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尚道战略

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向世界宣布，美国回来了。国际社会几乎松了一口气，希望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破坏性风格是一种遗迹。拜登追求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以修复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遏制腐败、遏制“民主”倒退、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以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

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导致阿富汗政府垮台，喀布尔陷入混乱，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塔利班。以堪培拉与法国潜艇交易为代价，与澳大利亚共享核潜艇技术的计划，恶化了跨大西洋关系。

在拜登的就职一周年之际,《外交政策》杂志的艾米·麦金农(Amy Mackinnon)与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设计师之一、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谈到了美国对阿富汗人民的道德责任、贸易在对抗中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真正构成拜登主义的因素。为了篇幅和清晰度，这篇采访经过了编辑。

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

《外交政策》：我想先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兵力的危机说起。上周，我们在欧洲看到了这一轮非常密集的外交活动。但至少在公开场合，莫斯科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你的观点是什么?会谈是否改变了莫斯科的算盘?为了避免战争，你在寻找哪些支线?

杰克·沙利文：好吧，莫斯科的想法让他们自己去说明吧。我只能代表美国说话。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俄罗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将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供他们考虑，我们准备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如果俄罗斯想走入侵和升级的道路，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我们已经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做好了准备，即使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俄罗斯的侵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自己最好的机会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在我看来，在欧洲安全的关键问题上，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这些问题值得详细处理，美国、俄罗斯、北约、欧盟和欧洲其他伙伴可以一起坐下来，共同努力，达成共识。但莫斯科必须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决定。

《外交政策》：增兵暴露了北约扩张的长期紧张局势。北约奉行开放政策，但现实是，没有人指望乌克兰或格鲁吉亚能很快被接纳。很多媒体都在谈论，北约需要对此更加坦率，作为一种可能的妥协，以解决莫斯科的担忧。俄罗斯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重塑了有关欧洲安全和北约扩张的对话?

杰克·沙利文：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实际上与北约无关，也与吉姆·贝克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无关。这是关于更基本的问题。乌克兰是否有权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存在?联合国宪章说可以，国际法也没有禁止。国际社会应该发出一个声音，说“是”。乌克兰有权利成为民主国家吗?联合国宪章说可以，国际法说可以。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应该发出一个声音，回答是肯定的。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责任将对话提升到这些核心的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现在，在北约和欧洲安全的问题上，据我所知，盟国，30个盟国上周在布鲁塞尔就这些问题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在原则上没有异议。你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看到的是整个联盟坚如磐石的团结。我认为这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持续下去。

《外交政策》：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希望与莫斯科建立一种“稳定且可预测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可能在制裁问题上有所收敛，但是发生了俄罗斯异见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中毒事件，以及在北溪2事件。

事后来看，这是正确的方法吗?如果早些时候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俄罗斯还会像以前那样努力推动欧洲安全的重新划分吗?

杰克·沙利文：对俄罗斯行为的因果分析有一种有趣的性质。有一群人说，这是因为美国、西方国家和北约施压太大，给了俄罗斯太多的武器，对俄罗斯施加了太多压力，这就是俄罗斯现在这样做的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美国、西方和北约不够强硬，没有实施足够的制裁，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这两种情况都可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是非常清楚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来应对，以及我们将如何应对，然后将这些事情进行到底。

所以当我们上任时，拜登总统给普京总统打电话说，“我要研究太阳风(solarwind)的问题。我将关注对纳瓦尔尼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以及2020年选举中的选举干扰问题。如果我确定俄罗斯对这些越界的事情负责，我们将以经济制裁作为回应。”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以一种有力的方式。例如，不仅要制裁个人或实体，还要制裁主权债务。

然后拜登总统表示，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勒索软件不仅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它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会做出回应。我们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从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高调勒索软件攻击的角度来看，这种活动有所减少。就在最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赞扬了俄罗斯政府，事实上，他们逮捕了一些与针对美国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罪犯。

台海局势

《外交政策》：美国前印太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说，中国将在六年以内完成统一。你同意这种评价吗?你认为美国应该或会向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支持吗?

杰克·沙利文：这是我们对两岸关系政策的根本目标，确保(台海发生战争)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决心通过威慑和外交相结合，通过坚持美国对台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个保证的两党传统来实现的。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工作是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确保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实际上不会发生。

“中产阶级外交”与中美关系

《外交政策》：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核心支柱是贸易和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您描述了您所说的“为中产阶级制定的外交政策”，以保护美国的就业和企业。这些想法彼此不冲突吗?

杰克·沙利文：在三个重要的方面，我不认为它们存在冲突。

首先，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就是投资于国内力量的源泉，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创新和竞争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仅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美国中产阶级，而且我们将自己置于一个长期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位置。这正是拜登总统在他的第一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果你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后美国经济的前景和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相信我们处于有利地位。

第二，拜登总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包括在总统竞选期间，包括在职期间，都明确表示，他相信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是一件好事和重要的事情，这与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没有任何矛盾。只要有正确的投资和公平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工人就能在任何地方胜过任何人。现在，他还表示，重要的是，在达成新的市场开放贸易协议之前，首先要进行这些投资。

第三，拜登所追求的国际经济政策，重点是有助于巩固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事情，比如全球最低税率，比如七国集团(G-7)的基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我认为，在今年的过程中，你们将看到，在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戴琦(Katherine Tai)以及我们经济团队的其他关键人物的推动下，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往来将更加深入和密集。

撤军阿富汗

《外交政策》：现在我想谈谈过去一年的另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从阿富汗撤军。展望未来，97%的阿富汗人面临着落入贫困线以下的危险，你现在如何看待美国对塔利班的制裁?经过20年的战争，美国对阿富汗人民负有什么责任?

