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滨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年来，美国频频将中俄共同锚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更是以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来为美军撤军阿富汗辩护：“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巴不得让美国在阿富汗的泥潭里再陷上十年。”然而，美国真有可能与两个欧亚大国同时为敌、展开无差别的竞争?

美国文博大学于滨教授指出，虽然战略上中俄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美国外交政策有明显的中俄“温差”：美国建制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从未放弃争取俄罗斯重回西方的努力。苏联解体以来，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在上任之初都会“重启”对俄关系;而美国总统的每次换届几乎都要伴随中美关系的停滞、倒退、反转以致恶化。美国对华、对俄政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无法仅仅通过实力、地缘等结构性因素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在认知、文化、甚至文明/种族层面的集体意识，是从主要决策者到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重俄轻中”情节的深层缘由。

当前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美俄缓和的节奏被打断，美国在中美俄的三角大博弈中或再度处于“两线作战”的劣势局面。然而，在短期冲突之外更应看到，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种族化的决策环境中，中美关系改善的难度要远大于俄美关系。对此，中方应未雨绸缪，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已经开始的中美关系的长期震荡和持续恶化，也便于把握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的方向和力度。在文明层面，不仅要避免陷入西方的“文明陷阱”，更须与俄罗斯联手建构和维护文明共存共荣的战略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推送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俄罗斯研究》，仅代表个人观点，感谢于滨老师赐稿和修订。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

文|于滨

美国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成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s)。此后陆续发布的《2018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NDS) 和《2018年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NPR) 也如法炮制，视中俄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其程度甚至排在所谓“混蛋国家”(rogue states)和“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之前。粗略统计，美国这三份战略文件将中俄“绑定”达30次之多。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在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中，首次把中俄两个欧亚大陆最大的国家同时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虽然中俄两国在美国的政策宣示中都被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在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明显地亲俄反.华：对前者频频示好，与后者全面对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中俄温差”现象并非特朗普政府的“专利”，冷战以后美国历任政府都以“重启”美俄关系为己任，同时吊打中美关系。这种不对称的对俄对华政策的背后不仅仅是基于实力的考量，在美国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态中，还有挥之不去的种族因素，其历史惯性使“中国威胁论”在美持久不衰，无论中国强大还是贫弱，都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与美俄关系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对峙发展，它不仅涵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而且已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中国作为美国的非西方的战略对手，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排斥、边缘化和妖魔化，其程度远超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在这个意义上，对华强硬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所谓“两党共识”，也源于相当固化的、具有种族色彩的社会潜意识，其表现方式可能不甚直白，甚至完全无意识，但无视其存在是至少是不现实的。

1、美国外交战略的中俄温差

(一) 特朗普：“中国第一、俄国第二”

如果说特朗普的竞选战略和执政理念是“美国第一”的话，其对外政策则是“中国第一”。这一政策最为直白地表露在其国防战略之中。2019年1月1日，代理防长帕特里克·沙纳罕(Patrick Shanahan)在对下属的首次闭门会议上开宗明义，连续三次提及中国。其继任者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在2019年底刚刚走马上任，就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美国国防部的“重中之重”(top priorities)，“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2020年5月29日，每天发推数百条的特朗普创纪录地发出了只有一个英文字的推文：中国 (CHINA!)，且全部大写加感叹号。此刻，对华贸易战已两年有余，美国的新冠死亡刚刚(5月28日)突破10万，种族暴乱亦愈演愈烈 ，但特朗普挥之不去的心病却是中国。

特朗普虽然个性张扬、善变，但对华观念却十分执着。在2016年的选战中，特朗普多次用苛刻、极端甚至煽动性的语言，谴责中方的对美经济政策，信誓旦旦要改弦更张。据不完全统计，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攻击中国达数百次之多。按照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的说法，“特朗普一辈子中，在对华贸易的立场上是最为始终如一的。”

特朗普执着反.华言行的另一面是不加掩饰地亲俄。2016年选战中，他对民主党的反俄言论嬉笑怒骂，百般调侃 ，在一片反俄喧嚣中公开“袒护”普京，甚至不惜得罪共和党主流派。2016年胜选后，特朗普拉俄拒华的行为可以用两个“迫不及待”来概括。一方面，他的候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后被任命为白宫特别助理)迫不及待地于2016年12月初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紧接着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引起中方震怒。一前一后，特朗普对俄中两个大国的亲疏、好恶截然不同。

美国对华对俄政策最显著的不对称性，是在战略层面加速美国的“脱欧入亚”。尽管这一政策取向在小布什尤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开始启动，如再平衡(rebalancing)、向亚太倾斜(pivot to Asia-Pacific)等。特朗普时期，美国军事部署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在加速实施所谓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印太战略”可以说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唯一具有战略性的举措，目的是为了防范、对冲以致遏制崛起的中国在欧亚大陆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在欧洲非但没有类似的战略，而且还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与欧洲盟国斤斤计较，争长论短，至少在心理上削弱了美国的信用和北约的内聚力，客观上缓解了俄罗斯的外部压力。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中美关系也地动山摇。在中国疫情最为艰难的1-2月间，特朗普多次公开赞扬中国的防疫措施。3-4月间美国疫情开始恶化，特朗普政府与外交、国防部门高度默契配合，借助国会和媒体的极端保守势力，推出一轮污名化中国的系列组合拳。

相较于伤痕累累的美中关系，美俄关系在疫情期间尚属“正常”。尽管美俄之间存在着种种结构性矛盾，美国外交领域的建制派/民主党一直对特朗普的亲俄政策加以制衡，但两国首脑交流正常，双方互送防疫物资。特朗普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改善美俄关系，甚至不顾盟国反对，邀请普京参加拟议中的2020年9月在戴维营举行的G7峰会。2020年是二战结束75周年，特朗普在2019年底就表示有意赴俄观摩二战胜利75周年的阅兵式。白宫的这一表示有多少诚意，各方见仁见智 ，但是与近年来西方篡改二战史的潮流还是迥然不同。6月18日，普京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9000字署名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实际教训”，全面评价二战历史，强调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反击西方修正派行为。美国建制派的重要外交政策平台对普京的俄罗斯，至少还存有敬畏之心。

(二)美国建制派的算盘

特朗普政府对华对俄政策中的种种“不对称性”，有意无意地迎合了建制派的政策考量，即，尽可能地弱化和分化中俄关系，进而在中美俄三边博弈中重回支配地位。

2014年乌克兰危机前后，中俄两国战略协调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拓展，美国在大三角中的地位相对不利。在美国现实派以及相当多数的特朗普国安团队人士看来，美国的长远战略应寻求在大三角中避免与中俄同时对抗。基辛格认为，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上“犯规”，还是应该被看作世界均势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以防止中俄进一步接近。已故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以对俄强硬著称，即便如此，布氏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居然提出乌克兰“芬兰化”的选项 ，以避免刺激俄罗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说法则更为直白，他认为，“导致乌克兰危机的原因，是北约和欧盟不间断地东扩，以及2004年启动的‘橙色革命’等一系列民主运动。对普京来说，乌克兰民选的亲俄总统被以‘政变’的方式‘非法’推翻，是压垮俄美关系的最后一棵稻草。西方应从长计议，停止‘西化’(westernize)乌克兰，公开表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有朝一日，美国还要指望和俄罗斯共同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

在政策层面，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在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盛行的时代属于绝对少数。但中俄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却日益成为美国建制派的一块心病。为此，美国亚洲研究局在2016年大选前发起了一个有数十名专家参与的研究项目，目的是要找出中俄关系的契合点与潜在的分离器，中俄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志同道合，又有哪些现实和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成仇，从而为美国的“联俄制华”战略提供必要和可行的选项。据笔者观察，参加这一项目的美国学者几乎都属建制派，在政见方面与特朗普大相径庭，更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情，但在联俄制华问题上，却与特朗普息息相通。

建制派的努力在2018年10月终于上升到政策层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就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问题与俄方商谈。表面上是与俄国过招，真实目标是限制中国中程核打击力量的发展，保持美国在中国周边和印太地区的军事优势。除此之外，博尔顿还不断向俄方抱怨对中国的不满，这一举动让俄方颇为意外。

美国区别对待中俄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基于美国对中俄两国对美“威胁”程度的认知，即，稳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是长远的、战略上和综合性的挑战，而俄罗斯充其量是短期的、区域性的和仅仅在安全方面的“麻烦”而已;尽管俄罗斯仍然保有强大的核武库，但其经济结构、效益和规模完全无法支撑地缘政治和帝国野心，无力与西方持久对抗。相当部分的美国建制派代表，包括外交、军方和情治界人士都认为，俄国最终会意识到中国是其在地缘政治层面最大的威胁，从而投向西方怀抱。

(三)美俄之间：永恒的“重启”?

