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玠  来源：中评社

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拜登总统召开“民主峰会”真正用意何在?》，作者表示：美国拜登总统召开“民主峰会”，邀请了110个国家在网上与会。根据媒体报道，此峰会之召开，乃民主阵营对抗(与藐视)专制阵营的表现;亦即出自地缘政治的动机。但是，根据美国民间“自由智库”的评审，被邀请的110个国家中，有百分之三十仅是“部分自由”;另有三个根本就是“不自由”的国家。更妙的是：“自由智库”另外对139个国家按照民主程度高低而排名的名单中，美国祇排到第27名。故如所谓的民主阵营竟然如此不强势，然则拜登召开“民主峰会”之真正用意安在?本文旨在探讨此一问题，期能找出适当答案。文章内容如下：

一、导言

美国拜登总统召开的“民主峰会”，已于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在网上举行。计划中，2022年还有第二届峰会，不过它将不是网上而是采用面对面会议的方式。其实拜登“民主峰会”的主意，早在他2020年竞选总统时就已透露;等他上任后再度重述。他的格言是“民主不是偶然降临。我们必须维护它、增强它、并在它衰落时使其复兴”。

对此次峰会召开，白宫对其目的秘而不宣;反而是国务院(相当于美国的外交部)发布谘询，列举了三项具体的课题：第一,联合民主阵营各国以防范专制独裁之崛起。第二，打击腐朽。第三，推进民权。大多数媒体，都认为这是一个民主阵营的大结合，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一个意识形态斗争。但也有“时代杂志”与其他零星媒体，认为所谓“民主峰会”全是虚假;是自欺欺人。这种看法，也不是毫无道理，需要深入瞭解。

二、邀请国家的选择性

我们且看被邀国家的分配，在亚洲，被邀请的包括菲律宾、巴基斯坦与印度，没有孟加拉。欧洲国家中，有波兰被邀，可是没有匈牙利、也没有土耳其。在中东，祇有以色列与伊拉克被邀请。另外，也有被邀而拒绝参加的，譬如巴基斯坦即是一例。

根据美国民间“自由智库”(Freedom House)的评审，被邀的国家中有30%仅是部分自由;另有三个根本算不上是自由国家(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伊拉克)。这个“自由智库”的另一项包括139个大小民主国家的排行，美国仅排第27名。在该智库对所有110个被邀之个体再加美国(与台湾)分别审评所给的分数,美国仅获83分。这与韩国的83分相等，但可笑的是，它竟然落后于84分的蒙古，更远远落后于获得100分的瑞典与芬兰。其他被邀个体多数均超越美国，譬如新西兰的99分，加拿大的98分，瑞士的96分，英国的93分，连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图瓦卢也得93分(略逊于台湾的94分)。

一贯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自誉的印度，却祇得到67分。据说这是由于自莫迪总理上任以来印度民主大退步所致。可是仅这个案例，就足以让我们较深一层地体会到以上拜登有关须防止民主下滑衰退之言，是什么意思。我们再仔细参看“自由智库”关于各民主国家排行的列表，其中在每个国家的最后一栏，倶载明了自2020年以来一年之内各国的民主程度有否变更。美国的负成长(即民主程度下降率)是-2.9%.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这是相当大的下降率。除了尼日利亚的-3.7%与萨尔瓦多的-3.3%更大以外，其他各国的下降率均不如美国之大。居然还有一个国家(卢旺达Rwanda)的民主程度有正0.5%的增进率。

既然有这么多国家民主程度降低的记录，就难怪拜登格言会说国家的民主必须妥为防卫、增强、以及要在它下降时将它从衰落中复兴。至于复兴民主，是否是拜登召开“民主峰会”的真正原因，就要看在实质上美国的民主成份究竟在2020年以来有何等大幅的下降。

三、美国自2020年以来的暴乱与民主程度受损的厄运

2020年5月25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Miniapolis)警察抓到一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黑人。由于他的强烈抗拒，引起警察将其制服后把他压在地上，并用膝盖压在他脖子上九分钟之久。该黑人大叫“我不能呼吸”后窒息而死。由于一般媒体与推特(twitter网媒)之迅速传播,立刻轰动了整个美国。不出数日，成千成万的群众如流水般注泻至街头、并包围警察局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发动了反对不平叫冤的抗议。这种抗争种族歧视与反对警察滥权的运动，同时出现在美国的23个州、涵盖了30多个大小城市。

