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2月1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昨天日本共同社记者问到，中方是否将就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我回去了解了有关情况，在这里做一下补充回应。今天这位记者来了吗?(记者举手)
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上海公报》是中美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公报，由此确立了两国发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相关情况中方将会及时发布。
来源时间：2022/2/11 发布时间：2022/2/10
旧文章ID：27101
作者：刘澜昌 来源：中评社
作者：刘澜昌(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
【摘要】沙利文在进入拜登政府之前，就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过两篇重要文章：《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怎样与中国挑战和共存》和《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他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被概括为：沙利文模型。其核心一是要恢复和重建“反华联盟”，共同对付中国。二是要共存(existence)，保持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条件下的清晰共存的稳定状态。以“共存”为基点，展开对中国的挑战与合作，可以说这是他与特朗普政府的重要区别。三是美国应当保持对中国可持续的军事威慑力，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护栏”一词由此而生。四是美国要保持科技领先优势。
2021年11月中，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作了“四不”承诺： 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是，事后拜登食言的事一个接一个，尤其是依然继续组织和强化“反华”同盟，且继续打“台湾牌”，“以台制华” 。不过，也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上台十个多月，对华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轨迹，那就是从继续特朗普的极限施压，转为玩“两面手法” ，在设置“护栏” 下向中国多方面挑衅，在不引发激烈冲突下最大限度阻拦中国发展，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
陪同拜登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印太事务官坎贝尔以及财政部长耶伦，不过最主要的导演是沙利文，其他人都是配角。笔者还认为，更重要的是，当下主导拜登对华政策的也是沙利文，而不是布林肯。首先，是沙利文出面与中方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协调这次视像峰会。其次，峰会完后，美方出来作评价的也是沙利文。再次，沙利文在会后发言中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为了这次峰会，拜登团队以10个月时间“塑造战略环境”。最后，拜登及其他美国官员的发言基调，都可以从“沙利文模型”中找到来源。
一、“沙利文模型”
笔者认为，沙利文要比布林肯和坎贝尔身段柔软得多，也看得远些。而且，他善变，在2021年初阿拉斯加会谈他就说美国可以改正特朗普的错误。而事实上，他也从阿拉斯加会谈“从实力出发”的嚣张口径作出适当调整，而目前突出的是“两面手法”，公开承诺是一套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套，且设置“护栏”。笔者感到，这是他的厉害之处，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的美方要角，也将是中国未来的重要的对手，不要小觑他，相反要研究他。
拜登“四不”话音刚落，食言的事就一个接一个被全球见证。首先，策划菲律宾在仁爱礁闹事，想不经过中方批准就给坐滩菲方破船上的士兵补给，中方海警船理所当然要拦截。美国马上接话，说要动用“美菲协防条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特地与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通电话，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接着，又要拉台湾参加所谓的世界“民主大会”，并且邀请逃窜海外的“港独”分子罗冠聪与会。再就是，策划小小的立陶宛做反华急先锋，既允设“台湾办事处”，搞“一中一台”，然后给予6亿美元出口信贷奖赏，还拉其入“印太经济架构”，与中国主导的RCEP玩对抗。很明显，拜登政府承诺“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实际是相反。
拜登政府目前的“两面手法”，事实上可以找到来源。
美国白宫安全顾问，其正式称谓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总统行政办公室里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立顾问，通常被视为总统的主要心腹之一。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曾经是这一角色，在主导中美关系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拜登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时，沙利文曾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有相当亲密的关系。如今才45岁的沙利文，也是拜登政府最年轻的国家安全官员，被拜登称为“一代人中仅有的智者”。沙利文在进入拜登政府之前，就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过两篇重要文章：《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怎样与中国挑战和共存》和《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他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被概括为：沙利文模型。
第一、针对特朗普的“退群”，沙利文认为，要恢复和重建“反华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沙利文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在战后成为世界领袖，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即美国在全球所建立的同盟国关系，这恰恰是中国的弱点。“美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从其盟友开始”。
第二、沙利文给出了一个新词——existence共存，保持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条件下的清晰共存的稳定状态(a steady state of clear-eyed coexistence on terms favorable to U.S. interests and values.)以“共存”为基点，展开对中国的挑战与合作，可以说这是他与特朗普政府的重要区别。他认为，尽管中美之间有许多分歧，但是互相都得承认另一个大国的存在，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这四个关键领域和中国建立有力的共存条件，在不引发类似美苏对抗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利益。许多跨国挑战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努力，这一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战中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转变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策略的演说中，也用了“持久的共存”这个词。说，美国不追求与中国产业链“脱钩”，反而是要“再挂钩”，且双边的经济会“持久的共存”。显然，这源自沙利文模型。
第三、美国应当保持对中国可持续的军事威慑力，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沙利文指出，在印太地区至少有四个潜在热点：南海、东海、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风险最大是台海和南海。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华盛顿担心中国正试图把美国军队赶出西太平洋，而北京担心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印太地区两国军队的共存不应被视为不可能。沙利文认为，即使作为冷战的对手，美国和苏联也协同努力减少意外碰撞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他们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行为守则，并签署了军备控制协定。而美国和中国缺乏管理危机的类似工具，两国都需要至少与《美国—苏联海上事故协议》一样的“护栏”。
事实上，拜登政府的“护栏”说，也来自于此。2021年7月，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到天津会中国外交部领导王毅和谢峰前，也提出了“护栏” 这个词。她说，要给中美关系安装“护栏”。
第四、美国要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沙利文指出，和美苏的军事对抗不一样，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美国和中国之间新出现的大国竞争的输赢，最终将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地管理本国经济和塑造全球经济。
第五、配合重组反华联盟，他认为美国应当加大价值观输出力度，集中精力促进这些价值观的吸引力，不是要直接反中，而是支持民主。拜登政府积极策划的“民主大会”，也可以说是沙利文这一策略的落实。
第六、在台湾问题上，鉴于所涉及的历史复杂性，美国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默认承诺也许是最好的。在这个中美最敏感的问题上，沙利文没有详细展开他的想法，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拜登政府里有不同意见，或者说有鹰鸽之分。
2021年9月1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拜登第二次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拜登事后透露，通话时谈到双方须确保竞争不演变成冲突，也谈过台湾问题，美国同意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 的承诺。但是，就在沙利文安排拜登和中国领导人第二次通话之前，竟传出台湾驻美机构名称要改，要突出“台湾”二字，藉此来凸显美台关系提升。但是，后来还是叫停了。这明显是与中美领导人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违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传说，主导台湾驻美机构名称更改的是坎贝尔，他是白宫首席印太事务官，有媒体说，沙利文也要请教他。但是， 如果此时这样打台湾牌，不是要坏拜登要和中国领导人通话的大事吗?显然，这张“台湾牌”自然打的不是时候，与拜登唱了反调。
再就是，在中美元首视频会谈之前，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竟然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和活动，这明显是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拜登的团队怎么会如此不协调呢?一种解释，布林肯和坎贝尔或者就是“鹰派”，或者是扮演“鹰派”角色。而沙利文则是扮演“鸽派”的角色。
事实上，要留意到沙利文在中美元首视频会谈后说过，为了会谈用了十个月功夫“塑造战略环境”。因此，不排除打“台湾牌”也是“塑造战略环境”的一部分。以“打台湾牌”为美国力量水库“重新注水”，给中国造成“水压”。但是，沙利文这一招破产。在舍曼到天津时，中方开出“两清单三条件”，王毅亮明中方三大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后来，杨洁篪在和沙利文会谈为中美元首会谈做协调时，相信也重申了这三大底线，同时也必定会要求美国对最敏感的台湾问题有明确的态度，否则，不可能有视频峰会。
由于拜登政府总趋势是有求于中国，于是他表面承诺。拜登在峰会中的“四不”，实际就是回应了中方的基本条件。拜登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是，美国方面也玩了一手，他们声称的“一个中国政策”，也包括“台湾关系法”和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二、沙利文的台海政策
联系“沙利文模型”看，他认为维持现状是美国的最佳选择。相信，按照沙利文的解释，所谓维持现状，就是既承诺北京的“一个中国”承诺，同时也包含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尽管是“模糊”的。笔者认为，布林肯和坎贝尔的冲击台海红线，不管他们真的是鹰派，还是被沙利文当枪使了，他们是配合了沙利文，美国当前台海政策是由沙利文主导。
概括而言，沙利文的台海政策有三个基点：一是，维持现状是总的战略。二是，重新解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既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承诺“一个中国原则”，同时也包括“台湾关系法”和美对台“六项保证”。注意，现在拜登政府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同的。三是，拜登政府的“不支持台独”，其实是玩两面手法，不但不会放弃打台湾牌，反而是以拜登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新解释去寻求正当性。四是，拜登政府打台湾牌与特朗普不一样，沙利文要在他设置的“护栏”下动作，会有所节制，确保不引致“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沙利文为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用十个月功夫“塑造战略环境”。但是这十个月，沙利文并没有能为美国“力量水库”注水，使其在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占上风，反而是处处示弱，处处有求于中国。这十个月的“塑造战略环境”，在笔者看来有二个特点：其一，拜登政府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后退了。其二，沙利文本身也从阿拉斯加会谈的“居高临下”后退了。
2021年初阿拉斯加会谈，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既然要与杨洁篪和王毅会谈，实际上就已经要否决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反华策略，这从“沙利文模型”对特朗普单打独斗的嚣张做法的批判已经可以看到，而实际上，沙利文在会谈中也明明白白说到“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寻求改进，这就是美国的秘密酱汁”。沙利文明白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无效，但是他依然想“压服”中国。他和布林肯祭出“三把剑”：一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二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三是“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国际联盟”。这些，也都是源自“沙利文模型”的说法。
然而，经过十个月的“塑造战略环境”，笔者看到，美国以为握有的这“三把剑”，实际上不是美国的“三把剑”，反而是中国手中的剑，中国的牌比美国的多。
第一，可以对比一下2021年以来的中美实力变化。阿拉斯加会谈，笔者又仔仔细细反复重播那个充满对碰火花的开场，沙利文和布林肯不但整个发言基调都颐指气使，并且公开声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这自然被杨洁篪痛斥：“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现在讲一句，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阿拉斯加会谈之后，沙利文也真的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去“塑造战略环境”。但是，美国的防疫还是很糟糕，尽管美国具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科技水平，并且也较早研发和使用了新冠疫苗，可是还是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至2021年12月6日，全美国有4900万染病，78.7万人死亡，足冠全球。即使是如此，拜登也不敢宣布美国达至“群体免疫”。疫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劳动人口，直接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拜登公开承认货柜船在码头挤压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不足。相比之下，中国的发病率始终控制在最低水平，中国以人为本的防治政策保障了大多数人幸免于难，也使到中国可以保证正常的经济活动，成为带动全球疫后复苏的火车头。2021年1-9月，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8.33亿元人民币，增长22.7%，为10年来最高水平，其中，中美贸易额增长还超过这个水平，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是最叫美国贸易代表哭笑不得的数字，对华高关税实际还是由美国承担。还有，美军高级将领不断声称中国具有美国“不可防御”的武器，还预测中国的第三艘航母即将下水，中国的核弹头将要增加到一千枚。总之，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全球有目共睹。于是，沙利文改变了腔调，更加强调要和中国“共存”，也非常明白“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阿拉斯加会谈，美方的这一论点被杨洁篪驳得体无完肤。杨洁篪硬气地说，“我们的价值观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相同。它们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中国和国际社会所遵循和维护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一小部分国家所宣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本身并不代表国际舆论，西方世界也不代表。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世界趋势来看，西方世界都不代表全球舆论。我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美国所宣导的普世价值，不承认美国的意见可以代表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人制定的规则将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
其实，最不遵守规则和秩序的就是美国，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退出“伊核协定”，就是典型的实例。现在，拜登政府重新“入群”，重谈伊朗核问题，但是美国的信用上已经污点重重。而在美国“塑造战略环境”中，企图重新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支持台湾“入联”，更是破坏联合国成员国公认的“国际秩序”，被理所当然地否定。
第三，沙利文说美国的朋友多过中国，表面看来如此，其实不然。在十个月的“塑造战略环境”， 沙利文、布林肯，还有坎贝尔 “三剑客”，全球乱飞，东窜西蹦，重新凑拼所谓的“民主圈”，2021年12月的“全球民主大会”登峰造极。可是一个20年阿富汗的战争，就捅破了美国的民主外衣。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包装美国的利益，再推销给阿富汗，结果破产了，被迫撤军。美国在全球包括香港搞的颜色革命，其实就是破坏、揽炒，已经越来越被善良的百姓识破。再就是，美国的朋友圈都是玩虚的。而现在美国债台高筑，根本拿不出钱援助他国，反而是设法掠夺人家，不断树敌。相反，中国推动的RCEP在2022年1月1日正式运行，这才是互惠互利的“朋友圈”，号称是美国的盟友的日本和澳洲也迫不急待加入其中。再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联系了世界五大洲，大家齐心协力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前进，这才是真朋友。
三、沙利文为中美关系设置的“护栏”是什么
形势的逆转，使到中美元首视频峰会时，沙利文改变了说法，原来的“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改为了“最有效竞争的位置”。说实话，这一改，美国要居高临下的态势还在，但是咄咄逼人的对抗气焰减少了。不过，沙利文的基本对华策略没有变，利用“民主圈”遏制中国，打台湾牌“以台制华”，依然是沙利文对华战略的两条支柱。还有，他添加了一个“护栏”。当下，拜登政府无论是国务院，还是财政部、贸易代表，以及军方代表，都经常口挂“护栏”一词。
按照沙利文的解释，“护栏”的作用是防止中美在竞争中失控引致冲突。故此，需要有防止“擦枪走火”的机制。应该承认，在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中美关系，设置这样的“护栏”是有益的。不过，笔者也看到，沙利文的“护栏”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美国对华的各种“挑衅”行为。例如，美国策动立陶宛这个东欧的小国反华，贴着“一个中国”的红线，表面上没有突破红线，实际上搞“一中一台”，这里充满了沙利文的“护栏”设计。笔者算是明白，沙利文表面上要给中美竞争上安排剎车闸，实质呢，说白了，就是给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挑衅安装“护栏”，使到这些对中国的“使坏”，不至于使到美方控制不了，造成美国的更大利益损失。
概括而言，沙利文的对华战略，可谓费尽心机，手段阴柔。相信，今后一个长时期，美国都会按他这套办。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来源时间：2022/2/11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100
作者： 来源：直新闻
什么叫做“大国者自败胜”?意思说白就是大国都是自己打败自己的
虎年新春之际，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新春观察》，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与您共度知识年。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新春观察》第六期，带来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靖的专访。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朱恩地采写。
【直新闻按】
昨天推出了采访全文实录上篇《黄靖：美国进入了“怪圈” ，越是“力不从心”越想发力|新春观察》，今天继续推出下篇。阅读全文需时15分钟左右，但值得一读。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我们来看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像新加坡它经常是说，希望中美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不想要“选边站”。新加坡经常发出这种声音。您在新加坡生活很久，就您对新加坡的了解和观察来看，为什么往往这种声音是由新加坡来发出的?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因为新加坡是这个区域里“最外向”的国家，第一它是发展最好的国家，而我们知道新加坡跟整个世界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整个新加坡的经济都是外向经济，世界好它才好。
因为它整个就是个枢纽，它希望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它不希望一个糟糕的世界。所以说也不是新加坡多聪明、多高明、多伟大，而是它的国家利益就在这里。
这个地区不要说打仗了，一但陷入紧张情况，像疫情令国际交通一阻断，交流一受到阻碍，新加坡马上要“垮台”。新加坡就是生活在一个和平交流繁荣的世界之上，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加坡它要维持平衡，因为它也知道平衡是和平的保障，它有自己的盘算，它说如果说没有平衡或者“美国压倒了中国”或者“中国压倒了美国”，对新加坡都不利。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声音，它希望能够和平，它希望能够繁荣，它希望本地区的战略平衡能够保持下去，这对新加坡是有利的。
一旦这些东西没有了，新加坡死的比谁都快，它自己非常清楚。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新加坡代表了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立场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想在三个问题上，新加坡是代表了东盟大多数国家的立场，所以为什么新加坡一个小国家能起到那么大作用?
