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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面对寥寥选项 拜登应改变对朝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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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蒂·李  来源:美国之音

专家们说,在平壤考虑恢复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之际,拜登政府除非彻底改变其路线,否则在与朝鲜打交道过程中面临的选项有限。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朝鲜研究资深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Harry Kazianis)说,“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总统)拜登就朝鲜问题发表一次讲话,并制定更连贯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让我们谈判吧’。”

他说:“拜登必须要为与朝鲜的新关系提出一个愿景,但更重要的是,朝鲜在可能的协议中能得到什么,或至少双方在谈判中各得其所的是什么?”

本星期早些时候,金正恩政权暗示可能要结束暂停的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2018年,平壤和华盛顿开始举行会谈之际,朝鲜暂停了核及导弹试验。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四报道,金正恩星期三主持召开了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称,朝鲜将“研讨重启暂停过的一切活动的问题。”

金正恩在2019年曾做出相同的宣布,称他不会被暂停试验所约束,但是到头来,他并没有做任何试验。

不过专家认为,朝鲜这次可能会重启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Robert A. Manning)说,朝鲜的这次宣布,“似乎清楚表明,(平壤)正在为洲际弹道导弹或核试验做准备。”

选项有限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Evans Revere)具有与朝鲜谈判的丰富经验。他说,“拜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明确告诉朝鲜,如果平壤恢复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将面临严峻的后果。”

美国对朝鲜最近威胁要恢复试验做出回应,称美国致力于与朝鲜的对话,但同时呼吁对朝鲜政权实施国际制裁。从2019年10起,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韩语部说,美国“在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随时准备进行认真和持续的外交”,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同样也在星期三,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闭门会议。美国建议,对几名朝鲜人实施国际制裁。美国上星期对这些帮助朝鲜发展武器项目的朝鲜人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但是,美国的建议被中国和俄罗斯搁置。

专家认为,寻求对话和呼吁联合国制裁的双重措施已经奏效,但是对朝鲜的意义不大。

朝鲜基本上无视美国提出的谈判提议,与此同时,在1月5日和11日进行了两轮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并在1月14日和17日进行了另外两轮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加剧了紧张局势。

是时候要改变路线了

李维亚说,由于“平壤没有兴趣讨论”无核化问题,“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展开外交对话的前景渺茫。”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敌对分析项目主任高斯(Ken Gause)说,本星期朝鲜和中国跨边境铁路运输的恢复,将使美国促成对朝鲜政权实施联合国制裁的努力空忙一场。

2020年1月,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朝鲜几乎封闭了边界。从上星期天以来,朝鲜的货运列车多次往返中国的丹东,显然是运送朝鲜短缺的食品和其他供应品返回朝鲜。

高斯说,随着朝鲜人“加强跨边界关系,这能缓解他们面临的一些经济压力,即使他们还会受到新的制裁”。

高斯说,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不会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因为他们“目前同美国的关系,在大国竞争方面,处在非常敌对的状态。”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2

旧文章ID:26981

刁大明:美国又到中期选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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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期

“2020年,我们民主党空前团结,赢得了大选。现在,面对2022年,我想告诉共和党的朋友们,准备好吧……我们民主党人将继续赢”,2021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出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款活动为本党造势打气时这样说。但仅仅两天之后,白宫就发表声明承认,由于民主党内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也无法取得关键议员的支持,拜登政府的重大立法项目“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Better)无法如愿在年内过关。这标志着拜登政府首年执政以沮丧落幕,其在新一年的施政道路也因此增添了更多晦暗。

2022年11月8日,美国将迎来新一轮中期选举,全部国会众议员、34名国会参议员、36个州的州长以及其他州和地方层次的选任职位都面临换届。背负着空前不利的民调表现(目前拜登民调支持率仅为40%),加之原本就对在任总统不利的“中期选举魔咒”,民主党在这次中选中落败的结果已不难预测,更多分析转向2022年之后的美国政治走向。

拜登不得不面对的“剧本”

36年前,年富力强的拜登在大选年当选国会议员。在此后36年的立法生涯里,拜登历经九次中期选举,其对民主党在2022年即将面对的困境应是心知肚明。可以大胆判断,民主党在2023年即将开启的第118届国会当中几乎没有希望延续其目前在两院勉强占据的优势。

第117届国会目前仍在履职,民主党在参议院以50∶50勉强保持着优势(副总统哈里斯兼任参议长,拥有在参院投票持平的情况下一票定乾坤的权力),这一状态非常微妙,不仅很容易在选举中被推翻,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在选举之前就因某个关键议员的倒戈而提前崩塌。民主党在众议院中以222∶213占据优势,但这是自第107届国会以来一党优势最微弱的一次,共和党只需再增获五个席位就可以翻盘。

依照所谓“中选魔咒”,美国总统所在党往往无法在选举中占得先机。在1934年到2018年22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平均失去27.5个众议院议席和3.59个参议院议席。如果以这两个平均数据为“尺子”,共和党翻盘简直易如反掌。当然,总统所在党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增加席位的“例外”。参院的“例外”更多一些,原因是参议员在选举和国会政治中拥有相对独立性;众院的“例外”在1934年到2018年的时间段里只于1934年(经济大萧条背景)和2002年(9.11事件背景)出现过两次。这也意味着,拜登及其民主党需要依靠某种类似级别的“危机”,才有可能“咸鱼翻身”。

然而,从2022年开年的美国内外形势看,能帮助民主党逆袭的“危机”概率并不高,只有两个潜在事件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以勉强够格:一个是塑造了2020年大选选情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次中选至少仍会在投票率方面帮到民主党;另一个是正在国会众院进行的针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山受冲击事件”的政治性调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曝出一些真能打疼共和党的证据。

更令民主党失望的是,2022年中期选举将首次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划分国会众院选区。准确讲,重新划分选区的过程本身就对民主党不友好。粗略算来,此次至少有187个席位的划分完全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完全受民主党摆布的席位只有75个。此次,一些州因人口相对增加而得到更多席位,这本应有利于民主党,但在共和党的绝对影响之下还是画出了对共和党暂时有利的选区地图。比如,时隔30年重获第二个国会众院席位的蒙大拿州,虽然新划分出的第一选区仍具备产生民主党当选者的潜质,但在2022年大概率仍会是共和党在该州微弱胜出。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34名国会众议员宣布不谋求连任,其中民主党人有23名。与此同时,即将改选的34个国会参议员席位中原本就属于共和党的有20个,而且目前已有五名共和党在任者宣布退休,民主党人只有一名不再谋求连任。照此态势发展,拜登在2023年之后至少要面对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院。届时,共和党人极可能会对拜登展开“猎巫式”的政治攻势,与乌克兰危机、阿富汗撤军、疫情应对相关的议题,乃至拜登家人的私德问题,都是共和党人可以选择用来炒作的话题。

很清楚自己将面对一个什么样“剧本”的拜登会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既定剧情,但他更可能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前加紧推进其国内议程,“重建更好未来”、税收改革、福利改革等一系列竞选承诺必将成为拜登政府2022年开年的优先事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期选举最终投票要等到11月8日才会进行,但3月1日得克萨斯州的相关初选就将正式开启新的选举周期,届时华盛顿的气氛将更加“地方化”,对于重大国策的讨论也必然更加苛刻,令白宫难以掌控。

不只是特朗普的机会

2022年对拜登而言并无太大悬念,但对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人则将是决定前途命运的一年。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客观可能性正在降低,但是,如果特朗普拥有主观意愿且自身条件允许,共和党筹备2024年政治议程将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近来特朗普的党内民调支持率持续下滑,他需要凭借2022年中期选举来证明自身在党内仍拥有绝对号召力和影响力。于是,得到其背书的共和党参选者会否斩获提名进而实现当选,也就成为测试特朗普政治能量的重要指标。反言之,已彻底同特朗普阵营决裂的国会众议员利兹·切尼能否再次得到怀俄明州共和党人的认可和提名,也是判断特朗普党内地位乃至共和党团结度的风向标。

2022年的一些选举也将决定未来特朗普到底会面对多少对手,以及他更需要同谁结盟。比如,如果生于1978年的共和党人罗恩·德桑斯蒂可以顺利连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话,他的下一个目标毫无疑问将是争取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出战大选。因此,2022年中期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发令枪”。当然,2022年中选也将帮助民主党加速寻觅能在“后拜登时代”撑起该党局面的新面孔。同样属于“70后”年轻人的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默(女)如能连任,其民主党新世代领军人物的地位必将得到巩固。而佐治亚州前州众议员斯塔西·阿布拉姆斯(女)和得克萨斯州前国会众议员贝托·奥洛克如能得偿所愿在两州当选州长,也会快速崛起为民主党的未来中坚。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影响将是短暂的,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却会相当深远。对于华盛顿政治圈来说,2020年大选给出了否定特朗普的结果,2022年中期选举则将释放更多方向性的信号,告诉人们美国的政治钟摆到底会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摆向哪一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4

旧文章ID:26980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伯恩斯:姗姗来迟的“架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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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2期

2021年12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75票对1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对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案,这一空缺了近14个月的重要外交职位终于尘埃落定。拥有职业外交官和学者履历的伯恩斯,究竟是给中美关系带来一阵清风,还是再添一丝凉意?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伯恩斯1956年1月2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成长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曾获得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伯恩斯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外交领域。1983年至1985年,伯恩斯在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实习,从此踏上了外交人生的第一站,随后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副领事和幕僚助理。1985年至1987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政治官。

在从老布什至小布什的历届政府中,伯恩斯都担任了较为重要的外交职务。在老布什政府任内,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主任,参与美苏首脑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1990年至1995年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并在国安会担任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高级主任;1995年至1997年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兼任负责公共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1997年至2001年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2001年至2005年任美国驻北约大使;2005年至2008年担任负责政务的副国务卿。尽管伯恩斯拥有在两党政府的工作履历,但其意识形态明显更倾向于民主党。比如,他曾担任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团队的非正式顾问,也曾担任拜登2020年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

2008年卸任外交职务之后,伯恩斯积极利用“旋转门”制度,在咨询公司、大学和智库发挥作用。伯恩斯不仅曾为军火商游说组织科恩集团工作,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课程,还曾担任外交政策论坛“阿斯彭战略小组”的主任。

“鹰派”眼中的“鸽派”?

