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四 王一苇  来源：《人民论坛》2021年12月中

作者：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一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博士生

摘要

美国是奉行政党政治的选举制国家，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但也因形势的变化，诸如选民结构的分化、多元，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影响，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千禧一代与Z世代的青年群体受疫情影响，其政治认同呈现出两极化嬗变。在政治认同背后政治正确、社交媒体对美国青年群体的深远影响，美国青年群体的投票趋向引发众多关注。

关键词：美国选举;青年群体;选票;政治认同;两极化

长期以来，美国的选举结果基本上是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轮流执政，几无悬念。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与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也基本是年长选民占据主导地位，左右选举结果。比较而言，总统大选自然更为引人注目，当然也更显重要。但中期选举因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架构也具有相当重要性，它不仅是美国政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关键，也是未来两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就最近两次美国大选情况看，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似乎开始“觉醒”，走向投票站，投票给政治立场相同或接近者。美国青年群体这一投票趋向引发众多关注。本文就美国青年群体在近两次大选中的投票情况进行分析考察，探讨政治正确等因素在青年群体身上的折射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美国青年人的投票率为什么比他们的长辈低

在许多青年选民看来，美国大选不过是政治精英与金融寡头之间的分赃游戏而已。空洞的承诺，夸张的诱惑，大选过后的江河依旧，一切如常，导致美国青年群体中的不少人心生倦怠，失去信心，放弃投票。2020年总统选举中年轻人投票积极性虽然较之2016年有所好转，但也有近一半青年没有行使投票权，漠然以对。近一个世纪前，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和哈罗德·高斯内尔就确定了投票率相对较低的几个美国群体，包括年轻人、少数族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穷人。时至今日，这一状况并无根本性改观。为什么年轻人投票率比他们的长辈低?政治学研究中的三大主题对青年群体投票率低迷不振的症结提供了解释。

一是习惯的形成。投票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年轻人投票频率低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形成和强化这种习惯的机会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能慢慢地从“习惯性不投票者”变成“习惯性投票者”。这种内部习惯的形成也从外部得到了强化，各年龄段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朋友和同龄人影响，而老年人更有可能在多个选举周期观察朋友做出的投票选择。

二是机会成本。第一次或第二次投票也可能比在以后的选举中投票更难。青年群体相较其他年龄群体可能没有那么灵活的就业时间表，且可承担经济缓冲的能力也较小，对他们而言，是否抽出闲暇时间投票，涉及到一定的机会成本计算;再加上青年群体生活大都流动性较强，频繁地搬家使他们不仅缺乏深厚的社区背景和相应的人际关系，更需要在当地重新进行选民登记，熟悉另一套投票程序和截止日期，以及寻找新的投票站等，学习投票过程也要计算间接机会成本。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美国青年群体投票机制中的一些障碍是人为设定的。当涉及到不同群体投票率差异时，这些差异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遗产是分不开的。提高所有群体投票率并非政治精英的普遍目标，而像选民身份证法这样增加投票难度的政策，可能会对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低倾向性选民产生一定影响。

三是替代参与。如果从参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行动角度看，青年群体投票率低可能会稍微减少一些人的担忧。根据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群体投票率普遍下降，但“其他形式的公民行动主义，如大规模抗议、占领运动和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平台”，青年群体的参与度则普遍提升。另有一项分析发现，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年轻人相比，美国年轻人更有可能签署请愿书，参加示威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两倍以上。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青年群体参与投票的活跃度低或者完全不参与并不在于缺乏兴趣。近年来，在美国“表示对选举感兴趣(76%)、关心谁是总统(74%)、对公共事务感兴趣(85%)和打算投票(83%)的年轻人数量特别多”，这显然意味着分析家和学者们在如何正确理解美国青年选民参与(不一定反映公民参与)和公民参与(不一定促成投票)之间的差距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近两次美国总统大选青年群体投票分析

当前的美国青年群体，大致可分为“千禧一代”和“Z世代”。前者指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的一代人，后者指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在智能手机时代度过青春期的第一代人。他们中间左翼民粹力量的抬头不容小觑;也有中间偏右青年群体力量的悄然崛起并占据上风。美国的选举政治游戏固然与金钱关系重大，但人还是关键因素。青年群体这一重大票仓，成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激烈争夺的重要选民对象之一。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拉美裔民主党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年仅29岁就当选众议员，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成为青年群体在政治博弈中迅速崛起的象征。

首先，千禧一代与Z世代青年群体投票率激增。美国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IRCLE)对青年群体投票率的数据分析表明，在2020年秋的总统选举中，美国青年群体投票率虽仍旧与前些年一样不如年长者积极，但年轻新锐的年龄组在选举投票中却显示出最大的增长。随着Z世代和千禧一代投出超过2500万张选票，CIRCLE估计18—29岁的年轻人有50%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参与投票，比2016年(39%)显著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能是自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以来青年参与选举的最高比率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年轻人中18至24岁的Z世代投票率显著上升，政治参与热情愈发高涨。由于青年人在新一轮“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种族正义抗议运动中的活跃表现，一些分析家猜测这种行动主义也许会转化为选民投票率，此后出炉的大选结果也证实了这种预判：Z世代中，亚裔和白人选民投票率超过一半，黑人选民投票率接近一半，拉丁裔或西班牙裔选民投票率超过五分之二。同时，青年人在选举中严重倾向民主党，在2020年的许多摇摆州中展现了扭转乾坤的影响力，帮助拜登在至少十几个“红色”州赢得了大多数30岁以下的成年人。