可以说，美国建制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者(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从未放弃争取俄罗斯重回西方的努力。苏联解体以来，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在上任之初都会“重启”(即缓和)对俄关系。老布什政府跨越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对苏联的解体其实非常震惊甚至不知所措，竭力稳定双边关系。据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罗夫斯特回忆，布什不打算与俄国人对抗，“他(布什)强调说，冷战无输家，每一方都是赢家”。即便是在苏联解体前夕，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贝克仍然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度过危机，稳定政局，而对其挑战者叶利钦却感到难以把握。

布什继任者克林顿的对俄政策也是在充满憧憬中启动的。在克林顿看来，俄罗斯痛苦和不确定的转型阶段是一个全新课题，而协助俄罗斯新政府成功转型一直是克林顿关切的问题。为此，克林顿在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反对派的争斗中明确支持前者，在1996年俄总统大选期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102亿美元贷款，支持俄于1997年加入G7。尽管叶利钦在科索沃问题上与克林顿政府反目，但美方对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仍寄予厚望。普京上任伊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于2000年5月初访俄，3小时会谈后对普京评价极高。普京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也推心置腹，表示他虽热爱柔道、喜好中餐，但却是地道的欧洲人(European substance)。5月普京就任总统，6月克林顿访俄，期间普京甚至向克林顿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克林顿对此“不持异议”。

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立刻驱逐53名俄国外交官，以此惩罚俄在美国的谍报活动，这是继里根总统1986年驱逐80名苏联外交官以后最大的一次驱逐行动。然而数月之后，布什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会面，会后布什表示，他从普京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灵魂，认为普京是西方可以信赖和打交道的俄国领袖。

此后一年，美俄关系急速升温，“9·11”事件前两天，普京甚至电话通告布什，根据俄情治部门的判断，近期可能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而在斯洛文尼亚的高峰会上，普京就提醒布什，俄罗斯南面的“弧形不稳定地段”(arc of instability)非常危险。“9·11”事件当天，普京又是第一位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的外国领导人。据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回忆，在那一刻，她的直觉是冷战真的结束了。2001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布什在德克萨斯州克拉夫特庄园款待普京一行，美俄关系似渐入佳境。

奥巴马任期内，由于美国公开、大规模地干涉俄2012年大选 、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斯诺登事件(2013年)、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插手”美国2016年大选，俄罗斯退出G8(2017年1月)等问题，美俄关系持续恶化。但两国的顶级外交人士却保持了异常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每次晤面都气氛融洽，相处无间;寒暄客套、互送礼品之后，就是长时间的密谈，以致有媒体对两人的“亲密无间”用“生死之恋”(fatal attraction)加以调侃。克里与拉夫罗夫“难舍难分”的背后，应该是美俄高层近乎无障碍的(seamless)交流、试探、协调和利益交换的各种渠道，加之双方的不懈努力。这样的亲密关系不是任何美俄高层人士可以做到的，但两位外长在美俄关系跌入谷底时仍然能够相敬如宾，甚至心有灵犀，实属罕见。尽管美俄关系受制于多种结构性矛盾而步履艰辛，但很难设想，如果两位外长私交不好的话，美俄关系会跌落到何种地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冷战结束后几乎历届美国政府上任，都要“重启”对俄关系，虽然后来都不了了之，但继任者总是乐此不疲，这几乎成了一项铁律。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选前后的“亲俄”取向，应该是符合美国对俄政策的一般形态和方式。而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口无遮拦、过度调侃，急于求成，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而陷入被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美国的建制派尽管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格格不入，对特朗普的个性嗤之以鼻，但在联俄抗华问题上却高度一致。

2020大选之年，建制派再次为“重启”美俄关系造势。8月5日，百余名美国外交、安全和国会前高官、智库和学界精英签署一份公开信，力主下届政府和国会对俄采取更为现实和灵活的政策，以阻止中俄继续联手制美。签名者中不仅有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防长佩里(William Perry)、前中情局长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两名前参议员(Sam Nunn和Gary Hart)，而且还包括几乎所有在世的前驻俄大使，众多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研究界巨头，如约瑟夫·奈、格雷厄姆·埃利森、米尔斯海默、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 ，其规格和阵容远超2019年由美国民间组织发起的百余名学者对华政策公开信。

外交层面如此，美俄在军事层面的交流一直保持并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了冷战期间的传统和基础之外，“9·11”事件后，美俄在情报方面的交流也可圈可点。即便双方在叙利亚内战中针锋相对，两军的情治部门仍保持联系。(中情局长伯恩斯2021年11月初对莫斯科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期间与普京总统通电话——作者加注)

(四)中美之间：先苦后甜?

相较于美俄之间的永恒“重启”，美国总统的每次换届几乎都要伴随中美关系的停滞、倒退、反转以致恶化。里根在大选中就信誓旦旦要恢复美.台关系，令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立刻面临危机。在中方眼中，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是“老朋友”，中美正式建交前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但布什在1992年争取连任的竞选中，为了自身和党派利益，还是批准了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机，而此种战机在当时刚刚结束的海湾战争中曾大显身手。尽管如此，布什仍然无法挽回选战中的颓势，而他的对手克林顿恰恰也是因为打“中国牌”而胜选，比如大肆攻击布什对中国心慈手软，背叛了美国的价值观。二人之间的恶斗，实际上是在比谁更反.华。2000年小布什竞选时，发誓要把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变成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的撞机事件，几乎使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突然提前到来，只是随后发生的“9·11”事件，迫使美国转向，以应对防不胜防的国际恐怖主义。

2009年初奥巴马走马上任，美国经济仍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国务卿希拉里一时把中美关系形容为“同舟共济”，但数月后便开始在气候/减排、谷歌问题、汇率/贸易等方面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使双边关系逐步滑向对抗;同时高调介入中国周边事务，利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东盟关系，挑动印度抗衡中国，以钓鱼岛鼓动日本制华，利用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套住韩国，借朝鲜的鲁莽行动将半岛推向战争边缘;最终利用TPP和再平衡战略，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防范和压缩中国在亚太及周边的空间。中美关系在奥巴马当政期间从未进入过持续的正常状态，这背离了双边关系的一般规律，即每届总统就任前后都要对中国烧几把火，双方一般都会在美国总统执政的中后期进入相对稳定的互动状态。

美国对俄“先软后硬”、对华“先硬后软”的“规律”，其实还是表面现象。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中国似乎永远是一个极为敏感、非常政治化、又充满政治风险的话题。有志问鼎白宫者欲保持“政治正确”，必须对华强硬。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虽然反俄，但在对华问题上却公开表示“不想让她的孙辈们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世界”。奥巴马则警告美中即将到来的“冲突”(conflict)。而为希拉里助选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对特朗普政府将中俄“捆绑”、同时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非常不满，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俄国，把中俄相提并论是“过分抬举普京”。其中对华最为仇视的莫过于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他不仅将中美贸易关系定格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还把中国政体妖魔化。纳瓦罗笔下的中国已经是万恶之首，必除之而后快。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走到如此地步，建制派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就是对华强硬，全盘拒绝中国的经济、外交和社会发展模式 ，而这种“共识”恰恰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不知不觉地”在美国尤其是华盛顿的政治圈子内成型的。特朗普上台的头三年(至2020年初)，尽管所谓“通俄门”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美国建制派的对华战略焦虑还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反.华自然成为美国外交的主线。

拜登任职第一年，美俄、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中俄美三方在台.海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博弈日趋激烈，西方和美国也以此攻击中俄的“修正主义”行为(如《国会山报》，“Eerie similarities link the Ukraine and Taiwan situations,”2021年12月27日)。然而两者问题的性质非常不同。前者是基于三份由两国领导人签署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官方文件，后者为美方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的口头表示，即君子协定。在技术层面，美方对中俄“犯规”的性质也有天壤之别：在前者上是明知故犯，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无意遵循维系台.海和东亚稳定半个世纪之久(1972-2022)的官方文件的文字和精神。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西方早期采取的是战略欺骗行为，如今旨在迫使一个国力不济的俄罗斯接受北约东扩的既成事实。尽管如此，美国和北约在2022年伊始就与俄方进行了三轮会谈，而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不排除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的可能(CNN主播Zakaria 2022年1月16日与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长达20余分钟的对话)。美俄关系任何程度的“软着陆”客观上都会使美国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转向中国。

(五)俄中之别：个体与群体

在对俄中两大对手的“区别对待”中，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打击面”的差别。无论是在选战中还是执政后，美国主流媒体和建制派对俄罗斯的批评，一般都是因人因事，比如对俄“侵占”克里米亚，“干扰”美国选举;或针对俄罗斯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普京本人及其人格“缺陷”，如克格勃背景、不文明行为(光膀子)、大男子主义、反同性恋等。即便是没完没了的“通俄门”，建制派只是抓住所谓俄罗斯干政的把柄，借此攻击特朗普本人，俄罗斯究竟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做了什么手脚，其实并不重要。

而在对华问题上，美国人想象中作为“敌人”的中国，既是一个整体，也是具体的每一个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个别精英。2018年2月13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称，“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同年7月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安全论坛上，雷又一次直接点出中国对美构成最大威胁。9月12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雷再次强调，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观点、创新、经济安全、甚至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构成更广泛和全面的威胁。尽管雷在访谈中称美国与中国人民没有冲突，但中国人仍是联邦调查局反碟报工作的首要对象。

在指责中国的问题上，不仅特朗普的高官们争先恐后，特朗普本人也亲自出马，甚至常常在完全不相干的场合拿中国说事。在9月26日联大的发言中，特朗普突然指责中国干扰美国中期选举。一周后，副总统彭斯也在一篇“匆忙准备”的演讲中，指责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笔者曾断言：中美关系好，好不到哪儿去;但坏起来，则是没有底线的。

2、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文明”乎?种族乎?