杰克·沙利文：我们负有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真正责任，以努力减轻苦难并增进一个能够为其人民提供基本需要和为其人民提供机会的稳定国家的前景。我们是阿富汗人民最大的援助国。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刚刚宣布了另一笔3亿美元的融资。我们正在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救援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来应对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认为，在塔利班不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包容的政府和一个尊重权利的政府的情况下，直接给他们开空头支票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长期最佳利益。我们确实认为，将资金送到独立实体和行动者手中，他们可以将资金转化为有意义的食品、药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这是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外交政策》：我同意你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观点，但这肯定不能取代正常运转的经济。塔利班需要做什么?你希望看到塔利班采取什么措施，美国才能开始解除制裁?

杰克·沙利文：我们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与塔利班接触，并为他们制定了计划，不是公开的最后通牒，而是像我说的，私下要求，与其他盟友和伙伴协调，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我不想在这里详述，因为我不想在公开场合谈判。但广义的参数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关于人权的。这是关于允许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阿富汗盟友继续有安全通道离开这个国家。这是关于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妇女和女孩。这关系到核心的基本承诺，即不让阿富汗成为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人民的恐怖主义基地，因此，我们正在与他们讨论一些领域，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拜登主义”是什么?

《外交政策》：我想把镜头缩小，从3万英尺的高度来看看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拜登主义”。你认为拜登政府迄今为止采取的所有主要外交政策的主线是什么?支撑这届政府外交政策的理念或抱负是什么?

杰克·沙利文：我想说，本届政府如何应对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跨国挑战——气候和新冠病毒、核扩散、经济平等，等等——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念支撑。

第一，对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深入投资，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利用朋友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力量。

第二，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从根本上植根于美国国内的实力，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它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全球最低税收、供应链危机管理、气候问题还是中国的经济竞争。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需要严格、持续地加以关注。

这两个基本命题支撑着总统的总体前提，即我们正处于“民主”的决定性十年，这证明它是最适合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政府形式，也是最适合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的政府形式。

美欧关系：美国真的回来了吗?

《外交政策》：你提到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重要性。拜登当选后，欧洲对他寄予厚望。但今年与欧洲的关系有起有落，因阿富汗撤军和AUKUS潜艇协议而紧张。在拜登担任总统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你如何描述现在跨大西洋关系的状态?

杰克·沙利文：好吧，我想说的是，当你看到北约的30个盟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中发出同一个声音时，我对它的描述可能没有你亲眼所见的那么相关。去年，美国和欧盟在20国集团成员国之间就钢铁和铝关税、全球甲烷承诺、全球气候峰会以及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等问题进行了密切协调。我认为，这是大西洋两岸几个月来异常有力的协调与合作。

我承认，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欧洲领导人对去年头几个月磋商和协调的级别和性质提出了关切。但是，在经历了这一时期之后，我认为，我们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力量和信心，这实际上是相当了不起的。我想，如果你今天去找欧洲的对话者，你会听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与6个月或8个月前完全不同的故事。我认为，这证明了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那就是倾听。我们听取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意见。我们听到了他们要说的话。我们做出了回应，我认为现在的结果不言自明。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18/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interview-qa-biden-doctrine-foreign-policy/

来源时间：2022/1/19   发布时间：2022/1/19

旧文章ID：26945

作者：宋子丰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特朗普已经卸任一年多，但他的政治遗产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未获连任，但在短短四年任期内成功提名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特朗普确实是“幸运儿”。之前成功提名三位及以上大法官的还是里根，但里根却用了八年时间。特朗普提名的三位大法官，都是典型的保守派，他们的加入使得保守派法官达到六位，从而彻底改变了最高法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意识形态平衡。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最高法院对美国内政的巨大影响已经在最近的几个判例中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美国的快速传播，美国新冠疫情进一步恶化，1月10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40万例，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而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了拜登政府要求大型企业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定期进行病毒检测的疫苗强制令。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为，这一强制令覆盖群体广、涉及总人数多达8400万的企业员工，凡百人以上的企业均包含在内，虽然国会赋予了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管理职业风险的权力，但并未授予该机构“更为广泛的管理公共安全的权力”，强制要求8400万人接种疫苗或定期检测显然是越权的。

针对最高法院这一判决，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在反对意见中写道，保守派多数法官“严重误用了适合的法律标准，严重破坏了联邦政府的应对能力,新冠病毒对企业工作人员已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拜登表示十分失望，认为强制令是“符合常识的、挽救生命的措施”、“完全基于科学和法律”。拜登呼吁各企业主动响应、自发配合，执行疫苗接种规定以保护各企业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安全。而已经卸任的特朗普，热情赞誉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毫不退缩，让我们引以为傲。绝对不要强制令!”