影响美国大选的因素很多，如种族、宗教、地域、家庭背景、社会阶层等，而美国青年群体的构成虽然多元且复杂，但总体上看，除延续其他成人选民群体的习惯之外，这一青年群体还普遍思想活跃、关心政治、希望社会更为公平、渴望得到更多机会、反感社会利益分配的固化、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也很高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生活处境并无太大改善，美国经济在经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竞争依然激烈，就业市场依旧严峻，助学贷款负担加重、房租持续上涨，凡此种种，对青年群体都是极为现实的生存压力。特朗普毫无章法的所谓减税、叫停奥巴马医改法、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等政策，也使青年群体严重不满，渴望改变现状，希望通过投票对政策变革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不少年轻选民也表示，种族主义和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投票意愿的重要因素。

其次，疫情影响美国青年群体的投票意愿。美国的选举政治已有效运作经年，有相对完备的程序设定。但是否参与投票，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着青年群体的取舍。例如：竞选纲领是否具有吸引力，竞选活动的组织水平，参选政党对年轻人的宣传鼓动程度，不同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教育政策，青年人口的不同族裔构成，以及不同州的投票法。凡此种种因素，既可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投票，也有可能对其投票构成障碍。2020年，虽然近一半有资格的年轻选民参与了投票，但正如之前每个选举周期的情况一样，全国各地青年选民投票率差异很大：投票超过60%的州，有67%的新泽西州、65%的明尼苏达州、64%的科罗拉多州、61%的缅因州;在40%以下的州，有32%的南达科他州、34%的俄克拉荷马州、35%的阿肯色州和39%的新墨西哥州。

这次大选中，对投票最大的制约因素无疑是新冠肺炎疫情，因此，选民注册和投票的便利性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变得尤为重要。许多州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改变或扩大了邮寄投票，选民首选投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美国选举表现调查，邮寄投票的选民(所有年龄段)比例增长到46%，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多。在选举日投票的选民比例从2016年的60%下降到2020年的28%。2020年各州采取了不同的邮寄投票方式：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自动向所有登记的选民邮寄选票已经成为惯例;其他州则自动邮寄选票申请或允许选民自行申请邮寄选票，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等不需要选民说明申请邮寄选票的原因，而印第安纳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则要求选民注明缺席现场投票的原因;限制性更强的一些地方，则还未放开将流行病作为缺席现场投票的有效“借口”。平均而言，在自动向选民邮寄选票的州，青年选民的投票率最高(57%)，且比2016年有更大增长;相反，对邮寄投票进行严格限制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最低，平均为42%。同时，如今也没有任何问题能像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议题讨论那样激励Z世代和千禧一代踊跃投票。根据2020年末CIRCLE与Snapchat(色拉布)合作撰写的“Z世代白皮书”，18至23岁青年群体中的82%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使他们更深切地意识到政治领导人的决定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包括42%的拜登支持者。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确实是2020年影响青年群体投票行为的最大因素。

美国青年群体政治认同呈现两极化趋势

出口民调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中30岁以下成年人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比例接近2比1，有色人种年轻人明显倾向于左边。支持拜登的30岁以下选民中，黑人选民占76%、亚洲选民占69%、拉丁裔选民占51%，而白人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只有6个百分点。拜登和特朗普分别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普选票第一和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投票结果让美国社会政治认同两极化趋势暴露无遗。21世纪已进入第三个十年，美国目前依旧维持着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青年群体对美国政治运行规则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探讨他们如何通过选票彰显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有助于了解美国青年群体与美国社会发展趋势。概而言之，当代美国青年群体认同呈现出多元但极化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身份认同，“Z世代”美国青年政治认同的两极化出现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正确成为党派争斗的工具。今日美国，“政治正确”被当作一种“语言柔术(linguistic jujitsu)”，成为常见的政治运作武器之一。各种政治派别的人都频繁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只是使用的含义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也恰恰说明政治正确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定义，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内涵。早年，一些学者将政治正确描述为尊重个人身份、文化和观点的努力，福山则给出了一种更直观现实的解释：“政治正确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东西。每个社会都有一些观念违背基本的合法观念，因而不能进入公共讨论。”当前的美国政治生态，更多人认为这个概念促进了意识形态上的狭隘、不容忍和对反对语言和观点的压制。

有关政治正确的话题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而作为热心于社会议题且政治参与度最高的青年人聚集地的高等教育机构则首当其冲，成为政治正确纷争的核心战场。近几年的学术辩论，人们对“政治上正确”的态度逐渐从称赞和肯定变调成了讽刺与挖苦。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盛行的“PC文化”仿佛又卷土重来，并且由于得到网络时代下Twitter以及TikTok等新型社交媒体传播力的加持，这种潮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正在削弱政治话语，甚至可能反噬民主自由本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否定那些主张在大学校园设立“安全空间(safe space)”和在教室中设置“触发式警告(trigger warning)”的人，认为他们过度焦虑且不切实际的天真。