参加抗争的群众，包括了不同的团体。除了黑人组织为中坚以外，还有其他族裔(包括白人)之中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心怀不满、与自己或亲友曾有不良遭遇的人们;旧愁新恨，藉此机会一吐苦水，尽情发泄。其间再介入了趁火打劫的宵小分子，所以暴动即刻变成打砸抢烧完全失控的局面。累累不已。

各地示威团体手举的抗议口号与招牌，均很一致。除了 “无公义、则无和平”以外，同样普遍的则是Black Lives Matter(BLM);翻成中文，即是：“黑人生命，不容忽视”。其实这句口头禅，来自六年前因圣路易城郊外的一位未成年黑人被警察枪杀而引起一个名叫“团结举手”的黑人组织成立的口号。这个组织，各地也有分会。各电台与电视台，也经常邀请号召BLM的头目亮相，解说他们的信念。由于这个BLM口号的响亮，各地被警察枪杀黑人的总数也因此逐年渐渐减小。譬如2015年全国有305名黑人被警察击毙的记录，到2019 年已下降为260名。吊诡的是，大家对该组织的兴趣已逐渐淡薄。没想到因为弗洛伊德案件之产生，给了该组织的“黑人生命不容忽视”(BLM)口号一个复苏与再度发挥的大好机会。

相反地，对那位压在弗洛伊德身上让他窒息而死的警察(名叫沙文，Derek Chauwin)与在场的三位同僚，示威群众则高呼要将他们严惩以谢无辜。结果这四位警察除了立刻被警局解雇以外，还接受法院不同罪名的起诉。那位名叫沙文的警察，被起诉为二级谋杀罪与二级过失杀人罪(以后被审判定罪为监禁25年)。

各地抗议人群，还一致嚷嚷要削减政府维持警察的经费，甚至还有人嚷嚷取消警察制度。导致某些城市的立法机构，非得摆出一副要以立法达到削减警察经费的姿态不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长，也面临被迫撤消该市警察局的压力。美国国会由民主党控制的下院，也提出一项法案，试图约束警察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侵犯、与加强对种族歧视的克制。

各种追思“弗洛伊德”的口号与招示牌，也到处出现。另外，因为弗洛伊德虽然出生在北卡罗兰州，但却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城长大，所以休斯敦的黑人教会还特地给他举行隆重的追思礼拜。使他享尽哀荣。

没想到，这一切可能将弗洛伊德捧为“烈士”或“英雄”的号召与举动，惊动了一位名为欧文斯(Candace Owens)的黑人女士评论员。她是一个名叫“转换点”(Turning Point)的政治团体对外信息交往的负责人。在她接触的信息交换圈中，公开掀开了有关弗洛伊德的底细。毫不客气地宣布，她发现这位弗洛伊德，在他生命的46年中，接连五次进出监狱的经历：罪名若不是吸毒、贩毒，就是持枪抢劫—包括一次聚众闯进民宅，在用枪指向一个孕妇肚子的情况下，将之抢劫一空。而最后一次，弗洛伊德是因使用一张价值美金二十元的伪钞而被捕。所以，欧文斯说她认为弗洛伊德不堪称为“烈士”，更不是她的英雄。虽然她自己是黑人，她还指出黑人占美国14%的人口，但却拥有全国50%的犯罪记录。

在此之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工会，也公布了有关弗洛伊德的生平。显示欧文斯所透露的细节条条属实。奇怪的是，美国各地如此高分贝的抗议暴乱，居然引起了国际上积极的响应与共鸣，尤其是欧洲。

四、国际上对美国暴动的声援与共鸣

也许会有人认为相当稀奇，但国际上对美国这番广泛与高分贝暴动却表现了很踊跃的声援与共鸣。单说欧洲，从德意志、西班牙、比利时、联合王国，到丹麦，各地均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声援，对美国反种族歧视与警察滥权运动之抗争，深表同情。