如此大规模、超强度地密集攻击一个大国，尤其是将14亿中国人统统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在世界外交史上极为罕见。中美之间早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硬要将这一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双边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人为地撕裂、打烂，把全体中国人作为敌人，实在需要相当的想象力和决断力。在美国历史上，也只是对日裔美国人采取过类似不加区别的敌视行为，但那也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进入战争状态以后的事。而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力度，远超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2020年3月中国疫情刚刚缓解，就开始向世界提供防疫救助并输出海量的医疗防护器材。不仅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向世界和美国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制成品、每年上亿出手阔绰的游客、数以百万计的留学生和大量的专业人员，极大地促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何美国仍对中国如此敌视?!

(一)斯金纳的“文明”“快闪”

对于这种几乎举国一致的反.华，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2017年初指出：“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公众人士会公开地为中国辩护。相反，所有美国政界人士都会竞相贬损中国。” 然而马凯硕仅仅指出了美国政治生态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没有提供任何深度解说。

两年以后，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不经意地道出原委：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为此，她所主持的国务院正在制定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由乔治·凯南提出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笔者注)的强大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

一位非裔女性外交高官，从白种人的视角，在文明/种族的层面解读世界两强的关系，不仅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在“政治正确”占主导的美国外交圈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对此，美国政治精英的反应相当复杂。一方面，斯金纳的论点得到了一些极右人士的支持，如斯蒂芬·班农等 ，但在华盛顿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批评。除了难以认同其露骨的种族主义和蹩脚的历史观以外 ，建制派还担心“文明冲突论”不利于团结非西方盟友共同遏华，也会弱化美国对世界的道义感召力。建制派最为忌讳的是，“文明冲突论”会给人以某种印象，即美国与同为白种人的纳粹的关系远超与中国的关系。斯金纳的“大战略”虽有争议，却很快退出公众视野，支持者和反对者似乎都无心恋战，斯金纳本人2019年8月离职前也从未公开回应众多的质疑和批评。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争最为持久、最无解，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之争：“国际冲突的根源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论”一文问世四分之一世纪后，亨氏的预言不幸被证实，如今西方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难民潮惶惶不安，民粹高涨，反民主、反体制、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的右翼势力大行其道，唤醒了西方“文明冲突论”深层的种族意识。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加快了所谓“文明冲突”向种族冲突的过渡。在此种国际政治生态中，作为非西方、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结盟、世俗和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军事力量、正在稳步崛起的中国，不可能不成为西方和美国臆想中的另类(the Other)。

然而这番“斯金纳快闪”还是揭示了美国外交理念中一些深层问题。多年来，“种族”在美国外交中都是一个被刻意回避的符号。亨廷顿1993年发表“文明冲突论”，是基于宗教、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因素，未直接涉及种族问题。2001年的“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盛行。即便如此，小布什政府仍然顶住巨大压力，拒绝将整个伊斯兰文明作为西方的敌手。亨氏文章问世四分之一世纪后，美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智囊机构在对华政策上居然把“文明”与种族和肤色直接挂钩，也许不仅仅是斯金纳本人的“无知”或心血来潮，而是表露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更为深层的理念，具有更广泛的、超越时空的政治文化基础。

(二)“让华人滚蛋”

美国精英和民众对中国的迷茫、傲慢与偏见，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深厚、持久的仇华、排华、拒华情结的自然外延。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直到1943年二战期间才被废除。该法案颁布以后，又有一系列歧视性法案相继出笼：禁止华人在美国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任职、参加选举，等等。应该指出的是，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排华浪潮始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如当年的美国劳联主席冈珀斯认为，“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属必要，可以诉诸武力”。西奥多·罗斯福在1894年也宣称过，“把华人放进来会毁灭白人”，并与众多的种族主义者一起号召“让华人滚蛋”。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中美开始商谈订立新约以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同时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废除《排华法案》。然而，尽管中美已经成为战时盟国，美方对废约仍不甚积极。一般认为，最终促使废约的是1943年初宋美龄访美，尤其是她1943年2月18日向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成功扭转了美国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为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扫清了障碍。然而，废除《排华法案》的最终动力，却是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成功的战时宣传，即利用《排华法案》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因此日益感受到道义上的压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最后不得不废除《排华法案》。

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最终以立法的形式，为曾经排斥和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然而这一道歉案也明确表示，立法道歉并不会给受到《排华法案》影响的美籍华裔家庭索赔提供依据。根据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的法案，就二战期间将日裔美国人投入集中营的做法道歉，并向10万日裔美国人每人赔偿两万美元。而美籍华人所得到的，远逊于作为敌国的日本在美侨民和日裔的最终所得(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华裔和中国在美国集体意识中的地位，仍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不仅如此，华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更不如非裔、拉丁裔，甚至不及穆斯林和非法移民。2018年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高官多次公开宣称，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间谍，对美国都是威胁，华裔在美国官方眼中，几乎已经成了“敌侨”的代名词。不仅特朗普政府如此，美国媒体和智库人士2017年就开始讨论一旦中美开战，如何处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美国工作和留学的中国公民，外加几百万美籍华人，因为他们都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前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 Ricks)为此绘制了一幅当年关押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的地图，刊登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物上(见下图)，悲观地指出中美一旦开战，几十万在美中国公民和数百万华裔将不可避免地步日裔美国人后尘，成为大规模种族迫害的牺牲品。

如此公开讨论如何“处置”数百万华裔和中国在美侨民，在美国主流社会、媒体和极度自由化/反特朗普的大学校园里，居然没有什么人和团体感到这是一个问题。而同样的主流社会、媒体和大学校园却一直以各种方式在替难民、穆斯林和非法移民打抱不平。当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对美国种族隔离政策视而不见的“沉默的大多数”，如今在华裔问题上再度显现。

在百年前西方的集体意识中，中华文明、中国和华人不仅是非文明的、劣等的、肮脏的另类，也是难以调教、穷凶极恶的怪物和巨兽。百年之后，西方学界再次回归“文明冲突”问题，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甚至莫名其妙地断言伊斯兰和孔教将联手对抗西方。然而，与亨廷顿的预言相反，如今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水深火热、暴力丛生的根源，恰恰是西方无限度干涉的结果;而最终却祸害自己，导致西方民粹浪潮和极右势力的爆发。

(三)“宁做俄罗斯鬼，不做民主党人”

特朗普“亲俄”并不等于对俄罗斯全盘接受。美国传统外交理念中的种族主义，实际上有一个等级制度(hierarchy)的“细分法”，它不仅仅是针对非西方的人群和地区，即便是对西方内部各族裔也要分为三六九等。对主导国际秩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欧洲和亚洲血统各半的斯拉夫人的“种族排名”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族之下;斯拉夫人种虽然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但却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农夫型”之列。由于在地理和文化层面的特殊地位，亦东亦西、不东不西之斯拉夫文明的身份认同难以确定，这包括跨文明的欧亚主义(Eurasianism)，游离于东西方之间孤独的(одиночество)俄罗斯;亨廷顿甚至将“斯拉夫-东正教”视为一个置身于西方之外的独立文明体系。

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来说，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唯一强项是持久的、义无反顾的领土扩张 ，在西方殖民扩张史上可圈可点，这其中当然包括沙俄与西方列强联手对中国的侵夺。然而俄罗斯体量巨大，与欧亚大陆众多非西方民族的复杂互动所产生的特殊基因，对追求种族纯洁性的西方来说，还是难以完全认同。无论俄罗斯强大或贫弱，西向还是东进，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在西方的潜意识中都是一个“问题”。普京执政初期数次要求加入北约均不被接纳(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曾要求参加北约，都不了了之)，西方对俄罗斯的蔑视、排斥和恐惧应该是一个常量。

尽管如此，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在西方体系内部的“文明”程度还是要高于“懒惰”“散漫”的拉丁族(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亨廷顿虽然将俄罗斯和东正教定性为西方之外的文明体系，但在他描绘的所谓“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 最后阶段的20世纪中，俄罗斯都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参与者。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一道，更是两极体制的支柱。相对于战乱不已的20世纪上半叶和无节制的自由干涉主义肆虐的21世纪，实力相对均衡的两极体制更是一个有序的、可控的世界，或“持久和平”的时代。冷战最后几年，美苏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相当和谐，双方在军控、地区热点(伊拉克)、东欧民主化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使老布什确信“国际新秩序”已经到来 ，以致美国庞大的军工情复合体对苏联即将到来的巨变毫无感觉。

即便是在俄罗斯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建制派妖魔化的21世纪，美国社会中公开亲俄也不是匪夷所思的现象。2016年以来，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几乎是日复一日地提醒其观众，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最坏的敌人，俄罗斯对美国的伤害和威胁与中国相比微不足道。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亲俄甚至比亲民主党更为可取。2018年中期选举时，特朗普的拥护者甚至“自发性”地打出“做俄罗斯人，好于做民主党人”的口号。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在联俄制华的问题上高度一致。