“作为青年人政治认同形成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大学应当在弥合政治认同分裂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锻炼学生学会面对和思考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质疑他们以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个人信念，以帮助其成为视野宏阔的成熟社会公民。但当“触发式警告”“言论守则(speech code)”等涉及的道德议题越来越多，一种受害者文化逐渐在美国高校校园氛围中弥漫开来，有意无意地阻挠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知识过程的充分参与者。部分学生甚至主动滥用言论守则和触发式警告，随意上纲上线，肆意打着政治正确的幌子，以回避了解、学习那些只是让他们感到吃力或者不舒服的内容。由此，美国大学校园在成为“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孵化器”的路上越走越远，“塑造并输出具有鲜明政治偏好的公民”。针对“PC文化”对高校影响究竟是好是坏的争论还有很多，也很热烈。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近年来美国高校对“PC文化”响应行为的兴起，说明在当今美国社会内，政治正确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想法，而是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不可否认地影响到了高等教育中语言的使用，并使得美国青年群体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运动中的急先锋。

第二，社交媒体推进政治认同两极化。2011年，美国社会活动家埃利·帕里瑟(Eli Pariser)提出了“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一词，将其定义为“算法使我们在网上获得的各种信息偏向于我们喜欢的东西”。当时，他担心人们对不同观点的接触大幅减少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而近十年后，美国总统大选中创纪录的选民投票率充分展示了这种分化和撕裂之严重。美国人在超党派大选中不仅不同意另一方的观点，彼此还极其憎恨，思想市场上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看似是健康民主的标志，但很多人早已不再关心思想上的胜利，比起为了把自己心仪的领导人推选上位，更多的人似乎是为了把另一党派候选人挡在胜出可能性之外。不同党派在看似不同的现实中运作，讲述着不同的事实，或者至少是对这些事实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不可否认，如今无远弗届的社交媒体的确实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两极化的情况和加剧这种情况的社交媒体，究竟谁更先出现，已很难追究，倒不如说，两者相互影响，已然成为一个庞大且会不断自我强化的系统。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多个场合驳斥了关于其公司煽动党派分裂以及加剧政治极化的说法，然而，不少专家依然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确实助长了美国党派间的敌意。2020年10月，一篇名为《美国的政治宗派主义》的文章，如此总结学术界的共识：“近年来，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在政治话语中发挥了影响力，加剧了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尽管美国人在政策偏好上的分歧似乎没有增加，但对反对党成员的敌意却非常高，认为对方“不同”“不道德”，所以“不喜欢”。2021年8月，另一篇发表在《认知科学趋势》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示：“虽然社交媒体不太可能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促进因素。”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在政治方面依赖和信任的新闻网站比以前少了，福克斯新闻是特朗普的喉舌和虚假信息的源头，是他们经常阅读和相信的少数来源之一，信息来源的单一也使得他们的看法越发极端和抱团。超党派的激烈竞争、紧张的社会因素和不同的新闻“饮食”，或者至少是对新闻的不同解释，然后再通过社交媒体选择性地反馈，放大了美国社会的分歧。2016年大选后，社交网络更是调整了其平台算法的基本设计，对用户浏览的内容进行定制，最大限度地促进来自朋友和家人的帖子，以提高用户参与度。这意味着除非用户自行在平台上进行探索，否则他们不太可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在讨论什么。缺乏社会经验与阅历的青年群体即Z世代，是社交媒体的天然使用者，更容易受到这些社交媒体的左右与影响，再加上他们继承来自父母长辈的偏见，或是在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下无意识中被某些偏见同化，社交媒体在形成与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回音壁，强化了同一阵营的认同，阻断了不同阵营之间的有效沟通。

美国青年群体未来投票趋势及影响分析

美国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的选举在选民投票规模上虽然破了纪录，但这种投票率有两方面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是白人非大学生选民的投票率急剧上升，这是一个强烈支持共和党的群体;二是青年群体与有色人种投票率上升，这代表了严重倾向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群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两个群体对2020年选举结果产生了反作用力，导致两党在少数几个州的普选票数相当接近，几乎难分伯仲。不过，美国选民的基本人口统计显示，在全国快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地区，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人口都在增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非大学生的白人选民群体的投票率甚至更高，或者共和党为改变对他们有利的投票要求所做的努力，是否足以抵消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的影响。年轻的白人选民不成比例地支持特朗普，53%的18至29岁的白人选民投票给他。但是，美国的选民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白人在选民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下降。青年群体的崛起是自然规律，而这一群体在种族和族裔方面更趋多元化。

虽然青年群体长期以来给人以偏左的印象，但千禧一代与Z世代的这种政治偏好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二十年前，18至29岁的青年群体对布什和戈尔的支持率大约是50比50，表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并没有向民主党倾斜，但在近年来的历次大选中，年轻人倾向民主党越来越明显。民主党虽然在2016年大选中未获得最终胜利，但在千禧一代青年选票上希拉里获得了近55%的支持率，远超特朗普获得的37%。这意味着美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倾向性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他们确实比以前更倾向于民主党了。面对已经开始担任社会职能，逐渐在美国社会运作中占据重要分量的Z世代青年人，共和党要考虑的真正问题是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确立其作为一个合法选择的地位。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政治精英在处理美国社会2020年爆发的多起抗议和集会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种族多元化、女性堕胎权利等人权议题上的低容忍度，和在气候问题上的落后认识、防疫政策上的反智作为，凡此等等，使他们越发突兀地站在了大部分Z世代和年轻千禧一代价值观的对立面。谁失去青年群体，谁将失去整个世界，这是亘古不变的一大法则。