第一，东盟国家都不想“选边站”，都不想卷到中美的竞争当中去。
第二个，这些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好了大家都能好，如果中国真“垮”下去了，大家都要“垮”。你比如说新加坡对外投资那么小的国家，它是在中国外资投入的第三大国家，那贸易就更不用说了，其他国家都这样，中国的投资都远远超过它们和美国的贸易和美国对它们投资，这是事实。它们都希望跟中国一起发展经济，那么你要发展经济就一定不能有战乱，一定不能有不稳定。
你不要看其他地方，你看非洲、你看中东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老打仗，这边没打、也没有难民、也没有恐怖主义。更没有大国竞争，都是好机会，所以新加坡就这种向往和平、向往繁荣、向往发展的代表。
第三，它们都知道，即便它们不“选边站”，如果中美之间真正打起来了，它们肯定是受伤者。就是说用新加坡的话说两个大象打架的话，草地要遭殃了。所以这些国家都不想发生冲突，都是反对冲突的。当然这对坚持和平的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加坡这个立场这个要求，中国是支持的，至少是乐见其成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东南亚国家都不想选，但不“选边站”还是挺难的。您觉得这些国家它如何去攻克?去真正地完成?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它们能完成，这当然很难了，因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经济上跟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但在安全上它还是依赖美国。
你看新加坡的安全就完全是依赖美国，因为新加坡小国家，它如果没有个大国的支持，它是活不下去的。对新加坡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马来西亚，所以它要安全，就需要依赖美国，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还有个第二个原因，这些国家都希望这个地区有一种战略平衡，而不是某个大国完全压倒另一个大国。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的历史经验，就是都受到过强国的欺负，它们的历史记忆最深处跟中国一样，都被殖民被侵略过。不管是马来西亚也好，印度尼西亚也好，新加坡也好、越南也好，都有被殖民的历史，都有被“国强必霸”的这样一个历史记忆，这是它们的DNA。
所以它们也怕美国走了，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会不会像以前的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一样对它们有伤害，所以它们也不放心。我们不怪它们，你不管怎么跟它讲，我们中国人多么多么好，绝对不会侵犯你们，但它们的记忆里我们就是被欺负的，就是你像马来西亚57年才从英国的殖民统治里站起来独立，印度尼西亚也是50、60年代赶走了荷兰人才站起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那您觉得东南亚国家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这种心态是如何形成的?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新加坡65年才成立，越南就更不要说了。一开始是法国，后来是美国，到75年越南才正式成立。缅甸以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它都有这样一个比较痛苦的记忆，比我们中国的记忆可能还要痛苦。因为中国不管怎么样被侵略被欺负，但中国还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这些国家都是从殖民化里走出来的，所以它们非常不愿意看到某一个国家完全占有压倒的优势，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所以它们都希望这个地方能够维持某种平衡。
像冷战时期是美国和苏联的平衡，像现在中美之间。它们希望中美之间有竞争可以，但是要平衡谁也不要压倒谁，这样它们才能够真正把它们的利益发挥到极致。
只有双方力势均力敌的时候，双方都想叫它们“选边站”，所以双方都会加大对它们的投资，这样它们就可以两头叫好。如果有一方强大了，它们的作用立刻就下降，这时候就成一个非常讽刺、非常奇怪的现象。
正因为两个大家伙两个大国势均力敌，所以它们(东南亚国家)的战略价值就提升了，也正因为它们的战略价值提升了，它们就说我不“选边站”，我就保持我自己，意思就是你们谁都少不了我，价值也提升了，所以这就是国际政治，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但确实是现实。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中菲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领土争端，有一些矛盾的，您觉得我们的中菲关系会因此被伤害到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这是现实，就是菲律宾的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它是美国的盟友;第二个身份就是中国跟菲律宾具有领土争端，并且还很激烈。
第三个身份是菲律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要发展经济。不管是任何人，比如说菲律宾的领袖，如果经济搞不好，马上就要下台。这个菲律宾比谁都厉害。
那么这样一来菲律宾就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实际是一样的，它知道它要发展经济，只有跟中国合作，中国也愿意和它合作。但是在安全上它也是美国说的盟国，对菲律宾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过去4年的选择。而不像阿基诺的时候选择跟美国紧紧的绑在一起，跟中国叫板，跟中国对抗，它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所以菲律宾过去4年我认为菲律宾的政策是成功的，一方面也强调，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支持美国和它的盟友关系，比如说军队准备计划参加演习等等，它都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绝不以中国为敌。有没有吵闹的，有没有拌嘴的?有，但是它绝不动手跟你形成一种冲突。我认为菲律宾就是这么一个政策，我这个政策它会再继续下去的，实际上菲律宾折射出整个东南亚各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它不会完全站到美国那边去反对你，但它也不会完全站到你这边去对抗美国，它就是在走周边的路线。
就菲律宾而言，我认为除非是中国出了大问题，或者美国出了大问题，只要两个大国竞争的事态都是这样，哪个国家也不会迅速衰落，也不会迅速强大。那么菲律宾目前的政策会延续下去，或偏左或偏右，但整个大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并不担心中菲之间会有什么重大的波折，因为这不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其实最近王毅是有在中菲关系上面有一些发声，您观察中国希望是在哪些方向来发力，防止中菲之间因为南海或其他议题而陷入困境?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发力”这个词就不太好，中国根本就没有发力，中国就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很好了。因为现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一，我们在领土问题上，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争端导致一种武力冲突。
我们更不希望菲律宾像以前“一头扎在美国那边做美国的枪”来扎我们。所以你看王毅在“中菲马尼拉论坛”的视频致辞，实际是一个非常中肯、非常理性的讲话，并没有对菲律宾提出什么要求。只是说我们中间可以合作，合作的话我们的共同发展可以获得双赢。我们可以避免冲突，不要因为领土争端导致冲突，更不要因为领土争端引入外域的大国、境外的大国进来搅局，把你们当枪使。
这王毅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理性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平和的姿态，一种积极的姿态处理这种事情，不要卑躬屈地任人宰割，但另一方面也更不要“好像自己老大了不起”，那样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糟糕的(观感)。
我们别的不看，看看美国，美国这几年为什么衰落那么快，很大的原因就是到处“称霸称道”。觉得美国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想打你就打，想搞你就搞。你搞到最后孤家寡人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走上美国那条霸权之路就好了。
所以我为什么认为“发力”不好，我作为一个学者，我是比较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用不着这些很厉害的词，把自己的事做好，习主席说的就够了。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中国其实非常重视区域合作，包括用合作来化解分歧，您觉得加强区域合作和维护地区稳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认为首先这是中国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我们知道尽管中国还不是世界第一大国，但中国早就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贸易大国就决定了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繁荣的世界，要不你跟谁做生意，贸易是要做生意的。所以中国一方面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对不对?一方面要出口大量的制成品，这是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必要保证，所以合作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是就是中国人好，或者中国人就爱合作，而是中国人认识到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只有通过合作，才是达到我们利益的最佳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所以合作首先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我们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说服别人。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好，首先是为了我好，但也为你好，这个何乐而不为?所以我对外进行合作和大家一起携手前进，努力把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的国策是一个好的战略，中国当然要坚持下去了，中国不会背离这条政策的。世界好了中国才能好，怎么才能叫世界好呢?你一天到晚喊打喊杀地去打别人，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那不叫合作。
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了叫“大国者自败胜”，什么叫做“大国者自败胜”?意思说白就是大国都是自己打败自己的，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今天看这个不顺眼你去打别人一顿，明天看不顺眼去骂别人一顿，这就是自败的一种过程。弱者要敢于亮剑，表示自己的不屈不挠，钢铁意志。作为强者，我们叫勇于表示自己的谦和与包容。
合作三个基本条件我们都要做到：第一，平等待人。不能因为自己是大国就觉得你小国有什么呀，你不平等待人合作的基础就没有了。第二，要包容要谦和。你大国你不包容前辈，小国就被你吓跑了，对不对?不能动不动我们多么厉害，我们什么大战略。第三，一定要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基础上，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这也是平等的一个基本内涵。我们这样做，对中国好，但一定也要对你好，要不怎么谈得上合作，合作就是共赢，双方都有利益可图才能合作。
所以我觉得今后中国不管是在东南亚也好，南海也好，任何地区也好，我们都奔这个合作，即便我们有利益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它，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只有这样下去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刚才也提到经贸非常的重要，要做生意，包括今年2022年RCEP实施生效了，我们积极要加入 CPTPP。您觉得这些的经贸协定对于稳定地区局势，加强中国跟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不是对地区局势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觉得首先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有些人是什么逆全球化要“脱钩”等等，那么这是疫情也好，还是别的，我们发现逆全球化是逆不起来的，“脱钩”是脱不掉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经济一体化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生产、产业联合供应链的建造，而我们也知道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不是哪个国家的功劳，不是中国政府采取个什么政策，或者美国政府采取个什么政策，就把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建造起来了的。
产业链和供应链它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它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它第一要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第二它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关系;第三最大限度地激发生产力。它这样一做自然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也就顺势而为。
所以中国要申请加入CPTPP也好，现在中国和东南亚搞RCEP也好，中国做这些协议不仅仅是有助于稳定区域的局势、有助于推向和平，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一种趋势，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孙中山说过，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你看为什么特朗普给美国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包括现在拜登为什么也没什么好的作用，就是它们逆势而为。明明是要一个搞全球化的世界，一个要合作的世界，它们要搞对抗，要搞分裂，要搞“脱钩”。这边大家在一起，美国那边搞个什么民主峰会要拉开，要搞对抗，要分裂，是逆势而为。
所以中国加入这些机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一个稳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国作为一个引领者、一个大国，必须要顺势而为，必须要跟着大潮走。中国自己不但是大潮的获益者，更应该作为大潮的推动者。所以我们要加入这些机制，实际上我们就要起到自己大国的一个担当，这是大国的责任。不但要在大潮当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更要推动这个大潮继续向前走。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您觉得我们的外交，特别是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及处理南海问题上，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的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成功就不要变化。之所以说成功，第一就是本着“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让大家在经济上共同发展。我们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发展了，你们也发展了，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我们现在再缩小一点，周边好，中国才好。
我们不要求别人为我们干什么，美国说你给我干这个你给我干那个，我们只要求你跟我们一起发展，这是要做的。我们以和平的方式、和平的手段、和平的目的去积极促进大家共同发展，这个是要走下去的。
第二，我们在周边国家提倡合作，不提倡对抗。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加入我们跟任何人对抗，我们就要一起合作就好了。这跟美国的做法完全相反，美国人叫别人加入它，搞联盟要对抗中国，我们说不搞对抗，也不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搞对抗。
第三，切切实实做事，比如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签订，它会帮助我们有效地管控领土争端、管控危机。我们也认真地跟其他国家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是我们的发展重点，我们积极地推动经济合作，这样我们也就把自己事做好。至于美国要做什么我们不管。
我们三条做到，第一，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你要敢踩踏红线，我们就要做坚决、有效地反击，实际就是王毅外长讲的“三个底线”;第二，你不能通过任何事情来扰乱我的政治稳定，颠覆我的制度;第三，你不能来阻碍我的经济发展，我要发展的。
只要我们维护自己的三点底线，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骤，按照自己已经行之有效的政策继续推动下去就好。
但在这里有一点，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一定要知道戒骄戒躁，要平等待人，要一个比较谦和的方式跟大家合作，不能向美国学习搞霸权。这样我想应该是成功的。
我们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全世界我认为人类大多数是讲道理的，有理性的，是善良的，他们分得出什么是恶，什么是好。我们就没有必要跟着恶人学恶，我认为那是不好的，像崔天凯大使就是这方面的楷模，用我们的正义来克服你的邪恶，用我们的发展来克服你的逆行，用我们的合作来克服你的对抗。我想终究我们是自己能发展起来，大家能一起发展起来的，我想终究前途还是很可预期的，也很值得预期的。
记者 | 朱恩地
来源时间：2022/2/11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9
作者： 来源：直新闻
虎年新春之际，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新春观察》，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与您共度知识年。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新春观察》第六期，带来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靖的专访。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朱恩地采写。