虽然伯恩斯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历,但其通过驻华大使提名的道路却充满坎坷,对伯恩斯的这一任命引发了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尤其是一些共和党议员的不满。虽然美国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较为强大的共识,对华“鹰派”与“鸽派”标签似乎已失去意义,但在传统“鹰派”政客眼中,外交官和学者身份的伯恩斯早早被戴上了对华“鸽派”的帽子。

2021年11月,对华态度极为强硬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通过质疑伯恩斯供职的科恩集团“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对伯恩斯的任命进行阻挠。卢比奥还认为,伯恩斯代表了美国传统的老派外交官,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才让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派一个虚弱的大使还不如不派大使”。

卢比奥与其说是针对伯恩斯,不如说是针对拜登。这其中既有党派政治的考虑,也有对华施压的盘算。从国内政治看,以卢比奥为代表的共和党议员试图通过阻拦美国政府的关键任命降低拜登的执政效率。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提名封锁策略在截至拜登执政300天时(11月17日)已取得一定成效。与三位前任总统相比,拜登任内国务院官员在同期的任命速度最为缓慢。从外交层面看,这些共和党议员主要对拜登提出的对华竞争政策不满,认为拜登在处理对华问题时过于软弱,称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竞争者,还是“潜在敌手”。这种国内政治氛围一度对伯恩斯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的表态产生影响,对中国“放狠话”成为伯恩斯通过提名听证的必经之路。

伯恩斯在2021年10月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声称,中国“是21世纪对美国和民主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利用贸易规则损害美国商界和工人利益”,美国有信心与盟友和伙伴一起证明中国所认为的“东升西降”是错误的。伯恩斯还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污蔑中国政策,提出美国不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相信中国、必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等。

能否在中美之间“穿针引线”?

拜登选择伯恩斯的理由很明确,这位新任驻华大使的外交倾向与拜登团队几乎一致,是拜登政府的“自己人”。抛开提名听证会上受到严重政治干扰的言论,伯恩斯此前的外交理念和对华观点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思路基本吻合。

伯恩斯是坚定的“价值观外交”支持者。他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德国、法国和欧盟在这一领域向中国施压,打造“价值观同盟”。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在价值观问题上的变化有目共睹,即试图通过“民主”“人权”等传统价值观议题拉拢欧洲等盟友建立遏华阵营。2021年12月美国召开的“民主峰会”即是典型明证。

伯恩斯同样重视联合盟友的力量。2016年,伯恩斯与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詹姆斯·琼斯共同撰文表示,美国应当通过展现领导力重塑联盟尤其是北约的力量。伯恩斯认为,只有当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动员盟友,北约才会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北约不是美国的战略负担,而是美国能力和利益的放大器。

在经贸议题上,伯恩斯同样认为,美国应该发挥盟友的力量,联合日本、欧洲等盟友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他曾表示,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共同联手与中国进行对话,“促使中国就范”。然而,伯恩斯并不支持推动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认为应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这一看法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等经贸团队主要成员观点接近。但他确信,中美关系正迎来关键节点,在经济、军事和价值观上都存在重大竞争。此外,伯恩斯承认中美应当在该合作的领域合作,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领域。

总体而言,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作用将更多体现在两国的外交层面和工作层面,因为这一职务的主要定位并非拍板决策而是政策落实。在当前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伯恩斯的走马上任不会从战略上改变两国关系态势,但很可能在具体议题上发挥战术性的穿针引线作用。这一方面得益于伯恩斯与拜登政府的诸多核心幕僚甚至总统本人有着密切关系,彼此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职业外交官的基本素养和丰富经历。

在中美重要的双边会晤和一些重大议题上,一个务实且灵活的驻华大使能够发挥两国关系“架桥人”和润滑剂的作用。拜登选择老道的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足以证明,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也希望继续保持双边接触,而从中也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战略竞争”是严肃认真的。在这场“战略竞争”中,伯恩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4

旧文章ID:26979

拜登在两大对手间的跷跷板游戏,两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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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拜登当局的内阁级成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除了经济措施外,军事措施也列入了美国对乌克兰局势升级的考虑中。

这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首次以如此明确和肯定的措辞表述其对乌克兰局势的军事应对措施。总统拜登一直在此问题上闪烁其词。

早前,当他在谈及美国的反应时,强调了莫斯科将会受到严厉制裁,但不包括美国出兵乌克兰选项。

直至其入主白宫一周年,在记者会上除了重复俄进犯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的老调子,仍以含混的语气就俄可能对乌进行的“小规模侵袭”表现出了绥靖主义态度,从而引发基辅当局的忧虑。

格林菲尔德的话可能是为拜登此前的“失言”聊作弥补,然而拜登当局在军事应对方面摇摆不定和怯懦软弱的态度,凸显了其政府内部和美国与盟友间的深刻分歧,甚至在美方大力推动的美欧协调经济制裁问题上,欧方内部也存在不少不同声音。

拜登当局在军事应对上的姿态,一方面是美国内民意及民主党政府厌战情绪的折射,一方面也跟华盛顿对莫斯科策略的改变紧密相关。

它在开始国政运作后不久就决定拉拢俄罗斯以集中优势力量抗衡首要战略对手,为此开启了对俄外交新阶段及美俄关系正常化进程,在短短一年任期里,美俄总统级正式对话就达3次,部长级及战略稳定对话、网络安全对话等各层级对话持续进行。

这被莫斯科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普京当局反客为主,扩大了胃口,提高了要价,趁机提出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倡议,要求美国及北约向其提供战略安全法律保证。

以美国对俄外交策略转变为契机,莫斯科将其与华盛顿对话台阶大幅推到一个新高度,并以此为新的基础,作为开展对美、对西方外交的条件。

为了加强这一新立场,普京当局在俄乌边境陈兵10万,作出佯攻态势,将自身进一步置于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假如美国及西方反应软弱,它就趁机进军基辅,获取更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假如美国及西方反应强硬,那么至少也可以作为其加强对美、对西方外交并推动缔结新安全保障条约的重要筹码。

拜登当局当前在莫斯科那里面临的局面,不是如何更好地推进其战略议程,而是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考虑如何回应和满足普京当局的“胃口”,甚至不得不降格以求莫斯科在俄乌边境对局势进行“外交降级”,作为进一步开展俄与美国、与北约、与欧安组织“三个平台”谈判的前提。

拜登当局一番外交操作并被莫斯科利用的战略结果是,美国必须在接受一个在欧洲更大幅度崛起的俄罗斯以获得其“心照不宣”地合作共同应对首要战略对手,或者面对一个“不合作”的俄罗斯,同时在欧亚两个方向应对首要战略对手和次要战略对手之间,作出选择。

可能正因如此,布林肯最近才感慨“一旦俄罗斯人进入你的房子,有时很难让他们离开”,拜登当局同样尝到了这个滋味。

华盛顿对“三个平台”第一轮谈判的三心二意引起莫斯科不满,抱怨(美国)本应该停顿并专心就俄方提出的问题给予回复,而白宫及其西方盟友却发动了一波“有毒”的宣传战,声称俄罗斯是侵略者、欧洲文明的敌人、对国际稳定构成威胁。

多么难缠的主儿!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对莫斯科的战略需求提升,特别是忌惮首要战略对手,导致华盛顿对莫斯科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怯懦软弱,一方面自不必说激励了莫斯科扩张的胃口和要价,使自身陷入了两难境地,另一方面拜登当局在逼问之下不得不把军事应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列为潜在的选项,也是对台海局势演变深为忌惮的结果。

基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台湾的地缘政治、军事和价值观价值在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要,美国对乌克兰的外部“侵犯”的反应,直接影响到台湾及美国所有盟友对超级大国的战略信心,影响到其能否像过去那样拥有全球号召力。

