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宇琪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5篇文章，聚焦当前拜登支持率持续走低这一现象。拜登执政后的支持率为何走低?又将面临怎样的前景?

本文作者：赵宇琪，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本科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

目前拜登执政将近一年，其支持率持续走低，成为了近五十年来同期支持率最低的总统。根据“538”(FiveThirtyEight)网站综合美国各项民调数据显示，拜登执政第207天，拜登政府的支持率首次跌破50%;执政第222天，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人数;执政第308天，反对率达到峰值，为52.3%。[1]同时，拜登本人的支持率也不乐观。根据美国盖洛普(Gallup)公司近日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旬，拜登的支持率仅为43%，甚至低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后者支持率为44%;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票居榜首，支持率高达60%。[2]

表面上看，拜登政府的疫情应对政策是其支持率持续走低的直接原因，而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才是拜登支持率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

直接原因：疫情应对乏善可陈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2022年1月16日早上7时，总病例超过6540万，死亡逾85万[3]，已超过美国在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之和。

拜登政府防疫政策不力对美国疫情失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并不缺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技术和资金，但却执意将防疫问题政治化、不断对外甩锅推责，只顾防疫背后的政治利益纠葛，漠视美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把医疗保障留给富人，放任贫穷者和少数群体社会保障的缺失，让美国价值观中所谓“平等”的这一基本原则形同虚设，是疫情长期以来无法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拜登政府的经济恢复政策也未能取得切实效果。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12月8日发布的《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应阻碍“重建更好未来”的实施》指出，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期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6.2%，是30多年来同比增长的最大值;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PCE)的增长超过5.0%，美联储认为这是高通货膨胀的表现。[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极高，社会矛盾由此激化。除了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之外，一些失业工人被错误地归类为就业，许多失业者放弃继续找工作，实际失业率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根本原因：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

在《衰败的美利坚》一文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否决政治”越来越主导了美国政治的运作。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来没有如此两极分化过……民主制度不是为了终结冲突，而是为了通过共同制定的规则和平解决或缓解冲突。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应当尽可能地代表尽可能多的人民利益。但是当极化遇到美国麦迪逊式的制衡体系，结果就是灾难性的。”[5]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然而时至今日，其弊端日益显露。个别否决行为即可影响集体行动，两党之间互相扯皮推诿，以“否决”为党派竞争的武器，追求“否决”而非“治理”，追求“权力政治”而非“良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政争不断而效率低下，三权制衡沦为桎梏，背离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初衷。

除了党派之间的斗争外，美国两党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11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分歧巨大，而这种分歧有时掩盖了很多美国人其实并不认同任何一方这一事实。[6]比如，共和党内对于低税收和堕胎的态度存在分歧，民主党内对于宗教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是否需要对种族不平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社会改革等存在分歧。以上种种原因都导致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政治成本极高。

 

2021美国政治意识形态

(图为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7月8日至18日进行的一项针对10221名成年美国公民的调查。该报告基于对公众态度和价值观的分析，将公众分为9个不同的群体。该报告还参考了2020年1月以来的对这些受访者开展的其他采访)

同时，美国的社会问题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种族问题、贫富分化等内部矛盾不仅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美国的种族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且与枪支暴力掺杂。明尼苏达州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弗洛伊德窒息而亡，随之而来的是“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再次爆发，超过2600万人示威游行。

全球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前10%的人拥有超过70%的社会财富，而后50%的人仅占有1.5%的社会财富;前者人均收入为350400美元，是后者的17倍。[7]

(图为全球不平等数据库进行的针对2021年全球贫富分化及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调查。该图显示，美国是富有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有关概念及指标的定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详见尾注中的链接)

前景展望：民主党中期选举困难重重

2022中期选举在即，拜登及民主党将面临更大挑战。除上述因素之外，共和党在选区重划中略占优势(详情可参考《美国观察》02丨美国选区重划：零和的政治争夺战)。整体看，民主党明年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很可能丢掉对两院或其中一院的控制权。

而两党之间的扯皮推诿和政治斗争只会带来两党内耗，使得拜登政府在未来任期内的执政受到更大牵制。在民主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下，拜登的支持率尚且如此低迷，倘若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那么拜登想要在2024年之前推行新政策或是谋求连任，面临的困难都将更多。

归根结底，无论是处理国内通货膨胀、族裔矛盾、贫富差距等问题，还是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变暖等全球性挑战，拜登政府都应该思考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美国两党间的零和博弈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美国民众的切实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一个极化与分裂的美国与拜登竞选承诺中的美国大相径庭，更与200多年前美国国父们在费城规划的“民主灯塔”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 FiveThirtyEight, How unpopular is Joe Biden?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biden-approval-rating/, [Accessed 16 January 2022][2] Gallup,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 – Joe Biden, https://news.gallup.com/poll/329384/presidential-approval-ratings-joe-biden.aspx, [Accessed 29 December 2021][3]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Accessed 16 January 2022][4] Center on Budge and Policy Priorities, Inflation Concerns Should Not Impede Enactment of Build Back Better, https://www.cbpp.org/research/economy/inflation-concerns-should-not-impede-enactment-of-build-back-better, [Accessed 31 December 2021][5] 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14), Vol.93.No.5 (Sept. 2014), pp. 5-26.[6] Pew Research Center, Beyond Red Vs. Blue: The Political Typology,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11/09/beyond-red-vs-blue-the-political-typology-2/, [Accessed 30 December 2021][7]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 pp. 225-556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1/12/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_Full_Report.pdf, [Accessed 30 December 2021]

来源时间：2022/1/17   发布时间：2022/1/17

旧文章ID：26933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尚道战略

约瑟夫·奈：软实力怎么了?

2021 年行将结束之际，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的边境附近集结大军;台海两岸剑拔弩张;朝鲜继续推进核武器计划;塔利班士兵士在喀布尔街头巡逻。看到这一切，朋友们问我：“软实力怎么了?”

