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栋  来源：环球时报

到今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已满一年时间。可以说，在这一年时间里，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斗争与竞争反而更加深刻、具体。这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超越党派及领导人的界线，具有跨党派共识的特征。在这一年里，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极力诱逼日本和欧洲等一些国家向其对华政策靠拢。

总体来看，美西方的对华战略主要有三张“牌”

一是，在价值观上孤立中国。自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进入低潮。被定义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如今占多数。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多通过改革开放等方式，在经济等方面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价值观是美国能够团结盟友、孤立中国的“最趁手工具之一”。不久前美国召开所谓“世界民主峰会”就是一例。

二是，在战略上围堵中国。美国一方面在巩固传统的同盟体系，另一方面也在对同盟体系进行“创新”。美国牵头组建了“美英澳安全倡议”(AUKUS)，强化了四国机制，提出“印太战略”框架，并试图向经贸领域拓展。美国在努力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形态、多领域遏制中国的体系，且已得到一些国家的呼应与支持。目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已经显示出对亚太事务的兴趣。这使得中国周边的战略态势更加复杂多样。

三是，在经济上疏远中国。美西方一方面在科技上对中国建立“小院高墙”，在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的同时，又妨碍中国获得核心的高科技能力。另一方面，美西方也在建立一些战略性经贸框架，以减少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欧自由贸易协定，美日贸易协定，日本牵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重启，以及美国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设想，正试图推动一个新的世界经贸格局：核心是美日欧之间形成的一个零关税、零障碍、零补贴的经济共同体，延伸区将是CPTPP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中的非西方成员。

综合来看，中国是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自由贸易体系之下的国际生产分工发展起来的。除非中国人自己选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中国推回到前苏联的战略孤立状态之中。但是，如果当前形势继续演进，中国或将在经贸、科技和战略等领域被美西方继续疏远，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成本将会不断增加。这将在长期内损害中国经济，使中国在战略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对外心态要稳，对内改革开放的动作要积极果断。

首先，对美国反华同盟体系的心态要稳。美国组建的反华圈子越大，中国的压力就越大。但与此同时，盟友的战略地位越高，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就越弱。不久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将建立两国军事人员互访、开展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法律框架。此前，日本只与美国签署了这类协议。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上离开了传统的单一美国选项，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多极化进程。

其次，积极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不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根本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形态，即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民主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区别于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的现代政治组织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可能民主，也都有可能专制。只要有合适的组织形态，社会主义有机会比资本主义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民主政治。美国正利用一些借口来煽动一些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新苏联”的恐惧，并以此来组建反华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中国可以通过在国内切实加强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各方面建设，来应对这张“牌”。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人已经成功地用经济建设成果，反击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中国当然有信心进一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成果来反击美西方的对华政治攻击及污蔑。

第三，推动包容性国家大战略。美国欲通过各种战略小圈子来应对中国。中国不需要、也不能够用同样方法的来应对美国。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其领导的集团仍然是世界上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最强大的集团。所以，中国要摆脱美国预设的战场，不能进入美国期待的“集团对峙”陷阱。中国要实施一种包容性国家战略是有可能的，也是有机会的。这个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冷战重来，也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恶化到把世界拖入动荡甚至是战乱的程度。绝大多数国家，也都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的接触与沟通。成长中的中国，对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塑造能力仍然很强。

最后，中国要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中国正对自己的经济体系进行深度改革，这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解决前期发展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还可以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接的效率。这将在根本上降低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围堵的能力。大国之争，不在短兵相接的战场，而是长期内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长期内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从二战后的历史来看，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最有利于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也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20

旧文章ID：26957

作者：李雪梅  来源：新华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日前在参加新华网第十二届“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时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明确了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轴，更加注重谋势和谋篇布局，通过体系化方式对华遏制。美方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是一种战略误判。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21世纪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

倪峰指出，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有其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国战略竞争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轴。“9·11”恐袭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发布任期内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重归大国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明确了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轴，更加聚焦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讲求利益导向。他认为谁损害了美国利益，就跟谁掰扯，不管对方是对手还是盟友。拜登政府则把竞争焦点牢牢锁定中俄，对中国的体系性竞争、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竞争都在加剧。

二是国内政治优先。特朗普上台时提出很有名的口号，叫做“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拜登上台后，好像不提这些口号了，但是他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基本逻辑和特朗普却是一致的。比如拜登提出“内政就是外交，外交也是内政”、“中产阶级外交”，就是从国内政治出发，把外交的落脚点放在国内。再比如，拜登鼓励购买美国货也和特朗普的提法如出一辙。

倪峰认为，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应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是有区别的。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更加注重“外部塑造”，通过给对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对方改变行为。拜登代表的民主党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注重“内部塑造”，通过从内部改变对手来改变国家行为，具体手法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化对手，同时，通过价值观凝聚盟友，凝聚国内团结。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一操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二是推行全球战略时更加体系化，更加重视谋势。特朗普属于反建制派，常常不按常理出牌。拜登却是典型的建制派政客，更加注重体系化竞争，注重谋势和谋篇布局。比如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他们通过大量国内立法将对华竞争长期化、固定化;更加注重盟友体系和同盟战略，包括在技术上筹建遏华科技联盟，意识形态上搞民主峰会，地缘政治上提升“四国机制”、拉北约东向、组建新的“盎格鲁军事联盟”等。再比如，强调供应链重组，针对“一带一路”搞“重建美好世界”计划(注：美国发起的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从而可见，拜登政府通过体系化方式对华遏制。

倪峰表示，美国政客提出的所谓“中美战略竞争”，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作出的战略误判，实质就是遏制中国。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美战略竞争，那么特朗普在任的四年只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场风暴序曲。到了拜登政府，一个建制派的民主党人上台，他这套体系化、谋篇布局的做法，意味着美国遏华的正剧正式上演了。

倪峰指出，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不能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21世纪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21

旧文章ID：26956

作者：本·阿米  来源：尚道战略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多次将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描述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斗，这是一场让人想起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美国和中国正陷入一场战略主导地位的竞争——而且几乎排除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虽然与物质和安全问题有关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但意识形态斗争通常以一种方式结束:一方无条件失败。

美国不应该像对待苏联那样试图“打败”中国，因为首先，中国并不是要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7年，中国宣布，“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武装的斗争从未停止”，主要是要求外界尊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传统。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受到了历史叙事的滋养，尤其是对“百年屈辱”(1839-1949)的记忆，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预和征服。但它也是务实的:中国认识到，一些国内趋势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最终甚至破坏国家稳定。

就连美国向亚洲和非洲输出价值观的努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很可能成为中国更难协调的伙伴，甚至可能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

在这方面，中国的担忧可能因最近的事态发展而有所缓解。随着美国混乱地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迅速重新占领这个国家，美国的民主“十字军”——借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不光彩的结论。

但是，即使美国不允许新的国家加入其主导的阵营，其现有的联盟体系也令人生畏，拜登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这一体系。例如，他致力于复兴北约;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国防和技术联盟AUKUS;并深化印度-太平洋地区关键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被称为“四方会谈”)之间的安全合作。