最高法院本次6:3的判决结果，正好是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反对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强制令的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均为共和党总统提名，支持强制令的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均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中，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均为特朗普提名。假若特朗普没有这三次提名机会，而由民主党总统提名了三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此次判决则极有可能支持拜登政府的强制令措施，投票结果依然是6:3，但不同的是六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如此来看，此次判决正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之一。正如里根曾经感慨：“最高法院大法官通过解释法律，在时间的流沙中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虽然特朗普早已下台，但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特朗普提名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在美国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中必将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特朗普在司法领域的政治遗产不仅仅体现在本案中，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两起堕胎权案件也引发了较大关注，特朗普提名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起案件涉及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心跳法案”，最高法院2021年9月1日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部分堕胎机构提交的紧急禁令请求,间接支持了得州这一法案继续施行。拒绝禁令请求的5名大法官，均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令请求的4名大法官，除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外，均为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第二起案件涉及密西西比州禁止15周后堕胎的法律，该法案大幅压缩了女性自由决定堕胎的时间范围，对著名的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发起了直接挑战。从庭辩现场的发言来看，自由派大法官均强烈反对该州法律，占据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均表达出支持倾向，因此，密西西比这一法案最终有较大可能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

在当前美国政治严重极化、社会不断撕裂的大背景下，追求司法独立、判决公正的大法官们难以“独善其身”，在判案中很难做到不受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频繁的分裂意见，自由派和保守派大法官的尖锐对立，使得最高法院内部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最高法院极化现象的出现，与近二十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日益重视提名法官的意识形态这一提名策略的变化紧密相关。无论是克林顿、奥巴马，还是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在提名大法官时，都把候选人的意识形态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以确保最终提名的大法官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与总统高度一致。特朗普提名的三位大法官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在重大案件中都成为巩固特朗普政治遗产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输了2020年总统选举这场战斗，却赢得了塑造最高法院这场战争。

来源时间：2022/1/19   发布时间：2022/1/18

旧文章ID：26943

作者：夏迪·哈米德（Shadi Hamid）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1960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名作《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一语惊人：在美国，渊源于19世纪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日趋衰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左右之争”已经丧失意义。在二战和冷战阴影下，贝尔的基本观点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共识能够避免遭遇左右翼的激进颠覆，维持主导地位。事态似乎果如其言：1970年代的青年运动喧闹沸腾，批判矛头却集中指向性别、种族、阶层、语言……时光荏苒，当年的叛逆学生，而今已是引领美国左翼的精英人物，但他们所执持的文化批判旗帜，却越发被指为空洞虚伪的“政治正确”。

本文作者哈米德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针对当下两党间无谓而激烈的身份政治争端表达了批评与忧思。玄谈误国，实干兴邦，如何避免有效的政策辩论沦为身份认同下的清浊党争，或许是本文提出的重要政治学命题。

美国政治的未来正在成形，它令人恐惧。和许多人一样，我一度认为(至少是期待)，拜登任期可以让足够多的美国人不再深陷日常的愤懑争吵，不再执守灾难将至的思维模式。毕竟，相比前任的特朗普，温和的拜登应当能使政治回归某种可预测的状态。不过，现在看来，这仅仅是一厢情愿。

事实恰好相反，美国政治正在变得更加你死我活(existential)。专家和政党将所有议题都描绘成一场文化战争，即使是那些与文化毫无关联的问题也未能幸免。原本应当枯燥乏味的政治辩论，诸如疫情防控条例或《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的预算，竟然也成为正反两派终极对决的天命之争(apocalyptic battle)。正如保守派作家巴特勒(Jack Butler)对日渐紧张情势的描绘：“我们似乎在进行末日决战，暗黑王子已然兵临城下，整个世界都陷入左右派别的斗争。”

回顾过往，这种政治论战激化的趋势由来已久。在经历数十年相对温和与无趣的政坛时光之后，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风气已经发生转变。2012年，45%的美国人认为经济建设是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201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约10%。诚然，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2018年，移民问题成为欧洲七个国家选民最关切的议题，其次是恐怖主义。不过随着疫情等因素出现，经济又开始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而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相应减少，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达成了广泛的妥协乃至共识。甚至，在欧洲多数地区，右翼民粹政党已经开始左转，将自己置于福利国家和工人阶级保护者的角色之中。

但美国右翼却远不及此。的确，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涓滴经济(trickle-down)并非毫无转变，原因在于共和党对于财政赤字的日渐淡漠。特朗普对极右翼民族主义话语的宣扬，掩盖了共和党整体向左转的经济主张。伊格莱斯亚思(Matthew Yglesias)将这种转变称为“精神错乱的妥协”(unhinged moderation);《新共和》的阿德勒贝尔(Sam Adler-Bell)和《大西洋周刊》的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近来则将其描写为“新右翼”(new right)，强调右翼身份政治和经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新意识形态，对于新一代保守派颇有引领作用。

特朗普在口头风格上始终极端，在政策制定上则有时激进(至少相较保守派标准而言)。他摒弃了先前共和党关于社会治安私有化和削减医疗保险的主张，这种对于传统左翼领域的鸠占鹊巢，使得新一代保守派更加无所顾忌地转向并不保守的经济干预主义。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原本是特朗普的准智囊团，眼下则开始欢迎左翼作者的投稿，以至于该刊物更多呈现出社会主义色彩而非那些寡廉鲜耻的资本主义论调。(我也曾为其写作一篇关于新左翼平民主义的文章。)

许多右翼知识分子都曾执迷于寻求兼容经济调控与社会保守的神圣方案。在英国，他们曾被称为“红色托利党人”(red Tories)，但实施这种意图调和自由与干预的宏伟重组计划，通常是自乱阵脚。迄今为止，这种主张在理论上的确非常动听，在实践中却仍然未必可行。正如保守派作家恩杰提(Saagar Enjeti)在2020年所说：“尽管经济治理绩效糟糕，共和党仍然长期保有竞争力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把握住了大批美国人的文化认同。但他们仍然自以为自己胜在经济措施，输在文化政策，这事实上是一种颠倒。”

