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凌炜  来源：中评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胡凌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拜登就任后美台关系出现的进展与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就任后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美国大打“台湾牌”。美台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等各个领域快速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稳步上升，美国认识到未来中美两国必须实现共存，中美关系在全面竞争中必须有个护栏以确保中美两个大国不发生直接冲突。美台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困境。中美双方围绕台海局势的博弈正在进入更加细致与激烈的阶段。文章内容如下：

2021年特别是拜登正式就任后美国延续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拜登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1〕，中美关系呈现出全面对立与竞争的基本态势。在这个态势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与中国大陆对立与对抗的立场，全面推动美台关系发展，美台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快速的进展。然而，随着拜登政府认识到美国无法改变中国，未来美国必须寻求与中国共存，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有个护栏从而避免冲突，美台关系的走向也面临了新的困境与挑战。

一、美台关系在各个领域呈现出全面快速发展的态势

(一)美台政治关系

拜登正式就任后，美国行政当局及国会与台湾当局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美台政治关系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2021年3月美国发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支持台湾是先进民主政体及美国关键经济与安全伙伴，这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承诺。”〔2〕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规范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美台新交往准则。准则在形式上表明美国不会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不会有美台官方关系，但是，在实质上美国将全面提升美台之间的交往。

新准则通过后，5月20日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与美国国务院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进行1小时在线对话。9月10日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距华盛顿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与美国国安官员共同举行了战略会议“蒙特瑞会谈”并会晤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0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费南德兹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晤。10月14日萧美琴前往美国国务院，与新任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会晤。

在台北，7月到任的美国在台协会(AIT)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结束隔离后密集走访台湾政治人物，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赖清德、“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国防部长”邱国正、“经济部部长”王美花、陆委会主委邱太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会面，就美台关系及相关议题进行交流。10月28日在新任处长首场记者会上孙晓雅表示，美台关系包括维持美台安全合作、拓展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维持台湾国际空间及强化美台人民情谊等4大要素，未来还新增了资安与供应链两大基石。

另据媒体报道，2021年年内美国国会议员3次组团乘坐军机访问台北，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及相关部门进行交流。

(二)美台经济关系

拜登就任后高度重视并积极拓展美国与台湾的经贸关系。2月5日美国官员邀请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与美方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有关供应链的问题。6月30日美台重启暂停5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会谈并举行第11次会议，双方就10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7月9日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政策与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莫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将继续与台湾进行强劲的经贸交往。8月25日台湾“经济部”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签署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合作。9月15日“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以农业为主题，首度召开工作小组会议。11月23日美台第2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EPPD)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就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韧性、如何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数字经济与5G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合作等4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美方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及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南德兹与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政忠共同参加了会议。

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截至9月底，台湾12个月内向美国出口货物达到破纪录的720亿美元。根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数据，美国一年来对台湾出口总额达350亿美元。”〔3〕台湾比往年前进一位成为美国第8大贸易伙伴。

(三)美台军事关系

拜登政府成立后美台军事关系快速发展。3月10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为使台湾得以维持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印太司令部致力于促进与台湾军队的联合相互操作性、训练、准备与专业性发展。”〔4〕3月26日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台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备忘录。5月27日负责特种作战与低强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迈耶尔，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应协助台湾提升非正规作战的能力，而特种部队可以扮演关键的贡献者。”〔5〕5月31日台湾媒体引述“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军的安全合作旅官兵已经在台湾新竹湖口下基地协助训练台军的联兵旅;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也在与台湾陆军特战部队做固定的协训操演;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今年也首度派人前往台湾，与台军的特战部队实施‘专家交流’”〔6〕。10月10日至12日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举行，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出席。11月美台“国防政策会议”在美召开，据瞭解台湾由“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率队与会;而美方由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等官员与会。

据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过去一年中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增加了一倍。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显示，在台美军现役军人人数从20人增加到39人，目前包括29名陆战队员、两名陆军人员、3名海军人员和5名空军人员。”〔7〕另据媒体统计，2021年美国军舰共计11次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机也多次公开进出台湾。

(四)美台社会关系

过去一年里美台之间的社会交往成为美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26日台湾当局“外交部”表示，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及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会已完成登记在台设立办事处。8月31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孙晓雅就台湾表演团体“双子二重奏”及“滞留岛舞蹈剧场”将赴美巡演表示，她期待藉此持续深化美台民间的友谊，及共享共荣的文化价值。10月19日美国哈佛大学与台湾大学合作成立“哈佛台北学院”。11月1日台湾“外交部”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签署合作协议，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和加大洛杉矶分校之间开展中英文教学的合作与交流。这也是台湾与美国西南地区第一份大学间的合作协议。11月23日美国在台协会(AIT)文化官马明远表示，美台中文学习交流计划是美国国务院于疫情期间，少数持续进行的计划。

二、美台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美台政治关系官方色彩日益浓厚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拜登就任后也多次表示美国仍然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然而，过去一年来美台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显示，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正在严重地空洞化，美台政治关系的官方色彩日益浓厚。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竞争的基本态势决定了美台政治关系增强官方色彩是必然的趋势。3月拜登就任后发表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在“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竞争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组织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将运作在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量之下，而竞争才是这一政策的核心规范。”〔8〕尽管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气氛是友好的，但分析人士表示，这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的根本性争议性质。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决定了美国政府极力使用“台湾牌”打击中国，不断提升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政治关系。

二是美台关系的发展正在脱离中美关系的制约，向着平行发展的趋势演进。6月美国在台协会(AIT)驻台北办事处副处长谷立言在台北的一场演说中表示，“差不多二十年前当他首次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所有的议题都会回归到两岸关系，都会考虑台湾如何才能置入美中关系的大局之中。但是过去三年美台双方全力以赴聚焦于如何合作协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完善民主制度。”“我已经记不清我和处长一起与我们的台湾伙伴开了多少次会，而会上‘中国’一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反映出美台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9〕。谷立言的讲话清晰地表明了当前美国推动与台湾的关系已不再顾忌中美关系及中国大陆的立场，美台关系逐渐呈现与中美关系平行发展的趋势。