这种对联盟的关注，可能是拜登对华政策与其前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大的不同之处。特朗普曾带头转向对抗。(在特朗普之前，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将逐渐带来政治变革。)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差异令人担忧。虽然美国无法单独遏制中国，但如果有其他力量站在它一边，它可以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而中国没有能力创建一个与美国相匹配的联盟体系。然而，这种不平衡非但不能稳定局势，反而会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使建设性接触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的地位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拜登鼓吹的民主峰会暴露了作为全球反华联盟动员工具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美国自己的民主也被两极分化、瘫痪和不满所困扰，这对美国的民主也没有帮助。再加上世界上最高的COVID-19死亡人数，至少可以说，“山巅之光之城”已经失去了光彩。

尽管美国不是古罗马——尤其是因为它在从国防、外交到技术和金融等关键领域保持着非凡的优势——但它正遭受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描述的“过度伟大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它未能调整其民主体制，以满足其人民的需要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

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大国，现在正受到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挑战。这种动态既危险又长期存在。正如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解释的那样，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灌输的恐惧，使得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在过去500年里，类似的案例有16个，其中12个案例中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

为了避免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必须放弃沙文主义的修辞和摩尼教式的思维，用智慧和创造性的政治才能取代扩音器外交。与中国的竞争并非只有双方你死我活。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的合理关切和诉求，并做好相应谈判的准备。(在西方目前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北约扩张问题上的摊牌问题上，中国迟早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美国必须承认，美国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在当今多极世界，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必须学会共存。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或许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突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可能会成为今天的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竞争无关紧要。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clash-strategic-not-ideological-by-shlomo-ben-ami-2022-01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20

旧文章ID：26955

作者：安刚  来源：中美聚焦

2021年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之年。审议迄今已走过三个阶段，现正收尾。

第一阶段是从拜登当选至2021年3月，以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针”、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两次发表讲话作为标杆。拜登政府认定中国是当前唯一能对“稳定开放”的现有国际体系发起“长期全方位挑战”的国家，为其对华政策预置了“必须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并在竞争中胜出(out compete)”的基调。同时提出以“竞争”、“对抗”、“合作”划分美中关系议程的“三分法”，并向中方伸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橄榄枝，试图在符合拜登政府政治、价值和利益需要的全球性问题上得到中方配合。

这一阶段，拜登政府树立起“服务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总目标，同时在这个总目标下确定了“竞争始于国内”的方针，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同美国的国家命运更紧密契合在一起，使对华关系更加国内政治化，彰显以对外战略竞争重振内部凝聚力、激发实力再造和重塑全球领导力的意图。也是在这一阶段，拜登政府以超高效率重祭“共同价值观”旗号，同盟友伙伴协调对华政策立场，将特朗普时期在国内层面进行的遏华动员推进至国际层面。

第二阶段是2021年3至9月这段时间，以3月中美外交安全高官安克雷奇会晤、7月外交高官天津会晤、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为标志性事件，通过有限接触试探中方政策底线。这一阶段，拜登政府明确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打交道的策略方针。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和冷战特点鲜明的术语，里根时期在谈及美国对苏谈判时经常被使用，投射到当下中国身上，就是必须保持美国在军事、科技、价值观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同时必须确保美国的对华立场拥有其他国家支持。

这一阶段，为遏制中国的“数字化崛起”和寻求美国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拜登政府积极推动立法、筹集预算，试图激发美国国内的“再工业化”和创新升级，以解决关键领域和环节的脆弱。同时继续强化针对中国的科技限制措施，酝酿成立“技术民主联盟”(T12)，推动实施“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组。

这一阶段，拜登政府加紧推进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的转移。在仓促、激进完成自阿富汗撤军的同时，继续升级“印太战略”，所出台的相应举措包括实施“太平洋威慑计划”、宣布“重建美好世界”(B3W)倡议、实化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联盟(AUKUS)，等等，进一步形成针对中国的区域战略抗衡态势。

不过，在同中方的硬碰硬过程中，拜登政府也不得不进行一些自我调整，主要是降低话语的对抗性，公开放弃改变中国体制的目标，强调要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进而为自己的对华政策划出“不打新冷战”和“不起冲突”的底线。

拜登政府还有意拔除一些特朗普时期混乱无序政策在两国关系肌体中播下的“刺”，包括新冠溯源调查、TIKTOK事件、孟晚舟事件、关税过度叠征、互关总领馆、互限记者等，因为在其看来，这些事件做得既不专业，也没章法，对美国伤害很大，继续搞下去会更被动。但是，受制于国内反华强硬势力和国会共和党人的阻挠，解决这些遗留问题的进程极其缓慢曲折、讳莫如深。

第三阶段是从2021年10月至今，相继发生了中美外交安全高官在瑞士苏黎世的会晤、两国气候团队在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达成引领性的联合声明、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等重要事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此形成更明确的基准和架构，延展出“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叙事，同时承认在全球性挑战和大国竞争两者之间美国无法单选，必须同时应对。

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美方预先发布的消息稿和拜登的开场白很明确，要谈的不是能否避免竞争，而是如何管理竞争。美方对中方的角色要求，也从若干年前奥巴马政府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创意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演变成拜登提出的“负责任的战略竞争者”。

通过话术和行为，更通过布局，拜登政府固化、深化了奥巴马时期开始谋划、特朗普时期激进试验的长期战略竞争，开启了一个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换句话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真正上升到全球战略层面，尽管对具体内容的争议还在继续——主要是围绕中国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的对华压制可以激烈到何种程度这两个问题。

拜登政府即将出台一系列报告，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新印太战略报告，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各种调整的核心针对目标。不过，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已一再拖延，显示拜登政府被荆棘丛生的国内危机、日趋激烈的党争政争和此起彼伏的海外热点困住了，缺乏统筹应对的能力和精力，美国对外战略的全速调整正在熄火。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审议和调整的步步深化，中美互动的焦点事实上正绕开或者超越是否应以“竞争”界定未来两国关系这个问题，转向双方应寻求以何种姿态进行竞争。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就此提供了一些共识方向：

第一，双方都意识到自己和对方需要优先处理好国内事务，两国竞争所比拼的，归根结底是两国各自国内治理的实效;第二，都同意要实现“共存”，在拜登口中是“持久共存”，在中国领导人口中是“和平共处”;第三，都强调“责任”，不过语境有所不同，美方口中的“负责任”是要求中方对美方的政策调整行为上专业，反应上克制，要理性和冷静应对，中方强调的“负责任”是希望与美方“共同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第四，都承认两国无法彻底脱钩;第五，都赞成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在元首视频会晤积极效应驱动下，中美关系暂时得以进入一个“动态稳定”的阶段，双方也都试图创造一些协调合作点来缓解紧张，比如就允许对方记者返回自己国家首都、恢复被关闭总领事馆、波音737MAX飞机复飞等事宜开启沟通。但是，这种“动态稳定”的基础薄弱，维系因素也不稳固。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能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正面清单”已经缩得太短了。过去曾被两国政府和媒体高度评价的防扩散、核安全、防治传染病、打击跨国犯罪、人文交流、国际地区热点合作如今基本上已在公开层面“退场”，功能性的部分则由双方企业和专业机构及个体人士以静悄悄的方式维持。即便是勉强算得上“亮点”的应对气候变化协调，随着美方团队的工作重心转向压促中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美国高层越来越倾向于把能源安全问题转化成压制中国发展的突破口，协调变博弈，合作后劲堪忧。

