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随鑫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美国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学术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付随鑫作题为《当前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张文宗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孙成昊客座研究员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张佳俊博士主持，美国研究所内外学者共100余人在线参与本次报告会。

以下为本次学术报告会文字实录：

主讲人：

感谢佳俊的主持，感谢美国所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非常感谢四位国内研究美国政治问题的顶尖专家来参与讨论，并对我的研究提供专业点评。也感谢在线的各位业界同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在讨论时提出各位的高见。

我就开始分享最近的一些研究心得。这个题目是关于美国人口结构的。这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这个并不算一个非常原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之所以做出来，主要因为20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了，所以需要做一些对更新研究，主要是对当前形势一个新的分析，然后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这个研究总共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口结构总的变化趋势。第二个就是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选民的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政党倾向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人口结构对美国政治的冲击。第三个就是以2016年和2020年大选作为案例，来佐证前面的结论。第四个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预判，毕竟做研究或者提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有预测力。不过我做的预判其实是很粗略的，毕竟未来的事情很难确定。我大概先讲一个小时，然后交由四位老师进行点评，大家再自由讨论。

先讲一下我这个研究的结构。如果要说有自变量的话，那就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它来影响因变量，也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化。论证逻辑就是从人口结构变化来解释美国重大政治变化。当然这是一个宏观的研究，并不是非常定量的。尽管里面用了很多数据，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定性的研究。

这里先强调一下，谈到结构这术语，我想到的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系统的组成单元的排列方式。在华尔兹看来，各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我这里有一个类比，各群体的人口规模的相对的变化会导致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化。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人口内部各群体之间相对规模的变化，包括增长率、年龄、族裔、地理分布以及受教育程度。当然人口结构特征有很多方面，但这里选的主要是上述五个方面。

之所以选这五个方面，是因为它们对政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直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口统计经常涉及这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他方面特征统计的比较少，而且延续时间没那么长。还有一些人口特征会很明显地影响美国政治，比如说性别还有宗教，但这里没有讨论。性别在美国政治里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他们的政治偏好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但是这里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性别在人口结构方面不是一个变量，因为它是基本上是恒定的，是1:1的比例，所以在这里就不讨论。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宗教的影响力可能没上面这几个强，而且它影响的主要是共和党选民。

今天报告的题目虽然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是这里基本上讨论的是美国政党政治。美国政治有很多方面，政党政治只是其中一方面。但人口结构变化，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政党政治，它对政策的影响可能更间接一些。所以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而且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在美国不管是政策还是其他变化大多是由政党政治引起的。当然也会顺带提及其他方面。政党政治涉及选民基础和意识形态，选举结果、政策都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这个研究还强调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选民结构的变化是要跟人口结构变化成正相关的。这个条件成立才能继续讨论。从后面可以看出它们是有很强相关性的，两者是同向变化的，尽管并不完全同步的，因为选民跟人口之间还有一定差别，比如说有投票率、投票权的差异。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假定选民政党认同要长期保证稳定，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强调这一点的话，就分不清选民群体的政党认同究竟是哪些因素引起的，有可能是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他们自身偏好就变了。当然并不是说偏好完全不变，有时候也会变，后面会涉及。

总的结论：第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变化能很好地解释政党政治的走向;第二个是它并不完全解释这个变化，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而且政党可以通过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第三个是更具体的结论，从长远看，结构变化对民主党非常有利，但是短期来看两党还是能势均力敌。