对此，有人提供一项解释的理论，认为这些国家上街游行助威的人们，虽然表面是支持美国的群众，但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声援，毋宁说是共鸣。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这一连串示威抗议运动，就联想起自己国家也有同样问题——即类似的种族歧视与警察滥权的问题。较为更恰当的例子，当推澳大利亚(虽然它不在欧洲)。由于澳大利亚的祖先由英国来到当初地广人稀的这片美好土地时，当地的土著(原住民)无能对抗这些船坚炮利外来的白人;结果弱肉强食，祇落得被赶到偏野角落苟且偷生的下场。他们的子孙到今日仍脱离不了“原住民”的标签。所以，听说美国有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发生，这些原住民也趁机行动起来，藉声援美国抗种族歧视之名来表示他们自身历代受歧视敢怒而不敢言的悲痛(当然，在美国“原住民”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极为相似。他们的祖先被当初由英国移民美国的白人任意屠杀;他们的子孙则被放逐在美其名曰“预留地”的禁区)。

五、以上种种动乱与号召的启示

有人对美国上述那一连串的人为祸乱，提出一个“报应”的说法。如果我们真接受“报应”这个观念的话，未尝不可将美国多年来的种族问题(白人欺负与压迫黑人)追溯到美国祖先贩买黑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实际上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最早有黑奴的出现，肇始于英国殖民时期;美国于1776年立国后，延续了英人留下来的黑奴制度。所以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上并无反对奴隶制度的规定。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后于1865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废除奴隶制度。但在那以后，黑人还是没有与白人真正享受同等的权利。譬如黑人还不能与白人同校上课;而须上那所谓“分别而平等”专为黑人而设的学校。一直到了1954年后因一项最高法院的判例才正式改变。自此以后的民权运动，美国的黑人逐渐在书面(法律)上赢得了较多的平等权。可是白人心理对黑人歧视的态度，还是可以从白人警察与黑人间一向紧张对峙的关系看出。所以，这次因弗洛伊德事件，将这一切黑人被压抑的愤怒与心结，得机全部暴露发泄了出来。

如要用“报应”来解释的话，应该说是美国白人祖先当年贩买黑奴所造的孽，今天他们的子孙，得为祖先所造的孽承担应付的历史代价。不过，所谓当年，应该是指17世纪至18世纪由英国殖民时期转型到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时期。而在那段历史辰光，从事黑奴买卖以及利用从非洲拐来的黑人做奴隶的西方国家，除了英国外，还有葡萄牙、西班牙、德国、荷兰、比利时与丹麦等国。如说“报应”，那么为什么祇有在美国才发生这个因祖先造孽而须付出代价，其他那许多西方国家，却没有发生“报应”呢?那位发表“报应”意见的发言人，还说美国的“报应”是表示菩萨的公允。那么其他拐带及买卖黑奴的国家都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又如何解释呢?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应该发觉，也是在这些欧洲国家，对当前美国的暴乱，响应最力。这也是为什么另外有人指出，这些欧洲国家的反应，与其说是响应，毋宁说是“共鸣”。这表示它们因被提醒自己祖先也曾从事黑奴买卖的往事而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长话短说，这些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是在西方国家、也就是所谓民主阵营的核心成员，所共有的问题，是他们深藏内心之歉疚;也是他们对外标榜民主时绝对不愿明言(甚至承认)的禁忌。有鉴于此，我们当更能领会到以上拜登格言的真谛是何所指。亦即为何要维护与增进民主，尤其是在民主衰退之际要将其复兴的含义。再复述一遍，以上自黑人弗洛伊德事件以后的一切动乱、以及欧洲国家(多半俱是民主国家)的“共鸣”，证明了民主圈子中的一个共同体会、也是一向的难言之隐。

所以由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其实真正用意是响应拜登格言中须挽救、复兴民主于衰退之中的苦心。这也是为何白宫对峰会召开之目的保持秘而不宣的道理。而国务院的说法，仅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而已。

据相关消息，全美国自2020年月25日以来各地的暴动中，根据30个地区警察局的报道，他们在一个月(重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逮捕暴动中的违纪分子达11,000人。有人(Alan McLeod)计算了一下，发现这个数目，比在香港一年里头逮捕的9,000人还要多。

最后，这一切对台湾搞台独人士的启示是，香港经常的暴乱，与其说是由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不如说是由于有外来的干预与怂恿、甚至蓄意颠覆。而广义的“外来”，当然不祇是美国而已。