【直新闻按】
学者黄靖有40年左右的旅外经验，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黄靖先后在哈佛大学、犹他州立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高校与智库任职。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位华裔高级研究员。
2008年，黄靖离开美国前往新加坡，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期间，他发起主持中印“二轨”安全问题对话、中印媒体高层对话、中-日-美三方“二轨”对话、亚洲环境政策对话、中-印-日三国能源政策对话、亚洲-欧盟能源安全对话，还开发了西伯利亚/远东中的多边国际合作等项目，并任中日青年领袖论坛导师。
摄像机关掉以后，黄靖谈起这段旅外的经历，他半开玩笑地说，他20岁左右出国，60岁左右归国，人生中最黄金的40年时间都在外漂泊。事实上，正是这样丰富的旅外经验，让黄靖在观察中美关系、南海局势、以及涉亚太地区等议题有着特殊的视角。
将近一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布局，谈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心态，聊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黄靖老师多次谈到了美国在东南亚区域内的“力不从心”，他认为这代表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但他也提醒，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再发力，它反倒会用“威慑、骚扰、破坏中国形象”这三种方式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试图消耗我们的外交、政治资源和精力。而中国如何做? 黄靖老师说，要有定力，也要做好自己的事。
【以下是采访全文实录上篇，阅读全文需时15分钟左右，但值得一读。明天将继续推出下篇。】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我们有一种感觉，虽然西方有一些炒作，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在推进，甚至还有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出台，但去年一年南海议题并不算“热”，冲突感也不那么明显。您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觉?您如何评估过去一年南海的形势?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是有这么几个原因。 实际上美国对南海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减低。我们看，除了拜登本人以外，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副总统哈里斯都到了东南亚访问，就是到南海周边国家访问，但效果不大。美国去南海，这个是它的抓手。
以前美国的抓手，就是中国跟南海的某个国家有领土争端，美国说尽管我对你这个领土争端不持立场，但是你们领土争端会“危及地方的和平与安定”。美国人“要维护和平安定”，给自己找这样的理由。现在涉及南海争端的国家，尤其是整个东盟组织都明确表示，在中美的竞争当中不“选边站”，美国就拿不到抓手。这里好好的，你来干什么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突然觉得它到南海这搅局的合法性没有了。现在美国走了一趟，不管它的国防部长也好，国务卿也好，副总统哈里斯也好，东南亚的国家对他们都表现出非常的理性和冷淡，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我们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积极搞好和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和越南、菲律宾关系都维持得不错。越南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都公开表示，它们愿意和我们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想通过武力解决，不想引入所谓的域外大国来搅局，也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这样一来，尽管我上面说的美国那些高官都访问了这个国家，但也没有达到他们目的。这就使得整个南海的局势是趋向于和平、稳定和繁荣的。这时候你(美国)再以所谓“自由航行”，什么“维护地区安全”这种要求进来，你就很难看了。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以来都是“双轨政策”。所谓“双轨政策”，我们积极地寻求多边的合作来管控危机。比如说我们积极地介入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同时也推动多边合作来谋求发展，这是第一轨。第二轨就是双边谈判解决问题。就是一些领土争端、争议，我们积极通过双边的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并且我们积极促进发展，我们也不用武力。
相比之下，是美国的军舰一天到晚在这耀武扬威，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而中国反而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平和的、和平的。就使得美国到南海来以后，它觉得好像有点不切实际，实在没有把柄。尽管它也动员了一些所谓的盟友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来，但这些国家来，因为南海是个公共水域。随着整个欧洲地区对亚太的重视，加上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在亚太，它(欧洲)也想来一起搭经济的快车，所以它要表示存在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也没有做什么过激反应。当然一些媒体说什么欧洲盟友跟美国盟友联合起来，在挑衅，我觉得有点过度解读。它们只是来这显示一下存在而已。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南海周边国家对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准安保机制并不是都买账，区域国家的不一致反映的是什么现状?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认为实际反映几个方面的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知道， AUKUS这是美国一种长远的战略谋划，它是想通过谋求制海权来长期制衡中国的发展。因为马汉理论说了(世界著名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谁掌握了海洋，实际就掌握了世界”。它(美国)跟英国结盟就掌控大西洋。因为英国尽管是在衰落也脱欧了，但英国的海军在欧洲还是最强大的，在整个欧洲，美国跟英国合作就掌控大西洋。英国还有余力出动帮它去掌控亚太。澳大利亚本来是一个远在天边，一个孤子，是一个短板，但是它(美国)把核潜艇给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就会充分利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广泛地区藏匿和准备，必要的时候核潜艇就一下子给悄悄地跑到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来牵制中国。这样，本来是个短板就变成强项。因为它有了核潜艇，你打它找不着，对吧?它打你的话，可以悄悄地过来，并且三个国家都是海权国家。美国本身是海权国家，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大国，面临大西洋和太平洋，英国是海权国家不用说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权国家。三个海权国家结合起来，就同时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是美国的一个打算。
但这样做就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你知道核潜艇的核原料是可以做原子弹的、核武器的，它已经踩上了核扩散的擦边球。 你美国反对核扩散，但却让一个没有核的国家掌握了拥有核武器的潜力，这是很糟糕的。
第二，澳大利亚尽管在冒头，但它实际是个小国，它想自己跻身于二流强国，但就只有2000多万人口。这样一来，你知道对澳大利亚在安全问题上感到威胁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东帝汶独立出去了，印度尼西亚到现在都耿耿于怀。 所以澳大利亚有了核潜艇，并且是战略核潜艇以后，相关地区的一些国家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包括越南，甚至菲律宾这样美国的盟友都觉得，战略平衡被打破了。打破以后，跟澳大利亚本来是在相应的一个位置上的国家，突然处于一种战略的劣势，因为澳大利亚有了核潜艇了，有潜在的核武器。一些地区的大国，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是一两亿人口的大国，比澳大利亚大很多，越南也是很大一个大国，它们就感觉到，你跟中国美国全球的“战略平衡”我不管，但我这个区域在亚太、“印太”的区域战略平衡我是要管的。比如说，你澳大利亚一个小国一下子有8艘核潜艇，那么它就觉得这个区域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也好，马来西亚也好，这些国家都表示了一种批评的，至少是怀疑的态度。
第三个原因，美国在这里本来还在搞QUAD，也就是美澳印日四国联盟。但美国突然自己搞了个小联盟，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它就会有想法。
所以这个AUKUS，我认为从美国角度看来，好像是符合美国利益，帮助美国掌控海洋，又是大西洋又是太平洋。但是从美国的盟友圈也好，伙伴圈也好，“印太”和整个地区的平衡来说，都是备受批评。当然更不要说法国这个国家也被惹恼了。
所以整个来说，AUKUS这个事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不光是中国，当然更不要说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了， 包括美国的盟友，日本、印度在内的盟友，都持不欢迎的态度，甚至公开反对。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我们看到《外交政策》网站上一篇文章说，美国在亚洲正同时执行三项政策，分别关注中国、地区盟友伙伴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特别是想笼络东南亚。不过，评论认为拜登眼高手低，反倒让自己陷入三难的困境。您对此怎么看?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整体来说，相对而言美国是处于一个势力下降的地步。当然美国还是第一强国，它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也可能美国会重新再起来，但目前来说它确实相对来说势力在下降。
事实上，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有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要搞战略收缩，从阿富汗撤军，又搞了AUKUS，从陆地撤出来，要控制海洋。但另一方面它的战略意图又像什么都不想放。 本来美国在国家霸权地位下降的时候，它的战略意愿和战略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而美国一方面要收缩，一方面又到处去干涉，这使得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导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力不从心”，就是它想做的和它能做的是两回事情。
刚才你说《外交政策》杂志上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战线越来越长，自己又顾及不到。我们都知道“力不从心”，不管从人来讲、国家来讲，力不从心就是衰老的表现。 美国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它越是力不从心，它越要用力，越用力越暴露它力不从心，就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拜登上台一年多来，我们发现不管是内政外交，他都是声音喊得很响、姿态做得很高。 高姿态、很强硬，但实际真正做到的事情寥寥无几，没有什么真实做到的。
拜登一年到头不管对内、对外，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给出来，比如他搞的QUAD，搞了AUKUS，搞的什么重振联盟。我刚才说到南亚、东南亚走了这一圈，到最后能拿出来的，能够真正有实操性的，可以放到实践里的，真正的具体政策几乎一个都没有，反而进一步暴露出就是像阿富汗撤军那样的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和它的预后能力都很弱，跟它世界霸权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
所以我就说“力不从心”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也进入了一个怪圈，它用力越猛，越发现它做不到。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如果不做一些休整的话，还是什么都想要，一方面手还是伸得很长，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不行要收缩了，这两个成了一个矛盾的怪圈。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您觉得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内美国的霸权在下降，然后东南亚国家它的话语权在上升，它们之间的力量博弈，现在会有一个变化。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实际是这样的， 东南亚国家也是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它就发现美国在三个方面都和它的预期相差很大。
第一个就是做事的能力，以前美国要做什么事，它能做到这些事。但现在做事能力越来越弱。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软实力也在下降，什么叫软实力?就美国以前说我是榜样，大家跟我学习，但现在我们发现不管在阿富汗、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印度，它都“双标”，就是自己说一套做一套，人权也好，所谓的民主也好，都是这样。比如说它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但它一直搞QUAD，而QUAD连一个人权的宣言都拿不出来，因为印度拒绝在新疆、香港议题上跟美国一样。美国的软实力，它的号召力也在下降，大家不信它了，它的威信也在下降。
第三个就是美国它自己整体实力的下降。你说你美国是个大国，但在东南亚也好，南亚也好，日本也好，投资、贸易额都在下降。而相比较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在南亚、巴基斯坦印度的投资，甚至跟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投资和贸易，都远远超过美国。比如说从2001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中国签订了跟东南亚的“10+1”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增长了大概11倍，美国可能连1.8倍都不到。现在这个区域内所有的国家，包括在美国的盟国，像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都是它们的第一贸易大国，美国可能只能排第二甚至第三。
这样一来美国在这个地方形势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情形，它一方面要强调安全利益，说“中国是威胁”，而另一方面它自己的经济贸易跟中国有很大的差距。
那些国家都在看，你的整体实力在下降，你的公信力，你的软实力在下降，而你对这个地区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小，我凭什么要跟着你走?我跟你走是吃亏不讨好的事，没有任何利益，大家都要算账。
比如说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里最铁的，但是日本跟中国的贸易额去年是3800亿美元，跟美国的才大概不到2400亿左右，少了很多。韩国就更不用说，差距更大，其他国家都很大。这样一来，美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它的号召力也好，它的公信力也好，它做事能力也好，它投入也好，都远远比中国差，这就是它的现状。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日本搞的CPTPP、中国主持的RCEP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力都没有美国的份。你这么一个大国，你要到干预这个地区上的事务，但经济上没有什么作为，所以RCEP它肯定不能进，CPTPP美国又放不下架子。日本说你可以进来，我邀请你，美国放不下这个架子，因为它觉得你小老弟怎么来指挥老大哥，美国就公开说我不加入。它自己要搞个“印太”的经济结构，也是光打雷不下雨。
这样一来就使得美国在这个地区，越来越暴露出它那种“力不从心”的现状。你既然是“力不从心”的，其他人当然就不愿意为了你奔走，因为大家在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处，只能是赔本的事。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朱恩地：您刚刚说美国越用力却越想用力，那您觉得美国未来的发力点会在哪?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 黄靖：我觉得美国它主要的目标是中国，因为它认为“中国是它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竞争者”。
它要针对中国，它的一个战略，除了要重振联盟以外，在这个地区上面有两个抓手对中国使力。一个是“印太战略”，搞AUKUS也好，搞QUAD也好，都是想通过从日本一直到印度这个大的扇面对中国施加压力。
还有两个抓手就是台海和南海，这是两个抓手，因为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用这两个抓手不断向中国施压，阻碍或者迟缓中国的发展，在和中国的博弈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台海这个事情，美国也很难，因为什么?毕竟台湾离大陆太近，台湾已经不是一个“打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现在是个“开不走的航空母舰”，大陆的火力范围完全可以全覆盖台湾，火箭炮就覆盖了。所以美国知道在台海打仗的，它得不到便宜。美国在南海也越来越尴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两个抓手，它会发现越来越抓不上，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不会放弃的。 所以我认为今后美国在这两个地区还会搞事，还会进一步想要做些事情。但我认为它做事能力会越来越弱。它会表现出很强的姿态，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又是比如说美国马上要到日本开“四国会议”，对不对?最近又跟日本搞了个“2+2”的会谈，1月21日又跟日本搞了个线上会议。你会发现它动作很多，但是现象还是老现象。