共和党逐渐流失青年选票的同时，第117届国会民主党人正在推动2021年为民法案(HR1，the For the People Act of 2021)，及其各种进化版的通过。该法案将在全美范围内统一一些选举法，并建立自动选民登记(AVR)、在线选民登记(OVR)、当天或选举日登记(SDR)、提前投票、无理由缺席投票、预先登记以及在高中进行选民登记要求的多种平台系统。CIRCLE就此政策是否与更高的参与度和HR1具体如何扩大青年选民的潜力进行了分析，他们将拥有HR1中大多数选举政策的州和拥有少数政策的州比较之后发现，平均而言，拥有更多这些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更高，拥有四项或更多HR1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合计为53%，而少于四项政策的州的投票率为43%。由此可见，制定更有利于青年参与的投票制度，会激发青年群体的投票热情，而缺乏这些政策的支撑，就可能会产生相反效果。无论是通过像HR1这样的国家立法，还是通过各州立法机构的决定，投票法律和程序的持久性或变化将是未来影响美国选举周期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年轻人在2020年的投票人数创下了新高，意味着美国选民名单上的年轻人数量也创下了新高。如果没有立法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以确保年轻人做好准备并鼓励他们投票，那么期待青年投票率的继续上升，未必就是天经地义、水到渠成。若类似HR1或选举自由法等法案通过，美国青年群体投票率毫无疑问会再度攀升。

就2021年11月2日弗吉尼亚州州长改选来看，此次地方选举吸引了全美媒体的关注。由于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选举早于其他州举行，媒体常把他们的地方改选结果当作次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而随着共和党候选人格伦·扬金(Glenn Youngkin)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这个标准“深蓝州”的落败，无疑使拜登团队的中期选举开局不利。

但选民在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并不是新鲜事。关于中期选举，长期共识是：不在白宫的一方更有利。这种规律似乎暗示着选民中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和党一家独大，选民就会在下次选举中投民主党，反之亦然。但这种历史传统并不代表民主党可以合理化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失利。从强调青年群体选民的角度看，这次弗吉尼亚州的选举中，麦考利夫丢失了大批青年群体的选票。基于本文前述的判断，有色人种在选民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有色年轻人的民主党倾斜越来越明显，这些非白人民主党年轻选民不认同身为白人的麦考利夫，迫切希望民主党推出一名更加“政治正确”、更加“进步”的候选人。这种结果对于刚刚在去年大选中获得青年选民青睐的拜登及其背后的民主党来说，无疑是强迫他们面对“青年群体能有多么善变”这一现实的当头一棒。民主党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只要失去五个众议院席位或一个参议院席位，就意味着这些议院会变成共和党的天下。

同时出炉的新泽西州改选结果对民主党人的危险境地雪上加霜。新泽西州本也应该像弗吉尼亚州一样，是一个安全的民主党港口。现任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在2017年以14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选举，而拜登则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在去年赢得了该州。根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新泽西居民中白人勉强占到一半，作为一个种族多元化地区本应不会轻易投向共和党怀抱。然而，与预想背道而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虽然墨菲险胜，但他的共和党人竞争对手杰克·西塔雷利(Jack Ciattarelli)几乎与他打成了平手。这一结果确凿表明，民主党在弗吉尼亚的失败并非个案，而他们试图将共和党描绘成由狂热的特朗普支持者组成的，大兴种族主义、压制选票的极端主义党派的努力是有限的，诸多选民还是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轻易把所有共和党候选人与特朗普相提并论。

依据惯例，美国中期选举将于2022年11月8日举行，其关注度虽然远不及大选，但因其被视作美国在此之后大选的体检，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对此高度重视，不敢小觑。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明年秋天的中期选举，2024年的总统大选，三个时间段不同的选战，看似独立，实则环环相扣，牵动着未来几年美国政坛的风云变幻与大致走向。至于民主党究竟能否吸取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的失利教训，重新思考行动方针，目前尚无法作出清晰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民主党的政绩不佳，民调继续走低，经济复苏措施口惠而实不至，且持续不断在内部斗争上消耗精力，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选民面前，共和党人乘虚而入，绝地反击，以期挽回去年大选中的失败，也并非痴人说梦。在这样的政治博弈中，美国青年群体选票的流向如何，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参众两院的基本面及一些州的州长选举，进而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有待我们密切关注，进一步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不会轻松过关，青年选票能否再次改变民主党的命运无法定论，而虎视眈眈的特朗普等共和党派力量重占上风，也并非绝无可能。

来源时间：2022/1/30   发布时间：20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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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自2017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中国力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做创新型大国。美国则以“中方强制美企技术转让，盗窃美方知识产权”等为由，对中国进行压制。先进技术成为中美之间竞争和较量的主要舞台。