(一)人口结构的总的变化趋势

(1)总增长率的变化。总增长率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政党政治，它主要是对经济或者对国力的影响更明显一些，它对政治变化可能是间接的。美国人口增长率现在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2020年只有0.35，可能是有疫情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是长期下降的趋势。这跟世界各国的趋势是相似的，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率就逐渐下降。2010年~2020年这十年美国人口增速是历史上第二慢的十年，仅次于大萧条时期，这十年只增加了7.4%的人口。增长来源一是自然增长，就是本土居民生育的;另外一个是移民。这两方面一个占百分之四十几，一个占百分之六十左右。长远来看，移民增长会超过自然增长，右边的图是过去几十年净移民和自然增长的两者对比，还是自然增长多一些，但是未来就不一定。这是人口普查局对2060年美国人口增长的预测，不一定非常准，但可以发现美国人口将持续缓慢的增长，不会停滞也不会衰退，而且移民会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个图说到2060年的时候，美国人口将会增加7900万，这里面有4600万是净移民，大部分是移民贡献的。再对比一下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从自然增长方面，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还是比较好的，相对东欧，南欧或者相对东亚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可能还包括中国，中国2020的总和生育率是1.3。正常来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实现人口的正常更替。其实大多国家都是在2.1下，美国是1.64，算比较高。年龄方面，总的趋势是美国越来越老龄化，这个趋势是非常快的，大概到2030年65岁的人以上的人口要超过18岁以下的人口了。总体来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老龄化是比较慢的，因为它的生育率要高一些，另外移民也比较多，所以它的人口增长形势还是相对乐观的。左边是它的老龄化趋势。美国是橙色的线，它相对于巴西、中国、日本和韩国都要平缓一些。美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到2060年之后才会出现一个往下走的趋势，但中国或印度可能在2030年或者2050年之前就会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尼日利亚一个独特的国家，它人口非常年轻，会持续增长。

(2)各族裔的相对增长率的变化。1980年~2020年，白人的比例下降非常快。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美国人口普查对族裔或种族的区分，可能跟常识不太一样。这里白人是指非西班牙裔或非拉美裔的白人。从种族上讲他们其实都是白人，但是从族裔上讲他们是分开的。这里的白人主要包括欧洲裔和中东裔的白人。1980年它的比例是80%，但是到2020年降到58%，下降速度非常快。上升最快的是拉美裔，从7%上升到19%。白人在最近十年下降幅度非常大。过去十年是美国历史上白人人口规模唯一下降的十年，而且减少了500万，人口比例从63.7%下降到57.8%。当然这里除了老龄化导致的人口减少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统计上。这里讲的白人是指在人口普查表上唯一勾选“白人”选项的，但有些人既选了白人又选了其他族裔，后者就不算在白人里面。即使排除统计因素，白人也是出现负增长，不同世代里面的白人比例，越年轻的世代白人比例越低在2012年之后出生的婴儿里面白人比例是不到一半。现在各方面预测都是到2045年左右，白人比例要降到一半以下。我们可以看不同的世代，最老的世代大概是30年代出生的，里面基本上是77.7%都是白人，然后最新的一代2012年之后的只有49.6%。

(3)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地理分布对美国政治影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选举是基于地理的，包括国会和总统选举。总统选举是选举人团制，要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国会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院都是基于地理。在过去十年，不同区域的人口增长率是非常不同的。南部是增长最快的，大概是10.2%，其次西部是9.02%。中西部是最慢的，只有3.1。东北部也比较慢，只有4.1%。总的来说不同区域里人口相对增长是非常不同的。最惨的是西弗吉尼亚州，十年净减少了3.2%的人口。

各族裔的地理分布。两个因素加起来对政治影响就更直接了。拉美裔聚集在南方边境，包括佛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加州、新墨西哥。他们包括非裔更多的是聚集在大城市里面。白人基本上是聚集在中西部和大平原北部，然后沿岸各州的内陆地区。现在白人比例最高的州还是东北部和中西部那些。过去两次大选里面的比较关键的几个州，像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尼法利亚，白人比例都在75~80%左右。白人比例不到一半的州已经有五个了，有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德萨斯，还有一个加州，它们是美国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州，加州白人比例是37%，德州是42%。

地理分布上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城乡差异。总体趋势是美国农村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郊区和城市人口增加。美国的农村人口比例是比较小的，1970年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现在只剩下14%，而且还是在持续减少。外来移民基本上是迁往城市，农村基本上没有移民，老龄化也严重，所以人口愈发下降。绝大多数大城市基本上都以少数族裔为主，白人比例是非常低的。