六、结束语

以上各节，已足以刻划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相。这个真相，绝非美国政府通常对外投射民主形象如何足以令人效法的憧憬。其实，我还没有提及在弗洛伊德案件与因它而带来的暴乱等等之后，英国的“卫报”登载了一篇报道，有关一个名为“民主联合基金会”的机构授权由拉塔纳(Latana)民调公司作出的一项在53个国家的民调。这53个国家的50,000名受访者，俱是笃信民主而奉之为圭臬的人士。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美国对民主的威胁是远大于俄国与中国对民主的威胁”。我们再看美国民间的看法，据“时代杂志”的报道，美国有85%的人笃信他们本国的制度应该大幅改进。而他们有此想法，全是他们自身对民主“不过如此”的感受，绝非因是中国与俄罗斯发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更因此而成功地腐蚀了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再根据剑桥大学的数据，概括了154个国家四百万受访者的意见，可说普世民意对于民主的不满，已由1990年代的47.9%上升到现今的57.5%。

综合上述一切资料与数据，我们能作的结论是：世上没有什么诸如多数西方媒体所渲染的民主集团与专制集团的对抗。因为民主的衰退，是各国内部的严重问题;由美国开始。拜登竞选总统时之所以就有召开民主峰会的意见，就是由于他对美国民主制度衰落的感触。除了以上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打砸烧抢的动乱以外，还有2017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民主的践踏(譬如特朗普发动他的党羽对国会大厦武力攻击与破坏即是一例)。所以，拜登上任后召开民主峰会的真实用意，实际是要把既已衰落的(美国)民主进行“复兴”之努力。同时因考虑到其他民主国家也有普遍的衰落(正如民间“自由智库”的评审所显示)，所以才邀请了110个国家参加。

可是在这次民主峰会开完后，对于开会之讨论过程与是否有决议诸节，不但美国没有公布，其他与会的成员也保持沉默。这表示什么?

我认为合理的猜测是：此次峰会恐怕根本没有具体的结果，因而不了了之。没有结果的可能原因，恐怕是与会的多数成员，对美国国务院所提出的三大课题不能与美国意见一致。如此点属实，美国反躬自问的时候，应该到了。

来源时间：2022/2/7   发布时间：2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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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崑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和美国正在加紧努力，以获得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随着竞争升温，印度尼西亚正成为两国外交的主要目标。

东盟于2019年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展望旨在搭建地区的合作框架。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均接受了这一展望，后者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合作。

拜登显然重视东南亚。在他上任的第一年，他已经派出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访问东盟各国。拜登本人去年10月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了东亚峰会。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一次访问该地区始于12月出访雅加达，凸显出美国对这一不结盟新兴大国的魅力攻势。

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努力应该得到高度肯定;并不是每一位总统都如此关注这个地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提升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但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缺乏后续行动，导致其全球影响力普遍下降。

现在的问题是，拜登的努力是否足以重振美国在东南亚的领导力。

美国正在迎头赶上。它寻求降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但中国有许多工具可以用来保持其在该地区的优势，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支持。

在上个月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通话中，习近平呼吁两国将“一带一路”合作纳入各自的发展目标，并承诺中国将全力支持印尼的发展和深化合作。

过去一年，中国还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关系。外交部长王毅自2020年10月以来访问了全部10个东盟国家。2021年，中国巩固了地区合作基础，为未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

第一，自2020年以来，双方已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共同于2022年1月1日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将致力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

2021年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高速铁路既是中国-东盟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亮点，也对老挝这一渴望发展的内陆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安全方面，南海被普遍视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根刺。然而，在《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于2002年签署后，为敲定行为准则的工作正在开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成功地控制分歧，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第三，在与东盟的全面合作方面，目前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共同应对疫情。去年11月，中国将与东盟的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拜登在东南亚的印太战略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安全、政治和经济——最后一个是其最薄弱的环节。

美国加强了四边安全对话中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合作，建立了AUKUS加强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但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将自己排除在亚洲两大自由贸易协定之外。

拜登承诺要创造一个印太经济框架，深化美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但就东盟国家而言，行动将胜于语言。现在判断拜登任期内美国领导力的恢复还为时过早。

印尼是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G20成员国，在东南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高度重视印度尼西亚，已成为该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中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建设新的高速公路、发电厂和机场，以及雅万高铁。印尼大约80%的新冠疫苗来自中国。

关键问题是印尼会否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毫无疑问，它更希望与北京和华盛顿建立互惠关系，维持和平与稳定。那么印尼在东盟的展望中能扮演什么角色呢?