一个答案是，它可以在最近的其他活动中找到，例如拜登总统的虚拟民主峰会，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该峰会。我们看到的是大国的软实力竞争，其中的“软实力”可理解为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或收买影响他人的能力。

1990 年，我第一次写关于软实力的东西时，是为了克服分析师对权力的总体看法的缺陷。但这个概念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共鸣。从某些角度看，其基本思想并不新鲜。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老子等古代哲学家。软实力也不仅仅与国际行为或美国有关。许多小国家和组织也具有吸引的实力;而至少在民主国家，软实力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这个概念现在更多在国际关系领域使用。随着欧盟的发展，欧洲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自 2007 年时任中国宣布其必须发展其软实力以来，中国政府已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实施有效的巧实力战略。如果它能够有效地将其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不太会激发制衡联盟。

软实力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实力来源，因为它的影响往往是缓慢而间接的。但对软实力的忽视却会酿成大祸。罗马帝国的实力不仅在于其军团，还在于罗马文化和法律的吸引力。同样，一位挪威分析家曾经描述道，二战后美国在西欧的存在是“一个应邀而来的帝国”。柏林墙不是被炮火炸塌的;它是被受西方软实力触动的人们用锤子和推土机拆除的。

聪明的政治领导人早就明白，价值观可以创造实力。如果我能让你想要我想要的，我就不必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如果一个国家代表了其他人认为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就可以节省大棒和胡萝卜的使用。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政策(当它们因为是在顾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制定而被视为合法时)。政府可以通过其在国内和国际制度中(与其他国家商榷和促进多边主义)的行为以及其外交政策影响他人。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试图利用所谓的“疫苗外交”来增强其软实力。中国政府的措施的落脚点是加强其“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支持世界众多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效果仍有待提升，因此中国需要巧妙解决自身巧实力问题。

诚然，国际民意调查显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软实力也有所下降。但是，幸运的是，美国政府只是其软实力的一部分。与硬实力资产(如武装部队)不同，许多软实力资源与政府无关，也不会完全呼应政府的目的。例如，展示独立女性或抗议的少数族裔的好莱坞电影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人。美国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和美国大学的研究自由也是如此。

企业、大学、基金会、教堂和抗议运动发展了各自的软实力。有时，它们的活动会强化官方的外交政策目标，有时也会与这些目标相悖。无论哪种方式，这些私人软实力来源在社交媒体时代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暴动无疑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但那些过早为美国民主死亡而哀悼的人应该记住，尽管发生了疫情，但 2020 年的选举还是吸引了前所未有的投票率。美国人民仍然能够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推翻煽动家。

这并不是说美国民主或其软实力安然无恙。特朗普侵蚀了许多民主范式，现在必须修复。拜登已将加强国内外民主作为其总统任期的目标，但结果仍有待观察。

没有人能确定任何国家软实力的未来轨迹。但毫无疑问，通过吸引力产生的影响仍将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所说：“关于我死亡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 软实力也是如此。

原文见：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whatever-happened-soft-power

来源时间：2022/1/17   发布时间：2022/1/17

旧文章ID：26931

作者：CISS战略问题研究组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1月14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北京发布《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两份研究成果。

《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围绕2022年中国将面临的外部风险、可能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要驱动因素开展了研究，最终提出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的五大驱动因素、十大风险领域及具体风险情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以“展望后疫情世界”为主题，试图从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变化之中梳理出主要线索，为我国妥善应对“后疫情世界”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两份报告，希望在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麻线团”中，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走上长期博弈之路的中美关系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在拜登政府执政将满一年之际，可以看到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着全面调整，突出的改变有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的理念，也即强调“连接国内优先事项和海外目标”，推动实施大规模国内投资的产业政策，倡导“公平的对外贸易”，重新确立对外政策的实力地位，恢复国民对国家体制的信心。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迅速推出涉及气变、医保、移民、教育等领域的行政令，快步拆解特朗普的“政治遗产”，还签署了旨在缓解疫情冲击的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加大科学抗疫的力度，协调国会两党通过总额近1.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力推“更好地重建”(Build Back Better)一揽子支出法案，等等。

二是重拾价值观外交，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协调”， 谋求建立新的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原则的“自由全球格局”，被视为是某种“受抑制的全球主义”(chastened globalism)。

三是加快全球战略收缩。奥巴马执政时期小步开启全球战略收缩，以适应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的趋势，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重新优化部署，集中精力应对亚太地区挑战。特朗普时期亦出台了更加明确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则是继续深化这一进程：一手升级“印太战略”，使之更具系统性和综合性;一手结束“永远的战争”，包括2021年仓促、坚决地撤出阿富汗，年底前将军事人员从伊拉克战场撤走，同时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忽视的态度。

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仍在进行中，能否导向某种 “拜登主义”还要观察，但是可以看出，这并非人们曾经以为的“民主党重新上台必然发生的国际主义回归”，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美国优先”，或者说特朗普式民族主义的新“镜像”。其背景则是美国跨越党派纷争的保守化趋势。

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审议仍未划下句点，但是其架构已经比较清晰，与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是合拍同频的，可以认为，美国逐步实现了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首先，主基调、总目标是“战略竞争”。拜登及其幕僚在竞选期间便大谈对华战略竞争，当选后就申明要与中国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确认中国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系统性对手”，对华政策就是要与中国展开“竞争”并确保美国“胜出”(out-compete)。

其次，明确“外交始于国内”和“从实力地位出发”开展竞争。言外之意是自己要“强身健体”，把“以内促外”作为谋胜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同时也试图“以外促内”，把“大国竞争”视作倒逼自身改革发展的动力。“从实力地位出发”是现实主义色彩鲜明的冷战术语，美方在里根时期考虑对苏谈判策略时经常使用，当下投射到中国身上时，强调的是必须保持和增进美国在军事、科技、价值和盟友支持等多方面的优势地位。