(二)美台经济关系进入实质提升阶段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体量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一直重视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对于美台经贸关系的提升往往给人以“口惠实不至的感觉”。在中美关系极端紧张的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020年8月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衡量贸易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国务院和国安会推动的政策之一，是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议(FTA)。由于与台湾的协议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有限，但北京可能将协议视为美国对台湾的重大政治承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因为不希望破坏特朗普政府费时两年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所以不愿启动台美贸易谈判，亲手否决了这项提案。

拜登就任后，不仅恢复了暂停5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会谈，而且召开了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EPPD)。主持对话的美方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表示，“会中讨论了对彼此都很重要的议题，例如供应链、经济胁迫及科技的改变等，这些意见交流可以深化彼此人民间的关系及美台经济伙伴关系。”并且强调“会看到这次对话中的一些建议得到实施。例如，我们将开始在两个私营部门之间建立私营部门的联系，以确保台湾和美国都能从我们深厚的经济联系中受益”。〔10〕在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台双方都欢迎这个对话，它是一个“深化彼此合作并加强两个经济体间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何瑞恩指出：“台湾本身就很重要，拜登政府需要以实质方式深化双边关系。”〔11〕

(三)美台军事关系发展日益公开化与实战化

随着美国不再顾忌中美关系大局，不再顾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一再以中国军事威胁为藉口，快速发展与台湾军事关系。美台军事关系发展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一是美台军事关系日益公开化。6月24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负责军事交流联系的“安全合作组”举行纪念会，在台北大安区的战俘营纪念墙追悼二战期间在台殉难的美军，并对外发布讯息，而主持仪式的是美国现役空军中校、现任美国在台协会安全合作组空军项目主任祁必逸(Nathan Kibby)。7月27日为纪念中美共同抗日的“飞虎队”成立八十周年，台湾“国防部”邀请美方现役军官、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安全合作组组长葛沛迪(Brady Crosier)上校上电视“莒光园地”，这是美军有史以来首度在台军政教节目亮相。10月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公开承认“美国军人在台湾”。

二是美台军事关系日益实战化。美台藉口中国大陆军事威胁，不断有针对性地开展美台军方合作训练。8月1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监察院审计部”在2020年总决算审核报告中披露，台湾从2019年起至2022年均在台湾实施爱国者导弹射击，且均由美方项目计划办公室人员来台支援年度射训任务。这是第一份“政府”文件写明美方在台支援爱国者飞弹射训。8月10日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所谓“灰色地带威胁”台湾海巡舰艇与美方海巡舰艇，在台湾东部外海24海里外，秘密举行救难及海上反恐联合演习，海巡署派出今年6月正式成军的最大吨位嘉义舰及东部机动海巡队、海巡特勤队等四艘舰艇参与，美方也派遣海岸警卫队舰艇，据瞭解，这项联合演习是美台海巡首度进行联合演习。10月8日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报道说，少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一直在临时性地轮调台湾，为台湾部队进行训练。台湾媒体引述华尔街日报称，美方官员透露，美军特种部队及陆战队已秘密驻台训练台军至少一年，目的是协助台湾提升防卫力量。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索普尔(John Supple)说：“我对具体的行动、作战或训练没有任何评论，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构成的威胁保持吻合。”〔12〕

三是美台军方高层建立了多重安全与战略沟通管道。据媒体报道，美台高层之间在军事、安全与战略等领域都有例行性、常态化的对话管道，包括以战略议题为主的“蒙特瑞会谈”(Monterey Talks)、以军事议题为主的“国防检讨会谈”(Defense Review Talks)、以军售议题为主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以及针对大陆导弹和无人机的美台联合防空交流机制“整体空中及飞弹防御(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ce，IAMD)”。一旦美台之间有任何安全与战略议题，都可透过上述管道直接讨论。美台之间常态化与制度化对话管道的存在，显示出美台军事合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战性。

(四)美国以联合的方式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过去一年美国多次拉拢国际社会第三方，以联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一是美国以直接参与的方式支持台湾维持与“邦交国”的关系。3月28日帕劳总统惠恕仁访台，令人意外的是，美国驻帕劳大使倪约翰(John Hennessey-Niland)夫妇也随行来访。5月7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与台湾驻巴拉圭使馆与巴拉圭政府举办视频会议，期望能在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领域展开合作。7月23日海地举行前总统摩依士葬礼，台驻海地“大使”古文剑代表出席并会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玛斯-葛林斐德。

二是美国在第三地公开展示与台湾的交往。2021年1月12日美国驻荷兰大使Pete Hoekstra在推特上贴出图文，指他在美国驻荷大使馆接待台湾驻荷代表陈欣新。2月11日台湾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罗昌发在驻团办公室与美国驻世贸代理馆长毕斯比会面。3月4日美国驻日本代理大使杨舟在推特发文表示，本周邀请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至大使官邸交流。这是台湾当局与美国在1979年断交后，美官方首度邀请台驻日代表至官邸交流。5月24日台湾驻日本代表谢长廷在官邸宴请美国驻日代理大使杨舟，日本多位友台议员和政要也应邀出席。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美国驻日官员首次进入台驻日代表官邸。7月13日美国代理驻匈牙利大使狄拉德(Marc Dillard)，邀请驻匈牙利代表刘世忠到官邸午宴。刘世忠是近年来第一位受邀到美国大使官邸进行交流的台湾驻匈代表。

三是美国强力支持第三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8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舍曼先后与立陶宛外长蓝斯伯格斯通话并达成共识，“双方协调行动”帮助立陶宛抵抗因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受的来自中国的压力。11月美国进出口银行与立陶宛签署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以支持立陶宛发展与台湾的关系。11月24日正在洪都拉斯进行访问的美国代表团高级官员、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科尔斯针对在最新民调中领先的左翼主要反对党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之前声称的如果当选，她将转而外交承认北京，强硬表示，不论谁当选，美国都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三、未来美台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

拜登就任后一年来美台关系呈现出全面、快速发展的态势，美台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大幅提升。然而，随着美台关系的不断深入，制约美台关系发展的深层矛盾也浮现出来，美台关系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