相对应的，能导致中美关系彻底坠入恶性竞争深渊的“负面清单”却越拉越长。无论两国高层和政府间进行怎样的沟通对话，美国行政当局那些硬核的遏华措施该出台还会出台。在拜登政府操弄下，科技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的供应链审查和“民主供应链同盟”组建即将进入细分项目、细化规则、细施督查阶段，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实际步骤日益可见。

2021年底举行的“民主峰会”开启“第二阶段”，组织围绕反腐、人权、对抗“威权”三大议程落实具体事项，虽然国际上和者有限，但势必给中美关系不断制造出新麻烦。世卫组织和西方世界正竭力使2022年成为“新冠疫情终结之年”，这并不必然稀释中美抗疫路线和叙事之争，相反，可能意味着围绕疫苗互认、病毒溯源、药物分配、边界开放、生物安全等问题将有新的激烈交锋。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两国在体育、文化、教育领域已然出现的“脱钩”迹象可能扩大……

国内政治的干扰更加突出。为牵制、干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缓和面，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的立法行动这场“山火”即将进入大面积燃烧阶段。涉疆议案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成法，迫使在华有投资的美企不得不在本国法律和中国市场之间做选择，两国消费者也只能跟着做选择，脱钩之势被裹挟着向更宽领域蔓延。随着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和中共二十大的临近，拜登政府没有足够的勇气动力和时间空间，来操作实质性改善对华关系事宜，且每项旨在稳定和缓解美中矛盾的实际操作都不得不搞曲线策略、走迂回路径。

尽管2021年中国在全球最低税率、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问题上选择支持美国，两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也存在交集，但中美资本市场渐行渐远、财政政策逐渐脱节仍是人们自2021年下半年起能够明显感知的迹象。随着美元的继续滥发、美国财政危机的持续加剧和此轮通胀周期的拉长，中美金融脱钩趋势会不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会不会对外汇和持债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值得密切关注。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美方的“切香肠”策略正在使其一个中国政策空心化，加上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已变为在实质备战的大背景下进行，迎头相撞的风险及后果越来越难以估量和掌控。

“印太”是中美最主要的较量平台。在这个地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构成零和而非互补关系，两国越来越各行其是、各走其路。拜登版的“印太战略”比特朗普时期系统、全面和专业，价值观、军事安全、经济(数字基建)构成三个支柱。在组建多个任务型小多边同盟安全合作机制取得实质进展之后，拜登政府开始搭建“印太经济架构”，这将是区域版的供应链同盟，即以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为重点，搞“没有经贸协定的经贸协定”。

围绕第三方力量的争夺将进一步升级。美国在东欧策动一些小国用事实行动冲击中国在台湾、新疆等问题上的底线，激发中方反制和反弹，以此把所谓“中国价值观威胁”拉到欧盟眼前，在中欧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东盟寻找和扶植“战略支点”，挑动海上纷争，强化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合作，肢解有利于中国修订西太平洋地区规则和拓展影响力的“东盟中心”作用。美国在这两个方向上的举措还在推进当中，效果也有待评估，这决定了中美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朋友圈”划分将更加显性。

具体问题上的对抗斗争事实推进着两国国内针对对方的舆论动员。厌恨和污名化成为媒体对对方报道的主基调和民众对对方观感的主情绪，从而对不可避免导致这种情绪发酵的决策方向和政策行为形成裹挟和后座力，严重限制了再调整的空间.

总之，中美关系当中日益突出的斗争性恐怕一时难以减弱，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博弈才刚刚开始。但这不等于中美关系没有未来可期。如果竞争不可避免，博弈必然步步深化，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于双方愿意和能够为其搭建什么样的战略新框架，寻找实现“竞争性共存”的合理方式。从中国高官在2021年终释放的信号看，中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有意把建立“中美关系战略新框架”提上议程。

凡“战略框架”，少不了“战略基础”、“战略原则”、“战略机制”、“战略保证”等要件，然而这些在现实中美关系当中均属稀缺，有的甚至还没踏上起跑线。

论“战略基础”，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形成的共识做出了必要积累，但还远不够，必须把意向性交集转化成文字确认和条分缕析的共同叙事，形成双方均可接受的中美关系定位、目标和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无意调整以“竞争”定义对华政策的决定，双方的相互判断也仍不在同一纬度上。在中美沟通中，美国认为中国的目标就是要架空、取代美国称雄世界，中国认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压制中国的竞争潜力、改变中国的政治形态;中方把主要精力都用来阐释“意图”，美方却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急于了解中国的“能力”发展。在美方看来，意图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能力一旦形成，会转化成不可控的意图。这种战略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限制着对话的效果。

论“战略原则”，中国领导人在2021年11月16日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中提出的新时期中美相处应坚持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相关讨论提供了出发点，但要美方接受它们却难度很大。至少，美方无法理解“相互尊重”在中文语境中的真正含义。对于“战略原则”，双方需要继续探讨，尽量使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和非胁迫的语气。

论“战略机制”，中美之间曾有的战略性高层对话管道已被美方废弃或搁置，重新开辟需要根据两国关系新的形势和性质重新设计，无异于一场艰难的谈判。在当下紧张氛围中，无论做出怎样的新安排，恢复战略对话都是十分紧迫的。中美军事领域的热线安排、海空相遇规则、军事院校交流等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顺畅，需要在保留原有渠道的同时，适应中国军改和美国“印太战略”升级后的新条件、新关切加以更新延展。

难点中的难点是“战略保证”。如果说在关系正常化以后的50年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相互战略保证，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保证还有没有效力?两国需要重新做出什么保证?这方面的探讨还没有起步，应包括“共同应对的挑战”、“共同遵守的规则”、“相互行为的底线”、“互不侵犯的承诺”、“相互尊重的措施”、“可以和必须合作的领域”等范畴，同时涉及台湾、朝核这样的热点问题，以及核武库、国际军控、外空间军事化、网络安全这样的战略安全问题，还有两国两军关系的风险控制和危机处理问题。

相互做出战略保证是建立战略新框架的必由之路。要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必须发扬“上海公报精神”，但将讨论的问题又比商谈“上海公报”时广泛、复杂、多维、尖锐得多。中美这样两个全球性大国，如果双方领导人能够确定同一国际体系下和平共存的目标，哪怕这种目标退一步讲是“竞争性共存”，那么围绕它就应有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具体安排跟上，用专业化沟通谈判达成的谅解和协议集合，形成相互战略保证。这需要双方在高层直接引领下付出全领域全部门的努力，经年累月，道阻且长。

2022年伊始之际，但愿本文能够启发大家为建立中美战略新框架做些实质性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应在一场危机、一次冲突留下的废墟里搭建，而应始于推心置腹的对话沟通和点滴足下的承诺安排。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19