现象有两面， 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跟着美国跑，越来越不愿意“选边站”;另一方面你会发现美国真正能做成的事越来越少，就是雷声大雨有点小，这将是一个常态。但是我们知道今年美国有一个国会中期大选，现在普遍的预测是国会中期大选拜登将失去在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就是民主党要败，这样的共和党又拿回了多数权。那样的话，拜登就更加难办了，因为他不管干什么国会都会反对，它会成一个分裂的政府，这样拜登就会提前进入“跛脚”状态。这更进一步限制拜登做事的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他对中国更强硬。因为他不对中国强硬，国内根本就运作不了。我们观察到以后可能会发生的现象就是，他会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但是能做到的事越来越少。
不过，美国在南海也好，在台海也好， 两个大国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几乎没有。这不仅仅是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还因为中国在自己家门口打仗，是有很大的信心的，美国的信心则越来越不足。这样美国就无非用三种手段来对付中国，一个就是威慑你，拿军事压力威慑，而随着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威慑的效果越来越弱。
第二个就是骚扰你，什么叫骚扰?就是对台湾今天派驾军机“访问”，明天派个议员;在东南亚今天派个副总统到越南访问，明天来个军舰。就骚扰你，让你不舒服。
第三个就是努力提高你的代价，坏你的名声。什么叫提高你的代价?就是比如，台湾问题也好，南海问题也好，它搞一堆国际上所谓的盟友跟它在一起，说你今天又“侵略”了，明天又“威胁”这个了，你的“人权”也不好，这样使得你要做自己事情的代价无形中提高了。比如说最近的立陶宛，你就要花费很多资源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花费资源的代价就提高了。
但是我想中国都是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我 总的看法就是：美国骚扰不断，各种小动作不断，但是难以扭转根本的大趋势，更不能阻碍中国发展。
而我们知道时和势都在中国这一边，所以这一点中国倒是有定力。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如果美国一跳我们又跟着跳，就被美国带节奏，我们要有自己的节奏，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要今天美国说东边起火了，我们就跑到东边去救火;美国说西边放水了，我们跑到西边堵水;疲于奔命反而不必要地消耗了自己的资源，所以大国要大国的定力。
你像最近中国在处理德国新政府的问题上，就是完全没有跟着美国人转，我们就把德国新政府——本来说起来是个比较反华的德国新政府，现在处理得非常好。前不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跟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有个会谈，他谈得很理性。我觉得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来做自己的事情。
记者 | 朱恩地
来源时间：2022/2/10 发布时间：2022/2/6
旧文章ID：27098
作者：许振华 袁明晰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月8日，星巴克解雇了7名员工。这些员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星巴克门店中尝试组织工会。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9日报道，星巴克方面表示，这些员工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一些规则而被解雇的，其中包括在下班后仍然使用店铺。然而，相关工会组织者表示，星巴克此举是在“复仇”，以打压他们组建工会的努力。
星巴克发言人雷吉·博尔格斯(Reggie Borges)否认了上述有关“复仇”的言论，指出公司没有阻止参加工会活动的员工发表意见。他表示，今年1月，一些员工曾在星巴克咖啡店里举行关于组建工会的视频会议。星巴克展开内部调查后认为，这些员工知道，他们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在下班后继续使用店铺的。博尔格斯并没有说明有多少员工因为违反规定而遭到解雇，但是表示解雇员工一事确实存在。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倾向于通过工会形式保障自己在企业内的权益。自今年1月中旬以来，美国星巴克员工组建工会的意愿也逐渐升温。
推动星巴克工人组建工会的组织——星巴克工人联合会(Starbucks Workers United)表示，它计划就孟菲斯市门店的七起解雇事件向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提出指控。NLRB是负责执行美国劳动法的机构。
星巴克工人联合会指控称，星巴克有选择性地执行了公司政策，并把其当作“托词”去解雇工会领袖。该联合会表示，被解雇的七人中很多人的工作记录都无可挑剔。
“这完全让人感觉是反对和破坏工会的伎俩，因为这些本是不会被明文列出的违规行为。”星巴克前咖啡师拉科塔·麦格劳恩(LaKota McGlawn)说道。
麦格劳恩是当地组织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从2020年12月起就在星巴克工作，于2021年晋升为轮班主管，获时薪15.25元(约合人民币97元)。
她说，自己从未接受过有关上述规则的培训。在接受视频面试后，她只和主管见过一面。近日的解雇事件让她倍感意外。“这绝对是我今天最预料不到的事情。”她告诉BBC，“我们一定会坚决反抗。”
BBC刊文指出，星巴克一直反对员工加入工会，称这将降低公司对员工关切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另据英国《卫报》报道，星巴克习惯称呼员工们为“合作伙伴”。该公司认为公司应该和员工保持直接沟通，而非通过工会。
去年，NLRB认为星巴克对两名参与组织费城工会的咖啡师进行了非法报复。星巴克已对此提出上诉。
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早前报道，去年12月9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家星巴克门店投票通过了组建工会的计划，这也是星巴克公司成立50年来在美国的第一家工会。BBC报道指出，在这之后，数十家星巴克连锁店也提交了投票加入工会的申请。
倘若加入工会，员工将可通过集体的形式与公司协商薪水和工作条件。举例而言，纽约州布法罗市支持成立工会的星巴克员工认为，即使在疫情前，一些星巴克门店就存在人手不足、设备故障等问题，他们希望星巴克多投入一些资金在员工薪酬和店铺运营上，但是与巨头相比他们力量太弱，因此只有成立工会才可让星巴克听到他们的诉求。aa
来源时间：2022/2/10 发布时间：2022/2/9
旧文章ID：27097
作者：南博一 林宇轩 来源：澎湃新闻
加拿大卡车司机反疫苗强制令的抗议活动已持续半月，示威者一度阻断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最大贸易通道。近日，由美国卡车司机组成的数支车队宣布将于下个月初发起全国性抗议，此举得到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右翼政客的支持。
酝酿全国性抗议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2月9日报道，美国卡车司机运动团体“人民车队”(People’s Convoy)的组织者宣布，该车队将于当地时间3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奥市集结，并前往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此外，另有几支车队也表示将于3月初从加州出发。报道称，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手段将和加拿大的车队一样，用以卡车为主的车辆堵塞主要城市。
该运动最初在社交平台上酝酿，参与者对疫情以来的各项限制政策表达不满。加密聊天软件Telegram用户抱怨拜登政府“越界”的同时分享加拿大卡车司机车队的视频和帖子，呼吁加强对美国类似行动的组织和后勤支持。
2月7日，美国车队领导人之一布莱恩·布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等不及了，加利福尼亚见”，并宣布将举行发布会。据报道，车队抗议的目标是抵制疫苗和口罩授权令，与右翼政治团体的要求一致。
获右翼政治团体支持
Politico分析指出，虽然车队抗议活动宣称是“无党派”的，但许多参与者都与共和党或“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有一定联系。
2月4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集团网站发表声明称“我们张开双臂欢迎自由车队”，并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斥为“疯子”。
此前，“人民车队”的组织者表示正与“自由斗士国家”(Freedom Fighter Nation)和“恢复自由”(Restore Liberty)两个团体合作。而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一段视频显示，“自由斗士国家”创始人邓达斯曾在“国会山骚乱”前夕发表讲话，呼吁特朗普的支持者杀死那些“帮助外国政府破坏2020年总统大选的人”。
车队抗议还引起了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内的更多极端团体的关注。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已成为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同类运动的效仿对象。
Politico消息称，来自欧盟各国的类似抗议团体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月14日抵达布鲁塞尔，举行反对口罩和疫苗授权的集会。
抗议活动影响当地经济
据路透社9日报道，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天表示，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已经阻碍美加边境口岸。7日晚因抗议堵塞的大使桥连接着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是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和农产品的重要运输路线。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莱姆则呼吁迅速解决问题。他警告说，在全球供应链紧张的背景下，长时间的口岸封锁将会加剧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来源时间：2022/2/10 发布时间：2022/2/10
旧文章ID：27096
作者：王冲 来源：凤凰网-风向
文/王冲，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核心提要：
1.伯恩斯认为，中美关系正经历迅捷而剧烈的变化，为对中国在经济、军事领域的咄咄逼人做出反应，美对华从过去四十年的接触政策转变为近几年的正面竞争。他认为，中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今后中美两国竞争集中在经贸(贸易战、一带一路)、印太地区战略军事能力(蓝海海军、弹道导弹系统、空军)、数字时代的军事技术(让亚欧盟友对华为进行所谓的“抵制”等)和理念制度这四个关键领域。
2.鉴于其苏联专家背景和民主党意识形态，伯恩斯对华并不友善，但职业外交官出身的他并非主战鹰派。他认为，中美要维持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在印太军事方面要与中国高度竞争，但在气候变化、打击盗版、禁毒、疫情等方面要向中国寻求合作。美国要支持香港“示威者”，同时通过日韩澳盟友、拉拢印度以制衡中国。
3.中国该如何与伯恩斯打交道?要从他个人特质出发，他是通晓历史的学者型外交官，而且具有鲜明的民主党意识形态;而且他人脉广泛，与赖斯、希拉里、布林肯均十分熟悉，也深得拜登信任。而分析其2012-2021年的推特言论，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事务、媒体评论、宣扬民主理念等方面，与中国的交集不多，但提名后他曾发表多项言论批评中国。总的来说，在当前中美关系有结构性矛盾下，驻华大使更多从事事务性工作，作用相比之前更为有限。
北京时间12月17日，美国参议院批准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是苏联问题专家，为美国国务院服务多年后进入学界。外界熟知他对中东事务、美俄关系的观点，他的对华观点却鲜有提及。知己知彼，通过研究伯恩斯的个人经历、文章、社交媒体言论，可大致勾勒出伯恩斯本人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
1、从职业外交官到哈佛教授
尼古拉斯·伯恩斯1956年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中学就读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17岁参加美国实地服务项目赴卢森堡短暂留学，本科就读于波士顿学院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专业为欧洲史。后获得巴黎大学学士学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学院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美国外交和非洲问题。他学习过法语、阿拉伯语、希腊语。
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之前，伯恩斯曾在A.T.国际担任职员，这是一个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非营利组织。
伯恩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开始外交生涯。1983年至1985年，他在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使馆实习，后担任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副领事，并于1985年至1987年担任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政治官员，协调美国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援助。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伯恩斯在总统乔治·布什的领导下，担任苏联(然后是俄罗斯)事务主任。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所有美苏首脑会议和许多其他国际会议，并专门讨论经济援助问题、美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以及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
1990年到1995年，伯恩斯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他曾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还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高级总监。他在白宫的主要职责，是为总统就美国与前苏联十五个国家的关系的所有方面提供建议。
1995年到1997年，伯恩斯担任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并兼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公共事务助理秘书。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每天举行有关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新闻发布会，陪同两位国务卿进行所有国外访问，并协调了美国国务院所有的公共宣传计划。
1997年到2001年，伯恩斯是美国驻希腊大使。在担任大使期间，美国扩大了与希腊的军事和执法合作，加强了在巴尔干半岛的伙伴关系，增加了贸易和投资，促进了人文交流。
伯恩斯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曾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国常驻代表。作为北约大使，在该联盟致力于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新任务之际，他领导了由美国国防部联合组成的北约特派团，并接纳了七名新成员。
2008年1月18日，伯恩斯宣布退休，理由是关注家庭问题，并寻求政府以外的其他机会。当时，美国官方的一份声明指出，伯恩斯将继续以顾问身份担任美国特使，以最终完成《美国-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
从美国国务院离职后，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校教授外交、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伯恩斯也担任阿斯彭战略小组(Aspen Strategy Group)的主任，该小组是外交政策专家论坛，在美国外交界有较大影响力。
伯恩斯还为科恩集团工作，这是一家武器制造商的咨询和游说组织。同时，伯恩斯为高盛、美国银行、道富银行、花旗银行、霍尼韦尔以及许多其他公司、大学和协会的员工进行咨询并作演讲。
2、伯恩斯的对华认知和理念
2019年，伯恩斯作为阿斯彭战略小组主任，召集美国外交官、学者对中美关系做了专项的内部研究报告，并为这份报告做序。 从这份序言，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斯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1_51/34AE2C54373BDDF0DDD507EFE1B0E7FB7BC9FC27_size80_w553_h349.png")
▎ 中美关系专项内部研究报告 图源：哈佛大学
伯恩斯认为，中美是两个大国，两国关系正在经历迅捷而剧烈的变化。在过去四十年，美国对华奉行全面接触政策，只是在有必要时进行竞争。但过去几年，美国两党都改变了态度，从接触战略转变为正面竞争。伯恩斯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日益咄咄逼人，美国不得不有所反应。
尽管伯恩斯个人不喜欢特朗普，但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变他予以支持(但伯恩斯批评特朗普政府退出TPP是个战略错误—编者注)。伯恩斯表示，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已经超越恐怖主义，构成更大威胁，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获得了两党的支持。他认为，今后中美两国的竞争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
第一，经贸领域。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既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在印太地区及世界范围内为追求经济优势而竞争。中美两国于2017年开启的贸易战让投资者神经紧张，让全球市场震荡。他辩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主要是因为美国商界对中国的不公平和非法竞争日益不满，对中国不遵守知识产权表示愤怒。
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野心勃勃，在包括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在内的世界诸多地区产生了影响力，美国未来也要与之展开竞争。美国的优势在于资本市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力量以及纳米科技、生物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印太地区战略军事能力。
