如何为下一场大规模行动积蓄能量，这些任务均需依靠长期存在的、将工人具体联结起来的组织平。如果劳工运动希望在未来将工人行动的势头与经验传递到更多的工作场所、更多的行业、更广的地域范围，增加各地、各行业工人行动的协调性，乃至达成某种类似于“总罢工”的效果，就更需要工会——尤其是跨地域、跨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而工会发挥这一系列作用的必要前提，就是其内部的民主化。以自上而下控制工人为根本目的的官僚化工会，是无法助推阶级斗争水平升级的。只有作为集体的基层工人掌握了工会的主导权、只有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才可能从根本上服务于工人斗争的需要。关心劳工运动进展的观察者，往往首先关心“工人如何能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潜隐着另一个同等重要、但更具挑战性和考验性的问题：“工人组织如何能长期保持或增强民主活力”。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次令人瞩目的工人行动浪潮就像是“台上”亮眼的“一分钟”，而工会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日常细微处做的各种组织工作、持续推动工会朝着民主方向变革的努力，就是“台下”那不为人注意但至关重要的“十年功”。

“民主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基层组织者和积极工人试图绕开全国性工会的束缚，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组建独立工会，或者组建积极工人的自组织网络(不寻求成为有法律地位的工会)。这些尝试十分可贵，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局限于单一工作场所的工人组织，往往势单力薄，很难真的有能力组织和支持工人与资方抗衡，甚至连持续存在下去都困难。毕竟，在劳资双方力量对比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工人最可依赖的武器就是“人多力量大”。而一旦一个基于单一工作场所的独立工人组织试图扩大规模，试图发展成多工作场所、多地区、多工种的大型工人联合组织，那势必早晚都要遇到目前现有的那些全国性工会都会遇到的难题：如何防止工人组织陷入官僚化的逻辑、如何增强其民主活力?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透过美国工会的民主化难题，我们能看到任何社会运动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结构性悖论：社会运动的维系和发展，不可能不需要持续存在的组织结构;但随着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长期化、正规化、制度化，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官僚化和民主缺位的风险。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悖论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这不禁让人想起米歇尔斯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寡头铁律”论断：政党也好，工会也好，社运组织也好，任何以内部民主为初衷的组织，终将会蜕化为寡头垄断的利益机器。

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在做的事情，正是挑战这种悲观的“不可能”论断。从这个角度看，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的意义便超越了劳工运动本身，其成功或失败，对于其他社会运动场域如何处理自身的“组织化悖论”，都有启示价值。而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在挑战“不可能”的过程中展现出的“不信邪”、“不死心” 、“不服输”的信念，也自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许多没有亲身参与过工人组织工作的观察者，往往会想当然地将工会民主改革运动纯粹看做是追求民主的基层工人和压制民主的工会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就好像工人当中天然存在争取民主的广泛热情，但频频遭到工会官僚的镇压。这种看法揭示了事实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亲身参与过工人组织工作的基层工人积极分子而言，他们常常会发现：那些抱有热情、认识到工会民主的重要、愿意参与到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当中的工人一般都是少数，而大多数工人的状态是 “不关心”。

的确，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数工人要忍受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超高的工作强度，除此之外，关心日常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让多数工人自顾不暇，哪还有多少剩余的精力来关心和参与政治——不论是国家政治、地方政治还是自己工会内部的政治——呢?另外，许多工人在遇到劳动权益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寄希望于工会“替”自己出头解决，知道“有问题找工会”，而不会认识到自己就是工会的主人之一、有权利也有责任参与到工会的活动中“当家作主”。这既可以被理解成是对工会的信任，也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等”、“靠”心理。

因此，大多数工会的常态是：工人在平时鲜少关心工会事务，最多是到了特定的时间节点——比如几年一度的集体谈判时——才有较多的工人产生关心的兴趣。大多数基层工人平时的漠不关心，使得那些有条件持续关心和参与工会事务的人——官僚领导层、专职的机构运营者、一小部分积极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垄断工会事务，免受基层工人的制约。等到了几年一度的集体谈判时刻，工人们开始关心工会事务和集体谈判进展情况，便会发现为时已晚，工会内部日常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控制已经相当牢固，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冲破的。

所以说，工会民主改革运动一方面的确是在和上层工会官僚作斗争，但另一方面更是一场尝试克服广大基层工人“漠不关心”态度的长期斗争。这是日常组织工作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大的难点。大概所有参与过日常工人组织工作的积极分子都能体会：每次成功地带动起一名身边的工友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背后往往是五次、十次失败的类似尝试。基层工人日常参与工会事务的热情不足，也体现在工会内部的投票参与率上。Teamsters自从1991年建立基层工人直接选举最高领导层的制度以来，领导层换届选举的投票率一路下跌，从1991年的30%以上跌至2021年的15%。即便是2013、2018年两次事关UPS工人切身重大利益的集体合同批准投票，在TDU发起的“投否决票”运动尽力动员的情况下，参与投票的工人也仅占全部有投票资格工人的28%和44%。2021年UAW的领导人直选改革公投中，参与投票的UAW会员尚有14万余(但仅占全体UAW会员的20%不到);而在公投通过之后，UAWD在其全部注册成员中进行过一次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内部问卷调查，填写了调查问卷的参与者仅有30人!这一信号不禁为UAWD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UAWD是UAW基层工人为争取一人一票直选制度而成立的组织，但在这一原初目标已经实现之后，UAWD是否能转型为UAW内部持续存在的工会民主改革运动?是否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基层工人长期参与?

美国的工会民主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一直艰难前行着。大多数工人日常的“漠不关心”态度能被改变吗?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些门槛没那么高的民主参与机制，让多数工人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参与工会事务?或者，也许我们应该接受大多数工人日常“漠不关心”的现实，而去想一些办法保证平时有条件参与工会事务的少数人不肆意妄为、滥用权力?这些问题也许不存在完美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会一直持续。对于那些参与日常组织工作和工会改革运动的基层工人而言，随着参与经历的增加，也越发能感受到肩负的重量：纸面上的制度性民主权利固然来之不易，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有效的民主生活更是不小的负担。它往往意味着一开就几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意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注意力与精力投入，意味着大量的沟通与情感劳动，意味着缩小而不是放大“自我”的意识，意味着在工人内部时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中艰难求得共识。用一位工会民主改革运动长期参与者的话说，“民主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啊。”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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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洲 叶云岭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领先的产业技术，长期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去工业化政策导致其产业空心化问题逐步突出，且与新兴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竞争不断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再工业化”口号，力图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其优势地位。

美国产业政策有哪些特征

美国的产业政策对美国产业转型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力量，由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三者共同实施。综观这些产业政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创新性