就在民主党日渐丧失工人阶级(无论白人还是有色族裔)支持的同时，新的右翼看见了机遇，共和党人扬金(Glenn Youngkin)不久前胜选弗吉尼亚州长，便是他们的牛刀小试。扬金坦然地许诺增加教育开支，党内却几乎无人在意，败落的温和民主党原州长在谋求连任时，也将冲刺阶段的竞选重点放在文化上，可见成败的关键就在文化议题。毫无疑问，教育仍然是重要的争议点，但争议内容早已不是布什时代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班级规模、教师培训、考试成绩以及经费预算。诚然，别有用心的共和党人可能刻意渲染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威胁，但疫情下的居家远程教学，的确在客观上令家长们更加关注自家孩子究竟在学习(或者没有学)哪些内容。分歧显然不在于孩子们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而是那些文科内容：价值观、历史课、文化认同。家长们担忧政府指挥下的教育系统逐渐抛弃了表面上的客观中立，开始宣扬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主张。

左翼在文化领域的冒进，是否会将选举胜利最终拱手送给共和党(就像当年的里根上台)，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这种转变长期存续，对美国政治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令人沮丧的。

事实上，随着共和党在预算、产业和贸易问题上向左靠拢，作为基本政治辩题的经济就已经中立化了。左右之争，在种族、身份认同以及何谓真正的进步等议题上的意义，远大于商业管理、市场调控和收入分配。由于前者在本质上与“何谓良善”的观念分歧相关，此类议题很难寻求妥协空间、引入专家意见或者借助技术官僚进行修补。换言之，这些争议关乎“我们是谁”，而不是“如何解决问题”。

身处一个富裕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两党的精英高层都地位优渥，衣食丰足。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精神文化，而相对轻视经济福祉。因此，文明关切能得到更多党内的政治响应，对美国文明衰落的忧患同时强化了左右两极的力量。但这种特定的文明衰落预言，亦即生育下降、经济停滞、政治僵化、智识陈腐，对于新保守派和反动分子(reactionaries)而言更是极佳的措辞，足以为各种行为张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理由相比于传统右翼违心地承认宗教的重要社会作用而言，不需要沾染任何宗教色彩和增加任何负担。

如同特朗普是现代以来最为世俗的总统，许多新右翼人士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并无宗教色彩，他们所依赖的年轻共和党选民也具有类似特点。自1990年至今，未加入教会的共和党人增长已经增长三倍，其中包括大量相对年轻的群体。

借用比德森(Matthew Peterson)的术语，文明的健康程度(civilizational health)是宗教信徒与非信徒的共同关切。他们都肯定宗教在支持西方文明方面的作用，无论是作为超越性信仰还是作为传统资源，同时，将宗教提升为道德源泉也有利于吸引深信此道的自由主义者。

如果这种围绕何为道德、美国建国的历史意义以及所谓“文明”而产生的分歧日渐固化，我们便有理由担忧。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或许我们这代人终此余生也看不到和平。或许这有些杞人忧天，但某些变化相比而言的确更加难以逆转，甚至造成永久的改变。

回顾历史，围绕阶级、再分配和生产方式的左右之争并不总是存在，但在美国这种现象曾一度出现并存续过较长时间。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在1967年的研究表明，国家建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得经济矛盾超越宗教矛盾。因此，经济政策分歧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成为重要议题并非意外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被凝结为党派之争的形式，不同政党围绕各群体的经济利益进行自我定位。

与此同时，党派也有重要的议程设置作用。他们能决定各自主张中不同议题的优先性，以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正如政治学者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斯普拉格(John Sprague)的观察，“在任何社会中，阶级分异当且仅当在政党需要动员工人时才分外鲜明。”但时至今日，无论民主还是共和党都不愿再成为工人党了。保守派对工人阶级的口头亲近仅仅是选举时的投机策略。与此同时，左派政治充斥着语言政策、精英做派以及某种文化进步主义，这些主义对于知书达礼的自由主义白人的吸引力，远高于对真正的拉丁裔、非裔、亚裔和阿拉伯裔工人阶级。

展望未来，共和党与民主党或许能够就一种模糊混杂的经济干预政策迅速达成休战共识。然后，为了在两党体制中彼此分别，他们不得不存同求异，大力渲染对立之处。确凿无疑的是，两党的差异就在于文化认同。我们不应将这种趋势仅仅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动员手段，如果仔细倾听对垒双方的政客和专家们的言论，现实将变得足够清晰：他们真的认为美国文明危在旦夕，并坚定相信“我是谁”的答案绝不能取决于对方的定义。简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如果美国文明终结果真将至，那么这场文化战争就是值得奔赴的，哪怕战火漫漫无尽期。

翻译文章：

Shadi Hamid, The Forever Culture War, The Atlantic, January 8,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01/republicans-democrats-forever-culture-war/621184/

译者 – 陈思翰

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18   发布时间：2022/1/18

旧文章ID：26935

作者：陈思涵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大流行导致近两年亚裔受到的偏见、歧视乃至暴力犯罪呈井喷式增长。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尽管仇恨犯罪总数下降了7%，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报告的亚裔仇恨犯罪案件的数量却增加了149%。“停止亚太裔仇恨”联盟(Stop AAPI Hate)截至2021年9月的全国调查报告显示，约1/5的亚裔美国人在过去一年经历过仇恨事件，包括各种类型的骚扰(66.8%)、身体攻击(16.1%)、线上的不当行为(8.6%)、咳嗽或吐口水(8.2%)等，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有500万甚至更多的亚裔在疫情背景下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仇恨对待。新冠疫情正在塑造美国亚裔的团结力量，2021年3月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的枪击案引发了全美亚裔以“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等为口号的集会与游行，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站出来发声”，呼吁亚裔团结起来、共同与种族主义对抗。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是否成为了美国亚裔“大团结”的一个新契机?本文将回顾美国亚洲移民的历史、“亚裔”概念的产生及其争议，从身份认同视角切入，考察亚裔内部的分化与差异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难题造成的其在政治参与中的团结困境，尝试探讨疫情是否正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亚裔的身份认同，并进一步为亚裔在政治参与中的“大团结”提供契机和基础。