第三，将军事战略的重心调整到“印太”，应对“中国军事扩张威胁”。美军高层用“日益迫近的威胁”(pacing threat)描述两国军事竞争，主张军力发展保持对中国的超越势头。针对中国军力在西太的增加，美军“太平洋威慑计划”一方面为台海、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紧部署、加强威慑，另一方面寻求保持沟通管道，构建危机管理能力。

第四，以科技竞争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试图遏制中国的“数字化崛起”和寻求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积极推动立法、筹集预算，激发国内“再工业化”和创新升级，解决关键领域和环节的脆弱性;推行“小院高墙”战术，强化针对中国的科技限制措施，从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项内容，同时酝酿成立“技术民主联盟”(T-12)，推动实施“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组，力求把中国的科技水平冻结在一定发展阶段。

第五，以意识形态为统领、具体任务为导向，组建遏华联盟。其对华战略中仍保持利用意识形态分歧牵制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内容，抓住个别案例为在其他领域推动“脱钩”制造借口。尤其考虑到大多数盟友国家不把中国视为传统安全威胁，美国试图切换思路，重点依靠打“民主”“人权”等政治旗号来拉拢盟友。为此，拜登政府执意在2021年12月举办“全球民主峰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拉帮结派，试图构建孤立和对抗中国的新型国际政治架构。

不过，拜登政府组建反华“统一战线” 难以实现铁板一块的目标，各国在现实利益和对华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国际社会普遍对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抱有围观态度，即便一些与美关系密切的盟友国家也都在尽量回避选边站队。

因此，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布局上试图另辟蹊径，根据不同需求和地域条件，推行分门别类又各有侧重的新同盟安排。例如在亚太地区，通过加强“五眼联盟”、激活“四国安全对话”(QUAD)并将其根据不同任务需要扩展为“四国+”机制，以及新建美英澳“三方机制”(AUKUS)等，同时加强各个“小圈子”之间的连通性，以期最终形成以反华遏华为主要任务的同盟体系。

同时，拜登政府很清楚，眼下因国内矛盾丛生、党争激烈，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任务艰巨，美国无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也未做好彻底摊牌的准备。而且，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强国，与美国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且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渗透交融，美国无法做到同中国全面、彻底脱钩。所以，拜登政府也反复强调“管控竞争”、“避免灾难”的重要性。国务卿布林肯甫一上任就提出对华“竞争、对抗、合作”三分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折冲，美方对华政策话语主要提“竞争”与“合作”，反而不太提“对抗”了，还几次表示希望为两国关系搭建“护栏”，避免走向更糟糕的局面，比如战争。拜登提出要与中国“持久共存”“负责任共存”。

美国现在考虑的对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对苏竞争不同，突出的不是“一争天下”，而是“一争高下”。美国长期作为全球体系中的“领跑者”，其心态就是希望一直跑在最前面，不让后起国家超越。与此同时，美国精心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与竞争领域，在其有现实需求的问题上寻求中方配合，但绝不让中国出头。比如在气变领域，拜登政府要重新夺回对重大全球议程的领导力，积极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是，在遏制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赶超上并不手软。

美国不会心甘情愿把全球领先地位拱手让人，其精英阶层一定会竭尽全力证明美国的制度仍然“最优且有效”，也一定会竭尽全力推进对外战略竞争，在竞争中积蓄实力、消耗对手，尽可能避免或推迟霸权衰弱的趋势。在美国的战略文化中，不能没有对手，而对手的意图和能力是同等重要的判断依据，甚至能力重于意图。在美方看来，对手的意图可以改变，而能力一旦形成随时可以出现不利于美的意图。因此，美对任何对手的遏制从来都是重在打压能力，而非纠结于意图。

三、2021年的中美互动

中美关系进入紧张状况，完全是美方主动和有意挑起的。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中方毫不惧怕，在对美博弈中勇于接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利益。

拜登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视，开始与中方展开外交接触。两国元首2021年2月、9月的两次通话和11月16日的视频会晤发挥了至关重要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引领作用。两国在外交等多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沟通，包括2021年3月中美外交安全高官安克雷奇对话、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8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线上磋商、10月中美外交安全高官苏黎世会晤、两国外长11月罗马会晤和全年数次通话、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两次访华、两国经贸和财金团队多次通话，等等。

在这些对话沟通中，中方展现了稳定两国关系，将其重新引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轨道的诚意，并且表现出冷静和平视的姿态，压制美方的傲慢气焰。与这些对话并行不悖的，是针对美方一年来利用台海、南海、香港、新疆、新冠溯源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方利益与尊严的行径，持续不断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也为打破美西方对世界的话语和叙事的垄断迈出重要步伐。比如，以反制美方所发起的“全球民主峰会”为契机，面向国内外对中国的民主制度及其全过程民主特点进行了全面诠释，中国人的制度自信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上升。

所有这些，都令拜登政府进一步意识到，面前的对手绝非另一个苏联，更不是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从而不得不调整身段，增加处理对华关系的理性、务实因素，与中方共同寻求两国关系实现阶段性稳定的路径。

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适度调整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过激作法，解决或有意解决TIKTOK事件、孟晚舟事件、过度加征关税等特朗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在强化对华科技封锁、推动中美科技脱钩、升级“印太战略”、渲染军事竞争等方面，现政府做得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更有章法，避免蛮干。其如意算盘是，既围堵中国，又通过接触和选择性合作来管控分歧，避免为对抗付出过多代价。

通过2021年11月16日举行的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双方至少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比如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彼此关系，要争取实现“共存(共处)”，要管理好彼此分歧，要在能合作也需要合作的地方尽量合作。会晤后，双方在推动媒体记者签证发放、确保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会同其他国家共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沟通和合作进展，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的负面因素继续发展。美方在落实元首会晤精神方面不仅未能与中方相向而行，还在继续加码对华打压和围堵行为，将12家中企列入制裁“实体清单”、邀请台湾当局参加“全球民主峰会”等，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发中方对等反制，中美关系仍然趋于紧张。