为了增强台湾及其广泛的盟友的信心和信念,拜登当局就必须在乌克兰展现“不惜一切”的姿态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一旦如此,美国可能会遏制住台海的某些局势发展,但也意味着可能要失去莫斯科的战略合作。

要不然,就是要与普京当局达成历史性的“大交易”,对莫斯科的战略安全作出法律保证,而这同样使后者达到了更大幅度崛起的目的。

普京当局实际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包括最近展开的与战略协作伙伴、叙利亚、伊朗、委内瑞拉的频密外交和军事互动以扩充自身的外交筹码,将拜登当局逼到了一个墙角:

是选择在法律上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作出保证,接受一个全面崛起的俄罗斯,还是面对莫斯科进攻乌克兰及其他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特别是与其首要战略对手“背靠背”,破坏华盛顿的战略意图,失去一个合作的俄罗斯。

由此可见,普京当局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当今大国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地位,将其作为战略筹码,逼美国就范。反正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对美国来说都有战略隐忧,拜登当局面临艰难的抉择。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3

旧文章ID:26978

MIT陈刚教授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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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辑部编译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原标题:我是在司法部的中国倡议下被捕的。国会必须调查该计划。

作者:陈刚

首发:《波士顿环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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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4日上午6:30左右,许多联邦特工冲进我家,把我的妻子和女儿从睡梦中叫醒,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关进监狱,指控我在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期间,没有披露来自各种中国实体的资金。我已经知道,我正在接受司法部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发起的中国倡议下的调查。2020年1月,当我从国外旅行回到波士顿洛根机场时,我被审问,我的所有电子产品都被没收了。然而,就在我被逮捕的一个月前,当时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领导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通知我的律师,没有准备起诉我。

关于这个突然的转变,在我被捕后,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向我的律师表示,这份起诉书是仓促的。起诉书和申诉书都充斥着基本的事实错误–例如,它把我在别人的讲座上做的笔记列为我自己的想法–而我被逮捕时,距离特朗普政府的任期还不到一周。这意味着莱林即将离任。在我被捕的那天,莱林和负责波士顿办事处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瑟夫-博纳沃隆塔(Joseph Bonavolonta)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我对美国的忠诚度受到了质疑。371天里,我和我的家人经历了一个活生生的地狱。

周四(2022年1月20日),美国政府在波士顿的地方法院承认,它无法证明对我的指控,并说撤销我的案件将 "符合司法利益"。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出于政治和种族动机的起诉,没有赢家。我的声誉受到损害,我的家庭受到影响,我的研究所失去了一位教授的服务,并承担了我的法律辩护的财务负担,美国纳税人的钱被浪费了,美国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直线下降,科学界感到恐惧。莱林博纳沃隆塔通过阻止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成功地创造了他们想要的 "寒蝉效应"–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削弱了美国的巨大优势之一,即我们丰富的学术研究和合作历史,这是很多科学发现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正迫切需要国际科学合作来解决人类的生存威胁,如新冠疫情和全球变暖。

现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甚至莱林也承认他帮助创建的中国倡议已经 "失去了重心"。

让我说得再清楚一点:虽然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是关于被严重误导的中国倡议,但它也涉及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和其他联邦调查机构的关键错误。正如我的律师团队所争论的那样,博纳沃隆塔和他的代理人忽视了基本的无罪证据,在我被捕后才与关键证人面谈,并在各种官方文件中大幅歪曲事实。根据宪法规定,检方必须移交的开脱罪责的信息–例如一名证人说我从未参加过人才计划,这是中国政府为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提供资金的一项举措,是政府的主要指控之一–被扣留了几个月,直到我的律师提出要求。虽然我对我的案件 "为了正义"而被撤销感到宽慰,但我恭敬地要求国会和美国司法部对此事进行彻底审查,以追究个人对这种明显的不当行为的责任。

30多年前,我从中国来到美国。这是我选择养育我的家庭并贡献我一生的工作的地方。这个国家的承诺是,种族不应该是问题。但是,我很难看着"中国倡议",并得出结论说这是事实。

虽然确实不是每个被指控的教授都是华裔,但绝大多数都是,而且–随着这些"资助欺诈"案件的失败而变得清晰–司法部错误的起诉理论可能适用于数以千计的教授,他们没有列出与外国任何实体的每一项常规专业活动(这在当时不是一项要求)。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以通过承认我们的错误行为并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盲目地向前推进,从而更忠实于我们的理想–以及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领袖。虽然承认错误可能是痛苦的,但历史表明,这是最好的前进方式。

关于作者:陈刚,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教授,自2020年1月接受美国司法部根据其中国倡议进行的调查。2022年1月20日,周四,政府在波士顿的美国地方法院承认它无法证明对陈刚教授的指控,并说驳回他的案件将 "符合司法利益"。


英文原稿:

I was arrested under the DOJ’s China Initiative. Congress must investigate the program.

By Gang Chen • The Boston Globe

Around 6:30 a.m. on Jan. 14, 2021, numerous federal agents stormed into my home, woke my wife and daughter from their sleep, handcuffed me, and put me in jail, charging that, in my role as a professor at MIT, I had failed to disclose funding from various Chinese entities. I had known that I was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under its China Initiative, launche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hen I returned to Logan Airport from a trip abroad in January 2020, I was interrogated and all my electronics were confiscated. Just a month before I was arrested, however,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for Massachusetts, under then-US Attorney Andrew Lelling, informed my lawyers that there was no imminent indictment.

Regarding this sudden shift, after my arrest prosecutors on this case indicated to my lawyers this indictment had been rushed. Both the indictment and the complaint were riddled with basic factual errors — for instance, it listed notes I took at someone else’s lecture as if they were my own thoughts — and I was arrested with less than a week to go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s meant Lelling was about to leave office. The day of my arrest, Lelling and the FBI special agent in charge of the Boston office, Joseph Bonavolonta,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where my loyalty to America was questioned. For 371 days, my family and I went through a living hell.

On Thursday,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in US District Court in Boston that it could not 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nd said dismissing my case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re is no winner in what seems to me a politically and racially motivated prosecution: My reputation is tarnished, my family suffered, my institute lost the service of a professor and bor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my legal defense, US taxpayers’ money was wasted, the 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ttract tal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s plummeted,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terrified. Lelling and Bonavolonta succeeded in creating the “chilling effect” they wanted by deterring researchers from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 but in the process, they managed to blunt one of our great strengths as a nation, our rich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 which leads to discoveries happening here instead of in some other country. They did this at a time whe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urgently needed to address humanity’s existential threats, such as COVID-19 and global warming.

Now, for whatever reason, even Lelling is acknowledging that the China Initiative he helped create has“lost its focus.”

Let me be clear: While part of my story is certainly about the terribly misguided China Initiative, it also involves critical mistakes on the part of the FBI, federal prosecutors, and other federal investigative agencies. As my team of lawyers argued, Bonavolonta and his agents ignored basic exculpatory evidence, failed to interview critical witnesses until after I was arrested, and dramatically embellished facts in various official documents. Exculpatory information tha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he prosecution was required to turn over — such as a witness saying that I never was in a talent program, a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ive to provide funding to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which wa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key allegations — was withheld for months until demanded by my lawyers. While I am relieved that my case has been dropped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I respectfully request a thorough review of this matter by Congress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hold individuals accountable for this glaring misconduct.

I came to America from China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t is where I have chosen to raise my family and contribute my life’s work. The promise of this nation is that race is not supposed to matter. But it is hard for me to look at the China Initiative and conclude that was the case.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not every professor charged is of Chinese descent, the vast majority are, and — as is becoming clear as these “grant fraud” cases falter —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misguided theory of prosecution could likely apply to thousands of professors who failed to list every routine professional activity with any entity in a foreign nation (which was not a requirement at the time). As a nation, we can be more true to our ideals — and a better world leader — by acknowledging our wrongdoings and learning from our mistakes rather than blindly pressing forward. While acknowledging mistakes can be painful, history shows that it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Gang Chen is a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MIT.