(一)发展美台关系如何避免导致中美关系冲出护栏成为美台关系发展最大的挑战

2021年3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在美国竞争者当中，祇有中国有潜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中国是唯一能对现有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华盛顿将与中国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我们都要以实力地位来跟中国接触。”〔13〕然而，随着中美紧张关系的不断加剧，美国政界、军界以及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美国再也无法确保在中美战争中能够迅速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美国在与中国竞争对抗的同时，也极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试图寻求护栏。7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天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欢迎与中国的竞争，但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和护栏，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14〕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线上会晤目的是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为双方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15〕

然而，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11月在中美首脑视频会晤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16〕

面对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美国方面多次表示，美国仍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中方的立场与态度使得美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陷入极大的困境，成为美台关系发展的最大挑战。一方面，美国在与中国的全面竞争中企图以发展美台关系制衡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台湾问题引发与中国直接的冲突，希望中美关系在护栏中运行。然而，现实情况显示如果台湾问题没有护栏，那么中美关系也难以避免冲突。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指出，“美台关系处于危险的平衡。”〔17〕 (二)美国决策者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思维同样让美台关系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中美首脑视频会晤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分析报道表示，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之际，拜登总统自2021年8月以来就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4次说错话。拜登多次错误的表态，显示出美国最高决策者围绕台湾问题始终面临两个难以回避，又无法明确回答的难题：一是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10月21日，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举行的一次市政厅问答会上，回答主持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的提问时说，“美国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不过，白宫发言人萨琪随后澄清，拜登当时并不是在宣布美国政策的任何改变，“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18〕。二是台湾是否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11月16日拜登总统在被记者问道中美领导人是否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时回应说，“我们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就这样。它是独立的。它做出它自己的决定。”拜登后来澄清表示，“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在这点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化。”〔19〕

台海地区的形势发展显示，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的稳步上升，祇要中国政府与民众保持追求统一、反对“台独”的坚定信念，美国决策者在发展美台关系的同时，就非常顾忌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中美关系仍然是制约美台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拒绝改变对台战略模糊政策透露出美台关系发展存在看不见的玻璃门

近年来，随着台海局势不断紧张加剧，美国智库几次提出要重新思考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试图将战略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2020年9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在该协会网站发表题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能含糊其辞”的文章，引发美国行政当局、智库以及台海两岸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官员、学者也纷纷就这个观点与中国学者展开深入交流。拜登就任后，针对美国国会、智库关于改变战略模糊政策的呼声，2021年5月美国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表示，“所谓‘战略清晰’有一些重大不利面。”“在台湾岛问题上维持某种程度的现状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20〕美国军事和安全政策问题专家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在接受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通过自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干预，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或成为久拖不决的战争。美国无法赢得这种战争，因此必须要设法使这种战争是有限的，代价是美国可以承受的。”〔21〕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针对美国在防卫台湾问题上是否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他说，“‘战略模糊’政策到目前为止都是成功的。目前我们的政策还是现有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将继续如此。”〔22〕

美国政界、军界高层拒绝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其真实心态是为自己保留退路，显示出美国没有保卫台湾、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这将成为制约美台关系发展看不见的玻璃门。

四、结论

回顾总结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一方面，随着拜登政府成立后中美关系继续保持全面对立与竞争的基本格局，美国仍将不断大打“台湾牌”以制衡中国，打击中国，未来美台关系仍将保持快速全面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稳步上升，美国依然极力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仍将是制约美台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未来中美双方围绕台海局势的博弈正在进入更加细致与激烈的阶段。

注释：

〔1〕易林：《拜登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美国之音2021年2月5日。

〔2〕黄耀毅：《白宫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国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竞争者》，美国之音2021年3月4日。

〔3〕Josh Zumbrun / Stephanie Yang：《中美关税战刺激美台贸易激增》，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21年12月6日。

〔4〕《对台军售 美印太司令：助台维持自我防卫能力》，台湾中央社，2021年3月10日。

〔5〕江昱蓁：《美助理防长提名人：特种部队可助台提升防御北京能力》，台湾中时新闻网，2021年5月28日。

〔6〕记者洪哲政：《美陆战队来台 传授地下反抗体系》，台湾《联合报》，2021年5月31日。

〔7〕海尔：《五角大楼：在台湾美军人数今年几乎增加一倍》，美国之音2021年12月3日。

〔8〕松仁：《白宫印太协调人坎贝尔：与中国接触时代已终结》，美国之音，2021年5月28日。

〔9〕松仁：《美官员坦言，美国不再视台湾为美中关系中的问题》，美国之音，2021年6月24日。

〔10〕锺辰芳：《专家：美台经济繁荣对话可为美台自贸协定开一扇门》，美国之音2021年12月1日。

〔11〕台湾中央社记者尹俊杰：《台美经贸关系热络 向洽签协定迈进》，2021年12月6日。

〔12〕莉雅、塞尔丁：《有报道说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训练当地军队，五角大楼不予证实》，美国之音2021年10月8日。

〔13〕方冰：《布林肯首场外交政策演说，将中国挑战列入八大优先》，美国之音2021年3月4日。

〔14〕海彦：《美副国务卿访华 王毅要给谢尔曼“补课”》，美国之音2021年7月25日。

〔15〕林枫：《沙利文：拜习会意在为美中长期竞争加装“护栏”》，美国之音2021年11月17日。

〔1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http://www.CRNTT.com，2021年11月16日。

〔17〕By Keoni Everington, Taiwan News, Staff Writer《White House says it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2021年7月7日。

〔18〕《美媒：拜登总统在对台政策细节上未能表达精准》，美国之音2021年11月22日。

〔19〕台湾中央社记者江今叶华：《拜习会后谈台湾议题》，2021年11月7日。

〔20〕莉雅：《坎贝尔：美若在台湾问题上实行“战略清晰”有重大不利面》，美国之音2021年5月5日。

〔21〕金哲：《专访美中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梅慧琳：谈美中军事博弈》，美国之音2021年5月13日。

〔22〕莫雨：《美军最高将领米利：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美国之音2021年11月4日。

来源时间：2022/1/29   发布时间：20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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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雨  来源：美国之音