旧文章ID：26954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当地时间1月19日(周三)晚，参议院针对《投票自由法案》(Freedom to Vote Act)及《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ct)两项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获通过。民主党大力争取投票权的努力又一次在参议院碰壁。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共和党人拒绝合作，二是一些民主党人拒绝修改“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 rules, 又称“冗长演说”)。同日，参议院否决了恢复所谓“冗长辩论式阻挠议事”(talking filibuster)的法案，这一法案本可以让参议院对投票权法案进行简单多数表决，跳过关于结束辩论的正式的程序性投票。民主党立法议程的失败使外界对其投票权策略的指责愈发多了起来。那么，民主党人为何执着于“投票权”?美国“538”民意调查网站(FiveThirtyEight)近日载文对其进行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曼钦&西内马：既定规则的坚定拥护者

受到冲击美国国会山事件一周年纪念日的触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近日发表声明称，参议院将很快就放宽阻挠议事规则进行投票，以便投票权法案有可能最终通过。然而，共和党人一致反对民主党人围绕投票权采取的相关措施，因此，舒默的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Joe Manchin)和亚利桑那州的柯尔丝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这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能够放弃其长期秉持的对该法案的消极立场。但是，西内马日前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任何改变60票表决门槛的动议;而曼钦则表示，他只对规则的适度调整持开放态度。由周三投票结果来看，民主党想要说服二人改变立场任重道远。

抓住一线希望“突出重围”

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和投票权活动人士希望在“投票权”问题上看到实际行动。即便曼钦和西内马只有一丝改变立场的可能性，民主党人也希望加以利用。然而，有学者表示，目前推动投票权法案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并且，这些努力可能主要由单个政党推动。

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当美国黑人的政治权利岌岌可危时，少数几项国会通过的投票和民权法都是以党派路线投票的方式通过的。如今，投票权法案要想获得通过，恐怕要采取类似方式。对此，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表示，“我们又回到了只有一个政党全力捍卫投票权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政党必须单独采取行动的局面。”

然而，即使投票权法案未获通过，民主党至少可以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支持民主和投票权的政党。但问题是，这种象征意义对民主党的基本盘来说足够吗?哈佛法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凡诺普洛斯(Nicholas Stephanopoulos)表示，“尝试不作数，只有成功才能得分。”若民主党不能通过投票权法案，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能的。

舒默主推的《投票自由法案》是《为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的精简版，这项最新法案得到了所有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支持。法案囊括建立选民自动登记制度，防止选举被颠覆以及防止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等政策内容。但在去年10月，参议院共和党人曾利用冗长演说阻挠了对该法案的审议。自那以后，共和党呈现出极低的谈判意愿，这意味着民主党将不得不凭一己之力通过该法案。

目前，对民主党较有利的是，该法案仍受公众欢迎。去年9月的一项民调显示，潜在选民被告知《投票自由法案》的简要内容后，85%的民主党人和54%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强烈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法案。并且，根据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去年12月的一项民调数据，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他们反对党派性的选举干预，61%的人反对让州议会更易改变选举结果。

时机就是一切

舒默的声明恰逢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和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马丁·路德·金的家人甚至敦促公众，如果国会不通过任何投票权立法，就不要庆祝这个节日。民主党人可以抓住这个时机来强调其保护美国人投票权的决心。这或许能帮助民主党获胜，还可以将其与努力推行投票权限制法的共和党区分开来。考虑到拜登推动的《重建更美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未能通过，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恐怕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积极推动的法案了。

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第一次有政党试图在没有明显多数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立法。事实上，民主党人今天的努力堪比共和党人破坏《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多次尝试。考虑到民主党在参议院只占简单多数，投票权法案的通过需要每一位党团成员的支持，绝不能出现任何背叛者。而目前，民主党内部尚未就修改“阻挠议事”规则达成共识。

《投票自由法案》似乎是民主党目前的优先事项。研究表明，即使该法案通过，其本身也不足以抵消去年在共和党主导下通过的各项增加投票难度的法案。但民主党不会轻易放弃，会继续将自身描绘成支持民主的政党，以便凸显其对抗共和党极端主义和选民两极分化的意愿。对此，政治经济研究联合中心的奥弗顿(Spencer Overton)表示：“那些破坏少数族裔投票权的人都不担心自己的形象，那些试图保护投票自由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大胆地采取行动呢?”

本文摘译自民意调查网站FiveThirtyEight文章Why Democrats Keep Bringing Up Voting Rights?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20

旧文章ID：26953

作者：大卫·派恩（David T. Pyne）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本文《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关键》(Negotiate Peace With Russia to Prevent War Over Ukraine)发表于《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2022年1月刊。文中指出，为了避免与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总统需要基于此前普京总统的提议与俄方达成全面安全协定。同时，拜登需要加强美国国防力量，以果断应对任何敌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

本文作者为美国国土安全EMP(电磁脉冲)工作队副主任大卫·派恩(David T.Pyne)。派恩曾于2000年至2003年担任陆军总部参谋部国际项目经理，负责范围为前苏联、东欧、中东、美洲和非洲国家。此外，他还担任过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首席采购分析师和顾问，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和海军部的国际分析师。

22年前的本周，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了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此后不久，他宣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糟糕的地缘政治灾难’。”曾任克格勃(KGB)中校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普京清楚地知道，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经济或全面的政治领域团结此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普京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这二十年间领导俄罗斯向这一目标前进。普京建立并完备了俄罗斯核武库、超电磁脉冲装置和相应的信息战争武器，更新了俄罗斯国防导弹系统，拓展了俄罗斯地下核战争指挥所，完善了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使之可以抵抗更强的电磁脉冲攻击。

与此同时，普京利用了战略攻击武器裁减条约(SORT)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这两大军控条约，使美方单方面地解除了其超过四分之三的战略核武器。与此同时，俄罗斯却以各种方式，比如建立六大不受当前军控条约限制的超级核武器，来绕过这两大军控条约对俄方的限制。在普京这些手段下，他达成了他的诸多前任均试图达成而最终失败的结果：俄罗斯在与美国的核竞赛中处于优势。核优势会使得俄罗斯存在通过武力收回此前丢失领土的潜在可能。近年来，由于美国领导人未对美国核武库进行整备以实现与俄罗斯的“核平衡”，美国的核威慑力大幅下降，这使得俄罗斯具备了与美国在核武器竞赛中相抗衡的信心。

今年的世界形势相较于以往而言变得更加不稳定。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边境增兵12万人(预期在1月底将达到17.5万人)。美国的智库研究人员预测俄罗斯将在1月底至2月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因此，美国今年第二次将国家安全等级调整至三级戒备状态(DEFCON 3)，以应对俄罗斯对北约联盟边境的威胁。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那将是近五十年来俄罗斯第一次对北约同盟国发动进攻。

吞并作为前苏联最大加盟国之一的乌克兰是普京实现由俄罗斯控制前苏联全部领土这一计划的关键，因此对于这一战略目标，普京志在必得。拜登当局对乌克兰局势的应对策略决定了乌克兰是否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如同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的攻击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造成了多达7000万人的伤亡那样。二战中，除了部分开赴前线的美军和物资补给外，美国本土并未受到直接影响。但这一次不同，美国本土将会受到直接的威胁。美国不能排除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电磁脉冲攻击，甚至核攻击或生化攻击的可能性。