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创新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创新法案，在战略部署上逐渐将政策重点聚焦为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了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主要目的，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推动技术转移立法，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企业之间开展联合研发，推进将军事科技研究成果拓展至民用领域，牢牢抓住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产业发展营造优良的制度环境。美国政府鼓励在研究机构中建立各种技术转让制度，开创“政产学研”合作发展模式(见表1)。

表1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产业技术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政府公开资料整理。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将技术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突破口，力图通过一系列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明确美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完备的技术转移法案，促进美国的产业繁荣(见表2)。

表2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产业技术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政府公开资料整理。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陆续出台《创新美国》(2004)、《超越风暴》(2005)、《美国竞争力计划》(2006)、《美国竞争法》(2007)等产业政策，将这些政策作为提升美国创新能力的行动纲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战略地位，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教育培训机构设计完备的培养方案以大力培养高技术人才，旨在最大限度提升国家竞争力，保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优势。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品质就业》(2009)、《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美国创新法案》(2014)、《美国创新战略》(2015)等产业政策，将产业政策视为美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纲领性行动计划，旨在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保证美国经济发展的繁荣昌盛与安全稳定。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已拥有较为成熟的创新制度环境，如关于健全专利诉讼程序的《专利程序法》、激励中小企业创新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军用技术成果加快转化，美国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多年来已成功推动因特网、GPS全球定位系统、机动机器人等多个军事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形成富有活力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硅谷孕育了谷歌、苹果等世界知名企业。

(二)前瞻性

美国政府富有前瞻性地将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材料、生物技术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行业，不断增加其研发投资。同时，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创新资源上，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除此之外，美国产业政策的前瞻性主要体现在的先进制造产业发展规划。比如《美国国家创新战略》(2015)提出要加快前沿领域的新突破，注重加大先进制造、精密医疗、汽车、计算机等九大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者战略》(2018)指出要提前布局新一轮工业革命需要优先发展的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旨在保证美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引领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技术变革。

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美国从2016年至今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突破，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确立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绝对优势。比如《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2016)重点论述了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机遇及挑战，积极为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布局谋划，加大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提出相关具体措施，以确保美国的科技强国地位。此后，相关产业政策设计了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路线，并提出在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将美国建设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高地。2016年，美国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大幅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潜在的多重影响，预测人工智能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可行对策。《美国人工智能行动：第一年度报告》(2020)从投资研发、释放资源、消除创新障碍、培训人才、打造支持美国创新的国际环境等方面，梳理总结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指明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

(三)间接性

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奉行新自由主义，且较少颁布直接的产业政策，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不存在指引产业发展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建立了一套具有间接性特点的“隐蔽”产业政策。其主要特点在于在美国独特的市场机制下，政府出来的产业政策往往作为一种兼具服务性和功能性的工具作用于产业发展，鼓励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中小企业的研究成果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在更大程度上得以扩散，并筛选有潜力与竞争力的技术推行产业化，并主导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以投资、商业贸易、产品分工占据并瓜分市场。具体来说，一方面，美国政府以每年1000多亿的开支补贴美国制造业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的短缺，督促企业大力投入研发经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关于企业并购重组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并购重组活动进行干涉，为美国提升创新水平、打造技术创新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推进市场结构的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系统性

目前美国产业政策体系主要由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组成，此三者在美国产业政策体系中长期积极存在，持续贯穿指导着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发展道路。其中，产业技术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点，产业技术政策以技术创新和研发为核心，旨在为企业发展创造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创造的条件，关注如何将一项新技术引入产品研发过程，通过商业化渠道来提升产业整体的竞争优势。针对发展潜力巨大但研发经费不足的企业以及创新的投资回报率周期过久，私人企业不愿涉足的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将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扶持，旨在提高企业吸收先进技术与突破核心科技的能力。除此之外，美国的产业政策涉及多部门联合执行，例如，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机构推行产业技术政策，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级司法机构实施产业组织政策，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等机构实行其他产业政策。

美国的产业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布局有哪些影响

自美国政府提出“再工业化”口号，从税收、移民、基础设施、能源政策、金融监管以及贸易政策等方方面面重塑全球产业链体系，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愿景。一方面，美国积极吸收来自海外的大量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促进就业保证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扶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巩固其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一)引起全球性贸易摩擦，引发产业链出现去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利益分配失衡，加剧国际政治博弈，全球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明显增多，严重损坏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平衡。全球产业链是发达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控制的一种策略，但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逐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挑战，进而通过调整全球产业链分工模式来限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中国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挑起历史上最大的双边贸易战争。自2018年3月，美国正式开启同中国的贸易摩擦，征收高额关税，对进口中国的规模从500亿美元提升到2000亿美元，而后升级到3000亿美元，不断提高征收关税税率。可见，美国对外主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造成冲击，带有明显的激进和极端色彩。这种贸易保护的行为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持续性和稳健性，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局部分化。此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也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面临着全球供应链紧缩、产业链断裂的巨大风险。

(二)重构全球价值链版图，分工区域化趋势日益凸显

当前，全球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区、东亚地区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中心，欧盟区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为中心，东亚地区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这三大区域贸易网络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网络且内部分工格局具有较强互补性，美国、加拿大等国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且在区域价值链中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墨西哥等国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下游。欧盟区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中上游位置，其总体分工地位逐渐向下游移动，核心成员国与非核心成员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全球分工地位上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区域的价值链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的外部依赖，但外部依赖程度正逐渐下降，内部动力不断加强。相较于日韩，中国在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后来者居上，并在高技术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呈现后发优势。

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直位于领先地位，在全球贸易分工网络中大量进口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低附加值消费品，进而将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本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带领美国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推动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美国一直处于产业技术变革领域的技术前沿，以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为保持其竞争优势，美国出台一系列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加速美国产业变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将制造业的就业和产业发展重新转回本土，力争加快全球跨国企业向美国转移，使得全球经贸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冲击了价值链分工的需求端和供给端，带来了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将进一步暴露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强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有的逆向发展趋势。疫情下，中美两国价值链分工的变动，必然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发生根本性变化，价值链区域化、国内化发展趋势更为显著。

(三)抑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链升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各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发生深刻改变，美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重点部署先进制造业，催化全球产业链升级演变，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需求创造产业发展空间。随着新一代消费者的出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为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新的生产模式有效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由最初的点式分布演化为网络分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缩短了商品交易的时空距离，全球产业链呈现网络化、集聚化、集群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打破了商品生产、营销、消费的地域限制，更加合理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进而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三是产业绿色化成为发展主题。制造业绿色化生产的需求日益增加，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缩小了新兴国家的产业发展空间，究其原因，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环境友好型产业上更具有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制造业污染排放依然较大，落后和过剩产能问题突出，有悖于当今世界产业绿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将改变以往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将凭借其工业革命积累的技术优势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潮流，巩固其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不断扩大，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比重将会逐步降低。