长期以来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很少有“产业政策”之说，但现在，这是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较大共识的少数几件事之一。他们认为，政府应当为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月25日)推出旨在加强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抗衡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520亿美元的拨款和激励措施，授权450亿美元用于改善供应链、支持关键产品和工业设备的制造。

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法案得到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两党支持。参议院的版本还授权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科技领域的研发。

中国因素

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和贸易政策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阿尔登(Edward Alden)说，中国是促使美国对采取产业政策这样的措施越来越有兴趣的主要因素。

产业政策通常指政府有针对性地支持特定产业，其表现形式包括贸易保护、税收优惠、直接补贴或政府优惠贷款和政府采购等。

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产业政策。阿尔登表示，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向来是最不愿使用产业政策的，通常只有在应对外部威胁时，才会考虑。

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上一次采取显著的产业政策是在1980年代应对日本经济竞争的时候。现在，中国对美国既有经济上的竞争，也有日益增长的安全较量，这些让美国更加意识到自身制造业的差距和弱点。当然促使这种认识的另一个因素是疫情，这让美国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国家会为了本国利益阻止关键物资的出口。”

他指出，其中共和党人的转变是关键。他说，自里根总统时期以来，共和党人一向主张“小政府”，认为应当由市场而非政府来决定经济活动中的赢家和输家，但是现在，共和党关注如何增加制造业就业，担心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两方面都指向“更积极的政府干预。”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他2019年曾在一个演讲中说，市场总是会达到最有效的经济结果，但是将生产外包给中国或投资中国等这些市场行为，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主张美国应有一个支持美国的21世纪产业政策，鼓励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进行投资，以应对中国威胁，把“有尊严的工作”带回美国。

产业政策争论

但是产业政策仍然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远多于成功的例子，而且由政府决定什么产业应该发展并由此来进行资源和投资的分配，会导致经济决策受到政治和游说团体影响，让那些具有政治资本的企业受益。

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经济学家斯科特·林希科姆(Scott Lincicome)在一篇文章中说，产业政策在美国有着一段“又长又不光彩的”(a long and ignominious history)历史，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产业政策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特点通常是高成本(包括可见的和隐性的)，失败的目标以及政治操弄。他举例说，美国199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政策基本上只是在扶持一家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企业而忽视了其他市场竞争者或其他可能更好的产品;奥巴马政府时期获得联邦政府数亿美元贷款的太阳能电池企业Solyndra最终以破产告终。

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的林希科姆认为，美国确实面临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挑战，但是解决方法不是像中国那样进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而是依靠那些曾经让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因素，包括更开放的贸易，增加高技术人才移民，减税和减少监管。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经济学家托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认为，与国家安全相关或者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领域，有所谓的产业政策是合理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会称之为国家安全政策。我们需要加强国防工业基础，需要有能力保护我们的主权和经济活力。”

但是他认为，产业政策的讨论很多时候超出了这些范畴。“不仅有电动车，还包括太阳能板以及各种东西。”他说，“我认为，给如此广泛的产品补贴是错误的。”

在国会，一些共和党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表示，如果众议院星期二推出的法案中包含为绿色能源优先拨款的条款，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含有类似内容的法案此前曾在民主党占微弱优势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完全以党派划线。

外交关系协会的阿尔登认为，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目前的大部分分歧集中在涉及气候变化的绿色产业政策，但是在应对中国竞争的政策方面，两党具有很多共识。他说，现在广泛的共识认为，某些产业，尤其是半导体，还有稀土金属以及一些医疗设备和药品，美国需要确保供应链安全。

不过他也指出，产业政策确实存在风险，政府选择扶持的对象很可能会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他说：“这是产业政策的一大弊端，尤其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美国的政治制度很难让那些决定由专家做出，不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和华盛顿游说者的政治影响。”

政策选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与同事去年发布一项研究，对美国过去50年来18个受关注的产业政策案例，从是否促进行业竞争、是否增加就业和是否推动技术进步三个方向进行了考察。

他们的分析认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注重的是为整个行业的研发提供激励措施，而且政府不规定研究重点和可能研发的产品，并且鼓励竞争，给予单一企业政策扶持的做法鲜有获得成效。他们说，那些案例表明，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提振疲弱行业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失败的，不仅给下游产业带来高昂成本，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也很小。

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华盛顿认为政府有必要支持半导体以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以便与中国更好地竞争，那么联邦政府应当为私营部门的研发支出提供大幅度的税收优惠，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提供大量支持，增加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美国的配额，以及企业所得税不应超过20%。

杜斯特伯格认为，美国不应只是推动本国生产，还应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他说，稀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现在正在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合作来解决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一定要自己采矿生产或是在自己的工厂加工。将与盟友合作结合在一起，我想这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产业来说可能是需要的，”他说。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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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一边高喊“保护美国公民”，一边煽动国内恐慌情绪，为扩大“反恐战争”寻找借口;一边侵略主权国家，一边炒作文明和宗教冲突，极力输出“美式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美国的行为让世界看清了所谓“山巅之城”“民主灯塔”的真面目——纯粹是一台嗡嗡作响的战争机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不懂这个道理。多年来，这个“超级大国”热衷于秀肌肉、挥拳头，肆意发动战争、制造对抗，把世界搞得狼烟四起，在全球欠下累累血债，早已成为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

但是世界早已不是那个仅靠武力强权就能解决问题的世界。今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指出，美国实际上并没有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也并不需要付诸军事行动来维持地区的稳定和平，反而是美国国内的鹰派一次又一次作祟，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无底深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美国抽回自己过长的双手，专注解决国内矛盾，只有这样，所谓“民主的灯塔”才不至于让西方世界的希望完全落空。

本文选自加图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华盛顿的算盘打错了：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作者道格·班多。

战争的硝烟弥漫在华盛顿上空。俄罗斯正向乌克兰进军;中国崛起，美国在亚洲的昔日辉煌不复存在;伊朗蠢蠢欲动准备制造核武器。

危机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混乱和暴力。为了避免重返中世纪，华盛顿必须要增加军事支出，进行军事干预。即使是这样，美国也不会变得更加安全。新的挑战也迫在眉睫，这样的循环将会一次又一次重复下去。