各种证据表明，普京已经下定了入侵乌克兰的决心。但是，如果美国不宣布派遣军队支援北约前线，仅凭借对俄罗斯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无法阻止俄罗斯出兵的决心。因为俄罗斯凭借与周边国家——这一从体量到工业生产能力均超过美国的经济体——所拓展的贸易关系，已经完全可以抵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发动的经济制裁。拜登当局宣称美国目前有“四周的窗口期”来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计划大概率将在二月实施，最迟不超过四月。

上周，普京向美国和北约同盟国发出近似最后通牒的外交声明，呼吁美国和北约遵守其提出的安全协定，并且暗示了违反协定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对美国及北约拒绝与普京商讨其所提出的安全协定一事作出了军事武力威胁。因此，当前唯一的问题是，普京会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统治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国的目标：是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即与美国合作协商，还是通过武力发动战争致使数百万人死亡?很明显，普京更倾向于前者，即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安全问题，但是这要求美国接受普京所提出的安全协定。

多数研究认为，普京的提议在多个层面上均无法被西方领导人所接受，但这可能是一众糟糕选择中相对较好的一个。普京的很多要求并没有多数西方评论员所预期的那样无理。精通俄语的美国评论员雅各布·德雷津(Jacob Dreizin)在阅读了安全协定的内容后，认为普京意在建立东欧缓冲区，雅各布将这一协定称为“双向安全协定”和“待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

普京提出的安全协定呼吁将所有来自北约同盟国的非本国军队从东欧国家中撤出。协议的其他内容则包括希望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承诺北约不再向乌克兰或其他前苏联加盟国进行东扩，以及美国和北约部署的所有弹道导弹需要从东欧撤出。但安全协定的条款之一为“美国需要承担防止北约东扩的责任，并不得与其他前苏联加盟国结成军事同盟”，这被解读为普京要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前苏联加盟国退出北约。即使拜登当局认为这一条款是无法接受的，但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拜登当局也应当接受这一条款。因为美国在波罗的海各国间并没有关键的军事、政治或经济利益，且近期的兵棋推演显示，如果美俄在波罗的海发生战争，俄罗斯将战胜美国。

安全协定同时要求美俄双方停止在“可以对对方同盟国家发动攻击的”国际空域或海域部署重型轰炸机和海军，以阻止美国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部署核轰炸机和海军。同样的，俄罗斯也将停止在其远东边境这一俄罗斯认为受到潜在威胁的地区部署军事力量，这可以减少美俄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碍于国内的敌对政治力量，未能在其任期内与俄罗斯签署长期的和平协定，而现任总统拜登则有完成其前任未竟之业的绝佳机会。在1月10日，拜登当局将和俄罗斯外交部官员会面并讨论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应当在此之前对俄罗斯作出一些让步，以避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作为美俄双边谈判的基础，拜登当局应当向俄罗斯书面作出永久性承诺，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且美国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不会军事介入俄乌双方的军事冲突，同时呼吁乌克兰与俄罗斯签订和平协定。

美国应当利用普京的提议与莫斯科签订更为长期和全面的和平协定。我此前在国家利益杂志中指出，美国应当意识到，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中美苏双方是如何签订协议以维持了两个超级大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和平的。俄罗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Russtrai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tegies)的一篇文章指出，俄罗斯方面对我的呼吁产生“相当大的兴趣”。事实上，俄方提出的众多条约与我在先前文章中所提出的相当一致，包括美国从东欧撤军，在东欧设立不受美俄影响的缓冲区，将前苏联加盟国视为在俄罗斯的势力影响范围之下以满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些条约有助于美国维持更长久和稳定的超级大国地位。

2000年，我预测了中俄合作会在实质意义上成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近期中俄两国间签订的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协议证实了我的猜测。美国前总统吉米· 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逝世前也就这一点提出了警告。当然，最好的瓦解方式是承认中俄双方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核心利益，使美国不在其核心利益的对立面，并且寻求方式将中俄双方的潜在争端扩大化。需要指出的是，签订这一和平协议与美国目前采取的外交紧缩战略有很大不同。当前美国的外交紧缩战略很大程度上削减了美国在全球自由国家中的话语权，但这一和平协定与此不同。和平协定从根本上是具有防御性质的，它的签订将极大地增强美国抵御网络、电磁、核以及生化攻击的能力。美国自身的国防实力无需通过将美军派遣至与美国国家利益不直接相关的区域来实现。

拜登从未尝试提升俄罗斯对中国的发展和威胁的关切。美国领导人长期将中俄双方都放在美国的对立面，促使了中俄结盟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因此，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拜登政府应当立刻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放弃美国长期贯彻执行但收效甚微的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的策略。

拜登政府需要承认俄罗斯在东欧所划的势力范围，但作为交换条件，俄罗斯需要退出上海合作组织，并与美国签署非进攻性的和平协议。如果俄罗斯和各中亚国家退出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印度也会追随其脚步，这一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力会大幅衰减，而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将会成为俄罗斯长期加入的安全联盟。在新的美俄协定中，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退出北约，则俄罗斯需要保证以上各国的独立。俄罗斯可以修建一条通过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连接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的大陆桥，但作为交换，俄罗斯需要放弃其在加里宁格勒的所有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包括短程弹道导弹。这一协定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国际三极体系。

作为对俄罗斯退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回应，美国应当承诺退出北约，将北约交由欧洲各国主导。这一承诺包括，关闭在北约各国的800个军事基地中的大多数，将20万美国海外驻军中的大部分撤回。美国应当向北约施加压力使之承认普京所提出的安全协定，但协定中的条款应当改为“北约各国需要将其军队撤出东欧，‘但在被驻军国受到他国攻击的情况下除外’”。否则，在不修改条款的情况下，北约安全协定第五条中保卫东欧各国安全的内容将自动作废。美俄双方应当签署和平协作条约和美俄自由贸易条约。美国同时也应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并且给予其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交换，使之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一解决方案打造了俄乌经济共同体，明显优于目前美国和北约需要应对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且这一入侵大概率会以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作为结局。

在美俄签署和平协定后，美国应当停止一切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且在东欧和北约撤军。美国认可的俄罗斯势力范围应当覆盖前苏联各加盟国全境。如此，美国和俄罗斯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身份寻找两国间的共同利益。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可使美俄双方共享对方的先进军事科技，尤其是在超电磁脉冲攻击和国防导弹系统方面。同时，美国应当和俄罗斯合作建立普京在两个世纪前提出的可以保卫两国和全欧洲免受核打击的导弹防御系统。

同时，美国应当向中国方面表明，上述的各项措施无一直接针对中国。为了换取中国对美国势力范围(西半球、西欧、日本)的承认，美国可以承认中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必要时可包括对应领土。与此同时，美国应当向中国方面承诺美国不会军事干涉任何中国势力范围内的争端，包括台湾问题，以使中国相信美国的和平诚意。此外，美国应在朝鲜满足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从韩国和日本撤军。由于美国长期推行门罗主义，以将其他国家阻挡在西半球之外。因此，承认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是一个理智的决定。这可以极大地避免因超级大国间爆发核战争而造成的两败俱伤。