(4)关于移民。1965年移民法通过之后，移民是持续增长的。最近几年因为特朗普上台有所下降，但每年还是有几十到上百万移民。现在美国外来人口已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大概是14%左右，有四千多万，导致美国现反移民情绪强烈。如果移民政策不变的话，移民还会持续增长。美国移民水平在发达国家并不是非常高的。相对加拿大，更不用说中东那些国家了，美国的移民水平不是最高。但它的反移民情绪却非常高涨，这个可能与它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有关。移民的地理分布，他们主要集中在是大城市还有边境各州。最后关于不同移民规模的长期影响，主要是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的人口增长可能衰退，移民对族裔结构也有很大的影响。

(5)受教育程度。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升非常快，现在有大学或者大学以上教育的已经达到37.5%了，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中国可能不到10%。另外，各族裔的教育水平差异相当大。最高是亚裔，其次是白人，非裔和拉美的都偏低。

(二)人口结构对选民结构及其政党倾向的影响

这里强调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选民结构跟人口结构是高度正相关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推论，下面还会再详细谈到。

这里主要谈谈第二个条件，选民政党认同长期保持稳定。之所以强调这个条件，是要保证政党政治的变化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其实这个条件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早已经证明是成立的。虽然选民的政党认同是长期保持稳定的，但并不是说各群体的政党认同是完全不变的。仅仅人口结构变化，就会引起各群体的政党认同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政党会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和策略，这样它们能吸引新的选民，这就导致某些选民会改变他们的政党认同。这里面既有推力也有拉力。推力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会迫使政党调整政策，拉力是指有的政党可能主动调整政策来吸引某些选民。历史上都有很多案例。另一个方面，人口结构中的世代更替，就会导致某些群体中年轻一代跟老一代有不同的政党认同，进而导致整体上发生变化。这种转变通常能持续很多年，有的重大的事件可能会加速转变，例如大萧条，它使很多非裔或者黑人从共和党转变成民主党。他们在内战之后八十年里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因为大萧条转向民主党。另外一个案例是里根以来白人工人阶级的政党认同从民主党转移到共和党。

关于选民结构和政党认同的变化趋势。我这里主要强调这些变化是人口结构引起的。可以看到选民整体里的族裔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趋势基本上跟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样的，尽管不完全同步。白人在总人口里面只占58%，但是他们在选民里面还能占到71.2%。原因我觉得跟他们投票率、投票权有关。变化最慢的是拉美裔选民，其人口规模占到总人口的19%，但只占选民的10%，其选民比例增长是远远人口比例落后的。非裔基本上保持不变的。亚裔增长很快，但是它的规模比较小。

不同族裔选民的政党认同变化。总趋势是民主党内部少数族裔越来越多，然后共和党还是以白人为主。少数族裔选民越来越支持民主党，在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一个趋势。

选民年龄的构成也跟人口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老龄选民的比重越来越大，年轻选民比例越来越小。然后他们的政党认同是年轻选民越来越支持民主党，老年选民越来支持共和党，这是年龄方面的一个差异。世代方面的差异。更年轻的世代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但越老的世代，他们越偏向共和党。

选民地理上的分布。由于少数族裔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里，所以城市基本上是支持民主党的，然后共和党选民分散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这部分区域更偏向于共和党。选民的城乡差异是越来越大。可以看出城市里支持民主党越来越多。郊区依然是两个党激烈争夺的区域，农村则越来越往共和党转向。

选民的教育结构。选民的教育结构趋势是跟人口结构的趋势也是一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然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选民的比例已经很低，只有30%左右了。另外，不同教育程度的选民的政党认同的偏好也有差异。学历越高的选民越偏向于民主党，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趋势。

关于白人内部的政党认同分歧。白人内部分歧现在主要是由教育水平来决定的。过去60年里面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越来越支持民主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越来越支持共和党。所以对白人来说，受教育程度可能是决定他们政党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对少数族裔选民来说，族裔仍然是决定了其政党认同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非裔选民，教育对非裔的政党认同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教育程度对拉美裔的政党认同的影响要强一些。