美国保守派对俄罗斯的偏爱并非一厢情愿。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所奉行的“温和的保守主义” (умере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见普京2021年10月21日在瓦尔代年会的发言)，其实与美国和西方的保守理念高度契合。与此同时，《今日俄罗斯》等俄官方外宣平台在西方有众多“之音”，事实上已深度介入西方内部白左与极右之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俄罗斯有主流派学者甚至将提倡多元化、反种族主义、提倡政治-经济-性别平等的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定义为liberal totalitarianism，赢得了美国保守派的欢呼。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学界主流派这种“矫枉过正”有其自身逻辑。相比之下，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泛种族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对外政策中的缝中必反与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仇恨华裔的情结有密切相关。中俄两个战略伙伴在美国国内的极不对称的处境，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30年后，即便俄罗斯与西方/美国在地缘政治层面激烈博弈，一个在帝国(苏联)废墟上浴血重生的俄罗斯，俨然以西方价值观最坚定捍卫者的姿态，在意识形态层面强势“回归”西方，如此创建，是苏联帝国的创建者和掘墓人都不曾设想的。2021年伊始，美国数位高官(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等)断定普京在重建苏联帝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18年前普京第一任总统结束之际(2004年)，笔者曾半调侃式地首次将这位后苏联振荡期间拨乱反正的前克格勃少校称为“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 2004)。回头看, 普京对内以东正教保守传统重建俄罗斯的价值观，对西方则以21世纪的 “第三罗马”的姿态高屋建瓴。对于一个赢得了冷战却又迷失自我的西方，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挑战。

3、美国IR理论的种族主义基因

(一) 美国百年：种族的诱惑与尴尬

斯金纳将中美关系置于文明/种族层面探讨之时，正值种族问题在美国国内呈井喷之势，这与百年前的美国何其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本土开拓并征服西半球，开始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充满诱惑却又难以把控的外部世界。面对强国林立的“老欧洲”和广袤、动荡的非西方世界，刚刚起步的美国国际关系学(IR)，却是以“种族”(即白人至上主义和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准来透视复杂多变的国与国关系。在国际关系学者笔下，处于国际秩序顶端的是“文明”的欧洲人及美洲、澳洲和南非的白种人，最底层的是黑人，二者之间的是其他各色“野蛮”人种。在这一“文明”vs“野蛮”的等级建构中，有色人种“文明”程度的提升，必须由“宽宏大量的”(magnanimously)白种人加以“教化”才能实现。不仅如此，生物学上“劣等”的有色人种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需要白种人以武力加以控制。有色人种的这些秉性不仅使奴隶制、帝国征服、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行为名正言顺，也催生了为之理论化的国际关系研究，即事实上的“种族关系理论”(interracial relations)。

在那个种族至上的时代，美国第一份聚焦外交问题的杂志1910年创刊时，取名为《种族发展研究》(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九年后更名为《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年美国外交委员会将其确定为旗舰刊物，杂志再度更名为《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并使用至今。与此同时，彼时的美国政治学被认定为美国白种人“最宝贵的财富”，很多政治学家极为崇拜纳粹德国高效率的统治机能。

20世纪初，当快速崛起的美国步入国际社会之时，所谓“文明问题”也充斥着“英语文化圈”(the Anglosphere)，“文明”与“野蛮”被认为是西方(白种人)与非西方(有色人种)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这一“文明”讨论的背后，也有西方老牌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大国(美国)的利益交换：前者惧于德国的快速崛起，而且已经难以支配广大的殖民帝国;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美国则跃跃欲试，有意在西半球之外有所作为。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著名的《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呼吁美国承担更多统治非西方的责任，以便把那些“半人半鬼”的“郁闷的侏儒们”提升到“文明”的水平。至少在英语世界中，文明与种族问题已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衬托，不分彼此。

百年前美国学界对种族问题的执着有其特定的国内背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在此后百年中，南方数以百万计摆脱奴隶身份的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仍然生活在大规模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禁锢之中。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种族问题挥之不去，又无法摆脱，只能用“隔离”的方式冷处理，这在西方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据美国耶鲁大学James Whitman考证，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上台后，对所谓“美国模式”，即国家规模的种族隔离立法，非常感兴趣，派遣了数以百计的律师、学者和官员赴美考察和调研，并以《吉姆·克劳法》为蓝本，制定了针对犹太族群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对数百万德国和欧洲犹太人实行“终极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二战前美国与种族主义的不解之缘，似乎到1945年戛然而止。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笔下，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承袭了古希腊古典现实主义的精髓(即对实力消长和国家利益的关注)，摒弃了欧洲学派的理想主义和对外政策中的绥靖主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欧洲学者中的现实主义论者，只有在美国才得以安身立命，将其学说发扬光大;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即威尔逊主义)，但很快就被孤立主义所抵消。如此叙事，构筑了美国作为修昔底德两千余年以后西方现实主义真正传承者的地位，但却完全忽视了种族变量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历史，给人以一步到位的感觉。直到冷战以后，美国学者罗伯特·维塔里斯(Robert Vitalis)在麻省克拉克大学图书馆中，偶然发现20世纪初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初创时有关种族问题的大量文献。此前，只有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系统地指出种族主义在美国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作用(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87)，但这一批判性论点被完全淹没在西方赢得冷战的狂欢之中。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并迅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部分，唯有种族问题仍不登大雅之堂。进入21世纪，个别学者开始论及种族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作用，但仅限于在对历史的发掘和评判，远远谈不上理论化。美国大学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基本不论及种族问题，完全回避种族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中心作用。

对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种族问题确实是一个难以启齿却又无法消除的历史痕迹，冷处理也许是唯一的出路。按英国学者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的话说，种族问题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命中注定要销声匿迹”。即便在亨廷顿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中，也有意无意地排除了任何“种族”字眼。这种人工建构的种族“中立”表象，既漂白了自身污点，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二)美国IR学界：“重俄轻中”情结

斯金纳对“高加索人种”苏联的偏爱并非偶然，美国IR学界在冷战期间一直有类似的“重俄轻中”(Russia-heavy-and-China-lite)的情结。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冷战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体系，实际上确认了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地位。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两极体制的稳定性要远远优于单极和多极体制，充分肯定了苏联对国际体系稳定的贡献。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著名的“长和平论”认为，相对于多极和战乱不已的20世纪上半叶，在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中，双方都遵循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则，这包括尊重彼此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承认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不在对方领导层危机时落井下石等。

冷战期间美苏两极体制的相对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均势态势使然，还是因为属于白种人之间的博弈而有所节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融合度，已经远超苏联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挑战西方，而是兼容并取西方多种理论、经验和政策中的合理成分，结合本国实际，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路径。但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层面，中国的“痕迹”少之又少。美国国关理论界对中国的“冷处理”，与苏联在冷战时期受到的“厚待”形成鲜明反差。相反，冷战结束后异军突起的“进攻型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人类最原始的贪婪本能之上，基本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

近期，历来“重俄轻华”的美国国关理论界一反常态，罕见地关注中国，欲将中国崛起视为某种非正当性。一方面，现实主义在国际体系层面聚焦“权势转移”问题(power transition discourse)，认定崛起的中国将无法避免地冲击“守成”大国(status-quo powers)，必然挑战甚至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自由派学者则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体制的弱化和破碎感到震怒，认为中国的崛起侵蚀了西方的自由秩序。美国学界对挑战西方秩序的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网开一面，对致力融入同一秩序的中国却百般挑剔和排斥，斯金纳的文明/种族论应该可以解释美国对待这两者的巨大差异。

相对于冷战期间苏联学的“正常化”，美国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则是高度政治化的“是非之地”，尽管这一领域不乏重量级学者和众多流派。冷战结束以后，华盛顿圈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即必须对华强硬，否则就会被贴上所谓“红队”(red team)或“熊猫派”(panda huggers)的标签。进入21世纪，有意从政或进入华盛顿圈子的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仍然难以摆脱麦卡锡主义的阴霾，因此时而发表“沈大伟式”的“中国垮台/威胁论”，以此作为进入决策界的护身符。对此，笔者曾有感而发：“做美国人难(总是想要解救全世界)，做美国的知华派更难，做知华派中有志从政者最难。”

相比之下，研究苏联的学者鲜有此种职业恐惧。像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这样著名的俄罗斯问题学者，即便在美俄关系最困难的时候，仍常在主流媒体强力发声，主张现实主义的对俄政策。他所主持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更是美国公共空间反俄浪潮中的理性平台。

美国学界和决策界“重俄轻华”的取向，似乎还体现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特有的“旋转门”现象上。冷战以来，美国高层安全和外交决策人士中(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等)不乏科班出身的苏联问题专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然而，不管中国自身是强还是弱、与美国是敌是友，如此“殊荣”却从未降临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Douglas Paal)最近指出，造成中美目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不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失去耐心。此种论点值得商榷。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一个封闭的中国知之甚少，但仍然开拓了中美关系。笔者认为，如今主管中国/亚太事务的美国中高层官员不是不了解中国，而是太了解中国。中美交往40载，知华派厌华反.华，部分美国的“中国通”们走到这一地步，也许是他们的前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鲍大可(A. Doak Barnett)等——始料不及的。

4、结束语

通过对美国对华对俄政策在历史、社会和理论层面的比较，至少可以有若干政策方面的考量。

首先，美中与美俄关系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对峙发展，不仅涵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而且已经涉及文明冲突的层面。促成这一转型的不仅有中美之间的恩怨和历史惯性(美国的《排华法案》)，也是世界大势使然。21世纪的世界，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它所伴生的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美(本)国第一主义等，已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95岁高龄的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也许是这位冷战期间中美俄大三角战略开创者对国际乱象的无奈表述。