一、美国的亚洲移民与“亚裔”概念的产生及其争议

美国较大规模的亚洲移民潮始于19世纪中叶的加州“黄金热”，此后不断有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移民作为劳动力进入美国。但美国长期采取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导向的移民政策，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限制性法案，如第一个旨在针对少数族裔的法案——1882年《排华法案》;第一部大幅限制移民进入美国并通过识字测试等条款歧视特定少数族裔群体的1917年移民法案;限制年度移民人数的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案》等，都在不同时期明确限制了来自中、日、印、菲等国的不同亚洲移民群体，并且禁止亚洲移民拥有公民身份。直到1952年《麦卡伦-沃尔特法案》解除了亚洲移民不得入籍的禁令，其才可以正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965年颁布的《移民和国籍法》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法案取消了对来自亚洲、非洲、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的限制性配额，标志着美国正式废除了种族来源限额制，实施全球限额制。该法案的影响之深远连其制定者也未预料到，其不仅带来了移民的又一波浪潮，还在后来大幅度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1960年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84%，来自东亚和南亚的移民只占4%。而自从1965年法案颁布以后，来自亚洲的现代移民占到美国所有移民的四分之一，亚裔新人口不断涌入。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洛文夫妇诉弗吉尼亚州案中(Lovingv. Virginia)推翻了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律，导致多族裔混血亚裔美国人数量的激增。近五十年以来，美国的亚裔人口不断壮大，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美国的亚裔人口从1960年的98万迅速蹿升至1980年的350万，到2019年美国已有约2240万亚裔，相比2000年的1190万又翻了几乎一倍。亚裔在1960年以前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0.5%，现在约占全美人口的7%。

 

图片：美国的亚裔人口在2000-2019年间几乎翻了一倍，预计到2060年将超过4600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虽然亚洲移民在美国的存在已有近两百年历史，但“亚裔”的概念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正式创生。在民权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等背景下，1968年5月，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美国历史学家、民权活动家市冈雄二(YujiIchioka)与艾玛·吉(EmmaGee)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AAPA)，这一政治组织的成立期间市冈雄二创造了“亚裔美国人”一词。这一概念创立之时也正值“亚裔美国人运动”(AsianAmerican Movement, AAM)的高峰时期。当时，受到一个多世纪压迫与歧视的亚裔对自身在美国社会“永远的外国人”的处境感到不满，越南战争又更直接地将亚裔暴露在美国社会的不公正与种族主义面前，遭受的共同敌意加强了美国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亚裔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亚裔遂发起了史称“亚裔美国人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聚焦于反战、反帝国主义和泛亚主义等的思想宣传和实践，强调和呼吁所有种族的亚洲人的团结，包括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团结，亚裔与非裔、拉丁裔和原住民等之间的多族裔、跨族裔团结乃至受到美国帝国主义影响的全球人民的跨国团结。

然而，亚裔美国人一词和亚裔的概念在学界具有不小争议，其在代表美国亚裔和改变其真实处境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亚裔美国人”是一种激进的自决标签，表明了追求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议程，以一种充满自我定义和赋权的政治身份反抗和抵制从殖民历史中产生的、在美国语境中带有贬义的“东方人”(Oriental)称呼。美国政府也终于在2016年正式禁止在联邦法律中使用“东方人”一词，转为使用“亚裔美国人”一词。可以说，亚裔美国人一词及其对亚裔概念的强调是这一群体觉醒的一个标志和一种以共同事业和共享经验将亚裔社区团结起来的尝试。另一方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亚裔的概念是一种“可笑的扁平化”，其因掩盖了亚裔群体巨大的多样性、以东亚人为中心并阻止特定族裔群体获得政策支持等而受到批评。亚裔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社会忽视了其内部在来源国、阶级、经济、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代际等方面甚至在签证类型和移民类别上就存在的巨大差异，并助长了亚裔是一个整体的“神话”。这一概念还导致族裔内部歧视的出现，比如华裔、韩裔和日裔等东亚人往往被视为比其他群体更“亚裔”，而一些东南亚和南亚群体则经常处于亚裔社区的边缘，例如一些南亚裔因美国社会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惧症”上升和反穆斯林情绪激增等而面临针对棕色人种的独特歧视，甚至被抹去亚洲人身份。

亚裔在美国是一个于现代才正式创造的词汇和概念，意味着亚裔是一个建构性的而非原生性的族裔，本身就与白人、非裔等更偏原生性的族裔不同，其以一种抹去群体中具体的人的方式过分抽象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尽管亚裔已在美国人口普查、学术界等被较为广泛地使用，但亚裔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一群体的共同意识之中。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实际上也很少以“亚裔”自称，而较多以来源国为界在美国人认同之下建立其亚族群认同，如华裔、韩裔、日裔、越南裔美国人等，亚裔有时甚至被认为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因为它在政治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美国亚裔没有建立对亚裔概念本身的共识和对其进行广泛的实践导致亚裔群体严重缺乏基于这一泛族裔的认同，而没有族裔认同作为基础，亚裔就难以实现和维持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二、亚裔的内部差异与分化及其身份认同建构难题——政治参与中的族裔团结困境