首先，它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形势变化，兼顾中美两国的需要。如果大国想要赢得该地区的支持，它们必须超越私利和大国竞争。印尼必须坚持自己的外交政策道路，将大国竞争的势能引向对东盟的强化。

其次，它应该找到需要加强协作的领域，并将其纳入制度化的合作体系。例如，最近发布的《东盟-中国关于加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可以成为实现东盟“一个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印太地区”这一愿景的渠道。

同样，东盟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于2020年签署的《区域发展合作协定》也将发挥作用。

中美在东南亚的良性竞争可加强东盟印太展望框架下的国际发展合作。大国竞争不仅会给东盟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也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巨大利益。

(原文刊登于南华早报，2022年2月4日)

How Indonesia and the rest of Asean can benefit from US-China competition

zhai ku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ramping up their efforts to gain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competition hots up, Indonesia is emerging as a prime target of their diplomacy.

Asean released its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statement in 2019 that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Whil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embraced this visi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iden clear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outheast Asia. In his first year in office, he has already sent his vice-president, secretary of state and secretary of defence to variou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countries. Biden himself attended the East Asia Summit last October via video link.

The most recent trip to the region, b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in December, started in Jakarta, underlining the US charm offensive towards this non-aligned emerging power.

The US leader deserves high marks for his efforts; not every president has paid as much attention to this reg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boosted US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but a lack of follow-through during Donald Trump’s term saw it decline amid a general slump in America’s global influence.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Biden’s efforts will be enough to re-energise American leadership in Southeast Asia.

The US is playing catch-up. It seeks to reduce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but China has many tools to use to maintain its advantage in the region, primarily its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his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last month, Xi called on both countries to integrate thei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to their development goals, and pledged China’s full support to promote Indonesia’s development and deepen cooperation.

China has also actively promoted relations with Asean this past year.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visited all 10 Asean countries since October 2020. In 2021, China consolidated the basi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d new impetu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First, the two sides have become each other’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since 2020. They jointly prepar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n January 1, and will work on an upgrade of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is year, the high-speed railway linking China and Laos is not only the highligh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also carrie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aos, a landlocked country hungry for development.

Second, in terms of securit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thor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owever, after the China-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signed in 2002, work is ongoing to finalise a code of conduct and so far the parties have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military conflict.

Third, in terms of overal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the current focus is o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aling jointly with the pandemic. Last November, China upgraded its relations with Asean from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Meanwhile, Biden’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has three main components: secur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 the last being its weakest link.

The US has strengthened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with its Quad partners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and established the Aukus alliance with Britain and Australia. But so far it has excluded itself from two major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Asia.

Biden has pledged to create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that will deepen U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But where Asean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actions will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judge the recovery of US leadership during Biden’s term.

Indonesia, Asean’s most populous country and a member of the G20, ha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China assigns great importance to Indonesia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investors in the country,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n building new highways, power plants and the 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way. About 80 per cent of Covid-19 vaccines in Indonesia come from China.

The key question is whether Indonesia will choose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 doubt, it would prefe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o b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ntribute towards peace and stability. So what role can Indonesia play in Asean’s outlook?

First, it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light of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taking account of the need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And if major powers want to win support in the region, they must go beyond self-interest and big-power competition. Indonesia must maintain its own foreign policy path and direct the potential energy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into strengthening Asean.

Second, it should find where collabo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institutionalised cooperation systems. For example, the recently released Asean-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Enhancing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an become the channel for implementing Asean’s vision of “an Indo-Pacific region of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for all”.

Similarly,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reement signed in 2020 between As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ll have a role to play.

A healthy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 ca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Major-power competition could lead to great benefits, not only for Asean member states, but also for the whole region.