四、未来的“光谱”

美国认定要与中国开展长期竞争。过去几年的较量表明，美国不可能在一场所谓的“世纪博弈”中彻底压制住中国，遑论速胜。两国也都有远比相互竞争还要复杂和紧迫的国内问题和任务需要处理、推进，双方都不愿被不断恶化的彼此关系绊住手脚。因此，两国在激烈斗争的同时也都留有余地，形成不冲突的默契，因此，中美紧张关系呈现时急时缓的态势，但是，偶然出现的喘息甚至改善都是阶段性和局部意义上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两国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无法扭转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总体趋势。中美博弈的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是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

考虑到博弈“终局”(end game)的不确定性，可以用一条从“暗区”到“明区”的“光谱”来反映多种可能的前景：

在“暗区”，中美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演变成全面危机，引发激烈对抗。

在“灰区”，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较量，确认彼此红线和底线，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妥协，逐步摸索出在竞争状态下和平共存的规则，实现对矛盾和分歧的有效管控。

在“明区”，两国得以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扩大合作，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

阻挡中美关系走向“光谱明区”的根本障碍是相互敌意认知。美国不少人认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世界上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是要“西化”“分化”和遏制、围堵中国。如果这种相互认知持续深化，两国间的“敌意螺旋”注定上升。

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负向驱动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一些人近年极欲掀起意识形态对抗，用“文明冲突”诠释两国竞争在美国也大有市场。“全球民主峰会”吹响新一轮意识形态划线施压的“集结号”，拜登政府拟围绕反腐、人权、科技三大议题部署后续行动，美国利用意识形态话题和具体个案挑动对华打压的做法花样百出，将更多影响和牵动两国较量。

中美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将成为影响“光谱”演变的关键要素。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对民族分裂隐患高度敏感，核心关切是政权、主权安全和国家发展利益，而美国出于维护其价值理念、地缘战略和全球霸权的需要，不可能收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介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即便中国政府明确宣称无意挑战美国，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会继续发展。

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两国实力对比的持续变化。中美力量对比的缩小是有数据支撑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资料分析整理发现，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美西方38国GDP总额的全球占比高达80%，2010年降到67%，2020年降至不到62%，而发展中世界GDP总额的全球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0%上升到2020年的38.26%。当前，美国GDP的全球占比不到25%(在西方国家经济总量中，美国占了三分之一)，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则已攀升至近18%(在发展中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一半)。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西方力量对比的缩小就是中美力量对比的缩小。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和中美理想状况下的经济增速推算，预计2030年前后美GDP将被中国超越(有西方智库和媒体判断这会在2028至2035年间发生)。这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节点。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美国霸权更加躁动的时期，对中美关系也更为敏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行统计显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是25.6%，中国仅为1.68%;2019年美国GDP全球占比是24.4%，中国则占到16.58%，2020年中美差距继续缩小。)

但是也要看到，支撑美实力的支柱尚未发生根本性崩塌，这些支柱包括经济和金融实力、科技和军事实力、初级产品控制力、政治结盟能力、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仍将作为超级大国存在，但其霸权羽翼不再丰满。

经济总量的接近甚至反超不等于中国就已经或者即将获取相对美国的全面均势或优势。未来中国更长期的发展需要不仅开展国际合作，也要增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这种能力的全面提升取决于科研政策环境、企业产权制度、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等综合因素。

从此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各自如何面对和解决国内挑战也会对“光谱”的移动产生直接影响。预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美都必须聚焦解决国内重点问题，这一特点如何影响两国的外交形态，如何牵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值得观察。

中国已经迈入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需要聚焦国家全方位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挑战，比如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解决不同群体生活质量的差距，巩固脱贫成果，同时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环境和资源矛盾、技术和软实力瓶颈以及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

美国国内的党派对立、贫富分化、种族对立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力进一步下降，资本市场泡沫化日趋严重，协调盟友和伙伴的政策立场更加困难，保持超级大国地位殊为不易。美国领导人表达了“纠正错误”“重新团结”“结束红与蓝、农村与城市、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不文明战争”的决心，立足于优先聚焦国内的改革和调整。

影响“光谱”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第三方力量”的态度。全球化、多极化导致国际力量更加分散，世界权力不再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国手中，“第三方力量”自主影响国际事务的意图和需求在上升。当中美两国就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时，第三方力量是双方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时又需要有第三方力量的支持。中美竞争使得第三方力量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它们有的倒向美国以对抗中国，有的同中国加强协作以制衡美霸权，但是更多国家希望竭力避免“二选一”，也拒绝接受未来出现“新两极世界”，而是强调“战略自主”“主动平衡”，力争在国际格局中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能单独发挥影响力、保住自身利益，亦试图推动两国找到管控和解决分歧的途径。

总之，今后10至15年将是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期，结构性问题的运动方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根本上看，关键在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在两国关系的调整与演变过程中，中国已不再是被动角色，而是有了更多塑造、引领的条件和机会。

(报告原标题为《展望“后疫情世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报告全文已于1月14日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略有删节。)

来源时间：2022/1/17   发布时间：2022/1/17

旧文章ID：26930

作者：马宁  来源：麦迪逊宁思

熟悉美国政治和历史的朋友们，大概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得俄亥俄者得天下”。说的是自1960年以来，历次总统大选获胜的候选人都赢了俄亥俄州。所以就有人用俄亥俄州的选举结果来预测大选最终花落谁家。而这一魔咒被拜登在2020年打破，拜登输掉了俄亥俄(比特朗普少了47万张票，详见下图)，但是他却赢得了大选。在选情胶着的11月初，我还真因为拜登在俄亥俄的失败而觉得沮丧，以为这一魔咒又将应验。不过拜登老爷子还是挺住了，赢了12个摇摆州里面的7个，笑到了最后。