“身份认同”为理解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或者甚至可能都不存在的族裔的团结困境提供了一个视角。Deaux K.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是自我概念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张淑华等人将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指出有关身份认同的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方面：自我身份认同理论——奥尔波特的自我发展理论、埃里克森创建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米德符号互动论中的自我观点;社会身份认同理论——Tajfel和Turner等人创立和发展的社会认同理论、Phinney的种族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控制论。Phinney在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种族身份认同理论，认为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人有“弥散、排他、延期补偿和接受”四种与种族探索和承诺有关的身份认同状态。“弥散”表现为缺乏对独特种族身份的探索或承诺，没有充分考虑过作为特定族群的成员意味着什么;“排他”指没有任何个人探索就对特定身份有强有力的承诺;“延期补偿”是个人将自身认同拓展到了群体中，探索群体认同，产生文化热情并开始从事许多活动;在此基础上，个体可能进入种族身份认同的获得与“接受”阶段，即对文化价值观有更强的承诺，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探索后对种族认同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与认识。

实际上，美国亚裔在建构其身份认同即自己归属哪一群体时很少将亚裔这一族裔身份放在优先位置，大多数人首先希望融入主流、强调美国人身份，接着在国家认同下建构基于祖籍国的亚族群身份认同。根据种族身份认同理论，美国亚裔中的个人对本种族或族裔的认同主要停留在“弥散”阶段，几乎没有探索过自身作为亚裔的身份认同并作出相应承诺，也不将自己视为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的成员，更遑论思考政治参与等情况下进行族裔“大团结”的可能及其实践。从上世纪70年代“亚裔美国人运动”的逐渐消退等历史中可以发现，亚裔之间的团结似乎总是在一段时期内因反对歧视、追求平权等共同斗争需求而高涨，随后又因对族裔的身份认同的弥散而陷入低迷。可以说，基于整个建构性族裔的广泛认同的缺乏是亚裔在政治参与中实现“大团结”的一个根本性困境，而亚裔内部的差异与分化则是其建立起亚裔认同的最大障碍。

首先，美国亚裔在祖籍国、出生地、语言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使其缺乏探索族裔认同的动力和基础。美国人口普查局将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20多个国家列为亚裔的起源地，包含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日本等。其中华裔(540万)是美国最大的亚裔群体，其后是印度裔(460万)、菲律宾裔(420万)、越南裔(220万)、韩裔(190万)、日裔(150万)等。除了单一种族，还有约350万亚裔被认定为混血。亚裔的人口构成在1965年移民改革以及越战结束后就因更多在外国出生而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亚洲移民以及一批高技能人员的涌入而进一步多样化。目前，美国约有57%的亚裔出生在外国，即超过一半人口属于归化公民而非本土美国人，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归化公民占族裔内合格选民多数的族裔。研究指出，一些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和印度裔等群体可能乐于接受亚裔的身份认同，但具有较强祖籍意识的东亚裔群体可能并不接受这种身份认同。此外，71%的出生在国外的成年人亚裔和一些本土出生的亚裔难以就投票等政治活动达成族裔认同。

同时，不同亚裔群体之间在英语水平和语言使用情况上也呈现出多元特征。截至2019年，约有72%的亚裔精通英语，但在美国出生和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的英语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前者中有高达95%的人精通英语，但后者的这一比例只有57%。大约三分之一的亚裔在家中只说英语，其余亚裔则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语言，亚裔最常用的非英语语言包括中文(34%)、印地语(13%)、他加禄语和其他菲律宾语(9%)、越南语(7%)。若按照出生地划分，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中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只讲英语，亚裔中的移民则大多在家里讲非英语语言。不难想见，语言体系、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社会化经历等各不相同的亚裔亚族群之间连交流都可能存在困难，多元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导致其缺乏对亚裔身份的共同情感体验，自然就难以具备主动建立族裔认同并以族裔为单位进行政治参与的意识。

 

图片：2019年近3/4美国亚裔人口精通英语;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中有近2/3的人在家只讲英语，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其次，美国亚裔内部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的明显差异造成了贫富差距大、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严重等问题，导致一些亚裔群体缺乏探索与建立族裔认同的意愿和能力。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美国25岁及以上的亚裔中超过一半的人拥有学士学位或受过更多教育，其中有75%的印度裔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在亚裔中教育水平最高，不丹裔的这一比例则只有15%，亚裔受教育程度的内部差异巨大。在职业方面，美国亚裔遍及各行各业，包括劳工、厨师、工程师、医生、律师、公司管理人员、政治家、科学家等。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颁布之后以及在越战后抵达美国的亚洲移民多是相对低技能的工人，而根据1990年移民法、持H-1B签证进入美国的亚洲人多是高技术移民，这进一步加剧了亚裔内部的职业分化。在收入水平方面，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6年亚裔已成为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为严重的族裔，亚裔的90/10比率为10.7，即收入分配排名前10%的亚裔的收入是排名后10%的亚裔的收入的10.7倍，这一数值高于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也远高于1970年亚裔的90/10比率——6.1。这几十年中，亚裔的90/10比率在所有族裔中从最低变为最高，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2019年以亚裔为户主的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85800美元，比美国所有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61800美元高。但这掩盖了亚裔内部的收入差距，以缅甸裔为户主的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44400美元，实际上也只有两个亚裔亚族群的家庭收入高于亚裔家庭收入的整体水平，分别是印度裔家庭的119000美元和菲律宾裔家庭的90400美元。尽管亚裔10%的贫困率低于美国13%的整体贫困率，亚裔内部蒙古族裔25%的最高贫困率与印度裔6%的最低贫困率仍对比鲜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的巨大差异造成亚裔内部难以弥合的阶层鸿沟，族裔内部的不公平可能进一步降低了部分亚裔群体建立亚裔认同的积极性以及在政治参与上互相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各亚族群如华裔中的活动人士和政治家更多地对本族群具有一定号召力，无法团结其他更多群体，而有些处于美国社会甚至亚裔群体边缘的忙于生计的亚族群则可能根本无暇关心与整个群体有关的公共或政治事务，也没有构建族裔共享文化和认同的热情。