相关链接:

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2/01/21/opinion/i-was-arrested-under-dojs-china-initiative-congress-must-investigate-program/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3

旧文章ID:26977

拜登赞赏英特尔在美建厂计划,推进中国竞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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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E. SANGER, 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五,拜登总统对英特尔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立新半导体工厂的计划表示赞赏,他试图通过此举启动其经济和国家安全议程中一项停滞不前的内容:对中国也在寻求主导地位的技术领域,联邦政府在制造、研发方面进行大举投资。

由于另外两个主要立法优先事项——《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和保护投票权的立法在国会停滞不前,拜登开始推动这项得到两党大力支持的法案。

但自参议院通过这项措施以来,他已经损失了七个月的关键时间。这是一项庞大的中国竞争法案,将投入近2.5万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内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研究、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和一系列其他技术。该法案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全面的产业政策立法。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正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他刻意选择了这些词,因为他知道虽然对美国人来说这再明显不过,但中国官员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抗议使用“竞争”这个词,宣称这是冷战思维。

“我们将坚持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遵守同样的规则,”拜登继续说道。“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投资于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创新、美国的社区和美国的工人。”

他认为,该计划将是解决供应链混乱和通胀上升的长期方案,而且还能使美国武器系统摆脱对外国部件的依赖。

几个月来,拜登很少提及中国竞争法案,以免失去对议程其他方面的关注。他在周五表示,“为了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需要通过该法案。

“如今,尽管我们在计算机芯片设计和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生产的芯片仅占10%,”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制造最先进的芯片。”

从汽车、洗衣机到医疗设备和电网都需要芯片,据一些估计,芯片普遍短缺迫使一些工厂关停生产线,并使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减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供应链混乱导致全球芯片短缺并对通胀造成刺激,尽管拜登政府称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哥伦布附近设厂是对供应链混乱的部分补救措施,但该项目在短期内解决不了任何经济问题。英特尔表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投资,即这家位于俄亥俄州的工厂,预计要到2025年才能投产,而许多分析师预测,芯片短缺问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缓解。

英特尔的建厂计划为陷入困境的白宫提供了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闻,但除此之外,它还可能有助于为拜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营造势头。该议程在立法者争夺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社会支出和投票权法案时遭到搁置。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四表示,众议院委员会将很快开始与参议院进行谈判,以推动中国竞争立法的投票。

当该法案于6月在参议院以较大的优势通过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宣传为一项就业计划,此举部分是为了避免让美国陷入依赖其最大地缘政治对手的危险境地。

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先进芯片的主要生产国,也没有能力制造具有最小电路的半导体——部分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国阻止其购买制造这些芯片所需的光刻设备.

但北京正在该领域投入大量政府资金,并对最大的先进芯片制造地点之一——台湾扩大其军事影响力。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中国占202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的9%,紧随日本和欧盟的全球市场份额之后。这比五年前仅占全球芯片销售额的3.8%有所上升。

在本周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欧洲计划在下月初提出自己的立法,以促进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并做出了将出现短缺的预测。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诺伊弗表示,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在推出自己的激励措施,以吸引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时间紧迫,”诺伊弗说。“我们都不是在真空中工作。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产业。”

拜登推动制定中国竞争法案之际,企业界对他的对华经济政策越来越失望。高管们抱怨,政府仍未澄清是否会取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或者将如何向北京施压要求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包含一系列旨在刺激美国经济对抗中国的条款,但其核心是鼓励美国的芯片研究、设计和制造的520亿美元联邦投资。

支持者说,芯片投资本身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最快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内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问题是,已经纳为一揽计划的其他措施是否会削弱其前景。参议院法案包括一些众议院民主党人可能会反对的贸易相关条款,包括对外国数字贸易行为的调查。

全球芯片短缺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刺激美国更加想要把半导体制造业吸引到本土。但国会是否批准数十亿美元的新资金——以及拜登政府决定如何分配资金——似乎很可能决定像英特尔这样的投资究竟是一次性的还是一种趋势。

包括台积电、得州仪器、美光科技和SK集团在内的公司最近都宣布了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三星承诺在得克萨斯州投资170亿美元建厂,而格芯承诺在纽约州建第二家工厂。

但这一全球产业的重心仍在东亚。虽然美国在芯片行业的尖端研究和设计领域占有很大比重,但它已经从几十年前的世界最大半导体生产国变成了主要将生产外包给亚洲工厂的国家。

事实证明这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弱点。因疫情导致的停摆使世界各地的企业缺乏工人和原材料,导致各种商品出现短缺和价格飙升,尤其是半导体。汽车制造商尤其受到影响,去年几乎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被迫减产。

芯片短缺也成为引发通胀的最大单一因素之一,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通胀已经成为美国选民的主要不满因素。在二手车价格上涨37%的推动下,12月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0年来的新高。

为了缓解芯片短缺问题,拜登政府召集了半导体高管开会,建立了一个全球警报系统来确定短缺情况,并要求芯片公司提供大量有关潜在阻碍的信息。预计商务部将在本月底之前公开发布其中一些信息。

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特尔的投资对企业、美国制造业和美国消费者来说都是一场胜利。“我们将维持经济运行的半导体带回国内生产,美国消费者可以期待更低的价格。”

但分析人士表示,鉴于建造半导体设施需要较长时间,政府对该行业的任何短期趋势都无能为力。

诺伊弗表示,他的行业对白宫给予的关注,包括鼓励公司分享更多信息的行动表示赞赏。“但现实是,政府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他说。“这些都是非常复杂、深入的全球供应链,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


Catie Edmondso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na Swanson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记者,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方面的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供职,撰写关于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David E. Sanger是一名报道白宫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在38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在时报参与的三个团队获得了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时在2017年获得国际报道奖。他最新的作品是《完美武器:网络时代的战争、破坏和恐惧》(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欢迎在Twitter@SangerNYT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4

旧文章ID:26976

拜登执政一周年:内政表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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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媛  来源:中评社

1月20日上午,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海国图智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以“拜登执政一周年:评估与展望”为议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评析了拜登执政一年来的内政成绩,并展望未来一年的执政前景。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执政满一周年。前一天下午,他在白宫发表演讲,为自己执政一年的成绩打了个A+。他称“在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仅有200万人接种了疫苗,而现在已经有2.1亿人完全接种了疫苗。我们还创造了60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发表这番演讲时,美国当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高达85万例,两党对立形势严峻,通货膨胀更是让国内经济雪上加霜。接下来,拜登进入任期的第二年。过去这一年,如何评价拜登政府在防控疫情、复苏经济、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措施?新的一年,学界又将对其内政表现作出何种展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朱文莉指出,目前学界对于拜登执政一周年的内政表现评价稍显悲观,她愿意给温和一点的分数。拜登是以美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极其脆弱的政治资本、来应对美国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之一。拜登上任时就面对了四大危机:疫情导致公共卫生危机、供应链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民粹冲击导致的政治危机和突发事件导致的种族关系紧张,而这四大短期危机在拜登执政一年内基本得以控制。此外,朱文莉教授表示,拜登更主要的精力其实是投入解决长期结构问题,他过去一年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可能不会在短期见效,但确实是美国社会经济调整所急需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对于拜登的内政表现做出了四点总结:首先,拜登支持率呈现低开低走的态势,且降幅前所未有。美联社20日当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28%的美国人希望拜登连任,即便在民主党内这一比例也未能过半(48%)。其次,党内的矛盾激化,重要的立法议程受到严重阻碍。第三,由于疫情的原因,物资供应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比较严峻。第四,边境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此外,谢韬教授指出,由于两党在参众两边都没有明显的绝对优势,因此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毫无疑问两党都会加剧对对方的攻击,两党斗争会更加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室主任罗振兴从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做出了分析,对拜登政府在内政经济方面的表现做出了不错的评价。首先,从GDP来看,美国在去年第三季度的GDP已经回到了2020年疫情之前的趋势线上,业界预测美国全年GDP在5%-6%之间,考虑疫情的冲击,这个数字表现相对不错,而且是近四十年增长率最快的年份。其次,从失业率来看,11月份的3.9%这个指标是非常好的,表明美国现已接近充分就业,目前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处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阶段,拜登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实际上的分数还是挺高的。最后,通货膨胀指标可以说是拜登政府最不好的一个指标,但是考虑到国内美联储大水漫灌的因素及国际上供应链中断或紧张等问题,拜登刺激政策对通货膨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多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刁大明表示,不会给拜登政府打太高的分数。从拜登本人的政治表现来看,首先,拜登是一个任务型候选人,他有效完成了在2020年大选当中阻击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这也意味着他上台之后推动其他议程,即便主观上有意愿,但是客观上没有足够的民意赋权,所以也不可能有太多作为。其次,拜登不代表民主党的现状和方向。第三,拜登处于一个弱势状态,导致国内重大议题推动不够,政治控制力也显然不够。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4

旧文章ID:26975

拜登执政一周年 中美专家论两国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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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至君  来源:中评社

拜登政府上台已满一周年,日前,美国卡特中心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共同举办了线上研讨会,一同探讨目前的中美关系走势以及两个大国应如何管控分歧并找到合作点。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首先表示,很多人都在讨论,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新冷战的开始吗? 他认为并没有冷战。“去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中,两位领导人都表明了中美不会进行新冷战。对中国来说,和平发展是一项战略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践,因此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此外,中国认为,和平发展有利于中国自身,也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促进和平与繁荣。中国没有也不会效仿其他大国用武力征服别国,中国一直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尽可能避免冲突、对抗。但中国也明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国责任。”何亚非说,“虽然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实力相对下降,但这不是美国自身的衰落,可美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非常焦虑,以至于通过其联盟试图遏制中国。我相信中美关系最低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因为两位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对这一重要关系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明确的指导,双边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正在进行中的。”

何亚非强调,尽管两国有许多差异,但两国能够继续寻找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巩固甚至扩大双边和多边合作。但不幸的是,美国决心建立针对中国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或大或小的联盟。撇开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谈,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这反映了一些国家反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负面情绪正在上升,这令人担心。中美两国都应该为健康和强劲的双边关系做出努力。如果两国在国际秩序方面没有一些基本共识,那么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就无从实现。如果我们不合作,将一事无成。政治竞争如同“怪物”,我们不应允许它劫持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个国家都需要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和广泛的可能性。中美竞争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我们需要平衡、全面地来看待我们的关系,思考我们的去向。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全球化及其相关的一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冷战的历史不可能重演,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场合一再向世界保证,中国不会做挡路人,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不会挑战现有全球秩序。