二战后，美国在印太地区一度享有无可匹敌的优势，然而，未来几十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有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致力于发展蓝海海军、弹道导弹系统以及强大的空军，目标是和美国的海空军展开较量。为了遏制中国军方，美国的做法是开发新一代武器系统，包括空天技术、无人机、水下项目等。伯恩斯还声称，中国在南海修建人工岛屿和声索主权的行为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在美国，有人主张在印太地区美国应该继续保持统治力，但也有人认为鉴于中国军力的发展美国无法做到持续保持优势。后者认为，美国应该转向威慑，致力于保护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为此，美国必须在先进武器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中美两国军队在南海、东海近距离接触已经成为常态，为了在印太地区保持和平，关键在于强化两国政府间的危机管理机制，以便减少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如设立热线，建立国防高层对话机制。
第三，数字时代中美的军事技术竞争。
阿斯彭战略小组曾就技术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论是这可能是决定未来中美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两国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的基础上开发新一代武器技术。如果某一方胜出并获取技术优势，对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平衡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限制对中国公司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是重要举措，但有人提出和中国全面脱钩，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商界人士，大都予以反对。
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亚洲和欧洲盟友一道来对华为进行所谓的“抵制”。 另外，对于硅谷而言也存在巨大风险，在数字时代，硅谷必须和美国政府合作才能在和中国的新一代军事技术竞争中获胜。为此，美国要扩大在科研领域的投资力度。
第四，中美理念之争。
伯恩斯声称，中国把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结合，并向全世界推广这一模式，而美国的理念在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因此中美竞争在于制度之争，体制之争， 这和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苏之间的竞争如出一辙。对于香港、新疆、大陆的互联网政策以及其他“限制人权”的行为，美方都应该做出反应，以便限制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为此，美国应该启动长期的、复杂的公共外交策略来和中国人民接触，并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的理念进行竞争。
3、伯恩斯不是主战派
鉴于伯恩斯的苏联专家背景和民主党意识形态，他对华并不友善，但职业外交官出身的伯恩斯，也并非主战的鹰派，对中国的看法，他存在疑虑。
首先，中国能给美国带来多大威胁?这是伯恩斯不确定的第一个问题。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在印太地区实力增强，美国应该有所反应，把中国的扩张予以推回，予以遏制;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受益，不必把中国当做敌人。
其次，美国对华的竞争与合作如何保持平衡?这是伯恩斯不确定的第二个问题。伯恩斯认为，一方面，美国需要在贸易和印太地区军事方面和中国高度竞争;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打击盗版、禁毒、疫情等方面也需要合作。
对于中美关系，伯恩斯的观点是，必须竞争时和中国竞争，有必要合作时进行合作。他提出，美国需要谨记，不要夸大中国的力量，也不要低估中国的弱点。 伯恩斯如此表述，是基于他对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理解。他认为，当下中国对美国有大战略，而美国对中国只有态度，没有战略，美国需要像20世纪60年代一样，形成从白宫到各部委的整体对华战略。
伯恩斯认为，美国必须和中国人民接触，应该支持香港“示威者”。军事领域，美国不仅享有巨大优势，还有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盟友，诸如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这样的安全伙伴。近年，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也逐渐接近，可以制衡中国。与之相比，中国则缺乏强有力的盟友体系。
伯恩斯认为，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信心。只要美国保持国家自信，就可以成功应对中国的挑战，保持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他表示，世界上有两种体系。一种是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来恐吓其他国家，另一种是凭借经济技术、民主法治、移民、大学和开放社会赢得支持。后者也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优势，外交就是要把这种实力加以妥善利用。只要美国人民保持信心，就能在未来几十年与中国的竞争中不仅维持和平，还可以成功应对挑战。
4、该如何和伯恩斯打交道?
从伯恩斯的履历和文章，可获知他的三个特点。
第一，学者型外交官，对外交事务熟悉，对于历史也有充分的认知，对冷战、苏联尤其了解;第二，具有鲜明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从美国的外交传统看，共和党人更注重实际利益，民主党人更注重价值观，伯恩斯具有鲜明的民主党特质;第三，人脉广泛，和赖斯、希拉里、布林肯均十分熟悉，也深得拜登信任。伯恩斯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拜登2020年总统大选的外交政策顾问，还是希拉里2016年总统大选的非正式顾问。
从伯恩斯多年的言论看，他一方面擅长冲突解决、政策制定，是外交的坚决拥护者，坚信美国应该通过外交和大战略处理国际事务;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憎恶”。
在伊朗问题上，他主张美国“应该为与伊朗谈判付出巨大努力”，伯恩斯曾经支持伊拉克战争，但后来他称其为“相当严重的失误”。
伯恩斯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举报人爱德华·斯诺登是叛徒：“他去过中国和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斯诺登。”
我们研究了伯恩斯2012年12月1日到2021年8月的推特发言和转发，发现他的言论集中在三个领域：
第一，中东和东欧事务。比如说，对于柏林墙倒塌周年纪念、俄罗斯反对派下毒等事件，他极为关注，他还积极和中东各国的各国大使、前大使互动。
第二，他为媒体撰写评论，为电视台做特约主持，内容涉及中国并不多，但被提名为大使后，在个人社交媒体发表或转发了有关台湾的评论。他声称，中国大陆关于台湾的单方面行为是高度危险的;他还说，“战狼外交”在中国国内可能有效，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用。
第三，他善于抓住机会宣扬民主理念。作为波士顿凯尔特人的球迷，他曾经和凯尔特人的土耳其球员坎特合影，发推特时，他还特意赞扬坎特反对埃尔多安独裁统治的勇气。
对于来华担任大使，他认为“这是困难而复杂的挑战”，对于中方而言，也面临如何与之打交道的问题，当然，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有结构性矛盾，驻华大使在其中，更多是事务性工作，作用和以前相比，更加有限。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1/12/17
旧文章ID：27095
作者：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卢肯·威（Lucan Way）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本文《美国即将到来的不稳定时代：为什么宪法危机和政治暴力可能很快成为常态》(America’s Coming Age of Instability, Why Constitut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ould Soon Be the Norm)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ris)2022年二三月刊，作者是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卢肯·威(Lucan Way)。两位作者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的专制行为以及共和党逐渐激化后的所作所为，严重威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通过对比其他民主倒退的国家，作者认为美国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独立媒体、私营企业和公民团体等阻碍其走向专制的因素。由此，美国将不会进入专制统治，而是进入政权不稳定时期：在功能失调的民主统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统治之间来回切换，宪法危机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当乔·拜登在一年前宣誓就任总统时，许多美国人松了一口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试图窃取那次选举结果，但以失败告终。他在2021年1月6日煽动暴乱，动摇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核心，但最终民主还是保留了下来。
然而，拜登就任总统的一年来，美国民主所面临的威胁并未消退。在特朗普就任总统期间，美国的民主制度尽管侥幸保留，也已遭到严重削弱。此外，共和党已经激进成了一股极端主义的、反民主的力量，危及美国的宪法秩序。美国没有像一些分析家所警告的那样走向俄罗斯或匈牙利式的专制统治，而是走向了另一种情况：进入持久的政权不稳定时期，宪法危机一再出现、政治暴力不断升级，甚至可能进入威权统治。
民主制度侥幸保留
2017年，我们在《外交事务》上警告说，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怀疑者认为我们对美国民主命运的担忧是危言耸听。毕竟，美国的宪法制度已经稳定运行了150年。还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民主会持续下去。一些民主政权远没有美国富裕，民主历史也没有美国悠久，但这些民主政权也没有垮台。
但事实证明，特朗普正如宣传的那样专制。他拿着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的剧本，出于个人、党派、甚至专制的目的，努力腐蚀并颠覆主要的国家机构。执法、情报、外交、国防、国安、选举，甚至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公职人员都被迫用政府机器来打压总统的竞争对手。
但特朗普所做的不仅仅是将国家机构政治化，他还试图窃取选举结果。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接受失败的总统，他在2020年末和2021年初对司法部官员、州长、州议员、州和地方的选举官员施压，最后还对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施压，要求他们非法推翻选举结果。当这些努力失败后，他煽动了一群他的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游行，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的胜利。这场为期两个月的通过非法手段继续掌权的运动应该被称为“政变未遂”。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共和党未能约束特朗普。我们预测，在政治极端分化的背景下，国会共和党人“不太可能追随他们的前辈约束尼克松的脚步”。弹劾制度是对总统滥用权力最有力的制衡，而党派忠诚和对特朗普支持者们的畏惧超过了国会共和党人对宪法的承诺，破坏了弹劾的有效性。特朗普的权力滥用行为比尼克松多了几个数量级。但在他政变失败后，众议院211名共和党人中只有10人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参议院50名共和党人中也只有7人投票支持给他定罪。
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特朗普的破坏下保留下来，但也只是勉强保留。特朗普的专制行为效果有限，部分原因在于拒绝配合他滥用权力行为的公职人员，如佐治亚州秘书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Brad Raffensperger)，或者是拒绝对他的行为保持沉默的官员，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亚历山大·温德曼(Alexander Vindman)。许多法官也阻止他推翻选举，其中一些法官甚至是特朗普本人任命的。
突发事件也为打败特朗普起到了作用。COVID-19疫情是他的“卡特里娜时刻”。正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果的不当处理削减了他的支持率一样，特朗普对这场疫情的灾难性应对可能是阻止他连任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如此，特朗普还是差点就赢了。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稍有变动，他就会再次当选，严重危及民主。
尽管美国民主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得以保留，但也受到了严重伤害。由于特朗普严重滥用权力，企图窃取2020年大选并阻止和平过渡，加上州一级政府不断提出限制投票权的措施，自2016年以来，美国在全球民主指数中的评级大幅下降。如今，美国在自由之家全球自由指数上的得分与巴拿马和罗马尼亚相当，已经低于阿根廷、立陶宛和蒙古了。
民主威胁日益增加
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但美国民主受到的威胁并没有结束。共和党已经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反民主的政党，比起欧洲和加拿大的传统中右翼政党，它更像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这种转变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领袖把奥巴马和民主党人视为关乎共和党存亡的威胁，他们一反克制的常态，代之以“宪法强硬”(constitutional hardball)——用法律的文字来颠覆法律的精神。共和党人推行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行使投票权的州一级措施。最离谱的是，他们拒绝让奥巴马填补2016年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后最高法院的空缺。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加速激化，以至于该党放弃了对民主原则的承诺。拥护民主的政党至少要做到两件事：接受失败和拒绝暴力。从2020年11月开始，共和党两件事都没有做。大部分共和党领袖不愿干脆地承认拜登的胜利，他们要么公开接受特朗普的“大谎言”，要么表示沉默。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共和党议员支持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其中的139人在1月6日暴乱当晚投票反对认证选举结果。共和党领袖也对拒绝暴力态度暧昧。不只是特朗普支持极端主义民兵组织并煽动1月6日的暴乱，国会共和党人后来也阻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暴乱。
虽然特朗普催化了美国的威权主义转向，但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是由来自底层的强大压力推动的。该党的核心支持者是白人和基督徒，他们生活在郊区、小镇和农村地区。白人基督徒不仅在选民中所占比例一再下降，而且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因社会日益多元化以及种族平等取得进展被不断削弱。根据2018年的一项调查，近六成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像个陌生人。”许多共和党选民认为，他们童年记忆中的国家正在离他们远去。这种感觉上的相对地位丧失产生了激进的影响：2021年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56%的共和党人同意“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可能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阻止这件事情。”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自特朗普离开白宫以来，共和党转向威权主义的步伐加快了。该党从上到下都接受了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谎言，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共和党的支持者都相信这是真的。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那些公开驳斥这一谎言或支持对1月6日暴乱进行独立调查的共和党政客们已经将他们的政治生涯置于危险之中。
新近转型的共和党对州一级的民主制度发起了一场猛攻，增加了未来窃取选举的可能性。在特朗普的“停止窃取”(stop the steal)运动之后，他的支持者发起了一场运动，要用更愿意推翻民主党胜利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来取代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的州和地方选举官员——上至州政府的秘书长，下至社区选区的官员。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州立法机构也采取了限制投票权的措施，并授权全州官员干预地方选举进程——清理地方选民名单，允许粗鲁的投票观察员恐吓选民，移走或减少投票站的数量，并有可能丢掉选票或篡改选举结果。如今，多个关键州的共和党立法机构可能会根据对1877年《选举人票计算条例》(Electoral Count Act)的任意解释，利用未经证实的欺诈声明，宣布本州选举失效，并向选举人团递交递补的共和党选民名单，这样就违背了普选结果。这种宪法强硬可能导致选举被窃取。
美国的商业团体历来是共和党的核心选民，但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抵制共和党的威权主义转向。尽管美国商会最初承诺反对那些否认2020年选举合法性的共和党人，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据《纽约时报》报道，商会现在正与波音、辉瑞、通用汽车、福特汽车、AT&T和联合包裹服务等大公司一起，资助那些投票支持推翻选举结果的立法者。