在此种政治生态中，被西方自由主义多元化遮蔽多年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也浮出台面，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自我存在。中国作为美国的非西方战略对手，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排斥、边缘化和妖魔化，其程度远超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在这个意义上，对华强硬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所谓的“两党共识”，也源于相当固化的、具有种族色彩的社会潜意识，其表现方式可能不甚直白，甚至完全无意识，但无视其存在至少是不客观的。

第二，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建制派已经放手实施联俄制华的策略。不可否认，美俄之间有太多的历史恩怨和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这包括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痛苦转型，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北约东扩、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和中导条约、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的全面制裁等，双方信任度创历史新低，很难设想美俄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所缓解。尽管如此，美方也执意要将死马当活马医，寻找机会改善对俄关系。特朗普执政期间一系列示好举动，常使俄国非主流派人士浮想联翩，不时放出弃中投美言论，迎合美方的“善意” ，至少要力图拉开与中国的距离。中美在新冠疫情中对抗加剧，似强化了一些俄罗斯精英对中国“警”而远之的意向，以求在中美、中欧博弈中争取利益最大化。

第三，面对美国的打压和离间策略，中俄不仅要对此保持警觉，也应该对各自的国情和双边关系的内涵有清醒的认知和必要的信心。冷战结束30年来，中俄都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务实的发展路径，且程度不同地回归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即俄罗斯的以东正教为载体的“温和的保守主义”和中国儒教的“以人为本”的传统。与此同时，由于中俄两国在双边关系中基本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文明载体，事实上在捍卫1648年由欧洲国家开启的建立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现代主权国家体制。

30年后的美国则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对外与中俄同时交恶(30年前美国与中苏同时为友)，内政则为极端政治和意识形态化所困扰。尽管如此，只要中国仍然被定性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就不会轻易放弃联俄制华的努力，至少可以营造一些气氛，充分利用俄罗斯版的黄祸论(the Mongo Yoke) ，最大限度地影响、分化和说服部分俄罗斯政治和知识精英。有鉴于此，中方对现处于“历史最好”状态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可掉以轻心，尤其需要下大力改善和提升不尽人意的中俄经济关系，同时加强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和力。目的是争取高屋建瓴，在文明层面建构双边互动关系，使两个欧亚大陆最大的国家彻底摆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也许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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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于《俄罗斯研究》，内容经作者编删。

来源时间：2022/1/26   发布时间：20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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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导 读

本文由知名资深的民主理论学者戴雅门发表于2015年，文章概述了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到2014年的情况，作者认为西式民主政体显现衰退趋势，呼吁直面民主的衰退。在定义上，戴雅门将民主政体形容为“公民可以通过普选在定期、自由、公平和有意义的选举中选择和替换其领导人”的制度。[1]在方法上，本文采用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于民主政体的评估衡量方法，通过呈现一系列图表数据，指出世界民主国家的数目日益减少、民主衰退速度加剧、世界自由程度显著下降。同时，作者也以相关案例事实加以佐证，并提出世界民主的衰退体现在四大方面：整体上民主国家的不稳定和停滞、处于灰色地带国家中民主元素的衰弱、威权体制的加深、以及成熟民主国家的功能退化和自信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着眼于全球层面的民主状况概述，而不在于对特定国家的体制状况加以价值论断。作者认为，民主衰退的病症表现在政客为了选票不择手段、操纵选举;宗教和种族等多种不同身份认同撕裂社会;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或权力滥用;社会自由度下降，如异议者、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发声空间萎缩等。

”西式民主“真的衰退了吗?对此的争论如火如荼。在同期学刊上，来自哈佛大学的Steven Levitsky教授和多伦多大学的Lucan Way教授则登文《民主衰退的迷思》，他们表示，民主衰退是错误的观念，相反地，民主体制不但没有衰退反而生命力旺盛，他们认为许多声称民主政体的国家并非真正的民主。[2] 如今7年已过，但美国国会暴乱、缅甸军事政变、乌克兰局势紧张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戴雅门的“预言”和警告似乎并不过时。尤其在新冠疫情笼罩的两年多来，世界各国的资源分配模式、社会生活方式受到显著影响。不同政体、国家应对新冠共同难题的做法各有千秋。有的国家采用“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拥有较强动员能力;有的国家则采用强调“尽可能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3] 不同解决措施所造成的短期、长期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也加深、加剧了世界对于不同体制的批判、检讨、反省。如果民主体制诚如作者在文中所言，是“更好的想法”[1]、并且有利于长期的稳定，那么对于制度的思考则须不带有优越感的考量亦不应局限在政治化的抨击之中。而倘若“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会衰落” [4]，那么在不同体制的彼此批判间或应留有相互学习的空间，避免树起对立割裂的高墙。

编 译

01 前言

2014 年是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四十周年，这场革命拉开了亨廷顿所说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任何对现今全球民主状况的评估都必须始于对这场历史性民主化之持久的承认与惊叹。在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世界上只有大约 30% 的独立国家符合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的标准。在这个制度中，公民可以通过普选在定期、自由、公平和有意义的选举中选择和替换其领导人 。那时世界上只有大约 46 个民主国家，且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西方且富裕的自由民主政体，以及一些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小岛国;仅有少数的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存在：主要是印度、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色列和土耳其。

从 1975 年到 2007 年，民主国家的数量基本上或保持稳定或逐年累加。尽管这些新的“民主国家”中的有一些非常不自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斯蒂芬·列维斯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维(Lucan Way)称作是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但这三年来的积极趋势与相对稳定并显著扩张的自由程度(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该指标由“自由之家” 每年衡量)相随。1974 年，世界平均自由程度为 4.38(1 表示最自由的，7 表示最受压迫)。 该指标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逐渐进步，直到柏林墙倒塌才低于 4.0 中点，之后在 1990 年上升到 3.85。在 1974 年至 2005 年间的 32 年中，有 25 年里平均自由程度呈现上升，并在 2005 年达到 3.22 的峰值。

 

在 2006 年左右，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扩张陷入了长期停滞。 自 2006 年以来，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没有出现净增长，在 114 和 119 之间(约占世界国家的 60%)波动。 正如我们在图 1 中看到的，选举民主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在 2006 年之后开始下降，后趋于平缓。自 2006 年以来，世界平均自由程度也略有下降，在 3.30 左右。

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一经验趋势。 其一，认为这些趋势构成了一个均衡时期，其中自由和民主没有被新的国家继续获得，但也未呈现净下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至少可以将过去十年视为民主开始衰退的时期。 作者在本文中论证了后者的观点;在方法上针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民主国家的不稳定和停滞、二是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称之为“灰色地带”的国家民主逐渐衰落、三是非民主国家的威权主义加深、四是成熟的富裕民主国家的运作和自信的下降。

关于民主是否已经衰落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计算“衰退”。 多数民主学者都同意对政体进行分类是合理的，从而能够确定哪些政体是民主的，而哪些不是。 然而，民主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连续变量。 民主政体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一个统一连续体中各有不同，例如多党和多位候选人的竞选和竞争自由、 反对党拥有获取大众媒体和竞选资金的机会、 选举权的包容性、选举管理的公平和中立、以及选举胜利者行使有意义的权力来统治的程度(民主政体质量的其他方面亦如此，例如公民自由、法治、腐败控制、公民社会的活力等)。除了在作者能够找到具说服力的矛盾证据之外，本文在定义/衡量民主政体的方法上接受并采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规范。

02 民主的衰退：崩溃与侵蚀

在全球民主和自由水平缺乏提升或其受到一定侵蚀之外，还有其他四个令人担忧的原因。 首先，民主崩溃正在加速;其次，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作者称之为“摇摆国家”)中，民主的质量或稳定性一直在下降; 第三，威权主义在包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国中不断深化;第四，以美国为首的成熟民主国家似乎表现愈发不佳、缺乏在国外有效输出民主的意愿和自信。 作者将依次探究其中的每一个现象。

首先，让我们看看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从1974 年到 2014 年底，世界上有29% 的民主国家崩溃了。自 2000 年以来，作者统计了世界上 25 次民主崩溃，既包括那些公然通过军事或行政政变的，也包括那些在民主权利和程序的细微渐进的退化中逐步从民主制度变为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图表2)。

追踪民主崩溃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挑战在于，如何分辨那些经由系统性恶化和当局扼杀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法治造成的民主失败的确切日期或年份。例如， 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许多人认为，叶利钦(Boris Yeltsin)领导时期的俄罗斯是选举民主(无论多么粗暴和不自由)。 本文中，作者假定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在 2000 年时跌破选举民主的最低条件：选举舞弊使普京(Vladimir Putin)在首轮投票中获得了令人怀疑的胜利，以及随后迅速出现的政治和公民多元主义的执行退化，都印证了这一点(“自由之家”将俄罗斯的民主崩溃追溯到 2005 年)。

这个挑战在目前仍具有持续相关性。例如，多年来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一直在逐渐侵蚀该国的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其总体政治趋势难以描述，因为AKP采取了一些变化使土耳其更加民主，如通过取消军队在政治中的自主否决权、扩大文官治军(civilian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以及提高禁止那些冒犯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强烈世俗主义遗留相关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结构的政党的难度。然而，AKP也在逐渐巩固自身的政治霸权：如扩大党派对司法和官僚机构的控制、逮捕记者并恐吓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持不同政见者、威胁企业如果资助反对党就会报复、逮捕及检举与政变阴谋有关的案件中的涉嫌者，将大量被指控的密谋者关入监狱并从公共生活中除名。