前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卿董云裳表示,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适应或创造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应对我们都认识到的这种转变?事实上,地缘政治竞争是一个现实,但如果把这种关系公开地描述为一种竞争关系,我们就会很快把它推入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中美过去几年所处的境地。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负责地管理这种关系?我们两国政府之间肯定需要有更多直接的官方沟通。沟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不沟通什么都解决不了。

“在新冠疫情的限制之下,很多事情变得困难,这是非常不幸的发展。在没有更好的沟通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应该明确和一贯地重复官方立场而避免造成混乱和猜疑。媒体环境使其更加困难,但双方领导人可以保持一致。去年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视频会晤就是非常有用的,强调同样的立场是必要且重要的。中美两国政府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不发生意外是避免冲突的关键,气候变化是中美目前可以加深合作的一个主题。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危险的引爆点。我想敦促中国大陆找到一种方式,扩大与台湾人民的交流。我认为,由于大陆和台湾之间欠缺沟通渠道,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主导地位,我不认为这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平衡方式,我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回到稳定的管理上来,这是为稳定中美关系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董云裳表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说,今年,中美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政治大事,但总的评估是两国政府希望稳定这种双边关系,因为这符合两国政府的利益。但我们也应知道,中美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太受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国的一些观察者不太看好美国民主党今年在中期选举中的结果,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拜登团队将不得不对共和党内的一些鹰派人士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所以对改变对华政策也没有很高的期望。邵育群认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动机是不够的,这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今明两年对于中美双边关系的改善和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机会之窗,双方都应该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注意到,现在在中美都有这样一种想法:无论我们做什么,对方都不会明白。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两年非常关键,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台湾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危险的议题。拜登总统说过,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但不是仅仅这样中国就放心了。我认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美国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平行的。在中国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当多的军事行动来警告“台独”势力,并反击他们的行动,但所有这些军事活动都被视为大陆将入侵台湾的一种信号。双方都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底线所在,不要受国内政治和宣传的影响,一起明确在台湾问题上‘哪些事情绝不能做’。”

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艾斯顿(Anna Ashton)强调,纵观美国国会,有前所未有多的法案涉及中国,但中国不能成为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或者说提出每一项政策的理由。很明显,美国国内现在存在严重的分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两党议员可能会围绕针对中国的挑战而走到一起,但这扭曲并夸大了人们对美中关系的普遍看法,还阻止了政策制定者制定一些外交政策。通常情况下,当提到中国时,它根本与外交政策无关,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方式,因为中美关系非常关键,也是导致两国都正在经历深刻、长期的不稳定性和巨大的压力。我们应该知道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存在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国应该多去了解中国的复杂性,双方都不应该总想着伤害或者超越对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苏格表示,中国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中国的发展和机遇,和平发展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威胁,世界在进步,我们不会倒退到一个冷战时代。他表示,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各国都需要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这需要通过谈判进行协调。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那些不容易调和的结构性问题必须有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可以合作的具体问题。

苏格说,中美双方可以在执法、能源、网络安全等其他领域加强实践和务实合作。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在多边合作方面,要加强交流,巩固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有三个最紧迫的任务:第一是抗击新冠疫情,第二是气候变化,第三是世界经济复苏。为此,中美两国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两国去年底在格拉斯哥的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联合声明就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除此之外,我们两国还应加强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局势、缅甸局势等国际地区问题的协调合作。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资深顾问西蒙(Denis Simon)指出,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之一,但突然之间,它变成了冲突的核心,但事实上,就连所谓的贸易战也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战争,而不是真正的贸易。现在,美国科学家担心他们会泄露一些所谓的秘密,而中国担心他们的科学家访问美国会惹上麻烦。他认为,阻碍中美两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合作的真正障碍在于,我们继续依赖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制定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和框架,而这些协议和框架或多或少已经过时了。

“以前,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但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运行良好的科技体系和现代科技基础设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令美国等国家艶羡。那么,差距缩小甚至消失后,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一切回到正轨呢?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到存在的问题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并制定一套新的协议来支持双边合作。这些年,我在昆山杜克大学(注:由美国杜克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合办的大学)看到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国际学生一起工作,相互交谈,这是未来的希望,这些年轻人将成为未来商界和学术界的领袖,如果他们能把他们在今天的课堂上建立的信任和理解带向前,那我们的未来将和平而远大。中美之间一定要重燃双边教育交流与合作, 不干涉学术自由,让它们向前发展,产生积极的效益。”西蒙说。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称,我们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害的,从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是很有用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中。也许去年中美元首的视频会议已经有了一点改进,但总的原则是,当你在“破坏关系”时,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破坏”。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外交的意义就是让其他国家对你有更好的印象,中国也需要改变外交气氛。当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时也不能回避。比如学者们不太爱提到的人权问题,它需要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否认问题的存在。中美两国认识到建立沟通的困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有数十个各种层级的对话,但看看现在,我们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有意愿改善这种关系,中美关系是可以改善的。”傅士卓表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首先谈到了危机管理,她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但问题是两国如何合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危机管理并不局限于热线,两个大国之间处理紧急事件或危机的沟通渠道应该是一套机制,通过多种渠道来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第二,中国和美国可以在核不扩散方面进行努力。最近,朝鲜半岛的局势引起很多关注,因此半岛无核化问题可以是中美合作的一个点。事实证明,战略容忍是行不通的,该是找到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第三,全球治理,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不能再对抗新冠疫情上合作?中美两国应共同进行病毒溯源调查来对抗这次大流行病,去年元首峰会时有提到了两国应该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这是中美两大国严肃讨论这一问题并努力合作的起点,让我们携起手来,真正造福世界。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4

旧文章ID:26974

“一个中国”原则仍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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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美聚焦

5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中美对抗、隔绝的时代,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由于双方关系尚处于和解的最初阶段,《上海公报》的特点是各自阐明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基本立场,公报中的未尽之处是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中进一步明确和解决的。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一个整体,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概况起来说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50年过去了,尽管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个中国”原则依然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拜登政府上任后,政府高官屡屡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美方的所作所为却在从各个方面冲击一中政策的底线。

首先,提升“六项保证”的地位。美国的亲台势力有一种倾向,就是贬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强调《与台湾关系法》,近年来更是把所谓“六项保证”与《与台湾关系法》相提并论,抬高到对台政策的“基石”的地位。在1982年中美谈判《八一七公报》,即美国售台武器公报时,里根政府为了减少公报可能对台湾产生的震动,拟定了一个对台湾许诺的单子,即所谓“六项保证”。这不是一项法律,这是里根政府的一项承诺,其意义也就相当于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

在很长时期里,美国政府讲到一个中国政策时,总是说以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而不提“六项保证”,如2004年4月 21日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国会的证词。可是近年来美方在政策宣示中,却悄悄地改成了以中美三个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作为基础,如特朗普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2020年8月31日在传统基金会的讲话。

在2021年12月中美两国元首的视频会晤中,拜登也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由《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的。美国现在不仅对台大规模军售,还派军官协助台军训练, 指导台湾进行军演,派军舰军机到台海巡逻,帮助台湾生产先进武器,严重违背了三个公报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规定。

第二,改变了对台湾战略意义的提法。在特朗普政府以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学术主流对台湾是否具有战略意义是避而不谈的。保守派则不避讳,说“中国控制了台湾,想必还有台湾海峡,将能在冲突中有效阻止美国及其盟国进出关键性海上航道……并显著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就把台湾纳入其中,称其为“可靠的、有效的、天然的伙伴”,“将贡献于美国在各地的使命”。如今的拜登政府实际上认同这种说法。白宫亚洲事务主管库尔特·坎贝尔曾于2020年12月8日在台北的一次会上说,美台之间仍会有坚固的伙伴关系,美国政府重视它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不同政治派别间有很多人都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我们的战略利益在于与台湾保持牢固的伙伴关系。

第三,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纷纷放言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表示要“保持我们对可能将台湾人民置于危险境地的武力干预的抵御能力”。有的甚至说,美国要“从威慑和外交两个角度”,尽其所能确保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类似表态使台独分裂势力越来越嚣张,美国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第四,今年6月和11月,美国国会议员搭乘美军机访台。最近在美国的支持下,立陶宛公然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允许台湾开设“台湾代表处”,美国高官公然“赞赏”立陶宛政府的“坚定政策”。美国许诺与立陶宛进行“双边协调行动”,在中国与立陶宛关系降级后,立陶宛立即与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美国还鼓动欧洲盟国支持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前往台湾并与蔡英文会晤。在尼加拉瓜与中国复交后,美高官访问了洪都拉斯,希望洪大选后的新政府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