(作者邓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叶云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21)》，经作者审订，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0

旧文章ID：27126

作者：汪哲仁  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2月12日是美俄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天。双边的总统、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在这一天分别举行电话会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双方互相指责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美国一口咬定俄罗斯即将进攻乌克兰，并扬言若俄罗斯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则必将遭到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则认为美国歇斯底里地散播俄罗斯动武的假消息，是挑衅且制造紧张的行为。

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两地也传出爆炸事件，让人有风雨欲来的感觉。但回想几天前，在8日法国总统与普京会面后，双方气氛透露出一些缓和的迹象，马克龙提出俄方期待的重回明斯克协议，而普京则说愿意讨论马克龙所提出的方案。

情况在11日急转直下，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说俄罗斯可能在24至48小时内，20日冬奥结束前攻打乌克兰，而可能的进攻日期是16日。同样地，拜登与欧洲盟友通电话时，认为普亭将于16日发动攻击，但是欧洲并不太相信，英国态度也颇迟疑，甚至连乌克兰总统也希望各界提供俄罗斯挥军的证据。究竟美国为何要一直发布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的消息呢?

首先，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拜登政府的民调在去年8月后一直维持在低档，阿富汗撤军让美国受到盟国很大的质疑，威信大损，因此持续发布俄罗斯即将进攻乌克兰的消息，让乌东情势紧张，能让美国国内的注意力有效转移，有助于民主党在期中选举的结果。

其次，重建盟国对美国的信心。如果俄罗斯真的进攻乌克兰，美国可说，我们早就提出警告，并派兵在北约协助抵挡俄国的侵略;如果俄罗斯没有进攻，美国则会说，因为美国的警告，遏止了俄罗斯进攻的可能性。不论何种情况，美方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是经济利益。情势紧张有助于美国天然气布局。2021年美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预计今天将成为最大的天然气输出国。由于去年12月联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天然气管道亚玛—欧洲(Yamal-Europe)停供天然气，造成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欧洲害怕若俄罗斯因开战而遭到西方严厉的制裁，再对欧洲停供，再加上库存水位只有一半，因此欧洲开始大量进口并囤积天然气。

美国在2021年销售到欧洲的天然气占其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而今年1月欧洲市场已经上升67%。因此，若能阻挡北溪二号的运转，则未来欧洲将成为美国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市场，而乌克兰危机可成为阻挡北溪二号的关键因素。

不论美国提高紧张状态的动机为何，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紧张的情况让美国盟友在撤侨、呼吁公民离开乌克兰、缩减大使馆规模等方面都与美方站在一起，乌克兰也拿到了大量的武器成为反俄“刺猬”。不过若普京按兵不发，但持续压力，美国在盟国间信心能维持到几时，令人好奇。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4

旧文章ID：27121

作者：付丽媛  来源：澎湃新闻

2月7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及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内德斯提出“西半球安全战略议案”(Western Hemisphere Security Strategy Act，以下简称“西半球议案”)，妄称中国和俄罗斯在拉美的影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福祉，为西半球最大威胁。近期，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引发俄在拉美开展军事部署猜测，阿根廷及厄瓜多尔总统访华成效斐然。美部分政客将中俄视为在经济和军事上削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两大威胁并正面“开火”，凸显拉美地缘政治属性。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一年来，对拉“睦邻友好”努力成效不彰，实为无法缓解“门罗主义”造成的美拉结构性“控制与反控制”矛盾。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逐渐式微、拉美政治生态“左转”势头渐强，白宫引导拉美将“枪头”对准中俄恐难如愿。

美国在拉美的孤立史无前例背景下的议案

美对拉美不改“口惠而实不至”伎俩。拜登任内优先推进“重建美好世界(B3W)”在拉美落地，支持地区新自由主义政府和保守势力，美众议院提出“拉丁美洲近岸法案”(Latin America Nearshoring Act)，意图拉近美拉经贸关系。尽管如此，美依旧缺乏对拉美的真正投入。拉美疫苗匮乏时期，美国囤积疫苗行为引发地区领导人“公愤”;白宫在恢复美洲机构信誉上的行动乏善可陈，在地区经济合作中仍难施展领导力;拜登的美墨边境“治本之策”引发了史上最大“北上”移民潮，凸显其处理该问题能力“捉襟见肘”。近期有拉美学者表示，美国在拉美的孤立史无前例，拉美挺美阵营不断萎缩，反美力量正在增强。

白宫有意识主动加强对拉美重要性认知。“西半球议案”是美国在两党战略共识基础上，首次提出以遏制中俄在拉美影响力为目的的文件，如获通过，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将在180天内提交加强对西半球外交接触和安全援助的战略，美拉在毒品贩运到跨国犯罪等问题上的军事演习以及救灾合作将进一步增强。梅内德斯表示，美国必须从战略上积极主动加强与整个美洲民主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学者称，拉美不仅是美国的“后院”或“邻居”，更是美的近邻(near abroad)，对美安全至关重要。拜登执政一周年讲话称，拉美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院”，白宫并未对拉美发号施令，美国正在修复上届政府错误外交政策的对拉美的伤害，主动消解拉美反美情绪。

白宫为何在拉美打遏制中俄影响力的“直线球”

近年来，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拉美多国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美对拉政策中对冲中国意图越发明显。从2019年新版“美洲增长”倡议，到2020年美国国安会推出的“重返美洲”倡议，再到参议院外委会提出“提升美洲国家竞争力、透明度和安全法案”，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述》，无一不指向中国。北京冬奥会期间，阿根廷和厄瓜多尔总统访华，阿成为第21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拉美国家，厄签署启动自贸协定谈判谅解备忘录，更加戳中美国在拉美战略“虎头蛇尾”的痛点。

美俄在拉军事角力再现端倪。一方面，俄罗斯在拉美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引发美高度警惕。俄罗斯同古巴关系与美古关系向来“此消彼长”。苏联解体后，俄取消对古50亿美元年度援助，撤出大部分文职和军事官员，美国通过支持古巴私营企业家以及对古农产品出口，实现美古阶段性“破冰”。美前总统特朗普全盘否定对古接触政策，两国关系再度“剑拔弩张”，俄古再度走近。当前，俄罗斯同拉美关系水平显著提升。俄前总统叶利钦执政期间未曾出访拉美，但现任总统普京任内已访问阿根廷、巴西、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2021年俄委双边贸易增长12%，俄外长日前表示，古、委、尼是俄友好、亲密伙伴。