如何对灰色地带的政权进行分类这个难题至今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人们可以争论这些模棱两可的政权是否真的曾是或者仍然是民主国家;那些接受民主崩溃已经发生的人则可以争论是何时发生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类政权在选举公平、政治多元化以及公民反对与异议的空间方面经历了严重的侵蚀，这通常是由于滥用职权的行政高管意图巩固个人权力和霸权型政党执政地位造成的。

图表2中列出的自2000 年以来的25起民主崩溃中，有18起发生在2005 年之后;只有 8 起是由于军事干预导致的。大多数崩溃(13 次)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滥用权力以及对民主制度和实践的亵渎造成的。总体而言，自本世纪以来，每五个民主国家中就有一个失败了。

03 自由和法治的衰退

除了民主政体上的失败之外，自2005年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自由程度下降的趋势。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关注，这两个因素在非洲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程度下降的趋势趋于明确。如果比较 2005 年底和 2013 年底的自由程度得分，会发现4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29个(近 60%)的自由程度下降，而只有15个(30%)有所改善，5个保持不变。其二是，民主制度的衰败速度对外部观察者来说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非洲大陆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得到了像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韩国、波兰和智利那样牢靠的巩固和保障。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在倒退?简而言之，最为重要且普遍的答案是治理不善。非洲民主的最大问题是控制腐败和滥用权力。即使在治理最好的非洲国家，治理的衰退也很明显，例如南非在 2005 年至 2013 年期间法治和透明度得分稳步下降(从 0.79 降至 0.63)。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仅非洲独有。事实上，世界上每个区域在标准化的透明度和法治方面的得分都比在政治权利或公民自由方面的得分要低。在此过程中，政客妖魔化、恐吓和伤害挡路的对手;反对党、民间社会和媒体的空间正在萎缩;国际对它们的支持正在降低;种族、宗教和其他身份分歧使许多社会两极分化，这些分裂的社会却缺乏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来治理;国家结构往往很薄弱且漏洞百出：无法确保秩序、保护权利、满足最基本的社会需求，或摆脱腐败、侍从主义(clientelistic)和掠夺的冲动;政党和议会等民主机构往往发展不力、官僚机构缺乏政策专业知识，更缺乏有效管理经济的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疲软的经济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剧了权力滥用、操纵选举和违反民主规则的问题。

04 具有战略意义的摇摆国家

区别于关注区域或全球趋势，从着眼于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民主趋势这一不同视角以关注全球民主情况。作者计数了其中的27个。这27个摇摆国家中有 12 个在 2013 年底的平均自由程度得分低于 2005 年底。这些自由程度的下降是全面的：在相当自由的民主国家(如韩国、南非)、不太自由的民主国家(如2014 年军事政变前的哥伦比亚、乌克兰、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泰国)、以及专制政权中(如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都得以体现。

总体而言，在这27个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民主进步的证据很少.而在民主政体中，除了西方一些稳定的民主政体外，其他最重要的国家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倒退。

05 复苏的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的深化也是全球民主衰退的一个重要部分。非洲的领导人也日益利用大量援助资金和投资(以及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新区域战争)来抗衡西方对民主和善政施加的压力。在委内瑞拉，威权型民粹主义的虎钳已经收紧，政府则愈发容忍犯罪暴力来遣散中产阶级的反对派。“阿拉伯之春”所遍及之国几乎皆发生突然崩溃，除了突尼斯和利比亚，前者在很多方面都变成了更为专制的国家，而后者则几乎不能称之为国家。此外，威权国家(甚至一些民主国家)在通过压制互联网自由、利用网络空间来阻挠、颠覆和控制公民社会方面变得更加足智多谋、老练和毫无歉意。

06 西式民主的倒退

也许民主衰退最令人担忧的方面存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中，民主的效力、活力以及自信都在下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的民主运作还不够有效，无法应对治理的主要挑战。一些迹象表明美国政治体系似乎愈发极化且陷入僵局，譬如立法步伐的放缓、国会通过预算的能力消失、以及2013 年联邦政府停摆。而这样的结果是公众对国会的认可和对政府的信任都处于历史新低。此外，诸如不断增加的竞选活动成本、不透明的金钱作用在政治活动中的激增、以及选民参与率低都是民主体制健康状况不佳的额外迹象。在海外宣扬促进民主体制成为接近得分最低的大众外交政策优先事项。而国际上的看法也认为输出民主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实际优先事项。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一切。美国民主的弊病充斥着非民主国家的媒体，民主受到了质疑，而美国对其他体制国家的输出民主体制的影响也相应减少。在第三波浪潮中，美国民主的活力和自信对全球民主化的影响深远。虽然每个民主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自己的转型，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往往会产生至关重要的有利环境，有助于将平前沿衡的局势推向民主变革，并在某些情况下逐渐走向民主巩固。如果这种团结现在被大大削弱，那么近期恢复和维持民主进步的全球前景也将随之暗淡。

07 未来会更明亮吗?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一直处于全球性的衰退之中，衰退可能加深并演变成更糟糕的情况。更多的民主国家可能会失败，不仅是具有边缘战略意义的贫穷国家，而且在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等摇摆国之中。 不过，情况并非完全惨淡。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逆流”。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主的支持并没有显著削弱。

虽然民主的表现未能鼓舞人心，但威权主义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独裁政权能够长期看起来很稳定。政权稳定的唯一真正可靠的来源是正当性(legitimacy)，而相信任何形式的威权主义具内在正当性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虽然不应该假设任何一条通向全球性“启蒙”的目的论路径，但总体而言，这些变化朝着对权威的更大不信任，彰显了对问责制、自由和政治选择的更多渴望。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些趋势对威权主义国家统治性质的挑战将远远超过对印度的挑战，更不用说欧洲和美国了。

近期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改革和巩固在第三波浪潮中出现的民主国家，其中许多保留民主体制的国家仍然是不自由和不稳定的。或许也有可能推动泰国和孟加拉国回归选举民主，但必须找到方法来缓和其国内糟糕的政党两极分化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的选举专制政体将在腐败和滥用权力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自毁前程，而这些问题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以石油为基础的国家也将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表现以及执政正当性危机。重要的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主人士不要失去信心。民主在实践中可能会有所退步，但它在全球人民的价值观和愿望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如果当前民主的一定衰退演变成民主的大萧条，那将是因为在成熟民主国家中的人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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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arry Diamond (戴雅门)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其研究重点是世界各地的民主趋势和状况，以及捍卫和推进民主的政策和改革。

编译：张彦赪(国政学人编译员，悉尼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来源：Diamond, L. (2015).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141-155.

来源时间：2022/1/26   发布时间：20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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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瑞利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期

【内容提要】拜登政府执政后将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的重要位置，提出了“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对内重振美国民主体制、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等是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主要着力点。拜登政府此举既是源于对全球民主“衰退”现实的担忧，也有回应美国国内政治现实的考虑，同时与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外交理念密切相关，更是美国加强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尽管从长远来看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存在一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但也面临很多阻碍与局限。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民主国家联盟”;拜登政府

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输出西方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总体上并未主导其外交政策议程，但这一现象在2020年美国大选后发生明显改变。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职后，将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酝酿并推出“民主国家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ies)构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时宣称，“将纠正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将民主价值观与外交领导层结合起来，捍卫自由、民主、法治与普遍权利”。2021年3月，在拜登政府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民主”一词先后被提及23次，团结盟友及伙伴应对美国面临的民主挑战更是该构想反复强调的重点。无论是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成员的公开表态，还是拜登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都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修复传统盟友及伙伴关系，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联盟”已经成为新一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规划中的优先事项。基于此，怎样看待拜登政府提出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这一构想推进实施的思路及发展前景如何，又将如何影响和塑造当前的国际秩序?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美国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历史实践

“民主国家联盟”并非新概念，更不是拜登政府的首创，它实际上是一种根植于美国历史传统的外交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核心观点认为，制度有助于整合利益的多样性并化解利益的冲突对抗性，拥有共同的制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身份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稳定的源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向海外输出民主并推动“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建立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冷战结束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沉浸在西方民主的胜利之中，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热情愈发高涨。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调整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对外推广美国价值观，争取建立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1990年4月，老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作用就是继续向海外提供促进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将促进“民主输出”列为外交战略的三个重要支柱之一，强调民主的扩展与传播有助于解决美国所有的外交问题。克林顿政府在其1995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促进民主是美国高度优先的外交政策议程，推动构建西半球“民主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是在海外推进民主的核心，这将巩固并确立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为了推动“民主国家共同体”概念付诸实践，2000年6月，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召集美国与波兰、韩国等八个国家，在华沙联合举行世界“民主国家”大会，106个与会国家共同签署《华沙宣言》，这标志着“民主国家共同体”正式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民主国家共同体”仍然在正常运行，但过于宽泛的成员国准入标准已经妨碍了这一机制发挥有效作用。