拜登政府当政一年多来,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不支持台湾独立,可以上种种事实,确实与其口头表示背道而驰。在中美双方的多次沟通中,包括首脑线上会晤、通电话到高层对话,中国方面发出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台湾问题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与祖国大陆统一,除此没有别的前途;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定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这是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也完全有能力、有准备挫败“台独”势力的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各种形式的干涉。

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又处心积虑阻挠中国统一,其目的是让两岸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以便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但这是一张险牌。如果美国真想与中国和平共存,那就要格外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切勿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希望拜登政府重温奥巴马总统卸任前在一次记者会上说的话,他说:“对中国来说……一个中国理念是其国家观念的核心。如果想颠覆这种理解,你就得想清楚它的后果,因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对其他问题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可能非常强烈。”

来源时间:2022/1/24   发布时间:2022/1/21

旧文章ID:26973

李海默:略论特朗普卷土重来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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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海默  来源:中评社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李海默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略论特朗普卷土重来的概率》,作者通过分析认为,特朗普虽不能说是共和党的全体“共主”,但绝对仍是今日共和党内影响力最大的政客,共和党内其他潜在候选人也都表现得对特朗普及其路线非常恭敬顺服。特朗普在共和党阵营内的受拥戴程度,与拜登作为总统在民主党选民里的受拥戴度基本可说是半斤八两,大约都在六成左右。从现在的趋势看,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出战2024美国总统大选其实是个概率并不小的可能事件。尽管一般而言,在美国政治里,之前参与大选而落败的两大党候选人一般不会卷土重来,但特朗普目前在共和党支持者阵营里的这种声势的确非同寻常,而特朗普也很可能会顺势收割。作者另引用了美国学者Jacob Hacker和Samuel L. Popkin所提供的两种不同分析框架,论证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基于其独特的内部政治生态与组织构造)之间极深的纠缠与瓜葛。文章内容如下:

2021年2月初,笔者曾在上海澎湃新闻刊载了一篇分析《萧条谢幕之后,特朗普风潮会卷土重来吗》,在该文中,笔者指出“民主党执政仍颇多隐忧,尤其是特朗普风潮其实并未真正消散”,“对特朗普而言,更好的策略选择当然是持续影响共和党,而不是与共和党彻底决裂另组第三党”,“特朗普若欲重归,首先当做的就是不能和共和党彻底闹翻,而且必须持续保持并试图不断扩充他在共和党华盛顿权力运行圈子里的影响力”。从后来事态的发展趋势看,特朗普不但未与共和党分裂,而且大有主导共和党政治走向之势头。2021年9月底,著名政治评论员David Frum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拜登政府已经在如下五个方面显露出明显的施政失误,第一是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第二是市场物价明显开始高涨,第三是美国南部边境涌入大量非法移民,第四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对美国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第五是犯罪率飙升。这五项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特朗普不仅可能重新杀回总统角力场,而且可能顺利在2024 一举击败拜登〔1〕。2021年10月中旬,另一位知名政治评论员David A. Graham也公开指出,特朗普有可能将在2024以一种非常公平公正的方式赢回总统之位〔2〕。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各项最新资料,讨论特朗普卷土重来,代表共和党参战美国2024总统大选的可能性(至于如若真的参选,最终胜算几何,能否顺利回到白宫,则目前尚难预测)。

一、特朗普赢得初选的概率

早在2020年11月时,美国政治学者William Adler就已预测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不会衰减,而且他主观上也不愿隐退〔3〕。因为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特朗普重新杀回来的概率,而不是特朗普杀回来之后真正在大选时成功胜选的概率,我们主要关注的应该是共和党选民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2021年9月的一份民调(Harvard CAPS-Harris Poll)显示了这样的情况,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受访选民中有58%支持共和党选出特朗普为代表参战2024总统大选,没有别的潜在共和党候选人能有特朗普这样的声势。排列于该民调第二位的前副总统彭斯只拿到了13%的支持率,而且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最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也就是最有可能全程投入选战活动的人群)中,特朗普更是极受欢迎〔4〕。尽管一般而言,在美国政治里,之前参与大选而落败的两大党候选人一般不会卷土重来,但特朗普目前在共和党支持者阵营里的这种声势的确非同寻常,而特朗普也很可能会顺势收割。

从2021年8、9月间开始,特朗普已经越发多地明确显示他较有可能会再战2024〔5〕,他甚至公开地对美国右翼媒体说:大概唯一能明确阻止他再度冲击总统大位的,就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了问题。当然,实际上2021年9月出炉的另一份民调(CNN/SSRS poll)可能更为客观一些,该民调显示,倾向于共和党的受访选民中51%认为特朗普比别的潜在候选人更可能带领共和党赢回白宫总统宝座,但有49%的倾向于共和党的受访选民不这样看,亦即他们认为别的潜在候选人可能比特朗普出战胜算更大。但即使是这份民调也显示,63%的倾向于共和党的受访选民希望特朗普能出来“领导共和党全局作战”(另37%则不这么认为)〔6〕。

其实,这两份民调还不是最可令拜登感到触目惊心的。9月上旬出炉的另一份民调(Emerson College Poll)显示,如果2024年总统大选两党出马对决的分别是拜登和特朗普,那特朗普在受访者中有47%的支持率,而拜登的支持率只有46%〔7〕,特朗普甚至超过了拜登一个百分点。而且这份民调显示,将特朗普与其他七位共和党初选潜在候选人并列时,受访的共和党支持者中有67%倾向选择特朗普出战〔8〕。因此,综合这三份民调的均值,大约共和党支持者中有59%的人支持亁脆就由特朗普来打2024这一局。这个数字似乎比起2021年1月底2月初时的数据又更冲高了一些(当时一项民调显示,“全美56%的共和党选民认为2024年特朗普应再次出战”〔9〕)。特朗普虽不能说是共和党的全体“共主”〔10〕,但绝对仍是今日共和党内影响力最大的政客(这也是为何共和党其他潜在候选人都表现得对特朗普非常恭敬顺服〔11〕),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实际上特朗普在共和党阵营内的受拥戴程度,与拜登作为总统在民主党选民里的受拥戴度基本可说是半斤八两,大约都在六成左右。Emerson College Poll显示60%的民主党受访选民希望2024拜登继续选,39%认为民主党最好是能换个人来。也就是说,如果大选即刻就要进行,而两党都由各自内部民意的多数决机制以定之的话,那将又是拜登单挑特朗普的一局。因此,《纽约时报》在九月底专门刊发了评论人士Jamelle Bouie的一篇文章,直言:“我们(指代美国中间派及左翼阵营)曾过分低估了特朗普的能量及影响力,那带来的结果是颇为灾难性的。”〔12〕当然,民主党方面的政客对于特朗普的威胁是一定要口风强硬的,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就公开对媒体说:不错,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代表共和党继续出战2024,但那样只会使他成为美国史上连续两次竞选总统大位而失败的人〔13〕。而共和党领导层阵营其实早在2021年5月间就已显露出明确信号,他们不但不会切断和特朗普的联系,反而可能会在日后致力于进一步培植这种联系,亦即使共和党与特朗普继续绑定下去〔14〕。

2021年10月,美国皮尤民意调查中心又出了一份最新民调,显示那些支持特朗普继续在共和党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保守派/偏保守派选民已从2021年1月的57%增长到67%, 其中44%说应让特朗普出来选2024,22%说会支持那些“坚持走特朗普路线的候选人”但觉得特朗普不必亲自出来选,另有32%说共和党应该抛开特朗普遗留的沉重包袱。该民调同时还显示,平均而言,民主党支持者对于针对拜登的批评相对较为宽容,而共和党支持者对于针对特朗普的批评则显得相对更为不能容忍〔15〕。当被问及共和党是否应接纳那些曾公开批评过特朗普的政客时,63%的受访共和党支持者直接说“否”,这显示尽管2021年1月冲击国会山事件一度使特朗普声望受挫,但多数共和党支持者已不再计较该事件〔16〕。

美国右翼阵营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比拟,他们认为特朗普将是美国版本的“欧尔班·维克托(匈牙利语:Orbán Viktor)”〔17〕,此公是匈牙利右翼政客,曾于1998-2002任该国总理,后于2002-2010失利在野,但2010年后卷土重来,担任匈牙利总理至今,美国右翼保守派媒体上有不少声音认为特朗普也将有类似的生涯轨迹。特朗普对这种思潮也是非常留神,并试图掌控。2021年10月初,他公开对媒体说:“如果我参加2024共和党总统党内初选,那绝大多数的其他候选人都会选择中途退出竞赛。”〔18〕