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2012年一次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主张对叙利亚开战，并列举出一系列所谓对美国的致命威胁：基地组织、朝鲜、塔利班、中东。这还不是全部。

他补充道：“我们国家面临的威胁还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举出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应该清楚，根据客观的评估，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因素一直在上升。所以，国会议员，特别是本委员会成员需要长期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及威胁不断增加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反而通过大规模、错误地削减国防预算来增加了这些风险。

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出来作证时，他没有让麦凯恩参议员失望。克拉珀说道：“不久之前我度过了入伍海军陆战队51周年纪念日。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最为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他同时也强调：“在近50年的情报工作中，我不记得还有如此多样的威胁和危急情况需要我们处理。”

2013年，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尔诺将军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我36年的服役生涯中，当下的全球环境是我见过最为不稳定的，它不可预测而且是动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部署军队参加战争，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情况终将发生。”

奥迪尔诺认为美国陆军没有履行好自己应有的责任。“与阿富汗国民军一起巡逻，在韩国非军事区站岗，为驻南苏丹大使馆提供安全保障，在土耳其和关岛的导弹基地驻守，协调华盛顿州泥石流的灾后重建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士兵的典型日常。我们考虑美国军队的未来角色和任务时，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当今存在着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理想的世界。”

最近关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内战的新闻，还有朝鲜半岛的局势提醒我们国际安全环境中所存在的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军队内部的权力做出审慎的决定。

不仅仅是军队的现状告诉美国民众世界的不安全感已经跌至低点，五角大楼的经费需求也在印证这一点。比如在2013年，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认为：“在近50年的情报工作中，我几乎没有见过当下这样如此多的威胁和危急情况需要我们去处理。”

共和党人在面对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时，表现得极为紧张。众议员迈克尔·特纳当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主席，他说道：“当下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简单地来说，就是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特纳似乎在告诉我们，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

特纳的立场没有改变。十年之后，他试图把乌克兰问题扩大为美俄间的战争。特纳和14位同事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其向基辅提供情报和武器。在另一封信中，特纳与众议员迈克·罗杰斯一起向政府提议“在黑海部署美国军队，以防止俄罗斯的入侵”。这一举动肯定会增加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参议员吉姆·英霍夫也同样感到不安。2013年，他曾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世界的危险程度和威胁系数能够与当下相较量。”暂且不管他记忆能够追溯到多远，他出生于1934年，那么他至少记得纳粹德国和二战，还有冷战。

林赛·格雷厄姆参议员对世界的看法最为疯狂，因为他煽动了美国人对于战争的痴迷。对于他来说，谁向谁开枪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美国能够加入战争。

他和同为军国主义分子的麦凯恩和乔·利伯曼一起在2009年访问的黎波里，支持当时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中，他们还在华盛顿为卡扎菲下台做宣传，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

更糟糕的是，格雷厄姆最近支持对朝鲜发动核战争。长期以来，格雷厄姆都是麦凯恩的跟班，并且立场倾向于唐纳德·特朗普，这位参议员对特朗普的顺从是炫耀性的，这其中包括鼓吹核战争。

六年前，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在竞相描绘最为惨淡的画面，并承诺采取最极端的政策。克里斯·克里斯蒂宣称在他有生之年，自己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他访问新罕布什尔州时，说道：“现在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了，不要考虑我们想象中理想的世界，要处理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现在的世界在我们看到的每个角落都是黑暗和危险的。”

自然，在他看来，问题在于美国没有轰炸、入侵并占领足够多的国家。

克里斯蒂最疯狂的时候是他威胁要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坚持要对俄罗斯实行“禁飞区”，而这时大多数候选人回避的问题。当被问及是否会击落俄罗斯飞机时，克里斯蒂回答说：“我不仅会做好准备，而且会付诸实践。禁飞区就是禁飞区。”

这一场面非常壮观。这显然没有为克里斯蒂赢得选票，但却说明了美国大部分统治阶层的严重失常。如果他认为美俄开战前世界就已经是一个危险的烂摊子，那么想象一下，开战后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就是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更为讽刺的是，尽管特朗普有很多方面的缺陷，但他在政策上却显得更加倾向于和平。事实上，特朗普是里根以来第一位没有发动新的战争的总统。

事实上，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就算是在西半球和非洲也没有，欧洲就更不可能了，甚至俄罗斯也算不上，美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在任何领土或相关利益上发生冲突。

说到底，之所以有这些威胁都是美国把手伸得太长了。美国人民应该打破这种循环。华盛顿的主要任务是自身的防御，而不是在世界范围扩大自己的防御。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但是并不需要狂热的外交政策进行暴力的干预。

所以，美国老老实实在北美洲待着，在世界范围内少做一些事情，美国人才会安全得多。

译者：胡扬滔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7

旧文章ID：26999

作者：杨朔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拜登执政后，并没有立即对东南亚国家展开外交攻势，直到2021年6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国防部长奥斯汀、副总统哈里斯才开始陆续访问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国。为何拜登在执政半年内与欧洲、印度、日本、韩国等盟友的双边关系取得诸多进展，但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为何美国近来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东南亚?拜登的东南亚政策可能遇到哪些阻碍?

拜登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特点

首先，拜登就职后对东南亚国家诚意不足。自2021年1月起，拜登未致电任何一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相比之下，拜登已经在白宫会见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此外，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也出现失误。布林肯计划于2021年5月25日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首次线上会晤，但“技术故障”使该会议延迟45分钟。[1]

其次，相较于东亚、西欧等地区，东南亚在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白宫于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涵盖了印太地区，但鲜少提及与东南亚相关细节。在该文件中，中国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伙伴出现了15次之多，居各国家及地区之首。俄罗斯与欧洲则分别作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和利益攸关的合作伙伴出现5次。同时该文件强调北约(NATO)以及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联盟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greatest strategic asset)。但对于东南亚国家，该文件只是将美国与东南亚关系视为稳定印太局势的一环，不论是在经贸往来上还是国家安全上，东南亚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之于其他大国及地区处于从属地位。[2]