美国民主受到的威胁日益增加。如果特朗普或者与其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人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不管是否存在欺诈)，新政府几乎肯定会将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政治化，并用政府机器来打压其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党内领导层中拥护民主的政治家之后，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可以轻易地跨越底线，进入我们所说的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在这种制度中也存在竞争性选举，但执政者滥用国家权力，使竞争环境不利于其对手。
阻止走向专制统治的障碍
尽管美国民主崩溃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进入稳定专制统治的可能性仍然很小。美国转向稳定的威权主义有几个障碍，这些障碍在其他民主倒退国家中是找不到的。想在美国巩固专制统治将面临几个艰巨的障碍。第一个是强大的反对党。与匈牙利、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其他民主倒退国家不同，美国的民主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对党。它组织严密、资金充裕，在选举中也很可能获胜(过去八次总统选举中有七次赢得了普选)。此外，由于严重的党派分歧以及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吸引力相对有限，共和党的专制统治者得不到像前述国家的统治者那样可以维持其当选的公众支持水平。相反，共和党的专制统治者将面临其他民主倒退国家所没有的社会竞争。正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说，共和党人可能会试图操纵或推翻2024年势均力敌的选举，但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暴力的——抗议活动。
威权主义的共和党政府还将面临更加强大、独立的媒体、私营企业和公民团体。即使是最坚定的美国专制统治者也无法控制主要的报纸和电视网络，并有效地限制独立的信息来源。
最后，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专制统治者将面临制度上的约束。尽管美国的司法机构越来越政治化，但它仍然比其他新兴威权国家的司法机构更加独立和强大。此外，美国的联邦制和高度分权的选举制度为对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提供了一道保障。权力分散给红色州和一些紫色州的选举舞弊创造了机会，但这使得破坏蓝色州的民主进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即使共和党人设法窃取了2024年的选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垄断权力的能力也可能十分有限。美国也许不再是民主的安全之地，但它也不会是专制的宜居之所。
不稳定的未来
与其说专制，不如说美国似乎正在走向难以摆脱的政权不稳定。后者的特点是频繁发生宪法危机，包括有争议的或被窃取的选举，以及总统与国会(如弹劾和行政命令绕过国会)、与司法机构(如清洗或改组法院)和与州政府(如围绕投票权和选举制度的激烈斗争)之间的严重冲突。美国可能会在功能失调的民主统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统治之间来回切换。在竞争性威权主义统治时期，执政者将滥用国家权力，容忍或鼓励暴力极端主义，并使选举环境不利于其竞争对手。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可能不会变得像俄罗斯，而像它的邻国乌克兰。乌克兰几十年来一直在民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摇摆，这取决于哪一方势力控制了行政机关。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总统选举将不仅仅是在几套相互竞争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国家走向民主还是走向威权的问题上做出更根本的选择。
最后，美国政治可能会出现政治暴力升级的特点。极端的两极分化和激烈的党派竞争通常会引发暴力。事实上，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已经经历了极右翼暴力的激增。尽管美国可能不会爆发第二次内战，但它很可能会出现更多暗杀、爆炸和其他恐怖袭击、武装起义、暴徒袭击和街头暴力对抗——这些事件往往被政客所容忍，甚至煽动。这样的暴力事件可能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初困扰西班牙、(北爱)问题时期困扰北爱尔兰，或重建时期及之后困扰美国南方的暴力事件。
美国的民主仍然岌岌可危。尽管美国可能不会走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或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的老路，但威权和民主力量之间持续的巨大冲突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带来政权不稳定以及暴力。
文章来源：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America’s Coming Age of Instability, Why Constitut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ould Soon Be the Norm,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March 2022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2-01-20/americas-coming-age-instability
译者介绍：
刘罡昊，北京大学法学院21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4
作者： 来源：同济战略派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810_6312.jpg")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主要议程在国会中仍然处于困境，加之新冠疫情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他在美国公众和政治团体中的支持率正在继续下降。当前，只有41%的美国成年人对拜登的工作方式表示赞同，同2021年9月的44%相比略有下降。
同样的，拜登在民主党中的地位也在进一步下滑。有76%的民主党人对拜登的表现表示赞同，相比2021年9月下降了7个百分点。民主党人和民主党倾向者在支持率上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有56%的民主党倾向者赞同拜登的工作表现，相比去年9月的数据变化不大。
在共和党人中，过去几个月关于拜登的工作评级没有太多变化。仅有6%的共和党人和10%的共和党倾向者对拜登给予了正面评价。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823_0916.jpg")
当前，有41%的美国成年人赞同拜登的工作表现，其中21%表示非常赞同。而在2021年9月，这一数据分别是44%和27%。
自2021年9月以来，大多数人口统计群体对拜登的工作支持度都有所下降。同样的，表示支持拜登担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和民主党倾向者的比例也下降了7个百分点。自由派民主党人(当前支持度为72%，去年9月为80%)以及保守派与温和派民主党人(当前支持度为65%，去年9月为71%)对拜登表现的支持均有所下滑。
大多数共和党人与共和党倾向者仍然不赞成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有91%的共和党人不赞同拜登的执政表现，而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则表示强烈反对。共和党人对拜登表现的看法与去年9月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当前，60%的黑人成年人支持拜登的工作表现，低于去年9月的67%。相应的，赞同拜登工作表现的白人成年人也由37%下降到33%，有六成的白人不赞同拜登的工作表现。自2021年9月以来，赞同拜登工作表现的西班牙裔(52%)和亚裔(55%)美国人的比例也基本没有变化。
与30岁及以上的人相比，18-29岁的成年人更不可能支持拜登的工作表现。而在5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中，只有相对较少的人表示强烈支持拜登(18-29岁的人中仅有14%，30-49岁的人中仅有18%)。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26%)对拜登表示强烈赞同。
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成年人对拜登的表现给予了最有利的评价，有54%的人表示赞同。相比之下，拥有学士学位但没有研究生经验的人对拜登的支持度是42%，读过大学但没有获得学位的人为38%，而没有任何大学经历的人则只有37%。
自去年以来，美国人对拜登处理国家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信心也在大幅下降。当前，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拜登处理调查中所提及的八个问题具有信心，其中包括之前拜登具有优势的两个领域——新冠疫情和国内经济。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842_5961.jpg")
略微超过四成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非常有或有一定的信心(44%)，认为拜登对经济政策做出正确决定(44%)以及能够处理国际危机(43%)。
美国人对拜登处理执法和刑事司法、与国会有效合作、对移民政策做出明智决定以及应对中国等方面表达了更多的信心。
在拜登担任总统初期，相较于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能力，美国民众对拜登团结国家的能力更加缺乏信心，而当前的情况仍然如此：30%的美国人相信拜登会让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有69%的美国人对拜登实现这个目标几乎或完全没有信心。
过去一年，美国人对拜登在多个问题上的信心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处理新冠疫情问题方面的下降尤为明显。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853_0194.jpg")
2021年3月，相较于其它问题，美国公众对拜登处理新冠疫情的能力更有信心——有65%的人表示非常有或有一定的信心。当前，仅有44%的人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从而使得对其处理新冠疫情的能力与经济等其它问题的支持度大致相同。
同样的，对拜登处理经济政策、移民政策、刑事司法问题和对华政策表示信心的美国民众也呈现出类似的跌幅，即便大多数民主党人仍然对拜登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抱有信心。
美国两党成员对拜登处理问题的信心都有所削弱，但在民主党人当中尤为明显。有69%的民主党人和民主党倾向者表示，他们非常相信拜登能够应对新冠疫情——这一数据明显低于去年9月的81%，更是比去年3月的92%低了23个百分点。
一如既往地，共和党人对拜登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几乎没有信心，所以整体变化不大。尽管如此，但2021年3月仍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与共和党倾向者表达了对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信心。当前，只有当时一半的人(14%)还抱持同样的态度。
在拜登入主白宫一年后，43%的美国人认为他将成为一名不成功的总统。另有37%的人认为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而仅有两成的人认为拜登可以取得成功。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914_3576.jpg")
美国民众的观点同2018年1月针对特朗普所进行的电话调查结果大致相当——在该调查中，41%的美国人表示特朗普不会成功，34%的人认为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而仅有23%的人认为他可以成功。
与拜登上任前不久的26%相比，认为拜登将会失败的比例增加到了43%。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持相关态度的共和党人与共和党倾向者的比例增加了28个百分点(2021年1月为53%，而当前这一比例达到了81%)。
与2021年1月的51%相比，当前仅有34%的民主党人和民主党倾向者认为拜登会取得成功。有51%的民主党人表示，现在给出判断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比例相较一年前上升了6个百分点。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220209/20220209162928_9829.jpg")
此外，63%的民主党人和民主党倾向者认为，拜登应当平等地听取党内自由派与温和派的意见。然而，只有53%的人认为他确实正在这样做。
当被问及拜登在党内听取谁的意见时，更大比例的民主党人表示，拜登更多地在听取温和派(32%)而非自由派(13%)的想法。
在自由派民主党人中，认为拜登相比自由派会更加听取温和派的人明显更多(前者只有9%，后者则是39%)。大约一半的自由派民主党人(51%)认为拜登平等地听取了两者的意见。在保守派与温和派民主党人中，同样也有更多的人认为拜登更加愿意听取温和派的意见，尽管两者的差距相对较小(有27%选择温和派，有18%选择自由派)。
文章来源：皮尤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1月25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3
作者：张志新 张志强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3期
拜登执政首年，美国继续“下坡”
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经过冷战后30年美国对外战略的不断犯错、国内两党政治极化的日趋尖锐以及特朗普执政四年的剧烈折腾，拜登政府面临着三项主要任务：缓和党派对立、“治愈”政治创伤，克服新冠疫情、恢复美国经济，重整联盟体系、遏制霸权衰落。时间过得飞快，拜登执政已满一年，他的政府在这一年间干得怎样，是否展现出重振美国凝聚力和竞争力的迹象?本期“封面话题”试作一梳理，并从中管窥美国霸权和国力的长远演变趋势
——编者手记
2022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执政满一周年。拜登上任伊始，宣称其施政重点是控制疫情、刺激和恢复经济、改革移民制度，以及处理族群关系等。然而，一年过后，美国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高居世界榜首，美联储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带来40年来罕见的通货膨胀，美墨边境难民危机不断，国内对实现真正“族群平等”的呼声高涨，频发的枪支暴力与社会治安事件凸显拜登治下的美国正变得更加对立和分裂，而不是他所期望的“重回旧日好时光”。
控制疫情“差等生”
2021年12月21日，拜登在白宫演讲时强调政府为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所做的努力，并罕见地赞扬了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推进疫苗研发的成效。特朗普面对突如其来的赞美，也开启“互夸”模式，称赞拜登在疫苗方面“做得非常好”。美国前任与现任总统出现这种惺惺相惜的场面实属罕见，但温情的桥段并不能掩盖美国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拙劣表现。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官网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1月8日6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9114417例，累计死亡病例835929例。两项数据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822305例，不断刷新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新增死亡病例2437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预计，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将重新迎来巨大挑战。而且，由于白宫在谁该接种疫苗加强针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导致仅三成已接种疫苗者注射了加强针，而疫苗需在接种7到14天后才能起效，因此美国已经进入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病毒风暴”。
不得不说，拜登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还是有所行动的。他在上任第二天就发布一份长达200页的美国病毒防治计划，尽管这被公共卫生专家诟病为“姗姗来迟的计划”。在疫苗接种方面，他宣布计划在就任百日内发放1亿剂疫苗。事实上，到他上任第92天，全美已完成2亿剂疫苗接种。拜登还发布强制性的“百日口罩令”，要求民众在联邦政府的建筑以及在州际交通工具上，都要戴上口罩。此外，白宫还要求扩大测试规模、收集更多关于病毒控制的数据，以及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力。
2021年7月，随着美国抗疫形势稍有好转，拜登不合时宜地宣布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人们很快将重获自由”。然而，接种率的提高并没有使美国疫情迅速反转，德尔塔与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很快打碎了白宫的迷梦。到2021年11月底，美国当年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2020年全年的数量。这对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自诩“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是莫大讽刺。
从根本上讲，疫情在美国失控的责任不应当全由拜登承担。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蓄意忽视、隐瞒甚至掩盖疫情的严重性，抗疫政策杂乱无章，直接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联邦与州的二元政治结构，客观上限制白宫统一发号施令、实现令行禁止的能力。加之佩戴口罩、接种疫苗等问题又与个人自由、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拜登就承认自己无权在全国范围内强令人们戴口罩，他的“百日口罩令”也曾遭遇16个共和党州州长的集体抵制。即便是疫情在美国已经失控的状况下，仍有13个州没有规定必须戴口罩。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任命了疫苗怀疑论者作为该州最高公共卫生官员，结果佛州2021年底的新冠死亡率在全美各州中领跑。在新冠死亡纪录最高的七个州中，有六个是像佛州这样的共和党执政州。由此，美国的疫情不断反复，感染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拜登政府成为控制疫情的“差等生”就不难理解了。