一、俄亥俄州有关党派Gerrymandering的最新判决

1月14日，也就是昨天，俄亥俄州再次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力。该州最高法院在Adam v. DeWine案件中以4：3的表决结果判决共和党人控制的该州议会通过的新国会选举地图违反该州宪法，并要求州议会任命的“重划选区委员会”(Redistricting Commission)在30天时间之内重新划一次选区。该委员会包含共和党籍州长Mike DeWine和两位共和党籍州官员Keith Faber和Frank LaRose，2位共和党州议员，以及2位民主党州议员。有关Gerrymandering这一重要概念，参见《田忌赛马，意在大选》。用一句话来概括Gerrymandering，就是本来是选民选政客，结果变成政客选选民。该文也详细介绍了北卡高等法院上周维持了共和党人控制的该州议会通过的新国会选举地图的合法性。强烈推荐大家看完该文再看今天这篇。

 

 

法院判决与媒体报道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7位大法官里，首席大法官保守派的Maureen O’Connor与3位自由派大法官站在了一起，判决被告“重划选区委员会”没有依据2018年防止Gerrymandering的州全民公投(Ballot Measure)来划选区，从而导致划出的结果过分有利(unduly favors)共和党。另外3位保守派大法官持异议(dissenting opinion)，认为多数意见大法官们没有给出一个判断什么是“过分有利”的可以操作的标准(workable standard)。

像上一篇讲北卡Gerrymandering的文章一样，咱们吃瓜群众来自己看一下数据，就知道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了。在2020年大选中，俄亥俄州53%的选民投票给特朗普，45%的选民投票给拜登，但是由于上一次的Gerrymandering，该州16个联邦众议员席位，12个是共和党，只有4个是民主党。如果“重划选区委员会”在30天内递交新的报告符合州最高法院的要求，咱们将在今年中期选举时看到结果，届时可知根据新的人口统计结果分配到俄亥俄州的15名众议员席位有多少属于共和党，有多少属于民主党。

 

“田忌赛马”结果挺明显的

歪个楼。从Adam v. DeWine这个案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俄亥俄州的政治精英是有家族传统的。州长Mike DeWine的儿子是州最高法院4位保守派大法官里的一位Patrick DeWine。有意思的是，州长作为被告的案件，他的儿子作为大法官居然没有回避。“重划选区委员会”里仅有的2位民主党人是父女搭档州参议员——父亲Vernon Sykes和女儿Emilia Sykes。再联想到咱们国人熟悉的老布什和小布什这对父子总统，以及2016年跟特朗普竞争共和党内总统提名人的小布什的弟弟时任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也许我们可以把本段开头的结论从俄亥俄州扩大到全美国吧。 

二、全国范围内党派Gerrymandering的现状

北卡的诉讼还没到州最高法院，所以俄亥俄是州最高法院判决该州Gerrymandering违法州宪法的第一个州。根据538网站的统计，像这样的诉讼，至少还有8个，而正在进行选区重划的州达到了26个。下一个最有可能被州最高法院推翻的选区图就是上一篇文章讲的北卡选区图。

 

538网站的统计

这里有3个问题。第一，这9个(可能会更多)的诉讼，各州最高法院会不会都判决基于党派的Gerrymandering违法该州宪法?如果有的判违反，有的判不违反，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答案，需要看到这些案件更多的进展。对于不同州最高法院对Gerrymandering有不同判决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届联邦最高法院应该不会介入，既然是州内的问题，不是联邦问题，那么各州有不同的操作也很正常。参见《田忌赛马，意在大选》里面提到的2004年到2019年3个案件的分析。

第二，判决Gerrymandering违法宪法的州的重划选区委员会，新划出来的选区图会不会换一种符合该判决的方式继续搞“田忌赛马”，从而导致结果跟之前划的差不多?538网站比较悲观，认为会的。我想不出，在俄亥俄州Adam v. DeWine这么明确的判决后，重划选区委员会有多少的技术操作空间，可以在30天之内既不违反该案判决，又能划出共和党占优势的新选区图。毕竟正如3位异议大法官所言，多数意见并没有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标准。

 

第三，假设大部分州的Gerrymandering都被判违反州宪法，而且新的选区图都没有明显的“田忌赛马”操作，这样是不是对今年民主党中期选举有利?我认为是的，因为共和党在过去的Gerrymandering操作中获益比民主党多，所以如果这个问题的两个假设前提都满足的情况下，民主党是会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一些席位的。当然，根据以往的统计，执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失去一些席位。

 

二战之后中期选举的统计数据

另外，去年11月弗吉尼亚和新泽西州长选举也是今年中期选举的晴雨表，民主党丢掉了志在必得的弗吉尼亚，差点也丢掉了新泽西。外界对民主党今年中期选举十分不看好。

三、结语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是送给拜登和民主党的一个大礼包。如果真的因为这一系列的判决肃清了党派Gerrymandering对选区的不良影响，那么民主党就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中保住两院简单多数，从而让拜登不成为跛脚总统，有更多时间去施政，也有更大的机会在2024年连任了(从而阻止特朗普回归)。这些判决更长远的意义是，消除了民众厌恶的“政客选选民”的操作，让选举真正反映民意，去除美式民主的一大顽疾。重任，落在这些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肩上。

 

拜登对Gerrymandering的态度

来源时间：2022/1/16   发布时间：2022/1/16

旧文章ID：26927

作者：杰弗里·库奇克等  来源：同济战略派

杰弗里·库奇克(Jeffrey Kucik)，亚利桑那大学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和詹姆斯·E·罗杰斯法学院副教授，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埃默里大学博士、普利斯顿大学博士后，著有《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拉詹·梅农(Rajan Menon)，纽约科林·鲍威尔学院安妮和伯纳德·斯皮策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席、哥伦比亚大学阿诺德·A·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大战略项目主任(国防领域)，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博士，著有《人道主义干预的自负》等。

美国真的能与中国脱钩吗?