一、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总体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的整体技术实力逐步增强，成为有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然而，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差距看，美国技术实力依然全球领先。一些关键性基础指标反映了中美技术实力对比的基本态势：(一)知识创造是衡量科技实力的基础指标，直观体现为科学技术论文发文量和引用量。包括自然指数在内的多项权威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从会议论文、同行评议期刊文章的数量来看，中国持续快速增长，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一些排名中已经超越美国。然而，在高被引论文数量和原创性上，中国仍较大幅度落后于美国。(二)财力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在研发支出总额上，美国长期处于世界首位。2008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迅速增加，年均增长幅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大有追平甚至超过美国的态势。中国的研发强度快速加大，但与美国相比，尚存一定差距。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金额和比例仍远低于美国。(三)技术竞争的核心在于人才，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环境优劣是考验国家能否吸引、留住人才的关键。目前，中国在研发人员和潜在研发人员数量上取得领先。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STEM博士毕业生人数将接近美国的两倍。然而，美国在保证一定数量的前提下，具有相当程度的质量优势。在各类排名中，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压倒性优势。受美国政府禁令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近两年在美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总体有所下降，但美国仍是国际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其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科研环境也为科技人才所青睐，相当数量的海外学生在美国高校获得STEM专业博士学位后选择留美发展。(四)专利申请与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的技术产出规模。中国在年度专利申请量(包括“申请人为本国国籍的专利申请量”和反映专利质量的“PCT专利申请量”)上已经超过美国，在专利有效量上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美国的专利技术领域分布较为全面、质量高，中国的专利结构则较为单一、质量较低。在专利转化率和转化效率方面，中国与美国尚存显著差距，但逐步缩小的趋势渐显。(五)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程度是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体现。美国主导了近几十年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且在市场上形成体系优势，具有很大的话语权。随着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中国加快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步伐，在某些工业领域实现了“点的突破”。总体而言，中国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取得革命性突破，中美总体差距不断缩小，但美国仍保持着全局性和关键性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关键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美在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的一般态势，无法全面准确地展示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现状与未来。由于技术力量的增减与创新能力直接相关，而创新具有非线性特征，任何一项指标都可能在创新过程中产生偏差。因此，哪怕对所有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我们仍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技术力量的真实体现。国家创新是一项动态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产学研用”各个层次的发展。在现代复杂的工业体系里，创新往往既非单个主体能够完成，也非单次能够实现。除上述指标外，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战略决策等都深刻影响着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是当前中美技术竞争的三大代表性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仅具有科技与经贸层面的重要性，而且直接关系到中美在国家安全与战略层面的互动。下文将分别对这三个领域进行重点分析。

二、信息技术领域

(一)中美技术实力对比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这三大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也是中美在信息技术领域竞争的焦点。其中，集成电路为绝大多数信息技术提供硬件基础;通信设备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媒介，也是集成电路最主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则是构建各类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生态的重要软件保障。三大领域连接紧密，相互影响。集成电路产业具有全球高度分工、相互依赖的特点。美国虽在晶圆制造等环节依赖于外国企业，但依然具有整体技术优势;而美国政府也在试图通过加大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来保持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已基本实现产品领域全覆盖，但也存在企业多而不强、产业领域同质化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核心设备及零部件进口依赖度高等问题。在信息通信领域，中美技术实力差距相对较小。其中，中国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上具有一定的专利优势，并已开始布局和探索下一代技术;但近年来，美国也开始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和与盟友合作等方式进行追赶。同时，中国企业虽然在各通信模块的设计上已具有业内顶尖水平，但在射频前端芯片等一些关键零部件上还受制于美日企业，自主可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各类操作系统上，美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并掌握内核等核心技术。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自主操作系统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但整体缺乏核心竞争力。美国企业在多数工业软件分类中也保持领先地位。中国企业在经济管理等具有数据敏感性的软件上占据一定的国内市场份额，但在全球高端市场上始终难以突破;而在对信息技术发展较为关键的研发设计和通用工具类软件(如EDA软件)方面，中国与美国尚有较大差距。(二)安全议题近年来，中美之间因网络与数据安全发生的摩擦渐多，而这也使得信息技术议题日趋安全化。面对网络攻击，中美在近年来都遭受了许多损失;但考虑到潜在的技术封锁与安全产业成熟度，中国在大部分民用领域的网络与数据安全方面都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此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以网络与数据安全为由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渲染中国威胁，使得相关国际合作愈发困难，政治化、阵营化趋势显露。鉴于双边关系态势与两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中美对网络与数据安全的担忧及互信缺失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善，技术竞争中的政治色彩也有可能随着双方加大投入而进一步加剧。(三)技术人才培养与竞争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上，中国存在着高端人才紧缺、复合型人才缺失的现象。虽然近来中国有多所大学成立了相关学院或专业、各级政府也积极推动产教融合，但在相关领域的产学研合作、科研、创业生态等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依然较大。 在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方面，中国高校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排名屡创新高，但美国高校在部分尖端技术领域依然具有一定的人才培养优势。(四)技术标准与规范竞争 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与规范主要指由相关国际行业协会或机制商议制定的指导性标准与规范。近年来，中国企业虽然在5G通信技术标准等较为重要且覆盖面广的领域实现了集中突破，但在存储器、车规级芯片等诸多细分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上的国际话语权依然有限。此外，由于不具备先发优势，在由核心技术优势、市场普及度和用户接受度等因素构成的“软标准”方面，中国也相对落后于美国。(五)“技术脱钩”的现状与挑战

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影响巨大。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实体受到美国制裁、华为等中企在国际市场频频受到美国打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乃至技术发展都出现了“双轨化”的趋势。受制裁中国企业、机构的日常研发、经营都受到了限制，部分受制裁高校学生也难以赴美求学。在此背景下，一些未受制裁的中国实体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合作交流也受到了阻碍。相比之下，“技术脱钩”在现阶段对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直接影响还不明显。