美国认为俄欲同伊朗和“玻利瓦尔联盟”(编注：该组织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为指导，推动实现人民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大联合，抵制和最终取代美国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目前有10个成员国)挑战美西半球主导地位，对有关国家靠俄站队忌惮陡增。另一方面，美吸取古巴导弹危机前车之鉴，理性评估俄在拉美影响力，认为俄在拉战略利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并非追求广泛地区经济和外交存在。然而，随着乌克兰争端持续发酵，俄方有关在拉美开展军事部署可能性的表述，仍旧触发了白宫的“导弹噩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同普京通话当天，美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助卿尼克尔斯呛声表示，美方不会对俄方的夸大其词作出回应，但如果俄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美将果断作出回应。

美重振在拉美霸权面临多重挑战

新自由主义“脱魅”趋势难逆。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其霸权力量，作为新自由主义政府数量最多地区，拉美受美影响之深不言而喻。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编注：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评论指此共识是美国支配欧洲和拉美经济的手段)出现后，在拉美引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2019年“模范生”智利发生大规模骚乱，进一步引发拉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面临国际形势变化及新冠疫情冲击，多国政府将摆脱而非巩固新自由主义作为优先事项，智利新总统博里奇提出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誓言“埋葬”新自由主义，洪都拉斯左翼新总统更是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上台。拉美国家不再盲从新自由主义，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趋势越发明显。

拉美长期处于美外交优先事项之外。拉美在美全盘外交政策中经常被忽视，“9·11”恐袭后，美国注意力急剧转向安全及商业利益集中的亚洲及中东地区。白宫对拉美外交政策重点除限制墨西哥及中美洲移民外，对其他领域投入稳步下降。今年2月初，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全体听证会上坦言，白宫需反思为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部门在拉美少有作为，美国到底有何产业适合在拉落地。其次，国会对白宫在拉美政策影响有限，仅有少数坚持对古巴制裁的参议员拥有一定话语权，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美国难以拓展对拉美关注领域。

拉美当前政治生态不利于美国重塑领导力。亲美“关系户”拒绝“唯美是从”：秘鲁总统卡斯蒂略上台后宣称要退出“利马集团”(编注：“利马集团”成立于2017年8月，以和平手段结束委内瑞拉危机为目标。2018年委内瑞拉大选后，“利马集团”不承认委当选总统马杜罗的合法性);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主张发展拉美一体化，排斥外部势力对拉干预。今年巴西及哥伦比亚即将大选，左翼候选人卢拉及彼得罗以大幅优势领跑，如左翼重返两国政坛，拉美“远美”趋势或将加强。反美“钉子户”反而越“打”越“铁”：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作为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及南美的三股“反美力量”，并未屈服于美国两届政府极限施压。

拉美也不愿做“门罗主义”牺牲品，而是积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拜登的“前院”发言遭拉美领导人回怼。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指出，萨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或“前院”，萨非任何国家的私产，也不需被擢升为“前院”，一针见血戳破美式傲慢。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称，美国自19世纪以来推动的泛美体系彰显其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野心，早已陷入危机，不会重振。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表示任内将与俄罗斯签订自贸协定，同时积极推进加入太平洋联盟进程;阿根廷总统访华前期过境俄罗斯同普京会面;2月中旬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拟出访俄罗斯，称不会因美俄乌克兰矛盾改变访俄议程。

近期，白宫将确定第九届美洲峰会邀请名单，再次为巩固西半球领导地位蓄力。然而受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式微以及地区政治生态新一轮调整等因素影响，美重塑对拉领导力依旧困难重重。从美拉关系发展轨迹来看，美始终以维护在拉霸权为目标，抑制拉美发展、干涉拉美政治，6月峰会大概率仍将是一场“貌合神离”的“一言堂”。尽管如此，拉美国家逐步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折射了当今时代发展大方向， 随着美西方霸权在世界范围内整体性陷落，“门罗主义”必将成为拉美前进道路上甩在背后的阴影。

(付丽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4

旧文章ID：27120

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俄乌战争会爆发吗?如果爆发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国际关系中最为热门且棘手的问题。

我们姑且将这一事态称为乌克兰战争危机，乌克兰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当事方，甚至乌克兰的未来也不一定是问题的焦点，但乌克兰成为国际秩序变迁中的风暴眼。乌克兰战争危机几乎包含了所有国际关系中的要素，它已经超出了战争是否爆发这么简单的“判断题”，从乌克兰战争危机能够看到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变迁或者回归。乌克兰战争危机结束了“后冷战时代”，将世界重新带回到了“汪洋大海”。现在围绕乌克兰战争危机展开的对峙具有冷战的色彩，但这只是表象。乌克兰战争危机将黑海地缘政治结构的历史呈现出来，将欧洲国家拉回到了冷战之前的欧洲国际关系史。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地缘政治空间早已封闭且拥挤，乌克兰战争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回响。

一

乌克兰战争危机首先是一连串的事件。去年12月，《华盛顿邮报》报道认为有12万俄军在俄乌边境，战争危机再起，随后，这一事件变成了美国、俄罗斯、欧盟、北约等各方关注的焦点。乌克兰战争危机爆发后，军事、外交、媒体、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互动和博弈全面展开。在2020年年底，俄罗斯也有差不多十万军队在俄乌边境，直到2021年春天才完成军事演习而各自散去，这一次俄军再次现身俄乌边境只是“故技重施”?从目前的事态进展来看，这并非昨日重现。原因很简单：如果俄罗斯再空手而归，以后即便几十万大军压境，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也不会当回事。

第一，乌克兰战争危机其实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积累和延续。乌克兰东部两州已经呈现分离状态，1万多人死于冲突之中，《明斯克协定》没有被充分尊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不接受当下乌克兰的现状，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2020年的纳卡冲突等一系列事态意味着，在黑海高加索地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战争再次变成国家间政治的重要手段。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地区的现状并非稳定状态。普京总统曾经撰文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可以说，俄乌之间其实处于“战争状态”。

第二，俄罗斯大军压境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求西方国家正视俄罗斯的安全诉求。美国、北约、欧安组织与俄罗斯进行了多轮沟通和谈判。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北约停止东扩，不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北约不在俄罗斯周边部署战略武器;北约要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边界等等。美国和北约给俄罗斯的书面回复，基本完全“忽视”了俄罗斯的诉求。

第三，英法德等欧洲大国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穿梭外交，尤其是法德领导人马不停蹄地在华盛顿、莫斯科、基辅之间穿梭，为不断升级的局势降温。马克龙自称在莫斯科和基辅得到了承诺，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了机会。在此过程中，原先不知名的一些协调机制又浮出水面，比如法德波三国的“魏玛三角”，还有新创造的机制，英国、波兰和乌克兰建立了三方沟通平台。总之，围绕乌克兰战争危机，欧洲一下子进入了外交“鼎沸”状态。