尽管存在分歧，但美国总统拜登仍然维持着特朗普对华的强硬路线。拜登和特朗普一样，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减少自身对中国产品和供应链的依赖而“脱钩”——其依据是所谓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抱持这种信念的并非只有拜登一人：令那些期待更多中美贸易和投资的支持者失望的是，拉开两国经济距离的举措正在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

然而，即使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经济脱钩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拜登政府想要成功，那么美国不仅必须要重新调整其全球化经济的绝大部分，而且还要确保中国的相关重要贸易投资伙伴国参与其中——这两个目标都将比美国政府所预期的更难实现。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持续着特朗普的脱钩努力，即便其措施更加温和。2021年6月，美国白宫阐述了一项提高国内生产的综合计划，以减少美国对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那些源自于中国的供应链。它主要关注半导体等关键行业(近几十年来，美国在这些行业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以及稀土资源(美国约80%的需求依赖于中国)等。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公司投资特定的中国公司(其中一些已经在特朗普的“黑名单”上，包括华为公司)。

拜登和民主党议员也在推动大规模的投资，以减少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关键产品的依赖。这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所推动的“创新和竞争法案”的目标——它是一项多达2500亿美元的大型计划，旨在资助科学研究和扩大尖端技术的制造。舒默的法案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且得到19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两党一致认为在美国“锈带”建立新的技术中心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经济脱钩的批评者(尤其是美国商会)警告称，这将扰乱现有的供应链，加剧生产延迟，并迫使企业和消费者支付更多的费用——尤其是因为生产重新配置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拜登政府正面临美国公司要求终止特朗普时代关税的紧急呼吁。此外，如果舒默的提案成为法律，中国将会减少从美国的进口，而这可能会再次对美国农民和能源生产商造成损害。

美国的脱钩努力已经影响到了本国的消费者。由于特朗普单方面地采取行动，他的脱钩战略只对美国经济本身产生了直观影响。事实上，通过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特朗普增加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仅在2018年就增长多达800亿美元。此外，美国获得的工作岗位数量并不符合特朗普的夸张承诺，相反还净损失了25-30万个工作岗位。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确实有所下降，但也只是很小幅的下降(从2016年的3468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3443亿美元——相关数据考察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

对于美国而言，脱钩战略的成功需要拜登放弃他的单边政策，并动员与中国有大规模贸易投资关系的国家采取集体行动。

拜登政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在2021年6月的G7峰会上就“重建更美好世界”伙伴关系达成的协议——该项目被视为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尝试。上述计划寻求加强G7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金融协调和经济发展方面予以大规模投资。或者说，加入中国轨道的国家越少，美国就越容易调整其经济关系。然而，相比于白宫所做的事情，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具战略性和实质性的努力。

最近，拜登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特朗普时代对欧洲钢铁征收的关税，该关税自2018年以来已经导致欧洲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下降了53%。新协议取消了对价值约70亿美元的欧盟钢铁和铝的出口关税，并且可能会改善美国对华统一战线的前景。美国和欧盟已经重新在风力涡轮机软件以及与电信和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技术领域展开知识产权方面的行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正急于同中国脱钩。欧洲贸易专家预测，这样做会阻碍整个欧洲的增长并减少收入——在中国经营的欧盟跨国公司对此表示赞同。中国欧盟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欧洲公司继续看重中国利润丰厚的市场，并没有将投资转移到其它地区的新计划。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最近回应这一观点称：“完全脱钩……将对我们造成损害”。事实上，欧盟的潜在不利因素是巨大的：2020年，它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7450亿美元，使中国(而非美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全球门户项目(至2027年，计划投资围绕国际基础设施、数字通信和绿色能源投资3400亿美元)是对抗中国经济实力的大胆举措。然而，《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为什么在布鲁塞尔胡说八道”的专栏中嘲笑这一计划“主要是现有承诺、贷款担保和夸张预期的混合体……而不是实际的新支出”——他们可能是对的，特别是因为与中国同期承诺用于外国基础设施项目的1万亿美元比较，3400亿美元就有些相形见绌了。

为了让拜登政府的脱钩战略发挥效果，日本也必须要加入其中，但后者政府现在也损失惨重。中日经济现在已经深度交融：40年前，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0亿美元;到2019年，它已飙升至3040亿美元。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在激增，至2020年达到了113亿美元，占日本在亚洲总投资的27%。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试图转向，并在2020年拨款22亿美元，以吸引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公司迁回日本或东南亚国家，以实现日本供应链的多元化。迄今为止，已有87家日本企业获得了此类支持。这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趋势：在2012年的峰值点，有14394家日本公司在中国经营;而到2019年，则已经有700多家日本公司陆续离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日本公司的重要投资场所，尤其是那些与汽车生产相关的公司。据统计，这些公司占日本对华投资的一半。虽然在中国转让技术和建立广泛的供应链存在着风险或产生针对自身的竞争，但日本公司依旧认为这是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可接受风险。事实上，在2020年日本公司计划增加业务和出口的国家/地区中，中国仍然排名榜首——这表明，日本政府对脱钩的经济成本有着深刻的认识。

鉴于同中国的广泛经济联系，韩国的地位则更加不稳定。尽管韩国对西方的出口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增长，但中国依然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2020年的对华出口额总计1330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27%;而对美国的出口则为744亿美元，对日本的销售额为251亿美元。根据韩国产业经济贸易研究院的数据，韩国五分之一的进口来自于中国，高于日本和美国。这些进口产品很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并会导致代价高昂的生产延误和消费短缺。

而在更广泛的亚洲地区，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占全球GDP30%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表明：与中国脱钩并不是主流趋势。

经济联系并不是亚洲国家对脱钩持谨慎态度的唯一原因。就韩国而言，随着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平衡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韩国政府将不敢采取任何可能刺激中国的举动。但同时，韩国的反华情绪也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韩国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尽管如此，随着韩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变化，其政府将会更加留意遵循美国制定的脱欧脚本的风险，并且可能更愿意避免对中国采取经济攻势。