关于白人蓝领选民。这在2016年以来讨论非常多。这里有三个概念，一个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二是白人蓝领选民，三是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这三个概念一直在混用。定义美国的工人阶级一直是非常困难。研究者好像都是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来定义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这样定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很大程度是文化定义的，而不是经济因素定义的。二是因为选民调查通常会询问受教育程度，所以更容易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这个群体。我这里也是从教育程度来定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新政时期是民主党的一个基本盘，但里根以来不断转向共和党，在奥巴马时期出现加速，因为奥巴马当选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民主党是一个少数族裔为主的政党，而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信号，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原来的政党认同跟实际情况不符了，所以他们出现一个加速转变。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白人工人阶级政治转向。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种族文化焦虑，而不是经济困境。经济困境可能只对少部分起作用，但族文化焦虑是主要因素。这方面有很多研究已经发表了。白人工人阶级在种族文化议题上面跟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是非常相似的。民主党或者能暂时的用经济利益来挽回部分白让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但该群体未来会更彻底的转向共和党。拜登在2020年可能帮民主党挽回了其中部分人的支持，但这个群体将来还是会转到共产党那边去。右边图是这个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可以看出，在里根时期他们对共和党的支持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了，后来不停变动，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往上走的，在特朗普时期已经到62%了。

对第二部分的总结。总的来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选民结构或政党倾向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对哪个党有利?

族裔增长方面，短期内对两党各有利弊，因为老年选民越来越支持共和党，年轻选民越来越支持民主党，但长期来看，对民主党更有利。

地理分布。这个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长远来看，对民主党更有利。但共和党享有一个制度上的优势。美国选举大多是基于地理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在大城市里，这导致它在地理代表性上是比不上共和党的，共和党可以利用这个优势获得明显超过它人数比例的席位。

总的来说，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两党都是从人口结构变化里面获益，但民主党获益更多，共和党则面临一个人口上的结构性困境。这导致1992年以来的8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赢得了7次多数普选票，只有2004年那次没有赢得多数普选票。但共和党享有显著的制度性优势，选举人团和国会选区划分对它很有利。所以导致两党至今长期处于非常极化的状态。

(三)用2016年和2020年的大选结果作为案例来证明前面的观点

这里先总结一下人口结构变化与大选结果之间的关系。(1)人口结构变化是决定美国大选结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不是完全决定性因素。(2)这个是互动的关系。政党及其候选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调整政策和策略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压力，虽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时积极有时被动。例如，约翰逊签署《1964年选举法》时就感叹，不知道民主党未来命运会怎么样，因为他签了这个法案，就意味着南部保守白人会离开民主党，尽管民主党同时能收获很多非裔选票。另一个积极调整的例子是，特朗普通过积极调整政策来吸引新的选民。2016年时，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选民的政党认同转变。当时共和党有初选17个候选人，他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大胆做出策略调整的候选人，其他人基本延续2012年之后共和党的传统政策。希拉里在2016年没有积极的去调整策略，而是被动的等待民主党的人口红利，她的失败跟这有很大关系。

这里是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的选民结构。这个结构基本上跟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变化是一致的。拜登选民里的白人只占61%，这低于总选民里白人的比例，后者是70%左右。特朗普的选民里大部分还是白人，达到85%，少族裔是非常少的。白人里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教育受过大学教育的，另一部分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

人口结构对这两次大选的影响可以归结于两党都在争夺三大选民群体：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少数族裔选民。同时由于选举人团的存在，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这三大选民在全国范围内或者总体选民里面的比例变化，而是他们在各关键州的边际变化。这三个群体在关键州的微小变动，就可能严重影响大选结构。

人口结构也决定哪些州成为关键州。2016年和2020年的关键州，一个是位于中西部的宾尼法利亚、密歇根、威斯康星;另外一个就是位于阳光地带的内华达、亚历桑那、佐治亚等，还包括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右边是2004年的关键州地图，当时跟现在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当时像田纳西、西弗吉尼亚、密苏里、俄亥俄这些州，现在虽然都是非常保守的红州，但当时还是关键州。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他们已经完全从摇摆州变成红州了。

具体看一下拜登在这三个州的一个选民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在中西部铁锈地带还是南部阳光地带，拜登相对于希拉里在少数族裔选民中的支持率都是有所下降的，但拜登的成功之处就是他挽回了部分白人的选票。一是郊区白人，这部分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增长很多。同时是挽回了部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白人的选票。所以拜登在白人选民中的表现比希拉里要好的多。