当然，上述条约无法保证美国免遭其他国家率先对美国本土发动的核、电磁、网络或生化攻击。为了避免其他国家将美国承认其势力范围理解为美国的示弱和恐惧，美国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证明自身具有在遭受非常规攻击时的抵抗能力。这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一个可由总统发布的网络、电磁、导弹紧急防御状态，其资金可由美国关闭海外军事基地所节省的经费中挪用，以加强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并可在无需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和海洋上部署5000发SM-3 Block 2A拦截导弹。

另外，拜登应当利用2022年即将召开的核态势审议大会来设立美国与俄罗斯大致保持核均势的目标，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更新核武器。其他措施还包括，政府应当宣布美国回归到“预警发射”状态，部署两倍的俄亥俄级核导弹潜艇，重新将美国的2000枚核弹头入库保存以增加在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和三叉戟2型潜基弹道导弹上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使之回到冷战水平，同时将美国的核轰炸机保持24小时战备状态。

美国应当表明上述各项措施并非针对任一特定国家，只是为了提升美国自身应对非常规攻击的国防能力。这些措施与其他国家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同时，美国应当支持签署新的中美俄三国间的核军备控制协议，以将中美俄的核武库所拥有的核弹头总数控制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二(START II)中限定的3500枚以内。这些核弹头应包括俄罗斯目前拥有的超级核武器。这一条约需要公平地限定三国所拥有的核弹头当量，以及强化对三国间核武器数量的检查措施。

我们只能期望拜登政府拥有这一政治勇气和对于和平愿景的设想。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拜登应当与俄罗斯签署基于普京提议的全面安全协定，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实力以应对任何敌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

翻译文章：

David T. Pyne , Negotiate Peace With Russia to Prevent War Over Ukraine ,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2022.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print/feature/negotiate-peace-russia-prevent-war-over-ukraine-198738

译者 – 徐嘉茜

北京大学法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20

旧文章ID：26951

作者：田飞龙  来源：中国新闻社

“特朗普主义”的对华贸易战硝烟未尽，“拜登主义”的“民主战争”又开始打响。无论是贸易战的“脱钩”，还是“民主战争”的“对立”，都是美国霸权的自私、任性而又虚弱的非理性反应。

美国政府于2021年12月9日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对美式民主及其话语权和霸权进行“再确认”，甚至要根据此次峰会结果启动对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其他国家、实体与个人的制裁。美式民主在其国内表现为政党撕裂、社会对立和系统性种族歧视，并出现了民粹化和暴力化倾向，但其未加充分反思和节制，在国际上却一再被用于干预他国内政及诋毁他国民主形式的“价值紧箍咒”和“制度武器”。美式民主带来了国内分裂和国际分裂，暴露出被利益集体和霸权势力劫持的所谓“民主”已严重偏离正轨，逐步丧失团结社会与推进善治的理性功能。美国的“民主领袖”地位实质上已摇摇欲坠。

美国民主逐渐远离民主初衷

由于美国“民主峰会”极强的战略针对性和政治敌意，中国和俄罗斯均有不同程度与形式的话语反击和政治反制，国际社会也有很多国家、团体与个人对美国民主展开犀利、深刻和多角度的批评。美国的“民主峰会”带有显著的“新冷战”敌意，带有对民主话语的垄断性，带有以民主为武器继续干预中国内政(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议题)并寻求建立战略进攻性和挑衅性国际政治框架的意图，对世界和平与全球化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于2021年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这个日子非常具有代表意义，是中国的宪法日。以民主诠释宪法并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合性概念，是这份白皮书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对美国民主的异化、缺陷和危害性予以法理和事实层面的揭露和抨击。中美民主大辩论表明：一方面，中国民主进步了，敢于摆事实、讲道理地和美国民主展开话语和制度竞争，让人民评价，让国际社会打分;另一方面，美国民主退步了，其“选举中心主义”、利益集团绑架、民粹化和外部霸权化，导致民主武器化、工具化、教条化，逐渐远离了对民众“精准负责”的民主初衷。

美国的立国精神在于建构一种基于选举民主的精英代表制，将大众选举与精英代表结合。《联邦党人文集》典型诠释了美国民主的要义。美国民主后来经历1829年的“杰克逊革命”而真正大众化，经历1860年代的“林肯革命”而真正平等化，再经历1930—4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而实现一种包容性的宪法平权和社会整合，从而为美国政治文明赢得世界性声誉。美国民主也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强大甚至唯一的“范式”地位。侍强而骄，盛极而衰，美国民主在其巅峰期之后出现了帝国霸权化和背叛人民的道德退化，直至演变为今日的内外异化的扭曲形态。对美国民主的理解与评判应客观诉诸民主的历史和价值的变迁，这有利于全世界正确诊断和应对美国民主霸权。

美国民主严重异化的七个表现

美国民主固然有其历史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异化：

其一，美国民主过度聚焦选举而丧失对民主全过程和完整体系的关注和制度建设，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限制，人民对公共决策和立法的参与度和监督能力出现严重“赤字”。

其二，美国选举民主受到金钱政治和垄断性媒体支配，并与政党政治的“分肥”机制连接，污染了选举民主的“公共理性”形成过程，扭曲了民意的理性聚合与表达，导致选举失真和失灵。

其三，美国民主的决策和立法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捆绑和劫持，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否决政体”现象，政党恶斗和私斗损害了议会民主制度的代表理性，无法有效传递民意和表达理性诉求，出现了选民投票率下降、政治参与冷感及严重的“民主疲劳症”。

其四，美国民主未能真正从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宪法上的“平权”规范受到各级政府、社会群体甚至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文化的抵制和消解，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平等化议程并未结束，甚至在“弗洛伊德案”和“黑命贵”运动中出现逆转。

其五，美国民主在选举扭曲和精英掌控下，普通民众遭受歧视和利益侵害，但缺乏民主权利和有效发声途径，缺乏严格和可执行的即时问责机制，依靠几年选举一次的民主游戏根本无法实现“精准问责”，这导致美国的民主责任制逻辑链条产生内在断裂，民主选举和周期性轮替执政成了政治野心家和利益集团的“纸牌屋游戏”。

其六，美国选举民主及其运行的异化和缺陷，刺激选民产生严重的政治愤怒和民粹主义行动，“特朗普主义”就是典型代表，而“零元购”则意味着美国底层民众对整个社会公平性和民主前途的绝望。

其七，美国民主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修复能力，但随着民主话语的僵化和霸权化，美国的反思性越来越低迷与边缘化，美国民主步入“老年僵化”的功能衰退期。

美国民主霸权化带来灾难而非福音

美国民主在自我异化的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霸权化，作为其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软实力支柱和实施工具。在《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中，中国充分揭露了美国民主的霸权化及其危害性。美国民主霸权化的基因来自1787年的联邦党人制宪，其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即宣称美国要为人类社会探索民主政治文明的典范。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相对欧洲是孤立主义，但在美洲内部却成为美国“民主干预主义”的地区性尝试和建立势力范围的法理依据，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成为美国民主的“后院”，长期饱受非法干预、制裁、颠覆、叛乱和社会分裂之苦，至今仍未能解脱。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和后来的罗斯福主义实现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立法者”地位，美国的民主霸权基本形成并一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颜色革命”，强行传播所谓民主福音。美国法治传统中的“长臂管辖”同样根源于美国民主的霸权性质，凌驾和破坏国际法原则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民主的霸权化总体上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福音。在美国的强制和诱导下，很多国家和地区“照抄照搬”美国民主，“生吞活剥”地试行选举和多党制，其结果是政治精英普遍成为美国利益代理人，主权性资产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美国资本的猎物，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遭受层层压制和损害。美国民主霸权化及其全球性输出，满足了美国政治精英的道德虚荣心、利益集团的全球控制欲以及美国资本的市场化垄断，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却成了最大牺牲品。阿富汗“民主”的20年，便是美式民主输出失败与所在国发展停滞的最新例证。