鉴于组织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致力于经济脱钩的有凝聚力的联盟存在困难，该战略不太可能改变中国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减少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转而支持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增长。即便美国的“脱钩”取得进展，中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国家统一等核心优先事项。

此外，即便脱钩对中国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它对美国仍然有一定的好处——减少美国对脆弱供应链的依赖，有助于使其经济免受过去两年中美贸易中断的影响。对美国而言，投资国内产能早就该进行了。如果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建立伙伴关系的同时完成，那或许会更好。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1年1月11日文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2/1/16   发布时间：2022/1/16

旧文章ID：26926

作者：纪硕鸣  来源：硕鸣灼见

叫南中国海，却认为中国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合法。 为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主张，西方国家是运用了武吓、文攻的套路。 早前，不断打着航海自由权，不惜动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耀武扬威，在南海来来回回巡游。 最近又出了报告，以自己的理解描述，针对南中国海的中国主权主张，指控中国的主张大部分不符合国际法，也不存在历史的权利。

远在西半球的北美洲，美国把手伸到了东半球，要为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定性。美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报告，由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物局出面撰写，对2014年的有关报告作了更新。系列报告题为《海洋疆界第150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妄想要把中国从南中国海剔出去。

这份新报告总共有47页，阐述指中国以历史权力为依据，但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报告还称，北京声称拥有海洋权的100多个岛礁，美国都进行了技术分析，探明了这些南中国海的岛礁，在潮水高位时会被水淹没。所以呢，结论简单粗暴，这不算领土。美国下结论指，依据国际法，对这些岛礁其周边的12海里海域，中国并不享有主权。

针对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也曾作出单方面裁定，指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符合国际法的。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借此要求中国在声索海洋权益时，要尊重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国际法规。北京一直不接受这样的仲裁，认为类似仲裁毫无根据。 再拿这类所谓仲裁说事，要中国遵守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事宜做出的裁决，目的为否定中国主权。

其实，美国的意图很明白，大老远的插手东半球的事务，是想主宰南中国海，挑动东南亚在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群起围堵，达到遏止中国的美国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议时，就明确重申，美国致力于东盟的中心地位，还强调了东盟对印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关键角色。

去年7月，在所谓的国际仲裁庭有关裁决五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发表声明，指中国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是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还强调说，美国与东南亚盟国合作伙伴站在一起，要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这是布林肯首次东南亚之行的表态，本质上就是想要煽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指美国持错误立场，称"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这是意图搞乱东南亚，达到从中渔利的之目的。这极不利区域和平稳定，北京指美国是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

其实，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报告，是老生常谈了。去年，拜登政府就已经宣布过，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中国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美国针对中国，要主宰南中国海的态度完全相同，无关历史、法律，而就是针对中国。

来源时间：2022/1/16   发布时间：2022/1/14

旧文章ID：26923

作者：钟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2022揭开序幕后美中关系未见好转，台湾议题依然是华盛顿与北京长期纠结的分歧所在。尽管拜登政府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但中国官方仍然指责美国试图“歪曲和掏空一中原则”，近来美国官员关于台海议题的说法也引发一些人质疑，究竟美国对台湾与中国统一的立场是什么?美国强调反对台海现状被单方面改变的立场是否意在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正在改变?拜登政府是否在采取实质上的“一中一台”政策?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Ely Ratner)上个月在参议员外委会“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听证会上的证词中一开始就指出，台湾安全对美国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台湾位于第一岛链重要节点(node)，是美国同盟及伙伴网络的定锚–这个网络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再到南中国海，它对区域安全非常重要，也是护卫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利益的关键。”

第一岛链节点说法引质疑

拉特纳这段讲话引起外界许多注意，《金融时报》12月28日一篇报道说，拉特纳关于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的声明，与美国驻远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thur)1950年称台湾有如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战略利益极为重要的说法极为相似，拉特纳也强调了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称台湾“位于第一岛链重要节点(node)，是美国同盟及伙伴网络的定锚。”

报道说，“人们或许会记得，这是一个华盛顿终于坦承它对台湾意图的时刻。至少在北京，这个声明被解读为美国已抛开所有它可能接受台湾与中国统一的伪装。”

美国学者也对拉特纳的说法提出疑问。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上星期(1月6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场对话活动中，就被曾任国务院情报官及历史学家的主持人艾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问到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美国是否接受统一须厘清

米勒说，拉特纳(Ely Ratner)有关台湾是第一岛链重要“节点”，也是美国重要战略利益的说法，“在我听来像是一个美国必须遵守的承诺。”他问坎贝尔，“我们是否仍然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我们理论上能否接受统一，如果它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很难想象如此的情况，但那是否仍然是我们的政策?”

坎贝尔首先承认正如米勒所说，“这是国家政策中一个非常敏感的元素”(This is a very sensitive element of national policy)，但他没有直接答复米勒的提问。他说，他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它与以前的做法是一致的。我们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确实有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对话与接触。我们还致力于努力提高威慑力，以确保更普遍地维护这种和平与稳定。”

在坎贝尔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同样被要求就美国对中国与台湾统一的立场做出澄清。

12月17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对话活动中，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务院亚太助卿的拉塞尔(Daniel Russell)在沙利文重申美国致力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一贯政策后提问说，他很高兴听到沙利文确认美国的优先政策是要维持台海现状，确保美国不会面对台海突发军事状况，但他问沙利文，“你能否澄清，你不是在提供理由说，由于和北京日益增加的战略竞争，美国现在的政策是要阻止任何情况下的统一?”

反对武力改变现状

目前是亚洲协会亚洲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拉塞尔说，他知道今日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可能性不大，但“我希望你能表明，美国政府并不是在对统一的可能性关上大门，正如你也期望中国决不会认真考虑替代选项一样。”

沙利文在答复拉塞尔的提问时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统一”这个词。他说，拉塞尔的讲法没错，他也感谢有机会能澄清这个部分，那就是当他提到现状时，意思是指不能有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以武力改变现状。“不过，不，我们并没有从你刚刚所说的那个立场离开。”

沙利文继续重申美国数十年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立场，那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三个公报。“我并不是在发信号或暗示对那个立场有任何有意义或实质上的调整，当然更不是你问题中所指的那种情况。”

对台政策是否有变?