三、人工智能领域

(一)中美技术实力对比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的科学技术实力遥遥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掌握着算力和算法上的优势，中国得益于国内庞大多样的大数据。当前中美人工智能实力可从三个方面来对比衡量。在基础科研方面，中美人工智能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被引用量旗鼓相当，但美国在原创性、开创性研究上优势明显。在产业技术方面，美国是人工智能芯片、算法、机器学习等核心技术的原创方，至今仍大幅领先于进步快速的中国。得益于科学界开放的知识分享，中美在软件、模型、算法方面的差距有限。在应用技术方面，中美各有千秋。中国基于海量数据积累和用户体验的优势，在产品带动研发的技术领域(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影像诊断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在生物合成、药物研发中引入机器学习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也领先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二)安全议题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问题愈发突显，甚至有过度安全化、政治化的趋势。在国家层面，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直接关乎国家的防务安全和军事力量，其商业应用则关系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把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长期技术优势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国内政治层面，由于一些机构和人士宣称2016年美国大选受到外国势力虚假信息和情报活动的干扰，人工智能首次与美国国内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引起美国社会警觉。人工智能监控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也引发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隐私安全、“数字威权”的批评。这些因素加重了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使得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跨境传输、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管等议题的政治敏感度上升。(三)技术人才培养与竞争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接受高等教育和选择就业的首选地。在人才教育和培养上，美国高校更早建立了全套人工智能专业人才体系和实验室。中国在近三年才开始全力追赶，但仍差距甚远。中国的人工智能从业群体的总数增长迅速，但是目前高端研发人才的数量远不及美国。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本科储备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但并不是受欢迎的就业地。中国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中，有34%在国内就业，约56%在美国就业。去美国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人中，有88%毕业后在美国就业，只有10%回国就业。尽管中美总体科技人才交流因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化”处理而势头减弱，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学术界依旧乐于开放共享科学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似乎没有因中美关系恶化而出现明显的华人科学家回国潮。(四)技术标准与规范的竞争人工智能为各国带来了共同的治理挑战，但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治理规范的国际探讨彰显大国间的权力博弈和政治理念分歧。虽然在美国国内推进相关监管立法颇有难度，但美国积极参与有关技术治理和标准的国际讨论，强烈反对中方的任何提议。美国也寻求打造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主技术联盟”，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在监管法规和标准制定上开展合作，来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及其国际推广。中国在越发积极地开展科技外交，参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和技术标准的国际对话。但由于缺少中央相关部委间的统筹协调，中方代表在不同国际平台上的声音和参与度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五)“技术脱钩”的现状与挑战

拜登政府依旧将人工智能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技术领域之一，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措施。然而，在美国政府的技术出口管制、投资审核等限制措施之外，中美企业和科学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交流始终没有中断。2021年3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来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开源技术生态和知识产权。可选措施无外乎更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核，降低对中国的技术依赖，推进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这或许代表了当前美国政府的主流思路。

四、航空航天领域

(一)中美技术实力对比当前，国际航空航天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在航天领域的航天运输、载人航天、卫星导航与通信、深空探测等方面，美国绝对领先，中国则拥有独立的技术和装备体系，与欧、俄同为第二梯队。在航空领域的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航空材料等关键环节上，美国整体上保持领先，中国则发展迅速，与俄、英、法同为第二梯队。中美两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相互依赖关系相对薄弱，技术与安全竞争逐渐升温，但是产业竞争关系高度不对称。(二)安全议题 空天安全是领空安全与太空安全的复合体。中美两国均出台将二者视为统一整体的“空天战略”。空天安全竞争集中于两大方面：其一是军用航空，以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导弹与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为重点;其二是太空安全，以太空运输和态势感知能力为基础，以反卫星能力为热点。目前，美国在这两方面遥遥领先，中国在军用航空领域发展迅速，与俄罗斯、英国、法国同为第二梯队;在太空安全领域，中国可以和美、俄形成“准三极格局”。太空安全和核安全紧密勾连，高度复杂敏感。美国在占有明显空天军力优势的情况下，长期奉行“太空控制”学说，令中国感到威胁。美国还加速推动外空军事化。特朗普政府正式建立太空军，推出新版《防务太空战略》(Defense Space Strategy)，明确将中国视为太空安全领域的假想敌。中国积极推进“空天一体”的防务能力建设，并与俄罗斯加强空天安全合作，共同提出反对外空军事化的行为规范，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与美国频频交锋。(三)技术人才培养与研发体制对比长远来看，人才和研发体制是决定中美航空航天领域竞争力的基础因素。从人才培养机构的实力来看，美国大学占据天文学、空间科学、地球物理、大气科学等学科的全球前列，中国顶尖高校仅达到第二、三梯队的水准。在工程类学科上，中国高校则拥有一定优势。不过在资金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方面，美国远高于中国。在研发主体上，中国以“国家队”为主力，资金和技术资源集中。美国则是政府与民间主体并举，通过项目采购实现政企协同，同时由企业间竞争提供创新动力，近年来尤以SpaceX等新兴公司为翘楚。在研发过程上，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借鉴西方科研管理体制，逐渐探索出比较成熟的“预研-试制-量产”机制，与美国同行已无本质区别。(四)技术标准与规范的竞争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商业航天和民用航空产业的参与者，但是双方所占市场份额和竞争力悬殊。在商业航天方面，美国商业火箭发射能力独步全球，GPS占据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因而在这两个产业拥有最大话语权。在民用航空产业标准上，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航空技术专利，中国虽然迅速缩小与美差距，但是核心专利有限，市场转化率不高，并且在民航客机发动机等关键领域仍依赖进口。美国还对制定全球民用航空标准的国际民航组织拥有巨大影响力。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和民用无人机取得长足进步，国际市场份额迅速增加，中企大疆甚至成为全球头号民用无人机制造商，有望成为全球行业规则塑造者。(五)“技术脱钩”的现状与挑战由于《沃尔夫修正案》和瓦森纳机制的钳制，航空航天长期是中美两国合作基础最薄弱、相互依赖程度最低的高技术领域之一。在航天技术和军用航空领域，中国能在与美国接近“技术脱钩”的条件下独立发展出大而全的技术体系，虽然与美国相比存在时间滞后和质量差距，但是在大部分技术上没有“代差”，甚至在个别项目上可以等量齐观。