特朗普有一个很大的进展。他少数族裔选民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内华达。这可能是一个新趋势。民主党在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中的损失相当大。拉美裔对民主党支持减少最多是古巴裔。古巴裔传统上支持共和党，而墨西哥裔或者其他拉美裔选民大多支持民主党的。所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少数族裔选民并不是一个整体。它内部的政党偏好是很不同的，但民主党往往把它视为一个整体，并把少数族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的。2016年和2020年大选证明这个支持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另外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民主党内部的少数族裔选民相对于该党主流是相对保守，相对于该党内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就更保守了。民主党内大概只有10%会自称是保守派，但非裔选民可能有40%会自称是保守派。年龄世代也一个原因。第一代移民多偏向于支持民主党，但第二代移民可能就没那么支持民主党了。很多拉美裔移民后代觉得自己已经是白人了，所以这部分人可能就更支持共和党。

民主党未来要想在大选中翻转阳光地带并不很容易，特别是在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前几年民主党都很乐观地想把这两个翻过来，但现在看来是比较困难的。另外一个是内华达州，由于拉美裔对民主党支持度下降，可能在下次大选中，民主党的优先任务是守住内华达，而不去翻转得克萨斯或者佛罗里达。

在这两次大选中，两党在人口结构上的表现跟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少数族裔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是越来越支持共和党，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越来越支持民主党。特朗普没能打破共和党的人口结构困境，尽管他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来吸引新选民。

另外出现两个新现象。一个是族裔的去极化，就是说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支持度在下降，对共和党的支持度在上升。这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还有待观察。另一个是因为特朗普的冲击，教育程度在决定白人选民的政党认同中的作用是明显增强了。这两个现象是有内在联系的，可能主要由于民主党内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增多导致了少数族裔对它的支持下降，因为这两个群体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

最后总结一下人口结构变化与政党政治发展的关系。(1)人口结构变化会改变政党的选民基础、意识形态、选举结果、政策，从而塑造新的政党格局。(2)政党及其候选人通过主动的策略调整来吸引或放弃某些选民群体的支持，通过对这些得失的计算和对它们在关键州的配置，来尽可能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3)这是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这种相互关系意味着，尽管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个政党更有利，但任何政党都很难只依靠有利的人口结构来获得长期的多数地位，因为反对党总是在寻找反击的手段和获胜的策略。美国的政党大体上符合最小化获胜法则。按照这个法则，政党的策略调整是相当灵活的。如果遭遇一两次失败，政党就会调整策略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压力。(4)并非每个党都能及时、灵活、成功地调整策略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有些政党在某些时期可能变得非常僵化。例如1810年代联邦党的消亡、1850年代辉格党的瓦解、内战后民主党退化为南部地区党。现在的共和党内部有一些非常保守的白人，反对调整策略来吸引少数族裔选民。由于这部份人反对，使得共和党的策略调整变得很困难。

人口结构变化具体政策的影响更间接一些，有很多是通过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来进而影响它们的具体政策。这方面有很多案例，例如社会福利政策、贸易和产业政策、移民政策，都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动，这里就不展开了。

另外一个影响是关于国会的席位分配。这个很明显。选区划分变动通常是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例如，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就导致南部州增加了席位，中西部州减少了席位。这总体上是对共和党更有利。

(四)简单预测人口结构变化对未来美国政治走向和白人身份政治的影响

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因素很多，但这个研究涉及的是人口结构变化，所以这里就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由于它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而已，所以下面的预判可能很不准确。

历史上有很多通过人口结构来预测政治走向的书。一个是1968年出版的《正在出现的共和党多数》，另一个是2002年出版的《正在出现的民主党多数》。前者建议共和党用种族矛盾来离间南部白人跟民主党的关系，并尽力吸引郊区白人和白人蓝领，将共和党的基本盘从东北部和中西部转向西部和南部。这个预测跟后来三四十年的走向是非常接近的。后者在2002年建议民主党人利用美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机会，秉持“进步中间主义”的政策立场，持续在专业人士、职业女性、少数族裔中分别获得10个、20个和75个百分点的选票优势，并保持半数的白人工人阶级选票。这个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准确的。