民主绝非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或霸权支柱

遗憾的是，从所谓“民主峰会”来看，美国政府并未从阿富汗撤退的政治失败中警醒和反思，而是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变本加厉地滥用民主话语权，制造更加分裂的世界，客观上有重新引入“冷战”的巨大风险和危害性。

总之，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政治权利，绝非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或霸权支柱。美国的民主需要加入人类民主大家庭并保持谦逊和自我约束，否则恐将成为人类民主进程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以完整的民主规范法理和扎实的民主制度实践，对自身民主体系加以解释说明，对美式民主进行客观诊断和话语斗争，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民主的正当性捍卫来抵制美国民主霸权，坚定支持世界各国及各文明区域走出符合自身实际及人民福祉的民主道路，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来源时间：2022/1/20   发布时间：2022/1/19

旧文章ID：26944

作者：肖隆平 柯锐  来源：新京报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时任中国领导人欢迎。一个星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发表，两国开始友好交往。

是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又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正式建交。

5年多之前的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开始在贸易、科技、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等多领域与中国“脱钩”或对抗。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并陷入低谷。

尽管如此，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却都是国际关系中最受关注的大事。

2022年1月，新京报新京智库向全球各界专家学者发起“2022年全球趋势与发展”问卷调查，收到111份有效问卷。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2022年世界热点事件中，您最关注哪些问题?”的选项中(多选)，选择“中美关系走向”的比率高达89.19%，在21个选项中比率最高，比第二(新冠疫情继续全球肆虐)高选项的比率多28个百分点。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告诉新京智库，在全球变得越来越紧密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竞争，民粹主义崛起，“逆全球化”浪潮，因疫情影响的产业供应链断链等一系列世界大事中，“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乌克兰局势尚未有实质性改善，全球其他区域也同样并不平静……2022年，我们将走进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

中美经济的“竞争”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正遭受重挫。

2022年1月1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创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凸显美国通货膨胀压力继续攀升(新华社报道)。

与之相反，中国经济表现还不错。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4.37万亿人民币，按不变价计算，比2020年增长8.1%。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21年中国GDP将连续第二年超过人民币100万亿元，占世界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撰文表示，根据中国、美国、欧盟各自经济指标的季节性变化规律以及目前的增长趋势，推算三大经济体2021年的GDP，中国或将达到17.7万亿美元(折算)，增长8.1%左右;美国将达2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5%左右;欧盟将达17.0万亿美元(折算)，增长4.3%左右。这意味着，2021年中国GDP将首次超过欧盟。

拉长时间来看，中美经济体量的差距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美建交以来)逐渐缩小。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GDP只有1137亿美元，而美国是1.279万亿美元，中国GDP不足美国的一成。到2010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时，中国GDP已达美国的4成。2021年，这一比值再次扩大，约为美国的77%。

2021年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虽然在全球仍排名第一，但第二名(中国)紧随其后。“这是美国很难接受的。”

事实上，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衰退期。2021年10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和伦敦大学定量社会科学教授布赖森(Alex Bryson)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介入劳动市场，让失业率快速恢复，但过去六个月，虽然就业与薪资出现成长，但消费者预期明显下滑。他们表示，目前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基本上已崩塌，显示美国正在进入衰退。

美国的衰退可能不止于当下。2021年12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目前美国的通胀已经根深蒂固，美联储(Fed)很难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抑制物价上涨。在未来24个月内，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30%~40%，至于软着陆，即收紧货币政策但不会严重遏制经济成长的可能性为20%~25%。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已难以阻挡。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以美元计算，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比此前该机构预测的时间晚两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亦预测，中国GDP将在2033年超过美国。到203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扩大到高于美国近5%的水平，但到2040年中美的GDP差距将开始缩小，到2050年美国将再次超过中国。不过，2053年将再次发生逆转，中国GDP将再次超过美国。

内部问题外交化

美国经济的衰退，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新京智库表示，美国政府在把他们国家内部的问题外部化，把责任推给中国政府。就像新冠疫情，美国政府自己管控不好，就把责任推给中国。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是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脱钩”，拜登政府则是进一步开启了世界两极化的进程。拜登一上台就用意识形态来给中美划界，这就导致世界在往两极化方向运动。

尽管拜登上台后也试图改善中美关系。2021年11月15日，在中美国家领导人视频会晤前的讲话中，拜登称，“我们需要构建一些常识性的护栏，在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做到明确和坦诚，并在我们的利益相交的领域共同努力，特别是在像气候变化等关键性的全球问题上。”

不过，中美关系的改善并非易事。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告诉新京智库，中美之间的问题是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破坏的。他在任时出台了很多对中国极限施压的措施，把40多年来建立的合作机制都破坏掉了。

问题是，有着“李光耀智囊”之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虽然发起这场(中美)竞争的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拜登也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但是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而拜登政府实施地缘政治的重点区域就是亚太地区(本文均指不包含太平洋东岸国家的狭义“亚太地区”概念)。美国在这一区域构建了“三四五”联盟——奥库斯(AUKUS，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成立的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美国和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和“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组成的情报联盟)。

郑永年表示，这些是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地位衰落，但还没有完全衰落。尽管中国在崛起，国际影响力在增大，但是中国不是美国，中国政府承诺不会称霸世界，也没有美国那样的意愿，目前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

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在展示其军事联盟力量。2021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从英国出发，开始其首次海外部署任务。打击群中除航母外，还包括英国海军的两艘驱逐舰、两艘反潜护卫舰、一艘“机敏级”潜艇和两艘补给舰。此外，一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一艘荷兰海军防空护卫舰也加入编队。

按照预定计划，这次部署行动将穿越地中海、印度洋、前往太平洋，一路将参访近40个国家，行程约4.8万公里，为期28周。部署中的重点任务有多项，包括进入南海海域，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均相继派遣军舰前往中国南海活动。

“不过，对欧洲国家也要区别看待”，辜学武表示，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不仅派出的军舰数量不一样，德法与英国的目的也不一样，更是与美国的目的不一样。

亚太经济崛起

美国越来越重视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尤其是军事部署。

2021年8月，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海军神盾驱逐舰“霍华德”号抵达日本横须贺。美国第71特遣队指挥官萨金特称，“这些驱逐舰是我们海军所能提供的最强大的舰艇之一”，也是“对美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倡议的直接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濒海战斗舰“查尔斯顿”号抵达菲律宾。这是美国海军舰艇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实际上，美国此前在西太平洋地区已部署了第7舰队的50~70艘各型舰艇。