二、从两部学术论着看特朗普与共和党政治的绑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学者Jacob Hacker和Samuel L. Popkin所提供的两种不同分析框架,颇为异曲同工地论证了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基于其独特的内部政治生态与组织构造)之间极深的纠缠与瓜葛。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Jacob Hacker等人所着的《让他们吃推文:右翼如何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时代里实施政治统治》一书(Liveright Publishing, 2020),核心论点即是“今日美国共和党里既有主张减税的老派,又有主张白人至上民族主义的新血,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表面上看起来是新血占了上风,但实际同时发生的却是金权政治的提倡者们得到了几乎一切他们渴望的东西,包括:对公司财团和富人的巨大减税方案,通过行政命令大规模去规管化,以及起用一大批和商业阶层互动关系极佳的人担任联邦层级法官等。在共和党中,金权政治和民粹主义是两条彼此并不相违背或冲突的主轴,金权政治派控制了共和党的经济政策议题,民粹主义者们则通过操弄种族、宗教、民族主义等题目,制造分化并逐渐深化分歧,进而试图赢得各种选举。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激进的减税措施、对工会组织的破坏、去规管化等一系列主张日渐与打种族牌、激化愤怒和仇恨、制造传播假信息等手段相合流,今日之共和党端出的是一套经济上对精英阶层异常有利,而论说上则对其基本皆为白人的支持者基本盘用煽动性的种族对立与文化战争的叙事相招徕的策略。特朗普非但不是共和党政治上的异数或反常,反而正好代表了金权政治模式与右翼极端主义的更为紧密的汇流”〔19〕。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政治学系Samuel L. Popkin教授的《断裂:美国共和党的内爆与总统制政治的未来》(Crackup: The Republican Implosion and the Future of Presidential Politics, 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则认为,是共和党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先上演了自爆,然后才铺就舞台,引出了诸如特朗普和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这类立场极端的政客粉墨登场。今日的共和党,其实已从内部裂解为若干个彼此不能求得共识的小集团,互相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交融共生。最初导致这种裂解的乃是选战财务法的变动,和大众社交媒体的普及。2002年通过的《麦凯恩-菲因戈尔德法案》本意旨在改革选战相关的政治献金制度,阻挡大公司对政党的政治献金,减少大公司大财团的影响力,增强政党组织自身的能量。但在实际效力上,却使得居于立法机构的政党领袖权力被弱化,政党间的和解变得更难实现。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对单一事务议题有极浓厚兴趣的小组织,以及超级亿万富豪们所锺情的各个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政党领导层和政党主要献金者之间的诉求往往难以调和。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那些自吹自擂的极端型政客们就粉墨登场,他们运用在同党同侪身上的手法,往往在过去只会被用于和别党竞争较量之时。而在共和党里,这类人尤其多。首当其冲就是克鲁兹,他使自己获得政治跃升的手法基本都是拿共和党整体利益作为代价的。然后接着登场的就是比克鲁兹更胜一筹的特朗普,他充分发掘并利用了共和党党务机器的失能,以及共和党支持者们面临的经济衰颓境况。

这两项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Hacker教授等人的研究将共和党视为一个相对较为内部自洽的政党,而Popkin教授则倾向于将共和党看作一个内部断裂的政党。但毫无疑问,这两项研究都有力论证了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之间极深的纠缠与瓜葛。说白了,即使共和党内有些人想抛开特朗普,但是却绝不那么容易能真正做到。正如美国一位政治分析人士所说的,特朗普正在用他可能参选2024这种似有若无、并不完全说清的景象来持续操纵共和党的走向和趋势〔20〕(尤其是考虑到进入2021年9月之后,拜登的民调不满度持续高于民调满意度三个百分点左右;到10月,更已继续冲高到近五个百分点)。

三、特朗普的具体策略

总而言之,从现在的趋势看,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出战2024美国总统大选其实是个概率并不小的可能事件。另外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2021年8、9月间伦敦一家预测机构给出的特朗普参与、并最终赢得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概率是18%,不要觉得这个数值好像过低,因为实际上,同一机构开出的拜登参与2024大选并最终获胜的概率也只有20%而已〔21〕,亦即,还是和特朗普差不多旗鼓相当〔22〕。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另一种可能,尽管目前拜登民调非常糟糕,但特朗普若最终代表共和党出战,可能反过来又会刺激很多原本并不支持拜登的人站出来继续支持他(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另一个特朗普的四年),因此,甚至有分析说,也许共和党若最终选特朗普出战,才是对拜登政权种种绩效不彰表现的最大救援〔23〕。

特朗普基本对其2024参选采取了一种并不言明、心照不宣(winks and nods)的模式,主要是他身边的谋士们建议,如果特朗普在此时就完全言明,风险就是民主党人可能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里利用这种言明,将他们的选战直接标榜为“对抗特朗普的重临”,这样就可能会冲高投票率,导致共和党方面选战情势艰困,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反过来又会冲击到特朗普本人的原定计划。另外,这些谋士们也建议特朗普,如果他此时并不言明,可能也更有助于他拉抬与自己政治立场相仿的共和党候选人,让更多的这类人有晋身之阶。很明显,特朗普把这些话听进去了〔24〕。

从美国自身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特朗普的重临政治舞台,自然是一种政治风险,因为无疑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当前的政治极化现象〔25〕。但也正是由于美国目前汹涌澎湃的极化浪潮,“不疯魔不成活”与“非友即敌”的社会文化心理,才给了特朗普(起码在共和党内)很大的回旋和操作空间。

自然,理论上特朗普要“回锅”,并非一定要亲自上阵不可。考虑到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性质影响的确非常恶劣〔26〕,“没有特朗普存在的特朗普主义路线”(Trumpism without Trump)也完全是一种潜在可能。亦即,即使特朗普最后并没有真的出来选,但是共和党2024总统初选竞赛中的主要参赛者们很可能没有哪个敢于公开质疑或叫板特朗普的政治路线与批评特朗普的政治遗产〔27〕。学者John E. Owens更是直接说,今日的美国共和党本质上基本就是一个“特朗普党”〔28〕。学者Michael Espinoza亦指出,正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日共和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白人基层选民的支持(a base of white support)〔29〕。特别吊诡的是,特朗普的儿子Donald Trump Jr.也是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30〕。

此中尚有一个潜在的大问题,也就是特朗普和其推特账号的问题。众所周知,特朗普通过推特这种简单易用的网络手段笼聚了大量支持者,而2021年1月冲击国会山事件之后其账号因有煽动滋事之重大嫌疑而被推特公司永久封禁〔31〕。那如若特朗普要在2024卷土重来,又应用何种社交媒体方式号召与组织其支持者呢?其实狡黠、奸猾的特朗普,早已考虑到这层问题,他已于10月初向一位驻地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提出申请,要求判决推特公司必须重启其相关账号〔32〕。而在脸书方面,特朗普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因为脸书公司已明确讲了,到2023年1月时,特朗普的Facebook与Instagram相关账号可能会获得解禁封锁〔33〕。

此外,特朗普还会面临一部分共和党大金主的反对。比如共和党的顶级大金主之一,城堡投资公司(Citadel LLC)的创始人肯·格里芬 (Kenneth C. Griffin)就已明确表示他不会支持特朗普出战2024。他明确说特朗普这人过于带来分化,而共和党应该抛开特朗普的影响〔34〕。如何应对格里芬这类大金主的反对,也是特朗普未来道路上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且,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Adam Schiff也公开宣称会持续不懈追查特朗普与2021年1月冲击国会山事件之间的关联。

注释:

〔1〕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five-challenges-could-trigger-trump-comeback/620221/,美国学者Samuel Popkin对此说得更直接,一切端视拜登治下的美国经济表现和走向,参阅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1/05/12/trump-party-cheney-defeat-proves-trumps-hold-gop-experts-say/5036774001/

〔2〕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10/trump-winning-2024-real-election-nightmare/620368/

〔3〕https://www.nbcnews.com/think/opinion/trump-lost-2020-election-biden-could-he-win-2024-ncna1247805

〔4〕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73040-poll-trump-dominates-2024-republican-primary-field

〔5〕https://www.cnn.com/2021/09/07/politics/donald-trump-2024/index.html 与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9/07/trump-campaign-operation-2024-510013

〔6〕https://www.forbes.com/sites/alisondurkee/2021/09/12/most-republicans-want-trump-to-be-president-again-but-are-split-on-if-hell-actually-win-poll-finds

〔7〕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beats-joe-biden-2024-election-poll-1626328

〔8〕在2021年5月时,有一份民调(Quinnipiac University national poll)显示,66%的受访共和党支持者表示希望能看到2024由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出战,另有30%表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参阅https://www.cnn.com/2021/05/27/politics/donald-trump-2024-presidential-race/index.html。

〔9〕参阅李海默:《萧条谢幕之后,特朗普风潮会卷土重来吗》,澎湃新闻,2021-02-02。

〔10〕共和党内当然是有人明确反对特朗普的,比如,在2021年1月,就有10名国会共和党人明确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

〔11〕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9/13/gop-2024-hopefuls-511617

〔12〕https://www.nytimes.com/2021/09/28/opinion/trump-2024-election.html

〔13〕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pelosi-predicts-whats-his-name-would-fail-2024-white-house-run-2021-09-16/

〔14〕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congress/demoting-cheney-gop-holds-trump-risk-further-alienating-others-n1266571

〔15〕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10/06/two-thirds-of-republicans-want-trump-to-retain-major-political-role-44-want-him-to-run-again-in-2024/

〔16〕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7/us/politics/trump-2024-republicans.html

〔17〕参阅《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

〔18〕https://finance.yahoo.com/video/trump-2024-prediction-most-people-120000932.html