立法议程乏善可陈
作为美国政坛的常青树，参政近50年的拜登可谓经验丰富，他的外交政策履历尤其是自己引以为傲的部分。然而，无论是在国会山的人脉，还是外交政策履历，在拜登入主白宫后，都没有成为他的加分项，反而由于立法成绩乏善可陈、外交领域状况迭出，而导致他的执政满意度一路下滑。根据民调公司盖洛普2021年12月21日的数据，由于6月疫情加剧，拜登的施政满意度从他上任伊始最高的57%下滑至50%，8月因为美军仓皇撤出喀布尔再跌至43%，其后就在低位徘徊。拜登的这一支持率仅高于历史上同期的特朗普(37%)，创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倒数第二的纪录。
加剧拜登执政困境的还有，民主党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战绩的不如人意。其虽保持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优势已消磨殆尽，在参议院虽然因为副总统的关键一票而成为多数党，但随时有被共和党“变天”的可能。在参议院两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拜登尤其需要从共和党内找盟友。然而，两党投票依据党派划线的风气自20世纪末就已盛行，拜登的政治魅力与人脉关系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加之，民主党内也是派系林立、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极端自由派与温和派有时也难达成共识，这也对拜登的立法议程造成极大掣肘。
在此背景下，拜登在移民制度、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枪支管控等领域的立法议程在国会的推进极为艰难。2021年3月11日，拜登签署《2021年美国救助计划法》，内容包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资金帮助、调整失业救济金、提高针对育儿家庭的税收抵免，以及增加应对疫情的投入等。该计划虽有助于加速美国经济复苏，但也造成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以及40年来美国罕见的通货膨胀。11月6日，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价值1.2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白宫宣称，该法案获得批准是美国“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将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并促进美国基础设施现代化。12月19日，由于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拒绝投下赞成票，拜登政府价值近2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和增加社会支出的“重建美好法案”无疾而终，凸显民主党内利益关系纷繁复杂。
此外，在共和党阻挠下，到去年底仍有大批白宫任命的政府官员无法获得参议院批准，严重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议程。有数据显示，到2021年12月拜登政府获批的官员人数仅为前几届政府历史同期的四分之一。对华政策一直是拜登政府关注的优先外交议题之一，然而对驻华大使伯恩斯的任命直到12月16日才正式获得国会批准。在政府预算方面，2022财年已于2021年10月1日开始，但拜登12月27日才签署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而且，国会几经波折之后，两党达成一致，拜登最终于12月16日签署提高政府举债上限的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因资金耗尽而发生债务违约。
社会撕裂仍在加剧
客观地讲，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胜出并非源于获得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和授权，而是特朗普太过离谱引发中间选民的恐慌，强大的“反特朗普”情绪助力拜登当选。同时，民主党内论资排辈之风盛行，新老交替严重滞后，结果是除拜登外很难找到能与特朗普匹敌的对手。拜登由此乘着“反特朗普”的东风当选，因此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严重分裂的美国社会和充满敌意的共和党人。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其实是对美国宪法的挑战。有学者指出，事件意味着从此以后尊重选举结果、权力和平过渡即便在美国也并非理所当然。时至今日，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仍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的结果，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和“被操控”，而且许多共和党人附和特朗普的指控。盖洛普民调显示，拜登已经变得与特朗普一样极化。他得到90%的民主党人的支持，但仅6%的共和党人支持他。该数据仅次于2020年秋季特朗普所得到的两党支持率之差。
在阻挠拜登施政和破坏民主党议程的同时，共和党还在为2022年中期选举谋划，试图争取更多的选战优势，而这也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2020年大选失利后，共和党在其掌控的多个州推出一系列旨在限制投票权的立法。截至2021年10月，至少19个州已颁布法律，加大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投票难度。拜登上台之初曾承诺要推进投票权改革，但由于要优先推进经济刺激法案等，投票权问题事实上已经被搁置。
2020年5月发生了黑人青年弗洛伊德被执勤警察“跪杀”事件，引发席卷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反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抗议运动。拜登曾誓言在事件一周年到来前，确保国会通过以弗洛伊德命名的执法公正法案。但由于两党恶斗不止，众议院虽然在2020年6月与2021年3月两次通过相关法案，但法案却在参议院止步不前，拜登政府迄今难有作为。虽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施暴的白人警察最终被判有罪，但针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远没有结束。2021年11月19日，威斯康星州的陪审团裁定开枪杀人的18岁白人青年里滕豪斯无罪释放，再次在全美引发巨大争议。左翼人士强烈抗议“白人至上”，右翼人士则将里滕豪斯视为“英雄”;拜登对审判结果感到“愤怒”，特朗普则称赞里滕豪斯的“勇敢”。多数民众认为，此案具有种族双重标准，司法系统明显审判不公。
虽然拜登上任后曾期望弥合社会分裂，然而一年下来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撕裂丝毫没有减轻。而且，鉴于美国社会在此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共和党势必在中期选举中大打种族问题牌，炒作目前已经让拜登焦头烂额的非法移民、社会治安、通胀等问题，继续煽动社会对立，利用白人的焦虑情绪提升选情。因此，2022中期选举年的美国势必更加分裂与对立。
总之，拜登执政一年遇到的困境，其实是美国全球化道路遭遇“瓶颈”，非经改革不能前行。政治上，美式民主弊端在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裹挟下，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政治极化导致的“否决政治”与“政治衰败”是其必然结局。经济上，逆全球化的反潮流根本无法抵挡全球化的浪潮，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虽在一时能满足民众期待，但并非长远之计。至于种族问题，一旦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黑幕被揭开，非经过痛彻心腑的反省与改革，美国社会将难回平静。
(张志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强为内蒙古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2
作者：杨楠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3期
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中的乐观精神，其本质是世界可以抛弃逻辑和理智，并按照美国的主观意愿被任意塑造。然而这种乐观并无力缓解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下降的担忧。自二战结束后，处于全盛的美国无时不在探讨其是否处于衰落的危险之中。1987年，在美国即将迎来冷战获胜缔造的“单极时刻”之前，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凭借《大国的兴衰》一书，再度将“美国将会走向相对衰落”这一石块投入国际政治的湖泊中，随即引发的“涟漪”持续了30多年。特朗普在美执政后，随着美国在多个领域内积蓄的问题逐步激化，以及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美国衰落论”的现实佐证日益增加。
拜登执政后，意图通过层层推进的改革和调整“治愈”国内政治创伤，通过“大国竞争的常态化”来聚力国内，然而其首年的成绩单却证实，这种方式对缓解美国当前的结构性矛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至少到目前，拜登的执政没能平息人们对美国衰落的议论，相反，加深了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对美国正走在“下坡路”上的认知，美国这个曾经伫立于“山巅之上”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印证着战略学家们的预言。
霸权的崛起和衰落
尽管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认为美国的崛起缘于其获得了“只有醉汉和傻瓜才能得到的上帝庇佑”，但现实却并不支持这种夹杂情绪的论断。自建国以来，美国长期聚焦自身发展，也秉持着相对务实的外交政策理念，游离于世界主要矛盾之外，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令其能够在不遭受战火荼毒的情况下稳步迈向“世界之巅”。随着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胜出，全球也随之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视自由主义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基石。藉由这一体系的逐步扩张，美国将自身强大的实力转化为对国际社会的支配能力。冷战的落幕再度强化了该体系，而相应的规则网络也在美国的监督执行下变得更为繁密。在“单极时刻”，美国笃信自身的“国际制度霸权”之于世界的重要意义，为此甚至不惜将潜在对手纳入同样的轨道之内。然而，这只“自由主义利维坦”在力量达到鼎盛后开始趋于迷茫。从9.11事件后绕过联合国出兵伊拉克，到“棱镜计划”凌驾国家主权原则对全球进行大规模监控，再到频繁借助独立于国际法的单边制裁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始终无法较好地在原则与权力之间找到平衡。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优先”成为倾覆这一脆弱天平的最后砝码。正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所述，美国“对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的长处高唱赞歌，但同时在违反和无视它们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尽管拜登努力兑现“美国回来了”的誓言，为过去四年的“退出主义”纠偏，但国际社会却对美国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决心和能力深表怀疑。美国不得不承认，自身对于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已大不如昔。
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也不断地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投射其中，并转化为自身在该秩序中的领导力。通过诉诸“马歇尔计划”以及策动对苏冷战，美国一度向世界展现了强大的战略主导性和资源调配能力，也令同样秉持所谓民主价值观的盟友如“磁石”般紧密吸附在其周围。在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又带领其追随者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这种“无所不能感”并未持续太久，全球反恐战争和旷日持久的海外军事行动不仅让参与者深陷泥潭，同时也令全世界质疑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夫看来，这种“恐慌时代”是美国谋求全球领导力的诱因，也最终化作该行为的结果。
“幻灭感”之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选择做国际体系的支撑，导致“战略信誉”这一美国霸权领导力的基础被严重消耗。拜登政府执政后，意图以塑造中国为“共同威胁”来凝聚盟友，但得到的明确呼应却屈指可数。知名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在全球134个国家一年一度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以来，美国的全球支持率从过去的50%上下，猛跌至30%左右，并维持至今。面对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美国在国际事务和盟友集群中的领导力大不如昔。
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眼中，决定美国“注定领导”国际社会的根源性因素，在于美国拥有让其他国家接受自身意志的力量。不乏有人坚信，正是这种力量让美国即便经受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挫败，仍能自省自调最终在冷战中胜出，并在随后将自身的制度模式和行为方式推广至全球各地。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让后冷战时期白宫的历任执政者们笃信“美国模式”就是未来世界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欧洲社会问题激化、转型国家迟滞不前以及几轮“颜色革命”在中东、中亚、东亚、拉美的退潮，全球多个地区变得更加无序和不安了。这种挫败甚至令许多美国人也开始怀疑，本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价值观是否是正确的。2020年，新冠疫情又成为一面“放大镜”，悉数暴露了埋藏在“美国模式”中的种种深层弊端，给过去20余年持续下降的美国影响力一记重击。同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为“美国吸引力的下降”做出了宿命论式的解释——“似乎是傲慢与随之而来的报应之间的经典循环”。无论是美国的文化亦或民主制度，能够引发外界效仿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霸权动力持续萎缩
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笼罩在“权力至上”和法西斯主义的晦暗氛围之中，西方民主信条遭受重大挑战。就在这股风气刚波及美国时，时任总统罗斯福在美国民众的授权之下，扩权联邦政府，重塑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一度为美国带来了空前繁荣，同时也开启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盛大气象”。然而，当美国民众享受着“新政”带来的诸多福祉时，却未曾料到几十年后华盛顿会向寡头政治的方向全速奔袭。为克服罗斯福所言“唯一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美国政府全力打造“国家安全国家”，在为军事安全机构大力赋权的同时，也令美国政治逐渐成为利益集团围绕公共财政开展博弈和竞争的舞台。以“国家利益”为名，多个领域的美国政治精英开始脱离中下层民众的真正诉求，内外政策越发被富裕阶级的偏好所主导，两党对彼此的攻讦日趋白热化。这种“被绑架的政治”缓慢侵蚀着政府的公信力，更难以唤起美国民众的参与热情。尽管美国各界已意识到政治衰败的负面影响，但无论是特朗普“排干华盛顿政治沼泽”的誓言，还是拜登“恢复中产阶级主导性”的方针，均在短期内无法为这种困局带来转圜。
极化的政治和不平等的经济是一对“双胞胎”。正是两者之间在过去几十年内的相互强化，最终磨损了“国家凝聚力”这一美利坚民族体系的社会根基。17世纪初，美国的国父们借助《“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黑奴宣言》等文件，尝试将民主、平等和包容等“精神萌芽”播撒在美洲大陆。随后的执政者与民众在总体上沿袭这些理念行事，美国也在“促进政治平等”和“限制经济不平等”的双重准则下阔步向前。直至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前10%富人的财富在总体国民收入中占比不足三成，整个社会也被笼罩于“美国梦”的理想之中而显得动力充沛。此后不久，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曲线开始上升，并在进入21世纪后变得异常陡峭。这种趋势再度放大了本就存在于美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固化、种族问题和贫困等诸多弊病。该过程中，美国民众对阶级矛盾的关注逐步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由”近乎任性的强调。这也令许多在美国大陆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们首次感受到“异类感”和“被排斥感”。拜登有心扭转这种颓势，却无力弥合价值观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面临较大挑战。
政治上的衰败，叠加社会面的分歧，令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治理能力大打折扣。自冷战参与国际秩序构建以来，华盛顿始终沉醉于“治理的艺术”，致力于通过强化领导集团的决策能力、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并推陈出新各类科学治理工具，从而确保在“治国术”(Statecraft)上的绝对优势。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拥有了全球公认的强大治理能力，护航其国内秩序稳定，确保其主导国际秩序塑造，但不乏有大量政治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悄然观察到了美国“民主政治”走向衰败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带来的“治理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危机走向公开化。对美国政治体制进行大规模革新的呼吁不绝于耳，但却无法阻止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惯性。美国两党逐步陷入极化境地，在年度预算等相对琐碎的问题上呈现出非理性的分歧，并不惜诉诸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内部分歧延伸至国际层面，放大了美国在“是否应继续领导国际社会”问题上的犹豫。面对新冠疫情，拜登政府尚无法有效利用先进的传染病防治系统和公共卫生医疗资源抒解自身困局，更毋言带领国际社会渡过难关。在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看来，近年美国国内外治理能力的弱化终将导致其“竞争力的死亡”。