 

图片：从最低到最高：1970-2016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亚裔中增长最快，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再次，美国亚裔人口在地区分布和代际上存在的差异塑造了亚裔的多元化参政事实，使其缺乏基于族裔认同的对参政议政的共同承诺。就地区分布差异而言，分别有45%、24%、19%和12%的亚裔居住在美国西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其中约55%的亚裔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德克萨斯、新泽西、华盛顿这五个州，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亚裔人口。一方面，历史上美国国会、州和地方政府中的亚裔民选官员大多来自或处在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华盛顿州，其他则零星来自或处在纽约、佛罗里达等十几个州，美国不同地区的亚裔在话语权和代表性上差别显著。另一方面，亚裔较为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夏威夷以及纽约等都是非摇摆州，削弱了其对两党的吸引力，缺乏政党针对少数族裔选票的动员，亚裔就更难以在政治参与中统一认同并团结一致。就代际差异而言，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比其他类型的亚裔年轻得多，截至2019年，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9岁，所有亚裔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在美国境外出生的亚裔的年龄中位数则达45岁。因此，亚裔的一代、二代乃至三代移民之间在众多领域存在分化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对参政的差异化态度。“沉默是生存法则”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来自亚洲的一代移民中，他们认为抗议会带来不必要的后果。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年轻一代的观念则与其祖父辈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公开表达意见和积极参政，也更有可能在关心亚裔共同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在亚裔身份之下参政议政。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与研究中心(Centerfor Information & Researchon Civic Learningand Engagement, CIRCLE) 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到种族主义、Covid-19大流行等关键事件的驱动，亚裔青年的政治参与度明显增加，约47%的18-29岁亚裔青年在2020年投票，几乎是所有少数族裔中增长最多的，弥合了与其他族裔青年选举参与率之间的差距。CIRCLE于2020年11-1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30%的亚裔青年表示他们参加了与其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游行或示威，40%的亚裔青年表示其在2020年为种族正义采取了具体行动。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和不同世代移民之间的代沟使亚裔在参政议政问题上没有族裔化的共识和认同，意味着亚裔在统一政治权力与提高族裔代表性方面存在着困难，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亚裔的团结程度也会相应受挫。

 

图片：总统选举中按种族或族裔划分的青年的历史投票率，来源：CIRCLE, Tufts University Tisch College

亚裔这一建构性族裔远没有其概念显现得那么扁平化。上述种种内部差异与分化都使亚裔中的个人和亚族群很难建立基于族裔的身份认同，而这大大降低了其作为一个族裔在政治参与中进行“大团结”的可能，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其在选举和非选举政治参与中获得足够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集体能力。

三、亚裔在疫情背景下走向“大团结”的尝试

近两年，美国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似乎正成为亚裔再次汇聚并尝试走向“大团结”的一个新契机。随着针对亚裔的偏见、歧视和仇恨犯罪的激增，对种族主义暴力的共同的脆弱感、不安感和受害经历为亚裔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建构族裔认同的基础，恐惧感所产生的动员效应使全美各地的亚裔开始聚集，其平权需求与参政意识被进一步激发，族裔团结意识觉醒，更多亚裔开启了主动建构亚裔身份认同的进程，尝试在政治参与中走向“大团结”。一方面，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促进了亚裔对族裔身份认同的建构，亚裔在选举型政治参与中以族裔为基础积极团结选票、统一政治权力并主动运用族裔政治策略。第一，加强族裔投票率和族裔投票动员。亚太裔数据中心(AAPIData)的调查显示，亚裔的投票率从2016年总统大选的49%提升至2020年创纪录的60%，印度裔的投票率更是高达71%。近几年亚裔在选举中向民主党的投票团结趋势也愈发明显，《泰晤士报》的分析发现尽管亚裔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亚裔居民高度集中的社区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几乎压倒性地支持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亚裔比例占5%-50%的人口普查区中投票给拜登的亚裔都超过了60%。2021年1月，亚裔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帮助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拿下了佐治亚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位。亚裔美国人中西部进步组织还在佐治亚州领导了一场针对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10万亚裔选民的“登门拉票”第一线竞选活动，大力动员“族裔化”投票。在6月的纽约市民主党初选中，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支持的市议会候选人——韩裔美国人Julie Won、孟加拉裔美国人沙哈娜·哈尼夫都获得胜出。可以发现，亚裔在投票动员和投票的党派倾向上建立了族裔认同，使自身在提高政治代表性和话语权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团结基础。第二，部分亚裔群体在选区重划中寻求族裔团结和权力统一。美国每10年都会在人口普查之后进行选区重划的工作，每个州都要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划分国会和州立法区的边界，以保证不同选民群体的代表性。选区重划使政党或一些团体能够利用其规则为自己争取优势和权力。最近亚裔已在族裔认同加强的趋势下开始尝试通过选区重划的方式进一步动员起来，希望依托“族裔化”选区促进“大团结”，统一政治权力。例如，倡导组织“印度裔美国人影响”(Indian American Impact)已经开始行动，计划使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确定印度裔美国人的聚集地并游说州立法机构和负责选区重划的委员会将这些地区视为“利益社区”，即在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共同需求和政策利益的社区，旨在表明集体选择代表的重要性。许多亚裔美国活动家也试图抓住纽约市重划选区的机会，希望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立法区以取代皇后区埃尔姆斯赫特、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和本森赫斯特的分裂立法区。尽管选区重划为亚裔在政治权力上的“大团结”提供了一个程序平台，但亚裔这次在选区重划中的努力产生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同时亚裔的一些重划选区的行动仍是围绕亚族群展开的，这一本质上不公平的政治竞争手段可能会对亚裔中的其他群体造成伤害。第三，亚裔政治家主动运用族裔政治策略。在2021年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不断激化之后，一些以往讳言自身族裔身份、强调融入主流社会和美国人认同的亚裔候选人也公开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在选举政治中主动团结亚裔选民。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2021年纽约市长竞选的华裔杨安泽曾写文表示亚裔要“拥抱和展示美国性”，但其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杨安泽采取了族裔政治策略，主动运用“族裔化”话语，在亚裔中建构“我们”的意识，力求团结亚裔选票，他不仅频繁出现在反对针对亚裔美国人仇恨的集会上，还多次参加在纽约亚裔社区中的竞选活动，表示“我们必须开始与亚裔美国人社区建立联系的纽带，让他们知道这座城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可以说，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主义激化也激活了部分亚裔政治家的族裔身份认同，在疫情期间改变了他们以往为迎合美国主流社会、争取主流选民的“去种族化”竞选策略，开始积极团结本族裔的选民。