曾经长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情报官的保罗·希尔(Paul Heer)12月10日在《国家利益》网上发表文章，对拉特纳在听证会上的声明提出疑问，他认为拉特纳和同时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他们的证词中包含了美国对台政策“微妙和重要的转变”，他质疑拜登政府是否在采取“一中一台”政策。

希尔说，拉特纳的说法很难不让人做出一种解读，那就是它反映出的判断是“台湾与大陆的统一(reunification)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允许。如果台湾是一个重要‘节点’及美国在地区安全重要的锚，那么它决不能落入中国手中”，无论这是否是拉特纳的意图，但希尔认为，这就是北京接收到的信息，北京也将“依据这个信息重新校正它的战略计划。”

他说，拉特纳和康达的声明基本上是在“为华盛顿反对台湾与大陆即便是和平统一提供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台湾不受中国控制的自治，对美国利益及地区安全极为重要。

台湾独立非核心议题

希尔也指出，自1950年来美国即主张，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悬而未决”(undetermined)，并例行性或至少偶尔确认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但他认为，台湾正式独立并非核心议题，因为台湾自己经常强调它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没有理由再采取行动进一步正式宣布独立，因此“核心议题是，台湾是否能实现与大陆的永久分离”，而拉特纳的说法影响便在于，“它为美国支持台湾(与中国)的永久分离提供逻辑”，而此一逻辑的确强调了这种分离状态对美国是一个战略必要。

对于拜登政府官员的表态是否显示美国在对台政策上有所转变，华盛顿是否反对台湾与中国统一，以及是否实质上在采取“一中一台”政策等问题，前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在于台海的和平稳定。

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的何瑞恩说，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持久利益就是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美国政府最有利的，就是在这个利益指引下维持坚定与一贯的政策。”

美国一中政策未变

华盛顿大学(UW)国际关系研究助理教授林于翔(James Li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美国一向支持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自1950年代以来，这一直都意味著美国在保持一个微妙的现状，“一方面支持台湾，另一方面也对北京的政治目标采取安抚的态度。”不过他说，美国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说，“我认为拜登政府仍然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运行，这个政策‘体认’(acknowledge)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宣示。在实践上，这个政策多年来一直都历经厘清和小幅调整的过程，例如透过‘六项保证’。”

关于拉特纳在听证会上的说法被一些人解读为美国希望台湾与中国保持永久分离状态，因为如此较符合美国的利益，林于翔表示，自1950年至今的大部分期间，“美国正式支持永久分离是北京不能接受的，也可能造成地区的不稳定，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不认为美国会单方面改变这个立场，这是因为它对地区不稳定将造成潜在风险。”

拜登政策非“一中一台”

此外，也有人认为拜登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升级与台湾官方接触，并为台湾的国际参与发声的做法显示美国实际上正在采取“一中一台”政策，林于翔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说，“‘一中一台’政策在实践上将表示对现状做更重大改变，例如支持将台湾的国际地位改为‘台湾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但那并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

林于翔认为，拜登政府近来对台湾的做法，包括增加外交接触和更公开支持台湾等，这些都是比较小幅度的改变，美国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待台湾。他说，“拜登的政策并不是要公然迫使北京处于一个难以在‘一中一台’政策下维持的地位。”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詹姆斯·李(James Lee)同样不认为拜登在谋求“一中一台”政策。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拜登政府在寻求‘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拜登政府在做的是试图以‘一个中国’政策来适应台湾海峡日益加剧的紧张。话虽如此，我认为这个政策的界线是什么仍然存在混淆，拜登政府寻找及界定那些界线的做法制造了一个误解，以为美国现在在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政策。”

有如裁判对主权问题保持中立

在台湾的主权问题上，詹姆斯·李说，美国对主权的实质内涵保持中立，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统一或独立，不过“美国对于过程并不中立：它反对台海两岸任一方单边改变现状。”

他说，近年来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采取更决断的姿态是因为，华盛顿一直在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但那并不表示美国已界定出一个对统一或独立偏好的立场。美国就像一个裁判：它在那里执行游戏规则，而不是在那里把球朝任何一个特定方向移动。”

统一过程须和平，受台湾人民支持

詹姆斯·李进一步解释，在提到美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时，它的意思是指美国对主权问题保持中立，不持立场，“因为‘不支持’位于‘反对’与‘支持’的两个极端中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统一问题的立场是，它必须有台湾人民的支持：如果台湾人民支持统一，美国不会反对;不过如果台湾人民不支持统一，那么美国就会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来强迫台湾人民接受北京的统一条件。”

华盛顿大学的林于翔也认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支持台海分歧和平解决，“这是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目标”，在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第2b条款中对此有详细规定，那就是美国认为“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做法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的威胁，也是美国的严重关切。”

“历史上，在1979年以前，这保留了当时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寻求统一的可能性，美国也会接受那个可能性。不过今日台湾社会趋势显示，统一极度不受欢迎，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再现实，我想这是所有各方都明白的。”

台湾人民对统一意见分歧

林于翔说，由于台湾民意分歧，“任何‘统一’(unification)看来更有可能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单方面的，因此它是非和平的，对美国也变得问题更大。”

尽管美国官员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北京当局依然指责美国试图“以台制华”，并且在“掏空”、“虚化”和“歪曲”中方的“一中原则”。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月30日在接受《新华社》等官媒采访时说，美国违背建交承诺，“纵容鼓励‘台独’势力，试图歪曲和掏空一中原则”，如此不仅将把台湾带入危险境地，美国自己也会面临不可承受的代价。

王毅还说，中国实现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势，“台湾除了和大陆统一，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来源时间：2022/1/16   发布时间：2022/1/15

旧文章ID：26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