最后，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正通过释放善意的外交信号改善关系。2021年6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承诺美国将提供更多经济合作的机会。7月，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三国，与各国领导人就加强防疫和“海上执法能力”进行合作。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就地区秩序进行会谈，成为拜登政府访问东南亚最高级别官员。[3]10月，受新冠疫情影响，第38届和第39届东盟峰会在文莱以线上方式开幕。拜登出席了此次峰会，并向众多领导人表示对东盟国家的重视。[4]从6月国务卿的访问到10月拜登出席东盟峰会，美国释放的外交信号体现了其意欲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意图。这也证明，重回多边主义路径是美国应对国际挑战的重要选择。

拜登政府东南亚政策的成因

一年来，拜登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从最初的漠视到如今的逐步升温，背后有着多重逻辑。第一，美国需要通过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增加与中国博弈的筹码。中国在加入由东盟领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后，RCEP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中国还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契合度很高的“一带一路”倡议增进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对此美国需要从释放善意的外交信号入手，拓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空间。

第二，东盟对美国而言并非核心利益，这导致短期内美国与东盟的关系难以有实质性发展。美国更看重军事同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以及新成立的美英澳三国防务同盟(AUKUS)。但是，忽视东盟并非明智之举，东盟站到对立面的代价更让美国难以承受。因此，至少需要在口头上强调东盟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通过释放善意的外交信号、提出针对疫情的合作倡议等举措缓和双边关系。

第三，重回多边主义路线是疫情期间美国减缓其相对衰弱压力的有力举措。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再难像以前那样以一家独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再加上新冠疫情为国际人员流动和国际合作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为缓和特朗普任期留下的“政治遗产”、改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需要重视多边主义路线，与东盟国家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

拜登政府东南亚政策的阻力

拜登的东南亚政策可能面临多重阻力。首先，东南亚国家仍然认为自身遭到了忽视。拜登执政前半年并未向东南亚国家展现足够诚意，降低了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在拜登上任初期，东南亚各国希望拜登可以结束特朗普任内诸多反复无常的政策，因此对拜登的好感度有所上升。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拜登上任之初，61.5%的东南亚受访者倾向于追随美国，高于去年的53%，但这一好感随即在拜登政府的漠视及外交失误后降低。[5]

其次，东南亚与美国的战略难以有效匹配。东盟并不在由美国主导的“四国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双方的核心战略本质上相互冲突。东南亚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从属地位决定美国不会在域内投入足以改变地区现状的资源。而东南亚国家奉行“东盟中心地位”原则，普遍担心域外联盟可能威胁东盟的中心地位，对于美国这个横跨太平洋的域外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再次，部分东南亚国家不接受美国推广其所谓的“民主”。二战后，一些东南亚国家陆续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建立起西方看好的政治制度。但新加坡建立起了与西方不同的体制，缅甸、菲律宾、印尼、泰国改变了原有制度，马来西亚也建立起“国民阵线”的政治模式。[6]在西式民主制度并不盛行的东南亚，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塑造并试图主导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将受到地区国家的排斥。

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相辅相成，有望在经济领域取得更大规模的合作并外溢到政治及人文交流等领域，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依赖。这将会对Quad、AUKUS等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多边机制”形成制衡。

结语

东南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居于相对次要地位，拜登执政前半年并未体现出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但随着众多美国高官访问和拜登线上出席东盟峰会，美国似乎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稳步提升促使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示善以增加对华博弈筹码，同时众多外部挑战及结构性下行压力也使得美国选择多边主义道路。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将会面临多重挑战。美国的漠视加深了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已有的排斥心理、东盟的中心地位与美国的“印太战略”难以有效匹配、众多东南亚国家的政体与美国价值观念存在冲突等因素均会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https://www.rand.org/blog/2021/12/bidens-southeast-asia-policy-still-has-much-to-prove.html

[2]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P22.

[3]https://www.rand.org/blog/2021/12/bidens-southeast-asia-policy-still-has-much-to-prove.html

[4]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11026/newgx6178049b-20513555.shtml

[5]https://www.iseas.edu.sg/articles-commentaries/iseas-perspective/iseas-perspective-2021-15-southeast-asians-declining-trust-in-china-by-hoang-thi-ha/

[6]骆莉，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形成的原因分析，第42页。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8

旧文章ID：26997

作者：史蒂芬·沃尔特  来源：同济战略派

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5年)。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目前担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研究杂志的编委。其代表作《联盟的起源》曾经获得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国家安全图书奖。

美国的自由主义幻想引发了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的情况非常糟糕，而且还在持续恶化。俄罗斯正在准备相应的军事行动，并且要求北约做出永远不再东扩的密闭式保证。谈判似乎没有取得成功，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则开始考虑：如果俄罗斯采取入侵行动，它们将会如何让其付出代价。可以说，一场真正的战争现在具有了明显的可能性，而这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尤其是乌克兰民众)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整个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如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没有屈服于狂妄自大、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幻想，而是依赖于现实主义的核心见解，那么就不会发生当前的危机。事实上，俄罗斯可能因而永远不会占领克里米亚，而今天的乌克兰也会变得更加安全。在这个层面上，当今世界正在为具有缺陷的世界政治理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现实主义的发展始于人们认识到，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没有任何机构或中央权威可以保护国家免受彼此的伤害，并在它们选择互相伤害时阻止其行为。鉴于战争总有可能发生，各国常会争夺权力并使用武力让自己更加安全和获得其它优势。各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使得它们不愿意相互信任，并且鼓励它们去对冲强国未来对其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但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的看法有所不同。与其认为所有大国或多或少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需要在一个总是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中维系安全)，自由主义通常更倾向于认为国家的所作所为主要是由它们的内部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性质而驱动的。自由主义会将世界分为“好国家”(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和“坏国家”(几乎所有其它国家)，并认为冲突主要源于专制者、独裁者或者其它非自由主义领导人的侵略冲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传播民主、市场和制度，而其学理基础则是：西方民主不会相互争斗，尤其是当它们被贸易、投资和一整套确定的规则捆绑在一起的时候。

