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评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台籍讲师、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宗昊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2月号发表专文《中美角力与台海战略情势评析》，作者认为：要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否转变，“听其言、观其行”仍是有效的不二法门。但是在美国自说自话的前提下，要能成为“听其言”的依据，需要的是清楚、精确的话语。在此标准下，拜登、沙利文频频出口的“保卫台湾”仍是一个庞大且含糊不清的用语，关键是并没有真正给出“美国出兵”或“美军协防台湾”这样的具体承诺。虽然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美方在台海主要采取的是政治攻势，相比直接的军事对抗是较为缓和的，但毕竟是在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与底线;中方的政治牌较少，往往以增强军事压力的方式来回应。随着彼此间紧张关系的不断积累，是否有朝一日会从“量变”走向“质变”，让中美关系滑落至不可测的深渊，也仍然存在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

近期台海局势的真实写照，正如成语所描述的——“多事之秋”。先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10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当被问到美国是否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以“保卫台湾”时，他宣称：美国现在就将采取行动，努力阻止那一天的到来。之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10月21日在电视节目与选民交流时也提到，面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美国准备“保卫台湾”。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于10月26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时，又首度证实有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这些言论都引起了轩然大波，让台海情势迅速升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态势也在东亚蔓延。

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海的战略模糊是否已然转变?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是否势不可免?台海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一时之间，这些都成为引人热议的话题。

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是否转变?

要探讨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是否转变，得先回到战略模糊的起源。究其实，所谓的“战略模糊”根本上就是美国自说自话、两面讨好的策略。一方面，在应对中国大陆的时候，美国会说美中之间签有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也有“一中政策”，所以会尊重中国的立场;另方面，在面对台湾的时候，美国又说长期以来美国国内都有《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2018年又出台了《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进一步推动美台之间高层官员的互访、交流，美国当局的政策会遵循法律。 如此一来，就让美国无论做任何举动，都可以说自己有行动依据，都能够左右逢源、自圆其说。要向北京施压时，就以国内法为藉口打台湾牌，得偿所愿后又以“一中政策”为由搪塞台湾，如此循环往复，就出现了对美国当局非常有利的模糊空间，可供谋求在台海的最大利益。

不同于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就是在两岸之间明确选边站(在当前态势下意味着选择台湾)，给予从政治(承认、建交)到军事(协防、军事联盟)的全面支持。其实这就类似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前的状态。必须指出的是，战略清晰意味着立场明确，也就难以存在弹性操作的空间;而战略模糊衍生出的弹性空间可大可小，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美国当局的政策而调整。

要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否转变，“听其言、观其行”仍是有效的不二法门。但是在美国自说自话的前提下，要能成为“听其言”的依据，需要的是清楚、精确的话语。在此标准下，拜登、沙利文频频出口的“保卫台湾”仍是一个庞大且含糊不清的用语，关键是并没有真正给出“美国出兵”或“美军协防台湾”这样的具体承诺。

所以“保卫台湾”既可以指美军直接参与到台海冲突的第一线，也可以指加强对台军售、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包括当台海真的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会进行外交斡旋，联合盟友集体施压、阻止事态恶化。如果指的是后者，则军售和外交斡旋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出现以来就一直在进行，虽然近年来强度有所增加，但仍然不足以主张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意图已发生从“模糊”到“清晰”的根本转变。

特别是“卫台”言论出现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10月31日接受CNN的采访时，面对主持人反覆追问美国如何保卫台湾，他却避重就轻，祇强调了“美方会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不愿明确承诺“美方会出兵协助守岛”。紧接着11月4日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德国记者的追问下，也效法上司继续“打太极”，不肯正面回应。由此可见，拜登当局所做出“保卫台湾”的表态，更像是一种外交辞令，并非明确的军事承诺。

进一步而言，美国选择在此时释出和中国大陆对抗性更强的“卫台”言论，主要是为了对其国内民众和国际盟友进行政治宣传。特别是拜登当局的官员都是利用媒体采访的机会宣称要“保卫台湾”，舆论操作的痕迹明显。

对美国国内的群众来讲，这可以展现拜登当局是一届有担当、敢作为的政府，打造出强力的形象，有助于巩固执政的正当性。尤其是当前美国国内的问题层出不穷，联邦政府债务、通货膨胀、供应链危机、疫情反覆等纷至沓来，拜登当局的施政满意度却不断下滑，利用国际情势转移对国内矛盾的关注不失为一个应急的有效方案。 从国际层面来说，拜登希望在外交上强化联盟的凝聚力，尤其要强化美、日、澳、印四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来防堵中国。近期台海出现了事态升级，为了威慑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军机加强巡航台海，对台湾地区施加的军事压力有所提升。在这个时候美国势必要强力回应，不能够示弱，才能有效团结盟友。

二、政治攻势 vs 军事增压

如果再从“观其行”的面向来看，美国在台海的动向确有不同以往之处，特别是在10月上旬主动抛出有美军在台协助部队训练的讯息。就在拜登当局释出“保卫台湾”的言论后，“捡到枪”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接受CNN专访时就忙不迭地证实有美军在台，她也成为多年来第一位承认岛内有美军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其实有现役美军在台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包括保卫美国在台协会、协助台军训练等，都是行之有年的“公开秘密”，相信大陆对相关情势也都有把握。尽管如此，历届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对此还是低调以对，避免激化两岸关系。但是蔡英文却反其道而行，在媒体上公开宣称有美军在台，如此高调的操作，就是试图敲钉转角，深度捆绑台美军事合作，甚至故意让人产生台美建立军事联盟、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的想像，这符合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利益。

对内而言，宣传有美军在台，营造有美军保卫台湾的想像，能有效吸引台湾民众的支持。特别是亲绿且立场激进的民意机构代表陈柏惟刚在台中选区被罢免，挑战绿营执政权威的四项公民投票案又将于12月份登场，面对蓝营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执政表现不佳的蔡英文当局亟需一个对外的抓手，以转移内部的注意力，并操弄意识形态换取支持。

对外而言，证实有美军在台，可以营造一种台湾站在“抗中”第一线、承受庞大军事压力的形象，有助于吸引更多“友邦”的同情，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大陆有所忌惮、热衷参加美国阵营围堵中国的国家。在美国掀起“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的话题后，台湾需要更多的“友邦”在各种场合帮忙推波助澜。这一切都会反馈回台湾并增加绿营的政治筹码，无疑为执政绩效不佳的民进党当局提供了续命稻草，也难怪蔡英文会一改前人作风，要高调宣传美军在台了。但很明显的，这一切操作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意义远大于实质的军事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蔡英文祇是证实了有美军在台，而相关消息却是由美方自己在10月上旬主动释出的。结合沙利文与拜登有关“保卫台湾”的言论，其实明确的军事承诺不多，更像是一轮披着军事外衣的政治宣传。再加上10月26日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炒作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可以说在近期台海的中美角力上，美国频频利用台湾牌打出了一波凌厉的政治攻势。

其实拜登当局自上台伊始，就明确释出应对中国的战略思路。在口头上宣称中美之间没必要发生冲突，美国也不想陷入与中国的“新冷战”;但在实际行动上则用“极为激烈的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来包装其台面上和台面下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军事行动上和政治宣传上与中国针锋相对。无论是美军在台、拜登当局声称要“保卫台湾”，或是鼓吹让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都是在政治宣传上的作用远大于实际的军事行动，也都可以视作美国对华进行“激烈竞争”的具体表现。这些行动迅速逼近了美国在台海战略模糊的底线，虽然尚未逾越而蜕变为战略清晰，但相较以往，已大幅压缩了可供操作的弹性空间。

为了避免陷入全面的“新冷战”，甚至直接的军事对抗，美国对局势仍有进行控管。就在拜登释出“保卫台湾”的言论后，白宫立即出面澄清美国的对台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在11月7日CNN的节目中，沙利文也再度强调美中关系不是“新冷战”，美国政府寻求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并会继续坚持“一中政策”。而在CNN对蔡英文的专访后，台湾的防务部门也赶紧出面解释，美军人员在台祇是协助训练而非部队进驻，为局势降温，做法和美国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美方对政治攻势的操作就是进两步、退一步，仍试图为局势留出转圜空间;这也说明当前美国在台海的底色仍然是战略模糊，不过模糊程度正在消退中。

在台海的中美角力过程中，美方发动更多的是政治攻势，包括放出美军在台的消息、“保卫台湾”的言论，炒作台湾入联话题等，而中国大陆的应对则是默默增加了军事压力。除了海空军的巡航外，在10月26日台湾媒体报道首度有解放军的武装直升机(武直10、米17各一架次)进入台海空域，而且还是陆军使用的型号，明显是从福建沿海起飞，而非军舰。空军战机威慑的祇是空域，而直升机的作战范围则包含由空到陆(由空到海)的双重维度，甚至包含人员的登陆。直升机演练长途奔袭台海空域，隐含着解放军可能有进一步开展登岛作战与陆上行动的企图，军事压力明显较以往升级。

台军官员和岛内媒体则试图转移民众注意力，宣称解放军可能是在演练空降部队进攻东沙岛。但就连美方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针对东沙岛所做的兵棋推演都承认，一旦解放军采取行动，台美双方除了全面战争之外几乎找不到可靠的应对方案。由此可见，解放军的目标如果是东沙岛，根本不用多此一举进行演练，直升机进入台海空域所剑指的目标已相当清晰。虽然大陆祇做不说，没有对此大肆宣传，明显也是想给局势留下转圜余地，但在台海剑拔弩张的气氛却已加剧。

三、展望

结合前述“听其言”和“观其行”的面向来看，美国在台海的作为尚未逾越战略模糊的底线，全面蜕变为战略清晰;但另方面，情势确实正在变化，在“激烈竞争”的包装下，美国前所未有的政治攻势接连不断，拜登当局已迅速向战略模糊的底线逼近，不仅大幅压缩了中美之间的弹性空间，也让双方针锋相对的态势不断升级。对于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有三个面向值得关注。

首先，拜登当局在现阶段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执行方案已较为明朗，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压力为辅(或者说是披着军事外衣的政治攻势)。考虑到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困境，与中国在台海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高，而政治攻势确实最为经济实惠，又能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所以成为拜登当局行动的首选。在未来三年的任期中，政治攻势应该还是拜登当局在台海的主轴。