然而，在依靠市场主体和服从商业逻辑的民用航空产业中，中国的劣势极为明显。中国基本依赖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整机或核心部件，本国主要生产周边零部件，并且由于美国的投资审查、贸易限制和中国自身在产业链所处的位置，中国企业难以通过收购获取核心技术。

五、中美技术竞争展望

(一)技术力量对比的走向关于中美技术力量“比拼”存在两类代表性观点。一类认为，中国即将在各项关键技术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另一类认为，中国的科技实力被(严重)夸大，中国的创新环境尚不足以支撑持续的进步。上述三个领域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多项细分技术领域发展迅猛，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在部分细分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然而，中国在一些细分领域的劣势仍十分明显，存在技术空白和“卡脖子”的现象。相对而言，美国领先的领域则比较全面，技术积淀深厚。本文认为，这基本上是中美在整体技术力量对比走向上的反映。以美国为对标，中国在技术上形成了多数领域“跟跑”，少数领域“并跑”，极少数领域“领跑”的基本态势。美国在长期竞争和演进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创新体系。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维持世界第一的科技强国地位。“摸着美国过河”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科技创新的一条重要经验。一旦失去美国这个目标，中国能否全方位持续引领科技创新是中国科学界一些学者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源于对中国科学界与产业界自主创新能力的否定，而是来自于对美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长期观察和理性认识。未来，中国可能在更多技术领域缩小与美国的代差，并在部分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但实现全面超越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且面临艰巨挑战。实际上，“中国超越美国”“中国持续落后于美国”“中美齐头并进”的局面在各个(细分)领域可能同时存在。目前，中国可能主要在通信技术、港口机械和轨道交通等领域领先于美国;在生物技术、农牧育种、精细化工、工业软件、芯片制造、医疗设备、民用航空发动机等(细分)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较大;在脑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包括中美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调动资源，以竞争领先优势。(二)“技术脱钩”的前景“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竞争共存的阶段，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在这一背景下，未来美国极可能采取“精准脱钩”和“精准挂钩”的策略，即选出特定的战略技术领域，增强脱钩和挂钩的精准度，力争在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和技术优势上取得平衡。美方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坚决脱钩;在两国水平相当的技术领域放松出口管制，因为脱钩“甚至可能使中国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本届美国政府尚未完全确定“脱钩”的边界，但在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挂钩”的领域基本上限定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业。美国的“脱钩”战略还将伴随“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的组建，试图将中国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与国家实力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导力竞争，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走向，大大增加了中国从第三国购买关键产品、获得先进技术和引进高端人才的难度。技术脱钩的动力已经从单向发展成双向。中美双方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走向了共同的目标，在客观上促成了“双向脱钩”的趋势。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层面，中美双方都面临“脱钩”带来的损失，而目前来看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在“技术危机感”蔓延于美国政界及美国严格实行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中方应以开放的学术交流机制、持续的研发投入、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扎实的人才体系建设、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坚定的自主创新决心，力争稳住优势领域，保持落后领域的差距不被进一步拉大并尽可能缩小，在竞争激烈的新兴领域积极争夺优势地位。这可以成为当前中国应对“科技战”的一种战略思路。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美经贸科技竞争研究》中期报告的精简版，注释省略。本报告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策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赵建伟撰写第一节和第五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胡然撰写第三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张诚杨、张亦珂分别撰写第四节和第二节。全文由赵建伟统稿。

来源时间：2022/1/30   发布时间：20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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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里克·乔莱特  来源：国政学人

 

The Middle Way: How Three Presidents Shaped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中间道路：三位总统如何塑造美国在世界的角色》

作者：Derek Chollet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1年1月28日

ISBN：9780190092887

作者简介

作者：Derek Chollet，现任美国国务院顾问，作为副国务卿担任国务卿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2016-2020年，担任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执行副总裁兼安全与国防政策高级顾问。

评论者：Andrew Payne，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研究员及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董事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选举、外交政策与外交、历史、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

编译：何伊楠 (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书评来源：Andrew Payne, The Middle Way: How Three Presidents Shaped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Issue 5, September 2021, pp. 1662–1664, https://doi.org/10.1093/ia/iiab154