来源时间：2022/2/7   发布时间：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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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燕军  来源：海外看世界

中国问题始终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今年是中日复交50周年。此间中日关系几经波折，也有良好发展过程。在中美关系较为稳定的时期中日关系也相对稳定，为此日本常以比美国更了解中国自居，也自认是中美间的“桥梁”。然而在新世纪的大变局中，日本由于在外交的上选择导致其战略失衡，周边环境恶化。

一、台湾因素是中日近代史的“结”

近代日本对外战略至少有三次选择：1. 明治维新“脱亚入欧”;2. 二战后“西方一员”;3. 本世纪印太战略围绕中国。而台湾则成为日本上述战略选择的重要目标。明治初年对外扩张战争：出兵台湾-吞并琉球-侵略朝鲜-发动甲午战争割取台湾，完成帝国主义殖民体制初创。二战后“被占领而成为西方一员”，与美国携同参与庇护台湾政权，直到“尼克松冲击”才使日本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在近年大变局中，日本政界又提出“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口号，试图介入台海事务，这与当年“满蒙生命线”论如出一辙。日本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本应反省历史，促成统一，修补前嫌，但现实是持续充当相反角色。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统一台湾将是百年被侵略历史的清算，更是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清算，亦为振兴中华的核心目标实现。

二、把中国作为“假设敌国”会背离“和平国家”路线

在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发展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少数国家惧怕中国发展而“共同遏制”的局面中，日本精英层选边美西集团，明显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有朋友还能提到某几位日本老牌政治家的“友好象征”(但如日语讲其在国内“尝味期限”已过，“影响有限”)，日本对华整体政策和战略趋向及社会氛围均已改变。

特别是日方在把中国当做“假设敌国”，使中日关系更加复杂。担任过9年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国分良成曾表示：“2012年就任校长时日本政府还没有说中国威胁。不过此后中国已变为假设敌国了。这样下去事态可能无法收拾。”(摘自2021年6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显然日方这种主动“树敌”做法并不明智，实际上也是一次赌博。甲午战争及二次大战都是日本“以国运相赌”发动战争。今天面对不断壮大的邻国，联合域外国家去遏制围堵，把原本比较灵活的对美对华互补关系搞僵。应该指出，“对美一边倒”不会解决中日间问题，只会加剧两国间不信任状态。看来小泉纯一郎所谓“美日关系好，中日关系就能好”的错乱逻辑在日本政界还有影响。赌注虽大难有善果。

第三，中日贸易关系未必能主导日本对华战略

在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日方政策体现出与中方对立，牵制中国完全统一的趋向。日本政府或许仍会宣称台湾政策并没变，但实际上其外交安全政策上的“联美抑中”指向正在导致“平衡美中战略”的失衡。

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方为自身利益也做出一些与美国等不同的举动，如刚生效的RCEP等。这是日本从自身利益考虑，直面中日经贸利益重要性的结果。但最近以来日本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制华战略。在中美间，日本正变为“拉偏架的帮凶”。说日本是消极角色并不过分。近两年虽经两次政权更迭，但对华政策基调未变，今年在复交50周年的历史结点上，两国关系乏善可陈。这种战略失衡不会使日本更安全。如真介入台海必将毁掉“和平日本的国本”，自身也将陷入危险。

中日间主要问题：

1. 领土领海争端。最近日方主动把台海问题纳入其国家安全范围，并表现积极介入态势。

2. 政治外交上选边与阵营对抗。从相对超脱的对外政策变为“准备打击对方基地”的攻击型战略态势，使日本“和平宪法”开始变味。遭致人们更加警惕日本对外介入与攻击性走势。在保守势力推动下，改宪正成为日本政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它并非仅有象征性意义，还可能改变日本未来走向，引人关注。

3. 因历史与现实利益，领土争端等，日本与所有邻国关系均处于紧张状态。日本的外交失衡和历史认识的缺失使其与邻国关系恶化，这些光靠搒美国粗腿或与美西等域外国家的联盟是不可能解决同邻国间的对立的。

4. 日本媒体及精英层表现出偏执情绪让民众对外认识表现缺失。日方在强调别国民族情绪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反省本国民族情绪的发展。中日民众相互不信任在短期内恐难有大的改变。长期观察中日关系的人士大多感到忧虑，即便还能找到某些积极因素。