而军事选项除了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意愿，诚如CNN的主持人塔珀(Jake Tapper)在10月30日与众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对谈时所指出，很难想像在经历长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人还会愿意为了保护台湾去和中国大陆打仗。所以美国政客对台海局势喊话的调门虽高，但采取军事行动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中却是不得人心的做法，也会进一步制约拜登当局考虑军事选项的可能性。

其次，虽然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美方在台海主要采取的是政治攻势，相比直接的军事对抗是较为缓和的，但毕竟是在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与底线;中方的政治牌较少，往往以增强军事压力的方式来回应。随着彼此间紧张关系的不断积累，是否有朝一日会从“量变”走向“质变”，让中美关系滑落至不可测的深渊，也仍然存在可能性。

拜登在11月2日受访时表示，不担心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这是竞争，不一定是冲突”，并且能容许意料之中的冲突。拜登的发言令人担心，他可能过度低估了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过度高估了双方管控局势的能力。彼此并不想打、但最终却不得不战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为经典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意外将列强拖入战争，最终造成让欧洲明灯熄灭的悲剧。如何逼近红线但又不越过红线，考验中美双方的政治智慧。但上策仍是不要采取底线战术，从根本上避免意外、误判与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台海局势的发酵会带动周边局势的变化。日本的岸田政府和印度的莫迪政府对华谈不上友好，中澳关系更是陷入低谷，美国在台海的卖力演出会鼓舞这些国家，并增强四方机制的凝聚力，增加中国应对的压力。但辩证的来看，原本单纯的双边关系经过捆绑反而成为传递冲突的网路，一旦在他处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传递到台海并引爆局势，反之亦然。

结合前述美国正在采取的底线战术，已大幅压缩了中美之间的弹性空间，在双方缺乏互信之下，小冲突却导致情势失控的危险性正快速上升，这明显不是美国乐见的局面。如果要避免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大国政治的悲剧”，其实在一开始时的策略就要有所约束，不要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如今的台海情势已和全球局势交织，大幅增加了管控台海局势稳定的难度。

来源时间：2022/1/16   发布时间：2022/1/16

旧文章ID：26921

作者：  来源：尚道战略

1月14日，美国《国会山报》发文，“拜登的对朝战略因朝鲜导弹的发射而备受压力”，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朝鲜的威胁，拜登可能很快将被迫采取行动。朝鲜最近几天通过挑衅性导弹发射展示了其军事实力。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对北韩的态度更为温和，他一直呼吁在两国之间的许多问题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公开对话。

拜登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朝鲜开始这样的谈判，但平壤本月至少发射了两枚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报道，挑战了拜登目前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四称，平壤最近的导弹试验“严重破坏了稳定”，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与韩国、日本和联合国密切协调，准备做出回应。

布林肯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我们非常关注盟友和合作伙伴，以确保他们和我们都得到适当的保护，并确保朝鲜的这些行动会产生后果。”

专家表示，拜登政府对朝鲜的关注已经在其国际优先事项清单上下降。其他挑战，如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重启与伊朗的核协议以及美国暴力撤离阿富汗所带来的后果，都需要更多的关注。

“渴望开始新的外交攻势与朝鲜接触已经势在必行，但是朝鲜这方面的意愿却很低,”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s Stokes)表示，他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印太安全计划的研究员。

斯托克斯说，拜登政府对北韩的战略是寻求在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之间取得平衡。奥巴马政府被称为“战略忍耐”，在平壤改变其行为之前不进行高层接触。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两次不成功的面对面会晤。斯托克斯表示：“拜登政府的政策名义上是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拜登政府显然已经准备好与朝鲜官员坐下来，无论是面对面还是线上的，但朝鲜一直不愿坐到谈判桌前。”

拜登官员表示，他们不会忽视平壤正在进行的导弹试验，最近一次试验是在1月10日进行的。美国财政部周三发布了针对五名朝鲜公民的制裁措施，称这些人参与了为平壤的武器计划采购商品，并表示，这是对朝鲜自2021年9月以来进行的至少六次弹道导弹发射的回应。朝鲜发射的导弹包括报道的1月10日发射的一种先进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1月5日发射的另一种高超音速导弹，10月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以及9月11日和12日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

美国有关机构仍在分析这次最新的测试，这次测试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暂时暂停了一些西海岸的航班，但有关发射的其他信息很少。五角大楼周四拒绝就其评估的导弹类型发表评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说，尽管导弹试验具有挑衅性，但并不一定是对平壤的邻国或美国的直接挑战。

“我认为朝鲜主要是为了研发目的进行这些试验，”他补充说，“这是金正恩去年宣布的一项政策的一部分，他希望测试一系列新技术”。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对朝鲜问题缺乏关注，称美国驻韩国大使提名的延迟是“重大疏忽”。他说:“我去年11月在首尔，有很多人提到这一点，认为这表明拜登政府对韩国问题普遍不感兴趣，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尽快纠正这一点。据报道，他们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

拜登今年5月宣布，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成(Sung Kim)也将担任美国朝鲜问题特使。虽然这一任命是关注朝鲜半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潘达表示，这一双重头衔相当于把关注朝鲜作为一种“兼职”工作。他说:“鉴于朝鲜目前非常不希望进行外交活动，他做兼职是有道理的。人员配备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我确实认为，现在对朝鲜不感兴趣的根源更深了。”

虽然将于5月结束总统任期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将推进与朝鲜的和平关系视为其政治遗产的一个决定性部分，但与平壤达成“战争结束”宣言的关键目标也陷入停滞。

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953年以停战告终。文在寅的“终战宣言”不是和平条约，而是推进韩半岛关系的重要政治宣言。

潘达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韩国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Yoon Seok-youl)的胜利是否可能引发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发现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威胁到韩国，我支持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此表明了对北韩的强硬态度。潘达认为，“如果一个保守派，特别是尹锡悦赢了,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它会改变韩国的方向”。

与此同时，日本对导弹发射深表关切，并在国内就如何最好地加强防御展开辩论。东京强调与美国和韩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行动。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米渊正志(Masashi Mizobuchi)在当天向美国国会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日美、日美、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在应对北韩问题上非常重要。我们三国一直在与国际社会合作，密切合作，以促进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全面执行，并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

最有可能的回应是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但潘达表示，平壤为了应对疫情，已经将自己孤立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外界的压力不太可能改变其行为。他说:“新冠肺炎疫情给朝鲜带来的经济打击，比我们希望通过制裁带来的还要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他们愿意承受巨大的经济痛苦，仍然会想办法推进核导弹能力，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来源时间：2022/1/15   发布时间：2022/1/15

旧文章ID：26917

作者：丁铎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12日发表了关于中国在南海权利主张的第150号“海洋界限”报告。不出所料，这份长达47页的所谓“研究报告”几乎全盘否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甚至对中国政府还未公布的南海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海基线，报告也“先知先觉”地划设出来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对其合法性作出否定判断。报告在内容上毫无新意，它更像是为近两年美国涉南海“声明”“照会”披上一件所谓“学术研究”的外衣，实际再次暴露出美国在南海问题和国际海洋法上根深蒂固而又充满偏见的霸权主义思维和“教师爷”心态。

在该报告中，无论是对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的解释，还是对习惯国际法的解释，本质上都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和立场。一方面，在国际法上，争端非当事方的立场不是判断争端是非曲直和事实经纬的“金科玉律”。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也不可能等同于对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的“权威解释”。相关条约的解释通常是缔约国的权利，但美国目前并不是《公约》缔约国。

报告认为可以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来解释《公约》有关条款。诚然，《公约》一些条款是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一些条款经过发展已经具有了习惯国际法的地位。但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明显犯了一个错误，即刻意无视《公约》的谈判历史和缔约材料。《公约》谈判历史和缔约材料清楚表明，在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远海群岛、直线基线和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等问题上，《公约》或未予规范而将其留给一般国际法处理，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条款的模糊性，以实现缔约国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回顾历史就能发现，协商一致和一揽子交易是《公约》缔约磋商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两者都是鼓励妥协的程序。因此，试图对《公约》做仅仅照顾部分国家关切的解释，是不现实的。

美国此时发布这份报告显然是经过精心算计的。2014年，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审议案件的关键时期，美国国务院就曾发布关于南海断续线的第143号“海洋界限”报告。其中的核心论点和结论，实质上为当时所谓“仲裁庭”就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作出错误裁决提供了重要参考。2022年上半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可能审议马来西亚提出的南海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划定申请，这与中国在同一地区的领土和海洋主张完全重叠。美国发布第150号报告，完全否定中国南海主张的合法性，很可能是故技重施，试图以此来对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施加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的第150号报告专门提供了越南语版执行摘要，释放出鼓励越南在“采取国际司法或仲裁手段”固化非法侵占岛礁方面，采取更多实质行动的信号，试图为越南按自身单边意愿解决南海争端“打气助威”。

过去5年，中菲双方达成不以所谓“仲裁裁决”为前提处理南海问题的共识。菲律宾总统大选将于2022年5月举行，显然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是选出一个对华强硬、更依赖菲美同盟关系、视所谓“仲裁裁决”为有力武器的菲律宾总统。

美国不是南海领土和海洋争端的当事方，但在否认中国南海权利主张上却分外卖力。这在整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国际社会需要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对南海岛礁的主权。美国在很多场合言必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南海问题上，如果美国真的以维护规则和秩序为目的，就应该承认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是战后国际秩序所确立的，并且承认一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中国南海岛礁的非法占领构成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仍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频繁通过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手段介入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是名副其实的磋商干扰者和氛围破坏者。美国表面上极力否定中国作为争端重要一方的权利主张，实则是在不断挤压通过直接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空间，最终可能会把各方都推向死胡同，南海争端当事方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15   发布时间：20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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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本文改编自《人道：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塑战争》(Human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ed Peace and Reinvented War) ，由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撰写，于2021年8月31日刊登于《卫报》(The Guardian)。作者在文中仔细剖析了奥巴马在执政期间，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及流程，将“反恐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时间逐渐延长，使其常态化、普遍化。作者指出，更加人道的新型战争形式，虽然使伤亡人数有所减少，但却使战争本身更加容易持续。此外，奥巴马及其继任者虽然最开始都是以反战的立场参与竞选的，但当他们获得总统权力之后，却又成为了战争的鼓吹者。作者认为，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将不仅使世界陷入战争之中，同时也给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013年5月23日，和平活动家梅迪亚·本杰明(Medea Benjamin)参加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的演讲。在那里，奥巴马为其政府在反恐行动中使用武装无人机进行了辩护。演讲中途，本杰明打断了总统的讲话，批评他没有关闭关塔那摩湾，追求军事解决方案而不是外交解决方案。她被军警和特勤局迅速赶了出去。《华盛顿邮报》后来认为她是一个“捣乱者”。奥巴马本人在这场活动中有了更多反思，思索了她的批评，展开了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此刻是奥巴马在任期内对战争有最为清晰的道德认识的时刻，总统权力总是希望将无止境的、人道的美国模式化为现实。