小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进一步强化“民主战略”，向海外“输出民主”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顶峰。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计划”研究小组发表题为《铸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的研究报告，提出成立由全球“民主国家”组建的“民主联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的建议。2008年，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任职的阿什·贾因(Ash Jain)与戴维·戈登(David Gordon)首次提出建立“民主国家集团”的想法，即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召集在一起，围绕全球挑战展开战略对话。同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呼吁建立团结世界“民主政体”的“新全球契约”。但由于小布什政府全力反恐，并且倾向运用军事手段强行推进全球“自由民主”进程，导致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使得美国“民主输出”行动遭受重创。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基于对小布什政府“民主推进”战略的反思，美国转而强调在海外运用柔性和非暴力手段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尽管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继续向海外“输出民主”，但特朗普政府忽视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系列举措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灯塔”的形象。直到其执政后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着力点才逐步转移到“民主”与“人权”方面。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公开呼吁世界各国组成一个“民主国家新联盟”(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

纵观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本质上服务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重视“民主与人权”并致力于在全球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人权理念，始终是贯穿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中或明或暗的重要线索。但是，民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分量并不相同。

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美国民主制度遭受重创的担忧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忽视民主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做法的反思，拜登政府执政后强调将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推动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也初步展开。通过分析拜登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发表的公开讲话，可以发现对内重振美国民主体制、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召开“全球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等是其推进“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主要着力点。

(一)对内重振美国民主体制

重振国内民主是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基本前提。拜登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要发挥美国作为全球“民主国家榜样”的力量，应投入更多精力聚焦美国国内民主制度的重建。

在拜登政府看来，美国的内外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外交行动要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议程。2021年2月4日，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说中就特别强调将国内需求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表示，“美国到了一个外交政策即国内政策、国内政策即外交政策的节点”。可以说，拜登政府的这一施政理念与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如何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反思不谋而合。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所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源于国内。如果美国想在海外行动中保持自如就必须重建权力的国内根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未来，外交政策需要始于国内”。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反复强调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前提是要“始于国内”“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事实上，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题为《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署名文章中就指出，“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在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同时也强调重振美国国内民主，体现出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施政思路，即通过由内而外的路径，将国内优先事项与海外的目标有机联系起来。

重振美国国内民主也是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实施这一构想并不意味着只关注外部威胁，还需重视“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国内挑战。在拜登政府看来，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旨在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在全球层面维护民主还远远不够，还需在国内层面重振民主以证明美式民主仍然是有效的。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在与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团队深入交谈后指出，“拜登本人及其外交政策顾问认为美国不仅面临着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外部挑战，还要设法应对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内部的‘非自由民粹主义’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高级研究员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也认为，“拜登政府把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重点放在解决美国国内民主危机上，并不意味着放弃将民主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因为只有民主制度重新正常运行才能更好地加强全世界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事实上，2021年6月2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专访时也明确指出，“美国倡导‘民主国家联盟’，对内要解决社会不平等、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对外则要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在重振美国国内民主方面，拜登政府目前主要采取了强力打击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促进公共政策的平等与包容、维护民主与人权等举措。

(二)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

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是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只有联合盟友及伙伴，重新激活国家实力才能推进美国自身利益和维护民主价值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盟体系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历届美国政府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关键支柱和力量源泉。然而，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交易主义”对外政策，致使美国的联盟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改善被破坏的联盟体系，拜登政府试图以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将盟友及伙伴国重新凝聚在一起。具体而言，拜登政府致力于借助“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来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两大联盟体系，并推动二者形成紧密联动态势。“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对欧洲的规划就是修复和重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对华计划：跨大西洋战略竞争蓝图》(The China Plan: A Transatlantic Blueprint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建议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中国的“强制外交”以及限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等跨大西洋国家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展开合作，以捍卫西方民主与人权。这一“蓝图”与拜登政府对欧洲的规划不谋而合，即以西方价值观为抓手修复和重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推动美欧盟友关系的回暖与恢复。2021年2月，拜登先后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慕尼黑安全政策线上特别会议，拜登在发言中着力渲染美欧所面临的“对民主的攻击”，强调要借助共同的民主和开放的经济体和价值观优势，重塑跨大西洋联盟以维护“国际民主秩序”。与此同时，拜登本人及其美国政府各级官员与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保持高频互动，推动跨大西洋合作的复苏。2021年6月，拜登执政后首次出访就选择欧洲，先后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与欧洲就建立“维护民主、遏制威权主义”的联盟达成共识。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美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在印太地区的主要规划。2021年3月，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首次召开“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一致同意成立以新冠疫苗生产、稀土供应链、气候变化和关键新兴技术为重点的工作组以应对共同挑战。尽管此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和会议简报均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此次峰会被普遍认为具有抗衡中国的明显意味。为进一步推动“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化和常态化，拜登政府计划在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邀请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面对面峰会。除了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关系之外，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越南也是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推进“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重要潜在成员国。事实上，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就有意扩展“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这一机制视为“在几乎所有领域反击中国”行动的重要工具。自2020年3月起，美日印澳四国已经与韩国、越南、新西兰建立了“四方安全对话+”副外长级多边对话机制，以定期商谈相关政策。拜登政府计划进一步推进构建比“四方安全对话”规模更大的机制，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等加入印太地区“民主国家联盟”。在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拜登政府就特别提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等印太地区国家是深入推进实施“印太战略”以及升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点。

(三)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是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重要步骤。拜登政府力图通过搭建“全球民主峰会”平台，将所谓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推进“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进一步完善。

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拜登就表示将在执政后的第一年主持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并将此塑造为捍卫美国“自由世界灯塔”角色和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撑。2020年3月，拜登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出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的计划，要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聚集起来，完善民主制度并制定共同议程，重振“自由世界”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标。2021年8月11日，拜登政府宣布将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全球民主峰会”，一年后将以面对面形式举行第二次峰会。目前，“全球民主峰会”正在筹备中，它绝非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规划。从议程设置来看，拜登政府计划与参加“全球民主峰会”的国家在打击腐败、抵制“威权主义”、在“民主国家”内部及其他国家推进人权三大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从组织机制来看，“全球民主峰会”的性质类似于一个平台，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来划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并决定如何与其相处，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过，拜登政府是否会将该平台打造成永久性的“民主国家联盟”并采取制度性的运作模式尚待观察。从目标设定来看，“全球民主峰会”兼具防御与进攻的双重目标。根据拜登本人的阐述，举办“全球民主峰会”旨在“加强民主体制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的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标”，这显然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质，即在现有的“自由世界”内部优化所谓民主;但拜登同时也强调要“打击腐败，抵制威权主义及在本国与海外推进人权”，这又明显带有战略进攻性质，即在所谓的非民主地区“扩展民主”。

从参会范围来看，“全球民主峰会”的参与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国家，还计划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商业团体、私营部门等纳入其中。从前者来看，确定受邀名单是拜登政府正在谨慎考虑的重要事项，也是判断其亲近或疏远哪些国家的风向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特德·皮科内(Ted Piccone)提议参考“世界自由度报告”“世界正义工程”等评估指数以及民主多样性报告多种指标来确定受邀名单。需要尤为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10日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将台湾称为“国家”，并明确表态称“台湾是‘强健的民主力量’，将邀请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拜登本人非常看重私营部门的作用，提出“将呼吁包括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巨头在内的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它们必须认识到在维护民主社会和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既享有巨大利益也担负重大责任”。从预期成果来看，“全球民主峰会”旨在为美国加强和推进海外民主制定一个系统全面的“民主战略”路线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帕特里克·夸克(Patrick W. Quirk)指出，“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是必要的，但必须与美国民主战略相结合，建议将民主战略写入国家安全战略，以此确保所有相关机构和政策工具都能被用来推进实施这一战略”。

(四)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

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是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核心内容。拜登政府热衷于围绕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领域与“民主国家”组建制衡中国的联合统一阵线，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国际主导权的目的。

具体而言，一是推动经济“民主国家”联盟。拜登政府认为民主要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在贸易政策上与世界“民主国家”共同制定贸易规则的立场需更加坚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21年3月发布的《2021年贸易议程》和《2020年度报告》强调，要与盟友及伙伴国合作制定全面战略来应对中国“强制性”和“不公平”的经济贸易方式，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公平增长和发挥规则的作用，这明显反映出拜登政府试图利用经济工具组建对华经济联盟的意图。拜登政府尤其强调保护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携手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可信赖的战略供应链和科技基础设施”的表述在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多处可见。2021年6月4日，拜登政府发布《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增长》的评估报告，这是拜登政府加强“供应链联盟”建设的重要指导依据。

二是推动科技“民主国家”联盟。组建科技“民主国家”联盟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具共识的领域，两党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技术领先优势，才能证明西方民主体制对中国的优越性。2021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 Carter)、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莱珀(James Clapper)等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前任负责人共同致函布林肯和沙利文，要求拜登政府批准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等人提出的《民主科技伙伴议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与“民主国家”联手共同应对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的科技实力及影响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也呼吁拜登政府组建“技术十国”(T-10)或“技术十二国”联盟(T-12)，联合科技“民主国家”应对中国等发展“数字威权主义”的行动。对于美国在科技领域建立“民主联盟”的提议，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提议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的构想相似，鉴于目前所处的“制度性竞争”与科技竞赛紧密相连，需要在最高层面共同为新技术制定联合标准，阻止中国在重要技术领域获得主导地位。