〔19〕参阅李海默:《“金权政治范式的民粹主义”:美国共和党的当代统治策略》,刊于 澎湃新闻,2020-09-04。

〔20〕https://www.msnbc.com/opinion/donald-trump-running-president-again-2024-maybe-n1280740

〔21〕https://www.reviewjournal.com/sports/betting/donald-trump-odds-to-win-2024-presidential-election-improve-again-2443132/

〔22〕而且两人都是已经公开明确表示对参与竞逐2024总统大选感兴趣(Publicly expressed interest)。特朗普以前的政治顾问Jason Miller则认为,特朗普将代表共和党出战2024,不过对战的不是拜登,而是贺锦丽(Kamala Harris)或现任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参阅https://www.newsweek.com/trump-will-ultimately-run-2024-not-against-biden-former-adviser-predicts-1636978

〔23〕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576090-the-biden-harris-train-wreck-may-have-its-savior-2024-gop-nominee-donald

〔24〕参阅《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

〔25〕一个特别值得参考的数据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89%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如果拜登胜选,他们将非常担忧,并认为拜登胜选会不断伤害到美国的整体利益,参阅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1/13/america-is-exceptional-in-the-nature-of-its-political-divide/;亦可参阅李海默:《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三个不同维度的观察》,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二十一世纪》第184期。

〔26〕此事直接关涉到特朗普在公众印象中的形象问题。

〔27〕参阅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71553-allies-sees-rising-prospect-of-trump-2024-white-house-bid

〔28〕Owens JE. The Trump Party: Republican in Name Only. Political Insight. 2021;12(2):32-35.

〔29〕Michael Espinoza (2021) Donald Trump’s Impact on the Republican Party, Policy Studies, DOI: 10.1080/01442872.2021.1950667

〔30〕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4_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31〕参阅李海默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刊于《特朗普的推特及其8730万粉丝》,《第一财经日报》,2020-12-11,A11版及《不断翻炒热点话题是特朗普的推特“技术”》,《第一财经日报》,2020-12-11,A11版。

〔32〕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trump-asks-florida-judge-force-twitter-restart-his-account-bloomberg-news-2021-10-02/

〔33〕https://www.cnbc.com/2021/06/04/facebook-says-donald-trump-to-remain-banned-from-platform-for-2-years-effective-from-jan-7.html

〔34〕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75236-gop-megadonor-says-he-wouldnt-back-trump-2024

来源时间:2022/1/23   发布时间:20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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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投票权改革议程对民主党选情难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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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民主党在新一年里一直把重点放在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投票权改革上。他们似乎认为,这种关注将产生巨大的选举红利,甚至进一步将其视为拯救美国民主的关键。但是,正如此前预测的一样,1月19日,投票权法案在遭遇共和党参议员的阻挠后失败了。美国政论家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认为,投票权改革不仅益处有限,对民主党中选前景也带不来太大帮助。近日,他在其个人的Substack通讯《自由爱国者》(TheLiberalPatriot)上撰文,详细解释了上述观点。

一、改革并非当前选民所需

民主党人选择在其政治资产骤减、经济悲观情绪蔓延、通胀飙升、美国处于新一轮新冠疫情之时提出这一问题,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选民们迫切希望的是生活能够回归常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专注于实现该目标的政府。一场不切实际且不会通过的争取投票权法案的运动并不能传达出选民期望的信息。

事实上,投票权改革并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最近的美联社-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AP-NORC)有关政府在未来一年要解决的优先事项调查中,只有6%的受访者将投票权放在前五位。投票权问题可能是民主党进步派的头等大事,但对普通选民来说并非如此。针对黑人群体,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只有41%的人认为美国民主的更大问题在于投票太难,而非投票规则不够严格。在拉美裔中,34%的人持相同观点。

二、投票权改革益处有限

民主党人的假设是:共和党人试图改变投票程序的动机似乎是为了减少倾向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因此投票权改革将通过阻止这种尝试来提振民主党的选情。

这一逻辑存在问题,因为其未能区分初始意图和产生的影响。共和党的意图当然并非出于善意,他们想降低倾向于民主党的选区的投票率。但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正如相关研究所阐明的,这些选举法律的效果不大。它们无法阻止选举舞弊,也不会降低包括非白人选民在内的投票率。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调整缺席投票、邮寄选票以及提前投票的便利程度对最终结果有很大影响。而民主党推测,更高的投票率将极大有利于本党候选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民主党进步派圈子里,没有比投票率的神奇力量更强大的神话了,它变成了一种让政治问题迎刃而解的“魔杖”。民主党人需要面对这一事实,即更高的投票率不再是通往政治成功的神话之路。

三、改革并未关注问题核心

如果民主党的目的是“拯救民主”,那么当前的投票权法案并没有针对“颠覆选举”(election subversion)这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投票的难易,而在于证明投票选举结果的公正性。这是特朗普试图干预的事情,也是去年1月6日暴力冲击国会山的原因。

投票权改革法案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更有希望的方法是改革1887年的《选举计票法》(Electoral Count Act of 1887),以封锁一些颠覆选举的渠道。这得到了来自两党的一些共同支持,因此有落地实施的可能。

四、民主党与选民愈发脱节

民主党似乎既没有关注,也没有有效地解决选民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工人阶层选民中尤其如此,民主党与他们正愈发脱节。2012年至今,民主党在非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中相对共和党的优势已经缩小了18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在2020年选举尤其是拉美裔群体的选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2020年大选以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民主党和工人阶层选民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情况反而更加糟糕。民主党人最应该担心的不应是改变投票程序,而是需要改变幻想破灭的工人阶级的想法。

本文摘译自《自由爱国者》通讯,文章原标题为The Democrats’ Voting Rights Chimera。译者:张启平

来源时间:2022/1/22   发布时间:20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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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霸权修复”视角看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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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昭曦  来源:中美聚焦

拜登执政已近一年,无论是上台之初就立即着手各领域对华政策审议,还是渲染“中国将吃掉美国的午餐”以求反向推动国内建设升级,“像激光一般聚焦中国”已不仅是某些美国政客的口头禅,更是拜登政府实实在在推进的核心事项。

目前,中美两国战略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拜登政府基本承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添加了许多更具压迫力的举措。的确,拜登政府继续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维持对华系统性压力,还更多地动员盟友伙伴针对中国,这些做法反映了其总体认同前任政府对中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不过,作为自由派精英主掌的治国集团,拜登政府的政策理念同其前任政府之间仍有较大差异,其对华战略的一些深层逻辑需要再审视。

把脉拜登政府的内外施政,关键在于理解其“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这一核心执政理念。“未来”尚未到来,何言“重建”,并且还要重建得“更美好”?其实,拜登政府眼中的“更美好未来”,植根于对美国往昔强盛的怀念,是试图恢复那个拥有大批稳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实力超群、能极大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美国。

换言之,拜登政府要在重新评估内外战略环境的基础上,修复国力根基和对外影响力,令美国的“自由霸权”继续发挥作用。进一步,崇信美式自由民主的拜登及其执政团队,即便不情愿地承认美国目前存在缺陷,也并不认为这是美国体制在走下坡路,反而很大程度上将之归因为“外部非民主力量”所为。由此,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美国的体制和霸权仍然“有用”,对内仍能支撑国力优势、对外仍具制度吸引力。

从这个逻辑看,拜登声称“不打新冷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等言论就很值得寻味了。所谓“不打新冷战”,背后反映的是拜登政府意识到对华复演冷战对修复霸权并无太多好处,反倒会承受经贸利益受损、引发意外冲突等高昂成本,不意味着其会完全抛开过往对苏博弈经验来展开对华竞争。

事实上,根据美媒披露,拜登政府已决心用“战略竞争”定义当前对华关系,而上一场美国以“战略竞争”定义的大国较量,正是美苏博弈;拜登政府强化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制华意味、抛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搅动地区战略稳定,无不体现挑动“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而美方之所以表态“不改变中国体制”,离不开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面对美方无理打压的坚决斗争令其认识到“中国不可被改变”。

同时,这一表态亦可视为美方出于节制霸权成本、暂缓竞争调门的托词。拜登政府费尽心机希望展现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在涉港、涉台、涉疆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干涉有增无减,很难想象他们会就此改变对中国制度和道路的看法。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索和论争,美国朝野对中国意图的评估基本达成共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战略精英都认为中国希望“取代美国以领导构建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秩序”,这个“臆想中的对手”为拜登政府的“霸权修复工程”提供了理由。美国修复霸权不可能一日功成,对待中国自然也要“长期博弈”。

当然,“长期博弈”也不会一成不变,比如,若未来美国保守派势力再度掌权,他们对中国的施压可能更加激烈,毕竟他们中很多人已然将中国视为须臾不可放松应对的“生存性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拜登还是美国以后的执政者,都不会坐视霸权流逝,通过聚焦对华竞争持续谋求“霸权修复”将是他们的重要策略。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切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压力行动”,无论其打着何种旗号、出于何种目的,中国也都必将作坚决有力的斗争。

来源时间:2022/1/22   发布时间:20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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