就其所有的常规暴力而言，美国的战争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美方几乎完全免于伤害、而杀害敌方时则需要空前的谨慎的方式。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义务使战争更加人道——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要把附带伤害降到最低。美国等国家至少已经同意遵守这些义务，尽管在解释时相当放任，并且在战场上的应用也并不恰当。与过去相比，绝对和相对而言，受虐待的俘虏和死亡的平民都减少了。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事实，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在时间上也更加持久。

更加人道的战争的想法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说法。美国在海外的冲突仍然是残酷致命的，但它们造成的暴力不是唯一可怕的地方。这种新型的美国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最基本面并不是死亡，而是通过统治和监视来进行的控制。

奥巴马在他童话般的2008年竞选中曾经是作为反战的候选人参选的，而当事实证明他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都是一个强硬的实用主义者时，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感到惊讶。奥巴马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同时以其前任从未采取过的方式让国内民众接受战争的持续性——部分原因是奥巴马深谙将美国战争向人性化方向转变的政治用途。

在200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奥巴马宣誓就职后，美国战争初步实现了往人道方向的蜕变。随着上届政府最严重的罪行被否定，奥巴马的律师声称有权无限期地跨越空间和时间继续战争，为有目的性的杀戮目标制定了正式的法律框架。在奥巴马的眼皮底下，武装无人机帝国的崛起只是无休止的战争的延伸和扩展的象征。

“奥巴马政府充斥着律师精神，”《纽约时报》记者查理-萨维奇(Charlie Savage)说，他在奥巴马时期揭露出了许多爆炸性的国家安全新闻。但这种律师精神往往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合理化过程。萨维奇写道，总统的人“试图打击基地组织，同时坚持他们认为的法律制度”。尽管他们眼中的法律制度只意味着自我约束，但他们对人道的战争标准的承诺——虽然在法律理论或军事实践中并不完美——仍旧对一些美国人而言具有言辞上的力量，对战斗本身具有重大影响，并有助于产生无休止的战争。

奥巴马继续着布什后期开始的进程，但他更令人信服地宣传了国家作为可能的最不残暴的战争形式的管理者的正当性。他还改变了“反恐战争”本身。扩张和人道并行，这给奥巴马的战争打上了一个不祥的烙印。

除了其他缺点，美国战争的转型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其捍卫者和反对者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一切都太晚了。2016年11月，这让他们傻眼了。“他无情地质疑武力的效力，”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在奥巴马两届任期即将结束时说，“但他也成为总统中史上最成功的恐怖分子猎手，他将把一套成功的刺客都会羡慕的工具交给他的继任者。”无论如何严格控制、多么人道地实践和审慎地治理，这一结果都是可怕的——那时人们尚未知道，在戈德堡写完这些之后仅六个月后，奥巴马的继任者的真实身份就会被揭晓。

事实上奥巴马并不可能对恐怖主义视而不见。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对美国人民的保护。但是，奥巴马不仅设计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战争，而且他也不止破坏了美国先前对神圣和平的法律秩序的承诺。他的政策为一个令人震惊和可怕的结果创造了条件。

唐纳德·特朗普不是和平的使者(no dove)，但他利用了认为主流政治家都想要促成无休止的战争这样的看法。他赢了。道德宇宙的弧线穿透了无休止的冲突的人道化。但它却转向一个食人魔。国外越来越人道的战斗形式现在也给国内带来了灾难。特朗普继续重复着奥巴马所做的从反战候选人到无休止战争总统的旋转。而现在，乔·拜登也有可能这样做。

2009年3月，一份里程碑式的法律简报明确地、令人震惊地指出了奥巴马的战争将如何被执行，他以布什从未正式采取过的方式将“反恐战争”正式化和全球化。在进行反恐行动时，不会有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限制。这比奥巴马更广为人知的改革(象征性地禁止酷刑或摆弄一下囚犯和审判规则)要重要得多。

两个月后，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一群公民自由主义者和人权倡导者会面。“没有人质疑你的价值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负责人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开始说道，“但是，当你的实质性政策与你的前任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时，这种比较就是公平的。”

同年晚些时候，奥巴马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2月，他前往奥斯陆发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获奖演讲。他获得诺贝尔演讲的前提是，恐怖主义(他私下里在采访中将其描述为一个无聊的监管难题)是如此新奇和具有威胁性，以至于需要“以新的方式思考正义的战争的概念和正义的和平的必要性”。无论奥巴马参选时有些人抱有怎样的幻想，对于一位总统，至少对美国的总统而言，在执政期间采取反战立场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的获奖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赢得诺贝尔奖时表达的对战争的拒绝，他传达的信息是暴力“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它只会制造新的和更复杂的问题”。但是，无论是路德·金还是在此之前的莫罕达斯·甘地，他们都没有领导过一个伟大的国家。

那是一次出色的自我辩护，不仅是对他自身角色的伦理辩护，也是为美国的暴力辩护，奥巴马坚持表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天真地要求和平。奥巴马说：“如今在许多国家，人们对军事行动有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行动。有时，这种情绪还伴随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的条件反射式怀疑。”正如《纽约时报》社论在赞扬奥巴马的言论时指出的那样，“他直接挑战了美国人对阿富汗战争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和厌恶情绪”。

在奥巴马为新时代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所提出的雄辩的理由中，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他坚持了人道的限制。他回顾了美国对更少受战争蹂躏的世界的一次性贡献，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了旨在减少国际冲突的国际体系和机构。这些在冷战时和冷战后的贡献给世界留下了“我的国家理应为此感到自豪的遗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代价和错误。但是，面对恐怖行动，美国的贡献所需要的不是结束战争，而恰恰是按照人道的战争规则行事。

“我相信，遵守标准，遵守国际标准，会使那些这么做的人变得更强，而使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受到孤立和削弱。”奥巴马得出结论。他很清楚：“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必须继续成为战争行为的标准制定者。”

奥巴马在第一年就动用的武装无人机比布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动用的次数还要多。几乎从一开始，奥巴马的政策就要求实行有目的性的杀戮(targeted killing)，不仅要使用无人机，还要使用特种部队或从远处发射的空地导弹。有目的性的杀戮是秘密进行的，然后在公开将其正常化。它改变了“反恐战争”，使其在地球上延伸得越来越远。

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无人机袭击的次数几乎是其前任总统的10倍，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空军现在更多地训练无人机操作员，而不是飞机飞行员。无人机活动的基地和基础设施已经深入到非洲大陆，而不仅仅是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同时，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轻装上阵的特种部队在138个国家——或者说世界上70%的国家——开展行动。至少有13个国家发生了实际的战斗，其中一些国家发生了有目的性的杀戮。

这种方法的吸引力很明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将战争从美国的头版头条中删除，并且阻止尸体袋回家。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对国内恐怖袭击的威胁感到确实的担忧。诺贝尔演讲后的一个月，即圣诞节那天，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途中差点毁掉西北航空253航班，“内衣炸弹客”引起了奥巴马的极大的不安。这次险情使总统在实践中加强了他在理论上所捍卫、他的律师所赞美的东西。

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动机，在于奥巴马需要避免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们因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关塔那摩(Guantánamo)以及中情局的黑牢中对被俘人员的行为而遭受破坏性的政治攻击。如果没有人被抓，就没有人可能被虐待。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奥巴马在战争中拥抱人性的理想，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上合法的和正当的事业。

通过有目的性的杀戮，“反恐战争”不断扩大。它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扩展，最初很少受到公众的关注。当布什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直截了当地声称需要在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自卫时，世界的反应是恐慌的。在怀疑论者看来，奥巴马的律师现在援引了他们所说的威胁的“长期紧迫性”来证明武力的正当性，这是一种荒谬的矛盾。这不仅允许在自卫中进行有目的性的杀戮，而且奥巴马还主张先发制人的合法性。

然后，随着奥巴马的战争扩展到新的地方，法律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延伸，覆盖了新的恐怖组织。国内法律没有为有目的性的杀戮设置障碍，至少对非美国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军事力量使用授权》(AUMF)中，国会允许对与9.11袭击有关的任何“人员”使用武装力量。但是，迅速变化的基地组织和冒用其名义的新的模仿组织是否与参与9.11事件的人有足够的联系，从而使其死亡变得合法，这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在2009年3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简报中，奥巴马的律师借鉴了布什时代的基地组织“相关力量”的概念，以扩大法律目标的范围。这一概念被应用于与基地组织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团体，如索马里的伊斯兰教青年党，以及加入该组织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团体的个人。2014年，为了证明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是合理的且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奥巴马的律师认为“伊斯兰国”是奥萨马·本·拉登的“真正继承者”。

奥巴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律依据，其可信度因情况而不同。然而，综合起来看，它们为扩大“反恐战争”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些法律上的花招也不仅仅局限于反恐行动。2011年，美国开始在利比亚进行联合国授权的人道主义干预，但却将其转变为非法的政权更迭，给该国带来了可悲的后果。利比亚行动依赖于律师提供的基本上是无限的总统发动战争的理由。

如果说美国的主流公众辩论中很少提及这些内容，那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强调了战争的的人道。从2011年夏天开始，无人机计划开始受到媒体更严格的审查。在随后的几年里，奥巴马政府将部分地、战略性地解除保密。通过这样做，它使有目的性的杀戮正常化——考虑到人们对2011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的一次戏剧性突击行动中击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热情，这样做并不难。同时，它还着手示范性地将附带伤害降到最低。如果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替代方案是滥杀无辜，如果无人机的替代方案是像伊拉克或越南那样的全面战争，那么在许多人看来，奥巴马的方法显然是正确的。