第四，各方进行了高强度、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美国和法国的航母在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航母编队首次在北约指挥之下;俄罗斯在黑海和白俄罗斯，海陆并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此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几十年来少见的。乌克兰军队用土耳其的无人机、英国的反坦克导弹进行演练。此外，美国精锐部队调往波兰和罗马尼亚。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界定来说，现在乌克兰战争危机已经是一种软性的战争了。

第五，美国为欧洲四处寻找天然气，除将本国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外，还从中东寻找天然气来源，甚至日本也将运往本国的天然气运输船转拨到欧洲。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中俄之间的天然气和原油大单。

以上事态只是我们能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故事，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从各国的外交档案中看到更加精彩的故事。这些纷繁复杂的故事线索，只是事件吗?会像新闻一样速朽吗?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成三种形态：短时段的事件历史，中时段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代表文明结构的长时段。乌克兰战争危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历史，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二

从欧洲国际秩序变化的角度来说，乌克兰战争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各方做出的创纪录举动能够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前些年人们在讨论，后冷战时代是不是结束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后冷战时代结束了，非但如此，冷战在欧洲也结束了，不是回到冷战的状态，而是进入了一个比冷战期间更不稳定的状态。

第一，欧洲和平秩序已经面临重大挑战，如果北约和欧盟不回应俄罗斯的诉求，重新签订欧洲安全保障协定，危机不会结束。后冷战时代在欧洲的表现是，欧盟和北约双重东扩，前苏联空间倒向西方。值得关注的是，北约的几次大规模东扩都发生在普京任内。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普京的硬汉形象与俄罗斯日渐萎缩的地缘政治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普京认为，西方用乌克兰来遏制俄罗斯，反过来，普京在乌克兰也是杀鸡儆猴，以战争边缘政策迫使欧盟、美国正视俄罗斯的诉求，那就是回到冷战结束之初的状态，双方签署新的欧洲安全保障协议，重划欧洲地缘空间。乌克兰是俄罗斯退无可退的底线，而普京也以此为起点，重新塑造后苏联空间，这是俄罗斯日渐浮现的地缘大战略。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衰落趋势没有逆转，核武-能源成为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国家实力，也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拥有超级核武库的沙特。俄罗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运筹，本质上是战略衰落期的管理，以攻为守，防止苏联解体式的危机重现。天然气管道是除核武器之外，普京最为趁手的武器，欧盟三分之一左右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单一的权力来源极大挤压了普京的回旋空间，当然，普京超强的战术行动能力放大了俄罗斯的实力。

第三，欧盟和北约已经处于过度扩张状态。欧盟的问题就不多说了，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已经出现了“多速欧洲”，而英国脱欧近一步证明，欧盟东扩大大增加了内部离心力。北约的过度扩张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已经没有了缓冲地区，而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核大国，北约又没有与之战争的意愿和胆量。脆弱的北约东翼已经成为战略负担，而美国从欧亚大陆回撤的战略已经确立，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危机无疑让这一战略调整难以实现。如果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不闻不问，那北约的确将处于“社死状态”，北约的信誉将大受冲击。

第四，俄罗斯所面对的西方阵营已经出现分化。欧盟、俄罗斯、美国(以及英国)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战略三角关系。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强硬，英美国内存在强烈的反俄思潮，尤其是在间谍事件和“通俄门”之下，反俄成为“政治正确”。欧盟内部在对俄问题上意见越来越分化，德国坚持修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也是为了绕开东欧而直接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在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多轮谈判无果而终后，法德的“诺曼底模式”和法德两国的穿梭外交缓和了局势，并不见得是法德两国更有外交手腕，而可能是普京愿意给足欧盟面子，增强欧盟战略自主的信心和能力。唯其如此，美欧俄三角关系才能运转开来。

三

乌克兰战争危机会不会有长时段的效应，还不好确定，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到长时段的变化，历史性的结构再次浮现。

第一，乌克兰战争危机在冷战的框架之下似乎很难解释，尤其是法德进行的紧锣密鼓的穿梭外交。这一事态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具有相似性，那场战争发生在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但最终变成了英法两国联手为土耳其而与俄罗斯进行的一场惨烈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将欧洲五强都卷入其中，维也纳和会所确立的大国协调机制也寿终正寝。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危机，美国和北约扮演了当年英法的角色，法德则是当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角色，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黑海和克里米亚半岛都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后来的历史学家总结说，克里米亚战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即便如此，那场战争还是爆发了。战争除了利益纠葛之外，还有恐惧、荣誉等情感因素。现在西方将俄罗斯塑造为专制的代表，称其破坏了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争。这与当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二，俄罗斯几百年的地缘政治逻辑依然支配着其对外战略。俄罗斯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对外战略的方向有多个。俄罗斯如同一条巨蟒一样横亘在欧亚大陆，其对外战略会产生传导效应。当年俄罗斯在日俄战争失败之后，加强了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结果导致和奥匈帝国的矛盾日渐尖锐，这成为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普京在乌克兰、叙利亚、中亚和远东地区进行统筹和协调。乌克兰战争危机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难以改善，或者处于比较长时间的对峙，普京需要从东方获得战略和经济支持。普京访华之前在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其实就是提出了未来中俄合作的路线图，进一步说是开出清单。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在能源、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也更加积极。另外，俄罗斯终归是一个欧洲大国。彼得一世自称沙皇后，俄罗斯将自己与东正教和罗马帝国捆绑在一起，而现在普京在黑海沿岸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可以说是自彼得一世以来最为严峻的。如果乌克兰和高加索出现问题，完全倒向西方，这将意味着俄罗斯被开除出欧洲大国俱乐部。

第三，乌克兰战争危机背后是文明版图的“复苏”。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剧烈冲击之后，各种文明都经历了剧烈的变迁和洗礼，昔日的强国，尤其是有悠久帝国历史的国家在经过现代化顿挫之后，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和文明身份。俄罗斯属于斯拉夫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而现在的东欧地区，包括乌克兰，都曾经处于几个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宗教、文明、语言的边界混杂，几乎很难用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来重新厘清边界。普京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一家，俄罗斯还关注境外的俄语人群，包括在今年年初出兵哈萨克斯坦，也有保护哈国境内俄罗斯民族的意味。环黑海地区是东正教文明、天主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互动融合之地。文明意识的回归造成的影响是复杂和多向的，很难用文明的冲突来形容，而在全球的空间维度之下，各大国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文明使命色彩。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大体处于比较稳定的文明圈层，无论中国、日本、韩国还是东盟，都没有必要介入和卷入到欧洲或者西方内部的文明纠葛之中。