下面引用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对未来两党格局的一个预测。这个报告认为，长远看人口结构变化(少数族裔增多、受教育程度提升、世代更替)对民主党很有利，对共和党很不利。根据这个报告，2016年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占总选民的46%，到 2036年会降到34%。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对共和党非常不利。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2016年占23%，到2036年可能占25%。这对民主党就比较有利。少数族裔增长非常快，对民主党非常有利。年龄变化也是如此。

这个报告的一个预测结果。如果主要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民主党可能在2030年后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普选票可能领先10个百分点，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可能领先15个百分点。这个优势是非常巨大的。根据对选举人票的预测，在2030年之后的选举中，民主党能拿下中西部和阳光地带的大多数州。虽然中西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是在往共和党转变，但少数族裔和年轻人的增长是很快，最后导致民主党会占很大的优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 2030年之后民主党能拿下四百多张选举人票。这种长期预测我觉得可能不那么准确。

短期内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前面也强调了共和党享有制度性优势，所以两党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僵局的状态，未来可能一次或两次总统大选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局。就是说任何政党都是没法获得一个稳固的多数。可能这届是民主党的，下一届就可能是共和党的，国会和总统很可能也是分裂的。

共和党的人口困境，主要在于它的基本盘很难扩展，它太过于依赖保守白人。特朗普的路线并不是一个解决困境的有效方式。这个路线在2024年或许还能用，更长远就非常困难了。现在共和党有点像内战之后的民主党，基本上只能固守这个基本盘，很难扩展。但共和党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僵化。最近的弗吉尼亚州选举，共和党候选人成功调整了策略，他既不疏远特朗普的基本盘，同时又吸引了郊区的中间选民。可以看出共和党能够较灵活地调整策略，并不像内战之后民主党几十年就只能躲在南部，没法扩展到全国。

民主党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内部冲突非常激烈，部落化非常严重。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少数族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之间。这两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可以说后者涌进民主党导致把前者挤出民主党。后者增多可能推动民主党左转太快，这样就拉大了内部分裂。

最后是我对2024大选的看法。这个就不是预测了，因为从结构方面来预测具体的事件是非常困难的。类比一下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沃尔兹也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崩溃和两极格局的结束。他说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所以只能从大的方面来看变化，而很难预测具体的政策或事件的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来预测也是如此。人口结构变化只是一个宏观因素，而影响政治的因素实在太多。

总的来说，2024年大选，两党争夺的关键州应该还是在铁锈地带和阳光地带。对民主党来说，2024大选结果取决于是更快地丢失铁锈地带还是更快地翻转阳光地带。对其最坏的结果是既丢掉铁锈地带，又未能翻转阳光地带，可能原因包括：铁锈地带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可能加速转向共和党;阳光地带的拉美裔选民可能继续转向共和党，特别是内华达、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州;郊区白人选民可能部分重回共和党

最后简单谈一下最近几年很受关注的白人身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这里所说的白人身份指的是美国的许多白人对其种族群体的心理依恋。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现象，几乎每个人都对特定的群体有心理依恋。同时白人身份也能带来很多特权，显性和隐性都有，白人身份在人身安全、福利、住房、教育、社会地位、心理优越感等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身份对某些白人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美国白人都有这种身份意识。当然不能说白人身份等同于种族主义，因为很多人认同白人身份并不是等同于歧视其他种族。做这样一个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口结构变化，近来白人身份是越来越凸显。在六七十年代白人身份就没这么重要，因为当时白人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身份。但最近由于人口比例下降，使得白人的身份焦虑越来越严重，就开始跟少数族裔的身份相抗衡了。

白人身份未来怎么走?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有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以及大多数美国白人都对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是持中性的态度，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只是在比较保守的或比较年老的白人里负面态度较强，觉得这是个坏事。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或很坏的事。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对少数族裔人口的上升其实也是持一个中性的态度，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个事越持积极态度。所以，如果这个民调是准确的，如果趋势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美国从白人主导过渡到白人占少数，可能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动荡，至少不会像特朗普宣扬的那么激烈。