三是推动地缘政治“民主国家”联盟。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层面推动“民主国家”联盟的典型表现是以“维护人权”为幌子，频繁干涉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和南海等中国内政。以新疆问题为例，美国与欧盟以“人权及价值观外交”为抓手，在立法层面相互协调，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先后通过了所谓“涉疆决议”。2020年12月17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敦促欧盟动用新的措施制裁在新疆和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决议草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21年4月21日也通过两项“涉疆议案”，其中一项旨在确保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另一项则指责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2021年7月1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禁止从新疆进口商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提案。此外，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先后发表声明，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或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后西方“民主国家”首次针对中国采取此类共同行动。上述一系列举措反映出拜登政府借助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推动构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民主国家联盟”已初步成形。

拜登政府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动因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既源于认识到全球“民主衰退”的现实，也有回应美国国内政治现实的考虑，同时与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外交政策理念密切相关，更是美国对中国开展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的产物。

首先，拜登政府认为世界各地的民主正受到威胁并处于衰退中。这并非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学者就提出这一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提到“民主回潮”现象，认为“一部分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又回归到了非民主统治”。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愈发关注民主的脆弱性问题，担忧全球“民主衰退”演变成国际政治中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有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成熟民主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占比自19世纪末以来首次降至50%以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对全球“民主衰退”的担忧和焦虑。2021年2月，《经济学人》发布的《2021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指出，“全球民主指数”处于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民主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拜登政府也意识到上述问题，拜登本人就多次指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主本身就处于危机中”。然而，面对全球民主“衰退”的现实，拜登政府不是反思民主制度本身的弊病，而是将其归咎于所谓“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的复兴。在拜登政府看来，全球“威权主义”对西方民主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指出，“20世纪80年代，民主在美国大战略中起主导作用源于民主正在前进。然而今天，民主必须再次发挥主导作用则是因为全球民主已经岌岌可危，美国的参与将是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

其次，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民粹主义泛滥等社会问题加剧，使美国民主制度遭遇困境。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以及大选结果公布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破坏程度更是前所未有。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的发生，再次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而且使美国在全球推进民主的国际声誉备受质疑。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发生后，近3/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的民主正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因为看到美国大多数选民对特朗普政府制造宪政危机的失望和不满，拜登政府才着重强调对民主价值观的重视，以此展示与特朗普政府的不同，从而吸引美国选民的支持。此外，拜登政府推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也有适度迎合国内相关政治派别的考虑。以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例，作为美国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新保守派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借助强力手段在海外推广民主才能切实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多次批评特朗普政府忽视民主价值观的做法，并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称为“无赖超级大国”。

再次，从历史传统看，美国民主党在推行对外战略过程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重视民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人权历来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传统。实践证明，民主党更倾向于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政策立场，从创建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诞生，再到酝酿组建“民主国家共同体”等，都是由民主党政府率先推动。拜登政府强调把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位置并推动构建“民主国家联盟”，与民主党的政治传统一脉相承。此外，这一构想的提出也受到拜登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外交理念的驱动。拜登在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就发表过开展“民主价值观外交”的言论。2018年6月，拜登出席“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在二战后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了联盟体系，一旦没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作支撑，将无法维系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拜登政府外交决策团队成员具有“民主外交”的丰富经验，布林肯在2019年1月与罗伯特·卡根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威权主义模式的崛起是民主国家共同体所面临的首要威胁。美国和欧洲、亚洲等地区的民主国家应以全球性视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或‘民主合作网络’来打造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沙利文也强调，美国必须“先整理好自家屋”“让民主模式继续发光发亮”。这些传统建制派人物作为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推手，对“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出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最后，应该说，“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是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和“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在价值观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反映。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从未缺席，而且逐渐从一条影响中美战略博弈的暗线发展成为牵动中美大国角力的明线。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上升，美国越来越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视为对其主导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挑战，这一对华认知在拜登政府执政之后变得尤为突出。拜登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问题是能否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或世界是否会滑向一种由“威权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基于此，拜登政府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重振对华长期优势的根本所在，强调必须发挥这种优势才能增加战胜中国的机会。2021年3月25日，拜登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声称，“中美在21世纪的竞争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我们必须向世界证明，美国民主及其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仍然可行而且优于中国的制度”。布林肯也强调，“美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自由民主优势，如果美国缺位，中国就会取而代之”。显然，拜登政府推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实质是担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意图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加大对华施压力度，从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尽优势。

拜登政府推进“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条件

“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是拜登政府为重振美国国内民主、恢复并提升美国全球领导力而提出的一种新战略，对美国来说，在未来推进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不少问题。

从国际环境看，拜登政府目前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因为西方民主价值观对世界上很多国家仍然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加之一些国家对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的担忧，这些因素无疑会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对于这一计划，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家表示期待和支持。曾创办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的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对拜登政府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寄予厚望，高调呼吁世界“民主国家”高举追求“自由”大旗奉美国为领导核心，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姿态以扭转全球“民主倒退”的局面。2021年5月，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举办的“2021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高调召开，中国在这次峰会上被视为对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丹麦外交大臣耶珀·科弗德(Jeppe Kofod)在发表主旨演讲时声称，将协助拜登政府设定“全球民主峰会”议程，“以阻止威权主义浪潮并恢复民主脚步的前进”。与此同时，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有意迎合拜登政府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的计划。2020年5月，约翰逊提出由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十个国家组成“民主十国联盟”(D-10)，共同应对中国，这与拜登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2021年1月，约翰逊表示，英国有意在七国集团视频峰会期间讨论组建“民主十国联盟”的细节问题，并争取在适当时机举行首届“民主十国联盟”峰会。“全球民主峰会”后续是否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凝聚所谓的“民主国家”、打造“制衡中国的联合统一阵线”的催化剂，尚需观察并加以研判。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面临的问题。首先，如何界定成员国准入门槛将成为“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能否真正推动落实的试金石。“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界定边界的模糊，将对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民主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名单很难划定，范围过宽或过窄都容易使这一构想的效果大打折扣。以印度为例，如果拜登政府以“自由之家”的民主评级为依据，印度并不符合“民主国家联盟”的准入门槛。然而，如果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印度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伙伴。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对“民主”的定义及程度进行明确的界定，“民主国家联盟”要么会成为一个过于局限且无法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联盟，要么沦为一个让拜登政府无可辩解的伪善联盟。另一方面，“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会加剧“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对立，导致新的地缘政治矛盾。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在拜登政府划定的所谓“民主国家”之列，反而是其重点制裁和打压的对象。然而，在世界各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等诸多全球性威胁而亟须开展务实合作的形势下，以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人为划定“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分界线的行为，必然会阻碍全球合作进程。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亚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所指出的，“建立新的民主俱乐部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在美国与没有资格进入‘民主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制造一个断层，而与后者开展合作来解决国际体系中一些艰巨的挑战往往非常必要”。

其次，“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很难克服奉行民主价值观的理想主义与注重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之间的矛盾。“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强调民主价值观，但如何平衡它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却是拜登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当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占压倒性优势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服从于国家的现实利益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反之，当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因素占上风时，扩展民主甚至升级意识形态斗争就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正如基辛格所言，“外交政策作风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国家，也没有任何一国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这表明美国始终面临着在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与优先考虑现实利益的外交政策之间做出艰难取舍的困境。此外，从国际政治现实看，拥有共同或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共享一致的利益及优先事项。事实上，基于共同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构建的“民主国家联盟”既不可靠也不会持久，因为一旦涉及现实利益问题，所谓对民主的关注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次要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会更倾向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拜登政府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彭博社总编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专访时的表态颇具代表性，“我认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联盟，因为大量国家希望与中国做生意。照顾美国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必须对他国的利益横加指责”。

最后，“民主国家联盟”构想推进落实的成效值得怀疑，美国国内外一系列因素会对其形成掣肘。从国际层面看，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国对“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存在深切忧虑。就欧盟而言，尽管欧洲多数国家对“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表示欢迎和期待，但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淡化民主价值观、蔑视甚至攻击民主和人权的做法使得欧洲国家的忧虑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尽管美欧存在诸多共识，但欧洲仍需制定独立的中国政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持同样态度，强调“即便欧盟与美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也不应与美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因为这会导致出现严重冲突的局面”。还有个别欧洲国家认为这是“新冷战”到来的前奏。从美国国内看，“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很难真正拯救和捍卫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这一构想似乎混淆和回避了西方民主“衰退”的症结及其背后的根源，而是简单且偏颇地认为其根源是全球“威权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实际上，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及西方国家拒不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才是根本症结。汉斯·昆德纳尼表示，“民主国家合作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或许有道理，但它们不应只聚焦外部威胁，而更应关注解决民主国家内部面临的问题”。

总之，在全球民主“衰退”以及美国国内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拜登作为新一届美国总统更加强调将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其推动实施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拜登政府未来能否将“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转化为一个持续的“民主战略”，是其面临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拜登政府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继续围绕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联合盟友及伙伴国组建“民主国家”议题联盟可能将成为新常态。尽管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的前景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从长远来看，仍然存在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一旦拜登政府将“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变为现实，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压力。基于此，中国应适时评估拜登政府推进实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妥善应对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面施压与挑战，进而有效管控好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者：邢瑞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江苏高校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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