冷战结束后，西方精英得出结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价值，而自由主义理想则应当用于指导外交政策行为。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1993年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在今天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国和欧洲的官员也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开放市场、法治和其他价值观正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全球性的自由主义秩序触手可及。正如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所言，他们认为“纯粹强权政治的愤世嫉俗的算计”在现代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地，新兴的自由主义秩序将带来数十年的“民主和平”。世界各国将不再争夺权力和安全，而是专注于在日益开放、和谐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中获得财富——这种秩序则是由美国的“仁慈力量”来予以塑造和守护的。

如果这个美好的愿景是准确的，那么传播西方民主并将美国的安全保障扩展到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将不会带来任何风险。但是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者都会告诉你，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出现。事实上，北约东扩的反对者很早就警告说，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把北约扩张视为一种威胁，而继续东扩则将毒化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几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包括外交官乔治·凯南、作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和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等)从一开始就反对北约东扩。而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特罗布·塔尔博特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初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表示反对，但后来却都改变了自身的立场，加入了支持北约东扩的潮流。

北约东扩的支持者声称这将有助于巩固东欧和中欧的新民主政体，并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广阔的和平区”，从而最终赢得了这场论争。以下问题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即北约的一些新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军事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而且可能还难以得到保卫。相应的，他们给出的原因则是：北约东扩带来的和平可以相当强大而持久，以至于任何保护这些新盟友的承诺都不会真正付诸于现实。

此外，他们还坚称：北约的“善意”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北约逐渐接近俄罗斯边境，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俄罗斯不要为此担心——这种观点极端天真，因为关键问题并非北约的实际意图是什么，而是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现在或未来可能是什么。即便俄罗斯领导人可以确信北约没有恶意，但他们也无法保证情况总是如此。

尽管俄罗斯对此别无选择，只能默许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但随着北约的继续扩大，俄罗斯的担忧也在与日俱增。1990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口头保证过，如果允许德国在北约内部重新统一，那么北约将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这是一个承诺，但戈尔巴乔夫却愚蠢地未能将其付诸于书面形式)。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疑虑也随之增加，因为这一决定显示出美国对国际法的某种故意无视。而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超越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并推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后，俄罗斯的不满更是愈发明显——俄罗斯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授权保护平民，而不是更迭政权)。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后来评论说，“俄罗斯人觉得他们被骗子愚弄了”。应当说，上述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会坚持书面保证。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反思本国的历史和地理敏感性，他们就会明白北约东扩在俄罗斯政府眼中的样子。正如记者彼得·贝纳特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一再宣布西半球不允许其它大国介入，而且多次威胁或使用武力使这一声明生效。例如在冷战期间，里根政府就对尼加拉瓜(一个人口比纽约市还少的国家)的革命大动干戈，以至于组织了一支反叛军队来推翻桑地诺解放阵线。如果美国人自己都对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如此担心，那么又为何不能理解俄罗斯会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稳定地向其边界移动存在严重疑虑呢?现实主义解释了为什么大国往往对其邻近地区的安全环境极为敏感，但扩张的西方自由主义建构者们却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同理心”的巨大失败，并会引起深远的战略后果。

使错误更加复杂的是，北约坚持认为东扩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任何符合成员标准的国家都有资格加入。顺便说一句，这并非北约盟约的内容——盟约第10条仅仅规定：“成员国可以基于一致同意，邀请任何其它有能力推进本条约原则并对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做出贡献的欧洲国家加入本条约”。这里的关键词是“可以(may)”——任何国家都无权加入北约，特别是那些加入后会降低成员国安全状况的国家。抛开细节不谈，大张旗鼓地宣扬北约扩大的目标是鲁莽而不必要的。如果现有各方同意，任何军事联盟都可以吸纳新成员，而北约也曾多次这样行事。但是公开宣布积极而无限制的北约东扩，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恐惧。

接下来的失误是小布什政府决定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提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菲奥娜·希尔近日透露，美国情报界曾反对这一举措，但小布什则在当时忽略了相关声音，而其原因却从未得到过充分的解释。此举的时机异常奇怪，因为2008年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没有接近达到北约成员国的资格标准，而其它成员国则反对将两国扩充在内——其结果是令人不安的、由英国斡旋成功的妥协，北约宣布两个国家最终都会加入，但又并未说明何时会加入。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查拉普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宣言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表达。它并没有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却强化了俄罗斯关于北约决心将两国纳入其中的观点。”难怪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将2008年的决定描述为北约的“原罪”。

后续变化发生在2013年和2014年。随着乌克兰经济的步履蹒跚，当时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鼓励欧盟和俄罗斯展开一场竞购战，以寻求对自身的经济援助。随后，他决定拒绝与欧盟谈判所达成的入盟协议，并且接受了俄罗斯所提供的更有利可图的提议，从而引发了最终导致其下台的欧洲游行抗议活动。美国官员明显倾向于支持抗议者，并积极参与挑选亚努科维奇继任者的行动，从而使得俄罗斯担心这是一场由西方赞助的颜色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扪心自问：俄罗斯是否会反对这一结果，或者它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破坏它。结果是，当普京总统下令占领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省份俄语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时，美国对此措手不及，并最终使得乌克兰陷入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僵持性冲突。

在西方的语境中，捍卫北约东扩并将乌克兰危机完全归咎于普京已经习空见惯。事实上，1994年俄罗斯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安全保证，以换取乌克兰放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库。历史和现实引致了对俄罗斯意图的合理担忧，占领克里米亚也使得乌克兰和欧洲的舆论开始激烈反对俄罗斯。如果说俄罗斯有明显的理由担心北约东扩，那么它的邻国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俄罗斯。

但是，普京并非乌克兰持续危机的唯一责任人，对他的行为或性格的道德斥责也算不上是一种策略，更严厉的制裁也不可能使他屈服于西方的要求。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国需要认识到，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联盟是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它愿意使用武力进行维护)，这并不是因为普京的执政风格及其对苏联的怀念。事实上，大国从来不会对部署在其边界上的地缘战略力量无动于衷，即便是其他人掌权的俄罗斯仍然会非常关心同乌克兰的政治结盟。应当说，美国和欧洲不愿意接受这一基本现实，才是当今世界陷入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