“多数之后”。我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联想到白人“多数之后”这个词汇。基欧汉认为美国建立的国际制度在其霸权衰落后还能得到维持。按照这种类比，白人人口变成少数之后，他们建立的制度和文化可能也会维持很久。短期内，我认为身份政治的斗争还会继续强化，而且可能会变得相当激烈，但应该不大可能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或者内战。

随着白人地位越来越下降，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人身份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近期的一个调整改变白人的种族内涵，也就是把部分拉美裔纳入白人范畴。这样的话，会使白人觉得自己的种族还没有下降的那么快。其实拉美裔内部很多人觉得他们就是白人，只是人口普查的时候或者媒体上非要把他们当作是拉美裔。第二个办法就是把白人从一个种族概念变成一个文化概念。即使白人人口不到一半，其文化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美国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附带的很多东西还会持续存在。第三个可能借鉴其他的种族模式。北美的另外两个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种族模式跟美国就有很大差异。加拿大的移民非常多，每年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三十多万，占其总人口的1%左右，而美国大概只有0.3%。美国的反移民情绪非常强烈，加拿大却没有那么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加拿大总体来说更多元一些。美国会不会向加拿大那个方向转变，是可以探讨的。墨西哥的种族关系跟美国也是非常不同，那里并没有一个主导性的种族，而是把各个种族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宇宙种族概念。这跟美国非常不同。美国现在基本还是白人主导的。美国将来会不会像墨西哥那样，也是可以探讨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欢迎各位专家多多指教，也欢迎在线的各位同仁发表高见，谢谢。

来源时间：2022/1/8   发布时间：2022/1/7

旧文章ID：26885

作者：  来源：Politicall理论志

编者按：

花言巧语的政治言论、扭曲事实的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暴力，极端主义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健康状况敲响了警钟。谁该为其承担责任?

学人简介：

Joseph E. Uscinski，迈阿密大学，政治系

Adam M. Enders，路易斯维尔大学，政治系

文献来源：

Uscinski, J. E., Enders, A. M., Seelig, M. I., Klofstad, C. A., Funchion, J. R., Everett, C., … & Murthi, M. N. (2021). American politics in two dimensions: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identities versus anti‐establishment orient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5(4), 877-895.

摘要

当代政治的弊病特别是的大众行为层面(如，群体外的攻击性、阴谋论)经常被归因于日益增长的两极化和党派部落主义。本文的理论是，许多类似问题与其说是左倾右倾的产物，不如说是由阴谋论、民粹主义和摩尼教取向主导的 "反建制 (anti-establishment)"维度的观点。本文使用2019年和2020年的两项美国全国性调查，作者发现“反建制”的观点与一些反社会的心理、对政治暴力的接纳以及阅读极端主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长相关。它还与对民粹主义候选人的态度有关，如特朗普和桑德斯，以及对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想法有关。虽然许多人认为政治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但很多人也认为政治是 ”人民“和腐败的“机构”之间的斗争。作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将传统的大众舆论概念与左右身份和情感倾向区别开迫在眉睫。

美国政治中的反建制倾向

近几年，美国政治学者开始围绕非左即右的取向研究错误信息对大众的吸引，如阴谋主义、民粹主义和摩尼教思维。这三种取向都有反建制的特征，如，阴谋论和民粹主义都对精英嗤之以鼻，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摩尼教让“善”的群众与“恶”精英互相斗争(Muller 2017)。具体而言就是精英的动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以及“机构”与“人民”的构成是完全不相关的。相反将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是对既定政治制度的对立。学界认为，反建制取向是不同于左-右取向。Lane(1962)和Campbell(1960)都用这种取向来描述不符合大众舆论单维、左-右取向的意见。本文认为，目前的分析大众意见的模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反建制维度。虽然它只是偶尔被大规模激活，但却足以扰乱政治文化生活，也会滋生人民对机构的不信任。

一个概念性模型

 