早期供公众消费的声明荒谬地声称，在这些有针对性的杀戮中没有造成任何附带损害，但外界的报道很容易与之产生矛盾。“我们的行动非常精确和精准，”2011年6月，奥巴马的首席反恐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兴奋地表示，美国的反恐行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一起“附带死亡”，“因为我们拥有的能力使我们非常熟练和精确”。

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奥巴马本人对他下令入侵也门的新行动中的越界行为非常不满，在2010年和2011年间的一年里，他停止了对那里的无人机袭击。最难以与人道的战争理念相调和的是关于美国进行“标志性打击(signature strikes)”的报道。这些打击的目标是某一地区处于战斗年龄的男性，但不确定他们是否是恐怖分子，更不用说是有威胁的恐怖分子。这种推测让人想起越南时代宣布“自由打击”区("free-strike" zones)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留下的人都被推定为敌人。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政府对平民伤亡的估计被提高了，尽管外部监测人员对此有更高的估计。

早期对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批评大多涉及战争法的人道标准如何适用。这预示着，后来奥巴马政府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有太多的无辜者死亡，而不是在于干预本身是否合法，美国军队可以去到哪里，可以停留多长时间。

当他在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会继承他所建立的系统，于是开始将无人机纳入政策。他甚至在获胜前两周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中告诉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他想要一个“法律架构”，以确保“不仅我受到约束，而且任何总统都会受到约束”。而在获胜后，他在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透露，他在一年前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详细解释了他的政府对有目的性的杀戮的人性化控制。

这份《总统政策指南》(PPG)是一份重要文件。2009年3月的法律简报表明，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限制，而PPG迟来的承诺是，战争将以人道方式进行。它承诺，在现行敌对行动地区之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将不进行杀戮，除非抓捕“无法做到”，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除了恐怖分子之外没有其他人会受到伤害。在布什给予了中央情报局针对所有区域的全面授权的情况下，奥巴马要求对此进行监督。他每周开会仔细研究他亲自审查的“杀人名单”，并在指导文件中正式承诺这样做。

《总统政策指南》写于2012年，两年后才公开发布。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纳兹·莫迪尔扎德(Naz Modirzadeh)尖锐地称该文件是将一些“类似于法律的”标准混在一起。莫迪尔扎德表示，人道行为是为“大多数盟国认为其违反”国际法其他部分(尤其是控制武装力量的规则)的行为“提供一种看上去像是国际法的光泽”。

前奥巴马政府官员马丁·莱德曼(Martin Lederman)律师对此表示不满。他想知道，怎么会有人厚颜无耻地抱怨将战争人性化的尝试?残酷的战争肯定比人道的战争更糟糕对吧?莱德曼没有正视人性化是否能像一勺糖一样，帮助无休止的战争这副苦药下肚。

无休止的战争的人性化带来的狡猾的结果之一，是促使活动家们要求更加人性化的战争。奥巴马提出了介于战争和治安(policing)之间的东西。这些批评者认为，为什么不一路走下去呢?如果战争要发生在战场之外，而且没有时间限制，那么这一观点认为，它确实应该类似于永久的治安制度，对杀人有更严格的规定，只不过是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论点。为了强调最大限度的人性化，它承认非法战争可能是无休止的和无处不在的。对无休止的全球战争这种噩梦般的做法进行人性化处理，是让它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人道主义律师和军事律师围绕着战时的人性到底多少才算足够而争吵。他们默契地同意不为战争本身而争论。寻求更人道的战争的运动并没有挑战战争本身。

正如奥巴马在2013年遇到和平活动家梅迪亚·本杰明时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希望从最开始就站在使战争人性化的立场上。但在本杰明被毫不客气地被从观众席带走后，奥巴马在舞台上以其标志性的冷静和知性公开表示，他正在思索自己要求的向人性化战争的大步迈进是否会有代价。

“那位女性的声音值得关注，”奥巴马脱稿沉思，这让他的听众感到惊讶。“显然我不同意她说的很多话，显然她也没有认真听我说的很多话。但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认为我们可以掩盖这些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奥巴马申明，他的有目的性的杀戮的政策在国内和国际标准下都是合法的。然而，他直观感觉是，无论多么人道的无休止的战争，都可能是一个错误。

“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位总统，都不能保证彻底打败恐怖行动。”他说道，“单靠武力不能使我们安全。我们不能在激进的意识形态扎根的地方使用武力;如果没有能够解决极端主义源头的战略，长期的战争——通过无人机或特种部队或军队部署——将证明是自取灭亡，并将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国家。” 他甚至总结说：“这场战争，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必须结束。”

奥巴马是他自己最好的批评者。人们很难知道他是真的关心和平的必要性，还是希望他的部分听众认为他关心。尽管如此，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无休止战争的恐惧，这一点很不寻常。奥巴马的声明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看法，即在他所接手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或在他负责的这一路的某个地方，已经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巴马在第二年春天对即将毕业的西点军校学员说，“我们一些代价最大的错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克制，而是来自于我们不考虑后果就急于进行军事冒险的意愿。”这些代价也不仅仅是对远方的受害者而言。

奥巴马经常因为未能追究前政权下的酷刑实施者的责任而被批评。但是，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就会忽略他不断希望美国人看到，是“我们”曾经实施过酷刑，以及“我们”不是那种会再次这样做的人。“我们做了一大堆正确的事情，但我们折磨了一些人，”他在2014年夏天的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平静地说。“我们做了一些违背我们价值观的事情，”他继续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对此负责。”

美国人曾经做过坏事。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争取光明，在现在和未来以更人道的形式进行战争。一遍又一遍，奥巴马对最近战争的非人道的典型反应是：“那不是我们。那不是我们。”酷刑不是我们——但是，他的观点似乎暗示，无休止的战争是我们。

然而，几年后，事实证明，有一些“我们”是不安分的。2016年2月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前两天，唐纳德·特朗普与CNN主持人安德森·库珀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在这个对布什友好的亲军事国家，特朗普抨击伊拉克战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定”。“我们破坏了中东的稳定，”他说，并造成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冲突。第二天，他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并且再也没有回头。在每一场总统辩论中，特朗普都重申，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这证明选民可以信任他作为总司令，而无视那些认为他不合适的国家安全专家的声音。

在2016年的大选活动中，有人反复提出，特朗普事实上没有反对过伊拉克战争。虽然克林顿承认她在投票授权战争时犯了错误，但她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似乎要吸取的教训是永远不要再让布什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特朗普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需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进行有意义的改变。标签#结束无休止的战争(#EndEndlessWar)起源于2014年进步人士的草根活动，它围绕每年国会对战争经费的更新而开展。两年后，令人震惊的是，两党的主流，尤其是克林顿，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缺口，使他得以说服数百万美国人相信他是更配得上这个标签的候选人。

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对人道战争的看法非常清楚。他积极地赞美残暴的行为。在竞选过程中，他声称酷刑是有用的。当他成为总统时，他又这样做了。

但是，在回到令人担忧的、特朗普个人偏好的残酷老式战争形式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恢复酷刑的行政命令从未被发布，部分原因是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认为酷刑是不合情理的。而特朗普的提议遭到了主要共和党人，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怒斥。中情局也进行了反击，反映出一段机构自我修正的时期——这与越战后军方所经历的时期相类似，尽管这两者都没有让任何人对过去的罪行负责。

在上任的第一年，特朗普删除了《总统政策指南》，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更加宽容的《原则、标准、程序》(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文件。事实再次证明，这是雷声大雨点小(the bark proved worse than the bite)。特朗普保留了这样的要求：如果预测到有任何的平民的死亡，就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即使特朗普愿意赦免一些被指控的美国战犯，他还是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战争的人道中。

无休止的战争也是如此吗?在任职期间，特朗普极力争取停止无休止战争的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阿富汗部分——即使他在整体上加强了战争。有时，他撤军的尝试在整个政治光谱中激起了愤怒的浪潮——特别是当他在2019年开始从叙利亚撤军，抛弃了库尔德盟友时。特朗普轰炸了叙利亚政府以报复化学袭击，并在2020年在伊拉克时处决了伊朗的军事主谋卡西姆·苏莱曼尼，这引发了更大的分歧(to a more divided reception)。

相比之下，特朗普增加军事预算(他不断吹嘘这一点)，比奥巴马更甚地使用特种部队，并且扩大无人机帝国，进行更多打击。这些几乎没有遭到两党的反对。毕竟，这是前两任总统的政策，现在只是比之前程度更甚。

现在拜登已经完成了阿富汗撤军。这一行动从奥巴马开始，特朗普也艰难地 想要将其完成，虽然两人都保留了新的反恐形式来取代当地的部队。这种混乱的局面在美国引起了一阵全国性的反思，因为它最终让人们认识到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工作”一直以来是多么的无力。但拜登严格区分了他一直计划继续进行的反恐行动和他已经完成的撤军行动。伊斯兰国分支ISIS-K在喀布尔机场的袭击导致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监视当局在此后加强了无休止的反恐行动，这些行动让奥巴马非常担心，也帮助推动了特朗普的上台。

无论历史将会如何评判“反恐战争”的功与过，以及它对世界和自身造成的后果，它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个尚未面对的、也没有做任何事来处理的悖论。通过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美国可以大踏步地保持其战争的人道。但由于一个又一个反战候选人最终成为了支持无休止的战争的总统，它在这么做的同时，却巩固了其全球化的军国主义。现在又有一位，唉，看上去像是被写好的剧本的俘虏。

共和党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重新赢得美国少数民族的信任，而共和党不能再等下去了。到那时可能已经太晚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少数族裔将占据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翻译文章：

Samuel Moyn, How the US created a world of endless war, The Guardian, August 31,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aug/31/how-the-us-created-a-world-of-endless-war

译者介绍

王婧滢，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15   发布时间：2022/1/15

旧文章ID：26914

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拜登就此发表演讲，称美国必须要确保这样的袭击永远、永远不再发生。就在一年前，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数千名美国民众聚集在国会山并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以阻止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美国新当选总统。骚乱事件导致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