这也就是说，普京试图通过军事威胁获取美欧的重大让步，从而使得乌克兰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即便普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美国和北约其它国家也有充分的理由抵制这种企图。应当说，现实主义再一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原因：在每个国家都享有独立权的世界中，发出你可能被勒索的信号，或许会鼓励勒索者提出新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必须将谈判从勒索式的变成互助式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我不会给予你所威胁获得的东西，因为它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并可能诱使你重复或升级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同意给予我想要的东西，我可能会同样愿意给予你想要的东西。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开创这样的先例并没有错，事实上，它是所有自由经济交换的基础。

拜登政府似乎正试图通过在导弹部署和其它次要问题上提出互惠协议，并试图将未来北约东扩的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我非常尊重美国副国务卿温蒂·谢尔曼的强硬精明和谈判技巧，但我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奏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归根结底，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联盟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而俄罗斯将坚持得到一些切实可见的东西。拜登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为了保卫乌克兰而发动战争，而那些认为可以且应该走向战争的人显然还觉得我们处于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状态，并且掌握着很多具有吸引力的军事选择。

然而，美国的谈判团队明显还在坚持让乌克兰保留未来某个时间点加入北约的选择权，而这恰恰正是俄罗斯想要排除的结果。假如美国和北约想要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做出真正的让步，并且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一切——我同样不喜欢这样的状况，但这无疑是不明智地将北约扩大出合理限度的历史代价。

和平解决这一不愉快烂摊子的最大希望是乌克兰人民及其领导人意识到，让俄罗斯和西方为获得乌克兰的支持而争吵，对于乌克兰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乌克兰应当采取主动，并宣布它打算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的中立国家来行事。它应当正式承诺不成为北约成员或加入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乌克兰仍然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并且欢迎来自任何国家的投资，它应当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不受到外界的干预。如果乌克兰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么就不能再指责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屈服于俄罗斯的威胁。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作为与俄罗斯相邻的中立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鉴于其地理位置，这或许是乌克兰可以实际期待的最佳结果。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从1992年到2008年，乌克兰实际上就是处于中立状态(而这一年北约却愚蠢地宣布乌克兰的加入)——在那段时期，乌克兰从未面临过严重的入侵风险。然而，当前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反俄情绪高涨，这也使得这种可能的问题出口不太会变为现实。

在这段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当中，最为悲惨的要素恰恰是它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治愈他们的自由主义狂妄症，并重新充分理解现实主义那种令人不安而又至关重要的教训之前，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未来陷入同样的危机当中。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2年1月19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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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前白宫高官贝德(Jeffrey Bader)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追求“跨党派的虚无缥缈”，苍白地模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零和对抗政策。他建议，拜登政府首要地应避免美中战争;避免美中脱钩，可考虑去除对华关税;维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间担任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贝德最新在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表专文–“拜登的中国政策不应仅是特朗普翻版”，对拜登对华政策继承特朗普的衣钵提出批评性建议。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贝德首先指出，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拜登团队继续模仿特朗普的破坏性策略。这让已离职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感到高兴，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创新者，而拜登政府是缺乏想象力、尽职尽责的执行者。

拜登的官员们在为他们的对华政策辩护时，首先引用了两党对他们的强硬路线的大力支持;至于不同，则只是集结盟友的多边主义手法。贝德表示，以跨党派合作为政策辩护，而不是根据国家利益制定政策，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两党合作的借口是牵强的。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42%的共和党人，17%的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对手;67%的共和党人认为限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只有39%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73%的共和党人支持限制中美科研交流，72%的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美国的人数。相反，66%的民主党人反对限制中国学生，59%的人反对限制科学交流;83%的共和党人支持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45%的民主党人支持，而50%的民主党人反对。

贝德批评：特朗普政府鼓吹与中国对抗的零和政策;他们采取了与中国脱钩的战略;他们关闭美中之间的交流合作;他们开始瓦解美国40年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美台的非官方关系。拜登政府总体上保持了特朗普的这些政策方针，尽管措辞不那么具有煽动性。他们通过宣布接触时代结束，呼应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贝德指出，健全的对华政策应该从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开始。在“让美国再伟大起来”的世界中，美国痴迷于成为老大。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相互竞争和共存的大国，它们都不可能在面对外国的反对时解体，也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美国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引导、生存、竞争、合作”(lead，　live，　compete，　and　cooperate)。

贝德强调，面对到2030年可能拥有1000枚核弹头的中国，没有比避免滑向战争更重要的事情了。应谨慎避免加剧对抗和公开冲突风险的政策;两国都有责任防止出现一种可能认真考虑战争的关系。气候变化、大规模流行病等国际危机和伊核、朝核问题需要大国合作。

贝德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会让各自变得更穷。取消作为特朗普政策核心的关税，将是扭转特朗普政府破坏性的经济脱钩的一个好起点。关税导致美国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中国想要加入TPP，而美国却退出了。这不该是美国竞争的方式。

在近期最危险的台湾问题上，贝德宣称，维持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地位，直到双方之间的分歧能得到非强制的解决，这符合美国和台湾的利益。他说，美国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时提出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与台湾进行关系”是基本原则。

贝德认为，北京之所以能够继续容忍台湾保持分离状态，是因为北京认识到，即使现在很难预测，美国也没有排除将来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当美国政府官员在国会作证称台湾对美国的重要利益至关重要时，他们是在暗示，台湾的未来不是由海峡两岸来决定，而是由美国来决定。“这是在疏忽中引来对抗”。

贝德还建议，美国应该修复破裂的国内政治，使美国再次成为激励的榜样，要改进美国的软实力，为其它国家人权进步提供榜样。他指出，如果美国想为与下一代中国人建立建设性关系打下基础，就必须向中国学生、研究人员和游客敞开大门，更不用说弥补美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才短缺了。

贝德表示相信，拜登明白他所需要的对华关系，并不是对他前任的苍白模仿，比如他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视频对话中强调他渴望“竞争性共存”。考虑到民主党选民的态度，在对华政策做出改变的挑战并不像他的一些顾问可能告诉他的那样大。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不可能追求免受共和党右派攻击的强硬政策，卢比奥、蓬佩奥、霍利等人把妖魔化中国作为他们可能参与总统竞选的名片。

最后贝德说，拜登应该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追逐他永远无法掌握的“跨党派的虚无缥缈”。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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