第四，乌克兰战争危机意味着东欧地区处于后帝国空间的秩序重建阶段。从东欧的历史可以看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一地区事实上处于俄罗斯、奥匈、德意志等帝国统治之下。一战之后，东欧出现了一批主权国家，但这些脆弱的国家难以自保，法国搞了小协约国，但也没有为这一地区提供安全秩序。二战爆发也是从这些脆弱国家开始的。到冷战后，美苏两大强权“制造”了东欧国家，并冻结了东欧地区的各种矛盾。冷战结束后，东欧又进入了新的国家构建阶段，在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东扩之下，东欧地区的转型较为平稳。乌克兰、高加索和白俄罗斯还处于这个构建和转型的过程之中。从长时段来看东欧地区国家与区域秩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乌克兰战争危机是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后帝国空间秩序重建的浪潮。

第五，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还有另一个战场，那就是能源。能源的获取方式和使用密度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虽然近几十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人类的能源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俄罗斯超大的国土空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普京手中的一张王牌。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基本是分离的，能源生产国大多没有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而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又依赖能源进口，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俄罗斯需要为本国能源寻找市场，维持自身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价格的涨跌决定了俄罗斯是大猩猩还是猴子。东亚、欧洲都是能源消费地区，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可以运筹输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的走向。俄罗斯能源向东输送和出口，除了市场布局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冲来自西方的风险。俄罗斯能源出口在欧亚大陆形成了“跷跷板”模式。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签署了天然气购销合同，这与此前的能源合作大单是相似的，双方各取所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能源，而俄罗斯需要中国的金融支持。能源价格涨跌是短时段的，但全球能源结构是长时段的，虽然绿色发展成为共识，但化石能源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会扮演不可取代的角色。

第六，各大国都在自己的主场和优势赛道上“各行其是”，这涉及到国家的特色或国家性。从理论上说，主权国家具有同质性，但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行为都不同。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来看，英美是海权国家，其优势在于对市场体系的控制，市场经济和创新赋予了英美国家持久的扩张能力和强大的韧性。基于对海洋的控制，海权国家对大陆国家实施“离岸平衡”。美国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制度基因，金融、技术、海军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海权国家核心的权力来源。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制度和规范来自海权国家，在海权国家创造的“大海”中，大陆国家被卷入其中。没有英国的欧盟更加体现出大陆国家的特色。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大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远超过大陆国家结成的阵营与海权国家的冲突。全球经济体系为各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舞台或者擂台，一旦被踢出去，将遭受巨大损失，难以承担。另外，大国之间对结盟的需求并不强烈，但大国出于信誉和荣耀的心理需求，可能与弱国结成越来越刚性的同盟。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战争危机看似激烈，但还没有形成阵营分明、刚性承诺的同盟体系。

乌克兰战争危机未必会改变世界格局，但这场危机的确是世界秩序历史性变迁的表现和症候。后冷战的美好时光已经结束了，未来不一定要回到历史，但一定要有充分的历史意识和危机意识，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3

旧文章ID：27119

作者：叶胜舟  来源：FT中文网

2022年1月30日，朝鲜试射“火星-12”中远程弹道导弹。2021年12月31日劳动党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朝鲜一个月内7次密集试射导弹，军事搭台、政治试探的小动作不断，毫无新意。这清晰表明承受新冠疫情和严厉制裁的两年重压，金正恩失去耐性，沉不住气了;与此相反，中美更应沉住气，不理不睬，默契围观金正恩自娱自乐。

金正恩的如意算盘

如果政治视野足够清醒，那么国家元首无光环，既可能有病夫，也可能有蛀虫，更可能有草包。以某大国为例，元首走一个疑似“疯子”，又来一个疑似“呆子”，不少人担忧走了才一年的疑似“疯子”，三年后又“回炉”再疯，本国和世界都不得安生。

金正恩现年38岁，2011年12月金正日突然去世，未满28岁仓促接班，执政刚满十年。他家学渊源，精明狠辣，能屈能伸，权术手腕相当了得，在各国元首中名列前茅。

目前全球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主要有五种：一是频繁选举的“钱天下”;二是基于信仰的“教天下”;三是社会主义的“党天下”;四是权力世袭的“家天下”;五是稀罕空想的“民天下”。

朝鲜自1948年立国以来，一直是白头山血统神化后的“家天下”，社会主义徒有其表。劳动党员和朝鲜人民长期被洗脑、压制，早已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年纪轻轻的金正恩与祖父、父亲一样，被恭奉为“伟大慈父”、“民族慈父”，日积月累接受宣传机器的吹捧。

2月1日虎年春节，金正恩惯例观看庆祝年节演出，出席、离场惯例享受固定套路的欢呼，现场有些女性惯例原地小幅跳跃表达幸福，合影时身边惯例一个美女挽着他手臂，再有几位女性惯例流下激动的泪水。这是朝鲜内政，领袖和人民关起门来已经玩了70多年，真心喜欢这么玩，尽管再玩700年。

但朝鲜强行拥核决非内政，严重威胁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与结构稳定，有限合理但不合法。

所谓不合法，旧作已详细阐述。简而言之，只有满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九条第三款“有核武器国家系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的严谨定义，才是合法拥核。全球唯有安理会“五常”合法拥核，属于二战胜利果实之一。

所谓有限合理，是指面临强大美国70多年的强势碾压，金氏家族确实没有安全感。苏联、东欧解体，社会主义政权接二连三崩溃，剩余的都唇亡齿寒，何况中韩1992年建交对朝鲜刺激也很大。

社会主义“老大哥”垮了，“老大姐”闪了，都不罩你了，个人安全、家族安全、政权安全没有屏障了，怎么办?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坐以待毙。强行拥核的部分缘由是倒逼出来的，存在逻辑的必然性、现实的残酷性。这是金日成决定的事，只不过金正恩实现。

金正恩的如意算盘是，先不惜一切代价强行拥核，再通过“核导边缘政策”进行持续的“核讹诈”，逼迫美国、中国接受其拥核事实，还要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完成祖父、父亲未竟伟业。可惜两个维度都存在大问题。

客观方面，吃亏于国力太悬殊，他玩不转中、美任何一国，更不可能同时调动折腾中、美两国。哪怕朝鲜占了先手便宜，中美仍然可以轻松后发制“金”。战略对决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精英的综合实力，金正恩个人能力出众，无助于改变他和朝鲜目前所处的战略困境。

主观方面，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朝鲜的实力，低估中、美的智慧和耐心，要价过高，且一厢情愿。即使朝鲜目前核弹头增加10倍、试射次数增加10倍，也没有多少资本与中美讨价还价。即使特朗普隔4年后再任总统，渴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虚荣、家族荣耀、对奥巴马获诺奖的嫉妒)，受制于美国国会、舆论和精英阶层的共同制约，也很难做出多大、多快的实质让步。

由于朝鲜非法拥核，安理会制裁决议清晰剥夺了朝鲜对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已知的核、生物、化学等)及其运载工具的试验、拥有权利，而且多次重申。安理会“五常”至今没有任何动摇，因为共同的、核心的利益受到朝鲜的侵犯。