有的朋友喜欢回忆中日间友好过往，但现实是双方情形都已改变，中日未来只能是双方都拿出善意，尊重彼此。日方需学会善待邻国，认真直面历史问题，才可能面向未来和睦相处。这方面日本需要向德国学习，应真诚反省，谦虚对待曾被其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国家，而非在历史问题上强势对抗。而美西各国也必须像对待德国那样对待日本的历史问题，不让纳粹翻案，也不容军国翻案。这样日本国内的“中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实现中日民众的真正和解。才能在东亚各国间建立互信，才有开创亚洲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未来。

来源时间：2022/2/7   发布时间：2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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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

当前，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正成为大国博弈的又一个竞技场。日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现实中，日本在不同领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既有追随和配合美国的一面，也有承受损失和压力、规避风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外资审查方面，日本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外国资本获得日本国家安全相关行业上市企业股权或表决权1%以上时，有义务向日本政府事先申报，而以往这一比例是10%。

第二，在出口管制方面，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采用单边方式，也没有诉诸实体清单的做法，而是依据瓦森纳安排等既有国际制度参与多边出口管制。日本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把出口管制的对象扩大到基础和新兴技术领域，而是维持了防止武器扩散的原有目的。在此方面，日本的政策方向是，推动不同技术领域分别形成出口管制的多边框架。

第三，在进口限制方面，日本追随美国，在信息通讯设备等领域在事实上排除了华为等中国企业的产品，但没有像美国那样指名针对华为或中国。

第四，在人员审查方面，日本准备仿效美国建立安全审查制度(security clearance)，以限制外国留学生和研究者参与涉及敏感信息的项目，同时扩大了“视同出口”的人员管制范围。

第五，在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方面，2021年4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就深化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合作并加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达成了一致。双方为此设立了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和经济产业省参加的工作组。未来美国可能要求日本在对华出口管制上提供协助。但日本很难彻底切断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在内的对华经济联系，同时自己在半导体等经济和技术领域也是美国的竞争者。因此，日本未必会加入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且优先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经济和技术体系。

由此可见，日本一方面不得不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政策迅速做出反应，另一方面也出于自身利益和原则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背后是美日两国对华认识的不同和经济理念的不同。美国把中国视为经济和安全上的威胁，从对华接触转向了对华“脱钩”，甚至不惜破坏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尽管在安全上与中国存在对立，但在经济上，日本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市场和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没有从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坚持维护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此外，日本还担心，未来美国可能受市场反应等因素影响，缓和针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如果一味紧跟美国，反而会陷入被动。总之，日本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在防止敏感技术外流和确保出口市场之间谋求平衡。

来源时间：2022/2/7   发布时间：20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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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2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人权问题决议，尽管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内容直指中国。可想而知，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民众，决议都是极大的刺激，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冲击。

加上2月1日中国农历春节，2月4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负面效应无疑雪上加霜。去年，有人形容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恶化，中日关系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2020年后关系倒退漂流

从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双方首脑互访恢复，2019年中日领导人宣布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2020年初，冠病疫情初期，中日两国通过相互捐赠抗疫物资，展现了两国社会之间民意感情的改善，中日关系似乎开始走出相互不信任的状况。

然而，2020年中开始，两国关系再次出现大幅度的漂流和后退。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3月召开美印日澳四国峰会，4月日本首相访美，提及日美同盟强化和台湾问题、东京电力排放核电站污水问题等，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2021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和秋天的岸田文雄当选新首相，为中日关系转圜带来了不少期待，但年末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震动，中日关系的漂流和后退似乎进一步恶化。新年伊始，1月6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互惠准入协定》，建立类似“准同盟”关系，两国发表的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几乎处处指向中国。

1月21日，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举行视频会谈，决心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进一步强化同盟，台海、人权、经济安全保障、海洋等问题，针对中国的“熟悉话题”几乎都涉及了。日美还商定上半年在日本举行日美印澳四国机制第二次峰会。峰会前，两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增强透明度，推进核裁军。此次人权决议更是让已经不堪重负的中日关系面临更大困难。

日本战略定位三种选择

对中国人来说，日美领导人首次会谈以及人权决议，意味着之前对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出现再平衡的期待感消失殆尽。更多中国人会认为，日本新政府不仅没有改变对华对抗姿态，而且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美国跳得还要高，日本对华外交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加而不是减少。