美国霸权“下坡”尚不能等同于国力“下坡”
2021年初，当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相继冲向国会大楼时，美国在全球目光下迎来了其在冷战结束后的“至暗时刻”。《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以“今非昔比”这种充满无奈的词汇总结美国霸权的持续收缩，以及“领导地位”的逐步弱化。那么，美国是否也同样失去了综合实力上的领先优势?暂时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美国综合国力的衰落尚未与霸权的衰落同步发生，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几根支柱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
比如，观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全球占比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数字始终维持在20%～30%的区间左右;即便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仍能展现出一定韧性。根据穆迪公司(Moody’s)的评估，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2021年有望增长2.9%，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恢复至“前疫情时期”的国家。
再比如，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被撼动。美国长期维持着全球占比近40%的庞大军费开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全球军费总支出保持连续增长，增幅远高于全球平均值。面对新兴技术为军事带来的机遇，拜登政府将“抵消战略”诉诸实践，不遗余力地追求将技术优势化为军事优势，削减了2022财年防务预算中4780万美元的旧武器平台预算，将其悉数转化为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迭代。
美国依旧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依据联合国经合组织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美国继续位列全球科技研发支出的首位;在全球研发投入前2500家企业中，美国占775家，研发总额达3477亿欧元，占比38.45%。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发动机与半导体等“第四次工业革命”关键领域，美国仍保持着相对优势。拜登执政后，为深化对华科技竞争，美国逐步开始强化自身与盟国在科技发展领域的“纽带”，全力将在全球研发投资中占三分之二的集体力量转化为自身国家利益。
总之，美国深陷结构性矛盾，霸权影响力和国内凝聚力处在“下坡路”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需看到，美国的国力未全然与之随行陷入衰落轨道。在拜登治下，这个霸权羽翼不再丰满的超级大国试图通过聚焦国内事务来缓解战略透支，借助深化大国竞争来维系相对优势，倾其所能为衰落趋势“悬崖勒马”。然而，拜登执政首年的努力却未能有效缓解霸权下坡的强大惯性。长此以往，美国霸权衰退的趋势终将演变为国力的全面衰落。对中国来说，需要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充斥不确定性的全球政局下秉持战略远见，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界舞台上坚持战略自信，以办好自己的事为前提，积极倡议，主动担当，影响全球治理改革新方向，塑造全球利益、规则和话语新格局，使这个世界因中国方案、中国作为而变得更安定、更美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感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刘国柱教授的指导)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1
作者：肖河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3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中，有一项习惯成自然的“传统”，就是将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冠以总统之名。这种“命名法”从杜鲁门一直延续到了特朗普，也让其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了专属于他们的“主义”。其中，有些“主义”诞生于美国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显著的持续影响，有些则名不副实，甚至很少再被后世提及。执政刚满一年的拜登政府外交将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考察当今的美国和世界，“拜登主义”在历史意义上或确有比肩前人的潜力条件。于内，美国保守民粹的势头不见减弱，所谓“全球领导力”遭遇釜底抽薪;于外，世界格局“东升西降”之势难以阻挡，美国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以霸权护持为信条的美国外交已经陷入与尼克松时代相似的困局，面临二战以来的又一次严峻挑战。美国的危局要求拜登政府就最关键的问题做出决断，那就是美国要不要“顺水推舟”接受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还是继续勉强维持霸权和所谓“全球领导力”。与立场暧昧的特朗普相比，拜登给出了更加明确和坚决的答案，那就是“老骥伏枥”的美国将致力于重获“实力地位”，重振霸权地位和“全球领导力”。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也与更早的尼克松政府不同，面对国际力量分布的巨大变化，并不认为美国正在且还将继续相对衰落。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执政后，拜登团队都反复强调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鼓励创新、更具财富创造能力，也只有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才最有能力克服人口老龄化这一“现代化魔咒”。拜登政府辩解称，美国之所以在具有这两项优势的情况下显现颓势，不在于财富创造趋缓导致的衰落，而在于财富创造不平衡导致的分裂。也有拜登政府智囊指出，美国外交中的主要问题并非维持霸权的目标太高以至于透支了自身力量，而在于“忽视了以全球化为导向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
因此，拜登政府执政后反复宣称要推动美国重新获得“实力地位”，其第一层含义就是重塑国内团结，扭转财富创造方面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不平衡，重新争取到支持霸权护持的“国内大多数”。拜登政府据此推行了与特朗普相似但又更加自觉和一致的国际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全球化，但其所作所为却是追求对美国更加条件优厚的自由贸易，其国内外经济政策的“主色调”也是亲资本而非亲劳工的。拜登在从特朗普手中接过“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理念的同时，把“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一模糊口号变成更加清晰的“服务中产阶级”，明确表示不会在完成对国内创伤的“修复”任务之前推进任何新的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
相较于国际经济政策是否真正服务于美国的中产和劳工阶级，或者在多大力度和层面上“叫停”自由贸易谈判，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特朗普政府的根本差异在于推行新一套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相应国际机制的目的。对“特朗普主义”来说，其改造既有政策和制度框架的逻辑是它们令美国经济整体受损，别的国家却从中渔利，因此抛弃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进一步讲，特朗普政府的意思是，美国曾经力推的国际秩序和霸权模式中有相当多“不盈利”的成分，不必再予维系。如果说特朗普推行民族主义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抛弃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那么拜登政府所推动的民族主义则是尽量消除经济政策的民粹主义色彩，维持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美国回来了”
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言所必称的“实力地位”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争取将盟友和伙伴国家继续“团结”在美国周围，修复“特朗普主义”对美国领导的全球盟友体系造成的严重损伤。然而，拜登的“修复”并非只是将联盟体系“恢复原状”，而是要使其更加匹配拜登政府所确认的霸权护持战略。
换言之，拜登政府要在争取“国内大多数”的同时，争取“国际大多数”，并且让“国际大多数”真正发挥作用。用美国政策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要让联盟“现代化”，匹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拜登主义”不是“特朗普主义”，不会从根本和整体上怀疑联盟的价值，而是要推动联盟价值的最大化。所以，拜登当了总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欧洲，并且竭力突出“美国回来了”的主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的联盟政策讲话中也挑明，盟友的价值不能单用国防开支的数字来衡量，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做出的承诺还是理应得到信守;盟友将会清楚地知道美国能为它们做什么，也会清楚地知道美国对它们有什么期待。
对于数量众多、诉求各异的盟友伙伴国家，拜登政府按照“各尽其用”的原则迅速梳理了美国与它们的关系。对欧洲，主要是突出经济技术方面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共识，大力鼓吹“新跨大西洋主义”，强调国际秩序的变动不应损害“民主”和“人权”;对亚洲，主要是强调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渲染地区安全秩序正面临“真实的挑战”，宣扬任何国家不应“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中东，降低了价值观调门，从高成本的输出“民主”转向低成本的维持和平，在战略收缩的同时又向盟友们保证“收缩是有限度的”。拜登政府也不再执迷于从盟友伙伴那里大张旗鼓地取得“更好的贸易条件”和“更多的军费分摊”，因而也在争取“国际大多数”方面取得了远比争取“国内大多数”好得多的效果。
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虽然法德等欧洲大国强化“战略自主”的态度并未改变，且因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美英澳签订核潜艇协议又生嫌隙，但拜登政府依然取得了关键成果：利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打断了中欧经济合作进程，让欧盟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查陷入冻结;美欧成立技术和贸易理事会，还就改革世界贸易组织频繁接触，意味着美国朝着重构全球经济秩序迈出关键一步。
在亚太，拜登在2021年主持了两次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机制(QUAD)峰会，新建成澳英美安全合作机制(AUKUS)，并把台湾议题嵌入美日、美韩、美澳、北约、美欧、七国集团(G7)等几乎所有双多边关系中。日韩澳等亚太盟友要么与美国签订新的海外驻军分担协议，要么积极扩充军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调整，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在“拜登主义”策动下，亚太地区诚可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重建美好世界”
为了护持美国霸权，除了“发力”之外，拜登政府还高度重视“正名”。为了给美国霸权“正名”，拜登政府的外交团队不遗余力地向其拉拢的对象国家说明，继续接受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到底有什么好处。正是出于此目的，拜登政府绝口不提所谓“美国优先”，而是代之以“重建美好世界”(B3W)的标签。2021年6月拜登在访欧期间正式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倡议。既然是“重建”，自然就隐含着过去的“美好世界”已不复存在之意。白宫2021年3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过渡指针》是拜登政府执政后颁布的首份对外政策文件，它简明扼要地描绘了一幅“哀兵”图景：美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正在经历着政治衰败，“威权主义国家”却在高歌猛进，世界再次走到了需要进行方向抉择的“转折点”。如此描述不是要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美国需“放弃霸权”，恰相反，是为了批评“特朗普们”自乱阵脚，反衬出拜登政府“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志向，其正以煽动美西方世界的普遍危机感来为护持美国霸权正名。
循着这一思路，拜登政府一面渲染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和所谓“威权主义威胁”，一面采取行动表明美国已经“拨乱反正”，呼吁“志同道合”的国家追随其后。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在美国召开“全球民主促进峰会”，邀请了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大谈所谓“媒体自由”“公正选举”“反腐败”，但实际上美国内外对这个倡议一片不以为然或勉强应付，但拜登政府还是坚持兑现承诺，也是在竞选时，拜登团队就承诺重新参与并领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拜登就职后，美国果然在气候议题上“缇骑四出”：在华盛顿，拜登抢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召开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又提出于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及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的激进方案;在海外，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及其他国务院高官为说服其他国家支持白宫的气候政策而四处奔走。
拜登政府还试图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治理问题上表现出美国霸权的效用。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康沃尔峰会上，美国力主在联合声明中写入“重建美好世界”倡议，承诺牵头为中低收入国家等修建符合“善治”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拜登政府大肆囤积疫苗，搞“美国优先”的抗疫同时，但也没有忘记画下成为全球“疫苗兵工厂”的大饼，还把防疫作为美日印澳四国峰会的重要议题，以证明美国并不是对全球治理赤字无动于衷，尽可能地争取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支持美国霸权。
“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
无论是巩固国内基础、寻找外部盟友还是增强合法性，拜登政府寻求“实力地位”的直接目的和护持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都是对付中国。对于这一点，“拜登主义”要比“特朗普主义”更加聚焦，也更为全面。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为了“美国优先”而四面出击，拜登政府则是为了集中对付中国而尽可能地收缩战线;相对于特朗普政府重在以政治经济压力谋求贸易好处，拜登政府公开表现出了对改变中国体制“不抱指望”的态度，将特朗普时期的各种“临时”压力“长期化”;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挑动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政府是在深化科技战的同时反复挑动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的最敏感点，让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景从“绝不可能”迈向“或未易量”。
有意思的是，中美关系的上述变化正是在拜登政府强调“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正是因为“拜登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蕴含着导致冲突的可能，才格外需要做出更多的防脱轨努力，也即所谓“反话正说”。
回想拜登执政之初，太平洋两岸都有人期待他能克服特朗普时期的“干扰”，改善或至少稳住中美关系。然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却完全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和期待。在特朗普的所有对华政策中，加征关税最不得人心，大多数美国企业和经济学家都在敦促拜登予以取消。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审议后，戴琪却在2021年10月用一席讲话表明，拜登政府暂时不会放弃加征关税这样的政策工具。时至今日，特朗普时期美国加征的一系列关税依然存在，而其中关税排除的覆盖范围还不及特朗普时期。窥一斑可知全豹，既然在关税问题上都迈不出缓和的实质步伐，拜登政府在其他所有领域继续步步紧逼也就不奇怪了。
在拜登执政一年后，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正循着两条线索发展。第一，继续升级与中国的长期经济和科技竞争，为此努力提高美国的发展效率，削弱中国的发展效率。第二，迅速增强对中国的短期安全威慑，防止中国在美国自我认知的“脆弱期”内对美发动正面军事挑战，其要点就是要吓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两条线索中，长期经济和科技竞争被认为是决定美对华战略竞争成败的关键，但短期安全威慑同样重要。毕竟，对于拜登这样很容易被贴上“软弱”标签的总统及其政府而言，任何短期内的挫折都会被共和党保守派们极力放大。“意料之中”的从阿富汗撤军都弄得拜登政府灰头土脸，更不用说对华政策可能出现的闪失。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拜登政府在处理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对手的关系时也不敢表现出太多外交灵活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时间：2022/2/9 发布时间：2022/2/8
旧文章ID：27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