朝鲜1月7次导弹试射，显然违反了安理会多个制裁决议。当然，由于中、俄的关照，美国精力集中于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竞争和对抗，无暇分心，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金正恩不再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就不会犯众怒、碰红线，也不会有新的升级的安理会制裁决议。

金正恩如何利益最大化

金正恩非法拥核，绝无可能获得安理会某个常任理事国庇护的特权。英国、法国是美国铁杆盟友，美国不点头，不会揽事、惹事，而且离东亚太远，不会趟这浑水，朝鲜战争虽然参与联合国军，其实并未尽力，只是友情捧场。

金氏三代都极其势利，实力唯上。70年前粘糊斯大林，70年后粘糊中国，都是逢场作戏。国内任何亲苏派、亲华派只要威胁到最高权力，都毫不留情地残酷清洗，往例有1958年清洗“延安派”，近例有2013年清洗姑父张成泽。

俄罗斯综合国力大不如前，金正恩决不会投靠，拿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促成中美联手把他往死里整，俄不会保、也保不住他。历史与文化均有惯性。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的巨大代价，从斯大林手中拿到亚洲共产党和亚洲革命的主导权，同时拿到社会主义阵营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权(与美国“双主导”)。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普京对这一传统尊重，否则必然有变。

金正恩不会单独投靠70多年死敌美国，担忧被美国出卖，萨达姆、卡扎菲的凄凉下场是前车之鉴，但梦寐以求甩掉中国，单独与美国谈判建交、签署和平协定。金氏三代从来没有与中国一条心，中朝两党两国的恩怨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也不会单独投靠中国，真有这信任，就不会强行拥核了。

放眼全球，以色列被称为“核模糊”国家，更准确地说应是“核默认”国家，即不承认不否认拥核、又不允许中东其他国家拥核，确保本国在中东的“核霸权”;1998年5月，印度公开强行拥核;1947年独立以来就与印度成为死敌的巴基斯坦，也随后强行拥核。

三国都是非法拥核，均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是加入后又退出。其中，以色列、印度背后力挺的是美国，分别基于中东战略、扼华战略的考量;巴基斯坦背后力挺的是中国，基于牵印战略的考量。支撑美、中力挺的主要动机是本国的核心利益，优于世界和平、核不扩散的共同利益。

二战之后，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未来30年，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对其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管制很严，轻易不让其拥核，否则就会不听话，损害其霸权，所以韩国、台湾等都扛不住美国压力，中断拥核的尝试。

全球国家存在五种“核形态”的博弈模型，即拥核、冻核、弱核、隐核、弃核。浅见金正恩最靠谱的还是“隐核”，假装放弃，实质隐藏，具体核弹头的数量和生产线，由于太封闭，美国只能估算。现阶段拼命生产，隐藏于地下和山中，主要靠近中朝、中俄边境部署，美国如攻击投鼠忌器，中、俄、韩出于核泄漏的顾虑，也会坚决反对美国主动“动武”。

金正恩拥核后，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几乎不存在，动摇其政权根基的安全危机主要来自内部。人民日子长期不好过，任何政权都无合法性，任何元首都是过眼烟云，甚至就是废物。

1995年、2002年，伊拉克举行首次和第二次全民公决，萨达姆分别获得99.96%、100%的选票，连任总统，事实证明是假民主、假民意。巴格达一被美军占领，标志他个人崇拜的雕像很快被早已厌倦、终于敢言敢为敢怒的民众推翻。

朝核不急 伊核优先

金正恩奢望合法拥核，肯定是水中月;奢望美中同时让步满足其过高要价，肯定是镜中花。他在中美之间两边骑墙、两边押宝、两边索利，最符合他和朝鲜的利益，安全方面是双重保险，经济援助是双重受惠。

金正恩足够精明，不会再进行新的核试验、洲际导弹试验。清楚知晓一旦试验，美国必定起草新的第11个制裁决议，安理会所有成员包括中、俄必定又是一致通过。

美国与中、俄都足够精明，相互知根知底，相互斗智斗勇。中、俄多次以人道主义为由呼吁放宽制裁朝鲜，坦率说只是摆个正确的姿态，明知美国不会让步，乐于做个顺水人情。

其中逻辑类似于台湾政坛玩“法理台独”。民进党一门心思搞“台独”，受限于中美双重“紧箍咒”，向来没有勇气和实力玩真的。国民党立委一旦提出“台独”公决，跳出来普遍反对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一贯鼓吹“台独”的民进党。

金正恩实行“核导边缘政策”的最大风险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玩过火了会倒逼中美联手。尽管中美关系急剧恶化，预计中国GDP比美国GDP高20%以前难以好转，核不扩散还是中美为数不多可以深入合作的领域，符合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双方足够珍惜。

2月4日，中俄元首签署《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抱团取暖、结盟抗美的信号最强烈，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

美、中、俄、英、法、日、印等大国乐见朝核问题不冷不热、不死不活。金正恩开始着急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大可不着急;保持必要的、少量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持安理会严厉制裁不变;美国先集中精力恢复伊核协议，稳住伊朗和中东;朝鲜小动作、试应手、闹情绪，如炸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射中短程导弹等，概不接招;缓慢消耗朝鲜国力和金正恩耐性，轻视金正恩手中的一切筹码(包括核导)。

来源时间：2022/2/14   发布时间：2022/2/13

旧文章ID：27118

作者：罗英杰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3期

2021年底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矛盾加剧，围绕乌克兰局势展开新一轮激烈交锋。乌克兰局势骤然紧张，俄乌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当下，尽管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举行了三轮会谈，乌克兰、北约东扩问题亦是会谈的焦点议题，但从会谈会后各方声明看，俄与西方在欧洲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仍在延续。鉴于乌克兰局势的复杂背景，危机解决的前景依然渺茫。

博弈加剧

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冲突双方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因包括俄、乌、法德两国及欧安组织在内的各方立场相去甚远，以及针对该问题各自都有不同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明斯克协议”至今一直难以被执行。几年来，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仍不断。2021年8月以来，乌东地区形势再度紧张，乌克兰加强在乌东部军事部署，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通过各种途径支持乌克兰，而俄罗斯也在俄乌边境陈列重兵。

乌克兰强化军备，意图“收复”东部。乌政府一直希望洗刷“明斯克协议”屈辱，“收复”东部领土。泽连斯基上台后，反俄情绪越发浓厚，加之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不力，国内经济民生艰难，对俄不断强硬，以转移国内政治压力。一方面，乌当局持续打击乌东地区武装力量，对俄示强。2021年8月以来，乌当局在东部地区发动1000余起违约开火事件，包括刺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警察负责人，动用迫击炮射击戈尔洛夫卡市、顿涅茨克郊区，用无人机攻击乌东部地区武装，11月中旬在克里米亚附近举行军演并向顿巴斯地区增兵。泽连斯基还前往顿巴斯前线视察，摆出不惜与俄一战的态势。另一方面，散布“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消息，意图通过道义裹挟、安全威胁、政治“妖魔化”，拉北约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请求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乌方在北约峰会上再次要求加入北约，呼吁北约加大对乌支持，阻止俄军“入侵”。乌政府甚至颁布涵盖孕妇的“女性征兵令”，以渲染悲情，博取北约国家的民意支持。