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对媒体表示，美国海军又将两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部署到日本横须贺基地，是落实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新行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有助于美国海军增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做这样的部署，自然是因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公开数据显示，1970年，北美和西欧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7%和26%，东亚和南亚的比重占14%和7%。但经过近50年的发展后，北美和西欧的比重分别下降为19%和15%(2018年)，而东亚和南亚分别上升为23%和16%。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向新京智库表示，这组数据表明亚洲在崛起。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亚洲崛起当中的一个标杆性事件。

在亚太，不仅中国，印度、印尼的经济也在近年来获得了明显发展。1972年，印度GDP仅有714.6亿美元，而2021年或将达2.864万亿美元(根据2022年1月7日印度统计部公布2021年GDP增长率为9.2%计算所得)。印尼GDP从同期的仅有110亿美元，增长至1.097万亿美元(根据2021年10月世界银行预测印尼2021年GDP增长率为3.7%计算所得)。

印度的未来也被看好。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印度经济2022年或将超越法国、2023年超越英国，再次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一次为2016年)。

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排名前5的“中产市场”当中，有4个将在亚洲，也就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麦肯锡亦曾估计，亚洲“很快”将有大约30亿中产阶级消费者。

郑永年表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亚太地区，无论是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经济中心都将在亚太地区。那么，所有国家的外交经济战略重心也会转移到亚太地区。

这得益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这是一份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国制定的经贸协定。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张云对新京智库表示，亚洲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情况，而本地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还不高。但RCEP的生效将推动本地区产业链间的合作分工进一步紧密化，这反过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被捆绑到地区经济秩序中。“对于其他经济体将产生更大的安心作用。”

不过，李成认为，就相对实力而言，亚太地区反超欧美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引擎有“一定道理”，但亚洲不是一个共同体，本身有内在的区域性差异，所以说“亚洲回归中心”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值得商榷的。

但即便如此，这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郑永年表示，在RCEP的15个成员国家中，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将在协定生效后取得一个主导的角色。所以，美国要另搞一套抵消中国影响力的机制——印太经济框架。印太经济框架所涉及的国家，差不多与RCEP国家重合。

观望的欧亚诸国

美国政府试图游说亚太国家“选边站”，但多数国家并没有“选边站”的意愿。

2021年12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启为期四天的东南亚访问行程。除印尼外，布林肯访问计划中还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第二天以“美国的印太地区战略”(美澳印等国家使用“印太地区”，以弱化中国地位的概念)为题的演讲中，布林肯吹捧美国深化与亚洲区域各国之间的约定，提议与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加强“国防和情报工作”。

布林肯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或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相反，目标是维护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权利和协议。

不过，印尼是一个“不结盟、有时喜欢争吵的新兴大国”，“与华盛顿的关系始终摇摆不定”。因此，对于布林肯的访问，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评论称，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只是为了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国，而不是为了该地区各国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

同样研究东亚政治、东亚国际关系的朱志群表示，东亚的一些国家，其实采取的是一种“骑墙”外交政策，两边都不得罪，因为他们不希望“选边”。

据境外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外交部副部长卡玛鲁丁·贾法尔(Kamarudin Jaffar)2021年底就曾表态过，马来西亚在外交上秉持中立立场，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即使是日本，朱志群亦认为，虽然日美同盟关系比较特殊，但是日本也没有完全跟中国翻脸，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外贸关系，并且加入了RCEP。

2022年1月10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在中美冲突和新冠病毒流行的逆风中，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增长。这说明中日“经济联系加强了，密不可分”。

这样的国家还有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2021年3月，李显龙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你无法避免彼此合作……不可能再回到贫穷、绝望和以及那些不稳定和冲突的地方”，“新加坡无法选边站”。

不仅亚太地区，欧洲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

辜学武介绍，对于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如何“选边”问题，现在只有英国、立陶宛明确“选边”了。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还处于观望之中，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紧紧地锁定在中国或者美国身上，而且是不可能仅仅锁定在中国身上。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辜学武表示，德国、法国两个国家是几乎不可能走上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这条路上的。尤其是法国追求战略自主的思想，在总统马克龙的领导下，非常强烈。

同是传统的发达国家，又有着相近的文化、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辜学武解释，因为欧洲一些政治家和民众越来越担心：美国还要多久把他们自己的民主体制埋葬掉，还要多久会发生内战，社会撕裂到哪一种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完全“选边站”美国的。

但不“选边”的原因还因为“他们也害怕中国”，辜学武表示，这不仅是与中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而且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确还有成见。这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这也让其他欧洲国家没办法一定要“站”中国一边。他们更希望在中美两国的地缘博弈夹缝中求生存。

“加速器”新冠疫情

2022年，影响世界秩序的还有新冠疫情。

2021年11月9日，南非首次从病例样本中检测到一种新冠病毒B.1.1.529变异株。1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第五种“关切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 VOC)。

2021年圣诞节(12月25日)前后，全球5000多个航班因此被取消。李成说，仅仅这一条消息“就足够给我们警告”。

此话不假，新冠疫情不仅让国际航班中断，还深深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工作时间将比新冠疫情前水平(即2019年第四季度)减少4.3%，这相当于1.2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明显高于此前的预估。

全球经济可能还将变得更糟。2022年1月11日，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全球增长正进入一个明显放缓的时期。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从2021年的5.5%降至2022年的4.1%，2023年将进一步下降至3.2%。

2022年疫情能否好转?世界秩序能否正常?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告诉新京智库，“我们都希望尽快转好，但我们必须抱有很大的警惕性。”因为人类免疫屏障尚未有效建立，同时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所以如何筑起有效的免疫屏障，能够对所有新冠病毒突变株都具有抑制能力，是未来要做好的关键性工作。

“2022年全球将陷入无序状态”，郑永年认为，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只是使“无序”提前到来了。根本原因是，旧的秩序摇摇欲坠，新的秩序又还没能建立起来。这一切肇始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上任，彼时全球关系恶化已经开始了。

不过，全球秩序也有新气象。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的COP26峰会上，中美两国宣布达成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下称“联合声明”)。

国际著名气候学家、瑞典哥德堡大学讲席教授陈德亮告诉新京智库，大家对此有点惊讶，双方竟然发布了这样一份联合声明。这份声明让大家看到了一丝合作的希望。

其实，在中美签署《联合声明》前，拜登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分别于2021年4月和9月两次到访中国。

“气候合作，确实是唯一的亮点”，朱志群表示，从政治宣言角度讲，这至少让社会和公众觉得中美双方还是可以合作的。但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比如共同抗击新冠疫情问题，以及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也都可以进行合作。

对于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改善中国国际形象，辜学武认为，2022年，德国是G7轮值主席国和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也“是今年很大的一个机遇”。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整个发达国家的项目议题设置和推进速度将由这两个欧洲国家主导。而法、德两国相对来说是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尤其是法国。

此外，马凯硕也表示，东盟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建立中美桥梁来发挥宝贵的作用，因为东盟国家希望与中美两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东盟大约有6.15亿人，其中有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等。就此而言，东盟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明的区域组织，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合作的模板，也为中美两国跨越不同文明开展合作提供了榜样的力量。

来源时间：2022/1/19   发布时间：2022/1/18

旧文章ID：26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