图1所示是的大众舆论空间概念模型，水平维度为左-右取向(包括党派、意识形态、以及左右政治对象情感取向)，纵向维度是反建制取向。这两个维度是正交(无相关性的几何表现)。本文的理论是，战略精英并不只是激活反建制取向，他们可以利用煽动性的言辞将反建制的维度拉向他们的左右连续体的一端，并将这些对立情绪糅合。左-右派(或两者)的政治家都可以进行这种拉动，为了便于解释，图1 描述了顺时针方向的右派运动。

这个过程类似于精英沟通过程的标准形式。例如，由于不断变化的政党联盟和随后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曾经与左-右关系(left-right concerns)正交的问题(Zaller 1992) 可以折叠到一个常规的左-右维度(left-right dimension)上(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 2016)。同样，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涉及到政党竞争，这些问题在几何上被概念化为不同维度。(Enelow & Hinich 1984),并展示了党派在这些问题上能力(Petrocik 1996)。作者们的模型尽管并不复杂，但很难进行全面的检验(如横断面观测cross-sectional observation)。虽然本文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存在一个与左右维度正交的意见维度，但现有证据表明，政治家有能力将这个维度“拉”进他们的联盟，但只是暗示性的(suggestive)。

研究一：衡量反建制因素

 

图2显示了反建制和左右维度的预测因子分数的分布，重新调整后的范围为0到1。鉴于党派身份的双峰性质，以及对两个主要政党的感情在党派和意识形态身份条件下的严重倾斜分布，左-右取向是双峰的。很少有受访者表现出最极端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沿连续体的左侧排列，而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则在右侧，中间的纯独立派和温和派较少。

然而，反建制的取向是单模态的，而且相当对称;当涉及到阴谋论、民粹主义和摩尼教时，大多数人表现出中等水平的观点，尽管有不可忽视的比例的受访者占据了极端的位置。虽然最担心那些表现出强烈反建制情绪的人似乎很直观，但在这个维度上定位很低也可能被证明是规范性的问题;这些人可能不加批这些人可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官方信息，相信政治家正在完美地管理国家，并且没有看到存在的腐败和滥用(Wood 2016)。反建制倾向与每个标准变量之间的关系比与左-右倾向之间的关系更强。那些反建制维度高的人更有可能相信 "百分之一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经济，相信政府内部有一个 "深层国家"，不认同关于世界的传统观点，并相信主流媒体是 "故意 "误导我们。

 

反建制的取向与每一种心理倾向都有正向显著关联，其中只有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政治左派的认同有非常弱的关联。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表现出黑暗三合一的特征才能拥有强烈的反建制观点，相对来说，很少有受访者能达到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的最高水平。作者们强调，这些人格特质只是反建制情绪的潜在成分中的一小部分，包括对既定政治秩序的合理不满。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强烈的反建制态度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而这些人格特征往往被归因于左/右极端分子。 最后作者们对社交平台使用程度对反建制的影响做了分析，发现平台的使用和反建制的取向或左-右取向无关。尽管美国主流社交媒体被指责为政治毒瘤，但是社交平台的使用与反建制观点没有任何关联。

研究二：反建制的潜在后果

加法(additive)和互动(interactive)的发现为本文的概念模型提供了暗示性的支持。采用反建制言论的候选人，无论是通过阴谋论还是民粹主义的呼吁，可能能够激活人们的反建制取向，并将其与政治选择(如投票)联系起来，有效地将曾经正交的反建制维度拉向他们的左-右维度的一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涉及到突出的党派总统候选人时，反建制的取向可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左右的取向。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新的框架来评估政治对象，从而减少左-右考虑的影响。

总结

无论是关于大众舆论的反建制维度的理论，还是经验模式，都不能免除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Mason 2018b)。事实上，本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当代政治的弊病是如何由反建制倾向和左-右取向共同产生的。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对政治态度和取向的潜在根源感兴趣，而不是单纯的分类(如 "左 "和 "右")。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代政治冲突，需要用更多的非党派/意识形态的意见维度来增加大众意见的单维度，特别是那些产生于对政治机构的对抗性倾向的意见。

编译 | 落落

来源时间：2022/1/8   发布时间：2022/1/7

旧文章ID：26884