目录

序：三位总统

Preface: Three Presidents

引言：中间道路

Introduction: The Middle Way

第一章：世界观

Chapter One: Worldview

第二章：战略

Chapter Two: Strategy

第三章：危机

Chapter Three: Crisis

第四章：权术

Chapter Four: Politics

第五章：遗产

Chapter Five: Legacy

致谢

Acknowledgments

注释

Notes

参考文献

Selected Bibliography

书评编译

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过几个高级职位的德里克·乔莱特(Derek Chollet)已经在《长线策略：奥巴马如何挑战华盛顿并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The long game: how Obama defied Washington and redefined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一书中完成了关于奥马巴的外交政策记录的赞同而引人注目的叙述。然而，今天再读这本书，人们很容易认为，书中对奥巴马作为一个在外交政策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总统的描述已经过时了。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过去四年大部分时间都试图推翻每一位前任总统的标志性成就——从伊朗核协议到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可能需要一些打磨。

在《中间道路：三位总统如何塑造美国在世界的角色》一书中，乔莱特并没有重新评估奥巴马的政绩，而是追溯其与两位温和派共和党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的外交政策的渊源。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这三位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都有一个根植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乐观主义、谦逊和常识”(第14页)的共同方法。这种谨慎和克制的哲学曾被艾森豪威尔描述为“中间道路”，它被认为是应对激烈的两极时代困扰美国外交政策的弊病的一剂良药。然而，这本书隐含的目的仍然明确——将奥巴马在列入在历史现场中表现不佳的总统之列，只是因为他们的名声会格外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

这一切都不能否认这本书是建立在严肃学术的坚实基础之上的。由于乔莱特靠近奥巴马政府的内部研讨过程，并利用了大量原始档案材料，这本书以一种快节奏的、精心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叙述了三位总统各自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应对一系列挑战。乔莱特认识到，艾森豪威尔、老布什和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道路和他们入主白宫时面临的环境都非常不同。因此，对他们的比较有时并不完美。例如，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但他们都有一种“前瞻敏感性”(‘frontier sensibility’)，这就需要一个信念的飞跃(第33-35页)。尽管如此，将这三位总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区别开来的因素无疑更多。在战后的总统中，他们并不是唯一相信美国“在塑造世界秩序中扮演独特的领导角色”的人(第73页)。在这本书中，关于战略偿付能力(strategic solvency)和耐心的更鲜明的主题令人信服地贯穿了本书对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new look’)、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和奥巴马不那么简洁的口头禅——“再平衡、重置、反思和重新校准”(‘rebalance, reset, rethink and recalibrate’)的分析(第66页)。在对艾森豪威尔1954年处理奠边府和1956年苏伊士和匈牙利双重危机、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和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的做法，以及2011年奥巴马对利比亚和匈牙利事件的回应的案例分析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处理风险和从一系列糟糕选择中做出选择的努力。

乔莱特努力勾勒出遵循“中间道路”的前景，有时低估了做的更多或更少的机会成本。例如，虽然我们不能进行反事实的分析，但人们会疑问在奥巴马本人认为“一团糟”(第114页)的利比亚进行“幕后领导”的灾难性结果是否比完全回避要好。相比之下，如果奥巴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对武装反对派的谨慎导致局势变成“一滩烂泥”(第123页)，人们又不禁要问，是否应该采取更多有效措施来遏制这场正在上演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些例子说明了总统在走“中间道路”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不否认本书所倡导的渐进式外交政策取得进展的巨大价值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避免重大错误的压倒一切的偏好可能并不总是好的治国方略的标志。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项为如何让美国外交政策重回正轨提供了经验教训的研究，这本书经常被解读为一个失败的故事。乔莱特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第11页)，并没有粉饰每一位总统在试图克服强大的政治力量时所面临的斗争。事实上，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外交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探讨艾森豪威尔如何努力团结一个仍受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等煽动人心者影响的共和党、只担任一届总统的老布什如何一方面被那些称他为“懦夫”的人批评(第149页)，另一方面又被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撤退号角”批评(第152页)，以及奥巴马如何向开始“拥抱‘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不真实’的幻想工业复合体(fantasy-industrial complex)”的共和党让步，最终让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美国优先”愿景成为现实(第165页)。尽管乔莱特熟练地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所有优点，但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政治体系有着四年的选举周期和对战略的逐字逐句的偏好，因此它注定会拒绝书中所呼吁的对温和(道路)的长期追求。

艾森豪威尔的事例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且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在作为英国首相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特蕾莎·梅(Theresa May)对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听众说，在一个对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少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妥协是必要的。她抓住了“中间道路”的精髓，直接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中间道路适用于所有面。极左和极右，都在阴沟里。”时间会证明谨慎是否会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乔莱特最近被任命为在总统领导下以妥协为政治指导方针的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他无疑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人选。正如这本优秀的书所深刻揭示的那样，风险在于另一位英国前首相可能会更好地反映现实的建议——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言:“站在路中间是非常危险的，你会被来自两边的车辆撞倒。”

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https://www.state.gov/biographies/derek-h-chollet/

评论者简介：https://www.politics.ox.ac.uk/person/andrew-payne

目录：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the-middle-way-9780190092887?cc=us&lang=en&#

来源时间：2022/1/30   发布时间：20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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