北约煽风点火，加大遏俄力度。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之后，与北约关系持续紧张。北约为实现彻底遏制俄罗斯崛起的目的，积极开展舆论战、外交战，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支持，纵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首先，美国加强对俄威慑。2021年12月，拜登两次与普京通话，警告将对俄“入侵乌克兰”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并向东欧国家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北约、美军、乌克兰和土耳其等国在黑海举行了“快速三叉戟-2021”等多次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强化对俄战略威慑。德国、法国、立陶宛等国也宣称将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向黑海派遣军舰和战机。美媒分析,拜登政府已经追加制裁俄能源供应商和银行等严厉举措，若俄“入侵乌克兰”，美还可能进一步将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外，叫停“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其次，加大对乌支持力度。美于2021年9月宣布向乌提供6000万美元军火援助，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先进装备,加强培训乌官兵，并出动RC-135战略侦察机、U-2侦察机等战略资产，加强对俄军在黑海地区活动的侦察。斯托尔滕贝格则向泽连斯基重申对乌支持，要求俄缓和紧张局势。再次，发动对俄舆论战。在俄乌军事对峙白热化之际，不断渲染紧张局势，进一步进行舆论造势。彭博社等媒体散布“俄罗斯可能在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消息，称俄已在边境集结俄最精锐部队的第一近卫坦克军等9.4万军队，计划2022年动用17.5万军队对乌发动军事进攻。

俄罗斯针锋相对，展现硬碰硬姿态。外交上，普京与拜登两次通话，强调北约东扩到俄边界并在俄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触犯俄“红线”，俄已“无路可退”，要求北约签署协议，提供北约停止吸收东欧国家成员、尤其不接收乌为新成员的“法律保证”，并警告美对俄采取新制裁措施将是“天大的错误”，可能使俄美关系彻底破裂，展示与美斗争到底的决心。俄国防部表示，北约黑海军演等军事行动旨在为乌东南部军事行动做准备，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关系紧张可能重演“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世界陷入“核战争”边缘。军事上，俄向乌克兰边界地区调遣两个军陆军和三个编队空降部队，在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和克里米亚等地举行陆上演习，抽调“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莫斯科号巡洋舰等15艘舰船参加黑海军演，派遣50架战机赴克里米亚执行战斗执勤任务，威胁重新部署中程导弹，以反制北约军事遏制。经济上，俄此前已命令建立“俄版金融讯息传输系统”(SPFS)，要求国企抛售美元和美元计价资产，买进欧元、人民币计价资产及贵金属，以脱离美元，避免受美制裁影响。

北约和俄罗斯各自的考量

虽然乌东地区战云密布，但是短期内美国、北约与俄罗斯都会保持理性，俄乌开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开战，也会控制战争规模。

一方面，美国、北约与俄罗斯都有意示威而非开战。北约和美国虽然挑起事端，但是缺乏战争意愿。冷战后，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不仅将东欧各国收入囊中，且欲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阵营。乌克兰危机后，西方支持乌克兰与俄争斗，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及其盟友这种挑拨地缘矛盾、制造“战争黑洞”的博弈手段是俄乌关系紧张、战争风险急剧上升的根源。然而，美西方缺乏坚定的对俄战争意愿。一是美欧面临诸多困境。美欧国内疫情高企，政府难以有效控制，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受疫情影响，经济持续恶化，通胀率居高不下。美国内种族、贫富、枪支等问题泛滥，且面临中期选举，两党又将展开一场交锋。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欧投入大量人员物资，结果却铩羽而归。二是当前美妄图全力对付中国，不愿意因乌克兰问题而与俄罗斯开展全面战争。短期内，美及其盟友不愿主动挑起对俄战争，牵扯其战略精力。拜登不希望美俄爆发大规模冲突，使其“两线作战”，首尾难顾。美国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同时积极渲染俄即将“入侵”乌克兰，意在向俄施压，为之后在谈判中谋求较多的筹码。

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划出“红线”，表明态度，但是也对当前形势有较为理性的判断。俄近期虽一再强调西方正在挑动战争，触碰俄“红线”，俄已无路可退，但俄也并非一味谋求战争。冷战后，俄曾对西方抱有幻想，也曾尝试与美方一次次“重启”双边关系，但俄美关系始终未能好转，且在乌克兰危机后落入低谷。拜登上台后，双方均未将“重启”俄美关系作为目标，而是相互试探。对俄来说，当前国际格局正面临深刻调整。俄深知既要继续维护好中俄关系，也要与美有限缓和。在此基础上，努力保障自身安全与地缘政治影响，为其2024年选举前后的政治安排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因此，在围绕乌克兰的博弈中，俄也看到西方面临的困难，了解西方战略欺诈的成分大于其与俄开战的意愿。俄认为，美西方已将战略博弈的前线摆置家门口，因此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会轻易后退，但除非美西方越过“红线”，俄也不会轻易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此外，俄与西方近期三轮会谈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但是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政治博弈将持续下去。

俄乌紧张局势的前景

近期乌克兰紧张局势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短期内俄罗斯与美国的举措都还局限在加强威慑的层面，开战意愿并不强。不过，研判俄乌战争的前景，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乌克兰的外交和军事动向。

冷战后，乌克兰积极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以谋求安全保障，同时经济上向欧盟靠拢。对此，俄罗斯坚决反对，认为乌此举严重威胁其安全。作为普京整合独联体的重要一环，俄不愿看到乌全面倒入西方阵营，成为美西方对付俄的“桥头堡”。美西方也看到并利用俄乌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挑唆双方关系。克里米亚入俄后，乌在西靠的路上越走越远，几无回头可能。泽连斯基上台之初希望在俄与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改善对俄关系，但疫情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使其国内支持下降，只能高举“反俄”旗帜平息国内矛盾。乌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为了东山再起，也积极谋求俄乌对抗，希望挑起一场战争，让俄美彻底撕破脸，以达到自己融入西方阵营的目的。因此，乌克兰虽然无法主导俄与西方博弈进程，但其作用不可小觑，有成为战争导火索的可能。历史上多次大战的起源都与某些大国支持下的小国误判形势、采取冒险政策有关。

作者：罗英杰，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22/2/12   发布时间：2022/2/10

旧文章ID：2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