在一向自诩为“民主灯塔”的自由美利坚发生如此“民主之耻”，彻底击碎了“美式民主”的迷梦，彻底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分裂。并且在事后这一年，美国仍然在党派之争、极化政治的泥潭越陷越深。就在1月6日的纪念日，拜登和特朗普仍然在相互指责抨击，加剧着党派倾轧，社会分裂。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如今看来，即便是美国的原浆也已经变质，在其他国家兜售无疑是毒害世界。

本文就针对当前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党派之争及其核心问题——投票权之争进行了分析，深刻折射出当前美国民主的困境。

文章来自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网站，作者布鲁斯·斯托克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工作组执行主任，曾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全球经济态度调研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高级会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公众号立场无关，仅供读者思考。

美国民主面临着自19世纪50年代美国内战前夕以来从未见过的挑战。

美国政治中，党派之争长期困扰着政策问题，如今又在原则问题上使公众分裂：投票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投票应该是容易还是困难?谁最终决定了选举的结果，是选民还是当选官员?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谁在2022年中期选举后控制国会，谁在2024年选举后入主白宫。

当今世界，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对美国民主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作为民主治理的神化者的形象一直是其全球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

二十年前，皮尤研究中心在对七个发达经济体的调查中发现，喜欢美式民主的占比中位数为47%，不喜欢的为40%。然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破坏了这一形象。皮尤最近对同一国家的调查发现，56%的中位数，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日本调查对象认为，虽然美国的民主曾经是很好的榜样，但近年来已经不复从前了。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恢复其国际形象。但更重要的是，首先恢复本国公众对美国民主制度运作的信心，进而恢复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信任。

然而目前改革的努力面对的是漠不关心的公众：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合格选民投票。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高的投票率;然而，这一数字落后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的投票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2017年的投票率仅为登记选民的54%)。

目前美国民主改革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被哲学合理化掩盖的党派之争。民主党人主张将扩大选民参与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部分原因是当投票率高时他们往往能赢得选举。共和党人认为，投票是一种特权，赞成限制参与，因为当投票率低时他们往往会受益。

其结果是全国性的分歧不断加深，以至于在美国投票权的承诺越来越取决于美国人恰好生活在哪里：是由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还是由共和党统治的红州。

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变化、持续经济不平等的广泛挑战，大多数美国人(55%)表示政府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解决问题，满足人们的需求。

但与此同时，只有24%的美国人对政府表示信任，而这几乎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各代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几乎没什么区别，当前也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只有28%的婴儿潮一代(57岁至75岁)对政府表示信任，千禧一代(25岁至40岁)也旗鼓相当，只有25%表示信任。而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的情况一样，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是党派性的。

今天，36%的民主党人以及仅有的9%共和党人对其政府有信心。2020年，当特朗普还是总统的时候，这组数据则基本上是相反的。

如今美国公众尽管渴望看到政府的切实行动，但对政府仍持怀疑态度，究其根源则在于对美国民主状况的不满意。一半的美国公众对美国的民主运作方式不满意，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加不满。

2017年，在特朗普执政之初，这种党派关系则发生了逆转，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不满意。这表明美国人对民主的判断与公平无关，而仅关乎党派。

对政府作用和美国民主状况的看法推动了公众对改革美国政治制度的需求。不信任政府的人中有四分之三，对民主不满意的人中也有相当的比例支持某种政治改革。

美国上次大选的结果和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只是加深了美国民主的这种危机。

任何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选举的失败者接受结果。大多数美国人接受总统竞选的结果，并谴责叛乱。但三分之二的共和党选民表示，拜登不是2020年总统选举的合法赢家，前总统特朗普也继续提出这一指控。相似比例的共和党人认为选举的胜利是从特朗普手中偷走的。

半数美国人认为，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使他们对美国的民主稳定性信心不足。然而，有近四分之一的特朗普选民却支持那些闯入国会大厦以破坏总统选举认证的人。

但是，表达这些反民主情绪的美国人是谁?他们主要但不完全是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从福克斯电视台获取新闻的共和党人中有超过八成，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有六成认为选举结果被窃取。在1月6日的暴动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便是福克斯新闻的观众和保守派。

正是这种情绪导致近十分之七的美国人对共和党内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表示担忧。这种狂热情绪的最隐蔽的实例是被称为QAnon(Q Anonymous /Q匿名者)的极右阴谋运动。

大约七分之一(15%)的美国人，包括超过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28%)，认为事情已经偏离了轨道，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拯救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3%的独立派人士和7%的民主党人也同意可能要诉诸暴力。

这鲜明地反映出了对政府和美国民主的不满不仅在右派，而且在较小程度上来自中间派和左派，而这些人更有可能助长未来的动乱而不是和平的民主改革。

美国民主振兴的前景目前正受到党派的阻挠。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民主党人绝大多数(78%)认为，投票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认为，投票是一种特权，可以受到限制。

认为投票是一项基本权利的人在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最为普遍，他们都是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支持限制投票的人更多为白人、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这些正是典型的共和党选民。

这种关于投票权的根本分歧是目前华盛顿和各州首府关于美国民主改革众多争论的核心问题。超过一半(55%)的民主党人，但只有14%的共和党人强烈支持自动登记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投票。

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强烈支持在选举日之前让人们更容易亲自去投票。而白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中主要是特朗普的选民，最有可能反对让投票变得更容易。

这些分歧在国会和州一级都有体现。进步人士在国会提出的改革法案毫无进展，因为几个温和的民主党人和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一致反对。在州一级，至少有25个州颁布了法律，以扩大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的机会，并使选民登记更加容易。

但与此同时，至少有18个州通过了法律，使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更加困难;并且针对选民身份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还使州立法机构能够推翻选举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赢得的州在增加投票难度，而拜登拿下的州在降低投票难度。

目前，围绕着关于美国民主状况和拟议改革的辩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和恐吓行为，结果还不明朗。但这场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灵魂的斗争似乎注定要进一步加深美国的党派分歧。而这将导致美国国内更加人心惶惶，致使华盛顿更难发挥全球领导力，同时也将进一步损害美国在全世界作为“山巅之城”的光辉形象。

译者：李曾玉

来源时间：2022/1/15   发布时间：202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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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金翠 李艾鑫 李晴晴 许海林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已经到来的2022年对中国与美国，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势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国中期选举既是两国国内最重要的事件，也受到全球特别关注。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大背景下，2022年国际舞台还会有哪些“黑天鹅”事件也是巨大的未知数。新年伊始，《环球时报》刊发对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三位权威专家的专访，听他们展望2022年。谈及中美关系，正如郑永年所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并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我们有能力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各种非常不利的政策”。

中美关系不再是“非黑即白”

环球时报：2022年的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对华政策底线在哪里?拜登政府有能力让中美关系不被美国的利益集团绑架吗?

库恩：正确分析美中关系应包括分析两国国内的情况。在美国，会进行反华游说的“利益集团”并不多，因为这些最强大的集团，尤其是商界，愿意在中国开展更多业务，希望看到美国取消或大幅降低关税。美国商界希望双方都能扩大开放，因为这能促进业务增长和经济收益。但不幸的是，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都在急剧负面化。

对美国来说，2022年是一个重要的中期选举年，因为民主党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很弱，而且受到威胁。因此，为掌控国会，民主党人正忙于扭转颓势。如果拜登政府被认为在中国问题上“软弱”，将在选举中损害民主党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共和党人会给民主党贴上“软弱”的标签。

2022年，中国将迎来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社会和外交的稳定。

我认为关键在于：妥协、寻求中间位置等举动在当今充满情绪的人眼中就是“软弱”，美中两国也是如此。在今年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里，这样的贴标签之举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危害。我希望双方领导人能有远见卓识，不让两国关系恶化，并找到改善双方关系的时机。说实话，妥协需要力量。

傅立民：有证据表明，敌视中国的利益集团和个人现在已控制美国的对台政策。台湾的政治态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结合在一起正在增加战争的风险。一场关于台湾的战争对所有相关方来说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并使美中关系变得苦涩。

郑永年：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已发生变化，很难回到过去。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仅是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描述的“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我认为还要把“对抗”分成两部分：“可控的对抗”是对抗，而“不可控的对抗”就变成公开冲突了。因此，中美关系不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关系。双方肯定会有合作，如已提上日程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个问题谁也逃避不了，所以该合作的时候就要合作。还有公共卫生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退出世卫组织后，拜登又选择回去。

中美关系是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只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事实上，中美双方都在加速竞争。例如，当美国对中国高端芯片进行封杀时，难道中国不去竞争吗?假如拜登把中国跟美国的竞争称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争，我们要不要接受?所以很多竞争也避免不了，我们既不怕竞争，也要敢于竞争。

至于对抗方面，在涉港问题、涉疆问题、台海问题上，我们要不要跟美国对抗?我们不可能“投降”，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要做到理性，要看到中美关系本质性的东西，以及美国政策本质性的东西。并不是整个美国对华就只有一种态度，美国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就看哪个利益集团能影响美国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并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并不是美国要跟中国冷战，中国就得跟美国冷战。我们有能力避免跟美国的冷战，也有能力避免冲突。我们今天有能力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各种非常不利的政策。

环球时报：就这个问题还想问下郑永年院长，美国拉拢盟友加大对中国围堵的态势不会改变，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化解美国的全方位压制?