另一方面，亚裔通过非选举型政治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族裔身份认同，在全美带动更多亚裔迈向“大团结“。今年三月亚特兰大市枪击案发生后全美各地的亚裔迅速聚集，通过线下的“街头政治”和线上的舆论传播等非选举型政治参与的方式互相声援、表明不同亚裔群体与社区之间的团结。亚特兰大市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多地的亚裔举行了以“停止亚裔仇恨”等为口号和标语的集会与游行。仅3月相关的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或守夜活动就有近百场，“StopAsianHate”的话题也在推特迅速蹿升。亚裔的平权与倡议组织也在近期成立并发起了旨在团结亚裔的社会活动。亚裔美国人基金会(The 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是于2021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将自己定位为“召集人、孵化器和资助者”，聚集了许多政策制定者、活动家、民权组织、企业、亚裔社区领导人等，提供资金和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以提高亚太裔的宣传、权力和代表性。亚裔美国人基金会今年发起了一项名为“See Us Unite”的社会文化运动，旨在对抗反亚裔偏见，并通过团结和教育扩大对亚裔社区的支持，是亚裔组织积极推动亚裔群体走向团结的缩影之一。亚裔群体基于近期在疫情背景下日益加强的族裔身份认同而进行的一系列非选举型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族裔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大团结”，反过来又在全美各地进一步传播了泛亚裔的身份认同，促使更多亚裔关注和探索建构族裔认同的意义。

因此，在疫情背景下，亚裔对其族裔身份认同的建构逐渐进入了“延期补偿”阶段，亚裔个人开始将自我认同拓展到族裔群体之中，探索亚裔认同的建构，产生了对族裔团结的热情，开始从事与亚裔事务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亚裔这一经常被视为无用甚至实际上不存在的概念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其局限性，发挥更显著和更具实质性的政治作用。

四、结语

“亚裔”概念的产生远远晚于美国的亚洲移民的出现时间，而这一概念也因其强烈的建构性和扁平化受到批评。本文认为，被美国社会长时间忽视的亚裔内部的高度差异与分化为理解过去亚裔认同建构的难题和团结困境提供了一个解释。近两年美国疫情的大流行引发的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激化深刻塑造了亚裔的身份认同，使更多亚裔个人和群体开始拥抱这一以往微弱地甚至根本不存在于其意识中的概念，主动建构族裔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其在选举型和非选举型政治参与中的族裔化“大团结”趋势。然而，说到底疫情也仅仅为亚裔提供了一个促进政治参与“大团结”的契机和外在动因，亚裔现有的团结趋势能够持续多久还依赖于亚裔建构其族裔身份认同的内在动力能否持续激活。未来只有当亚裔超越了内部高度的多样性而真正建立起泛族裔身份认同时，亚裔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政治崛起才有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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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8/07/12/income-inequality-in-the-u-s-is-rising-most-rapidly-among-asians/

【30】 RobertGebeloff, Denise Lu, MiriamJordan, “Inside the Diverse and Growing Asian Population in the U.S.,” The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21.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08/21/us/asians-census-us.html

【31】 “The Return of ‘Yellow Peril’:Anti-AAPI Rhetoric and Policies Leading up to the 2020 Election,” Stop AAPIHate, October 21, 2020.https://stopaapihat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Stop-AAPI-Hate-Report-2020-Candidates-and-Anti-Asian-Rhetoric-201021.pdf

【32】 Vox First Person, “What does it mean tobe Asian Ameican?” Vox, May 5, 2021.https://www.vox.com/identities/22407838/asian-american-pacific-islander-history-month

【33】 Viet Thanh Nguyen, “The Beautiful,Flawed Fiction of ‘Asian Americ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1.https://www.nytimes.com/2021/05/31/opinion/culture/asian-american-AAPI-decolonizati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60

【34】 Zoe Christen Jones, “The Asian AmericanFoundationlaunchesnewcampaigntofightanti-Asianhate. CBS News,” CBS News,May 6, 2021.https://www.cbsnews.com/news/asian-american-foundation-fight-anti-asian-bias/

【35】 乔舒亚·查芬：《为何亚裔美国人开始拥抱共同身份认同?》，载FT中文网，2021年8月1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521?full=y&archive

【36】 《美国亚裔民众：亚裔不能再当“哑裔”》,载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1/03-21/9437164.shtml

【37】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载《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第21-27页。

来源时间：2022/1/18   发布时间：20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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