中国认为日本已经超越“联美抗华”走向“导美主动抗华”，这种认知的出现完全可以理解。笔者认为，目前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思维，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速上升的“急先锋”。

中日关系在2017年至2020年年初曾经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然而2020年疫情中，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全面敌视中国政策，以及所谓“中美新冷战”论调影响下，2020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和后退，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出现了“战略思维漂流”。

到2020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可能，日本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他们以这种战略认知为基础来看待中国——既然是中美长期新冷战，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因此须要在台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人权、经济方面全面配合美国的对华大战略。

第二种认为中美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盟国，不可能不被卷入;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须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一个“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从2021年后半年开始，“新冷战的急先锋”的第三种思维开始崭露头角，而且似乎正在急速上升。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财政支出的法案不仅共和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加上汽油价格增加和高通胀压力，拜登的支持率从接近60%降至40%出头。他们认为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不仅会失去众议院优势，甚至可能出现参议院也失利的双输情况。

面对这样一个弱势总统，维护亚洲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政治社会稳定，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弱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而且可以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

这股力量主张国防开支应该达到北约水平，即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增加到2%，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导入“敌对基地攻击能力”来增加威慑力，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则主张强化管制和审查。在他们看来，一个已经“疲倦的巨人”(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而这正是日本的机会。

究竟日本会走向何方呢?是要朝着“新冷战的桥头堡”还是“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还是朝着更激进的“新冷战急先锋”方向演进?可以说，日本已来到了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

三大诱发和三大牵制因素

从岸田文雄的政治倾向来看，在内政上提出新资本主义，分配和增长同步恢复等中道政治似乎是目标;在对外关系上则有意继承自民党从吉田茂以来的宏池会的传统，发挥沟通的桥梁角色，来展示日本国际存在感。那么该如何解释岸田内阁对华政策对抗不断强化的倾向呢?

笔者认为第三种所谓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做“急先锋”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对之前两种势均力敌的“桥头堡”和“沟通桥”的结构构成冲击，尤其让“沟通桥”的声音受到进一步挤压。

从这意义上来说，日本“随美制华”和“导美制华”是有可能成为主流的，中日关系呈自由落体下跌的危险，主要诱因有三：第一、上述政治精英层内部博弈;第二、美国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第三、日本对华舆论全面负面。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前景仍须冷静观察，要看到中日关系自由落体下跌也存在三个牵制因素。

首先，日本的战略定位不仅受制于上述国内政治精英的博弈，也受制于日本社会认知的影响。

从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尽管日本民众对华认知普遍趋于负面的百分比高达九成，但与此同时，70%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接近六成认为日本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应该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任何大幅度提高国防开支还是部署反导系统，最后都要过民意这道最大的门槛。

反过来说，“急先锋”和“桥头堡”的民意基础不能够说很深厚。中道政治回归仍然是日本的主流民意，自民党内部三股力量的博弈，是不能够在完全无视民意的情况下演进的。

第二，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有遭遇“第二次尼克松冲击”(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当年美国的中国政策大转弯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的担忧。2021年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但中美元首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谈，一次视频会晤，特别是11月的视频会晤，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而且是中国上午时间，美国深夜进行。相比之下，岸田与拜登的视频会晤是日本深夜时间，而且时间仅为80分钟。

第三，日本经济界很清楚，与中国持续对抗将会损害到经济利益。近期对中日韩经济人士的调查显示，日本商界人士回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可以获益的比率最高。这说明日本经济界对于进一步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有很高的认同感。

对中国来说，今后一个时期如何主动和积极地与日本民众建立持续和有效的互动很关键，中日关系长期以来有民间外交的传统和成绩，这方面的智慧是可以期待的。

此次北京冬奥会，日本就派出20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尽管中日政治关系阴霾笼罩，但中国民众对包括日本选手在内的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热情好客，是很好的公共外交平台。

日本选手中很多是全国性的知名人士，例如羽生结炫、小平奈绪等，中国观众若对他们的竞技成绩给予积极回应，展示大国风范，可以对日本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尽管大环境很不乐观，但中国仍然可以通过适当发挥主动性，为中日关系中长期发展谋势和创造机遇。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2/2/5   发布时间：2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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