郑永年：有一条就够了——开放。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只要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跟西方任何国家都不会完全脱钩。在过去的全球化，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体内在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美国也一样，美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华尔街想放弃中国吗?中国有4亿中产，比美国人口总数都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统一的市场，哪一个其他的市场有4亿中产?美国的资本还是需要中国市场的。

“特朗普主义”不会走

环球时报：国会山暴乱过去一年了，美国还没有走出“民主的至暗时刻”。您对“美式民主”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库恩：过去几年，美国的民主已被极端的党派政治话语削弱。我认为民主有三个基本概念。一是人民对治理过程的参与。我之所以说得比较笼统，是因为它不一定需要“一人一票”。它可以通过其他参与机制来实现，比如中国一直在倡导的，包括民意调查和交互式政府网站。二是人民得到了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中国人均GDP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2020年的巨大增幅最能说明问题。中国还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当然还面临着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这不妨碍我刚提到的那些历史性成就。民主的第三个概念是充分的制衡，这样体系才能保护弱者对抗强权，抵制非法的权力积累，减少腐败和钱权交易，同时保证体制足够强大去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干扰。

美国体制中有两个政党在定期、自由的选举中激烈竞争，媒体对这些选举进行密集、彻底的报道。而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有多个政党，不是只有两个。美国的问题在于，政治已变得过度且适得其反。我的感觉是，即使美国的体制能承受这一切，但党派分化还是会不利于政府的高效治理。而且过度的制衡——我所说的民主的第三个概念会阻碍民主的第二个概念——造福人民。

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2018年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官方公布的一些数据看，中国不允许伪造数据或挪用资金来破坏政府的扶贫目标。当我研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时，我对民主的含义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展望未来，不同的系统应互相学习各自的“最佳实践”。

郑永年：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不会走。几年前美国有个词叫“特朗普革命”，但革命的原因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本身。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萎缩，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前美国称自己为“中产社会”，现在称“富豪社会”。美国现在是高度分化，高度不公平，白人民粹主义泛滥，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加上两党互相恶斗，无法形成一个有效政府。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经济结构还不能得到有效调整。

我认为，只要社会经济问题还存在，“特朗普主义”就不会走，并且随时可以回来。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国会”是同一个路子，只是更激进化。美国一些退休将军对此很担忧，因为很多退役军人参与了国会山暴乱。这个现象未来也不可能保证不再发生。美国内部这些不稳定因素还在发酵。

傅立民：最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尊重受到侵蚀。“正当法律程序”是“程序正义”的定义要素，它将结果的合法性与过程的公平性而非结果的受欢迎程度联系起来。然而，美国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在我们国家不再受到普遍尊重。这导致美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和无法平息的争论。一些人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但这并不是美国规范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唯一例证。

美国的历史表明，我们的国家是有弹性的，所以我期待这种适得其反的情况最终会得到纠正，但这需要时间和公民的努力来重申我们的宪法和法治的重要。

美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是最大“黑天鹅”?

环球时报：您认为2022年可能出现哪些“黑天鹅”事件?

库恩：《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如果我们被外星人入侵，中俄是否会帮助我们”的文章。如果美中两国不合作应对这样的生存威胁，那将是疯狂的自杀行为。但这个问题凸显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深层不信任和对立。我们必须有全球视野，必须要做得更好。新冠肺炎病毒及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在空中飞来飞去，就足够成为新一年的“黑天鹅”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新冠病毒就是一种“外星入侵者”。作为两个主要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共同努力，应对眼前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我担心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是美中两军在中国南海或台湾海峡发生意外。因此，美中两国具体要操作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多通道的预警系统来扫描“黑天鹅”。

傅立民：我认为，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出现的“黑天鹅”包括：核聚变取得新的突破(找到可替代的、可再生的能源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变暖);副总统哈里斯接替拜登继任美国总统;空间站被轨道碎片摧毁;以美元为基础的商品定价结束，并由国际商定的“替代品”取而代之;以阿富汗等国为基地的跨国恐怖主义回潮。除核聚变突破，我真心希望其他的“黑天鹅”都不要发生。

郑永年：我想从美国方面谈谈。美国是一个非常“分散”(decentralized)的社会，任何一件小事恐怕都可以引发“黑天鹅”事件。美国今年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的共和党准备走怎样的路线?是不是要走更激进的路线?随着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越来越激进，两边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现在一些人很关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未来会不会因为拜登的身体原因而接替竞选总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层面的危机。美国自称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看看这两年的弗洛伊德事件，美国哪有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简直如同一个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很大的“黑天鹅”事件了。而且，美国贫富差距还在扩大，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被控制住，经济会往何处走?枪支管制在美国也讨论了很久，但一旦危机来了，大家反而觉得枪支可以带来相对安全。在美国，这些非常矛盾的现象一直在发生。所谓“黑天鹅”，就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们还是应该在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美国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来源时间：2022/1/14   发布时间：2022/1/6

旧文章ID：26916

作者：马宁  来源：麦迪逊宁思

美国两党政治的核心，可以简化为“让自己人上位，让对方上不了位”。虽然总统、国会议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老司机政客们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找到了让自己上位或者保持在位子上的方法。

一、选举法案之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总统和参议员，他们都是以州为单位选出来的。2020年特朗普在共和党占优势的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都输给了拜登，德克萨斯州特朗普赢得优势也不明显以至于美联社把德州都算作这次大选的12个摇摆州之一。参见《大选高潮结束，尘埃尚未落定》。2021年1月5日，红州佐治亚的两个联邦参议员也花落民主党家，正好让拜登有了参议院简单多数席位。参见《民主党拿下两院多数，拜登新政可期》。共和党人认为邮寄选票是罪魁祸首，特朗普也一直无根据地声称民主党作弊。参见《特朗普为什么还不认输?》。虽然没有一个州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州痛定思痛，决定利用自己在州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严苛的选举法案，限制邮寄选票等对民主党候选人有利的操作。作为反制，拜登下辖的联邦司法部已经起诉了佐治亚州和德州，不过保守派对自由派6：3的最高法院很可能不买司法部的账。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也推出了自己的选举法案，但是参议院共和党有Filibuster的利剑“一剑封了民主党的喉”。参见《效仿娜拉出走，德州民主党最后的抗争》、《深度：为了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他们又打起来了》和《让拜登头大的不是中美关系，而是…(下)》。1月12日最新的消息，拜登亲自上阵推进国会层面的选举法案投票，他想废掉Filibuster这只拦路虎，从而让参议院民主党人以简单多数通过选举法案。但是，很难。总的来说，在选举法案这个战场上局势对民主党不利。 

二、Gerrymandering改划选区之争

今天咱们的主线是国会众议员，一共435个席位，是按照每10年一次的人口统计结果划分选区选出来的，大概每个选区有71万人。下图是2000年到2020年三次人口统计结果后，各州选区的变化。肉眼可见，德州是人口净流入州，选区从32变成38，而纽约州是人口净流出州，选区从29变成26。

 

既然选区数量有变化而州的边界没有变化，那么肯定要重新划选区地图了。那么问题来了，谁有权来划选区呢?以什么标准来划呢?除了下图的这10个州以外，其他州都是由州议会来划选区的。也就是说，哪个党派在划选区的时候占据州议会多数席位，哪个党派就有巨大的优势来决定如何划选区可以让该州内尽可能多地选出自己党派的候选人。 

这个做法有个专业词汇Gerrymandering。这个词是美国人的发明，来自两个部分Gerry和Mander。Elbridge Gerry是美国第五任副总统，James Madison麦迪逊总统的副手。1812年，在他担任马萨诸塞州长的时候，州议会提交了一份选区划分图，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让自己党派的候选人被选上，这个图画出来的区域边界都是弯曲很厉害的，其中有一块很像Salamander蝾螈，一种形似蜥蜴的两栖动物。而Gerry州长签字批准了这个图，于是他的名字就跟Mander一起组成了一个新词Gerrymandering，意思就是为了让特定群体的候选人尽可能多地被选上，而划分选区。有人翻译成杰里蝾螈，太难理解了，还不如不翻译，我把它翻译成改划选区。

咱们来看这个图，假设这个州有5个选区，每个小方块代表15万人，每个选区5个小方块一共75万人，该州一共25个小方块共375万人。红色小方块代表共和党选民，一共13个小方块，蓝色民主党，一共12个小方块，总人数上相差不多。但是按照图中这样划选区的话，5个众议员席位，将有4个是共和党，只有1个是民主党。这就是美国版的“田忌赛马”：让蓝色小方块在大部分选区内占比接近但不超过50%，在小部分选区内占比接近100%，也就是说蓝色小方块“被浪费”的最多，而红色小方块则几乎都“用在了刀刃上”。

 

这是公开的秘密。下一个问题是Gerrymandering合法吗?一共有两种Gerrymandering，一种是基于种族的，1995年最高法院在Miller v. Johnson案判决此类Gerrymandering是违法的。另一种是基于党派的，最高法院用了15年时间从2004年的Vieth v. Jubelirer,经过2018年的Gill v. Whitford，到2019年的Rucho v. Common Cause，终于作出判决，此类Gerrymandering属于政治问题，联邦法院不管。顺便说一句，2018年案件的原告William Whitford是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2005年我上过他的合同法课程。Whitford教授自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就一直教书，直到以原告名义起诉威斯康星州而把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而Whitford一案判决是由首席大法官Roberts主笔的，判决结果是9：0，所有的大法官都不想趟这潭浑水。有关Whitford和威斯康星州Gerrymandering的内容，请听我的《大选观察音频》第8期。 

 三、最新Gerrymandering判决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讲最新的法院判决Harper v. Rep Dustin Hall案了。1月11日，也就是昨天，北卡罗莱纳州Wake郡高等法院在该案中判决该州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依据2020人口统计结果基于党派界限划出的选区并未违法。(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与District Court地区法院同属州初级法院，如果上诉的话上一级是Court of Appeals州上诉法院，再上一级是Supreme Court州最高法院)。该案判决逻辑与联邦最高法院在该问题上的逻辑一致，党派Gerrymandering纯属政治问题，不但联邦法院不管，州法院也不管。

 

1月11日主流媒体的报道

 

260页的判决

咱们看一组数据。2020年总统大选，特朗普在北卡获得49.9%的选票，拜登获得48.6%的选票，所以这是个摇摆州。而现有的13个国会众议员席位，共和党却占据了8个，民主党只有5个。而按照Harper案中的新选区划分地图，共和党将占有14个席位中的10个，民主党只有4个。如果你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也不会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呢?

 

北卡选区新地图

原告立刻上诉。该州最高法院7位大法官中4位自由派，3位保守派，已经表态可以加急审理该案。假设7位大法官按照意识形态投票表决的话，原告应该获胜，也就是说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基于党派界限Gerrymandering属于违法操作，应该被禁止。要么重新划，要么像另外10个州一样，把这个大权交给中立的非政治机构来行使。(可见法官人选的重要性)。但这只是基于不确定假设而做出的推论，最终的判决只能拭目以待了。

 

北卡州最高法院大法官

四、结语

为什么在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判决不管党派Gerrymanding之后，我们要关注北卡这个州法院判决?最多不就是影响2个国会众议员席位吗?答案是，像这样的众议员席位还有很多，共和党一共控制了187个这样的席位，而民主党只控制75个。这直接影响到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而拜登如果失去参众两院民主党多数席位，将在2023年1月开启他的跛脚历程。而到2024年没有拿得出手政绩的拜登，将很难面对党内和共和党的挑战者。所以，美版的田忌赛马，真的是意在大选啊。

来源时间：2022/1/14   发布时间：2022/1/13

旧文章ID：26911

作者：邱奕暄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距离2020年大选结果的揭晓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但有关选举结果的争议和愤怒却从未停息，特朗普鼓吹的选举欺诈言论也仍然在持续地蔓延。这不仅影响着国会以及各州在选举权利和规则方面的立法之争，也将各州及其地方原本默默无闻的选举事务官员送上了风口浪尖。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后，以领导各州选举管理的州务卿为代表的选举官员直面来自现任总统要求挑战选举结果的政治压力。在26个州即将于明年改选州务卿之际，这一职位也成为了特朗普及其忠诚者的重点目标。各州选举管理机构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前线，但随着两党的高度关注以及大量政治捐款的涌入，这一美式民主的“护栏”也成为了党派斗争的战场。从2000年的佛州计票风波开始，选举管理体制的改革便是学界和政界的重点议题，但有关选举官员中立性的问题却成为了一个较大的盲点。美国选举管理的分权模式赋予了各州及其地方选举官员很强的自由裁量权，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党派偏见对选举官员履职的潜在影响，并开始探讨各种可能的改革方案。当下正在上演的选举管理职位之争或许会构成新一轮改革倡议和行动的重要节点。本文旨在梳理近年美国有关选举管理职位的政治角力，并总结学界围绕选举官员改革的研究现状。

一、民主护栏：2020年大选风波中的美国选举官员

2020年的大选以拜登的胜利告终，但特朗普却并没有打算接受自己的失败，反而带领其盟友大力炮制有关乔治亚等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存在欺诈的言论，试图迫使其选举管理机构进行违规的选举调查，推翻当下已定的败局。尽管如此，六个摇摆州的选举管理机构仍然顶住了阴谋论的压力，其州务卿在多次审计结果之后坚持确认了拜登的胜利，稳住了摇摇欲坠的“民主护栏”。而屡屡碰壁的特朗普团队也开始吸取教训，将下一步的战略重点瞄准了这次“不甚配合”的选举官员，他们正在控制甚至争取这些管理职位，企图在未来亲自抵御所谓反特朗普的选举阴谋。

在庞大的资金支持下，特朗普及其盟友鼓吹的选举“大谎言”(Big Lie)不仅将矛头指向选举管理的全过程，对邮寄选票、投票软件、签名核实机器、选票审计等各个环节进行发难，而且其传播范围也相当广泛，获得了大批信奉者，后者也开始持续地对各州选举管理的透明性和安全性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违规的选举审查。本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选举工作者为保证选民能够安全参与投票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而各种阴谋论更是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其不得不高负荷地工作来应对种种无端指控。北卡罗莱纳的激进分子指出该州100个县的选举系统遭到了黑客袭击，使得上千张选票流向了拜登，该州选举官员立刻编写并公布了数十页的驳斥文件。在此次疫情中得到重用的邮寄选票也是欺诈言论的重点攻击对象，但各州的选举官员都表示对邮寄选票安全性的指控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还是对相关安全措施的蔑视。纽约时报在选举日后不久也对各州首席选举官员进行采访，后者虽然承认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少数违规投票或者技术障碍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正常现象，是选票审计之必要性的证明，与所谓选举欺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即便是一些州进行的违规选票审查，也同样没有推翻原来的选举结果。

乔治亚州共和党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Brad Raffensperger)是特朗普对选举官员进行施压的典型代表。在选举日当天，虽然第一批选票的结果表明特朗普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拜登，但随着更多邮寄选票的计入，拜登以微弱优势实现了反超，成为了自1992年比尔·克里顿以来首位赢下这一传统红州的民主党总统。特朗普对该州选举欺诈的指控也随即而来，且并没有因为该州三次选票审计的一致结果而偃旗息鼓。在拉芬斯伯格依据机器重新计票结果再次确认拜登以11779票的优势获胜之后，特朗普在1月2日与他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私人电话。根据随后公布的完整录音，特朗普在电话中不仅重提诸如富尔顿县撕毁选票等已经被证伪的指控，还直接要求拉芬斯伯格为其找到11780张选票，以保证他的胜利。此外，特朗普在电话中还暗示如果拉芬斯伯格没有揭露各种选举欺诈行为，他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尽管拉芬斯伯格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但是在面临同党总统要求其展现党派忠诚并为扭转败局提供帮助之时，他还是坚守了身为选举管理人员的职责，强调各种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拒绝了“找到”选票的违规请求。

虽然“民主灯塔”风雨飘摇，但摇摆州的选举官员还是成功规避了“大谎言”对权力交接所可能造成的实质影响，挫败了特朗普及其盟友利用阴谋论调推翻选举结果的企图。而大为恼火的后者也在失败和反思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选举官员对选举结果的重要性，他们正在将下一步的斗争焦点转向这些一线的选举职位，企图介入选举管理的实质过程，以保证其所谓的“选举诚信”。特朗普的助理和发言人均表示，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正专注于明年的州务卿选举，其重点在于为“真正关心选举诚信”的人士背书。史蒂芬·班农(Steve Bannon)还发起了一项“管辖区战略”(precinct strategy)，旨在鼓励右翼共和党人全面接管选举管理工作，竞逐上至州级官员，下至基层投票监督志愿者等各级选举管理职位。这些顶层战略虽然在名义上是要加强选举的公正性，但其实质是两党极化政治的体现，共和党右翼势力希望对自身更加忠诚，尤其是相信本次大选存在阴谋的人进入选举管理机构，以便在下一次选举中捍卫有利于本集团的选举结果。

二、风暴中心：围绕选举管理职位的竞争现状

受各种选举阴谋论的冲击，许多现任选举官员成为了特朗普支持者宣泄愤怒的对象，其人身安全受到了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有一部分官员正在考虑离开，而2022年也正是26个州的州务卿改选之年，这就造成了大量选举管理职位的空缺。在特朗普等人的支持和鼓动下，共和党“大谎言”信奉者已经开始针对空缺职位采取积极行动，其与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就此拉开序幕。与此同时，各州破坏选举的立法议程也同样高度关注选举管理过程，试图从根本上夺取并限制选举管理岗位的权限。

在联邦制的传统下，选举事务由各州分散管理，工作于各州及地方的选举官员并不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存在，但是却在当下成为了两党博弈，尤其是“大谎言”信奉者争取的对象。其主要原因便是选举官员在选举管理体制历史演进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对选举结果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空间。在美国历史早期，选举工作是一件临时性的事务，它由当地官员暂时负责，不存在专门的人员，也没有相对规范的程序。从19世纪开始，选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推动各项法案的相继出台，逐步规定了选民登记、选票统一提供、采用投票机器以及选民名单集中管理等政策和流程，提高了选举活动的规范性。而日益复杂的程序以及新技术的运用也对选举官员提出了更多的职能要求，后者的权限相应扩大，负责各种规则和程序的具体阐释与落实。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NVRA)和2002年的《协助美国投票法》(HAVA)进一步提高了各州以及地方选举官员的重要性。前者对选民登记和名单维护进行了重大改革，并明确规定各州需指定一名首席官员来领导法案的落实，大多数州的州务卿便承担了这一职能要求。而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全国选民登记法》规定的首席官员的职责，要求其协调法案的落实并直接参与地方一级的选举管理。此外，面对更加复杂的法律体系和技术设备，一些州又自行授予了该州首席选举官员更多额外的规则制定权。因此，随着相关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州务卿为代表的州级以及地方选举官员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处理从选民登记到最终结果确认的所有事宜。在选举日之前，他们有权决定投票设备和邮寄选票等替代性投票方式的采用。在选举日之后，他们负责认证最终的选举结果，并且有权对疑似选举违规和欺诈的现象进行调查。可以讲，美国的选举官员对捍卫选举结果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在特朗普等人炮制和宣传选举欺诈言论的当下，这些职位自然成为了两党竞争的焦点。

作为一种首席选举管理职位，部分州即将于明年举行的州务卿选举或选任最能够反映当下“大谎言”信奉者的野心以及两党博弈的激烈程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对该职位的选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亲自下场为支持选举欺诈言论的候选人背书，这对于一位前任总统来说是相当罕见的。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共公开支持了三位候选人，他们均来自2020年大选的战场州。在乔治亚州，特朗普支持约迪·希斯(Jody Hice)挑战寻求连任的拉芬斯伯格。希斯是139位投票反对拜登胜利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之一，他回应特朗普对该州选举公平性的指控，认为乔治亚州进行的三次选票审计都有名无实，表示会任命一位特别顾问对该州的选举情况展开进一步调查。在亚利桑那州，特朗普支持马克·芬奇姆(Mark Finchem)参与竞选。这位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是选举阴谋论的主要编造者，声称该州皮马县的选举被盗，并提出过一项允许共和党议员经手选票数据的法案。在密歇根州，特朗普选择的支持对象是克里斯蒂娜·克拉莫(Kristina Karamo)，她因在2020年大选中声称缺席选票存在欺诈行为而崭露头角，并且签名支持了对拜登胜利的最高法院挑战。

另一方面，本次州务卿选举也吸引了大量政治资金的涌入，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在共和党方面，乌林公司创始人伊赫莱恩夫妇等保守派捐赠者纷纷投入数千美元来支持希斯的竞选。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Republican State Leadership Committee)为支持其他州的竞选者已经筹集了1千多万美元，比上一次选举的筹资总额多出了200多万。在民主党方面，专注此次州务卿竞选的组织iVote已经筹集了300万美元，并且希望能够针对内华达、亚利桑那、乔治亚等战场州筹到1500万元的竞选资金。州务卿民主党协会(the Democratic Association of Secretaries of State)在2021年上半年一共筹集了110万美元，比上一次选举同期增长了五倍。它还制定了总计1500万美元的支出预算，较两年前增加了近10倍。政治捐款数额的显著增长凸显了两党对州务卿职位的重视程度，反映了这一职位被高度政治化的现实。

除了直接参与州务卿职位的竞争，各州的共和党议员也正在通过立法手段阻挠选举官员的正常履职，甚至抢夺原本属于后者的选举管理权限。在阻挠选举官员的工作方面，一些法案旨在加强对选举官员行为的规范和处罚。例如，亚利桑那州的H.B. 2794和H.B. 2905号法案分别将选举官员调整选举截止日期，以及主动向选民发送邮寄选票的行为视为重罪，进而限制了选举官员在特殊情况下灵活处理以保障投票权利的空间。还有一些法案为党派色彩浓厚的选举挑战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乔治亚州通过的S.B. 202号法案允许对选民资格的大规模质疑。对于没能有效回应质疑的县级选举委员会，该法案还规定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在2020年大选之后，该州选民名单遭到了以特朗普为首的许多右翼共和党人的指控，而这道新法案会进一步加大选举官员应对党派挑战的难度。

在夺取选举官员的管辖权限方面，一些法案扩大了党派官员对部分选举环节的干预。密歇根州引入的S.B 297号法案将矛头对准计票环节，要求地方选举官员在雇佣计票助手之前必须征得县级选票审核委员会两党成员的同意，这很可能会为党派官员单方面拖延计票进度提供空间。还有一些法案则试图直接将选举官员排挤在特定选举管理事务之外。面对拉芬斯伯格抵挡选举欺诈言论的坚定立场，乔治亚州通过的S.B. 202号法案取消了州务卿在该州选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和投票权，并授权州议会通过多数表决挑选一位主席来取代前者的位置。这一五人委员会承担制定选举规则或程序的主要职责，并负责授权州务卿在必要的情况下对选举结果进行调查。就人员结构而言，除直接选举的州务卿外，州议会负责任命两名委员，而另外两位则分别来自两党。但是在新法案之下，该委员会中就有三个位置由州议会决定，这实际上扩大了后者对选举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在该州议会中处于多数的共和党。此外，该法案还规定州选举委员会可以在县级选举官员行为失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停职处理甚至替换，这很有可能使得专业选举官员被党派倾向更加明显的人员所取代，后者甚至有可能就是对2020年大选结果存在疑虑的人。

面对“大谎言”信奉者对州务卿选举的志在必得，以及党派立法者对选举官员权力的限制和抢夺，不少民主观察人士对美国未来选举管理的中立性表示担忧，高度党派化的可能前景为该国已然受到冲击的民主再次发出了“红色警报”。

三、本质议题：党派利益是否在影响选举官员的正常履职?

虽然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美国选举管理制度和队伍的冲击“前无古人”，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学界与政界长期关注的议题，即党派政治对选举官员正常履职的可能影响。美国独特的选举管理制度以及两党在相关政策上的传统分歧，使得选举管理机构确实存在党派影响的潜在风险。学界在过去二十年中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党派偏向的切实证据。

一直以来，美国国内都存在着选举官员成为党派利益代理人的担忧，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和党派分歧的大环境。首先，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分散式的选举管理体制在不断的发展中授予了各州及其地方选举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对选举结果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自然引起了两党试图对选举官员施加单边影响，或者直接在选举管理队伍中安置同党成员的动机。其次，就各州首席选举官员的选任而言，尽管其具体办法存在差异，但是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党派选举的方式来决定州务卿的人选。在采用任命流程的州，其遴选的个人或委员会成员也主要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只有5个州采用了跨党派或者无党派的选举管理办法。以党派选举为主的选任制度也同样引发了对选举官员服务政党利益的担忧。

再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举管理政策上长期存在分歧。自美国独立以来，几乎所有的选举管理问题都处于投票渠道(access)和选举诚信(integrity)的框架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二者的辩论逐渐带上了党派化的色彩，成为了两党之间相互对抗的议题。由于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票，而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选民又更有可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所以民主党更加倾向于支持扩大投票渠道以提升投票率，而共和党则倾向于强调选举诚信，要求对各种投票措施进行限制。就美国最新的选民结构特点而言，白人选民的投票率更高，而有色人种选民的增多又蕴藏着民主党的潜在优势。因此，两党之间围绕渠道和诚信的分歧依旧存在，并且受到了政治极化的刺激，民主党《自由投票法案》的艰难进展以及各州限制性投票立法的浪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考虑到选举官员的高自主权限以及多由党派人员构成的特点，两党在选举管理政策上的长期分歧也进一步滋生了对选举管理中立性的担忧。

这种基于制度和党派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忧虑得到了现实事件的印证。在2000年大选时的佛罗里达州计票风波中，该州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的中立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在担任州务卿的同时，不仅公开支持布什，而且还兼任后者竞选团队的联合主席。在监督重新计票的过程中，凯瑟琳被指控做出了有利于布什的管理决定，尤其是该州争议巨大的选民数据库清理问题。这场总统大选的世纪风波激发了学界研究选举管理的浪潮，有一部分学者便开始对党派政治是否影响选举官员展开研究。

一方面，有的学者对选举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立场进行调查，发现选举官员在有关投票渠道和选举诚信的政策上存在基于党派的分歧。大卫·金博尔(David C. Kimball)、玛莎·克罗普夫(Martha Kropf)和蒂莫西·维切洛蒂(Timothy Vercellotti)就选举官员对临时投票政策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这种措施旨在为没有正确登记的选民提供投票的便利。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倾向于民主党的管辖区，民主党地方选举官员对临时投票措施的态度会更加积极。大卫·金博尔又和布拉迪·贝贝克(Brady Baybeck)调查了选举官员对新投票办法、简化的选民登记以及打击欺诈等三个选举管理议题的态度，发现共和党官员会更加支持防止选举欺诈的措施，而民主党官员则更加偏好有利于选民登记的政策。这种偏好差异在负责大管辖区的选举官员身上最为明显。

另一方面，还有的学者从代表性官僚的理论假设出发，发现党派倾向确实会影响选举官员对各种选举政策的落实。在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上，大卫·金博尔(David C. Kimball)和玛莎·克罗普夫(Martha Kropf)等人聚焦2004年的大选，追踪临时投票政策的首次落实情况。他们发现各州的临时选票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派发和计算。在同党选民更加集中的票区，选举官员派发和计算的临时选票数量也会更多。这种现象在两党选举官员的工作中均有体现。伊森·波特(Ethan Porter)和乔恩·罗戈斯基(Jon C. Rogowski)则以2014年大选前的威斯康辛州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然试验的方法，探讨选举官员对信息咨询请求的响应程度与请求者的党派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共和党选举官员会更加积极地回应同党选民咨询选举信息的邮件，而民主党选举官员则没有明显的类似迹象。除此之外，关注选民名单清洗、邮寄投票等其他选举政策落实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发现选举官员的日常工作确实会受到党派偏好的影响。

四、未来改革：规避党派政治对选举官员影响的可能方案

虽然学界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改革现行选举管理人事体制的必要性，但是相比投票设备和投票方法等技术性事务而言，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改革方案还主要停留在争论和初步落实的阶段。按照内容的不同，既有方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去党派化，选举无党派官员或成立跨党派委员会进行选举管理。这类方案的呼声最高，直接针对党派选举的现行体制。例如，理查德·汉森(Richard Hansen)建议首席选举官员由州长任命，并且要得到州议会四分之三绝对多数的确认，以便体现跨党派选任的特点。为证明这类方案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学界也进行了不少的实证研究。巴里·伯登(Barry C. Burden)、 大卫·卡农(David T. Canon)等人专门比较了任命和选举两种方式对选举官员后续履职的影响，发现选举产生的官员会更加支持有利于选民投票的措施，而任命产生的共和党官员则更加容易受到政党利益的束缚。迈克尔·阿尔瓦雷斯(R. Michael Alvarez)、 萨德·霍尔(Thad E. Hall)等人则对选民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大部分选民都支持无党派选举的方案，而且更加倾向于由委员会来领导一州的选举事务。

不过，该类方案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对于成立跨党派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呼声，汉森等人担心跨党派的性质会影响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对于长期雇佣专业无党派人员进行管理的提议，肯尼斯·梅尔(Kenneth R. Mayer)等人认为这反而会削弱选举官员对选民的负责任程度，不利于对选举管理的有效监督。此外，不少学者也指出，虽然此类方案受众广泛且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却并不具有良好的实际操作性。一方面，在分散化的选举管理体制下，选举管理政策由各州决定，几乎不可能实现统一的改革。另一方面，现任的选举官员队伍也反对这样的改革，认为这不仅会给党派选举官员带来额外的就业压力，还会损害其目前工作的声誉和可信度。此外，就党派竞争而言，两党的政治家也并不愿意放弃这一影响选举结果的潜在渠道，他们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

第二，制定并完善选举官员的行为准则。学界和政策界已经为防止党派影响提出了很多行为条款。例如，美利坚大学民主与选举管理中心(CDEM)提出了一个立法模板，禁止选举官员参与竞选活动、公开支持候选人等违反中立性的行为。鉴于有不少选举官员同时参与竞选活动的现象发生，很多民主人士表示这类行为措施改革可能更加紧迫，需要各州议会予以关注并采取行动。

第三，建立并完善选举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这类方案在2000年大选风波之后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目的在于识别并弥补选举管理中的漏洞，提高选民对选举工作的信任程度。第一个相关方案由耶鲁大学法学院希瑟·格肯(Heather K. Gerke)教授提出。她设计了一套“民主指数”(the Democracy Index)，旨在对美国各州选举管理工作的质量进行统一的多指标测量和排名。在此基础之上，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在2013年又提出了一个“选举表现指数”(the Election Performance)，从17个指标出发，对各州选举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评级。鉴于该类方案的监督性质，它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强，目前正处于逐步落实当中。至于其是否能够真正推动选举官员对自身工作进行改进，还留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第四，加强选举官员的专业性培训。这类方案以社会化理论为基础，强调通过长时间的工作和培训来规范选举官员的履职行为。而且面对复杂的选举程序和高新技术的引进，选举官员也需要掌握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目前，各州选举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都向地方选举官员提供了很多培训项目。例如，大部分州的选举办公室会为县级以下的选举人员提供自愿或强制性的培训。全国州务卿协会(NASS)为各州州务卿提供了交流工作经验的平台。社会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相关方案的效果也只能在较长的时段下得到检验。

从美国选举管理体制的演进来看，主要的改革议程一般出现在如2000年大选风波这样的焦点型事件之后。面对如今“大谎言”信奉者对选举管理职位的竞争，以及试图削弱选举官员权限的立法浪潮，围绕选举管理人事体制的改革呼声很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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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1/14   发布时间：2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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